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关于梦

在关于这部片子的访谈中，姜文反复强调这是一部关于“梦”的电影，为了制造出梦的效果，他和他的摄制组上了海拔4000米的高度。关于影片的色彩，他说——据说梦是没有颜色时，于是他“观察了自己的梦”，发现自己的梦是有颜色的。但是一个人如何观察自己的梦？或者当一个人观察自己梦的时候，他是否还在继续做梦，而不是面临中断？

关于电影与梦的关系，早已经是一个大白天下的问题。电影本来就是一场梦，人们在其中可以暂时忘却现实，好莱坞被称之为“梦幻工厂”便是。但是这种“梦”从根本上来说是观众的欲望投射，是为了释放观众深层的欲念，而不是导演本人的梦幻。涉及导演本人的梦幻，比如塔尔可夫斯基的《镜子》或者伯格曼的《野草莓》，从来不是停留在梦本身，而是将梦当作进一步探索的对象，是要往里面深入挖掘。因此它仅仅是进入正题的一个引子，一扇门通往更加深邃的精神远方。

问题还不在于《太阳照样升起》是否是一个梦，而在于姜文为什么反反复复说它是一个梦。很可能，那是他自己的一些遗失的梦幻。遗失的梦，当然也是梦。但是还是要区分它们是一些白日梦呢，还是通常所说的一个人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所做的梦？如果是前者，那么，更加准确的表达是：这部电影是姜文的“乡愁”。

关于疯

姜文本人对于这部电影的表白，与影片中周韵扮演的疯妈是同构的。这个不断做出离奇举动的女人，反反复复问儿子：“妈疯吗？”

行为乖张离奇并不一定是“疯子”。比如一个人感觉自己不适应周围环境的改变，或者另外有一些精神上的出路及版图，它们天生地与这个世界相对立，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作为一个持不同梦想者，他所需要的是，在自己所属的那条道路上走得足够地远，足够地深入。既然那是一个如此吸引你的远方，一个值得驻足的迷人世界，那么需要你在其中呆的时间足够地长，有着足够的耐心，也要耐得住寂寞。

怕就怕在自己的道路上走得不够远。刚走几步，就不放心起来，就要看看别人正在干什么，或者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步伐就会变得十分迟疑、摇晃，就会显得是“跳来跳去”的：一会儿是“理想”，一会儿是“现实”；一会儿是“自我”，一会儿是“他人”；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疯狂”；一会儿“天真”，一会儿“世故”；一会儿纯洁高尚，一会儿耍赖耍痞。这部影片就由这两种语言、两套系统所构成，它们不仅互相嘲讽，而且互相打击和制造失败。

妈妈上树了。但是上树又有什么了不起？！难道值得大惊小怪吗？是谁会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惊天动地之处呢？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写过一部小说，叫做《在树上攀援的男爵》，其间描写了一个叫做柯希莫的人，年纪轻轻（才12岁）就上树了：他在树上打猎、钓鱼，在树上谈恋爱，高贵的女友薇莪拉在半空中飞来飞去与他调情做爱，他们发明了一种近似“共和国的道德”（“既严肃同时又很放荡”）；在树上他出席了姐姐的婚礼，写了一部著作，给临终的妈妈叉上一片橘子。他在树上指挥烧炭工人截获海盗的宝藏以及发动了一次抗争。而那位“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拿破仑在征战世界之余，来到意大利的一些地方旅行，拜见了这位“住在树顶上的爱国志士”，拿破仑恳求他“替我挡住太阳”，这位不久的皇帝熟读第欧跟尼这样的经典。

这位男爵不需要吓唬别人，说你们看我跳下去如何如何，像疯妈那样。柯希莫从来不下树，更不跳来跳去，那部叫做《海上钢琴师》的影片里那位弹奏家也永远不准备下船。他们这种人抱定决心，将空中楼阁进行到底。如此创造了另外一套不同于这个世界的王国与秩序，这个才有看头啊。

关于性

“性”在这部影片里，体现为“迷魅”。也就是说，对于性，始终覆盖着那么一层神秘感，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五个长相丑陋、动作整齐的女孩到底在电话中听到了什么，那样一个接一个地大声尖叫起来？露天电影放映时是谁石破天惊，大喊“抓流氓”？后来变得有五个人被摸了屁股，好像这种事情在人群中会自动繁殖一样。

陈冲扮演的林大夫隔着一块白布让人摸屁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手法，他们的面孔始终没有出现。林大夫享受着不知什么人给她的快感，差点笑出声来。而主持这场“搜索”行动的领导也用暗中接头的那种声调说话，好像自己也是一个特务，正在参与这场既见不得人、又众人狂欢的大阴谋。

它们实际上是由许多小阴谋所构成。林大夫当晚并没有去看电影，但是她乐于承认是梁老师摸了她，这样她就可以顺水推舟，说自己与梁老师是有感情的，这样便名正言顺了。通过和利用组织来实现自己的需要，真可谓煞费苦心。

所谓神秘感在于：人们永远不能直接面对某个东西，不能说出它，也不能拥有它，越是捂着便越是兴奋，越是够不着便越想得到。这部很“High”的影片中没有任何性的镜头，有的是对于性的揣摩、想象、向往和饥渴难耐，以及那些隐喻——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这部影片里意味着掀起大腿的挑逗，就像美国电影中的爵士女郎。

这很难解释为表现那个年代的需要。姜文的这部影片从各方面来说都不像是某个时代的复原，反过来说更恰当——他是运用那个时代来传达自己的某种东西。这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呢？

性的控制本质上就是权力控制，来自更高权力的方面为了控制人们，所以需要控制性。在极度控制的情况下，不管通过何种途径超越了控制而体验到性，都是对于权力的一种造反。但是需要区分那种为“造反而造反”，还是“反政治的政治”。对于后者来说，首先是满足性的需要，不幸这种满足的行为本身被染上了政治色彩，这是此前未曾想到的；而对于前者来说，首先是造反，是满足挑衅的需要，其次才是满足性的需要。

而在卷入这种游戏之后，性本身的需要变得减弱，作出那种挑衅的姿态本身变得头号重要了。如果这种挑衅能够惊动更高权威，让他感到受到了某种威胁，便是最大的满足；退而求其次，只要自己有那么一种不曾买帐权威的印象，也就十分满足了。这是对于权力的一种意淫。

这种意淫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纳入了权力的系统与控制之中。因为他实际上没有作出什么，对于性他始终采取的是一种“不及物”的立场，为了不让把柄落在权力手中，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干，在权力面前仍然是一个童子身，是一个好孩子。而通过“不及物”的起义军，权力则进一步获得那种自己是不可动摇的那种印象，没有人能够撼动他的位置。

关于女人

三位美丽的女人周韵、陈冲、孔维在这部影片中扮演的角色，没有一个是体面的。在很大程度上，她们都是释放了男人对于女性的不同想象，满足男人不同的幻想和期待。

很难用死心塌地来形容周韵。为了一个男人将自己永远地封存起来，从此以后没有新的遭遇。她的身体是封闭的，精神是封闭的，甚至连服装、容貌和举止都是封闭的。她被埋葬或者自我埋葬的遭遇，可以用来解释她的破坏欲和攻击欲，当她将自己从世界中剥离出去，从他人与自身中剥离出去，她便可以对这个世界为所欲为。她不是真疯，而是装疯，装疯才可以体现出她丧失自我之后的“个性”。

影片中的陈冲，是一个被情欲支配不能自己的人物。对于男人来说，这是一个不讲条件、随时恭候的女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她，如同妓女。这已经完全不新鲜了——男人会说：“贞节的女人，吾所欲也；妓女，亦吾所欲也。”但即使是妓女，恐怕也喜欢男人与她面对面地交流，，而不是在黑暗中突然侵袭自己，或隔着白布让人摸来摸去。某种男人恶作剧的想象被当作了女性自身的要求。

与上面两位贞女与妓女不同，孔维在影片中是一个普通女性的角色。她也曾经被寄托过幻想，比如骑着骆驼千里迢迢，一直寻到地球的尽头去寻找自己的男人，但是很快因为日常生活的磨砺，她的光芒被认为消失殆尽，只有将有关她的想象（“天鹅绒”）留给另外一个男人享用，仿佛让另外一个男人着迷才能够满足这个男人的期待。

但不管如何，这三位看起来差别很大、不同类型的女性，有一个完全是共同的处境在于：她们的面前都没有男人！男人都从她们身边移开了。一部影片中三个女性的遭遇如出一辙，这就奇了。不给女人满足，让她们处于饥渴状态，觉得这样更有意思，与其说这是出于性的需要，不如说是出于权力控制的需要。让女性处于匮乏的、渴求于男人的状态，正好可以借此而控制她们，因为主动权始终都在男人手中。他们什么时候现身，就像皇帝大驾光临及皇恩浩荡一般。

男人与女人互相不照面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是一个布满恶意、怨恨和陷阱的世界，而非充满爱意和善意。这一点并非姜文电影的特色，包括陈凯歌、张艺谋，人们在他们迄今的影片中，都找不到叫做爱情的东西，找不到那种深邃的但也是温暖的人性，见到更多的是——言必“深刻”，深刻即凶险和阴谋。不难想象，这一代人都在仇恨文化中长大，年轻人被训练成如何发现敌人和互相敌视，要跳出这种文化视野，目前来说主要还是靠个人的修炼和造化。

关于历史

毕竟时代不同了。若是放在三十年前，当周韵说“你爸他带着枪来找我”，兴许还能唬住一些人，“带枪的人”意味着某种神秘的特权。但是今天的中国，正在从一个特权的即少数人受庇护的社会走向平等开放，传统的受庇护者日益失去他们的保护色。当然不乏有新的特权者产生，但是肯定不会像过去那样，在整个社会面前拥有一种凛然的权威。

随着旧贵族退出历史舞台，一些伴随着他们的文化符号，也逐步退出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用语，部分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些实实在在的错误。比如在这部影片中，年轻的房祖名字字清晰地说道：“普希金，苏联诗人”。的确有过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苏联代表着俄罗斯，也代替了它的存在，人们用不着找出俄罗斯与苏联的区别在哪里，甚至不会想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苏联，哪里还会有真理和美的存在！那些从苏联舶来的音乐、书籍和电影，决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和美学，而且还提示着与更高权力之间的秘密通道。

这一切如今都不存在了。连苏联都不存在了。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朝向过去的某个时代甚至某个古代这一点没有问题，他不需要像世俗的人们那样一定要“与时俱进”，但是他需要拿出他为什么依恋某个过去的理由，需要他站在今天的角度对于过去作出重新挖掘和理解，也就是说，需要他本人在过去与今天之间造成一个新的空间，新的叙述，而不是将过去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将记忆中过去的片断一古脑儿倒在大家面前，这种做法更像是一个人在夏季翻晒他箱子底下多年的旧衣物。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房祖名迄今不知道普希金的国籍，他依然原封不动地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流行看法上面，其封闭性和弱智的特点一点也不亚于他的疯妈。而这一点居然至始至终没有人发现，影片中没有人想要嘲笑或者纠正房祖名，这正是这部片子的问题所在。

在这部影片中，与“苏联诗人普希金”同时展出的陈年古董有：“阿廖沙”、“娜塔莎”、“喀秋莎”以及那位“叶卡捷林娜。亚历山德洛夫娜同志”，还有那本已经磨得发黄的《怎么办》，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本书和这个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但是他们当中可能会有人会知道被称之为存在主义发源之一的《地下室手记》，作者陀斯妥也夫斯基，这部开创性的伟大作品正是在与这本《怎么办》的论战中发展起来的；也正是这个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所提出的“创造历史的人是不怕弄脏自己的手的”，经过列宁主义的实践之后，导致了上个世纪千百万人献身于理想，结果却被“历史”彻底遗忘的悲惨结局。

