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勇:北大三角地拆除了什么

 

作者:赵勇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的许多举动最终都会演变成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这样的经历屡试不爽。比如,10月31日晚,北大三角地的海报栏被拆除后,多家媒体纷纷报道,北大的许多学生也在未名BBS上发帖质疑,他们问道:拆除三角地是谁提出的?谁批准的?经过了什么程序?为什么大家完全不知情?如今,这种疑问已经换来了部分答案。校长许智宏公开回应道:对北大三角地的整治不能叫做拆,而是规范。因为奥运会的一些赛事明年将在北大举行,所以校园要进行治理整顿。拆除的只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牌,它们实在有损北大的形象。“我看全世界那么多大学,都没有那么乱的。”不过,除了这种官方消息之外,我还看到一种说法:为了迎接即将开始的教学评估活动,就把影响环境的海报栏给拆了。

无论是因为奥运赛事还是教学评估,校方的理由似乎都显得理直气壮,但拆除的背后却也暴露出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谁都知道北大三角地是民间信息汇聚的重要场所,为什么在拆除之前不去征求一下学生的意见呢?如今的三角地固然已不再是纯粹的思想阵地,那上面商业信息轻舞飞扬,但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岂不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吗?世界上的许多大学也许确实没有那么一块乱的地方,但为什么不能把它看成“中国特色”加以对待呢?我们在其他方面把“中国特色”喊得震天响,为什么在这种细枝末节的地方却要“去中国特色”呢?去掉几个海报栏就能与世界先进大学接轨吗?还有,本来拆除一事完全可以在青天白日下进行,为什么却要把它放到月黑风高的晚上鼓捣呢?难道校方不怕让人产生一些联想?

继续问下去,就会引出一个大的问题。许多年前,革命党人是信奉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道理的。为了与旧世界彻底决裂,“拆除”就成了其思维方式中的重要内容。许多人都知道,北京的城墙是在1957年被彻底拆除的。当时虽有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极力反对,但他的呼吁终于无法阻挡革命的步伐。如今,我们“告别革命”已有不少年头了,但许多人似乎还在享用着革命的遗产。当过去的大建筑小设施出现了有碍观瞻影响市容的麻烦时,一些人便可以以种种冠冕堂皇的名义(比如奥运)下令拆除。结果,拆来拆去,我们仿佛拥有了一个美丽新世界,却失去了一种历史感。因为我们不仅拆除了一处建筑、一个设施,也拆除了一种回到历史的深度模式。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层面理解“拆除”的革命意义。许多记忆是通过物而体现出来的,这样,物体便成为记忆的化石。而为了消灭记忆,首先就要消灭那个承载记忆的物体。经过如此处理之后,人们便沉入遗忘的黑暗之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消灭一个人的精神,往往从摧残其肉体开始;消灭一种社会历史记忆,常常是从拆除其物体发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而如今,北大三角地海报栏的拆除,只不过是为这种消灭运动提供了又一个小小的注释。

如果把“拆除”和以后三角地的信息发布方式联系到一起考虑,也很是耐人寻味。据说,海报栏拆除之后,取代它的将是电子信息屏。这种东西大家都见过,它的干净、整洁和气派自然会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也会不断滚动出许多信息。但是不要忘记,这种信息是经过充分管理的,那上面小商小贩自然已无法染指,却也断了在校学生的民间言路。由此我便想到,此番三角地的治理整顿,或许也是对北大民间言论的一种整肃措施。而通过这种媒介转换的方式(从海报栏到电子屏),校方就巧妙地取消了一种话语空间。这种做法似曾相识,应该会让人产生许多想法吧。

李大立:我们要民主自由,不要“崇高事业”

 

每次在电视里看见胡锦涛主席,都令我想起六十年代读大学时候的「政治指导员」。胡主席堪称标准型:处事四平八稳,讲话照本宣科,面面俱到,毫无新意。香港xx卫视中文台硬是送给胡主席一个「沉稳」的高度概括,据说「沉稳」也是一种美德!不过,若说海外会有人有兴趣听完胡主席在中共十七大上两个多小时党八股式的「政治报告」,恐怕没有人会相信有这样的傻瓜,除非专门吃政治饭的「政治评论员」。只是昨天电视台播放胡主席带领八个「常委」亮相时的简短讲话,笔者倒是耐着性子听完了,当听到结尾胡锦涛主席高声亢调宣布:「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不觉笑出声来!

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美国人,你和你的国家有没有「崇高事业」?或者什么是你和你们国家的「崇高事业」?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会莫名其妙,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个词组!在这里,传媒没有任何政治宣传,大街上没有任何政治口号,人们从来不谈论什么「伟大理想」、「崇高事业」……。;可是却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珍惜自己拥有的政治权利,也自觉地尽一个公民的义务。如果看过电影「拯救大兵莱恩」,一定会对大兵莱恩三兄弟同上战场,两兄弟牺牲了,美军如何不惜牺牲,千难万险在战场上找到倖存的弟弟,把他送回母亲身边的真实情境感动。也一定会为美国人民如此自觉地遵守法纪,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凡是适龄的男女青年都自愿参军感到惊愕。他们不需要任何政治鼓动,不需要任何宣传洗脑,更不需要任何强迫命令、任何说服动员,他们表现出理智的政治行动是发自内心的,是任何专制国家用强制手段所万万不能达到的;同样,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创造力,也是任何专制国家用什么伟大理想去欺骗人民所望尘莫及的。

「人类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如果世界上没有为数不多的独裁专制政权的阻挠,这个理想早就实现了!也正是因为有包括中共在内的阻挠,才会成为需要我们去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所以胡主席这样说,实在是一大讽刺!正如大陆网站调侃者所说:「会议没有不胜利的,领袖没有不英明的,党没有不伟大的,事业没有不崇高的……。」总之,共产党管治大陆五十八年,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党文化,什么形容词搭配什么名词,数十年一贯制,平民百姓随口都可以背出几十个来,更不用说一直受党栽培的「政治指导员」胡主席了!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他们是饮狼奶长大的一代,举手投足总脱不了共产党的党味,几乎成了一种本能,他们自己是不可能觉察得到的,因此我相信即使不用讲稿,胡主席也会脱口而出,但是当他脱口而出的时候,他肯定没有想过为何人类的这一共同理想会变成需要奋斗牺牲的「崇高事业」?!

