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鸣:在北洋狗与北洋虎之间

 

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说王士珍是龙,其实是说他老人家神龙见首不见尾,或者说藏头露尾,在北洋时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坛上, 总是送往迎来,干着维持会的差事,凡事没主张,也不掺和。龙置身事外,虎与狗之间,却断不了有点麻烦,人们所谓北洋直系和皖系之间的争斗,前期就是指冯国 璋和段祺瑞的明争暗斗。只不过,狗与虎之间,由于实力过于悬殊,真斗是斗不起来的,没等交手,胜负已判,虽说两下心里悻悻的,但最终也没有撕破脸皮。

冯国璋被称为北洋三杰之狗,不是说他没本事。在北洋这些识字不多的军头之中,要论文,他是秀才,而且是从军之后,在北洋武备学堂时考的秀才,李鸿章为此感 慨道:武校居然出了个文生!清末新政,武官资格考试,段祺瑞几次考不过,需要主公袁世凯疏通关节,而冯国璋不用。北洋军号称劲旅,但在辛亥革命前,真刀实 枪地作战,却还没有过(此前只打过零散的义和团)。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实战的机会来了,南下作战的第二军军统段祺瑞却借故不去,让冯国璋带队出征,在主公 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之后,冯国璋率军发狠,接连攻下汉口汉阳,让革命首义的武汉三镇,剩下了一镇,为日后袁世凯跟革命党人谈判,争得总统宝座,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于文于武都有两下子的冯国璋,却总是比不过段祺瑞。文的方面,考试不行的段祺瑞,却去了德国“留学”,回来以后,统掌北洋系统的所有军事学校,在北洋系内 结下了最广的人脉,说起来,所有毕业于北洋学校的军官,都是他的学生。古人所谓的“五达尊”,天地君亲师,至少人家先占了一个。武的方面,战功虽然没有, 但仗打完了,冯国璋却没有参加北洋将领逼清帝退位的共和鼓噪,先前的战功,由于后来共和的缘故,在革命党人,是留下了骂名,北洋这边也不好再提,结果名声 反而远不如打电报仗,带头鼓噪的段祺瑞(后来拍马屁的人称段祺瑞三造共和,其中第一造,就是这次)。特别是,由于冯国璋打完仗被调回担任皇帝禁军的统领, 对逼清帝退位很不积极,所以,即使在北洋内部,也不认为他在把袁世凯推上总统位置上面,有多大的功劳。

革命后,袁门男将们都很忙,段祺瑞和王士珍拿到了最优厚的战利品,一个陆军总长,一个总参谋长。但此时冯国璋最操心的事,却是如何安置麾下的原禁军,放在 哪儿都不放心,又不肯让人解散,最后带着这支基本上由八旗子弟组成的军队,来到了南京(从此,这支打仗不行,要饷还行的军队成了他的心病,走到哪儿都得带 着),说是为袁世凯坐镇东南,但实际上是远离了权力中心。从此往后,连袁世凯都不跟他说实话,预备称帝前夕,对特意前来讨个实底的冯国璋,袁世凯皮里阳 秋,信誓旦旦地说根本不想做皇帝,害得冯国璋回南京之后,老实巴交地逮谁跟谁说帝制的不可能时,北京这边已经开始筹备,锣鼓喧天了。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风头很劲,在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之际,劲得不能再劲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冯国璋和他的老朋友段祺瑞有了摩 擦。踌躇满志的段祺瑞一心要完成他主公都没有完成的大业,要拿南方的非北洋系军阀开刀,武力统一,而此时已经以副总统身份进京做代理总统的冯国璋,却不 想。

不想归不想,但斗不过段祺瑞的冯国璋,却总也找不出合适的说词来表达自己的不想,每次都被段祺瑞按着头,在讨伐南方的命令上盖上总统的大印,窝囊得不行。 四面望望,都是段祺瑞的兵,想不窝囊也不行。终于有一天,老先生实在受不了了,憋出一计,宣称自己要亲自南征,带着自己的卫队,就是那个前朝的禁军,坐上 火车,沿京浦线南下。实际上,他是玩了一回金蝉脱壳之计,借机回自己老窝南京去也。然而,这种伎俩这么能瞒得住一块混起来、早把他摸透了的段祺瑞,没等他 走到江苏境内,段祺瑞一个密令,安徽军阀倪嗣冲就把车给截住了,冯国璋手里虽然有兵,不过这些兵敢不敢用手里的家伙很难说,于是只好可怜巴巴地遥望一下南 京,乖乖地回北京来了,彻底地成了段祺瑞的“俘虏”。

在总统位置上,冯国璋自己决定的唯一一件事,是下令抽干中南海的水,将里面的鱼捉了卖掉。人们传说,冯国璋做这个事儿,是因为明清两代皇帝每年往里放养的 放生鱼,鱼鳍上都挂着金牌,冯国璋是贪图这些金子。不过,金子比重很大,鱼鳍是否能挂得住,挂上了能否生存,令人怀疑,而且从生物学上讲,不大可能有几百 年不死的鱼,鱼死之后就算有金子,也早埋在淤泥里。所以,因为贪财而抽水捉鱼,似乎不大可能,更可能的,此举仅仅是一项正常的清淤工程,大事干不了,小事 总可以做做,一做,就做出了麻烦,在那个时代,舆论自由,政府中人,无论做什么都有人会说点什么,往坏了说。

不幸的是,此番抽水捞鱼,不仅舆论议论纷纷,说三道四,而且坊间还有好事者弄出一道菜,叫总统鱼,据说跟东坡肉一起上,一时间,京城饭店,食客们一边大嚼 总统鱼,一边对总统说三道四。更不幸的是,捞鱼之后北京不知道怎么就旱起来了,于是人们又嚷,这是由于总统抽水捞鱼,得罪了龙王。嚷来嚷去,冯国璋坐不住 了,毕竟天旱,老百姓要骂的。身边人给他出主意,说是从前天旱,皇帝都派人到黑龙谭求雨,眼下也该如此,冯国璋从谏如流,于是派人求雨,若干政府官员,加 上白云观老道,如是这番倒腾一番之后,几天后,雨还真来了,不知道这雨是冯国璋求的,还是本来就该下了。媒体接着笑骂,封建,迷信,老土。

不过,经过“亲征”一事,在外人看来,总算是北洋之狗与北洋之虎之间的争斗,狗叫出了声,敢于叫出声的狗,虎自然不再能容。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由段祺 瑞组织安福俱乐部,操办出了袁世凯的前文胆徐世昌,于是冯国璋只好走路,回到河北河间的老家,算是归隐山林,含饴弄孙去了。到了这个地步,徐世昌还要优待 他一回:下令由前禁军改编的陆军15、16两个师,归前总统冯国璋节制,回不到自己地盘的冯国璋,要军队干嘛?而且这个老好人,也没有仇敌,用不着那么多 人护卫,就算是要护卫,这些老爷兵驻扎北京,也够不到河间的冯国璋——其实徐世昌或者说段祺瑞的用意只有一个,就是让这些老爷兵继续成为冯国璋的负担。效 果立竿见影,冯国璋1918年退隐,次年就因为这些老爷兵的欠饷问题,在京津两地奔走,染了风寒,一病不起,终年60岁,成为北洋三杰中,寿命最短的一 个。

死了的冯国璋,舆论界依然没有饶,有好事者赠挽联一对:南海鱼安在,北洋狗已无。

冤哉!