在某种意义上，姜文的这部电影就像一只个人记忆的陈列馆。它们还陈列着这样一些同样没有经过重新打量的东西——不是说它们如何不好，而是说需要重新讲述，而不能现成地放在那里，原封不动。比如“谁是最可爱的人”、比如“牺牲”、“烈士”、“那支队伍”这样的说法、比如“我爱万泉河”这首歌以及“金瓶似的小山”，这些都是“玄宗”年代的一些“切口”，要说起它们至少需要重新切入，否则至少今天年轻的观众便对不上暗号了。包括影片结尾处那样一种铺满鲜花的铁轨，降落在鲜花铺就轨道上的婴儿，也包括那样一种西部的篝火晚会，那样一种载歌载舞，都可以看作一种旧式美学或旧式理想主义的体现。姜文可能将他自己喜欢的东西都放在一部影片中了，但是所有好东西加起来，未必是一个更好的东西。

 

2006年2月，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就美国互联网巨头们在中国的作为进行质询。事隔18个之后，该委员会于本月6日再次举行听证会，着重调查网络巨擘雅虎公司协助中共迫害异议人士问题。雅虎公司的高层领导——身价22亿元的杨致远和年薪达1000万的卡拉汉坐到了证人席，在听证会主席兰托斯等的凌厉质询下面色铁青，如坐针毡。《华盛顿邮报》描述说，“俩人的水杯起起落落忙个不停，会还没有开完，就消耗掉了大半罐子水。”

如果把周二的听证会比作一场道德审判，雅虎可以说是一败涂地。但是，雅虎的两位代表是败得心悦诚服，痛切认识到协助中共迫害异己的错误，还是迫于舆论和道德压力不得不暂时做出“道歉”、“赔偿”的姿态？仔细阅读杨致远和卡拉汉的证词，回顾两人在听证会上的表现，我们很难肯定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在杨致远长达四页的证词中，大部分的篇幅是在介绍雅虎公司的成长与发展，及其在促进信息交流方面的贡献，还特别介绍了雅虎公司出资设立奖学金，资助非政府组织，促进人权与新闻自由，尽管这些积极的行动都是发生在最近的一年半，也就是在2006年2月的国会听证会之后。关于雅虎泄露用户信息，帮助中国政府拘捕异议人士一事，杨的书面证词中只字未提。有新闻报道说，杨致远在宣读证词之前曾向在场的异议人士家属表示问候，“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属蒙受的不幸表示道歉”。但考虑到杨的书面证词中竭力回避雅虎帮助中共的这一实质问题，杨的致歉不能不说是“应景”式的权宜之计。

卡拉汉的证词主要是为自己在2006年2月的听证会上的证词作辩解。卡拉汉竭力否认雅虎公司在师涛一案中知晓中国国安《调取证据通知书》的内容，因此2006年所作的证词引起了一些混乱，并为此表示“真心的遗憾”。中国国安的《调取证据通知书》虽是官样文章，但是意思清楚明了——据查，现存你处的下列物品与我局正在侦查、预审的“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案”有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予以调取——这样简单明白的文字为什么给卡拉汉先生的理解造成混乱呢？

本月初，雅虎的女发言人特莱茜•施马拉（Tracy Schmaler）把这个问题归结为“翻译质量低劣”。而卡拉汉的书面证词看来又改换了说法，不再提翻译质量的问题，重点纠缠于他了解到师涛一案的《调取证据通知书》提到“国家机密”一词的时间及对“国家机密”一词的理解。按照他的说法，他在2006年10月才知道师涛一案的《调取证据通知书》提到“国家机密”一词，即使知道了之后，也不肯定“泄露国家机密”和民主活动的关系。

这里我们假设卡拉汉先生的辩解为真，但是有两个问题他无法回避。第一，卡拉汉在证词中说，关于雅虎中国在师涛案子中所起的作用，他是在2005年9月通过新闻报道了解到的，且知道师涛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自己直到2006年10月才知道？他所说的2006年10月的“知道”到底指什么?难道仅仅是《调取证据通知书》上的“国家机密”两个词吗？第二，卡拉汉完全回避师涛之外的其它案件，如果说师涛一案的《调取证据通知书》上的“国家机密”两个词理解有难度，不容易和政治案件联系在一起，那么2002年取证的王小宁“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2003年取证的李智“颠覆国家政权”案和同年取证的姜立军“颠覆国家政权”案，雅虎公司对“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表述仍然存在误解么？雅虎公司对后发的师涛案现在终于有了了解，那么对较早的这三个案子的性质是不是至今还不了解？当时出席听证会的王小宁的妻子俞陵女士实在该问问这个问题。

笔者相信，卡拉汉很难就这两个问题给出明确的答复。雅虎公司避重就轻，敷衍塞责，纠缠于细微末节，让人很难相信他们对待被出卖的受害者有真诚的悔恨和忏悔，很难相信他们有决心弃绝与中共的关系。

浏览近几日的中英文报道，不少媒体对雅虎在听证会上的“道歉”举动和“赔偿”承诺赞许有加，事实上这两个“悔改”的举动也大有问题。为了避免笔者叙述的主观之嫌，且引述西方媒体的报道：

当兰托斯议院敦促雅虎两巨头向师涛母亲道歉时：

卡拉汉顿了一顿，这才轻轻挪动了一下身体，马马虎虎地朝着师涛母亲的方向点了点头。（《华盛顿邮报》）
两位主管本能地作出了反应，转向做在他们身后的高女士，朝她点了几次头。（《美联社》）
杨先生和卡拉汉先生从证人席转过身，身子没离开座位向师涛的母亲高琴声鞠躬，高琴声也鞠躬回礼，接着哭泣起来。（《纽约时报》）

兰托斯和史密斯议院都曾质问雅虎为什么至今不给受害者家属一点儿帮助：

杨扶了扶眼镜，说：“我认为雅虎可以做得更多。”他松了口。
“雅虎不能做得更少！”兰托斯一针见血地说。（《华盛顿邮报》）
议员们要求知道雅虎为师涛的家人做了什么，但却没有得到具体的回答。（《美联社》）
杨先生承认雅虎还没有为受害者家人提供任何经济补偿，不过他说他会“考虑”这个问题。（《金融时报》）

关于补偿的问题，《华盛顿邮报》还要这样一段描述：

三个小时的回忆快结束的时候，俩人不情愿地表示可以向师涛和其他受害者的家属给予补偿，因为这一点“对国会委员会很重要。”

兰托斯议院一听又发了火：“看看你们自己的灵魂，想想你们对一个无辜受害者和他的家人造成的伤害。”他说，“你们做什么不做什么对这个委员会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如果你认识到应该为自己的政策给别人造成的巨大伤害负责任，你就会变成一个好人。”

如果说雅虎的总裁们真地认为补偿受害者不过是为了做给国会看，这种补偿真的没有什么价值吧。但愿兰托斯随之而来的教训他们能听得进去。

兰托斯议院在听证会上愤怒地指斥雅虎为“道德侏儒”（moral pygmy），实在非常贴切。从雅虎迄今的表现观之，这个道德侏儒似乎还要决计做下去，这不能不说让人感到十分遗憾。

在某种社会生态下，比如中国，作道德侏儒基本是成为经济巨人的必要条件，可惜卡拉汉们错生在了美国，道德侏儒做久了原本的经济巨人也势必矮化成侏儒。据《市场观察》报道，就在11月6日，雅虎的高层们在听证会上左冲右突之时，雅虎的股票又下降了五个百分点。美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精巧实在让人叹为观止：你可以在法律的边缘做恶，甚至可以挖空心思逃脱惩处，但是新闻自由造就的透明社会极少给你留下躲藏的暗影，舆论的谴责和道德的评判会接踵而至，而舆论和道德的讨伐又不止是空泛的说教，它会透过市场机制让你为自己的过失付出惨痛的经济代价。

雅虎，该醒醒了！

 

●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以和平奖与文学奖最为大众关注。今年得奖者戈尔和莱辛有人说实质名归，但也有人冷嘲热讽。

每年十月是各种诺贝尔奖揭晓的时期，近几天来，诺贝尔委员会连日发布了文学奖与和平奖得主。我当然对文学奖最有兴趣，但是此次和平奖获得者的名字特别令我兴奋.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对地球转暖、气候变化影响人类前途的宣传努力，终於获得国际认同。他的得奖并不使我觉得意外，我所欣喜的是他在二○○○年总统大选时虽受了委屈，不但没有默默消失，反而因为他向世界警告地球转暖现象所具的危险而声名大震。他原已因《不愿面对的真理》影片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这次和平奖令他达到世界荣誉的顶点.他终於落实翻身，不必再为七年前被最高法院投票（五对四）决定将总统职位授予布殊而怀恨惋惜终身。

美国保守派冷嘲热讽戈尔得奖

可是作为美国公民或世界公民，我们的惋惜却永存。试想，七年来如果是戈尔当政，世界情况又将是如何：美国不会因单边侵攻伊拉克成为受各国民间憎恨的国家；美国不会失去欧洲盟友；数万美军不会丧命或断肢；伊拉克数十万民众不会死伤；欧洲国家与叙利亚、约旦不会因大量伊国难民的侵入而大伤脑筋等等。

戈尔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专题委员会」（IPCC）共享和平奖，表明了在科学界也得到了认同。世界大部份科学家虽同意气候转变可能引起的危险，少数科学家与右派保守人物仍不愿置信，他们以为经济发展较环境保护更为重要。在这方面，布殊政府对环保政策的施行仍无甚么进展，美国从未加入国际在日本制定的「京都协定」。前总统詹米。卡特与联合国的核子查禁专家（埃及人）也曾分别得过和平奖，这次戈尔的获奖是否令布殊嫉妒？他向传媒所发表对戈尔的贺词只冷冷的几句。日前《纽约时报》登出大幅广告，一部份民主人士籲求戈尔再度竞选总统.我以为戈尔不会动念。他已获得为人类服务的世界最高荣誉，何必再去经受竞选时的种种心理折磨？戈尔今年只有五十九岁（卡特於二○○二年获和平奖时已七十八岁），真是来日方长.

