一．
我年轻时是一个缺乏历史感的人，即使有历史观念也是教科书灌输的，因此对现实社会的人事与过去未来的关系非常糊涂。这种状态极容易受存在即合理一类说辞的诱惑，也容易在现实中那些滥人或历史的罪人、未来的罪人们面前势利一时。因为文明中国、文化中国在现实的进程中，最容易被政治中国或经济中国劫持，子民心理或我说的类人孩们，容易对历史上的官吏、商贾吐唾沫而对现实中的官商低头，容易向历史上的诗人、知识分子们致敬而嘲笑现实中的知识分子们。总之，一个现代成年公民的历史感，在中国，需要曲折的过程才能获得。
我读过包遵信先生主持的《走向未来》丛书，只是觉得我读它们是理所当然之事，一点儿也没意识到它的意义，更没有记住包先生的名字。八九前后虽然听闻过包先生，但并没有留下印象。我第一次见包先生是在1997年，一个后八九时代的年轻人领着我到包先生家去。包先生住在塔院，我的一帮在中纪委工作的朋友也住塔院，因此记得很清楚。谈话也主要是这个比我还有六四悲情的年轻朋友跟包先生的问答；怀着希望和仰望的朋友出了门似乎叹了一口气，我对谈话云里雾里，没有什么感觉。过了四五年，有机会跟电影学院的人一起聊天，中间有人说包遵信就住在北边的塔院，还没听到更多的信息，就有一个名士气派却明显活得压抑的中年人激动地控诉知识分子们的毛病：名利心重、自私、真理在握的自大，谈话时甚至也涉及到包先生，似乎他们一起开过会，结论一句话，这拔儿人包括包先生不行，他们应对夭折的中国进步运动负责。名士控诉完，大家很是冷场。我也明白过来，包先生是一个历史人物。
到了2003年的时候，我应邀去周忠陵的饭馆吃饭，遇到了包先生，他的精神很好。他说话很快，中气十足，不过安徽话听着有些吃力。我没提六年前去他家的事，只是聊起北大中文系，他是我的学兄，我叫他包老师。他好像没有说什么，以喝酒为主，我也陪他喝了不少。分手时我们两个无业人互留电话，他撕下一小条，竖着写自己的名字和电话。
再见到包老师，就是他住院出来以后的事了。他完全变了一个人，烟酒不能沾了。说话语速还可以，但已经明显衰弱了。更让人揪心的是走路，虽然仍有节奏，但步子小而慢，颤颤巍巍地似乎随时就会跌倒。他完全从历史风云人物、朋友中的重要角色变成了一个旁观者。叶芝有诗：一个老人不过是一件废物/一件破衣挂在木杖上/除非/灵魂拍掌而歌/愈歌愈楚。我们跟他都无更多话说，只是从后生晚辈的角度关心关心他的身体。真正把他当回事儿的倒是当局，他仍为当局忌惮，视为大敌。有一年，大概是2005年，美国人的总统来北京顺道做客一天，北京安排了很多节目，让他骑自行车，让他去教堂；其中一项就是提前把不待见的人看住。我到红螺寺附近住了三天，后来才听说，包老师也被提前送到红螺寺一带。
我跟包老师聚会的饭局其实并不多，细算下来，一年也就一两次。不过，有一次我看到了他的毛笔字，很是喜欢，我劝他在家写字自娱，或为我们写点儿字。他笑而不答。我喜欢看包老师的笑，那完全是纯真的、孩子式的笑容。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经过岁月的风霜仍那样纯粹，实在是很美的风景。
二．
跟包老师的交往也就这样。我知道他跟周忠陵关系不错，经常去忠忠那儿吃饭。有时候忠忠打电话给我，说包老师在这儿，包老师想你了，你还不过来。我以为是忠忠的玩笑，不当一回事。有时听命，有时就推掉。一次包老师要过忠忠的电话，强要我过去，他也没别的话，只说，世存，你过来，你快过来；这样重复三四次，我也强推，他就不再勉强了。一次我二话没说，就跑去忠忠的饭馆，只看到包老师和忠忠两三人闲坐，包老师笑眯眯地看着我，也没更多的话说，于是几人吃饭，我喝酒，包老师吃菜。饭后散去。那时的包老师已经馋得不行，身体好了一些，有时候大家允许他喝一小杯酒或抽一支烟过瘾。
