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苏东共产帝国解体之后，在世界上仅存的几个极权国家中，最为残暴的政权有三个，除了制造达尔富尔大屠杀的苏丹政权之外，另外两个都在亚洲——缅甸军政府和朝鲜的金家政权。近几年来，金家政权因对世界的核讹诈而大出风头，成为曝光率最高的极权国家，风头远远盖过其他极权国家。但是，自从9月22日缅甸爆发“袈裟革命”以来，缅甸军政权的暴力镇压，使之一跃而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心。

自缅甸独立以来，军政府的野蛮统治已经持续40年。在无能而暴虐的军政府治下，自然资源丰富的缅甸，却沦落为亚洲最腐败、最封闭、最穷困的国家之一（与金家政权治下的朝鲜相似），缅甸人均GDP仅217美元，有接近90%的贫困人口，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上20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经济的凋敝源于政治的野蛮，缅甸国家财政的40%被用于军费开支，而用于教育的资金只占国民收入的0.5%，用于医疗卫生的国民收入仅有0.17%。所以，在本应慈悲祥和的佛教国，却屡屡上演震惊世界的血腥。1988年的民主运动遭到了镇压，估计高达3000人被屠杀；1990年“国家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胜出，军政府非但不承认选举结果，反而大肆逮捕反对党人士，将民间领袖昂山素季软禁至今。现在，当大片紫红色的袈裟出现在仰光街头之时，再次凸显了军政府统治危机的深重。但那些脑满肠肥的将军们仍然不思改悔，再次出动军队镇压和平示威的僧人和平民，象征着缅甸希望的佛光也再次迸出血光。据国际媒体报道，自从军政府动用武力进行镇压以来，军队进驻寺庙，封锁道路，切断了互联网通讯。现在，至少已有10人确认被枪杀，其中包括一名日本的摄影师。流亡的海外缅甸人宣称的死亡人数要高得多。另外，缅甸军政府承认抓捕的三千多人，至今还有几百名僧人和民主人士没有获释。

近些天来，缅甸的“袈裟革命”一直是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世界舆论的主流显然是站在“袈裟革命”一边。但在“袈裟革命”被军政府暴力镇压之后，国际社会对缅甸军政府的施压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强烈的舆论谴责和更严厉的制裁。美国、欧盟及欧洲大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纷纷以强烈的措辞进行谴责，美国、欧盟先后宣布对缅甸军政府的严厉制裁措施，很少关心他国人权的日本也叫停了对缅甸的经济援助，甚至一向奉行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东盟也破例发表声明，以强硬的措辞谴责缅甸军政府的暴行。在韩国、泰国、菲律宾，法国、意大利、伦敦、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首都先后爆发了抗议缅甸军政府的示威。在联合国内，美、英、法提出严厉的制裁议案，由于中国和俄国的反对而流产，但最后中国还是同意发表一份措辞相对温和的谴责声明，联合国人权理会的47个国家也一致通过谴责缅甸决议；联合国安理会经过紧急磋商后，敦促缅甸军政府保持克制，并派遣联合国特使甘巴里前往缅甸进行斡旋。

二是呼吁中共政权出面干预。面对缅甸军政的暴行，国际社会当然希望通过更严厉的措施来切实有效地制止暴行的继续蔓延，但以往的经验表明，由于亚洲大国、特别是中国与缅甸的密切关系，中共政权对缅甸军政府的全方位支持，使西方国家的谴责和制裁大打折扣。所以，才会出现当今世界政治的诡异现象；此次缅甸危机的焦点，除了缅甸军政府之外，还有缅甸的最大保护者中共政权。世界舆论和西方政府在谴责缅甸军政府的同时，也纷纷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北京，西方各国的政要和国际人权组织直接向中共领导人发出呼吁，西方的20名前世界领导人致信胡锦涛，敦促中国对缅甸军政府施压，避免暴力镇压的升级，促其与反对党展开对话，促进缅甸的组织和解与民主进程。各国民众举行谴责军政府暴行的示威中也向中共政权喊话，抗议中国政府包庇和支持缅甸军政府。甚至，在联合国特使前往缅甸之后，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波顿表示，中国才是促使缅甸政治改变的关键所在，而非衔命抵缅甸会晤军政府领袖的联合国特使甘巴瑞；之后的10月24日，联合国特使甘巴瑞专门访问北京，与唐家璇会晤讨论缅甸问题，甘巴瑞赞扬中共政权的斡旋努力。25日，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与军政府官员进行了会面。