笑  蜀:民主且慢另类

 

前不久,株洲电视海选女干部,要求参赛选手必须26岁以下,参赛内容包括仪表、气质、思维、表达、才艺等等。胜出者由组织人事部门按程序调任相应领导职务。此番“另类民主”刚刚揭幕,即引来舆论的满堂倒彩。

显而易见,人民群众不满意。

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原因很简单,这种所谓“另类民主”,其实与民主相差十万八千里。它有民主的油彩,民主的外壳,譬如竞争,譬如票决,形式看起来很花哨,很民主。但它暗中抽掉了民主的核心内容。

那么,民主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民主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权力民授,即由人民选择负责重大公共决策的人。负责重大公共决策的人,直接影响着公共生活的品质,直接左右着人民的福祉,因此必须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委托和监督。而那些不负责公共决策的普通公务员,或者说普通技术官僚,他们只是听候差遣,跑腿而已,与重大公共决策无缘,所以他们的职务无须纳入民选范畴。如果把政府比作一家公司,人民作为董事局成员,其所选举的只能是总经理,而不能是普通职员或者部门主任。

但株洲电视海选女公务员,正好回避了这个关键问题。我坚信拿出来海选的职位,没有一个哪怕只是镇长一级的负责重大公共决策的职位,所有拿出来的职位,实际上都与重大公共决策无缘,本无须劳烦人民过问。该拿出来海选的职位统统藏着掖着,不该拿出来海选的职位选得轰轰烈烈,唯恐不能耸人听闻,甚至不惜违反既定的公务员选任规程,而加上候选人必须女性,而且必须年轻漂亮等低俗噱头。既要捞一把民主的虚名,又不肯牺牲既得利益,不肯向真民主稍稍让步。熊和鱼掌怎么可能兼得?这场以民主名义包裹起来的闹剧,不过具有一点娱乐意义而已。

但是,电视海选女公务员虽属离奇,却是其道不孤。用“另类民主”替代真民主,招摇过市,以之高标自己如何顺应潮流甚至领潮流之先,已是某些人的拿手好戏。北京某“政治学者”喋喋鼓吹的用所谓“协商民主”替代“票决民主”,即属此中精品。将所谓“协商民主”与票决民主截然割裂进而彼此对立起来,然后用所谓“协商民主”否定票决民主,排除票决民主,实质上是用民主的代用品来偷换真民主,犹如婴儿饥啼,不让喝真正的牛奶而灌以劣质奶粉,长此以往,不长出一个大头婴儿才怪。这种所谓“协商民主”比电视海选女公务员还不如。电视海选女公务员多少有点娱乐意义,可博人一笑;而用所谓“协商民主”替代票决民主,则完全板着教师爷面孔,唯余虚伪和残忍。

民主就是民主,无须代用品。民主的外在形式,固然可以因历史文化背景而有所差别,但民主的核心要素,则放之四海而皆同。权力民授、分权制衡、表达自由,无论民主用什么形式来展开,至少这三点要素是必不可少的。就像小轿车,你可以做成宝马,可以做成奔驰,可以做成大众,可以有丰富的外在表现形式,但无论你用什么外在表现形式,都少不了汽车发动机这个核心要素。有了汽车发动机这个核心要素,你才叫汽车;没了这个核心要素,你的外壳和内饰再豪华,再精致,都没人承认它是汽车,至多不过是一种高级玩具而已,徒具把玩作用,而没有实际功能。

权力民授、分权制衡、表达自由之于民主,犹如汽车发动机之于汽车。这些元素是普世的,也是普适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可以例外。它就像物理法则,你只有老老实实遵循它的份,别无选择,无须“另类”也不可能“另类”,“另类”了,你就不叫民主了。当然你尽可以把它叫民主,但全世界都不那么叫,只有你那么叫,你不过是自外于人类,自己一个人玩家家而已,既无法欺世,亦不能盗名,何苦来哉!

马立诚:宪政始末记

 

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

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

天语煌煌,奠我家邦,强哉我种黄。

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

大臣游历方归来,同登新舞台,四千年旧历史开幕。

英雄数巨子之东之西,劳瘁不辞,终将病国医。

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

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

搜人才,备顾问,一时大陆风云奋。

勖哉诸君,振刷精神,铸我中国魂。

辛苦十年磨一剑,得此大纪念。

圣明天子居九重,忽然呼吸通。

古维扬,新学界,侧闻立宪同罗拜。

听我此歌,毋再蹉跎,前途幸福多。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正式宣布仿行立宪,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事。这首歌词,就是扬州学子当月赶写的 《欢迎立宪歌》。上海《申报》1906年10月2日报道说:“凡通都大邑,僻壤遐衢,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祝。”

立宪起步

第一个正式要求实行议会制度的是 《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他在1884年上书清廷: “请开国会”。1895年,郑观应进一步提出“开国会,定宪法。”

康有为在1898年1月写成 《上清帝第五书》进呈光绪,其中说:“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康有为在给光绪的 《日本变政考》中说,三权分立是最好的国体: “泰西之强,在其政体之善也。其言政权有三:其一立法官,其一行法官,其一司法官。”

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残酷迫害维新人士,立宪提议胎死腹中。

1899年,慈禧打算废掉光绪,另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为皇帝。经元善、章太炎等1000多人通电反对。西方列强也反对说: “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慈禧、载漪恨不能把外国人立刻斩尽,但又毫无办法,只得暂时留住光绪,让载漪之子屈居为 “大阿哥” (皇储),伺机而动。

1900年,义和团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迫,但又盲目排外。载漪指使党羽利用义和团,进一步煽动排外。载漪伪造了一份洋人照会,照会中要求慈禧把政权还给光绪。慈禧勃然大怒,孤注一掷,于6月19日下令向各国 “宣战”,结果八国联军于8月15日攻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急忙向西安方向逃跑,还签订了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 《辛丑条约》。

慈禧脸面丢尽,无法向国人交代,也无词以对光绪,不得不接过维新的旗帜。1901年1月29日,在仓皇出逃途中,慈禧以光绪名义颁布诏书说,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度。她命令官员参考中西政治,提出改革建议。4月,清廷成立政务处,审查各大臣建议,草拟改革章程。

1901年6月,驻日大使李盛铎遵旨上书,要求 “首先颁布立宪之意,明定国是。”未被慈禧采纳。

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提出的些技术性建议,比如把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增设商部,设立商会,裁撤一些臃肿机构如詹事府,裁减绿营,设立铁路公司,科举考试废八股改试策论,办理巡警,各府州县设大中小学堂,选派留学生等等,倒是符合慈禧意图,从1901年到1904年先后推行实施,被称为新政。

此时,在王公大臣和社会舆论中已经可以公开讨论立宪而不算罪过,算是起步。

康有为、梁启超和英敛之

逃到海外的康有为仆仆奔走呼吁立宪。在他的鼓动下,1899年7月20日,保皇会在加拿大成立,宗旨是力挺光绪,逼迫慈禧归政光绪,实行立宪。

梁启超则提议:一、颁布诏书宣布立宪;二、派大臣出国考察;三、起草宪法;四、公布宪法草稿,全民讨论;五、经过5年或10年,改定宪法;六、自下诏之日起,20年完成立宪。

在国内,鼓动立宪最有力的,是满族人英敛之于1902年6月在天津创办的 《大公报》,创刊没几天就要求慈禧归政。1903年8月18日 (农历六月二十八日)是光绪32岁生日,该报在头版刊出大字口号: “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宪法早立,国祚绵长。”

立宪高涨

1904年2月,日俄两国为了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在辽宁发生武装冲突。这是一场罪恶的战争,清廷毫无办法,只好宣布无论谁胜,东三省仍为中国所有。

但是,围绕这场战争,中国国内却起了一场化学反应,促成立宪运动走向高涨。

对于日俄军队在中国土地上厮杀,立宪派无不感到耻辱和愤怒。但同时,由于日本是黄种人的立宪小国,俄国是白种人的专制大国,所以中国士大夫的心理又围绕这场战争发生了微妙变化。

日俄宣战第三天, 《中外日报》就发表文章说,过去,黄种人不如白种人的言论已经深入人心,这场战争如果日本胜利,或许将提供新的 “公例”,即 “国家强弱之分,不由种而由于制”。意思是说,黄种人只要制度好,也能胜过白种人。

