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看看“价值百万防暴运兵车亮相南京”的网友热门评论：“用的着吗？”“搞这么牛的防暴车，说明社会治安还是不行啊，而且，这会促使犯罪分子寻求更猛火力的武器！”“抵御得了AK47，抵御不了人民的怒火！”“防暴都不先防小偷。”“好像在我们国家现在还用不着这个’玩具’.”“浪费汽油，浪费钱。”“要多想想为什么有这么多事，不要一味地防，要从根本上解决。”“用这些钱去解决民生，不比买这些纸老虎强；如果执政能力不行，哪怕再强大的武器都是没用的——老蒋就是个例子。”“这个车！哈哈！这么高档，是不是防止本大叔来中国啊！来是防止中国那些善良的人民啊！钱啊！百万啊！可以修一所希望小学了吧！可以让好几百娃上学了吧！”“坐在里面的人可安全了，在外面的老百姓可掺了，这么牛的防暴车不是让恐怖份子弄”火箭炮“来轰嘛，别殃及池鱼了。”“哇……以后不敢去南京了！看到这车就想到那边治安！”“要来干吗？钱多没地方放？”“这用来打仗的吧？真的需要吗？”“这不叫浪费，叫资金流通。流通了才能发展啊。”“防街头小贩的水果刀。”“人民是刚有点钱，也用不找着这样啊？”“还有没学上的，就不能去救济救济。”“这算什么，下次我们这边的搞一台装有火箭发射器的防暴运兵车。”“不买这车，领导怎么弄一笔啊！”“有必要吗？完全是摆设，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不知道这帮人是脑子进水了，还是喝酒喝多了！完全是胡闹……”“悍马给领导当坐车了，当让发挥了很到的作用。至于这个防暴车吗，吓唬因生活困顿而铤而走险的百姓当让不错，用在战争中就不行了，一个手雷就可以搞定。”“没用的东西！只能在市区和平坦的路上用。如果遇上卡车和小偷那就是个垃圾，从而也成为别人的东西，现在的人能看管好这样的东西吗？”“防民胜于防暴。”

（http://comment.news.163.com/news_guonei6_bbs/3RHPL9H70001124J.html）

尽管网络过滤严密，网民们仍以其尖刻、幽默、乃至挑衅的言辞把技术官僚那虚饰的和谐社会的装饰驳得体无完肤。我们知道，意在全体居民中散布恐吓、惊慌和毁灭的一系列行为就是恐怖主义。这些行为表面上是任意的、蓄意的象征性行动：打一儆百。当恐怖主义集团劫持了国家时，它的暴力行径往往是冠以法律法规的名义或干脆匿名，以个别或部分警察和喉舌记者的身份予以实施，其受害的对象经喉舌的指鹿为马，要么是暴民，要么就是刁民。它的目的，就是要求服从，并使舆论界转而支持集团垄断利益，支持既有的秩序和稳定。它采取一切可能动用的镇压措施，与此同时在精神和肉体上消灭异己者与挑衅者，让那些潜在的支持者知难而退或忍气吞声。但是，兔子急了也咬人，扞卫自身的最后一点权利和尊严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价值体现，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该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正义论》）没有正义的社会是永远都不会和谐的，它只会迫使人们为了生存如野兽般地竞相残杀和以暴易暴。对暴力的痴迷让人人相斗的仇恨不断地累积和延续，让人人平等的正义的不断地颠覆和疏远。任何一个政权如果只能依赖暴力才能得以撑持，那么它只要存在一天，这一天就注定充满血腥和恐怖。

再看看可以见证的力量：

中央社香港二十五日电，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在中共十七大开幕的第二天，中铁四局一辆官员的车将池州马卫镇村民唐申应撞伤，唐申应要求车主将他送院，但对方拒绝，期间群众扣住官员车辆，中铁四局于是派人增援并将老人打伤，由于马衙镇派出所与车主熟悉借故不处理事件，派出所人员并将铁门锁上，全部离开派出所。逾千名群众愤怒地将派出所铁门砸开冲入，之后派出所人员返回将唐申应送去池州医院，仍在住院的唐申应向信息中心证实事件，并表示因没有床位现在每天睡在走廊上。而同样的事在前年也发生过，零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池州仁和医院老板将一名中学生撞伤，老板不但不将学生送往医院，反而叫他的保镳殴打中学生及群众，当公安到达现场后将老板带走，由于相传在医院救治的中学生已死亡，池州逾万名失去控制群众开始打砸及放火，当局调派二千公安武警才控制场面，事件至少造成五十群众受伤。