到了今年，见面多了。八月底，忠忠的新店开业，事前请包老师为他写字，请我作陪。我看了包老师现场挥毫，没想到他的笔力仍遒劲得很。写了几张，他不满意，要忠忠再去买纸笔，他下次写。我也就趁机求字，我说我给胡平的六十大寿集了龚自珍的诗，您得写吧。他让我把诗写下来给他。两人再吃饭时话就从胡平说到了他以前的一些故事，说他的字还是在私塾里打下的底子，在北大时还写过。又说起顾颉刚、侯外庐等前辈对他的关怀，我就说，有人说侯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里最有异端气质的。包老师大感兴趣，说是谁说的，帮他打听一下。
我回家查了一下，是应奇先生的话。应奇评侯外庐《韧的追求》一书说：由关注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而得识侯外庐，侯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最具异端气质的一位，他的回忆录既具温暖的情怀，又有智性的愉悦，当然还有历史的沉重。虽然“通三统”说近乎痴人说梦，但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仍属必要，而侯是其中少不了的一环。应的评价是很平实的。第二天，包老师打电话给我，这是他唯一一次从家里给我打电话，他请我查一下作者，能否联系见一下。我说应奇先生不在北京，他说打听一下电话吧，我答应了。
一周后，忠忠的新饭馆开业，我去吃饭，包老师也在，他一看我就说给我的字写好了，让忠忠赶紧去把字拿出来让我看。“不是逢人苦誉君，文字缘同骨肉深；声闻闭眼三千劫，壮岁曾为九牧箴。余世存为胡平六十秩集龚自珍句贺包遵信书。”字写得端庄、柔和而凝重，跟那种纯粹的老人枯笔完全是另一境界，真是不错。我们随后又聊起应奇，我说据我了解，这是一个跟我同龄的学者，学问做得很扎实。包老师更有兴趣，说你一定要问清他的联系方式。我答应了。
我回家先跟胡平联系，告诉胡平包老师问候他的事，并说包老师身体在恢复。胡平很高兴，告诉我说“人家说他是包公的后代呢”。但我跟南京等地的朋友联系，希望能找到应奇，但一时没联系上，我也就放下来了。
很快就听说包老师住院的消息，忠忠约我去医院看望。约好了时间我们又都没去，心里很是歉然。听到包老师出院回家了又欣慰，以为很快能见到他。十月金秋还没过完，忠忠和刘晓波两人先后打电话，告诉我包老师又住院了，这次情况很突然，也很严重。
三．
记得是10月27日。周六的大晴天，一大早，我就跟太太出门，到北京郊区去玩。十点多时手机响，一看是派出所警察王贵福的电话，车上吵，接电话不方便，就没有接电话。但心情也就破坏了。一整天我就想着此事：国家最近没啥事儿啊，两千人开会的十七大不是在80多万人的保护下顺利圆满地结束了吗，我最近也没做啥事儿啊，他们找我做什么呢。但晚上回到家也就把此事忘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看手机，才发现在派出所打电话之前，朝阳分局也给我打过电话。我看着手机发呆，就听到有人敲门。跟太太说了一句，派出所的；我推门，果然是王贵福。王要进门，我说我们在外面谈。就在楼梯间谈话。山东人王贵福很不好意思，看着我，伸出手，余老师，跟你握个手。我伸出手，什么事啊。他说，你昨天去哪儿了，怎么不接电话。我不说话。王又说，余老师，我这几天累坏了，已经连续加班三个晚上，昨天分局人要我来找你，我没办法。我问什么事。王说，是不是你们什么人去世了。我一惊，包老师，没听说啊。王说，是有这么个人吧，想知道你的态度，他去世了你不会跟着他们去掺和吧。我说，什么叫掺和，包老师是我的老师，换做你的亲友，你会怎么样。王说，不是我的意思，是上面说的希望你不要跟着掺和。我说包老师去世我肯定会表示。王又说了一大堆看过我和我太太的材料，要我好自珍惜的话。
我回屋跟太太说，可能包老师去世了，太太很吃惊，怎么会，不是几次危险都过了吗。我给刘晓波打电话，不通。又问忠忠，知道包老师还在医院里抢救，忠忠还说包老师给我们那次写的字是他的绝笔。我放下电话，心里很不是滋味。