毛泽东时代以「大老粗」为荣,现今动不动就吹嘘领导人中有几多个「博士」,照理说,比起第一代领导人,第四、第五代领导人教育程度应说高得多了,可惜都是共产党自己关起国门来培养的土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毫无认识,也就是说毫无国际视野,叫他们如何接受普世价值?如何与世界接轨?恐怕得等到在海外受过教育的海归派接班的那一天了。更可怕的是,五十八年的党文化造成了一种「逆选择」的潜规则,只有那些毫无独立思考、毫无雄心壮志、毫无社会责任感、毫无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纔能够一步一步地从底层爬上权力的金字塔尖,指望这些人里面出一个戈巴契夫、叶利钦或者蒋经国、李登辉,主动放弃权力,从上到下推进民主宪政,中国大陆还缺乏这样政治人物内在素质条件。当然,形势比人强,如果广大民众的民主诉求极度高涨,或许会把他们逼上梁山也说不定。中共十七大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未来的五年十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只会继续雷声大雨点小,不可能有任何实质的改进;中国的民主与其寄希望於这些政治指导员和太子党,还不如倚靠人民大众的奋起力争。从将近一世纪以前的五四运动起,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一代又一代地盼望民主自由,可是他却总是姗姗来迟,不怨天、不怨地,只怪自己不争气。

(23/10/2007)

(略有删节刋於「争鸣」杂志07年11月号)

铁  流:中国到底是“法治社会”还是“黑治社会”?

 

中国法律工作者、著名的维权人士俞梅荪先生,为包遵信先生逝世治丧一事,竟被北京警方无缘无故从11月2日下午6时就被控制,在午夜3日零时与警察发生推搡,俞梅荪被摔在地上,1时被关押在派出所,至晚上8点以后才释放,共26小时(其中在派出所20小时)。在此期间,我先后5次去电话,他家无人接听,到了晚上9点才打通。他告诉我刚从派出所回来。我是俞梅荪的朋友,一个74岁的右派老人。鉴于他是我的朋友,又是我们右派的后代,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我,有权利站出来说话和写文章公诸于世!

我们决不能让此种无法无天的黑恶势力,践踏宪法、国法、党纪、警纪,真到了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如果再不站出来说话,明天就是张梅荪、李梅荪和更多的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老百姓就无法活下去!为了捍卫国家的法律,我希望更多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站出来说话!我说过,铁流的脊梁,只能打碎不能压弯!我相信中国人的脊梁也是一样:只能打碎,不能压弯?

俞梅荪何许人也?我和俞梅荪已是十五年的朋友,知道他是个书生、学者和性情中人。他直率、坦诚,心无杂质,像颗无尘的水晶珠子,且有知识分子的傲骨与傲气,凡他认准的事情就一定义无反顾,纵是割头也决不后退。1993年,我是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主席团的委员,负责承办“四科一府”(四科:国防科工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一府,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科技人才交流大会”,需要请时为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先生为大会提字支持。他当时是国务院的秘书,经朋友介绍找到他,他欣然接受,在三天就将李鹏先生的题字送到大会来,赶上了“3.18”的开幕式。后不久,他参与起草中共十四大文件,受中共上海《文汇报》总编之骗而提前几天弄走复印件,结果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以“泄密罪”被捕而起诉。他是立法工作者,参与不少重要法律的起草,也是“国家安全法”的催生人,对他的蒙冤受屈,法律界极为不服,大法学家并大律师江平先生两次亲自出庭为他作无罪辩护。但是,不公正的中国司法,在权力纵容下仍判处它三年有期徒刑。在狱中他一直上诉,由于他在服刑时曾不顾安危而奋力制止了一场犯人打架事件等,成为“全监狱的劳改积极分子”,依法应该减刑1年,但当局却以“必须认罪”,写出悔罪书为条件。他是条汉子就是不认罪,宁愿坐满三年,死不低头!1997年他满刑出狱,我们便成为忘年之交。此时我才知道他出生于书香世家,爷爷俞颂华是上海《申报》总主笔(即总编辑),最早访问苏联,面见过列宁,瞿秋白曾是其翻译助手;他父亲是中国保险公司的创办人,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跳楼自杀,当时他才4岁。逆境催他奋发,不平激励他向上。他自学成才,考进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时被选入中南海,成为法学界后起之秀。这样一个有为之士、国家有用之材,竟成为一个社会底层的“贱民”。

“不平则呜,不公则愤”,这些年来他成了中国维权的勇士,为社会弱势群体经常义务地提供法律援助,不怕威胁打压地站出来为他们呼吁呐喊!于是,自此成为北京以至全国有关部门重点监控和看管的对象。只要北京一有什么重大活动,比如全国人大会、党代会和一些敏感时段(“六四”),公安、国安,就要派出大批警力监控他:不准出门!不准上街!不准会友!而无任何法律程序,全是口头宣示。9月底从国庆日之前至“十七大”结束的期间,他和我一样均被有关部门严密监控,只不过他的“规格”比我的还高,由警察日夜看管,人员多达四五人。

这次包遵信先生逝世,他是治丧的操办人之一。昨晚六时他要外出,看守他的警察不准他出门。他理直气壮问:为什么?警察说:不为什么?就是不准出门!拿手续来?没有!这是上级指示。哪一个上级?不知道。他再次出门,警察公然出手,他被摔在地上,眼镜被摔坏,相机被摔坏,还被拉到派出所,又被几个警察推搡而两次摔在地上,关押起来。他抗议,他绝食,可是警察并不理睬。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有关当局:到底中国是“法治国家”还是“黑治国家”?你们还执不执行胡锦涛“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我真痛心,想不到我们为之奋斗终身的国家,竟然如此卑劣!

程映虹:苏联消灭富农的真相

一九三○年一月斯大林发动苏联农业集体化,强制农民放弃土地、牲畜、农具,饥荒和镇压,导致数百万人死亡。

1930年七月,斯大林在联共16大的闭幕词中宣布:“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过去所有反对富农的非常措施和这个政策相比都只能算是小打小闹。”

直到将近60年后,这场消灭富农的斗争的真相才被准许在苏联报刊上披露。这里我们不妨照录一些当事人或受害者多年后的回忆。

“早在1928年,佩也夫一家就被作为富农消灭和流放了。伏尔德马·卡洛维奇,一家之长,被流放到乌拉尔,后来死在了那里……三到四家贫农从邻近的村子搬进了佩也夫家的房子,占有了一切财产、家畜和土地。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称呼他们自己:集体农庄还是公社。一个狂热的、几乎一字不识的从拉脱维亚来的女人是他们的头。在一年的集体‘劳动’后,他们把所有的牛都宰吃了,在收获的季节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因为他们既不想干也不知道怎么干。……当实在找不到出路时,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只有继续剥夺其它‘富农’的财产和家畜,他们才能过得舒舒服服……”

“在那个时候,很多事都由地方上掌权的‘贫农’说了算。他们象强盗一样在村子里转悠,拿走所有他们看得到的东西……很快,所有‘富农’都搬进了‘贫农’的屋子,而‘贫农’住进了我们的房子。……我父亲和他的兄弟所有的财产就是两匹马,两头奶牛和一些小牛,这些东西要属于归三个大家庭。我们的衣服都是自己家里织的布做的。我们这算是什么富农?”