战争打到1905年4月,俄国陆海军均遭惨败。

《东方杂志》当月发表 《立宪纪闻》一文说: “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自海陆交绥,而日无不胜,俄无不败,于是俄国人民乃群起而为立宪之争,吾国士夫亦恍然知专制昏乱之国家,不足容于清明之世界,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

除了外患之外,清廷另一个 “心腹大患”也日渐突起。1905年9月,孙中山到日本,把兴中会和华兴会及其他多个组织合并为中国同盟会,以三民主义为宗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副总理,创办 《民报》,大张旗鼓鼓吹革命。

同盟会誓约即为十六个字: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1906年,慈禧在召对中曾经问张之洞,如何平息排满革命,张之洞说: “只须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

立宪派与革命派大辩论

正当国内立宪风风火火不断高涨之际,以海外华人媒体为主,掀起了一场立宪还是革命的激辩。

辩论是从康有为1902年春发表的一篇文章开始的,此文题为 《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革命派猛烈反击,最著名的是章太炎于1903年5月撰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辩论的焦点主要是两个问题。

一是民族问题,即要不要排满。

康有为说: “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满洲、蒙古,皆吾同种”,因此不应把排满作为政治运动的首要任务。问题在于专制,而不在于民族界限。通过立宪解决了专制问题,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问题自然可以解决。

立宪派追溯历史说,满族的祖先是肃慎人,是大禹后人。周武王灭商之后,肃慎来祝贺,献上特制的箭。周武王以礼相待,把箭分给异姓诸侯。西周、春秋时代中原地区的人说: “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后来自汉至隋,肃慎改了三次名,仍然遣使入贡。唐朝在黑龙江设黑水都督府,派人担任长史。元朝和明朝也在黑龙江设立行政和军事机构。

梁启超在 《新民丛报》发表 《最近之非革命论》等多篇文章说,满洲人在入关前为中国之臣民。明朝末年,满族军队利用关内的混乱 “谋篡夺而获成功”,不能说是灭亡了中国。

康有为说: “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

总之,立宪派主张不分满汉,全力以赴推进君主立宪。

革命派方面,则把满族人视为外国人,坚持首先排满,恢复汉人天下。

章太炎说,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他在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说: “彼既大去华夏,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犹得谓之同种也耶?”

最激烈的是汪精卫。他在 《民报》1905年创刊号上发表 《民族的国民》说: “满洲与我,族类不同……对于我民族,则实为亡国灭种之寇仇,誓当枕戈泣血,以求一洗。”

《民报》的另一重要理论家朱执信说: “夫满洲人之非我国人也,吾辈已熟论之。”

学者袁伟时说,这种情绪高涨的直接后果就是,革命派没有把公民的自由权利摆到应有的位置,而启蒙运动的根本诉求恰恰是人的觉醒和公民权利的保障。

二是立宪与革命之争。

康有为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他说,统计欧洲16国,除法国一国为大革命,其余十余国,都是通过立宪解决问题。康有为说,法国搞大革命,动乱80年,死人数百万。那些搞革命起家的人,一旦掌握权力,就变成皇帝或君主,剥夺民主和自由。

他说,民主是最终境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需分三步走: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 “虽有仁人志士,欲速之而徒生祸乱,必无成功,则亦可不必矣。”

革命派说,既然立宪是过渡,共和是最终目标,为什么要把时间耽误在过渡期?不如进行一次大破坏,一步到位实行民主共和。革命派说,所谓过渡,就是 “滞乎中流”,何不一下子登上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

激辩结果,双方都声称自己获胜。

慈禧新政

慈禧固然作恶多端,她在1901年到1904年推行的新政,也没有越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范围,这是事实。但是从1905年开始启动的宪政步伐,确实开辟了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新局,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到1905年8月,清朝八位总督中已经有五位上书奏请立宪。

慈禧经过反复考虑,于1905年7月15日发布谕旨,决定派出五大臣 “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1905年9月24日,正当北京火车站冠盖纷纭欢送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五大臣出国考察之际,突有革命党人吴樾引爆自杀式炸弹,施行袭击,死伤十余人,绍英、载泽受伤。

清廷又委派由戴鸿慈、端方和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五大臣组成的新的考察团,于同年12月和1906年1月分两批成行,分别前往日、美、英、法、德等国,于1906年7月回国。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东西洋各国之所以强盛, “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

慈禧思考了五大臣的奏折,经过七次召见和一系列御前讨论,于1906年9月1日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 “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这是确定了实行立宪的基本国策。

上谕一颁布,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张灯结彩的庆祝局面。

预备立宪的进程千头万绪,清政府先后做了大量切实的工作。1905年9月,决定从下一年废除科举。11月设立考察政治馆,后改为宪政编查馆,先后起草了 《结社集会律》、 《报律》等重要法律颁布执行。1909年、1910年颁布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 《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 《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 《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规定各地选举产生议事会的办法,推行民主政治。

再有就是改革官制,传统的六部被内阁制取代。同时全面启动宪政教育,仿照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教育章程订立规章,培养相关人才。1907年,清政府下令取消旗人特权,编入民籍,官缺不分满汉,惟才是用,统一满汉的礼制和刑法,准许满汉通婚。

1907年2月,又一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设立资政院。20日颁布的上谕说: “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

10月,清廷要求各地在省会开设咨议局 (地方议会)。1908年6月,批准 《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下令各省一年内办好此事。

8月27日,清廷颁布 《宪法大纲》,确定国家采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形式。当天,朝廷下旨说: “自本年起,务在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慈禧命令各级官员每6个月汇报一次筹备立宪的进展。

宣布9年实现立宪,是对戊戌变法的最大突破。

正当立宪筹备工作加紧之际,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去世。他留下遗诏说:立宪为其毕生之志,文武百官要 “破除积习,恪遵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以后颁布立宪。”

慈禧立即宣布,立溥仪为嗣皇帝,由25岁的摄政王载沣 (光绪异母弟)监国。第二天即15日,慈禧去世。

载沣虽然与立宪派有共同语言,但他能力平平,性格懦弱,隆裕太后更是无能之辈。由他们两人主持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显然负荷过重。

开天辟地的地方议会

到1909年10月14日,全国22个行省除新疆之外,21个省都选出了咨议局即地方议会,这是老大中国几千年来头一回。

各地咨议局诞生之后颇有作为。老百姓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贪官污吏横行,吉林、福建、山东的咨议局都通过了纠举和弹劾本地不法官吏的议案。广东、浙江、福建、湖北的咨议局先后通过了收回利权、抵制列强的议案。各地咨议局还非常重视本地发展实业,重视改进司法以及改良社会习俗,纷纷在这些方面展开调研,起草议案。

紧接着就是地方自治。怎样自治才能不脱离国家呢?清政府规定,自治范围包括1、教育。2、卫生。3、道路工程。4、服务业。5、慈善事业。6、公益事业如自来水、公车等。7、地方财政。

四次大请愿

为了督促尽快召开国会,尽速组织责任内阁,立宪派领导民众掀起了四次大规模请愿活动,向清廷施加了巨大压力。到第三次大请愿之后,清朝多数地方的总督、巡抚等大员也联合起来上书朝廷,要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 “明年开设国会”。

面对种种压力,载沣颁发上谕,决定立即起草宪法、议院法、国会议员选举法,确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比原定计划提前3年。

资政院:首次制约中央政府

诞生于1910年9月23日的资政院,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国会的雏形。

议员由官选 (在各部委官员中推选,最后钦定)98人、民选 (各地选举)98人组成。

一般立宪国家的内阁对议会负责,当内阁与议会冲突时,不是解散议会,就是内阁辞职。但资政院与军机处冲突时,只能分别上奏, “恭候圣裁”,这是一个严重缺陷。

资政院于1910年10月开张的第一届会议通过的重大议案,就惹得载沣以及军机处极为不满。

一个是速开国会案,要求尽快设立上下议院,不能再拖到1913年。

再一个是弹劾军机处案。一些地方督抚没把地方咨议局放在眼里,自行其是,而载沣和军机处又袒护督抚,激怒了资政院,弹劾军机处的议案就此通过。各地咨议局及新闻媒介一边倒支持资政院,弄得载沣及军机处十分被动。