可是美国保守舆论界不向戈尔庆贺，而是冷嘲热讽.《华尔街日报》列出一个其他应该可得奖人士的长长名单。「国家评论」讽刺地说，戈尔的诺贝尔奖应与本拉登分享，因为本拉登某次曾谈及气候转变的危险.根据这些右派理论的逻辑，凡是警愓地球转暖的危险者都是恐怖份子之友。如此荒唐言论，令人可气又可笑。

莱辛获诺贝尔文学奖也引起争议

本届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也引起了一阵类似的争论。英国年老的女作家多丽丝.莱辛获奖讯息发出后，署名文学评论家、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布鲁姆（ Harold Bloom ）马上向美联社发言说：「莱辛女士在她初期写作生涯中虽然确有一些值得讚美的优质，我觉得过去十五年来她的作品不值一读.」他继续道，瑞典皇家学院文学评审委员会给她得奖，乃完全是出於「「政治正确」的想法。」

正统学院派评论家的布鲁姆一向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极具反感。

八十八岁的莱辛在她长期文学生涯中出版了多种着作，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非虚构作品与自传。名为英国作家，她其实是成年后才到祖藉英国居住。她出生於波斯（现伊朗），成长於南罗得西亚（现津巴布韦），父母生活贫苦，她於十五岁即辍学，不愿受困於父母不愉快的生活方式，决意离家出走。她的文学造就完全出之於自学自读，於一九五○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青草在歌唱》（ Grassis Singing ）到了一九六二年出版了《金色的笔记》（ The Golden Notebook ）才名扬美国与世界。在此本自传性的小说中，她发出了受父母苦况所触发的自立决意。她的妇女独立精神与大胆性描写大大启发了当时的女权运动。

莱辛於少年时因目睹殖民地不平等现象而参加了一个左翼读书会，后来加入了共产党（《青年在歌唱》的灵感就出於她在非洲生活时对白黑主仆间关系的观察）。在伦敦居住期间，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反苏革命才促使她喜欢马克思主义.但她始终是个女权主义者，本年新出的小说《裂缝》写女儿国国民一个异想天开的故事，令人敬佩这位老年作家的想像力。在一个伊甸乐园的有个没有男性的「女人国」，国民生活和谐舒适，没有性的嫉妒，也不会吵架，没有虚荣，根本不会发生小心眼儿的竞争。既无男人，她们怎么生育呢？她们受孕是来自海滨的侵足，受了目光的保佑，所生出的都是女婴。突然间，不知怎么的来临了一个男婴，她们看到生殖器大为惊异，此后天堂乐园生活就起了变化。

男婴成长后，初次发生的性关系就被视为强奸。不久，受孕已不再是天赐，男婴的繁殖把「女人国」化为一个男女共存的社会，嫉妒、吃醋、争夺、杀人等种种恶事也随之而生，天堂乐园已不复存在，现在男女双方也必须学习和平并存不可。

《金色的笔记》是寓有深意的傑作

这部具有哲理的科幻小说，并不突出莱辛的创作范围，她青年时因对社会现状不满而信上了共产主义，后来又把因替妇女抱不平而成为女权主义者，她的初期作品都是有关社会问题，进入老年后她对伊斯兰教的苏非派（ Sufi ）神秘主义发生兴趣，开始写作科幻小说.有的评论家批评她为何弃严肃文学而写科幻小说，她自辩称她的最好文笔还是在这些作品中。她的科幻小说都寓有哲理深意。最新作品《裂缝》便是一例。「裂缝」乃暗示女子阴户。

莱辛的作品风格包括自然主义、心理现实主义、后现代实验主义；它们模式包括含有道德性的寓言，以至科幻、恐怖小说.她的作品勾起她对少年时期的非洲，大战结束后伦敦的记忆，也触动了冷清清太空的想像。

她好像一直在二十世纪中找寻乌托邦理想：共产主义、女权主义，对妇女在男性社会中的认同。她的作品主题包罗万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家务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责任感与独立自主的冲突，爱与背信的矛盾，思想信仰的反覆变化，等等。

许多评论家认为把《金色的笔记》是她的最佳傑作。她写出一个名叫安娜的妇女在心理上与感情上的挫折，把安娜的经验分列在黑、红、黄、绿色的四个笔记本中，形容她在生活中各种完全不同的面貌，从此四种经验中昇华出来的新变化，则记在第五个金色笔记本中：「各种事物终於结合，各种分歧终於崩溃，整体协调便有实现的希望」。

莱辛当然不是一个思想轻浮的流行作家。她的作品都寓有深意，有的是道德说教的寓言，但更多的是对社会、政治现象的讽刺，即使她的科幻小说也具有这类特质，最新作品《裂缝》便是一例。

莱辛谈政治正确是共产党的遗产

回到上述耶鲁教授布鲁姆所指摘的所谓「政治正确」。「政治正确」现象原出於共党国家，苏联虽没有了，但在今日中国，你发言作文必须小心，如不合「政治上正确」的无形规例，便会受批评或处罚.同时在今日美国社会中，你如对少数民族或妇女或甚至以色列失言而作批评，便会碰到「政治正确」者的指摘。右派则常用「政治正确」一语来批评左派对社会不公正现状的纵容。布鲁姆用此词来批评瑞典学院对莱辛的偏爱，不料莱辛自己早在多年前对「政治正确」作过评论。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她曾在《纽约时报》专论版发表一篇文章名叫〈你绝不应向一个作家提出的问题〉。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的莱辛对共党惯用的术语与口号非常熟悉。她说共产主义虽已逐渐消逝，但共党所产生的政治正确现象仍存在，特别是在语言文字方面，即连伦敦《泰晤士报》文学也受影响，也包含这类没有深意的陈腐旧调.只五、六年前《消息报》与《真理报》与千余其他共党报纸还满是填满篇幅的没有内容的空洞文字。甚至其他国家也在模仿这种作风，好似任何一种表达必须出一副政治姿态.文学评论更是如此，好像一本小说或故事必须有政治立场，无论是巴勒斯坦问题、遗传学研究、女权主义或反犹太主义，好像一个创作家对凡事必须有个坚定立场。其实，创作必须具有社会意义的想法乃是出之於共产主义.

莱辛继续写道，「政治正确」一语的产生，恰是在共产主义崩溃之时（她显然是指苏联），好似在将此火把传予后人。但艺术应该是自由发展的，预测不到的，不能受任何束缚.不过「政治正确」也有一个好处，即是令我们重审自己的态度，作自我检讨，因而避免种族主义或反对女权的成见。这位作家到了老年，头脑还是如此清楚，令我心服。

二○○七年十月十日於纽约

 

● 在十七大政治局委员中，权贵子弟超过三分之一，是一个现代版的「皇族内阁」。陈云首倡，曾庆红力行的血统论路线已开花结果。

● 中共十七大中央委员权贵子弟佔了很大比例。后排左一刘延东、右二刘源；前排左二王岐山、（左一王沪宁）。（文汇报）

文革初期中共权贵子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提出一个极其反动的血统论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革命儿接班」，自命「红五类」，并在全国发起一场血腥暴力的红色恐怖。

四十年过去，许多人认为这在文革中已遭批判过的血统论应该已是历史陈迹.殊不知，这就是今天中共权力场中的现实。「老子革命儿接班」「父传子家天下」的专制皇权主义的血统论，是文革结束后中共特意推行的组织路线。中共十七大新产生的权力班子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会正是这一组织路线的开花结果。「根正苗红」的权贵子弟终於在革命老子开道护航之下，顺利接过父兄的权柄，进入中共权力核心，形成十七大太子党掌天下的权力架构。

政治局成员三分之一权贵子弟

在新近的四名政治局常委中，已知至少三人为太子党人物。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勳之子，众所周知。

一九八二年习父当上政治局委员，习在中央军委秘书长耿 ？ 身边当秘书，而后决定下去当县委书记，那是日后许多太子党步步高升的必由之路。，李克强的父亲李奉三是安徽一个地方官，当过安徽蚌埠巿中级法院院长、安徽省委文史办公室主任。与中央要员比官不大，但在地方上权势却不小。香港媒体走访他家乡后证实，李克强文革时中学毕业后，其父为他铺路。先安排他下乡插队，然后当上大队党支部书记，再准备让他做凤阳县委副书记，但李克强志向更宏远，拒绝了父亲的安排不做地方官，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按血统论来讲，李克强也是「根正苗红」的接班人，后来仕途一帆风顺，与此不无关系.

周永康的父亲周一萍曾任国委科防副政委，属正军级，周永康是货真价实的太子党.

在续任的政治局常委中，吴邦国也是正红旗的太子党人物，其父吴忠性曾任指挥学院院长，军衔少将。

在二十五名政治局委员中，太子党人物除上述政治局常委四人，至少尚有王岐山（岳父姚依林曾任副总理）、刘延东（父亲刘瑞龙曾任农业部副部长）、李源潮（父亲李干成曾任上海巿副巿长）、张德江（父亲张志毅曾任济南军区炮兵副司令员）、俞正声（父亲俞启威为中共元老，江青入党介绍人，曾任天津巿长，第一机械部部长.母亲范瑾曾任北京副巿长，北京日报社社长）、薄熙来（父亲薄一波为中共元老）等六人。这即是说，二十五名政治局委员中，中共高官出生的至少已十人，已超过三分之一。其中三人还是中共元老子弟。太子党比例之重，历届罕有。

陈云是中共血统论祖师爷

文革结束后，中共清理处罚打砸抢份子和造反派，但却独独赦免了参与打砸抢的中共权贵子弟，如民愤很大的血统论红卫兵组织联动的成员.当时，北京市民要求清查联动份子孔丹，权倾一时的中共元老亦是血统论的组师爷的陈云曾这样批示：

孔丹（中共中调部长孔源的儿子）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不是清查对象。

据悉陈云还讲过这类的话：我们的子弟接班，至少不会反对我们。在中共十七大新产生的权力班子中，有好几位新贵即是被豁免了文革打砸抢罪行的权贵子弟，如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为联动份子，另一名政治委员李源潮是文革中搞武斗的头头.

陈云这一批示此后成为中共一条不成文的组织路线，从此大量中共官员和军头的子女被纳入中共培养接班人的队伍中，经过二十多年历练和逐层提升，终於在中共十七大大举进入权力中枢，正式掌权。对此，本届退出权力核心，本人也是标准正红旗太子党的曾庆红起了关键作用。

实际上，将权力移交给自己子弟，在中共这样一个极权政体中也不是毫无障碍的。毕竟中共七千万党员，绝大多数来自基层平民阶级，他们在中共的权力阶梯上往上爬，爬得很辛苦，因此对凭借父荫一步登天者内心是深感不平的。因此在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好几个雄心勃勃，试图在政坛大展拳脚的超级太子，如陈云之子陈元，邓小平子邓朴方等，都因在民主成份极其有限的党内选举（党代表选举和中央委员选举）中受挫而最终断了进入权力核心之心。

党内选举太子党不受欢迎

一般来讲，只要中共选举稍有差额，这些权贵子弟或选举被差掉，或中央候补委员中得票排名榜尾，很不得人心。如内部安排有望接班做总书记的习近平，在中共十五大中央候补委员选举中得票倒数第一，十六大中央委员选举中得票一百八十五名。再如这届的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任大连巿长时，在辽宁省的十五大代表选举中落选.后来是由其父薄一波在家乡山西的代表团中拿了一个名额给他，才得以在北京开十五大。薄熙来当时被列入十五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但最后被差额选举淘汰。当年陈元和邓小平女儿邓楠也落选十五大代表，这次十七大，二人都进入中委。如果中共党内有民主，这些权贵子弟实际是无戏可唱的。

这些中央期望甚殷一路保送但始终缺乏民望的权贵子弟在十六大，最后十七大能败部复活大获全胜，与擅长权谋的曾庆红的权力操作有很大关系.六四后这位中共元老曾山之子随江泽民进入中南海，一九九三年任中办主任、中组部长，开始掌官中共党务和人事大权。

曾庆红推行陈云血统论

据中共政坛人士披露，曾庆红是陈云血统论路线的追随者，「在用人上搞血统论」，大量提拔太子党人物，并在十六大和十七大的选举中对谁上谁下及如何选举，作了精心部署（有关中共当局本届大会如何控制代表和选举过程，请看本专题鲁艺文报导）。据传在十六大中委选举中，曾庆红与黄菊、贾庆林得票最低，有八十五票反对，但票选结果秘而不宣。中共党大会选举投票已成国家机密，否则一旦公开，现进入权力中枢那些得票难看的新贵肯定将颜面扫地。

十七大权贵子弟空前大比例盘据中共权力场，是中共作为既得利益集团日趋裙带化的必然结果，是一种赤裸裸的现代版父传子家天下，实际与北朝鲜金氏王朝的权力接班本质如同一辙.不同的仅是，北朝鲜的政权是一个老子传给一个儿子，而中共政权是一群老子传给一群儿子。

这种现象也是中共政权危机深化的表徵。在世界民主大潮的震荡下，党内外要求政治改革的强大压力下，以及东欧中亚颜色革命的冲击下，中共政权为求延续生命，只能奉行陈云所谓「我们的子弟不会反对我们」的信条，把权柄交给自己的子弟才放心。其情形就如满清末年，风雨飘摇的清廷被迫宣布行宪，但却搞了个满人亲贵把持的「皇族内阁」一样。今天的中共十七大政治局就是一个由豪门子弟把持的新的皇族内阁.