“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我被命令去通知富农波克拉夫一家离开……我早上八点左右到他家时,他们一家已经起来了。我让他们带上所有必需的东西,到奇斯托波尔去。那个主人长得不怎么样,但他的老婆和女儿倒很中看。他说可以把女儿嫁给我,还答应给我大把金子。我告诉他一个共青团员不准和富农的女儿结婚。他央求我先和他女儿过一夜,我没有答应。波克拉夫那晚上就把牛卖了,把农具都毁了,还把400个蜂巢都扔到农舍外的严寒里,蜜蜂立刻都死掉了。他把剩下来的东西装了10辆马车。当他一家到了叉路口时,武装民兵正骑在马上等在那里。他问能不能把他们送到努莱迪,而不是命令中的奇斯托波尔。他们立刻被逮捕起来,送进了奇斯托波尔的监狱。我不知道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在北哈萨克斯坦有很多大块的土地。任何想要富起来的人都可以轻易地做到,当然那些喝得醉熏熏的彻夜打牌的人只能去喝西北风了。这些人数量并不多,但在村子里召开的会议上他们是最吵吵嚷嚷的。人们很难在这里发现阶级斗争——就这个词的政治意义而言。明显起作用的是另一个东西:嫉妒。他们嫉妒那些晚上也在地里忙碌因而过得舒舒服服的人。穷人把富人叫做肮脏的富人,富人则称穷人为叫花子和玩牌迷。党的活动分子和地方头头于是把这种不和当做阶级斗争。

“我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件事情:在一个叫克里温卡的村子里,村苏维埃执委会晚上正在召开会议。共青团书记在会议刚开始时就离开了会场。在会议快结束、将要11点时,他冲进会场大喊道:”富农们朝我开枪了!‘他的脸上在出血,但人们立刻看出这是一道割伤而不像是枪伤。然而,对发动民兵这已经够了。到了早上,所有被认为是富农的人都被剥夺了权利,逮捕起来并被送走。大约五年以后,这个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家在喝醉酒的时候说那次是他自己鸣枪,然后把脸擦破的。“

上面这些故事,对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谈起本世纪中叶中国农村所经历的那场巨变,人们总会联想起打先锋的往往是痞子、无赖、光棍和流氓,而受害的则是那些靠辛勤劳动发家致富的庄稼汉。从鲁迅的《阿Q正传》和当代作家古华的《芙蓉镇》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中国农村中那些游手好闲之徒最渴望革命。

然而,不要以为这是中国农民革命才有的特殊性。曾经被吹嘘成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伟大成就的消灭富农,其真相在这些故事中暴露无遗。实际上,以摧毁传统社会为目的、以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为手段的激进主义革命,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只能依靠这些一无所有、除了破坏现有秩序和吃大户外没有其它本事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标榜消灭剥削的人往往倒是历史上最大的不劳而获者。

胡坤明:列宁不是个好东西

 

喧嚣一时的中共十七大于10月21日收场了。正如人们早就指出的那样,这个大会无视共产主义运动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信誓旦旦地宣示要继续坚持马列主义。10月22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新任总书记胡锦涛。而正是这位胡总书记,不久前去俄国访问时,曾特意到列宁墓去献了花圈——以此昭明其服膺列宁主义的耿耿心迹。

然而,列宁到底是何许人也?1918年10月美国政府公布的档案资料(史称“西逊文献”)和数年前由英国学者齐曼编纂的《俄国革命与德国:1915年至1918年的档案资料》一书,以及莫尔希编纂的《俄国革命》一书为我们提供了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列宁鲜为人知的一面──共产主义信徒眼里的“圣人”列宁,实在不是个好东西。

首先,列宁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齐曼和莫尔希的研究披露,为了实现夺取政权的目的,列宁曾大量接受德国官方的津贴。从德皇政府的文件中,莫尔希找到了列宁单独会晤一个名叫基斯库拉的爱沙尼亚人之材料,此人在当时是一个半公开活动的德国高级间谍。莫尔希评注这份文件称:“这两人之间达致某种默契,因此在会晤后列宁立即获得一笔巨款。”莫尔希还说:“列宁一开始就知道基斯库拉的身份,因此把他当作自己与德方之间的媒人,从他手中获取经费。”

事实上,布尔塞维克与德国特务组织之间的勾结,绝非上述个别情况,而是全面性的。例如,瑞士社会民主党领袖格林就是一名德国间谍,而列宁流亡瑞士期间,一直受庇于格林。莫尔希提到列宁对谈判缔和的态度时说:“列宁已获得德国人的谅解;他们把他送回俄国,使他夺取政权及促成停战,他们资助他来达到这些目标。”

果然,当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坚决拒绝与德国单独签订和约后,德皇政府即派专车秘密地把列宁等人从瑞士接到德国,再把他们安置在密闭的火车车厢中,经瑞典和芬兰潜回俄国。列宁等人一回俄国,即大搞无产阶级革命,并于这一年11月间推翻了克伦斯基临时政府而建立了共产帝国。第二年3月,苏联政府即与德国政府签订了布里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与德国单独媾和。

其次,大量细致深入的研究还证明:列宁是一个贪财小人,而绝非品格高尚的革命家。莫尔希在书中提到,在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及初期,日本曾津贴俄国的许多反对党派,列宁当时尚是无名小卒,但他也不肯放过机会去分得一杯羹。书中还提到,列宁在领导布尔塞维克的初期,以筹措党的经费为名,在国内指挥了几次银行劫案,但赃款中有很大一部份被他自己挥霍了。后来他又订立了几条“党员守则”,规定凡参加行劫者不得过问所得款项的数额及用途,因此他得以把“公款”顺溜地转入自己的腰包。书中还提到沙皇秘密警察头子奥克拉纳派遣线人渗入各革命组织;渗进布尔塞维克的沙皇特工人员是阿齐夫及马连诺斯基,而他们是在直接贿赂列宁之后被接纳为“同志”的。

最后,列宁还背有德国间谍之疑。自“西逊文献”公布以来,欧美政界及史学界曾不断辩论一个重大问题:列宁的秘密旅程及回国后极力鼓吹缔结片面和约,是否足以证明他是德国间谍?从已经公布的资料和德国政府的文件中,尚无法证实列宁是和德国特务机关有组织关系的间谍,也找不出德国政府直接向他发号施令的证据。也许,当将来有一天,苏联的最机密文件被公布之后,世人方能解开这一世纪谜团。

然而,不管列宁是不是德国间谍,有一条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即胡锦涛心目中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的确不是个好东西。

阿  森:“鸟巢 ”下的阴影

 