众所周知，中共政权是缅甸军政府的唯一伙伴，有的西方媒体甚至把缅甸比作中国的一个省。中共对缅甸军人独裁政权的支持是全方位，经济上，中共不仅为军政府提供大量无偿外援，而且在缅甸投入大量资金，用以建造新的道路桥梁、电力厂、造纸厂、拖拉机厂、造船厂等等工程。缅方回报给中国的是石油、天然气、宝石和木材，全长2380公里的石油天然气管道正在中缅两国之间修建。在军事上，缅甸的主要军火来源是中国，包括坦克、车辆、炮舰、飞机、火箭、自走炮等等都由中共供给；另外，中共投资15亿美元，建立起连接中缅两个独裁政权的高科技电子监控和作战网路系统，可以共同监视缅甸克伦族、华族和瓦族等少数民族的游击队活动；共同监视经过印度洋和麻六甲海峡的、包括美国战舰在内的所有船只。在政治上，中共政权一直以“不干涉他国内政”为理由赦免缅甸军政府的暴行，更是利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阻挠通过制裁缅甸的决议。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会会议上，作为中国只投过五次否决票，居然就为了维护缅甸军政府而投了两次否决票。在应对此次“袈裟革命”中，胡温政权故伎重施，再次祭起”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王牌，一面在国内尽量封锁“袈裟革命”的信息，一面在联合国动用否决权。

胡温政权如此反应，与其说是低调，不如说是纵容。其实，中共政权的“不干涉内政”，纯属扯淡。无论是毛时代还是后毛时代，为了确保中共独裁这一最大的利益，中南海主人从来都是大慷中国纳税人之慨，充当“干涉他国内政”的先锋。毛时代是公开干涉他国内政，因为按照老毛的世界革命论和解放全人类口号，只有干涉所有国家的内政，才能实现全球上下红彤彤的共产理想。韩战、越战、红色高棉、孟加拉猛虎组织、缅甸游击队……中共都是最积极的干预者；后毛时代，随着苏东共产帝国的崩溃，中共政权学乖了，一面对西方世界高喊决不当头，一面扮演独裁国的大哥大，向那些苟延残喘的独裁小国提供物质援助和政治支持。特别是对最为残暴的两个亚洲独裁政权的扶持，中共更是出手大方。可以说，在今日世界上，中共是陷于国际孤立的金家政权和缅甸军政权的唯一伙伴。

你可以说，这个世界真够讽刺，面对缅甸军政府这样的独裁小国之暴行，世界上那么多强大的自由国家似乎已经束手无策，不得不把遏制暴行的希望寄托在中共政权这个大独裁身上，而在18年前，这个大独裁用坦克追碾年轻的大学生，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

你也可以说，这就是国际政治现实的丑陋，昂山素季的美丽再动人，也难以在短期内融化这坚硬的丑陋。世界上的独裁小国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就在于它们的背后站着独裁大国。冷战时代，大多数独裁国家的背后都站立着老大哥前苏联，所以，自由世界只能忍受开进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坦克；后冷战时代，大多数独裁国家的背后都站立着中国这个独裁大哥大，国际主流社会制止苏丹、朝鲜、缅甸的人道灾难的努力，总要遭遇中共政权的从中作梗，致使国际努力大打折扣。