至于其他议案,如政府1911年预算案,议员据理力争,详细审核,迫使政府将预算额度从37635两减少了7790两,算是一个成功。

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

自杀式爆炸

混乱但有生机。遗憾的是,清廷在1911年上半年的危机中下了两着错棋,导致满盘皆输,这就是设立皇族内阁和宣布铁路国有。

先看皇族内阁。

1911年5月18日,载沣批准的内阁成立。内阁总计13名成员,9个满人,4个汉人。9个满人中,皇族又占7个。当时人们称之为皇族内阁。

这个组阁办法,完全违背了不准皇族充当国务大臣的立宪原则。

5月13日,全国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京开会,有议员发言说: “若不以推倒现内阁为先决问题,则其余皆无讨论之价值。”这个意见获一致表决通过。

这时距离武昌起义只差120多天,大清朝廷的生命延续,已经进入读秒阶段。

载沣和总理大臣奕 ,不但不考虑一下清朝统治者的整体命运,做一点迁就和让步,反而说议员无权干涉君主用人。

议员们随即发表向全国人民报告书,痛斥朝廷,指出现内阁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立宪派彻底失望了。

再看铁路国有。

早在1905年,湖北、湖南、广东三省民众就把粤汉铁路修筑权从美国人手中赎回。光绪发出上谕:“铁路准归商办”,不借外资。同时决定,川汉铁路的成都至宜昌段,由四川承建。

1911年3月,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向美、英、法、德、俄、日借款。各国提出条件,要求将粤汉、川汉两铁路收归国有,然后签字。

这时,新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力主铁路收归国有,然后借外资修筑。盛宣怀过去是民办企业的明星,现在当了部长,屁股完全坐到官办一边。朝廷在5月9日下了一道上谕说,以前批准的民办, “一律取消”,“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

矛盾一下子激化,各地保路运动兴起。四川最为激烈。6月,成立保路同志会。8月,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民众家中齐刷刷供出光绪牌位,两边挂上条幅: “庶政公诸舆论”、 “铁路准归商办”,焚香膜拜,气氛紧张。

总督赵尔丰严厉镇压,逮捕保路领袖蒲殿俊等人,成都民众手捧光绪牌位,涌向总督署,赵尔丰下令开枪,打死32人。同盟会和哥老会当即率领四川各地民众起义,大批同志军和民众向成都进发,革命风暴来了,清廷急命端方带湖北新兵入川。

10月10日晚,湖北新军部分官兵,利用保路运动的风潮和部分湖北新军入川的机会,发动武昌起义,革命派和立宪派联合起来在省咨议局成立军政府,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清朝统治的丧钟敲响。

《十九信条》何不早出

武昌起义之后,仅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有湖北、湖南等14省区宣布独立,大半个中国脱离清朝统治。

这时载沣等人后悔了。1911年10月30日,他颁布了 “罪己诏”以及其他三道上谕,说要重新组织内阁,不再以皇亲国戚充当国务大臣,紧接着下旨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将赵尔丰交内阁议处,释放蒲殿俊,批准内阁辞职。11月1日,授袁世凯为总理大臣。

此际,资政院正在举行第二届会议。在2日的会议上,资政院研究了新宪法的纲领,即重大信条十九条,一致通过。当天,朝廷批准,立刻将信条宣示天下。

《十九信条》是破天荒的重大突破,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内容如下:

第一条 大清帝国皇统万事不易。

第二条 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第三条 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

第四条 皇位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

第五条 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

第六条 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

第七条 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法定有特别资格者公选之。

第八条 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

第九条 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时,非国会解散,即内阁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为两次国会之解散。

第十条 陆海军直接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

第十一条 不得以命令代替法律,除紧急命令应特定条件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为限。

第十二条 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但媾和宣战不在国会开会期中者,由国会追认。

第十三条 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

第十四条 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又预算案内不得有既定之岁出,预算案外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

第十五条 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由国会议决。

第十六条 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第十七条 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

第十八条 国会议决事项,由皇帝颁布之。

第十九条 以上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各条,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

细察《十九信条》,皇帝已无实权,徒留虚名,一切权力归国会。显然,这个信条仿照英国式议院政治,虚君共和。早先仿照日本的民主程度较低的宪法草案,已然废除。

但是,这一切都晚了。

《十九信条》如果在一年前宣布,哪怕是半年前宣布,也会得到立宪派的同声欢呼,现在为时已晚。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留给我们的,是多维度的思考空间。

(马立诚 北京学者,评论家)

鄢烈山:摆谱的观念与现实

 

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龙永图先生,日前对记者说,他最讨厌讲排场(即俗话讲的“摆谱”)。见多识广的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出国时在机场忽见候机室热闹非凡,原来是县委书记要出国考察,数十号人来送行,围着他点头哈腰。另一个是在意大利出席国际会议,地点是一个小镇的小酒窖里,没有领导席没有嘉宾席;有个老太太独自进来坐在他身边,与他寒暄良久;会后问人才知这老太是荷兰女王!(《南方周末》今年10月11日)

两个人的作派是如此地不同。一般地说,有现代意识的人会更尊敬“把自已混同于普通老百姓”的女王,而从内心深处鄙视那位县委书记。前者称王称尊地位高贵却那么低调,只有在出席象征性仪式时出于不得已才摆摆谱。而后者名为人民公仆,“戴三个表”,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却似中世纪的小国之君,在众人围着转中得到精神满足,其观念的陈腐不言而喻。

这里面当然有观念问题。有些人别看他西装革履满口平等民主先进文化,脑袋里其实还是“人上人”那一套陈货。韩愈在《送李愿归盘谷序》里,借李愿之口对所谓“大丈夫”之志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俊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慧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而黛绿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这样的“理想”难道不是当今许多贪官污吏梦寐以求的吗?

当然,人是会变的。有些人起初本是有崇高理想有济世抱负的,但日渐被权势所腐蚀,慢慢就习惯于高人一等的享受了。这是人的本性使然。诚如陈毅元帅所言:岂不爱拥戴?颂歌盈耳神仙乐。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当官的喜欢警车开道,一路红灯。可谁愿意堵在路上?凭记者证在不少地方的风景区不用购门票,我也不愿掏钱。有朋友开军车带我出行,我也乐意畅通无阻。

更重要的是,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你不摆谱还不行。中国古话叫“不威不重”,现代语叫“距离产生威严”。近读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的莫理循的传记(就是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里那个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民国政府政治顾问),写道,此人初到中国时,一句汉语不会,却只身到云南等地去游历,只带挑夫不带翻译,找不到传教士接待的地方,全靠摆谱(以高人一等的洋人自居),才受到各地官绅的以礼相待。他若老老实实践行他的平等观,估计早有人把他收拾了。如今,像我这样无官无职无谱可摆,坐公交班车回老家的人,在乡亲们眼中就等于没有出息老不“进步”。

有时候甚至是逼良为娼。《中国青年报》不久前发表过一篇小科员摆谱的自述。他在县政府做秘书,做农民的哥哥被乡干部欺负了,本想循合法渠道讨回公道,可是一再受挫。他不得不狐假虎威摆出县领导秘书的威风给乡领导打电话威胁对方,问题当然很快就解决了。

那么,摆谱究竟是观念问题,还是现实问题呢?都是。不平等的现实、腐败的政风会影响社会观念和民风。反过来,畸形的观念又加剧了不合理的现实,交互作用。但说到底,还是“形势比人强”。毕竟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平等、民主、为人民服务,这些普世价值观念已相当地深入人心。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循名责实,监督人民“公仆”们带头这样去做。