化费38亿人民币建造的2008北京奥运会主会场 “鸟巢”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及: “鸟巢” 由于相对高度太低, 中间留有空间较小, 造型婉如一只收口的容器, 白天在阳光的照射下,构成“鸟巢”不规则和过于复杂钢架的阴影, 全部投射到运动场中央,使主场地形成大面积的黑白图案,运动员就像在树林里比赛,对电视直播构成了很大的困难,也就是说电视台无法在白天自然状况下进行电视实况传播,这个问题可能是设计者和决策者都始料未及的。当今世界, 一个不能在白天转顺利转播实况的大型公共场所,在设计上, 至少是不能被接受的,况且它是2008年全世界注目的焦点。

从2002年3月31日公布方案到今天主体结构基本完工, 中国政府负责人肯定: 从鸟巢的设计、结构、施工都是科学、合理、和可行的。那么,为什么一个科学合理和可行的项目在还未完成之前己经发现了这个不可原谅的低级错误, 或者说 “鸟巢”真得只能养鸟了。打开有关奥运会的报道, 不乏对 “鸟巢”有大量的赞美之词, “返朴归真, 功能与形式完美的统一” “眼花嘹乱, 中外知慧, 奥运精品” “体现人文关怀和梦幻的升华” 等等。中国老百姓要为这次世界级的PARTY买单, 但买回来的东西发现实在不怎么样, 中看不太中用, 可中国人没处叫苦。虽然是由德国人赫尔佐格, 德梅隆设计,可百里挑一, 选中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已, 外国人可没有强加于你。选中它的原因是它的独特性和唯一性, 当然它的缺陷也是独特性和唯一性的。

中国人可以不接受这个设计方案, 同时中国人又接受了这个方案。那么决策者是怎么想的? 假设大致有几个方面: 一, 事先知道; 二, 事先不知道; 三, 事先知道却当作不知道。不管哪一种选择, 结果是中国人不太情原看到的, 一个精心设什, 精心施工的, 不能说废品, 至少是个 “次品”的东西, 那么问题倒底出在哪儿?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南半球澳大利墨尔本准备造一座当时人类最高的大厦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它高五百多公尺,由四座摩天大楼为基座再顶一座摩天大楼, 它造形独特, 高耸入云,预计有十万人在里面办公和居住, 建成后它无疑是墨尔本的新地标, 它将给这座城市的旅游和经济带来难以估量的潜在价值, 所有看到这个设计方案的人都为制造者的想象力和魂力折服。方案被公布在各种新闻媒体上,也就是说它被放在 “阳光”之下,接受社会的点评。

任何一个有形的东西一旦放到阳光下以就会出现阴影。一些政府不大喜欢, 却以环境保护为由的组织和个人向政府提出了异议: 异议点就是这幢摩天大楼的阴影。 <<墨尔本太阳先驱报>> 图文并茂的把大楼的阴影, 从太阳出山到落山, 从春天到冬天, 以大楼为轴心划个园, 把阴影可能影响到十公里的范围, 明白无误的告诉市民。中国人的确和西方人不同, 中国人认为没有国家利益就没有个人利益, 西方人认为没有个人利盖就没有国家利益, 结果国家利益服从利个人利益, 作为其中一原因——阴影污染, 政府投降了, 最后放弃, 不造!

“鸟巢”的阴影不在于自身的阴影, 而在于社会的阴影和制度的阴影。记得 “鸟巢”方案在确定之前也是向公众展示过的, 就象三峡大坝一样, 人们提了很多意见和建议, 有出于公心,也有情绪化的, 但是任何一个意见和建议,决策者必须要把它当回事,必须认真对待,而不是把共众的意见作为一个过程, 作为一个形式,作为因为错误而推卸责任的一堵墙。中国多半重大可能影响到某领域的工程,最后一刻能拍板决定的, 往往是政治觉悟极高, 而专业知识极可怜的 “睡在主人床的佣人”。

一个不懂专业知识, 一个不想了解专业知识, 一个怎么教也教不会专业知识的人, 掌握了中国许多重要的专业命脉, “阴影”的产生就见怪不怪了。 可能“鸟巢”的阴影恐怕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特意请教了一些朋友,寻求可以补救的办法。答案: 加个盖是一种, “烤乳猪”是另一种(白天照样打灯,消除阴影), 最后那位朋友不无嘲讽地说, 瞎操心, 哪来阴影, 北京有晴天, 北京有太阳吗?

建设 “鸟巢”过程中除了复杂繁锁的开工仪式外, 施工中间还有一些看不懂的仪式, 比如为 “鸟巢”去掉最后一根支撑架的卸载仪式, 电视向全世界直播外,还请来了著名的凤凰卫视花旦主持人(吴小莉), 春晚小品演员(朱时茂), 港台歌星{齐秦}助兴, 但整个过程就象一部精心排练, 但毫无看点的烂剧。 施工中加一根梁, 减一根梁, 加一块砖,减一块砖完全是施工方自已行为, 值得化那么多的钱, 那么大的排场, 那么装腔作势去抽掉最后一个支撑而专门搞个仪式? “鸟巢”不倒, 这根支撑也起不到决定作用, “鸟巢” 要倒, 这根支撑也撑不住。

中国人喜欢把钱和精力扔在没有价值的面子上面, 少有兴趣做些实实在在的基础工作。2008年奥运会是中国人在世界上最大的面子,为了这个面子, 中国人可以再所不惜,不管奥运以后活不活, 怎么活, 今天一切为奥运, 相信中国人一定会在短短奥运十多天里, 产生出奥运天、奥运地、奥运水、奥运猪、奥运笑脸、奥运式的新闻自由和金光闪闪的奥运奖牌, 相比之下, 一些 “阴影”又算什么呢?

任何制度都会产生阴影,任何制度下的人民都在试图消除阴影, 中国人不例外。“鸟巢”的阴影是制度的阴影,社会的阴影。没有阴影的 “鸟巢”和晴朗的天空是中国纳税人期望的。奥运有句口号虽然空而华丽, 却不乏存有一丝希望, 它是: 给中国一个机会, 还世界一个惊喜吧!