然而，自由国家、人权组织、西方各大媒体，为什么非要呼吁一个大独裁向一个小独裁施压呢？

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不再是黑白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无论是自由国家推动全球民主化民主的事业，还是独裁政权抵制民主化进程，双方阵营中都有不同的层次，并运用不同的方法。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内部变化和新的国际定位，使中共政权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淡，既交往又斗争的现实主义越来越凸显。在国际主流社会的眼中，今日中国毕竟不同于毛时代、甚至邓时代的中国，不再是铁板一块的极权国家，而是一直处在转型中的威权国家。如果说，缅甸政权是处在停滞阶段的全封闭的极权政权，使缅甸沦为一个完全失败的国家，那么，中共是处在转型中的半开放的威权政府，中国起码在经济发展还有不错的数据，政治上也不再是铁板一块。

首先，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目共睹，其发展方向是市场化和私有化，这是国际主流社会所鼓励的。而且，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参与日益加深，与西方各国的经贸关系增长迅速，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已经变成美国和欧洲大国无法忽略的庞大经济体，越来越密切的经贸利益已经让双方不得不追求合作互利。

其次，在政治上，今日的世界大势也不再是冷战时代的势均力敌，今日的中国民间也不再是愚昧的一群，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压力不断加大，推动着中国国内政治和人权状况的渐进变化，带来了废除收容遣送、人权入宪、物权法等制度进步；也让追求大国地位的中共现政权不得不有所表示，从江、朱到胡、温，一踏进国际舞台，中共高官就越来越喜欢表演政治开明秀，不断派出大量官员前往欧美国家学习，在法治、人权、选举、非政府组织等敏感问题上，与欧美国家建立了定期对话机制。

再次，在外交上，今天的中共不再是毛时代的发飙极权，而是精于利益计算的理智独裁，在经济上大力推进加入全球化进程，也越来越愿意参与国际政治事务。所以，中共在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不再是一味对抗，而是灵活应对，既合作又拒绝。在与独裁小国的关系上，中共不再是毛时代不顾代价的胡来，而是权衡利弊的应对，既要用伙伴关系笼络独裁小国，又要与西方大国展开某种程度的合作。所以，北京才会出面主办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显示自己的大国地位；也才会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作出某种妥协，表示自己对国际呼吁的正面回应。这些举动，多少赢得了西方阵营的肯定。

面对处在转型时期和无赖小国保护伞的中共，西方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和普世价值的双重考虑，逐渐将其中国战略建立在“利益相关者”的现实上。特别是美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基于冷战战略的考虑，将中国纳入对抗苏联的行列。换言之，与其将中国完全推向极权小国一边，不如让中国加入国际主流社会的政治游戏，在棘手的国际问题上分担责任。所以，国际主流社会才会不断呼吁中国政府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才会在朝核、达尔富尔、伊朗核问题、缅甸危机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向中共政权发出呼吁，敦促其发挥调解、斡旋、施压等积极作用。在我看来，西方的这种玩法，确实有道义瑕疵，但也是西方国家推动中国民主化转型的方式之一，其现实效果上肯定强于意识形态口水战。与直接批评中国人权状态的施压相比，虽然这种方式看上去更为委婉软弱，但起码能够破除独裁国家所坚守“主权至的上”说辞。

面对“袈裟革命”和西方世界的敦促，中共现政权也是采取灵活策略，玩弄阴阳两手。

一方面，中共的核心利益是维持独裁统治，它也象缅甸军政府一样对本国人民欠下血债，1988年的屠杀与1989年的屠杀都是震惊世界的政权暴行。中共当然害怕近邻缅甸爆发又一场成功的“颜色革命”。如果缅甸的“袈裟革命”成功，必然清算1988年血债，也必然唤起中国人对1989年血债的记忆，激发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意愿；何况，如果缅甸的“袈裟革命”成功，很可能在亚洲带来连锁效应，让中共独裁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所以，无论如何，中共都要在公开场合袒护缅甸独裁者，为其提供经济上的喂养、军事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保护。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经济融入世界、硬实力迅速膨胀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共政权很想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提升自己的国际声誉，努力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所以，中共越来越多地介入国际政治博弈，国际主流社会的呼吁也会满足中共现政权的虚荣心，使其觉得国际重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胡温政权把西方世界的要求变成自我标榜的口号，君不见，现在的中共高官及其新闻发言人，动不动就对外宣称：“中国是个负责的大国。”所以，对中共现政权来说，如果在应对缅甸局势上处理不好，将会对其国际声誉带来巨大的损害。特别是在北京奥运日益临近之时，胡温为了把这个最大的国际Party办成自己的盛宴，恨不得使出了浑身解数来改善形象。西方国家在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压力，已经够胡温头痛，不得不作出一定的妥协，给予物质援助和派出维和部队；现在的缅甸危机无疑是雪上加霜，弄不好就将严重地损害其国际形象，甚至带来国际上更大规模的抵制奥运的行动。所以，中共发言人才会呼吁缅甸当事各方克制，才会一面在安理会上行使否决权，一面与西方大国商谈缅甸危机。