章立凡:“党主立宪”说引发的宪政思考

 

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拖了二十来年,议题终于摆到了台面上,可算是一大突破。但很快有理论家直白宣称,政改的模式应定位于“一党执政,党主立宪”。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中国大陆唯一的执政党,从这个前提出发,执政党主持立宪顺理成章。

执政党主动接受宪法的约束当然是好事。我的困惑在于:“党主立宪”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君主立宪”,虽然同一个“主”字被汉语赋予了不止一种词性,但主语的定位没有变化;例如君主立宪可以有“君主——立宪”和“君——主立宪”两种读法,这就难免引发歧义。

君主立宪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是舶来品,或可解读为立宪君主制,即康有为所说的“虚君共和”。照康氏这句话来解释“党主立宪”,理论家们肯定不同意,因为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民主,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西方的东西搬到中国肯定变味:大清末年朝廷迫于内外压力,宣布“预备立宪”。1908 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 开宗明义,第一条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条为“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此外还有“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等等,同时还设定了议会的其他权限及臣民的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1911年颁布的《十九信条》除重申皇统“万世不易”和皇权神圣不可侵犯外,增加了一条“皇帝权以宪法规定为限”,算是一点微小的进步。

君主立宪是要用宪法约束君主的权力,而清廷的立宪方案,首要保护的是皇帝的特权,既不同于西方君主立宪式民主,也不是康有为概念中的“虚君共和”。满清弥留之际组成了“皇族内阁”,因为只有自家子弟才靠得住。那套假宪政方案尚未实施,大清就灭亡了。

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以后,先后颁布过七部宪法或宪法草案,其中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天坛宪法草案》外,全都宣称“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其实徒托空言。北洋军阀搞的是“军主立宪”,而“党主立宪”的发明权,应当归功于“以党治国”的国民党,1946年召开的国民大会,名义上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实施“宪政”,实质上维护的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因而被舆论称为“包办国大”。通过最后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后仅三年,国民党就被赶出了中国大陆。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曾提倡“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要求“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相关的诸多论述和承诺,恕我不在此一一重复了。

1949年由各民主党派和进步阶层组成的新政协,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成了联合政府。新国家和新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新政协通过的大宪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无论从文字上还是在联合政府组织形式上,新民主主义宪政的理念都得到了体现。《共同纲领》现在依然有效,但其作为共和国建国的法理依据,其崇高地位在今天却常常被忽视。

继《共同纲领》之后,共和国在1954、1975和1982年,先后颁布过三部宪法。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首次出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容,此后在宪法上一直沿用至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58年的岁月中不断强化,历经“反右”到“文革”,“联合政府”的概念,随着1972年最后一位党外部长傅作义的去职,就已不复存在。1989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发[1989]14号文件),共产党被确定为“执政党”,民主党派的地位由联合政府成员变成了“参政党”。这一政治体制上的变化,是个历时40年的渐变过程,至今尚未在宪法中加以表述。

孙中山在解释“政治”的意义时说:“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由于“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政治当然不是“管理众人”,而是受托管理“众人的事”,故国民党时代制定的宪法,皆有“受全体国民之付托”、“无负国民付托”等内容,比起封建帝王“君权神授”、“代天临民”之类的霸道话语,可算是一种纸面上的进步。也许有人会指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但毛泽东也有“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等教导,共和国的三部宪法中,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之条款。民主是普世价值观,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

或许有人会说,执政党管的是政改,立宪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事。此话听之有理,行之维艰。据我所知,如同党政分开在实际上很难做到一样,目前政改与立宪也难以分家。《共同纲领》曾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包括“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至今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仍是“遴选”,代表的提名要经执政党有关部门的认可,而中国共产党已经“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照此推理,则裁判员系由运动员选派,不免陷入“党大还是法大”的老怪圈,人大存在的意义又成了悖论。

从造反的革命党到谋求社会和谐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86年。早在58年前建政之初,“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错误思想就受到过批评,在今天看来,更是一种历史上王朝更迭的“血酬”观念,无从摆脱历史周期律的支配。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和修改后的党章,都有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内容和规定。政治体制改革,要改变的就是天然有权“管理众人”的过时观念和制度。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是宪政的应有之义,包办代替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前途。

民主是个“好东西”,也是一种普通常识,历经半个多世纪,如今被理论界重新发现了。“党主立宪”也不是新发明,国共两党在20世纪皆已奉行。若将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指向宪政,究竟应该谁主立宪?君主?党主?既然在法理上承认了主权在民,答案当然是——民主立宪。

2007年11月5日 风雨读书楼

林保华:十月革命90周年话中国

 

今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0周年。提起十月革命,不能 不提到毛泽东那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著名语录。毛泽东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何止建立,后来列宁主义故乡的苏联, 给中国送来卢布和枪炮,中国共产党终于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共产党一党专 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为此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马列主义指导下,中国有七、八千万人不正常死亡。但是在所谓”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仍然提出所谓”四项基本原则” ,包括”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非马列毛思想均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毒草而被批判铲除。江泽民主政后,也强调要反对国际反华势力的”分化、西化”阴谋。胡锦涛最近在中共十七大的讲话中也说,中共是在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还在鼓吹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今年3月,胡锦涛访问俄国时,到列宁就读过的喀山大学朝圣,认真察看列宁手稿,可见他对马列的忠贞。而试看今日的天下, 除了中国,还有谁在喋喋不休的把马列主义当作口水来喷?

因此现在看到香港的共产党人与”忽然爱党”人士因为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在”华尔街日报”着文,希望美国可以促使中国改善人权,而把他当作 “汉奸”围剿,实在使人忍俊不禁。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汉奸,都没有像共产党那样全面、彻底的颠覆中国原有政权,杀了那样多的中国人,还把千千万 万中国人送到朝鲜、越南去送死,并且割让土地给”兄弟国家”。也正因为如此,才凸显中国必须摆脱马列禁锢、伸展人权的重要。可惜,香港民主派的朋友,在”汉奸”帽子面前软了手脚,除了申辩没有反对奥运,没有要求 美国施压,居然缺乏理直气壮的反击能力。为什么不可以要求外国向共产党施压促使中国人权的改善呢?为什么不敢把共产党的汉奸面目彻底抖露出来 呢?爱中国人民才是真正的爱国者,用马列毒品害死中国人的,才是真正的汉奸、卖国贼。

我们也别忘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一周年时发表文章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毛泽东把这个共产主义理想叫做”世界革命”,进行革命输出,江泽民与胡锦涛则与时俱进,叫做”全球化”,隐藏政治目的而侧重经济利益的诱惑。西方国家与世界人民如果看不清这一点,不及早采取行动,而相信他们的谎言,那将是全球性的灾难,这从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与流氓国家的交往与勾结,并且成为他们的领袖,以及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例如自由民主仍被封杀,甚至还有奴 工的存在,就可以看出端倪。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时候,英国伟大的政治家邱吉尔曾经主张把他们扼死在摇篮里,不过当时人们到底对这个幽灵还缺乏认识,终于使它逐渐壮大,到二次大战后更祸害全人类,尤以中国最为惨烈。如今十月革命的炮声已经过去了九十年,苏联也已经解体,但是中国仍然高举十月革命的红旗,发扬它的传统,人们又怎么可以忘记它的祸害和教训呢?