大纪元报导，2007年10月22上午9点30分，在无锡万达商业广场前期拆迁工程核心地块发生自杀爆炸事件，一名警察死亡，引爆炸弹的被拆迁人一只手被炸掉。据知情者披露：万达商业广场前期拆迁工程位元于河埒口新华书店附近，引爆炸药者48岁，有精神病史，单身。因房屋即拆迁问题，多次与当地开发商交涉未果。知情者表示：被拆迁人年轻时因单位没有分配房子给他导致女朋友分手，精神受到刺激，得了精神疾病。单身至今。他说：这次拆迁面积大，他想不通。加之开发公司态度恶劣，曾经多人围打他，使他受到伤害。昨天他曾经拿一包炸药作试验成功了，当时在场的很多人以为他开玩笑。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真这样去做了。

中新网綦江10月3日电，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云生在“十。二”客车燃烧事故情况通报会通报会上称，经调查取证，已有证据表明，此次燃烧是一次人为故意纵火、危害公共安全的刑事案件。据介绍，位于事故客车起火点的第一排左侧的两名乘客为一男一女，男性乘客叫肖永华，五十岁，系重庆冠忠公交集团公司万盛分公司副经理，女性乘客叫张小亚，三十八岁，万盛人，二人系夫妻关系并均已死亡。根据警方所获证据表明，肖因多次婚姻变故及家庭成员劳动关系处理、并对被单位停职等原因不满，遂生恶意，实施了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导致惨剧发生。

湖南红网报道，9月16日19时15分左右，浏阳市文家市镇“潇湘人家”饭店发生一起爆炸案件，爆炸造成9人死亡，25人受伤。公安机关初步认定这起爆炸案为一起刑事案件。据公安机关现场勘查和调查走访，文家市镇一村民因家庭问题与多人发生纠葛，便以赔礼道歉为名邀请与其发生纠葛的30余人到“潇湘人家”吃饭，随后发生爆炸。

来自底层被迫害者或人民群众的暴力行径往往是排山倒海的。它的目的是打倒不公
，寻求正义。其意义在于唤醒公众舆论认识“制度”的邪恶，“惩罚”这一制度令人憎恨的代表及其走卒，扩大公众对其处境的同情和支持。如果一呼百应，那么最终就是火山喷发，埋葬旧世界，或至少造成一种揭竿而起的亡秦之势。恐怖主义必须具备若干条件和决定因素。就国家恐怖主义而言，最重要的条件是统治集团凌驾于广大人民的头上，面对日益高涨的民主呼声和反抗而又要保持独裁权力的意愿和决心，为此不惜代价的装备军队和警察，以对人民使用暴力进行镇压和恐吓。而对于来自受迫害一方铤而走险所酝酿的恐怖行为，最重要的条件是官僚集团贪渎腐化，不顾国家的发展和前途，对民生艰难麻木不仁。在这样的情况下，受伤害的人梦想使用暴力，而受压迫的人梦想自己站到了压迫者的位置上。人民大众态度的政治态度消极，且根本无法获得任何对于民主、自由乃至公平和正义所需的真实理解和充分支持。于是，拳头代替了口号，爆炸代替了社会经济和政治濒临边际状态时所有的挣扎和屈辱。因此，对于既无能力和可能、又无耐心来和谐社会的民众或政党，恐怖行径就是它唯一的武器。

十七大爆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颇令人失望，于是，一些人从对胡的幻觉中醒来，把希望寄托给十八大。2012年，胡锦涛交权，接班人亮相，新人据信为习近平或李克强，美好设想不免投射在这二位身上。准确地说是单方面要求他们“把停滞过久的政治改革提上日程”，这种政改不搞虚套，不扫外围，直奔体制核心——直选各级领导人和各级人大代表，实施多党竞争。一句话：要求“政治分享”：“国家权力和公共职务在各个党派、各个利益集团、各个阶层之间合理分配”。痛快，坦率，直抒胸臆，毫不含糊。不过，这是十八大接班人能够承担的任务么？那时的最高掌权者有这种抱负、远见，有这么大胆量、决心吗？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5年后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必然一改前非，决心砸烂这个被数千万党员、数百万党军以及严密的安全部门守卫的党组织呢？“政治分享”，这可是改变共产党的专制本性、废除共产党的“领导”、否定共产政权的“合法性”、抛弃“四项基本原则”的大事啊！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或者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总之，十八大决定的那个接班人，如果不愿、不能承担这项任务，岂不竹篮打水――全落空，成为美梦一场？