对于缅甸军政府，胡温政权既要在公开场合为之全力袒护，又要在私下场合对其施压。据海外媒体报道，在“袈裟革命”之前，中共官员在秘密督促缅甸军政府与反对党寻求调解的同时，也秘密会晤了缅甸民主运动代表，还安排了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艾瑞克·约翰与军政府代表的会晤，商谈释放缅甸民族英雄昂山素季的问题。在此次缅甸危机中，一方面，中共政权也在通过私下管道向缅甸军政府施加影响，要求其保持克制；私下说服缅甸军政权允许联合国特使前往缅甸，当联合国的缅甸问题特使到达仰光机场时，接机者中就有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轿车。也正是中共政权的私下斡旋，才促成联合国特使前往缅甸并两次会见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另一方面，在联合国内，尽管中国否决了美、英、法提出的严厉制裁案，但同意了措辞比较温和的谴责声明，也同意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强烈谴责缅甸军政权的声明。

与此同时，缅甸军政府也开始作出有限的妥协姿态，一向强硬的军政首脑丹瑞通过官方严控的电台发表令人惊讶的声明，向反对派领袖的昂山素姬伸出橄榄枝，希望彼此重开和解之路的谈判，但附带一些条件，即昂山素姬需先放弃与军政府对抗，不得从事颠覆，停止支持国际社会对缅甸的经济制裁等行为。缅甸官方电视台还播了联合国特使与昂山素姬晤谈的录像画面，这是昂山素姬自2003年再遭拘禁以来，在国营媒体上首次曝光，电视台破例地尊称她为“昂山素姬女士”。

外界普遍认为，缅甸军政府的这些妥协姿态与中共的私下施压有关。

尽管，有评论认为，缅甸军事独裁统治的这些变化，标志着“袈裟革命”很可能是又一次颜色革命，但我对此不敢太乐观，因为要一个统治缅甸四十年的、并敢于大开杀戒的军政权善待反对派和人民，也许还要有漫长历程。

就当今世界民主化的进程而言，缅甸或朝鲜这类无赖小国开始民主化，其世界意义显然不如中国民主转型的成功。因为，中共不仅是当今世界的最大独裁政权，而且还是诸多独裁小国的最大保护伞。如果国际主流社会能够帮助世界上最大独裁国家尽快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崛起的中国对于人类文明就将具有难以估量的正面价值：一旦中国变成自由国家，必将是继苏东极权体制崩溃之后独裁体制的又一次世界性雪崩。所以，国际社会的主要着力点应该放在仍然处于艰难转型期的中国身上。

2007年10月25日于北京家中

 

一、 十七大中共坚持专制拒绝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对于坚持独裁专制制度的中共来说，是要了它们的命，尽管从邓小平开始，中共领袖也不断提出政治改革的各种口号，但事实上，在推动宪政民主和权力制衡上，中共从没有前进一步。因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共产党的领袖们和理论家一旦提出“修正主义”或政治变革的主张，往往会将走向埋葬共产专制的道路。戈尔巴乔夫进行的公开化和“新思维”运动，导致苏共的灭亡，这一点，中共把它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铭记心中，并且把苏共灭亡和苏联解体的根本问题归咎于经济。因此，“发展就是硬道理”应运而生，而且把经济的发展与否看成“王党亡国”的根本问题。我们看到了，中共三十年来所围绕的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至于社会的平衡发展和政治上的变革，中共一直避开。行事如此小心，表明了中共的畏惧政权垮台的心态。中共煞费苦心的是维持现状，再也无法求得政治上的发展。到胡温政权时代，中国领袖们再也没有了什么雄心壮志，更谈不上什么个人魅力。