蔡咏梅:爱书的人有福了

● 国际古书展将在香港举行,陈售品中有首版哥伯尼《天体运行论》,首版达尔文《物种起源论》、古腾堡圣经及两部中日极名贵的善本书。这是香港藏书人的一大盛会。

读书人爱书,以读书为乐,但书痴书迷不但爱读书,更爱书这个东西。在书痴书迷、书籍收藏家的眼中,一本绝版的书,经历过时代风霜的书,装帧精美的书,有自己心仪作家签名的书,或一部着书人的真迹手稿,已是承载着深厚情感的艺术珍品因而沉溺在欣赏装帧的愉悦及摩挲书本的快感中而不能自拔。就像香港着名藏书家董桥所说,人对书真的会有感情,跟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有点像。

二○○七年香港国际古书展将於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二日在香港太古广场会议厅盛大举行﹐这也是东南亚与大中华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古书展。对这些书痴书迷藏书家来说,这是极之难得的一次观赏寻觅书籍珍品的大盛会。

书展公关是着名书痴锺芳玲

书展公关顾问锺芳玲称,此次香港国际古书展,有来自欧美、澳洲、日本等十一个国家六十四家享有盛名的古书商参展。如两家已有一百五十年历史的伦敦老店夸瑞奇古书店(Bernard Quaritch Rare Books)和麦格斯兄弟古书店(Maggs Bros Rare Books)在国际古书业中犹如天王巨星,一直是大西洋两岸珍本书的货源地,欧美许多重量级图书馆的诸多藏品都来自这两家古书店。

在这次国际古书展担任公关顾问的锺芳玲本人就是一个标准的书迷。她是两岸读者熟悉的台湾书痴,甚至有「女书人」的称号,其一生志趣爱好是读书、编书、赏书,访书店图书馆,总之不离一个「书」字。

每年这位书人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外旅行,逛书店、看书展、参观图书馆.一九九七年她把自己在全球书籍世界寻幽访胜的经历写成一部书《书店风景》,因而为自己赢得「华文世界第一位西方书业的专业记录者」的称号,该书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的简体版,被卓越网评为「十大闲书」之首。两年前,锺芳玲又出版了一本《书天堂》,书评人称该书「採取全景式的深度採访、深度报导、深度刻画,优游穿梭在形形色色的书地之间,摩挲与装帧,出版、修复、搜藏、拍卖等相关的书事,解读那些具有传奇性格的书人。」锺芳玲自述说,她的《书天堂》犹如一部爱书人为书走天涯的记录片。这次香港国际古董书展由书人锺芳玲打前站,来港部署,走访媒体作宣传,可谓适得其人。

五件名贵珍品价值连城

这次香港国际古董书展有些甚么陈售展品?有甚么价值不凡的珍品能够让香港书迷书痴们大开眼界?锺芳玲说,这次古书展的陈售展品除了数百年到上千年以上的西译与东洋绝版书外,还有一些近年的限量画册与罕见版本,例如海明威的签名本,或毕卡索、马蒂斯、米罗等艺术家插画的作品。此外,还有与文学、印刷相关的收藏品,如老地图、老照片、旧报纸、名人手稿、版画、藏书票等。总之所有书迷都有机会找到自己的心爱之书。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古书展有五件陈售品相当名贵,是藏书人心目中的珍品中的珍品。一是一五四三年在德国纽伦堡印行的一本划时代的天文学巨着,即哥伯尼论述太阳中心说,从而使得人类世界颧剧变,引至欧洲人地理大发现的首版《天体运行论》,开价一百五十万美金。另外,一本一八九五年英国印行的达尔文钜着《物种起源论》,开价一百五十五万港币。一本中国明朝天启三年(一六二三年)杭州印行的《职方外记》。该书为义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编译的中国第一部世界地理书籍,内文五卷,并有六张地图.售价美金七十五万.另有日本《百万塔陀罗尼经》。此为日本龟宝元年(公元七七○年)刻印的一百万卷全汉字的经咒文,分藏於一百万个木制的小塔中,为全球公认现存最古老的木版印刷品之一,目前仅存少数卷册。此次陈售为其中一卷,售价港币二十七万五千元。

西方印刷品的稀世珍宝古腾堡圣经

此外就是西方古董书的至尊古腾堡圣经的其中一页。在西方最早使用活字印刷的德国工匠古腾堡於一四五四年印制的圣经,与一六二三年英国首次印刷的对开本莎士比亚戏剧集,被视为西方古董书的稀世珍宝。当年古腾堡圣经共印刷了两百部,保存至今共四十八部,其中仅二十本为全本。这四十八部价值连城的古腾堡圣经均为博物馆收藏,严密保管,展出的也仅数页而已,罕有人可一睹「庐山真面目」。因此夸瑞奇古书店和麦格斯兄弟古书店仅因曾有买卖古腾堡圣经的辉煌历史而引以为傲至今。情陷书世界的锺芳玲说,她不记得自己有多少次前往纽约的摩根图书馆及南加州的杭廷顿图书馆,目的就是朝圣,「瞻仰」古腾堡圣经。每回隔着橱窗玻璃尽情欣赏编排精美、书页边缘有色彩鲜丽的手绘图案那摊开来的两页古腾堡圣经时,她总不禁叹为观止,恨不得能手捧这个稀世奇宝一页页地饱览过够。锺芳玲说,这次香港国际古董书展,能有一页正反两面印刷的古腾堡圣经展出,可说十分珍贵.

据锺芳玲讲,这次参展的古书商百分之八十以上隶属国际古书商协会(International League of Antiquarian Booksellers ILAB)。国际古书商协会属下协会分佈於三十个国家,会员包括二十个国家古书协会和二千家古书店。这些古书店大多是全球最专业、最信誉卓着的古书店。一旦成为国际古书商协会会员,其专业信誉即得到举世公认,其出售的珍本书可附上国际古书商协会分发的道德书号,以保证所出售的古书绝非仿古书或假冒珍本。

现在东亚地区仅有日本与韩国两会员国。而古书业发达的日本早在一九六五年即是国际古书协会的会员,这次日本国家古书协会有四家书店参展,其中的琳瑯阁,於一八七五年开业,已有一百二十年历史,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

此次书展由日本雄松堂书店、澳洲康史达克书店与香港老字号西文书专卖店辰冲书店联合主办.锺芳玲说,国际古书协会企盼通这次展览能够使亚洲其余书商成立协会,并进而加入国际古书协会。而参展的西洋古书商亦期许这次香港的盛会既是书籍贸易,也是文化交流。他们希望籍着展示的珍品,让来访的亚洲书商、藏书家、图书馆员以及一般爱书人都能对西方的文明、藏书和古书展产生兴趣,另一方面也希望更多了解亚洲悠久的古籍善本历史,以扩充他们的认知,并与亚洲建立长期互动关系.