 

我曾经主张把《西游记》作为宪政释义的儿童读本，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按照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把唐僧与孙悟空的师徒的关系看作现代法治社会里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作为公民主权者的唐僧，聘请三个妖怪组成”孙悟空政府”，目的是保证自己的幸福与安全，完成西天取经。西方哲学家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而”孙政府”的魔兽外表也恰倒好处的向我们暗示了政府通常情况下的魔兽本质。在西游记里，唐僧不曾依赖孙政府”全心全意为唐僧服务”的自我承诺，也决不相信孙政府任何”戴了三块表”或”社会和谐”的鬼话，坚决的给他们头上套上紧箍咒，只要孙政府敢做出违反唐僧意愿的事，就立即念咒没商量。这紧箍咒就相当于一部保证唐僧公民权利、约束孙政府行为的《宪法》，如果离开紧箍咒对孙政府的约束，公民唐僧一定会丧失公民身份，沦为孙政府专制下的臣民，更不会完成西天取经的梦想。有了紧箍咒的约束还不够，公民唐僧还要每天不停的对孙政府进行训政，使他们时刻不敢忘记自己的公仆身份，使他们时刻不敢忘记脑袋上紧箍咒的厉害。

在当下治理中国的是中共政府，但遗憾的是，公民并未给中共政府头上套上宪法这样一个紧箍咒，使中共政府也像孙悟空政府服务唐僧一样老老实实服务于13亿公民。中国现在的宪法，是中共自己给自己头上绑的一条装饰性的布条，并无真正的法力，不管中共做出什么让13亿公民不高兴的荒唐事、可恨事，公民把那几句假咒语念千遍万遍，对中共也毫发无损。现在的中共政府，就像跑到笼子外的猛兽，虽然口头声称是公民的保护者，但其一举一动都让公民胆战心惊，因为在中共统治中国的58年里，发生了太多太多的猛虎吃人事件，公民不得不害怕。在这个情况下，公民如果打算像唐僧那样给中共政府套上紧箍咒，让它顺从于公民意志，那简直是与虎谋皮。在我看来，为了实现公民权利，争取自由，一方面要像虎口夺食那样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与虎争权，另一方面要做的事情，就是像驯兽员驯化猛兽那样驯化政府、教育政府，直到政府匍匐在公民面前时，才有机会把宪法像紧箍咒那样给它套上去。那一天将是中国的宪法日，也是中国人的自由日。

毛泽东曾经说，当前的首要问题是教育农民。在中共控制政权的这58年里，他们也的确把包括农民在内的13亿人作为其教育对象，但他们教育的目的，不是要培养人格独立的公民，而是要把13亿人从独立的人教育成顺民，从公民还原成臣民，让人们千秋万代对中共感恩戴德，永远服从中共的一党统治。这里且不说教育目的之荒谬与反动，仅仅教育与被教育关系的颠倒，就已十分荒唐——那有仆人登堂入室对主人指手画脚进行教育的？如果要教育，也只能由主人对作为仆人的中共进行职业教育、技能教育，让中共在公民面前彻底驯服，永远不敢胆大妄为，让他们永远以主人的目标为自己的工作目标，而绝对不敢自己给主人指定一个目标，比如用枪杆子强逼主人去实现共产乌托邦。

那么公民如何来教育政府呢？这其实并不复杂。从来没有那个主人担心自己水平不够，无法教育自己聘请的仆人。因为只有主人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讨厌什么，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的，什么是对自己有害的，他只要把自己的需要明确告诉仆人，让仆人满足自己的需要，保障自己的利益就可以了，如果仆人在工作中敢于敷衍了事，甚至伤害主人的利益，则及时给予训诫、惩罚。公民教育政府，其实和主人教育自己的仆人没有什么两样，一点也不难。难的反而是教育的过程，正如《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政府，全是些半人半兽的东西，一个个无法无天不说，还动不动就兽性大发，恣意妄为，全不把唐僧放在眼里。我们要教育的政府，其实也正是这样的，没有那个政府肯心甘情愿的为人民服务，更不会有那个政府肯心甘情愿的听从公民的教育、接受公民的训诫，公民必须拿出足够的决心和巨大的勇气，以韧性的精神，坚持对政府进行长期教育、反复教育。

我这里有一个现成的公民教育政府的案例。故事其实并不复杂，14年前海口市政府突然决定将一家投资逾1000万建成、刚开业半年的酒店全部无偿拆除，业主诉诸法律途径，历时4年、经两级法院两审终判，结论是政府可以拆除酒店，但必须合理补偿。拿到法院判决，一开始坚持反对拆除的业主，现在决定接受法院的生效裁判，等待拆迁，也期待补偿。而当初决定拆除他人建筑的市政府，此时面对法院的生效判决，态度却完全逆转了，竟出尔反尔，决定不再拆除。已经决定要无偿拆除的房子现在不拆啦，这看起来像是好事，但市政府在决定不拆除酒店的同时，也不肯给业主恢复已经被吊销的房产证，导致已经被迫停业多年的酒店无法恢复经营。又经业主多方奔走求告，政府于2002年终于第三次作出决定，同意给该酒店业主恢复办理房屋产权证书，支持重新开业。业主欢天喜地，当相关手续即将办理完成时，2005年海口市政府一夜之间又突发奇想，第四次决定在该酒店原址规划建设一个”法制广场”，认为一旦现在给业主完成房屋产权恢复手续，若政府将来再次决定拆迁时，将付出巨额补偿的代价。在此情况下，聪明的市政府就选择了原地踏步：既不拆除该酒店给予合理补偿，也不恢复办理房产手续使酒店复业。政府选择了原地观望的有利姿态，进，可以拆除你，退，可以让你复业。但被权力操纵下的该酒店业主则进退失据，陷入两难：既不能恢复经营，也无法拿到拆迁补偿另觅新址重新创业。

这个历时14年、反复4次的政府执法行为，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两句话，其一：无偿拆除时我选择拆，有偿拆除我选择不拆；其二：现在需要补偿时我就让你变成合法建筑，则决定不拆，将来拆除需要补偿，则现在就不给你合法。这听起来就像绕口令，但读者应该听明白了，市政府的作为，使其看起来与一个街头无赖几乎没有区别。这样的政府，公民必须对其进行教育。这家酒店的业主14年来所从事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教育政府的艰难过程，虽然他价值1000万的建筑朝不保夕，14年来又损失了超过1000万的经营收入，但他决不放弃、决不甘受权力摆布的公民维权行为，使他的建筑物得以幸存14年，也使本来想为所欲为的政府，不得不有所顾忌，不敢对他轻举妄动。他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过程，其实就是公民教育政府的过程，他的每一步维权行动，都在迫使政府退回到法律的框架内。也许该酒店业主在教育政府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损失可能超过2000万，但如果他当初就选择放弃、甘受政府权力摆布，岂不损失更大？至少，在他教育政府的过程中，迫使政府不断出丑，左支右绌，颜面扫地，在其他公民面前也丧失威严，变得不再那么恐怖，也为其他公民继续教育政府创造了条件和气氛。

据我了解，海口市政府已经在2007年7月的一份公告中，把该酒店列入拆迁范围，同时老老实实的从财政资金中准备了一笔拆迁补偿费，准备补偿给拆迁对象。市政府的这个最新作为，与未经过公民训政的政府显然有了区别，值得肯定。由此可见公民教育政府、驯化政府，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如果每个公民都能以主人的身份，自觉对政府进行教育和驯化，假以时日，何愁跑到笼子外面张牙舞爪的猛兽不被驯服？

 

也许你猜对了，我所指的这个天下第一村就是华西村。天下第一当然是狂妄之语，不过一个意象如果不断被重复，人们的认知会不知不觉被这个意象“俘获”，似乎华西村真的天下第一，“天下第一村”这些文字自动就带出了人们脑海里关于华西村的意象。独裁者往往精妙的掌握了这种社会传播的心理机制，通过他们手中的宣传机器预设和扭曲着我们对社会的感受和认知。

不过探讨这种心理机制超出了本文的必要，本文还是希望通过对华西村展现出来的一些现象的分析，来追问这些现象背后可能隐藏着的一些秘密。

多年以前我们就试图探索这些秘密。我们特意去华西村走马观花了一把，查阅了一些资料，我的朋友见森写了华西村系列文章，通过表面现象之间的矛盾来质疑华西村的光鲜形象，而我也在《再评华西村》的短文中对华西村进行了一番观念式的轰炸。如今那些文字浮游在网络，虽然多少激发人们对华西村的思考，但是起码在台面上华西村依然光鲜无比，天下第一村的招牌似乎魅力无限。于是几年以后的今天，我想从更多的角度旧话重提，算是三评华西村吧。

一。村民的秘密

媒体呈现出来的华西村的典型图景是这样的：公路，公园，别墅，汽车。套用吴仁宝的说法是：田边绿树成荫，河塘黄石驳岸，工厂整齐清洁，地面草坪成片，鸟语花香，人人喜气洋洋，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现代新家村，成为江南田园风光旅游中心。或者是“远看像林园，近看像公园，仔细一看，原来农民生活在乐园”。这真是一幅典型的乌托邦图景。

不过这幅图景里缺失的最重要的元素是人。集体性的“人人喜气洋洋”取代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的喜怒哀乐。那些参观过华西村的人们一定也有印象，华西村更象是个人造景点，往往很难见到一个个普通的村民。华西村进出有门卫看守，万米长廊空空荡荡。华西村有几千居民，但是你不太可能随意碰到他们。2003年，我的一个媒体朋友曾经试图在华西村蹲点调查普通村民的感受，很快他发现华西村在应对媒体和参观者方面太专业了，他感觉总是有一张无形的网把他和真实的地面给阻隔了。即使有时候他能突破预先设定的线路，询问一些村民，他发现村民的回答也象标准答案。

今年9月份，强国论坛网友组织前往华西村探访，但是后来披露出来的文字都是网友和华西村负责宣传的党委的座谈会。华西村的党委总是把华西村的普通村民给代表了，华西村居民似乎从来都是作为灰色的背景而存在，他们没有自己的面孔，他们不发出自己的声音。大约是同感于这种疑问，我看到有网友在质问：“华西村有没有黑砖窑？有没有童工？有没有乞讨？有没有失学儿童和上不起学的青少年？有没有看不起病的人？有没有洗头房？有没有人炒股买彩票？有没有人搞传销？有没有麻将屋？有没有卖淫嫖娼现象？有没有赌博吸毒现象？有没有包二奶现象？有没有各地电视台法治栏目每天都有的争家产争遣产打老婆婚外恋闹离婚现象？有没有城管？有没有因邻里关系、劳动关系打官司的现象？”对这些问题，华西村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华西村似乎跟这些阴暗面完全绝缘。比如弘扬华西村主旋律的《华西之路》称，全村达到了新“三无”——无赌博、无封建迷信活动、无重大刑事犯罪和老“三无”——无上访、无告状、无暗斗。

华西村的村民似乎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并且按照一定标准的程序机械化的生存。

有媒体报道“村中老人和无劳动能力者每月会有数百元的定额保养金。村里的劳动力都在企业上班，他们没有周末和节假日，早出晚归，午餐在企业解决。一般村民工资不超过1000元，奖金则为工资的4倍左右，按分配方式，工资全领，奖金只发二成，另外还有部分分红。

村里统一分配别墅、每户配备轿车，钱则直接从股金账户中扣除。这些别墅和轿车村民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当然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平等，比如吴仁宝的汽车是一辆车号是”苏B-D0001“的奔驰600.