的确，习近平与李克强最近政治行情看涨，换句话说，认为他们的视野和胸襟比胡锦涛强，“比较开明”，至于强到什么程度，“开明”到什么程度，没有人说清楚，混沌一片，模糊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温家宝是比较开明的，他公开承认人权、博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两位接班人的“开明”能够达到这种水平吗？赵紫阳是比较开明的，他主张建立全国、地方、基层三级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两位接班人的“开明”能够超越这一水平吗？如果对这两方面问题的答案都是零，那么，企求他们在2012年接班时搞什么“权力分享”，那不是毫无根据的幻觉吗？用幻觉求得一时心理的满足，并散布开来用以惑人，是要不得的。

习、李二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中共实施培养接班人战略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陈云认为“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女可靠”，因此关键岗位接班、掌权由官宦子弟充任。这一铁则一直实行至今，连毛岸青夫人也在军事科学院混个少将军衔、捞个副部长职务。民间形容这种家天下的权力传承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当然，统治者明白，光靠血缘关系维持江山一统不行，权力交给酒囊饭袋子弟操纵绝对不牢靠。所以，对贵胄接权附加了如下条件：第一，对权力要忠诚，不能三心二意；第二，对中央要听话，不能阳奉阴违；第三，要会来事儿，不能死板固执。换成中共语言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央保持一致，要有统一规划下的创造性。习、李二人就是严格按上述要求，经过层层过滤，进入最高权力中枢的。回顾他们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3个不同阶段：第一段是基层插队知青，不久成为大队支书，从这时开始向权力靠拢。第二段进入中层权力机构，成为地方势力一员，逐层拔高，直到成为镇守一方的诸侯。此间经历“改革开放”考验、“权力寻租”考验、“反自由化”和“六四”考验、“江胡权斗”考验等等。这些关健环节都需要他们端正立场，表明态度，做出部署，贯彻始终。他们对“六四”屠杀只能拥护和支持，与主谋者邓小平站在一起。对“权力寻租”，他们挣眼闭眼，任由泛滥，自身卷进去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在开辟经济发展渠道、在提高GDP增长率、在改善民生、在平抚民怨方面都做了工作，取得成绩。这两方面的综合成果，使他们获得步步提拔的可能，并且，在面临擢拔最高权力接班人时，使他们有机会进入人生轨迹第三段：成为“王储”。在中层权力机构的这段经历已经铸就他们的基本政治规格，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可能走向。在5年的“王储”考验期，接班者只要忠诚听话，按部就班，不出大错，哪怕政绩平平，全党也能接受。这是胡锦涛10年“王储”走过的路，习、李自然会领悟。习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李任河南省委书记时，已经以“低调”着称，即对棘手矛盾“不声张”、“不作为”。艾滋病在河南是官方制造的巨大祸患，高耀洁医生多方呼吁制止，民间自动发起救助，李克强却听之任之，他明白只要插手就会使自己陷入官方泥沼无法自拔，而不插手反倒无人追究，官照升，爵照加。可想而知，连艾滋病这样的局部祸患都不敢处理的人，连为民伸冤的郑恩宠律师连遭迫害的案件都不敢过问的人，有没有可能提出全局性、根本性的政治体制问题，向全民宣布实行“权力分享”呢？他们有这样的胸怀和胆识吗？

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之风曾给国人以兴奋。他们的开明意识是中共为摆脱文革危机、寻找新路的产物。开放的时代造就了开明的领袖，书写了开明的历史。那个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当邓小平意识到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换取私有制积极性，赢得经济形势好转，摆脱了社会危机，中共得以复苏后，立即刹车。人们切盼的“政治体制改革”终于搁浅。邓是极聪明亦即极狡猾的人，他明白政治改革最终要触及共产党的特权，他不能允许开启这种改革之路，但是，又不能与这一社会要求硬顶，免得尽失众望，所以，就采取虚予敷衍之策，表面上积极张罗“政治体制改革”，定为中共十三大主题，实际上阉割它的民主方向，把它限定在“党政分开”的框架内，分开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一党专制。这些，在邓选第3卷中有着十分明确的记载。1989年民运就是强烈要求进行实质性民主改革的表示，被邓小平野蛮地镇压下去。到江、胡时代，权力向掠夺社会资源极度倾斜，特殊利益集团坐大，成为一党专制的经济后盾，当权派的政治取向只在保权，没有认真改革的动力，这是胡锦涛执政5年证实了的。所以，幻想习、李如何“开明”，能够开辟“政治转型的10年”，只能说：这是无中生有的幻想。