李昌玉:中国政治黑名单上的一群“新贵”:老右派

 

无可讳言,中国政府有一份政治黑名单。这份政治黑名单一年来的最大亮点,就是增加了一群“新贵”,他们是五十年前毛泽东打的右派以及他们的子女。

有人要问,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右派不是已经“改正”了吗?几个没有“改正”的已经到阎王殿报到去了,那么现在重新登上黑名单的是“改正”了的吗?对,是“改正”了的右派,是“改正”右派中的极少数人。为什么要把他们登上“黑名单”呢?他们不是已经七老八十了吗?这是因为他们还苟活于世,对于那场导致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的真相要述说,对于中共不予彻底平反、彻底否定的态度要追诉,对于受到的损失要索赔,因此这些胆大妄为的少数右派,利用互联网作为发声的平台,站出来说话了。他们虽然都是早晚之间就要被投进火葬场的物料,但是中共当局不能容忍他们这种肆意妄为的行动,因此被列入了政治黑名单,成了中国政治黑名单上的一群“新贵”。

另外,右派崽子如果不安分守己的,也难免不登上黑名单。例如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因为写了中国第一禁书《往事并非如烟》,据她说:“现在(中宣部定)国内敏感人物分三级,我是第一级第一名(新科‘异见状元’)”。

最新的证据就是在十七大召开前夕,中共对于各种认定的“敌对势力分子”予以抓捕监视监控,“只准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住在外地的人,不准进入中国的敏感之地、是非之城、首善之都北京。得到这种警告的人就包括了一批“老右派”,在下即为其一。

这是中国政坛的最新亮点,世界人权舞台的奇观。一方面是全世界在电视上看得见的十七大隆重召开的欢腾场面,一方面是全世界人不知鬼不觉的包括一群七老八十的老右派在内的“敌对分子”被监控监视的“政通人和海晏河清”升平景象。

请读最新例证。10月10日,《铁流的女儿黄晓蘅给胡锦涛主席的信》写道:“我年迈苍苍的老父最近突然被几个自称有关部门,但又不出示证件的人严密的监控起来。只要他外出小区一步他们就要进行阻拦。我父亲每天都要去京城俱乐部锻炼身体,游泳,跑步。只要一出门就被拦住,经同意后才被放行,不知道为什么?”黄晓蘅在美国读的大学,她认为她的父亲的“所作所为(包括他的言论与文章)对还是不对,首先他没有违反国家任何法律,更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一种正当的公民诉求,而且十分理性。”那是“10月 6日,有三个不明身份的人,不出示任何证件直接闯进我家,自称是通州区政法委和永顺镇镇政府的代表,明令我父亲不要随便外出,若要外出必须向他们报告,征求他们的同意才行。当时,我们正准备全家吃午饭。我端着菜看见他们三个一起无礼的进入我家。问他们来意也都拒不回答。”黄晓蘅问道:“ 我不知道我父亲到底违反了国家哪一条法律?如果他真的犯了法,就依法处理,怎么能采取这样限制人身自由的非法手段呢?这个是我只在电影和小说里才看见过的秘密警察行径,但是人家也要出示证件啊?”

当晚我即打电话去询问,情况确如上述,而且上书是晓蘅自己写了自己发出的,并没有征求她父亲的意见。本来,通州那三个便衣登门恐吓之后,铁流给我打电话,问过我的意见。我自己已经属于被监控的对象。今年5月,我两次被抄家,抄走了我自费印刷的准备赠送朋友的个人文集《历史大视野》第一集第二集各973册――认定为非法出版物,还有电脑、护照、港澳通行证等物品,至今没有结案,也拒绝发还,因此,始终处在惴惴不安之中的我,生怕惹是生非,也就劝说铁流暂时忍耐一下,不要“捅”出去,哪里知道他的女儿憋不住了。

铁流告诉我,当三个不肯出示证件的便衣登门恐吓之后,他就打电话通知了京城内外的朋友,要他们暂时不要往访,免得惹出不愉快,结果发现大家的情况彼此彼此,都得到大同小异的警告,也有的人得到专门警卫的荣幸,原来,几个老右派都进入了黑名单,有幸成了最高当局监控的重点人物、敏感人物。

中共召开十七大本来是举国同庆、举世瞩目的大事好事,加强警戒,保证大会顺利圆满召开也属情理之中的措施。我们这些老右派,本来纷纷在猜测十七大是否会对我们的要求有所表示,把希望寄托于十七大。我们衷心希望中共在改革开放的阳光大道上,日新月新年年新,不断前进,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我们自恃不违法,不悖理,不逆情,而且我们领会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应该能够包容我们的言论和行动。

温家宝也在不断地宣示中共要走民主新路。他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我们从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不是相背离的,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

老右派们的上书索赔和反思历史,都是在宪法申明的“保护公民人权”的范围之内的作为,因此才敢于胆大妄为地说话。如果非要算帐,是共产党欠了右派的,经济的,政治的,生命的,哪里算得清?!对于这么几个敢于说话的老不死,共产党有什么理由置于“黑名单”?中共口口声声要和世界政治文明接轨,可是总是被指责,人权记录总是不看好,其关键就是打压“异议分子”。在任何一个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国家,中国的这些“异议分子”的言论都是要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的,而且,可以说,中国的“异议分子”是最温和的最理智的。

中共现在在国际外交中,已经学会了通过谈判、妥协而取得双赢的技巧,但是在国内,作为绝对权力的拥有者,始终抱着意识形态的心理,以敌我划分人群,对于群众的诉求,特别是集体诉求,不习惯不懂得用民主政治的方法,即对话的方法,妥协的方法解决,只求单赢,不图双赢。这是当今中国社会矛盾频频发生,而且一当发生就要动用军警镇压,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原因。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共的政权是靠枪杆子夺取的,然后又靠30年的阶级斗争巩固,如今要转型,谈何容易。

世界上只有最无能、最笨拙、最缺少自信的统治者才用打击压制镇压“异议分子”的办法维护自己的权力。对于一群死后余生、如今已经行将就木的老右派所表达的诉求,拒绝对话,拒绝解决,反而利用掌握的公共权力予以打压,把“坏头头”列入黑名单,枪打出头鸟,不过是文革的老套套,实在是只显得太愚笨,因为,当局也知道,此事也不能做得太过分,所以,无论是党委书记说话,或者警官说话,至今没有重言重语,训斥苛责,说狠话,定性质,更没有抓捕关押,而且下头的人他们也知道,做这种事,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不得不奉命执行,所以都是笑脸相迎,客客气气,好言相劝,委婉相告,抚慰劝阻,诉说苦衷,等因奉此,而已而已,像对待铁流那样粗鲁的笨蛋,极少极少。但是,老右派列名黑名单却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非常令人失
望的是中共当局不但不予正面回应我们的要求,反而对于我们采取了如此围追堵截的措施,把“坏头头”、把写过文章――都是实名发表文章的人,列入黑名单,采取各种监控措施,从窃听、警告到站岗、跟踪到抄家扣押电脑和自印书籍等等私人财物,不一而足。中共当局的作为大大出乎了胡温反复宣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些做法,实在是给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理念抹黑。建立“和谐社会”要用减法,逐步消除社会矛盾,现在当局却采用加法,全盘承接毛泽东的烂帐,增加社会矛盾,树立“敌对势力”,制造社会矛盾,然后再把种种不安定的罪名嫁祸给几个已经七老八十的老右派,看来我们这些残渣余孽真叫当局费心了,但这绝对不是我们的初衷和罪过。皇天可鉴,我们许多敢于说话的人,就是因为自恃曾经是忠心耿耿热爱共产党的青年,后来虽然受到几十年的打击,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个人九死一生,但越到暮年越痴心不改当年,寄希望于共产党改恶从善、弃旧图新,放弃专制、独裁,走上脱胎换骨的新路――成为自由党、民主党、社会党或者继续名叫社会主义、名叫共产党,但却是和世界文明接轨同步的社会主义,遵行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的共产党,开放报禁、党禁。

一个自称拥有七千三百万党员,八十六年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召开一次党代会本来应该是如同每天电视画面上的欢天喜地、载歌载舞的情景,轻松欢快,生动活泼,但是想到如今京城里是武警文警岗哨林立,京城外是步兵师团布防待命,呈现出一片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二级”战备紧张,实在是叫人不寒而栗,不用说放话不准我去北京,就是让我去北京我也要敬而远之。

2007年中国最臭的政治事件之一就是把老右派登上政治黑名单。十七大之后,有一个可以借以观察和检验中共政治民主化改革进程的信号,就是看中共是否从政治黑名单中清除老右派。

请拭目以待!