余  杰: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中国大陆最昂贵的酒店在哪里?我曾经看到过种种不同版本的说法,有人说在上海,有人说在云南丽江,有人说在四川九寨沟,其实这些酒店一昼夜的售价都没有超过十万元人民币。真正的天价酒店,近期在北京出炉,立刻引起媒体的广泛报道:位于北京昌平温都水城的平西王府内的“王府院”开始试营业,首日开出一宿二十二万元的天价,创下全国豪华酒店之最,且进入全球最贵的四大酒店的排行榜。这个酒店是否真的让旅客感到“奢华到令人窒息”呢?二十二万元一宿的天价,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据媒体介绍,这座王府大院面积近五千平方米,能同时容纳二十人住宿,完全复制当年的王爷生活场景。虽然殿内的摆设大部分都是仿制品,但件件都价值不菲:如用红木手工雕刻了九百九十九条龙的王爷龙榻,价值一百八十万元人民币;如已有百年历史的手摇留声机及清朝宫廷绿如意珠帘,亦价值连城。王府内的长廊都由穿着绿营军装的侍兵守卫,服务人员也都穿着仿清朝宫廷服饰,“服务沿用清朝的宫廷礼仪,顾客不仅可以享用到满汉全席,还可以体验到当年王爷的待遇”。

然而,再多的文化和历史的包装,也掩饰不了“王爷梦”的苍白和单薄。温都水城相关负责人透露说,平西王府近期将启动一项寻访活动,即邀请平西王弘皙的嫡系后裔“回家”,为酒店的正式开业剪彩并成为首位入住贵宾。由于目前还未找到王爷的后裔,酒店只能试营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看来,根正苗红的王爷早已消逝在历史深处,经营者们想利用亦无从利用起;而冒牌的“王爷”们得不到正统王爷的撑腰,即便抛出二十二万的巨款来,也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这么贵的价格是怎么定出来的呢?北京市旅游局饭店管理处表示,目前酒店、旅馆等的房价均为市场定价,政府对此已完全放开。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府不该管理的地方拼命垄断,政府该管理的地方却毫不作为。温都水城的负责人解释说,这个价格四合理的,他们卖的是文化品牌,这和普通的总统套房含义不同。另外,王府院仅前期投资就达一个亿,成本很高。定价二十二万还考虑到双数吉利等因素。“尽管可能一年都住不了二十天,也不会随便降价,即使打折也不会低于十八万。王府针对的是最高端的消费群体,满足他们追求尊贵古文化的精神需求。”

这名酒店负责人堂而皇之地指出,消费二十二万一宿的“王府院”的客人,是出于某种“精神需求”。在我看来,这种营销手段和消费行为其实无比粗俗和荒唐,如果说这也是一种“精神需求”的话,只是一种变态的、扭曲的“精神需求”。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是没有精华部分,但所有的精华部分在中共统治的半个多世纪里,都被暴力所扭曲、所摧毁、所粉碎,如“诗书传家”,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克勤克俭”,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等。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才是今日暴发户一般的中国富豪阶层迫切需要的精神启蒙和心灵滋补。

那些希望享受此天价酒店的超级富豪及贪官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究竟是怎样的?此种高档消费能填补其内心的虚空吗?说到底,他们无非想当“王爷”而已。尽管这个“王府”不过是一个劣质的复制品,根本不是原滋原味的王府;尽管这些身穿绿营军装和宫廷侍女旗袍的服务员并不是真正的“奴才”,但二十二万的人民币亦可以“砸”出“奴才服侍主子”般的服务。这些富豪和贪官们差不多什么都有了,有金钱,有权势,有外国护照,就是没有贵族身份。欧洲各国的贵族是世袭的,平民百姓就是有天大的成就,最多就被王室册封一个“爵士”头衔。中国的富豪和贪官们成不了贵族,他们既没有贵族的家谱,也没有贵族的修养,便只好通过这二十二万一宿的消费来实现贵族梦想、过一把“王爷瘾”。

我不知道那些入住的富豪们被百十名身穿满族服装的奴才们贴身服务,滋味究竟如何。但我知道,在这金碧辉煌的王府大院内,有腐尸的味道,有阴谋,有血腥,有铜臭。在今天的中国,只要有钱,确实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今天,豪客们入住这个复制的王府大院;明天,恭王府乃至紫禁城也许就会被开发出来,以百万的天价招揽那些更加显赫的富豪与贪官,这也是对文物的“开发性保护”。然而,进了紫禁城又如何呢?即便得到了皇帝的待遇,这些富豪和贪官们仍然夜不能寐。许多普罗大众在茅屋中即可安然入睡,因为他们内心坦荡而单纯;而某些富豪们尽管依红偎翠、雕梁画栋,却失去了睡眠的本能,因为他们心中有太多的恐惧和忧虑。

我相信二十二万一宿的王府大院不会门可罗雀。经营者本身便是一名富可敌国的富豪,必然深味自己的“同类”的消费心态。中国的富豪们为什么如此穷奢极欲呢?正是穷奢极欲造成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如此之差。他们以为开着宝马轿车便可以随便撞人,撞了也白撞;他们以为入住这间王府大院,便真的成了可以决定别人生死的王爷。大部分中国富豪的财富都是非法所得,并非像比尔?盖茨一样白手起家,以技术换取财富,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让自己也成为亿万富翁。中国的富豪们大都以官商勾结的方式一夜暴富,他们处在高度的不安全感之中,在事业上不会有长远的考量;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和爱心,也就不会将部分财富作为慈善和教育方面的捐款。于是,剩下来的便惟有花天酒地、尽情挥霍这一条道路了。于是,人乳宴、满汉全席、黄金月饼、宝马香车等“奢侈品”在中国便大行其道。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奢侈品”居然成为增长最快的消费领域。

这一间天价酒店,在一系列的“奢侈品”中,最具“文化特色”和“历史内涵”。此种营销方式和宣传方式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与当今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悄悄变迁直接相关。近年来,中共当局不得不直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臭名昭著的事实,不得不重新启用当年被他们扫进垃圾堆的“传统文化”来凝聚“民心”。于是,崇古之风逐渐成为“时尚”。这种情形在晚清和民国就曾多次出现,越是在文化崩溃、道德败坏的时代,统治者越喜欢用崇尚古代来掩饰当下的卑劣和肮脏。比如袁世凯和张勋复辟的时候,便倡导读经、留辫子、女子缠足等等。今天黔驴技穷的中共,也转而拿出流氓手上的最后一张王牌:从祭孔到祭祀黄帝、炎帝、神龙和女娲等不一而足,从耗费巨资的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到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和《满城尽戴黄金甲》,从房地产广告中比比皆是的“皇宫”、“至尊”等用语到对毛泽东的干尸崇拜,从设计所谓的“汉服”到抵制圣诞节和抵制星巴克,上行下效,颇有些昔日义和团的气势。

于是乎,某些梦想成为“南书房行走”的文人,纷纷上书进谏,复古之风蔚为大观。深圳学者蒋庆在要求定儒教为国教的同时,为中国设计出儒教支配下的政治架构,议会“可分为‘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其中,“国体院”由孔子子孙依血缘继承孔子王统为世袭议长,象征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议员则由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社会贤达和各界人士组成。袁伟时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思路简单点说就是:“所谓大儒和自认或被封为祖先血统高贵的人们对国家管理持有否决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甘阳,现在任职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近年来在内地积极活动,推销其“王道政治”的政治纲领,希望将中国改造成“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建议,既然尊贵的“王府院”一时难以寻觅到王府的正统后裔,不妨先让蒋庆、甘阳等鼓吹血统论、鼓吹主子和奴才的统治秩序的思想家和大文豪们免费入住。他们一定符合经营方对入住者的“文化要求”。据温都水城相关人士透露,平西王府的王府院试营业一段时间来,曾有两三位顾客想入住,由于没有通过身份审核,未能入住。这位负责人声称:“不是有钱就能住进来的,我们选择的是有文化、有素质、有钱的顾客,只想来花钱的顾客我们不接待。”该负责人指出,“王府院”之所以花巨资来复原当年平西王府的原貌,就是希望给顾客提供一个体验尊贵文化的场所。“将来我们希望能吸引外国总统,世界富豪等尊贵的客人入住。”蒋庆、甘阳等博学宏儒,虽然口袋里的钱是少了点,但他们可以为王府大院留下几张墨宝,提升一下其文化含金量,不也是锦上添花吗?而经营者希望吸引一群“外国总统”入住,在我看来,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既然是“总统”,便是民选的行政首长,便是受其选民监督的公务员。以全球最强大、最富裕的美国为例,美国总统的年薪也就区区二十万美元罢了,一天晚上便耗费其十分之一的年薪,任何一个美国总统恐怕都不敢如此消费吧?能够承受此消费水平的,大约只有几个亚非拉的腐败独裁国家的“总统”。