中共是一个封闭性和保守性极强的团体。封闭性使它具有强烈排它功能，新思维很难进入。保守性使它具有强烈守旧机制，很难产生革新意识。新意识难入，旧传统沉重，陈陈相因，只能长远落后于时代要求而与金正日政权勾结，与缅甸军政府为伍。这个封闭和保守的团体内，会因物极必反规律而催生少量开明派和民主派，他们必然被党内强大的保守势力排挤和打压，以
致难以存活。皇权意识从毛、邓沿袭下来，从上到下，笼罩着大小当权派，并散播于广大农村，构成腐朽的专制体制。这种体制不会由于偶尔冒出个别见解趋时的领袖（比如认同普世价值的温家宝）而有所动摇。它会变化多种花样而拼力维护自己的专制体制，绝不会有任何服输的可能，除非民主力量构成的压力足够强大，乃至兵临城下，迫使它不得不认真考虑，或者被消灭，或者自动投降。为了体面地下台，这时它才能承诺进行“体制转型”，才能同意“权力分享”。

人生常梦水长东，此话有理。饿汉常梦免费午餐是由于自己无力购买而产生幻觉。民主力量弱小，使一些人幻想由中共领袖洗心革面，完成社会转型任务。这种心情确属无奈。然而，现实是无情的，它只相信政治永远是利益的较量和实力的对比，唯一的出路是扎扎实实聚集民主力量，使之逐步壮大。不把基点放在这方面，只是幻想中共十八大会改天变地，误矣！

其实不然。人类历史上最凶猛的纸老虎日前已在陕西镇坪县诞生，国家财政的大量资金差点就被它吞噬掉，作为最具知名度的纸老虎，其照片还即将登上《科学》这样的西方权威专业媒体。

短短二十天的时间过后，一出荒诞剧终于演化成一个国际玩笑，当谎言的包装被层层剥去，愤怒和嘲讽纷纷砸向纸老虎照片的版权所有人——陕西镇坪农民周正龙，但是，揭穿这一谎言的网民心底透亮，仅凭这个近乎文盲的周正龙，不可能放出如此巨大的纸老虎，那么，始作俑者究竟是谁？

围绕纸老虎的闹剧，互联网和传统媒体已生产出海量的信息，要从中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需要有抽丝剥茧的耐心，而且，不能仅把目光放在周正龙的照片上面。我们知道，周正龙的照片是2007年10月3日拍摄的，照片被公开后，一时间，陕西发现华南虎的说法似乎就被坐实了。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早在2007年9月份，连张纸老虎的照片都还没有，陕西省林业厅虎调队就已经形成了“镇坪有华南虎存在”的所谓调查报告，而镇坪地方政府更信心十足地打出了“游自然国心，闻华南虎啸，品镇坪腊肉”巨幅广告。事后我们得知，陕西省林业厅虎调队的所谓调查报告，并没有得到权威专家的认可，倒是有专家指出，以规划中“镇坪华南虎自然保护区”的面积，根本不具备华南虎生存的条件。

但这并不妨碍镇坪地方政府的大肆宣传，当地林业局长声称：“这将是我们镇坪最闪亮的名片。”而在林业局的门口，“野生华南虎保护办公室”的大牌子也迅速挂了出来。巧合的是，已经绝迹几十年的华拿虎，在“闻华南虎啸”的广告牌树起不到一个月时间，听话的华南虎就乖乖现身，并在前猎户周正龙的身前摆好pose，任由周正龙拍下70多张照片。傻子都会对此产生怀疑，可镇坪地方政府和陕西林业厅却似乎连傻子都不如，二话不说就花巨资买下了周正龙的纸老虎照片，并且承诺版权继续归周正龙所有。