中午跟丁学良先生一起吃饭，丁先生去国多年，谈起国内外学术人物，了若指掌。我们一起聊到了胡平，也聊了他的安徽老乡包遵信，没想到丁先生也知道包先生病重的消息。下午的时候，刘晓波打电话说，不行了，包老师要走了，你得做点贡献，听说你能写毛笔字，你帮忙写点条幅吧。我说，谁说的，真是冤枉人，我根本不会抓毛笔，就小时在村里给自家写春联抓过几次毛笔，现在写估计连文人字都算不上，真写出来岂不笑话。刘晓波强拉差，会不会写毛笔再说，但包老师要走了，你出点力说得过去吧。我只好答应了。晓波要我等他的消息。
到晚上六点，另一朋友发短信：包公刚才驾鹤西去。我吃了一惊。赶紧给晓波等人发短信，晓波回电话证实了这一消息。我就随手在手机上给一些朋友发出短信：2007年10月28日下午六时，包遵信先生启程，回到他永久的故乡。
四．
我的朋友们杂处五方，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我在发短信时还想着，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知道包老师，会不会为我文学式的讣告触动。我在发短信时甚至多次强忍着眼泪。想到包老师近二十年的牢狱和牢狱一般的生活，他完全一个人活在这世上，我就有一种无由的哀恸。
让我吃惊的是，朋友们大多回了我的短信。一个在广西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朋友说：谢谢告知。包先生的丛书启蒙了我们一代人，功泽后世。一个即将出国的朋友说：深感悲痛，我中学时代即看走向未来丛书愿先生在天堂微笑。山东的朋友感慨：中国的良知都归乡了啊！一个企业家回短信：我在中东遥祝他安息愿他抛却人间的遗憾在天国永生！一个日资企业的职员说：感念无量！音乐家说：让我们为他祈祷送行，并愿他一路走好！搞电影的人说：惊闻噩耗不胜唏嘘重建理性有待后生。更多朋友的短信是，“哀悼！”“同缅！”“永恒！”“愿他走好！”
这些信息给了我足够的温暖。一个被封杀监禁十八年的老人撒手尘寰，仍为他的同胞纪念。大多数人并不认识他，却因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受惠于他而感念无已，这种恩惠非名非利、非权非势，而是开智启蒙，是让接触到他的人发现自己是一个人，是坐稳奴隶位置和求做奴隶位置不得的子民发现自己本来是一个人。
当时的我并未深想，我还沉浸在包老师去世的情境中。虽然一度想到那些官员、企业家、学者们去世，会不会有这种自发的、由衷的纪念等问题；但这种比较之心是我警惕的。钟鼎山林，各有其性，每个人写就自己的人生，最终是由人民大众来评判，我也是评判之一人。
野夫兄大才，很快发来挽联：骂贼讨贼满腹幽怨因忧国，编书著书平生功业在启蒙。我也忍不住跟随，转发给晓波的时候，在手机上敲出一联：半生奔走启蒙未竟千秋业，京城囚徒独立已然百世师。野夫兄说正好要回北京，问我有什么事可以帮忙，我心一动，他的书法好，拉他写字吧。
很快晓波整理好名单，拉我的差。我拉野夫的差，请他写条幅、挽联。没想到有很多人要表示，得写一百多花圈的条幅和几十幅挽联。我也不能藏拙，毛笔在手虽然不听使唤，仍一条条地写来。余英时先生、陈奎德先生、李泽厚先生、王元化先生（他称包老师为同志）、戴晴先生（她称包老师为小老包），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就由我们写出，有的挽语挽联也由我们代拟。晓波给我们打下手，看我们写字，跟我们聊天，说起包老师临终前的事，感慨说，老人走得很突然，没有痛苦。有人说，这是积德善终啊。晓波还说，有关方面跟他联系了，同意他出面给包老师办葬礼。我们松了一口气，这样就好，这样就不会有猜忌了，这样才和谐共建共赢。
