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中国政治黑名单上的一群“新贵”：老右派

有人要问，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右派不是已经“改正”了吗？几个没有“改正”的已经到阎王殿报到去了，那么现在重新登上黑名单的是“改正”了的吗？对，是“改正”了的右派，是“改正”右派中的极少数人。为什么要把他们登上“黑名单”呢？他们不是已经七老八十了吗？这是因为他们还苟活于世，对于那场导致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的真相要述说，对于中共不予彻底平反、彻底否定的态度要追诉，对于受到的损失要索赔，因此这些胆大妄为的少数右派，利用互联网作为发声的平台，站出来说话了。他们虽然都是早晚之间就要被投进火葬场的物料，但是中共当局不能容忍他们这种肆意妄为的行动，因此被列入了政治黑名单，成了中国政治黑名单上的一群“新贵”。

另外，右派崽子如果不安分守己的，也难免不登上黑名单。例如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因为写了中国第一禁书《往事并非如烟》，据她说：“现在（中宣部定）国内敏感人物分三级，我是第一级第一名（新科‘异见状元’）”。

最新的证据就是在十七大召开前夕，中共对于各种认定的“敌对势力分子”予以抓捕监视监控，“只准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住在外地的人，不准进入中国的敏感之地、是非之城、首善之都北京。得到这种警告的人就包括了一批“老右派”，在下即为其一。

这是中国政坛的最新亮点，世界人权舞台的奇观。一方面是全世界在电视上看得见的十七大隆重召开的欢腾场面，一方面是全世界人不知鬼不觉的包括一群七老八十的老右派在内的“敌对分子”被监控监视的“政通人和海晏河清”升平景象。

请读最新例证。10月10日，《铁流的女儿黄晓蘅给胡锦涛主席的信》写道：“我年迈苍苍的老父最近突然被几个自称有关部门，但又不出示证件的人严密的监控起来。只要他外出小区一步他们就要进行阻拦。我父亲每天都要去京城俱乐部锻炼身体，游泳，跑步。只要一出门就被拦住，经同意后才被放行，不知道为什么？”黄晓蘅在美国读的大学，她认为她的父亲的“所作所为（包括他的言论与文章）对还是不对，首先他没有违反国家任何法律，更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一种正当的公民诉求，而且十分理性。”那是“10月 6日，有三个不明身份的人，不出示任何证件直接闯进我家，自称是通州区政法委和永顺镇镇政府的代表，明令我父亲不要随便外出，若要外出必须向他们报告，征求他们的同意才行。当时，我们正准备全家吃午饭。我端着菜看见他们三个一起无礼的进入我家。问他们来意也都拒不回答。”黄晓蘅问道：“ 我不知道我父亲到底违反了国家哪一条法律？如果他真的犯了法，就依法处理，怎么能采取这样限制人身自由的非法手段呢？这个是我只在电影和小说里才看见过的秘密警察行径，但是人家也要出示证件啊？”

当晚我即打电话去询问，情况确如上述，而且上书是晓蘅自己写了自己发出的，并没有征求她父亲的意见。本来，通州那三个便衣登门恐吓之后，铁流给我打电话，问过我的意见。我自己已经属于被监控的对象。今年5月，我两次被抄家，抄走了我自费印刷的准备赠送朋友的个人文集《历史大视野》第一集第二集各973册――认定为非法出版物，还有电脑、护照、港澳通行证等物品，至今没有结案，也拒绝发还，因此，始终处在惴惴不安之中的我，生怕惹是生非，也就劝说铁流暂时忍耐一下，不要“捅”出去，哪里知道他的女儿憋不住了。

铁流告诉我，当三个不肯出示证件的便衣登门恐吓之后，他就打电话通知了京城内外的朋友，要他们暂时不要往访，免得惹出不愉快，结果发现大家的情况彼此彼此，都得到大同小异的警告，也有的人得到专门警卫的荣幸，原来，几个老右派都进入了黑名单，有幸成了最高当局监控的重点人物、敏感人物。

中共召开十七大本来是举国同庆、举世瞩目的大事好事，加强警戒，保证大会顺利圆满召开也属情理之中的措施。我们这些老右派，本来纷纷在猜测十七大是否会对我们的要求有所表示，把希望寄托于十七大。我们衷心希望中共在改革开放的阳光大道上，日新月新年年新，不断前进，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我们自恃不违法，不悖理，不逆情，而且我们领会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应该能够包容我们的言论和行动。