这个充满帝王腐尸味道的天价酒店“王府院”的出现,再次说明中国人最大的梦想便是帝王梦。这个梦如果醒不来,中国的民主化便只能是水月镜花。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綦彦臣:李嘉诚们的特权与上海小官的胆量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实力资本,不是积极介入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市场,就是密切关注这个市场的动向,几乎每一个利益相关者(以及关注者)都会将北京国土资源部的政策导向当作重大变量。仅在2007年10月份内,国土部就出台了三项“新政”,其中以“四大措施严防开发商囤地”为最有影响力,媒体称: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10月26日表示,要采取及时有效措施,防止部分开发商囤积土地形成垄断。这四项措施是:

一是要求实行“净地”出让。对于拟出让的土地,要在理顺土地产权和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统一规划,统一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基础设施较为完备的熟地,按“净地”分宗出让。

二是合理控制单宗土地出让规模。大宗地出让不利于市场竞争,不利于市场调控,要控制单宗土地供应规模,以增加土地供应宗教,吸引更多中小开发商参与竞争,防止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凭借其资金实力“圈占”大面积土地,形成“垄断”。

三是规定每宗土地开发建设时间。每宗地开发建设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三年,确保供应出去的土地能够及时形成住房有效供应。

四是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对超出合同约定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要依法征收土地闲置费,并责令有关企业限期动工、竣工。土地闲置费原则上按出让或划拨土地价款的20%征收。满两年未动工开发,坚决无偿收回。

但是,熟知宏观调控传导机制的人都明白:这个“表示”其实是说给外行听的,因为中国的圈地热潮不可能跌下来。并且越是圈地越接近“18亿亩必保耕地”的底线,竞争就越激烈。至少国土部的这个“表示”即所谓四项措施,也是内外有别的,比如它没法去触动香港李嘉诚集团的利益,他的和黄与长实两个子系统目前握有1.5万亩之多(1,000万平方米)的待开发土地,处于等待更高行情的“闲置状态”。再者,李嘉诚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土部是不敢碰他的,这也形成了“内内有别”,所以国土部10月下旬的最新“表示”对于李副委员长就是一个“下不为例”的媚笑。

在主体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国内的顶尖级“大地主”们在手下智囊团解析完国土部的“表示”之后,大不了也是“哈哈”两声。因为他们也拿到了“下不为例”的资格,他们开发项目的所在地地方政府会“死保”他们,以至于绕开“三大新政四项措施”。最精彩的手笔莫过广东地产商、碧桂园集团总裁杨国强在重庆拿下1.7万亩的土地,压住李副委员长1.5万亩一筹;另一位广东“大地主”、宏宇集团(即星河湾系)总裁黄文仔出奇制胜,以42.4亿拿下了上海浦东花木地560亩的无拆迁净地。

后者,成为一项准丑闻,因为在星河湾系之前,至少还有三位投标者:金地59.89亿,华润置地48亿,仁恒42.97亿。星河湾系以暗箱操作方式拿下花木地,不仅令其他事前被退标金的七家投标者愤愤不平,就是经济观察人士也认为此中大有“猫腻”,不得不联想起该地块原主即陆家嘴集团的经济案件。被双规的集团董事长康慧军还有另一个身分,那就是上海浦东新区的副区长。也许由于沸沸扬扬的周正毅东八块土地案挡住了公众视线,但毫无疑问:康副区长被双规的直接原因是土地交易中的腐败行为。

星河湾系以42.4亿的低价(低于金地17.59亿、低于华润5.6亿)拿到花木地,成为国土部“三大新政四项措施”的强力反讽。

土地交易中官商勾结、官权变身、商权导官,已经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主义”的系列“小品”。在上海康副区长被双规之前,河南焦作的鑫安公司的董事长谢国盛已于7月上旬被郑州公安逮捕,原因仍与操作地皮有关,虽然初步罪名为诈骗。谢董事长以河南(郑州)花园集团的背景进入焦作鑫安,他的主要目标就是想把鑫安厂区350亩占地中的157亩最有开发前景的部分卖掉──可望从目前的25万元每亩上挺到100万元每亩。结果,由于拍卖郑州酒精厂的土地引发职工抗议,揭出了腐败行为,才被抓走。如果他在郑州谨慎一点,说不定焦作的买地差价一个多亿的空手道收入就进帐了。

当然,玩焦作鑫安的地皮也早晚要出事的,因为这个公司还有五亿债务待清偿,更有3,000多名下岗职工等待安排。再简单地说,那些大大小小的玩地的“开发商”或操盘手一旦出了事,大多在“天时”

(与政府关系)、“地利”(土地预期升值)上稳拿了盘子,而栽在了“人和”上。

这“人和”吗,需要他们好好考虑下岗职工的利益,需要他们从商业道德方面给竞争对手一个明确说法。当然,作为“民族资本家”的李副委员长永远不会有谢董事长那样的风险,因为没有一个记者或官员敢调查他的1.5万亩囤积土地的问题,“因为的因为”表明那首先是一个政治上正确的问题而不是记者或官员的什么业务问题!

(2007年11月7日星期三,于绵逸书房)

郭小林:谁“告别”了谁?—-邵燕祥先生《别了毛泽东》读后

 

我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认真阅读了邵燕祥老师的抗鼎之作《别了毛泽东》,其中有一多半内容甚至读了两遍。

我这样做并不仅仅因为我敬佩邵老师、并自认是他的学生,也是想探究一下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原本矢志忠诚于马列教义、无条件追随M ZD的青年,如今做出这样的选择──公然喊出《别了毛泽东》这样惊天动地的话来。

而且,我虽然学问和所经历的苦难与邵老师相比,不可以道里计,但就我这样一个“党的孩子”居然也景从着他们、殊途同归般地走上了和邵老师相似的道路。为此,我亦曾无数次地反躬自问:是不是因为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原本矢志忠诚于马列教义、无条件追随毛泽东的青年──最终死于党手,使我失去了许多特权利益,而对党对这个制度心生怨怼呢?可不要为了一己的私怨,而使自己背离了公正、变得偏执啊……

读了邵老师这部42万字的力作,我明白了一点:不是邵老师这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告别了毛泽东,而是毛泽东及其制度告别了他们及大多数人民。这本书不妨看作是那个独裁专制制度对广大如邵老师这样的纯洁青年的欺骗史啊!它通篇不动声色,却隐含血泪,于隐忍中忍无可忍……所以,才有章怡和在序言中所浩叹的“三千丈清愁鬓发,五十年春梦繁华”。

邵老师在时代大潮裹挟下,12岁就服膺中共的说辞,全身心地献身于他所认为的“伟大的”事业,直到1957年,年轻的他应该说对党是绝没有二心的、对毛泽东是盲目崇拜的。然而就这样一个党的信徒、刚刚获得“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24岁的青年,突然地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党的“敌人”!实在是让所有善良人们、包括他新婚仅数月的妻子都瞠目结舌!原因仅仅是他用诗文对一些制度上的弊病、对官僚主义进行了远未触及实质的善意针砭。