本文草拟于十七大召开前夕,在十七大召开过程中,所有被列入黑名单的老右派和右派崽子,都受到程度各有不同的严密监控,以京城为甚,外地略差。一个对一小撮风烛残年的老右派都怕得要死要命的执政党,居然害怕我们起来造反,不怕外国人笑掉大牙!

李元龙:但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蒙受耻辱

 

吕耿松,这个名字对我而言,首先是个安慰,其次则是个心痛。

上月出狱不几天,翻看入狱期间收到的信件时,看到了一份素雅的贺年卡,贺年卡是2006年岁末从杭州西子湖畔寄出,向狱中之我和家中之妻表达新年问候和祝福的。卡上签名者有五十来个之多,其中的第一个签名者,便是素昧平生的吕耿松先生。我和吕先生等五十来人均无一日之雅,他们之所以要关注、问候身陷囚笼中的我,完全是对我不求回报的、道义上的声援。这对于宽慰当时我的妻儿老小,对于宽慰今日刚刚出狱的我,作用之大,自不待言。已经重获自由的我理当要和吕先生等人联系联系,了解他们的近况,回谢他们当初的关注和问候。

未曾料到的是,几天前重置电脑后,在网上得到的有关吕耿松的情况,却是他已陷入囚牢的坏消息。

这,让我悲愤莫名。

尚在牢中时,不时会喟然长叹:瞿秋白、王孝和、成岗、江姐等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就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而坐国民党的牢的?而今天的我,竟然会因为向往民主和自由的四篇文章而坐了共产党的牢?历史的车轮,就如此不真实地、如此荒唐地、如此令人瞠目结舌地循环转动?

如果说,前一个轮回是公转的话,那么,今天的轮回,则是自转了。我不无惊讶地发现,吕耿松的落难,竟与我有着不少令人唏嘘感叹的“暗合神通”。

2007年的8月24日,是我47岁的生日,而这一天,吕耿松先生却失去了自由,被当地的公安特务刑拘了。8月29日,他被正式逮捕。我被逮捕的时间,也正好是两年前的这一天。

我那区区四篇小文,讲的是中共的一些非正常的事;吕耿松的文章,多讲的是中共贪官污吏的丑闻。但他们强加于我们的,则都是那个延展性能极好的“煽动颠覆罪”的罪名。

吕耿松的妻子说,吕耿松是个厚道正义的人,不应该被抓,可能就因为太正义了,他才会被抓。

对此,我亦有太多的同感、太多的喟叹。

蒲松龄笔下大罗刹国的用人之道,便是相貌越是“狰狞怪异”,官做得越大。而我等中原标准相貌的人,则只能让大罗刹国的人们“噪奔跌蹶、如逢怪物”。到了屈原的笔下,这种现象则叫“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笯兮,鸡鹜翔舞”。是啊,如果我当初肯“背墨绳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那么,我完全可以成为他们的“同志”,甚至成为头顶有个乌纱帽的在朝者,最起码,不会成为他们的阶下囚。但是,也如吕耿松等等一样,仅因几篇讲真话讲人话的文章,我们都成了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的肉中刺、眼中钉。为此,他们剥夺了我们的自由,敲了我们的饭碗,使得我们在家成了无业游民,在外成了氓流。文章憎命达,吕李如一,古今如一,概莫能外。

虽然,与我的妻子一样,吕妻也受到了不许与外地联系、不准接受采访的警告,但是,我却从吕案中发现了一个靓点,即江雪娥在吕案尚未开庭之时,即可探视狱中丈夫了,而当初,我的妻子等亲人,甚至在我案判决下达之后,都未能获准探视我。或许他们是要减轻来自国际舆论的压力,不管怎么说,浙杭警方,显然比夜郎警方“开明”些。

希望大家帮助他,江雪娥带着血泪、带着无奈的乞求,让我愈加感到无边的悲凉。同时,我还又一次感到了深深的耻辱——正如当初对自己的被抓、被关、被判感到了心不由己的耻辱一样,不管怎样,吕耿松的因坚守良知、敢讲真话而系于狱中,这,都是我地域意义、种族意义或生物意义上的“同胞”们干的,“亲通仇快”的好事,我无法不为自己竟然“拥有”这样的同胞而不感到耻辱。

对牛弹琴也好,东风吹马耳也罢,我还是在此对那些不知良知为何物、不知羞耻是什么的人奉上一剂苦口良药:对于吕耿松,对于我这样的向往真理、向往正义、向往良知,对社会、对他人没有大坏处的人,少抓比多抓好,不抓比抓好。否则,即使你们再无动于衷,即使你们再麻木不仁,但你们的先人,尤其是你们的子孙后代也必将因你们今天的非正义之举而蒙受耻辱。

话,还得说回来。这就是那句我对“国、检、法”说过多次的话:我,我们绝对不会因为你们对我们的抓、关、判而被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必将被牢牢地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人,一定是你们,只能是你们!

最后,我还是,也只能是再次一厢情愿而又迫切地为我心忧,为我热爱着的国土和良知尚存的同胞们祈祷:

但愿,我,我们因为他们的丑陋行为而蒙受的耻辱,这是最后一次!