野夫兄临时有急事，写了一点就走了。剩下我孤单写字，撑到傍晚，终于有人加入，即使如此，仍折腾到晚上九点多才结束。仍有很多遗漏，比如傅国涌先生的挽联内容是很晚才送到的。我们说，可能还得到现场展示书法了。
五．
到十一月二日，包老师送别仪式的前一天。我出门开会，中午的时候王贵福给我打电话，我问什么事，他说没什么，想请我坐一坐。我说改天吧，也没有在意。晚上跟朋友吃饭，九点半才回。到了小区，就见黑暗中两三人向我走来，原来是分局的警察在此等候很久了。
在寒冷的冬夜里，我们在小区谈话近一个小时。分局的同志委婉地建议我不要参加明天的告别式，说事搞大了，我在一个小时的谈话里“嘴都说干了”，最后感觉到荒唐外别无话说，同意明天不去。回家里跟太太说此事很觉得羞耻，为自己，也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他们食言不说；死者为大，生死以礼，这些信仰情怀他们都不要了，我们还能说什么。他们自己丢人，不再做人了，我们还能说什么。
第二天早上，从阳台往下看，一辆警车停在楼门口。他们还是不放心我。四五个警察坐在车里，取着发动机取暖。我们谈话，他们只是执行任务的人。什么时候结束，他们要听上面的。这样我再一次在自己家里坐牢。直到晚上九点左右，警车才离开。
六．
我在前年有机会去一个“少数人俱乐部”演讲，其中谈到自己的心路，说是自己已经放弃了对现实问题的追踪研究，因为自己的个性、兴趣适合读书而已，年轻时关注发展战略、建国方略也只是“历史的误会”。但这样不研究现实问题并非不关心现实，也并非“才人老去例逃禅”，而是文化中国高于政治中国，文化中国同样需要我们去建设，我们不能在别人眼里总是连生老病死之大事都无家教文明礼仪的流氓社会。
这种个人关怀的转向使我几乎失去了对现实的认知。中国现状，外人看不出来，我已经说不出来。在今年春夏之际写作《中国劫》时，我有意无意漏掉了对“存在合理性”的解释。当周围的朋友、当文化人都在津津乐道或感慨无已地谈论房市股市、通报发财故事的时候，我深以自己漏掉的一节解释为羞耻。因此，在为廖亦武获得自由写作奖起草颁奖辞时，我稍微弥补了这一遗憾，我提到了海内外华人分享的历史红利和发展红利。“改革开放的策略，即中共统治集团主导的资源资本化过程，以污染环境和人心、收买精英阶层、压榨社会底层为代价，用所谓杀鸡取卵办法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一波接续一波，至今不绝。中国成为资本原始积累和现代积累完成得最快最戏剧性的国家。当长达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嘎然终结，困扰世界、分裂人类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不共戴天的对峙，被越来越一体化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取代。全球化的产业分工和资金流通的最大障碍陡然消失，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和劳务输出如血液循环畅通无碍，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人类财富在十几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中国是受益最大的国家。在这样巨大的变迁里，中国的统治集团及其接漏油的社会精英们，受益良多，是实实在在的暴富一族。即使以穷酸势利见长的文人，也顺守默从中国的繁荣，并从中多少分享到一份红利。”在为张远山先生的巨著《庄子奥义》写下的读后感里，我再补遗憾：“中国的大舞台上演了很多游戏，或文化革命，或经济致富，或全球通，或互联网，这些朝三暮四的现象，众狙多以为实在，在其中乐不思蜀往而不返。社会学家注意到中国有一个‘不落空阶级’，参军热、出国热、读书热、经商热、参政热，中国舞台的热点游戏他们都参加了，都没拉下空来。更荒唐的还在于，时代的朝三暮四也造就了一大批沉溺其中的猴子。时代的石头砸下来，石头下的中国人几乎没什么差别：此一时全是诗人，彼一时全是老板，此一时全是博士，彼一时全是官员，此一时全是白领，彼一时全是明星、艺术家。”