不过世易时移，如果仅仅从物质财富来看，哪怕承认那些财富是真实存在的，那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炫耀了。从汽车洋房，百万存款这些标准来看，广东。浙江的很多农村都已经超过华西村。天下第一的头衔早已经名不符实。当然，比这种空洞的名声更重要的是华西村村民是否真正拥有那些财富，但是恰恰在这点上，没有迹象表明华西村村民获得更多自由来支配理论上属于他们的财产。比如华西村新村约规定：华西村民“有家庭人员外出办厂或经营，应得到村委同意。如未经同意，自由外出或自由经营，均由村委做出决定，即劝其退出企业，并全家迁移和收转全家在10年内所享受的除工资外的一切福利待遇。这种不平等条约和帐面的富裕画饼依然把华西村普通村民牢牢套住。

华西村村民是生活在乐土还是豪华的监狱？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在操控着几千华西村村民，使得他们几十年来默默的接受着这种看上去相当机械化的生存方式？这个谜底，只能依靠时间，等待华西村村民自己站出来叙说。

二：吴仁宝的秘密

不过，华西村最大的秘密肯定和吴仁宝联系在一起。华西村的秘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吴仁宝的秘密，反过来说也成立，吴仁宝的秘密就是华西村的秘密。

无论如何，吴仁宝的经历已经够得上传奇。一个基层干部，可以历经中国40多年政治经济风波而不倒，这个单纯的事实就已经颇为罕见。再加上依附在吴仁宝头上的那些名目繁多的头衔——江苏省政协常委、全国小康村研究会会长、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全国“村长”论坛组委会名誉主任等等，都印证着吴仁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这个人物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在我看来，要最简单的下个判断的话，那就是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大师。华西村的光环就是吴仁宝政治经济学实践的产物。吴仁宝外可以历经中共几十年的政治过山车，内可以安抚数千村民；虚可以获得无数头衔，实可以贯彻家族世袭，这份功力，早已达到武学大师级别。

吴仁宝在这方面的“才华”很早就已经显山露水。1964年，年轻的华西村书记吴仁宝制定了《华西大队学大寨十五年远景规划》，后来华西村成为赫赫有名的南大寨，而吴本人也成为中共十大（1973年），十一大（1977年）全国代表，后来江阴县委书记这个职位可以理解为上级对他的犒赏。后来政治风向变化，大寨模式不吃香了，陈永贵大叔也下台了，吴仁宝的县委书记当不成了，他算是可上可下，重新回去当了华西村的书记。不过作为大寨模式精髓的“政治挂帅，思想先行”的政治经济学肯定深刻的烙在吴的思想中，并且在以后的20多年逐步发扬光大。在吴仁宝苦心经营下，华西村紧紧抓住各种政治标签，在政治挂帅的道路上咬定青山不放松。华西村被誉为“是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成长起来的先进典型，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一面旗帜。”“华西的实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体现，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生动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先进性的生动体现。”“华西村代表了新农村建设方向”。稍微有点现实政治感的人们都知道，所谓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其实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政治套套，要认真追究，就等于说三角就是四边形就是立方体一样是一种风格荒诞的表述，要把这些本来无法兼容的东西无缝链接在一起，需要的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机会主义。

通常来说，对大多数企业家来说，政治关系是一种必要的成本，或者是保险费，通过支付这种费用，期望获取必要的安全保护。因此，在很多知名企业，你可以看到企业主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或者领导人的题词，这满足了一种虚荣，也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同时对于身边虎视眈眈的寻租者或者猎食者也是一种政治警示，就像桃符对于恶鬼的警示一样。大多数企业经营者并不指望这种政治关系变成生产力，直接产生效益。因此，在经营这种关系上，很多人是偶一为之。但是吴仁宝不一样，他是把政治关系的经营当成他的主要生意来作的，并且一直经营到能产生经济效益为止。做这份活，首先需要展示政治立场的绝对可靠。

我们可以从华西村的歌词中找到一些端倪。其中有两句据说是吴仁宝作词的歌词是这样的：华西村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村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

这个歌词上套共产党，下套社会主义，实行了双保险，确保华西村政治上不受到冲击。类似的这种政治表白在华西村还有不少：。“六爱”——“爱党爱国爱集体、爱亲爱友爱自己”。在政治忠诚的表白上，已经有些赤裸裸。

有态度还不行，还要拿出行动。在这方面，华西村也是动真格的。比如1989年华西村就成立成立了精神文明开发公司。吴仁宝说：“这个公司负责全村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村民头脑。从表面上看，精神文明开发公司不产生经济效益，实际上公司所产生的效果是无法用经济来衡量的。全村人整体素质提高了，社会安定团结了，村风民风变好了，凝聚力增强了，这就是华西村的无形资产。精神文明开发公司受到了村民的赞赏，还走出了华西，服务全国。”在收入分配上，吴仁宝也时刻不忘套上各种政治符号。华西村民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二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每个村民至少每年都可以分到3000元福利；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分红。

类似的这种政治话语在华西村到处都是，成为了华西一大特色。总之，这种政治表态的直白程度，恶俗程度，频繁程度，和认真程度，都是非同凡响。

吴仁宝从来不从审美角度来考虑他的政治经济学，他的出发点就是是否有用。恰恰在这点上，吴仁宝有他独特的把握。他知道越是恶俗的东西，在特定的场合越是管用。如果这种政治表白和一个级别更高的干部联系起来，人们会觉得没有水平，或者起码是不得体。但是吴仁宝却是一个农民，一个村支书。在真正的政治精英眼里，他们自然和土里土气的意象连接在一起的。吴仁宝是个有智慧的人，他知道以他的身份，怎么说话最妥当。那些精心包装的，意味深长的模糊话语是绝对不合适从他嘴里说出去的。他可以倚老卖老或者以土卖土，对庄严的政治口号进行一番创造性转化而得到赏识，那些最直接的，接近于粗鄙的政治表白是最符合他的身份的。想当年，陈永贵大叔一幅农民打扮不是深入人心吗？忠字舞流行全国，原因肯定不是舞蹈本身的美感，而是这种舞蹈符合当时特定的政治心理学。华西村的这种村歌在功能上就类似于忠字舞，虽然直白，但是可以给予政治精英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起到一些心理按摩的作用。华西村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村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而天地之间的广阔空间，则是吴仁宝的空间。与此对应的是，吴仁宝并没有更大的政治野心，他仅仅要求对华西村实质掌控，对其他政治同类构不成威胁。相反，县级，地市级，甚至省级的政治人物却可以充分利用华西村这个符号，进行政治谋利，大家可以双赢或者多赢。

仅有政治效忠的表白是不够的，因为政治气候多变。中共最近40来年，虽然名号保持不变，但是实质上的经济社会政策已经连续大幅度转弯，大多数中共自己树立的典型都因为跟不上潮流而湮没。最近二三十年，中共的政治标签日益泛滥，那些掉头不及时的政治大小作坊都阐述着“后浪追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悲壮故事。大寨，大庆，小岗村是其中的一些故事。通过吸取这些政治企业的教训，吴仁宝已经具备了无人能级的政治变色功能。他从来不讳言他对政治的关注，他每天早上听新闻，晚上看新闻联播，琢磨政治风向的变化，并且用他自己的乾坤挪移招式及时更正华西村这艘小船的方向。吴仁宝的一个诀窍是他虽然紧跟潮流，但是他从不跟的太紧，因此在潮流变换时候的，他总能及时掉头。在华西这个一亩三分地上，他从来不含糊，是一直牢牢掌握在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能光听领导的，特别是当一阵风刮来时，不能随风倒、跟风转，不能领导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要牢牢掌握住自主权。他说的用“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就是对中共政治生态领悟之后的一种策略。

在这个过程中，吴仁宝不是没有起落。从江阴县委书记贬回华西村书记应该是挫折之一。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因为产权不清晰，集体体制内在缺陷导致的苏南模式已经逐步走向衰落，苏南大部分村镇集体企业已经改制，而华西村也承受巨大的压力，光环逐步黯淡，吴仁宝也高调隐退。但是2005年以来，新农村建设的口号逐渐响起，而吴仁宝适时的抓住这个契机，提出“幸福就是社会主义”，华西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华西村重新成为政治正确的符号之一，吴仁宝也重新焕发政治生命。连中共党魁胡锦涛也对吴仁宝说三声感谢。吴仁宝也被选为17大代表，这是继10大，11大之后重新成功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一时之间，老书记光芒万丈。

吴仁宝以他的政治智慧，加上狐狸一般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中共的政治丛林里虽然遭遇一些暂时的挫折，但是最终存活下来。

吴仁宝有理由感到满足了，甚至可以嘲笑那些比他牛比的政治精英。在生存竞赛这个游戏中，又有多少风云一时的政治精英可以玩的过他呢？他虽然位处中共权力金字塔的底端，但是却可以凭借华西村这个政治支点，把他自己送到名誉和光环的顶点。

值得一提的是与华西村处在同一序列的所谓全国名村，河南的南街村，浙江的滕头村等等，表面看来，似乎都是一个模子刻画出来的。只不过在这个同台竞争中，吴仁宝对政治经济学的领悟和运用都更加到位，因此最终才能脱颖而出。

三：致命的秘密

几年以前，吴仁宝宣布高调退休的时候，他的四儿子吴协恩被全票当选为华西村党委书记，完成了新老交替。当时媒体的关注集中在吴仁宝是否在搞家族制，因为在新一届的华西党委中，吴仁宝家人占据了显赫的大部分。

但是严格说来，华西村党委换届和华西村村民没有多大关系，这是某个政党内部的基层分支机构的更换，和普通的华西村村民何干？华西村村民委员会选举换届才是真正的大事件。

让我们先引用1998年正式实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一些条款：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教育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

这些条款都明白无误的说明了华西村村民委员会的功能以及它的产生方式。但是在华西村，这个最重要的机构和它的领导层似乎更本不见踪影，媒体也基本没有关注和报导。我自己费了好大的劲才从网络上找到语焉不详的一句，那就是吴仁宝的二儿子吴协德兼任村委会主任。其实再把时间往前推，我发现吴仁宝大部分的角色就是华西村的党委书记，而不是村长。很多报导把吴仁宝称为老村长，其实这是不确切的，吴仁宝并不是村长，而是华西村的党委书记。

根据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才是华西村集体的合法代表机构。华西集团在2006年的销售额已经是超过300亿的庞大产业，固定资产有30个亿，并且华西集团一直自称是集体企业，其中90%的资产属于集体。因此，华西村村民委员会有可能是中国掌握最大量资产的村集体。从权利的归属和承接来看，最正当的逻辑无疑是通过华西村村民-村委会-企业管理层层层授权来经营管理华西村的集体资产。