2007年10月10日

昝爱宗:赵紫阳包遵信葬礼之比较

 

赵紫阳,是八九年以来中共党内高层为数不多的有勇气、有良心者之一;包遵信,是八九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为数不多的有勇气、有良心者之一。

一位是河南人,一位是安徽人,相邻的两个中原大省,都因八九年天安门事件而遭受监禁,一个无限期的软禁,到死才结束;一个是五年徒刑,到死才真正获得自由。他们俩,已经成为安徽、河南这两个省有勇气、有良心群体的”最佳形象代言人”. 2005年1月29日,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寒风中的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我作为亲历者感受最深的就是外面警察多,海外记者多,景仰赵紫阳的自由人士多,还有成群的底层农民、工人上访者多。可进去向赵先生遗体告别的人很少,而且时间很短,每人三鞠躬后就匆匆离开,没有悼念活动,没有致悼词,也不许拍照留念。遗憾的是,看不到国内记者踊跃采访报道的身影,第二天的首都报纸上只有新华社不详细的通稿。我和同行的王光泽先生都是获得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核发新闻记者证的记者,可我们的现场纪实却不能在国内报纸上发出。

2007年11月3日,包遵信老先生的告别会兼追思会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举行,由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政治评论人士刘晓波先生主持,这与赵紫阳告别仪式相比有了进步,当时晓波先生被看护起来,不得离开家门——那个时候的八宝山公墓却成了警察看守的”不公墓”——如此”和谐社会”,其实是彻底的不和谐。

我当年参加赵紫阳告别仪式,没有人通知不能去,可这次包先生告别会,居然如临大敌——或许,当年有关部门看护的都是一些更敏感人士吧。这次包先生告别仪式,却也有”不退步”的地方——这次有了赵先生所缺少的悼念活动,仪式由刘晓波先生主持,由中国知名的宪政学者、曾经流亡美国长达11年后回国定居的、82岁高龄的于浩成致追悼词,他说,包遵信先生一生追求自由与真理,1989年学运期间被指控为”黑手”,判刑五年。出狱后,除了从事研究、写作之外,包先生也一直参与人权活动,先后参与多项维权签名活动,也参与了声援刘荻、杜导斌和天安门母亲的活动。于浩成致词时还说,包遵信著述近百万字,整整影响了一代人。他还说自己在流亡多年回到北京之后,第一个去他家看望的人就是包遵信。他表示,他相信包遵信先生的思想和精神将会得到传承。

据亲历现场的中国和解智库作家介绍,追悼会现场,左右分别悬挂一对挽联:”走向未来,未竟神州启蒙业/囚居京城,锻造华夏自由魂”.追悼会简短而庄重,作为家属的包遵信女儿包媛,她也以直系亲属的身份致悼词,她说,在她的眼里,父亲和蔼可亲,父亲身上的光环她并不知悉,只是知道他常年忙碌,阅读、写作、外出讲学,直到被拘捕、判刑,父亲出狱之后,她才逐渐从父亲的朋友那里知道父亲的事迹,她才重新审视父亲。她表示,她更看重父亲出狱之后享受天伦之乐的那些日子。她说,父亲的离去,她并没有痛哭,她已经因为麻木而变得很平静,因为她知道在长期极端压抑的政治环境中父亲承受了太多,还有后来的几次大的病痛,死亡对于父亲是一种解脱。

可是,与赵紫阳告别仪式相同的是,事先警察就统一行动阻止有关人士参与悼念活动,比如前中南海秘书、著名的维权人士俞梅荪先生,为包遵信先生逝世治丧一事,竟被北京警方无缘无故从2007年11月2日18点至11月3日20点期间限制自由,共二十六小时。七十四岁的右派老人铁流先生是俞梅荪的朋友,他先后去了五次电话,直到俞从派出所回来才通上话,得知真相。另据前来悼念的人士不完全统计,江棋生、王力雄、唯色、刘荻、李海、胡佳、齐志勇、贾建英、刘凤钢、张先玲、王美茹、刘京生、李和平、余世存、浦志强、陈子明等在11月2日即被警告不得参与悼念,还有一位外地朋友,当地国保居然电话”命令”他从北京返回。深圳籍的异议作家赵达功还被深圳警方跟踪到北京。

除了现场悼念活动情况外,还有一些悼念文章公开发表,如丁子霖、蒋培坤撰文《他留给了我寂寞和孤独——挽包遵信先生》,赵诚撰文《送别包遵信先生》,刘晓波撰文《祭奠包遵信先生亡灵》,陈子明撰文《用行动书写历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黎鸣撰挽联悼念包遵信,于浩成撰挽联悼念包遵信,严家祺撰文《让我们在追悼会一起痛哭》,杨支柱撰文《悼念包遵信先生》,江棋生撰文《老包,一路走好》,林保华撰文《包遵信的来生》,李平撰文《异见学者包遵信的实心眼》等多篇纪念文章陆续在海外网络及内地个别论坛上发表或转载。身在海外的余杰、刘敏夫妇,还有杭州的傅国涌、庄道鹤,广州的笑蜀(陈敏)等先生,分别以种种方式向包老先生的逝世表达了纪念之情。笔者撰写的悼念文章《争反对的自由——纪念包遵信》,11月1日在北京法天下网站和北京三联生活周刊论坛上发表不到一天就被彻底删除,连网友留言都一起被”和谐”掉。杭州的傅国涌先生在新浪博客上的悼念文章也惨遭无情删除。

据中国和解智库新闻稿消息,11月3日,中国和解智库成员范亚峰、温克坚、王光泽、王天成、张博树等自发前往参加悼念活动和遗体告别仪式,同时慰问包遵信家属。该智库人士表示在沉痛悼念包先生的同时发出呼吁,称中共作为执政党应当吸取血的教训,尽早公开历史真相,彻底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对”六四”血案的伤残人士、受刑人给予国家赔偿;同时应当重新回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让青年学子的鲜血不会白流。

在悼念会现场还有现场新闻随时发生,比如一位知识界人士发现有警方的便衣临场监视,殡仪馆停车场内有一辆普通民用车辆内坐满了穿着制服的警察。会议主持人刘晓波事后透露,有一位身穿殡仪馆工作服的人员曾经是负责监视他的警察。悼念过程中,有一位身穿殡仪馆工作服的人员还拦下了一位境外记者,将其带到角落里命令其将拍摄的照片删除。

送别包先生,应该是每一个对包先生敬仰者的自由,官方如此紧张势必让人们更加关心六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历史的真相又是如何,甚至还会连带关心赵紫阳的非正常遭遇,以及今天历史对他们的”刻意遗忘”.虽然更多同仁未能到现场为包老三鞠躬,但”包先生走了,但是他的精神还活在我们中间”,包老先生归天,但他追求自由的精神长存——他的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后代人认真学习的。

因为种种原因,笔者不能到北京送别这位曾有一面之晤的安徽同乡,特录长短句《自由精神不死》,诗悼包遵信先生:

11月3日,您入土为安了
然而您的灵魂,早已进入永远的未来

未来有多远
您的道路就有多远

您告诉年轻一代
要走向未来

走向未来,必然背对专制
走向未来,必然要拥抱自由

您说走向现代化就要化解专制
您说有了自由才有现代化

是的,您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您知道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命感
以及保持谦卑的心

历史有多远
未来就有多远

自由有多可贵
现代化才有多可贵

生命常在
真理长在
这些常常与您爱的中国同在
虽然您作为肉体的生命
已经离开我们
但您自由的精神不死
您自由的灵魂已在天国
您自由的精神依然激励后代
穿过专制
越过极权
走向未来
拥抱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