温家宝也在不断地宣示中共要走民主新路。他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我们从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不是相背离的，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

老右派们的上书索赔和反思历史，都是在宪法申明的“保护公民人权”的范围之内的作为，因此才敢于胆大妄为地说话。如果非要算帐，是共产党欠了右派的，经济的，政治的，生命的，哪里算得清？！对于这么几个敢于说话的老不死，共产党有什么理由置于“黑名单”？中共口口声声要和世界政治文明接轨，可是总是被指责，人权记录总是不看好，其关键就是打压“异议分子”。在任何一个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国家，中国的这些“异议分子”的言论都是要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的，而且，可以说，中国的“异议分子”是最温和的最理智的。

中共现在在国际外交中，已经学会了通过谈判、妥协而取得双赢的技巧，但是在国内，作为绝对权力的拥有者，始终抱着意识形态的心理，以敌我划分人群，对于群众的诉求，特别是集体诉求，不习惯不懂得用民主政治的方法，即对话的方法，妥协的方法解决，只求单赢，不图双赢。这是当今中国社会矛盾频频发生，而且一当发生就要动用军警镇压，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原因。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共的政权是靠枪杆子夺取的，然后又靠30年的阶级斗争巩固，如今要转型，谈何容易。

世界上只有最无能、最笨拙、最缺少自信的统治者才用打击压制镇压“异议分子”的办法维护自己的权力。对于一群死后余生、如今已经行将就木的老右派所表达的诉求，拒绝对话，拒绝解决，反而利用掌握的公共权力予以打压，把“坏头头”列入黑名单，枪打出头鸟，不过是文革的老套套，实在是只显得太愚笨，因为，当局也知道，此事也不能做得太过分，所以，无论是党委书记说话，或者警官说话，至今没有重言重语，训斥苛责，说狠话，定性质，更没有抓捕关押，而且下头的人他们也知道，做这种事，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不得不奉命执行，所以都是笑脸相迎，客客气气，好言相劝，委婉相告，抚慰劝阻，诉说苦衷，等因奉此，而已而已，像对待铁流那样粗鲁的笨蛋，极少极少。但是，老右派列名黑名单却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非常令人失
望的是中共当局不但不予正面回应我们的要求，反而对于我们采取了如此围追堵截的措施，把“坏头头”、把写过文章――都是实名发表文章的人，列入黑名单，采取各种监控措施，从窃听、警告到站岗、跟踪到抄家扣押电脑和自印书籍等等私人财物，不一而足。中共当局的作为大大出乎了胡温反复宣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些做法，实在是给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理念抹黑。建立“和谐社会”要用减法，逐步消除社会矛盾，现在当局却采用加法，全盘承接毛泽东的烂帐，增加社会矛盾，树立“敌对势力”，制造社会矛盾，然后再把种种不安定的罪名嫁祸给几个已经七老八十的老右派，看来我们这些残渣余孽真叫当局费心了，但这绝对不是我们的初衷和罪过。皇天可鉴，我们许多敢于说话的人，就是因为自恃曾经是忠心耿耿热爱共产党的青年，后来虽然受到几十年的打击，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个人九死一生，但越到暮年越痴心不改当年，寄希望于共产党改恶从善、弃旧图新，放弃专制、独裁，走上脱胎换骨的新路――成为自由党、民主党、社会党或者继续名叫社会主义、名叫共产党，但却是和世界文明接轨同步的社会主义，遵行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的共产党，开放报禁、党禁。

一个自称拥有七千三百万党员，八十六年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召开一次党代会本来应该是如同每天电视画面上的欢天喜地、载歌载舞的情景，轻松欢快，生动活泼，但是想到如今京城里是武警文警岗哨林立，京城外是步兵师团布防待命，呈现出一片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二级”战备紧张，实在是叫人不寒而栗，不用说放话不准我去北京，就是让我去北京我也要敬而远之。

2007年中国最臭的政治事件之一就是把老右派登上政治黑名单。十七大之后，有一个可以借以观察和检验中共政治民主化改革进程的信号，就是看中共是否从政治黑名单中清除老右派。

请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