而在现实中，华西村村委会的主要作用是负责后勤及服务，而党委会却在行使着集体资产的代表功能。党委会怎么会变成集体资产的代表者呢？一种可能性是华西村所有村民全体入党，然后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党，然后再由党委会来行使资产管理功能。但是没有任何信息可以证明这种假设。

把法律规定搁置，缺乏来自村民的必要授权，华西村党委自动的变成集体资产的代表，说到底，这就是一种僭主政治，这是一个致命的秘密。公开的说法是，华西村的领导体制的总体组织构架是：党委领导制+村民自治制+现代企业制度。而实际上，谁获得了党委的领导职位，似乎就自动获得了华西集团的领导职位，在党委领导制和现代企业制度中间的村民自治制则失去了踪影。另外一方面吴仁宝通过主导党委人事安排，实际上又把华西集团变成了他的家族企业。在众目睽睽之下，吴仁宝导演了一个从党天下到家天下的故事。吴仁宝以他的政治光芒遮盖了这个致命的秘密。

在这里，也许可以说点题外话。那就是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基层直接选举，这些年，在浙江等地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最重要的基层政治操练，我也有多篇文章叙述这些故事。而大家并不陌生的广东番禺太石村的罢免村官的故事肯定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在一些研究中国演变的学者眼里，基层选举被认为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通过基层选举，中国最广泛的群体受到了“竞选，选票，投票，程序，私密投票”等现代基本政治游戏的洗礼。通过选举以及选举程序的授权——尽管仍然不完善，但是最基本的村级自治机构村民委员会获得了必要的合法性基础，不再成为集权体系压制村民的工具，也给予一个抽象的村级集体和集体企业注入了实质性内容。

从1988年开始的基层民主选举，迄今已经进行了很多轮，全国60多万个村委会几乎都实现了直接选举，但是在华西村却看不到一丝痕迹，村民如何投票？有没有贿选故事，有没有竞选故事？在吴仁宝的主导下，现在的村长是否也是全票当选？而在很多农村非常普遍的村委和村支部之间的矛盾，在华西村是如何调和的？这一些疑问没有任何答案。

现在的华西村已经是个拥有3万多人口的超级村庄，如果真正可以实行直接民主选举，那么在功能上已经相当于乡镇直选，它所喻示的含义将是非常深刻的。在我看来，只有通过选举的演绎，做实地方自治的空间，才能真正代表新农村建设的方向——自由，自主的乡村公民社会建设。

仅仅拥有钞票，而不拥有选票，华西村只能成为吴仁宝的天下第一村，但是永远不会成为华西村村民的天下第一村。

吴仁宝的光环还能把这个秘密遮盖多久？

四：不能说的秘密

对华西村有一定了解和观察的人们，如果细细思量，总会觉得这里的政治氛围似曾相识。比如大幅的标语，各种主义的碎片，以及政治话语在生活中的渗透。在文化感受的意义上，华西村的这套政治生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是昨天或者前天的模糊记忆。如果更近一步，对比这些氛围后面的政治机构，也会发现华西村模式和中国政治机构的高度雷同。这种雷同，如果不是吴仁宝有意为之，便是通过潜意识的一种模仿。

北京实行一国两制，华西实行一村两制。党国不分在华西村变成了党村不分。

北京有中宣部，有精神文明办，有党校，华西村也有它自己的宣传思想机构，有御用文人（我看江苏省委党校吹捧吴仁宝的某教授就有这个嫌疑），也有党校。

吴仁宝自称崇拜邓小平，邓指定接班人，退而不休。吴仁宝也指定接班人，也要搞“扶上马，送一程”的政治辅佐。吴仁宝从华西村党委书记的位置“隐退”后，兼任了三总办主任外，如同邓小平当年当中顾委主任，实际控制着局势。

我以前认为，通常地方政治人物没有树立某种舆论或者理论权威的冲动，各种版本的理论创新是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特权。令人惊讶的是，在中共的最低领导人那里，这种理论冲动居然也可以表达出来。吴仁宝思想就是华西村的圣经，吴仁宝语录可以和国家领导人语录左右并列。

这种类似的同构化现象还有很多很多，某种意义上，华西村变成了当今政治制度的一个镜像，折射着核心政治层面的演变，矛盾，荒诞…。

这种雷同背后必定有更多的政治文化基因的作用。华西村就是一只麻雀，里面的五脏就是北京的政治基因培育出来的。华西村的这些秘密在北京都可以找到完美的对应物。而通过这个对比再来看待这些所谓的秘密，其实也就没有那么神秘了。华西村的这些小秘密，就是极权主义的一个微缩景观，只不过看上去更象一个安乐的动物庄园。

对不起，这个其实是不该说的秘密。

 

一个幽灵在中国游荡，游荡了一个世纪。这个幽灵叫自由民主的幽灵。为了要民主，要自由，反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奋斗牺牲，从国民党蒋介石手上夺取了政权，但是，无情的辩证法早已告诫，在一定条件下，矛盾要向对立面转化，夺得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为了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了变本加厉的专制独裁天总书记胡锦涛正在承受辩证法的惩罚。

自由民主是天赋人权，是人的本性需要。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从1957年的“资产阶级右派”开始，中国觉悟的知识分子展开了悲壮激昂可歌可泣的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因此汪兆钧的上书就具有了历史的传承性和现实的必然性，如同刘欢演唱的《好汉歌》：

“大河向东流哇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哇

……

路见不平一声吼哇

该出手时就出手哇

风风火火闯九州哇！“

《水浒》精神是中国人的文化宿命。

汪兆钧在政商两界都有历练，又具有凛然的正义，所以能够把今天中国的危机有理有据、有胆有识地说出。他是敢于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的勇士。

一、三代领导人留下的政治遗产绕不过去

大概，胡锦涛没有料到，十七大闭幕的第二天，就冒出来一个不合时宜的汪兆钧，在老虎头上动土，说中国存在巨大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俗话说，哪把壶不开提那把壶。汪兆钧不怕打击包袱，偏偏提了不开的那把壶。

汪兆钧要求平反“6.4”和法轮功，随后又出来一个郑存柱要求平反中国民主党。应当说，他们击中了胡锦涛的软肋。读胡锦涛的报告，他是想绕过历史的险滩，停滞政治体制改革，以解决民生问题置换民主问题。

汪兆钧敲响了警钟。共产党和共产党教育下的中国老百姓，一向只喜欢报喜不报忧，愿意听喜鹊唱，不愿意听乌鸦叫。

毛泽东时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老百姓放个屁也要嗅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毛泽东不但没有实现从革命党向建设党的转化，而且造成了中国人民空前的灾难。他为了整肃党内党外的异己，发动了无数次政治运动，造成几千万冤假错案。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的空想社会主义，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在风调雨顺的年头，饿死了4，000万人。他留下了难以弥补的政治后遗症。

邓小平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可是阶级斗争的惯性思维仍然萦绕在老人家的脑际，所以产生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新思维，反对自由化，制造“6.4”、镇压法轮功等等问题都是共产党自己不善于处理新时期的新问题造成的。

共产党不但积累的旧账欠账太多，而且邓小平、江泽民又添加了新账。再说，这个3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新问题，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现实的，层出不穷，各个阶层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社会矛盾和利益博弈已经和昔日不可同日而语，可是，从江泽民到胡锦涛，还是坚守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以不变应万变。

这样，中共总是克服不了一个惯性心理：把一切社会矛盾都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敌我化，把“星星之火”，总看作会“可以燎原”的熊熊大火，放大一切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予以压制、镇压，一定要消灭在“萌芽状态”，造成矛盾或暂时潜伏，或瞬时激化，其时都是庸人自扰。这是造成“6.4”镇压、法轮功镇压的根本原因。共产党执政，色厉内荏，口口声声代表人民，但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总是首先想到的是人民要造反，“苏维埃在危急中”，没有自信心，没有底气。

这也难怪，政权是靠枪杆子夺来的，不是人民投票选举的。乌纱帽是靠上头恩施的，不是人民投票选举的。所以，共产党的大小官员在处理“突发事件”的时候，除了毫不犹豫地封锁新闻以外，都难免惊惶失措。

仔细品味电视片《复兴之路》，一部为胡锦涛的政治报告提供背景材料的官方电视片，可知胡锦涛的政策底线就是对历史积案保留旧“结论”，予以冻结，绕过去，以解决部分民生问题来换取弱势群体的感恩戴德，获得后五年执政的合法性和功业。至于实施民主自由宪政，至于平反历史遗留冤案，他都采取了高明的逃避办法。中共至今也不承认公民应当享受言论自由权，胡锦涛的最新说词就是恩赐“表达权”。

现在，对于胡锦涛，构建和谐社会的不二法门就是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化解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和现实的矛盾。

1957年为了响应共产党的诚恳号召，建言献策的知识分子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年来，一些风烛残年的老右派，为呼吁中共彻底平反、为推倒违宪非法、罪恶滔天的反右运动，承受着当局巨大的打击。当局不是靠打压几个敢于说话的老右派和右派子女就能够万事大吉的。

依靠警察和军队是构建不了和谐社会的。人权、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不在于许诺，而要在实践中体现出来。千万不要把共产党政权变成流氓政权、警察政权。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法治国家、文明国家、人权国家、绅士国家，不在宣传，而在实施。

汪兆钧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他代表了反映了中国的民意，不是那些坐在十七大会场的党代表的“民意”，是中国老百姓的民意。中国的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已经难以承受一党专制的现实，希望共产党尽快丢掉历史包袱，希望实现宪政民主，由“党主民主”转化为“民主民主”。

二、泡沫经济是屁股下的炸弹

汪兆钧说：“股市是横在中国社会的第一颗炸弹”。“股市──物价，形成横在中国社会的两颗炸弹！”是您们胡温，我们老百姓，大家都无法绕过去的一对子母弹！

今天中国的股市，确是汪兆钧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股市却并不是大牛市，而是一场大赌局”。作为一个非股民，我看着上证指数从1，000跳到2，000，从2，000跳到3，000、4，000、5，000，前几天跳过6，200，简直是叫人目瞪口呆，心惊肉跳，难以理解。这些公司的业绩，真能象风筝一样，扶摇直上吗？从1，000跳到2，000，大概半年以上到一年，跳到6，200大概只有半年多，这样的速度经济学家已经难以解释，我们常人按照情理也难以理解。我从来没有炒过股，但是对于股市的情况，比如，上证指数的扑朔迷离大起大落的变化，一向留心。

因为如大家所说的，股市是观察国家政治、经济的一个晴雨表参照系。

11月1日，网上传言克林顿时代的美国经济掌门人格林斯潘“预期中国股市泡沫将无预警破裂”。格林斯潘老谋深算，为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十年平稳发展掌舵，居功厥伟。他一向总是发表对中国经济的酷评。中国官方对经济的许多重大决策，有时海外一片置疑之声，唯独格林斯潘却表示认同。这一回这位格林斯潘态度很悲观。彭博通讯社网站30日报导，前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葛林斯潘说，中国股市是一个投机的泡沫，将会破裂。美国股神巴菲特日前也呼吁投资人，投资中国股票要小心。

葛林斯潘30日在波士顿一个保险公司主管的会议中演说，当被问及中国是否为“非理性繁荣”时，他说：“我认为是如此”。“非理性繁荣”是葛林斯潘1996年说的一句名言。他在暗指中国股市泡沫时说：“在你未预期的时候，它就破裂了。”