我不相信那群精明的官员会傻到这种程度，也不接受权威动物学家解炎“地方干部也是受骗者”的说法。从时间顺序上说，他们欺骗公众的时间在周正龙拍摄纸老虎之前，即便纸老虎照片的拍摄确系周正龙的个人行为，那么，也只能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来解释，正因为“闻华南虎啸”的谎言需要另外的谎言来充实，他们才罔顾常识、罔顾科学地为周正龙的纸老虎照片提供“专家论证”的条件（我甚至怀疑背后藏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并言之凿凿地为纸老虎照片的真实性背书，由此，镇坪地方政府和陕西省林业厅的官方形象与纸老虎照片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

为了发展旅游而杜撰和虚构主题并非镇坪地方政府和陕西省林业厅的发明，我在《旅游产业，浮躁背后的萧条与破产风险》一文（发表于《民主中国》2007年5月号）中就曾指出这一严重违背事实的问题的大量存在。在所谓刺激经济发展的“良好愿望”下，以政府（而不只是官员个人）的名义公然撒谎，显示公权力有沦为谎言生产机器的趋势。对它来说，常识、科学、真相都不重要，只要能来钱，一切都可以放手去做。

考虑到中国权力社会的特点，我们绝不能低估这种利益驱动型谎言的生产能力。更可怕的是，对于试图揭示真相的人，那些制造谎言的人总试图动用公权力进行打压。在网络舆论开始对周正龙纸老虎照片产生疑问之后，有记者来到纸老虎拍摄现场作实地考察，但很快被当地公安部门阻拦。记者被带往公安局后，警察“拷走了照片，同时删除卡上的内容”。如果说阻拦记者上山可以用害怕记者被老虎吃掉的理由做解释的话，那么，删除记者相机内的照片又是为何？谁给了警察这样的权力？而《广州日报》记者何涛在镇坪采访期间，由于感觉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吓得四处换宾馆，这又是为什么？

种种迹象表明，陕西有关地方政府在纸老虎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深入挖掘。没有权力意志的默许和纵容（乃至直接参与），周正龙的纸老虎照片不可能登上大雅之堂。在陕西省林业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权力的意志更直接为纸老虎的可信性背书。迄今为止，参与此事的官员既不承认纸老虎有造假的嫌疑，也不为他们的错误公开道歉，百兽之王式的绝对权力仍然试图维持他们“一贯正确”的面目，不肯对社会舆论负责。

只可惜，作假者低估了以互联网为信息枢纽的现代传媒力量。几乎在华南虎照片被公开的同时，网友就对照片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其时正值十七大召开之际，传媒管制政策趋紧，“纸老虎”这一看似不太具有敏感性的话题便成了网络关注的中心，由此开始，陕西镇坪政府及省林业部门被迫一步步修补谎言中的破绽，却使更多的破绽暴露出来。事实上，“网友”从来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当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1.6亿，它已囊括了社会各界人士，其中不乏各专业领域精英。借助网络传播的扩散速度，中科院研究员傅德志以及众多传统媒体的记者迅速置身这一话题，用无可辩驳的科学常识和现场调查，层层揭开了这一弥天大谎的包装。这时候，网络再次承担了虚拟公民议会的角色，睿智、幽默而有韧性的网友成为不断质疑的议员，而各专业领域人士则主动充当了听证会的发言人，其中包括图象处理专家、专业摄影师、动物学家、植物学家，乃至于有人用微积分和线形代数的数学专业知识对照片加以分析，得出了纸老虎造假的结论。

“南都”说此次涨价一倍，主要是“升级提价”，一是“改扩版升级”，二是“将全面提升报纸发行服务质量”。

但读者大多不信此说。“南都”曾数次改版扩版升级服务，却从未涨价，每次都是以新增的广告版解决“升级费用”，此次“改扩版升级”后，“南都”的广告版面也相应增加不少，理当遵惯例祖制，“扩版升级增报务，价格不涨惠平民”。