正如邵老师指出的,早在1947年,毛泽东就提出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将不允许其它民主党派存在──他们所抢得的“天下”这块大蛋糕,岂容任何别人“分一杯羹”!……为了实现向全球输出革命、以成就其“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的个人野心,他们甚至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的生命:“核战争不可怕……死一半人我们照样建设。”(那时全国人口为刘亿人)。所以他们不仅毫不留情地剥夺曾经那样热情地支持他们掀起“解放战争”的广大农民,以实行国家工业化,更对一切善良的、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不能认同的知识分子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阳谋”;及至“六。四”,他们不仅是“仇智”,竟是以天下人为敌了……

有谁统计过当时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全国“解放”了,战祸连绵的动荡年代终于结束了,可是当初他们承诺给予人民的幸福生活在哪里?是“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派”乃至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残酷整人和滥杀无辜的运动吗?是导致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吗?……

作者详述了当时的所有国家大事并挖掘其背景,并且旁及前苏联及东欧各国,从而揭示了他的“一个人的遭遇”实在是带有世界共产主义制度的规定性的。

邵老师无端获罪七年之后,我走上了几乎和他一样的路──起初就是因为笃信毛泽东的说教,参加工作后曾对单位领导的一些缺点提出批评建议(当然由于幼稚浅薄,看不到问题的实质,往往“说不到点儿上”),尽管在劳动和连队宣传工作中付出了双倍的辛苦,仍招致他们的厌憎,先是在调工资、上调报社等事上刁难阻挠,后来竟把我抓进私设的囚牢,放出来后仍被定为“内控人员”……40年后的今天,我妻子的外甥女居然又重蹈了前几代人的覆辙──她大学毕业刚分配到单位不久时,因为涉世未深,对领导上搞的那些贪腐行径看不惯,贸然提了点儿意见,结果大吃苦头,横遭打击报复,一度弄得神经有些失常。可见制度不变,无论多少代人,命运是同一的。

读了邵老师的力作,我明白的第二点是: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和邵老师这些纯洁的“革命”青年“过不去”。是的,尽管当时邵老师所在单位的党总支书记是个嫉贤妒能的人,邵老师年轻气盛、恃才傲物也是可能的,但按照正常的逻辑,所有这些因素都构不成把他打成反革命、而且一整再整,20年不得翻身的理由啊!这就证明,是这种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对利益独占的制度及其特权集团发展的必然轨迹,是他们利益独占的本质决定的。尽管有时为了统治的需要,会向人民作一点让步,但由于其统治的合法性、正当性一直先天不足,它必然地要和一切对其有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和不满其压榨的人们“图穷匕现”。

说得刻薄一点儿,就象几个强盗抢劫了一大笔钱财之后,强盗们个个想的都是自己怎样才能多分得一些、最好是我一人独吞,于是上演了一场自相残杀的丑剧,最终是那个最残忍狡诈的家伙,把别人都“灭”了,独自抱得钱箱归──其特权集团内部尚且如此,遑论“外部”的广大人民了。

正是毛泽东和这个制度几十年的所作所为,教育了邵老师及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我过去总天真地以为“革命总是多一点人好嘛”,殊不知,夺天下的时候需要“多一点人好”,坐地分赃当然是人越少越好啦!无数血写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及其既得利益集团用尽最美丽话语,最终无法掩饰,他们抢夺天下无非是为了一己的、家族的私利!

100多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写道:“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这段符合历史规律的话说得轻松,但史实却极端沉重。欧洲封建贵族领主们血腥的、极其暴虐的统治,在马克思们生活的大地上“已为陈迹”,可是在东方这个“文明古国”,他们却活得还很滋润,至少是目前。也许他们预感来日无多,所以更疯狂地、更无顾忌地、公开地抢夺人民的血汗,每年都有多达上万亿元的民脂民膏被他们挥霍、有数千亿元的民脂民膏被他们转移到国外!贪污腐败这个毛泽东所谓的“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已成滔天之势,淹没了社会的一切领域;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达于极限……

虽然毛泽东从肉体上“告别”我们已经31年,但他的尸身还躺在祖国的中心,不必借尸还魂,因为他的阴魂31年未散。我建议,所有善良的中国人都读一读这本书,因为还有相当多的人由于当局的封锁,对事实真相所知极其有限。那么,一旦了解了事实真相之后,难道我们还不应当认清那水晶棺里“臀部带有”的“旧的封建纹章”,而从精神上彻底与之“告别”吗?

(2007-11-06初稿)

陈破空:“嫦娥一号”:展示进步还是落后?

 

10月24日,中国发射“嫦娥一号”卫星,奔向月球,预定成为月球卫星,绕月飞行一年,进行一系列月球探测和科研工作。这是继“神州飞船”之后,中国又一次开发太空的举动。

围绕“嫦娥一号”升空,在国内,中国政府展开了大量宣传,把这一事件,当成是中共“科教兴国”和“自主创新”战略的成功范例;同时,将发射日程安排在中共“十七大”刚刚闭幕之后,有意突出“共产党领导下”的“巨大成就”,再次泄露中共为巩固其政权的政治目的。

当局开动所有媒体,制造“万众欢腾、普天同庆”的场面。但令人纳闷和不解的是,有关方面并没有进行电视直播,尤其在当局强调“和平利用太空”、特意向外界展示“透明度”的情况下。

早在1962年2月20日,1亿多美国人就能通过电视直播,观看宇航员格伦乘坐宇宙飞船进入太空的画面;而在1969年7月21日,1亿多美国人又同样通过电视直播,观看了美国人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的壮举。而4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卫星探月,竟没有电视直播!如果说是技术问题,单就这项技术(电视转播)而言,就落后了美国45年!

由于只是卫星探月,而还不能载人登月,又由于不能实施电视直播,中国“愤青”们不服,竟反过来怀疑:美国人登陆月球是“假的”。阿Q精神到家!

造成这种国民心态,中国政府责无旁贷。一味宣传成绩,而不比差距,本身就导致中国人的认知偏差:只以为自己在“进步”,而不知道自己在“落后”。

事实上,早在1959年,苏联就发射了第一颗月球卫星,与之相比,中国落后了近半个世纪;美国于1969年载人登上月球,技术更为复杂。而直到今天,中国还不过是发射卫星绕月,至于载人登月技术,还远无成果,至少又落后半个世纪。

目前发射探月卫星的国家,包括:俄罗斯(苏联)、美国、日本、欧盟、中国,而印度也已经定于明年发射探月卫星,称号是“月船一号”。可见,在这些大经济体中,中国航空水平排后,仅略先于印度。

“嫦娥一号”升空,纵向而论,即从中国本身历史来看,自然显示了中国在航天领域的进步;但横向而论,即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却显示出中国的巨大落后:落后先进国家40至50年!

中国在航天领域的落后、及其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实际上,恰恰反映了中国经济、科技与国力总体水平,在世界范围内的落后、及其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反省犹为不及,又何喜之有?

另外,美俄两国建立国际太空站之后,已经吸收16个国家参与,使太空开发,成为广泛的“国际合作”。但中国依然被排除在外。究其缘由,还是国际社会对中共不放心,尽管中共口头表白“和平利用太空”。

今年年初,在没有发出任何预警的情况下,中共军方突然发射导弹,击毁一颗卫星。此举,令国际社会大惊,同时,留下万块碎片,悬浮和污染太空,更令各国头疼。在各国追问之下,事件发生一个多星期之后,中共当局才吞吞吐吐地承认,实有其事,并仍然强调“和平利用太空”。但一些中共官员却又在无意间泄露:那是为了“显示中国的威慑力”。

中共的乖戾言行,怎能让国际社会相信:它是“和平利用太空”?实施导弹攻击卫星的试验之后,希望中国“成为国际太空站第17位合作伙伴” 的梦想,又怎能轻易达成?由于无法实现国际合作,中共被迫提出“自主创新”,结果就是,把先进国家四、五十年前的技术,从头摸索起,保持如此的后发态势,所谓“赶上先进国家”,又将是何等的猴年马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