葛林斯潘的评论是在重复他今年5月间的谈话，当时中国主要的沪深300（？）指数比年初时上涨了超过90%，葛林斯潘说，他很担心中国股市会经历“重大的收缩”。

在投资人增加对中国股票的投资之时，葛林斯潘30日发表了这项担忧中国股市的谈话。（《联合晚报》）

格林斯潘的谈话，中国的报纸是否发表我不知道。中国官方舆论只喜欢西方的夸赞。其实，西方的有些学者记者也把透了中国的脉，学会了投其所好，把好说得天花乱坠，把坏说得无足轻重，反正是你不喜欢棒杀，我就捧杀，你不喜欢听真话，我就漫天说好。说了好话的人可以到中国旅游，享尽免费招待。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我想格林斯潘绝对不是这种轻薄之徒。

拿我们济南市来说，有一家生产摩托车的轻骑集团，若干年前可牛啦，是全国三家可以垄断市场的摩托车企业之一。它的老总叫张家岭，颇有一点才气，自己涂鸦自己草拟的广告语“踏上轻骑，马到成功”，在电视上翻来覆去地播放，张家岭头上的高帽子把他压弯了腰，外头看轻骑是轰轰烈烈，可是内里却日甚一日地掏空，凡是轻骑的职工没有不是叫苦连天的，谁都说干部吃里爬外，吃私贪污比比皆是，企业依靠银行输血，成亿、成十亿的贷款维持，今年在段义和事件后，报载，张家岭已经成了厅级腐败分子受到查处。我见到一个轻骑的职工问起来，据告，张家岭在境外的私人投资超过了千万人民币。这是一家国有企业被主管人员葬送的例子。张家岭敢贪，他手下的高管也就你上我上大家一起上了。哪个企业经得起这样糟蹋？

这位轻骑的职工困惑不解地说，张家岭有一个女儿，在日本读大学，一切费用都由日本的一家合资企业支付，房子有一套又一套，他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为什么这么贪得无厌呢？

我是一个教书匠，不谙世事，有时推想，中国的国有大企业和外国的股份制大企业相比，为什么就是经营不好呢？中国还多了一个党委制监督，本来应该清廉不成问题，现在却是，企业经营搞不好，干部贪腐止不住，难道就是这个党委制惹的祸吗？可是人家西方的大学没有党委制，包揽了诺奖获得者，而中国的大学有了党委制，58年来和诺奖绝缘。大学和企业，这两者不知是否可以类比？

我托一位朋友查了一下轻骑的股票，上市的时候，是五元，一度炒到20几元，现在是九元多。轻骑是一家亏损企业，早已经资不抵债，为什么现在股票价格不低呢？据说这是一种炒股思路，因为，大家知道，这种大企业，国家不会让它破产，一旦资本重组，就可能起死回生，股票再度走红，因此就“赌”这种破产企业的股票。由此可见中国扭曲的体制和在这种体制下豪赌的股民心态。

现在炒股是千军万马一起炒，你到证券公司的大厅里去看一下，那真是男女老少，济济一堂，又恢复了一度冷落的景象，而且人气是更加旺盛。中国炒股炒出过一个“杨百万”。杨某人白手起家，炒股成了百万富翁，成了中国股民的追逐的白马王子白雪公主。现在谁不希望一夜之间变成杨百万？许多升斗小民把一点点准备孩子读书的钱，治病的钱，养老的钱，甚至于东借西凑、抵押了房子，拿去炒股。

为什么股民如此疯狂呢？大家都有一个错觉，以为政府会托市救市，天塌下来有共产党顶着，共产党不敢让股市崩盘，于是大家都坐上了这条赌船，同舟共济，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种盲目性造成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汪兆钧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愿意把自己身陷股市。而中国政府却紧紧地攥住股市，这样就把一颗炸弹牢牢地绑在自己身上，这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现在，政府和股市的关系，大概是离婚离不了，捆绑又难以为继。

有人认为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已经捆绑到一个战车上，构成俱荣俱毁的关系，谁也经受不了对方的“崩盘”。的确，美国自救的能力远远超过中国，它们总是在采取不断的微调，克服出现的问题，大概不会出现1929年那样一发不可收拾的崩盘局面，我们只要看看美国近年的股市、汇市、物价没有这种“飙升”、“暴跌”的记录，就是证明。如果中国发生难以逆转挽救的崩溃，美国大概不会“见义勇为”、“舍己救人”，也只能坐视不救。先保自己总是人之常情。当年苏联的“国际主义”都是利己至上，何况资本主义的美国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岂能惺惺相惜利他第一？！美国的新闻自由能够经常唱衰国家，不断地揭示危机的隐患，提醒股民，而中国的新闻却是一只逗人喜欢的报喜鸟，天天报喜，为股市唱赞歌，把股民推到风口浪尖。

我们可以设想，一旦股市崩盘，那是一种什么景象啊？无论股民还是非股民，全都会陷在悲观、绝望、怨愤之中。

日本的经济危机是起于房市泡沫。任何“泡沫”都是可能引发经济全局危机的导火线。

这里提示一下物价上涨的问题。这一年当中，粮油肉菜平均上涨了三分之二左右。这对于人均收入三、四百元的城市低收入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

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就是由美国的股市崩盘引发的。我手头有1959年版的《世界知识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那时中国敢于奢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总危机”，说什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能避免新的深刻的动荡和危机。”如果爆发资本主义的总危机，那就是注定了它们的死亡，因为“人民绝不会再容忍那个给他们带来如此惨重的痛苦和牺牲的制度。”可是文革之后，中国的经济经历了濒临崩溃的危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终于放弃了“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陈词滥调，再也不把希望寄托在资本主义总危机上了。

历史教训当然不会简单重演，但风水轮流转，今天是社会主义如何避免经济危机、避免自己死亡的问题了。

既然苏联和波兰、东德等国“人民绝不会再容忍那个给他们带来如此惨重的痛苦和牺牲的制度。”难道对于共产主义制度有过身历其境的感受和比较的中国人民会叫好吗？但是我个人虽然不喜欢这个剥夺人权、剥夺人的基本权利的极权制度，希望中国社会逐步实现民主转型，但是我100个不希望出现股市崩盘的溃烂局面。那是全民的灾难苦难，比贪腐问题后果严重100倍，比专制问题严重100倍。东南亚、日本、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几年就过去了，同样的危机如果发生在中国，恢复起来难多了。

三、官商勾结，一党专制体制的命门穴

造成中国社会灾难的当然不只是股市的疯狂。例如，近日济南的济正薄品公司的传销诈骗大案引起的大振荡又是一例。

我是31日在游泳馆游泳时听说此事的。我住在济南市城东。据说，总部位于城西堤口路的这家薄品公司以月息30%无限量地收取存款，三个月就差不多本利翻番。最早投资的存户，当然都得到可观的回报，于是存户蜂拥而至，有的人家那是倾家荡产往里存钱。现在，骗足了胃口的该公司董事长龚印文已携巨款出逃美国，传说是40个亿。他的儿子已先期去了美国。

40个亿是什么概念呢？济南市打工者的年收入多数在10，000元或以下，因此可以以10，000元代表，那么40个亿就是40万打工者一年的工钱。

为什么人们会上当受骗呢？该公司董事长龚印文曾任枣庄市市中区常务副区长、枣庄市高新开发区党委书记、枣庄市体委主任等职，因此官场的门路他是驾轻就熟，来到省城是如鱼得水，心想事成。济正公司成了山东乃至全国最大的传销集团。

济正公司连续几年获得“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定点单位”，“中国质量服务信誉AAA级企业”、“中国薄品质量放心用户满意待业十佳诚信企业”、“中国质量万里行先进单位”等一系列国家、省、部级称号。在“2004年中国十大影响力品牌”活动中，济正公司获得“中国薄品十大畅销品牌”。这都成了他们招摇撞骗的招牌。据说，龚印文已非法集资30多亿亏空40多亿。

现在这些数以千计的存款者呼天不应呼地不灵了。

其实，济正不是唯一的一家。就在段义和炸死情人的同时，另外一家也是骗钱的薄品公司倒闭，每天有几百上千的集资者聚集在市府门口上访，因为该公司的背景是市府领导。曾经有人对我介绍过那家公司，还让我上网查看过该公司的网页，图片和文字介绍都是冠冕堂皇的，利息回报也是极为诱人。该公司厂房设在外省。为了证明它的实力，还把投资者用专车送去参观，人人都见到宏伟的厂区，漂亮的流水线以及畅销的薄品，于是赶快掏兜，往里存款，结果把成千上万的存户骗得精光。

搜索《百度》、《济正》，另外几家“济”字头的济南市的薄品公司都撤销了网页，可见倒闭骗钱的不是济正一家。

段义和从发案到枪毙，不到两个月，最后还有几百万来路不明的钱没有查清。我们敢说这里面就没有这些薄品公司的贿赂吗？在国内外网上，有好几篇文章建议缓杀或不杀段义和，以免造成杀人灭口的后果。

这几天，中央电视台播报了古井贡酒厂高管九人贪腐受到查处，广西一家传销公司骗钱十亿。比起济南来，还是小巫，不是大巫。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京沪高铁济南西客站选址的确定和西客站片区规划图的亮相，为建设所谓的“山东新门户，泉城新商埠，城市新中心”，济南市将在短时间内强制拆除近十个住宅小区、涉及一万多户、数万人居住的所谓“小产权”房。笔者写过《炸屋旋风指向“小产权房”》。济南市把这种官方不承认的所谓“小产权”房1，000万平米，称为“野楼盘”予以炸毁。据说现在这批新的拆迁户遇到补偿问题，核心就在这个“小产权”是否合法的问题。如果官方不予承认，那当然只有强制搬迁，不予补偿，炸毁不商量了。

仅仅一个济南市，半年来遇到多少问题啊！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炸死情妇案，“7.18”大雨淹死34人案，炸毁“野楼盘”案，济正薄品非法集资案，以及正在发生的西客站拆迁案，等等。尽管这些问题现在都撼动不了共产党的江山，但是如果掉以轻心，置之不理，影响也是极大的。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胡锦涛在未来还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的问题。怎么办？

（2007-11-07）

 

11月8日，中国的记者节，这一天中国一些记者写稿件仍然是”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思维，”非红即黑”，说明中国一些记者对于法治、平等、自由和权利的概念仍然缺乏正确的认识。

这一天，大陆媒体透露，前上海市委书记、前中共中央委员、历史人物徐景贤在上海逝世，不过，大陆新闻媒体使用非常贬义的字眼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贤，于2007年10月31日夜在上海病亡。这家大陆媒体正是北京的《财经》杂志，11月8日，该刊网络版刊登《财经》记者辛文的报道直指”文革上海干将徐景贤病亡”.《财经》网综合报道这样写道：徐景贤算得上”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他本来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文革”初期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一月风暴”中进入上海市革委会，后来又成了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滩的权势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人称”徐老三”.此后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后来居上的王洪文，都到了北京工作，徐景贤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实际上成了上海的头号人物。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消息传到上海，徐景贤召集同党举行会议，准备武装反抗，但随即接到中央通知（笔者注：其实是北京”四人帮”之外的某几位中央领导如叶剑英等控制的人通知的）去了北京，武装反抗的计划也就宣告流产。