有人说，“南都”涨价的真实原因可能是“狼来了”：中国正在出现新一轮大涨价——11月1日“南都”的头条是《成品油今起涨价》，“全国平均零售价每升汽油约涨0.4元”，而后又有“九月以来猪肉再次涨价”，“房价仍然持续上涨”、“深圳居民收入增幅减缓”、“华为鼓励七千老员工辞职”等诸多意味“通货膨胀”狼来的消息。“南都”涨价一倍，很可能是报纸各项原材料因“通货膨胀”猛涨，仅仅靠增加广告版面的传统方法已不堪应付。虽义在利先，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有人说，“南都”涨价一倍可能有更隐秘的政治因素。《南方都市报》是今日海内外公认的“中国最好的报纸”，“中国最为敢言的报纸”，曾以大胆报道“孙志刚案”逼政府结束了残酷的“收容制”，但因此也开罪于地方豪强，不断付出惨痛代价：“南都”深圳版，被誉为“天不降’南都’，深圳无真话”。从深圳来看，此次“南都”涨价一倍，最大的受益者是深圳官场——虽然有深圳读者力挺，说“南都”就是涨到20元一张，只要坚持说真话，我照样买。但是，许多月薪只有几百元的打工仔打工妹，2元就是一餐饭钱，为了生存，只得停止购买“南都”，围着报摊看看“南都”封面而已。与此同时，深圳官方的“晶报”、“晚报”，因“南都”退出的市场份额而销量大升。这般“真话’南都’”衰减，“娱乐’晶报’”还乡的局面，让一些深受真话损害的深圳官员手舞足蹈，开怀大笑。

于是又有人猜测，“南都”涨价的自残悲剧，可能是《南方周末》“白领化”悲剧的再现。几年前，雅俗共赏的《南方周末》突然以扩版之名从每份1元涨到2元，结果，大批平民读者被迫告别《南方周末》，《南方周末》从此成为“白领报”、“精英报”，发行量从一百万骤降大半，据说低谷时不到30万份。看着《南方周末》日益远离大众，与民隔膜，成为精英们自说自话的“后花园”，官方从此高枕无忧。此次“南都”涨价升值，完全像当年美国逼日元升值，害得日本十年经济衰退，其政治阳谋不可小视。

上述观察分析，均皆一家之言，难成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南都”涨价，民众忧，官场乐，却是不争事实。按“以民为本”的十七大精神，应当不能说是善事好兆。

到目前为止，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共的理论体系已经有过几次重大调整，但是应对政党轮换的理论研究还是一个禁忌，或者说只是极少数体制内精英的私下话题。然而，可以预见，在今后5到15年的政治演进中，中共必然会面临强烈的正当轮换的政治压力。体制内开明且占年龄优势的政治精英，绝不愿意看到崩盘后被清算的结局，要努力做好“变化的准备”。寄生在共产党体系内的所谓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要求政治“复位”而不是“越位”。民间温和政治力量逐步成熟，要求“和解、共生”，因为恰恰是抗争精英的不和解精神为“长期执政”提供了由恐惧而产生的拒绝理由。

在一个广泛共识的基础上，以上三种力量可以合成引导中国政治深度整合人本政治哲学的新的全民政治理念，从而使中国形成一个在政治社会结构上更接近北欧福利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模式。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需要时间，更需要理性。它的基础成本是：一，中国的民间自由政治本身要“去会党化”、“去文革化”，更加务实地面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危机，放弃幸中共之灾、乐中共之祸的思维方式——因为中共之灾祸的成本早晚要民间承担；其二，中共内部的开明派不要用“长期执政”的致幻剂来麻醉自己，要确立在政党轮换政治中如何保护本党不遭受历史清算的战略构建。

中共借经济话语来表达政治见解的逻辑，早晚会导致重大突破，从指令计划为主、指导计划为辅，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地位的自我标示，乃至于非公有经济的就业作用（占80%），——这些都是例证。我们应当承认中共党内开明派对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作用。胡耀邦与赵紫阳自然不必多讲，想一下不太知名的胡开明就可以了。在三年自然灾害抗灾自救中，他毅然实行“单干”政策。虽然当时被毛泽东下令秘密逮捕，并遭受了长期监禁，但毫无疑问，他的“违法政策”启发了以后掌握最高权力的邓小平。如此，才催生了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而农村改革的政治逻辑结果就是导致了土地准私有的伦理观念的形成。农村土地准私有不仅是所有农村社会维权的伦理基础，而且也是迫使相对富裕的国家财政向农村做转移支付的“势文化”的基础。

另一方面，中共执政精英层的人文学科专业人士的增加以及这些人的年龄优势，也为下“一批”胡开明的出现提供的文化伦理基础。在今后5到15年，随着与六四血案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中共政治精英的自然死亡或者退出权力层面，政治改革的个人阻拦因素将基本消失；与此同时，民间自由力量中非理性成分也将进一步淡化，因为“去会党化”与“去文革化”的趋势已经发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