我在少数人俱乐部的演讲中提到了胡锦涛先生，“如果要我给胡锦涛，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人送几句话，我可能会说，后人看历史是决定的，历史在当下是选择的。”这话到今天仍然成立，只可惜，包遵信先生的小老乡并不懂得历史。用不着三五十年，胡先生将被尘封，而包老师跟文化中国众多的圣贤们一样为大众纪念。虽然，这种比较是我所警惕的。但偶尔看一眼政治中国里的游戏，看见那些政客再无个性人情的厚颜，官员们的表情尚不及十三大时丰富而亲切，就忍不住羞愤：世无英雄，竖子成名。
但我警惕自己比较他们，警惕自己羞耻的愤怒。是的，即使我写过“流氓人种学”，我仍只是在为我看到的官员悲悯，他们的面具皮囊下仍包裹着一颗人心。
七．
文化中国当然应该教训、教化政治中国。在很多时候，这种教育甚至就是一种战斗。
但这是一种没有仇恨的战斗，我在跟包老师的交往中感受到了这一点。无论更了解他的人如何说法，我理解的包老师是一个没有仇恨的人。我从他的微笑中理解，他并不是直到被封杀之后才无仇恨之心的，他一直都是，当年少的他饿一个月去买一套《红楼梦》时，我相信，他热爱生活而非仇恨社会。社会确实不公不义，但这个孤儿的战斗工作是爱，是启蒙。因此，那些蒙昧的心灵，那些花冈岩般的脑袋才会发现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并在人生岁月中感念他。他的启蒙是富有成效的，今天的我就难以像他那样启蒙周围，今天的学者教授们更难以给学生和大众开智启蒙，当然，今天的学者教授们多在嘲笑包老师的启蒙事业。
历史当然会有歧路，比如一些聪明的人会在政治中国里享用一时，会在文化中国里讨巧势利。但才情高蹈的历史学者刘刚论证说，文化中国的公正毋庸置疑，文化中国高于政治中国；历史也绝不给政治中国权宜假借，而会施加永久的审判。那些总以为自己的工作是在为未来服务、最终要进入文化中国、哪怕在文化中国里有一小板凳位置的人是聪明过头了。历史从来不给他们机会，如果他们不关注现实的话。借用雷蒙－阿隆的话，那些带着仇恨进行战斗的人，那些凭借聪明媚俗媚雅的人，那些在圈子或“论坛”展开的斗争中以为寻找到人类命运秘密的人，都只是泡沫而已。
历史当然也有自己的惯性。次法西斯时代的中国还有一段路走下去。我在社会上遇到过不少人，经常看到他们家人亲友在一起的场面，看到其中的一些人，他们的官气挡都挡不住地外溢，他们的面貌体态，他们的身体语言都官味十足，而且我们可以分辨出处级、厅局级、部长级、教授级、乡镇级，就不由让人悲哀。我知道他们会“惟彼作威惟彼作福”下去。我有时想，十年二十年之后，他们弃中共大船如弃一件破衣，他们今天已经“狡兔三窟”地在海外置业置地了，那时他们声讨中共会更有资源，他们声讨中共比今天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中国人还会表情十足。也许到时只有我这样的人才会为作为历史的中共辩护，做中共的吊客了；这样的孤独是注定的。这样的人生也是值得的。一如我在包老师身上看到了人生可堪告慰的东西。是的，他是一个孤儿，最后的十八年仍是寂寞的、孤独的。但这个人默默地看着他身边的人，默默地看着他的同胞，期待他们向善。
这样的人生是值得的。
2007年11月7日写于北京，俄国十月革命九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