曾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贤，男，1933年12月生，上海奉贤人。196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8月参加工作，高中学历。1950年9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7月至8月在上海市政建设干部训练班学习。1951年8月至1964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干事、市委文艺工作干事。1964年至1965年7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1965年7月至1967年2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负责人、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科长。1967年2月至1970年3月为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1970年3月至1971年1月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势被得胜的一方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1976年10月被逮捕，至1992年6月在上海市监狱服刑。1980年5月被开除党籍。1992年6月至1995年5月保外就医。1995年5月起刑满释放在家。

最早，发布”徐景贤病逝”消息的是新民网署名王洋的作者，他是全国第一个独家报道的。王文同样是贬低死者、歧视死者公民权，侮辱其名誉和人格。该报道全文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贤，于2007年10月31日夜在上海病亡。徐景贤，男，73岁，于1982年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0年5月被开除党籍。1992年6月至1995年5月保外就医。1995年5月起刑满释放。徐景贤是当年的全国”红得反紫”的知名人物，晚年撰写回忆录《十年一梦》，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出版，披露了”文革”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可这本书在大陆却不能出版和发行。

“病亡”是什么概念？就是因病死亡，含贬义。知道”国共两党”历史的人都会记得，蒋介石是”蒋匪”，蒋病故就叫”病死”.同样反之亦如此。再者，73岁的徐景贤，虽然于1982年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但到了1995年5月起就刑满释放，难道他还没有恢复公民身份吗？我想起了新华社的记者报道张春桥、姚文远之死仍然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犯”和”病死”的称谓，都说要”忘记过去”，可这个国家偏偏要”记仇到底”.中国媒体没有走出”文革”思维，而且在媚俗上又那么势利，还有什么资格谈媒体公信力？中国是一个讲道德的民族，也羡慕西方人挂在嘴边的博爱理念，现在又谈起了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以及宪法上也写上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可事实上对于一个刑满释放后恢复公民权利和公民名誉的历史人物，却不把他当作公民看，更何况死后也没有获得公民权利，这难道不是对去世公民的一种死后歧视吗？

我们可以在《圣经》马太福音中找到这样一段故事，耶稣谈到罪人时打了一个”迷失的羊”的比喻：一个人有100只羊，有一只羊迷失了，他是守住这99只羊舍弃另一只羊，还是离开这99只羊去寻找另一只羊？当然是去寻找另一只羊，他为找到这只羊欢喜，因为这只羊最需要帮助。现在我们生活中犯过罪的，堕落过的，就是这样一个”迷失的羔羊”，应该得到社会的关爱，或者平等的救助。当他重新回到这羊群之中，就与其他99只羊一样，应该享受你一切自由、平等的权利，同时也要履行尊敬他人、爱人如己的义务。

只是在中国，耶稣的话很少有人认真听，而且政府又担心信耶稣的基督教及西方社会要干涉中国的内政——遗憾的是，现在，”文革”都结束31年，为什么中国还没有走出”文革”……

北京一位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秦全跃先生认为大陆媒体这样做”实在是文革还没有结束”.他说，徐景贤走了，媒体用了个病亡。如果当初他没有”四人帮”这段经历，用词会是啥呢？活着，中国人讲究”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死了也一样，成者”逝世”败者”死亡”.”文革”突然结束，在西方历史学家眼里被称为”遭遇了一场政变”.秦全跃先生说，他且不探讨徐景贤犯罪的性质和属性，因为”反革命罪”早已成为历史，但对于一个服刑期满、刑满释放，并已恢复政冶权利的七十三岁公民和老人，为什么媒体就不能使用个”逝世”，”去世”，甚至中性一点的”病故”呢？像1957年的”反右”，1966年-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不只是一个又一个徐景贤们的过错，那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也是世界性灾难的一部分。所以说，对于一个和众多普通中国人一样享有公民权的徐景贤公民，又是一个老人，就是凭着公民间的关爱，凭着一个幼者对长者的尊重，执政党及其喉舌——各路媒体也应该说一声：别再歧视死者了，让公民徐老安息吧，愿他一路走好。

 

11月3日，北京奥组委终于出面公开澄清，所谓“奥运秘密养猪基地”完全是不实之词，北京奥组委和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从未要求任何企业建立专供奥运的秘密养殖基地。

由这则消息，我不由得联想起《吕氏春秋·先识》中所引魏国学者白圭评价中山国政情时所讲的“五尽”，“莫之必（信任），则信尽矣；莫之誉，则名尽矣；莫之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尽，无幸必亡。”将“五尽”译成白话文，那就是：信用丧尽；名誉毁尽；亲信离散尽；民穷、国家财用尽；执政者除了说些空话大话之外，无所作为，只能自欺欺人。本文且以此“五尽”来观照中国现状：

“信尽”，白圭所言是指执政者的信用彻底败坏。但今日中国之现状却比白圭所言要严重得多，从国家、厂商到个人间的信用均荡然无存。国家的执政者对内缺乏制度信用，所有政策法令不是朝令夕改，就是毫无约束力──官方宣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即笔者经常说的“软政权化”。厂商缺乏市场信用，生产伪劣商品牟利蔚然成风。民众之间缺乏个人信用，“杀熟”（欺骗朋友、熟人乃至亲人）成了社会风气。在国际社会质疑中国食品安全之时，中国当局为了消解抵制奥运的声音，情急之下公然宣布已专门养殖奥运猪种植奥运蔬菜，以结外国之欢心，是为不智；当海外舆论哗然、国内民众亦对此高度不满之时，居然又否定此前刚公布的资讯，是为不信。

“名尽”，指统治集团成员的道德廉耻丧尽，统治集团的声誉荡然无存。中国的腐败除了大家熟知的各种权钱交易（所谓商业贿赂）之外，已经直接渗透到权力的授受过程，即买官卖官。也就是说，担任公职之人，既不需要古代儒家那种经世济民的自励，也不需要毛时代那种“为人民服务”的空头口号；而是赤裸裸地将做官视同于经商，花钱买官位就是为了让个人谋取更多更大的利益。

“亲尽”。这里的“亲”指的是国家亲和力与凝聚力。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共曾倚为“统治基础”、占总人口80％以上的工人与农民沦落为社会底层，只剩下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这一三角联盟，以及占人口总数11％左右的中产阶级依附于统治集团。但如今中产阶级当中不少因成为“房奴”而怨声载道，藉网易调查表明“来生不愿做中国人”就是明证。最近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先生公开发表“对策和谐社会──致胡温公开信”痛陈国是，表明统治集团内部也离心离德。我相信，内心深处与汪兆钧看法相近的精英人物应该还有不少，只是他们不象汪先生这般有勇气罢了。

“财尽”。一个国家的财富可分为资源、公财与私财。中共建政之日开始，就只将富国强兵悬为唯一目标，从来不考虑富民。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允许少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如今金融资产的80％集中于20％的人手中，大多数民众依然贫穷。为了支撑经济高速增长，各种资源亦已罗掘殆尽，各地政府都在加紧卖矿产、土地，掠夺农民的耕地与城市居民的住宅。官员们虽然富了，从中央、省、地（市）、县、乡 5级财政中，却只有中央政府与部分省级政府堪称富足，市、县、乡（镇）3级政府大都负债累累。

“功尽”。此处“功”即办实事之谓。中共政治对人才的选拔是种逆淘汰机制，经得住这种淘洗的多是四平八稳、善于逢迎之人。由这类人构成的统治集团既不能重用人才，自己也办不了实事正事。如今的执政集团对内除了大言“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之外，只能说些“执政为民”、“要为老百姓办实事”之类的空话，几乎不能将任何政策落到实处。以与民生至关重要的房地产市场为例，虽然几经调控，却几乎不见功效，房价成了压迫民众的一座大山。事功不成，最后只剩下严厉控制媒体、管制网路，让媒体天天报导各种“正面消息”自欺欺人。

目前的中国比数千年前的中山国幸运，并无强国觊觎国土，免了外患之虞。但这样一个政府，当其财尽之时，面临的是什么局面，无须多说。

 包遵信最后的遗作扫描（一）

包遵信最后的遗作扫描（二）

现在，七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知道小说《刘志丹》，都知道这是本“反党小说”。虽然这本小说很少有人读过，但自它1962年在报刊上发表以后，有个重要的变化则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阶级斗争更加普遍化、经常化了。各系统各单位都纷纷找所谓“反党小说”、“反党电影”、“反党文章”；原来这一切都来自“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自此以后，有了这样的“最高指示”，一会儿批判电影《早春二月》、鬼戏《李慧娘》，一会儿又禁演《舞台姐妹》……直到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揭开了文革的黑幕。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所谓“反党小说”及这段“最高指示”，可否把它看作是发动“文革”的前奏曲？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正式出笼的信号弹？这个推断如果大致可信，那也就不难理解当初围绕《刘志丹》这本书竟然那样大动干戈，连我们这些隔得很远的部门也闻风丧胆，可见当时的威慑作用何其大也。

现在的人很难想像，这部被钦定的“反党小说”，当时谁也不曾读过，当然也不知道具体内容，更不用说小说这段历史了。传闻它是“为高岗翻案”，要害何在是不言自明的。难怪小说作者李建彤在“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一书（不久前在香港出版）中，花了很大篇幅来辩白自己未曾写过高岗。《实录》详尽记述了作者当年与专案组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以此为线索回顾了当年调查、访问、写作、修改的过程，和尔后的立案审查、诱供逼供、上诉申辩，最终获得平反的详细经过。在中国，这类“文字狱”多不胜数，但像《刘志丹》一案由最高统治者（实为“独裁者”）定性的“反党小说”倒不多见；由此还扯出一个所谓的“西北反党集团”，“文革”中此案进一步升级，不仅受株连的西北老干部被斗、被关、被逼自杀，还扩大到陕北根据地的普通民众，总共大约六万余人。这仅仅是一个个案实录，类似这样的冤案全国又有多少？

《实录》当然是《刘志丹》一书的有关史实，同时也是陕北根据地许多重要中共党史的基本史实。因此可以把它作为了解中共党史的资料，可能更有意义。

中国正在向现代民主制度转型。要完成这个转型当然有许多工作要做，但要跨入它的门槛并不难，只要执政党开放党禁，还政于民，放弃一党专制的统治，就等于放开了通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大门了。然而，要中共放弃“一党专制”谈何容易，这个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被时下执政党叫得最响的口号，轮到自己时却总是兑现不了，原因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它被用谎言与欺骗所编造的历史、神化的历史还未曾得到清算，甚而连世人皆知的历史真相，也列为禁区，不许你写，不许你说，试图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这种霸道的行径，连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也不曾有过！

谎言与欺骗编造的历史殿堂，尽管它似乎“巍峨辉煌”，也经不起事实的戳穿，早晚都有颠覆的可能。《刘志丹》一书之所以会掀起那么大的波澜，前后十年，受害数万人，就是因为它有可能颠覆执政党。

张祖桦注：

10月10日下午我去协和医院看望老包，他端坐在一个四四方方的康复椅中，精神矍烁，谈兴甚浓。因期间没有别人来，我俩聊了很长时间，谈了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这篇文章，他说已完成草稿，但还要等出院后再修改。孰料他10月22日出院，第二天一早就突发脑溢血，28日就仙逝了。这篇手稿于是就成为老包最后的遗作。我今天再次到老包家中看望师母，包师母带我到老包房中，看到书架上放着一叠打印纸，翻开一看，正是这篇文章的草稿，是用铅笔和圆珠笔交替写的，字很有特点，一望便知是“包体”，师母说比他以前写得差很多，不过还能辨认。回到家中，一口气把稿子打出来，失去良师益友的巨痛稍感缓解！

2007年11月4日夜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