十七大所确立的所谓“科学发展观”的确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如同“三个代表”一样，不过是自我粉饰和装装门面而已。建立“和谐社会”的主张，如同“稳定压倒一切”，新瓶装旧酒而已。骨子里，中共领袖们满足于“千秋万代”的江山一统没有丧失在他们手里，于是，“发展就是硬道理”早已变成“维持就是硬道理”。

从邓小平开始。中共实际上已经否认了毛泽东思想，也摒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上已经融于“全球化”，市场经济已经让中国回归于资本主义制度，只不过中国实行的是权贵资本主义，专制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独立作家温克坚先生分析：“通常来说，维系一个权威体制，需要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比如共产主义），特定的控制系统（比如克格勃），或者一个政治强人。当这三个构件都齐全的时候，极权主义完全控制着社会。当其中一些构件开始没落的时候，社会开始张显独立性。而如今，中共的这三个构件都已经破落不堪，这无可辩驳的说明社会已经进入转型期，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17大官方喉舌的‘啼叫’阻挡不住社会结构开始转型的事实”。一个没有了“主义”没有了“思想”的独裁政党，其统治靠的就是对国家机器的控制，靠的就是残酷镇压。胡锦涛高喊高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这个“特色”本质上是什么？就是专制，就是一党独裁，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其他还能有什么！

中共十七大落幕，人们不奇怪中共没有任何政治改革迹象，细微的变化，只不过在接班人机制上有所不同。这种变化，观察家们都注意到了，许多分析很有见地。

二、从微分学和“蝴蝶效应”来看维权运动

中国除了共产党没有其他政党，那些所谓“民主党派”花瓶党组织不过是听命于共产党指挥的摆设。因此，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组织，即便曾经试图建立反对派的组织如中国民主党，早已被中共扼杀在摇篮之中，甚至中国也根本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独立的宗教组织也不存在。真正威胁中共统治的是不断觉醒的公民意识，是局部的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局部的、个别的维权事件不断发生，是在零打碎敲中共的统治基础。统治者的大厦将倾，起始于公民自发的维权行为。

高等数学中的微分解法很有启示。固然我们要认识事物的整体，微分是通向整体的方法。微分是求一个对象对另一个对象的变化程度，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对象对另一个对象的影响。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事件，可以影响社会政治。如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被殴打致死事件，导致了中共政权不得不废除收容遣送法，推动了中国法治的发展。不是中共当局自觉自愿的改变，而是维权事件推动中共被迫进行革新。

眼高手低或者是所有关注中国命运的人一种思维方式，就是说，我们有宏观目标，那就是中国一定要走向民主法治；但具体行事，实现目的的方式，却必须从脚踏实地。不是要解决理论上的问题，而是要解决现实问题。

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一平先生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将大政治，分解为小政治，具体地要求权益，具体地解决问题，将政治问题落实到社会问题、权益问题、法律问题。孙志刚事件、章怡和禁书事件、笔会、维权、姚立法选举、地下教会、艾滋病维权等等，这些无数的小政治在实际推动着中国政治进步。这些小政治是社会的自然生成变化，他们带来的社会变化是坚实的，由这些所形成规则、条文则是可实行的，能够被民众所捍卫的。”一平先生还说，“社会的存在是由无数的具体事务、细节、经验构成，这些不能预先设计。预先设计只能是强制，或者崩溃。推动中国的进步、和平转型，需要小政治，从小政治着手，一点一滴的做。”我非常赞同一平先生的观点。中共喜欢空喊口号，我们已经厌恶。民主人士在高举民主大旗的同时，更应该把目光射向具体推动民主化的维权事件上。

我们可以再谈一下“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Edward Lorenz）1963年在一篇提交纽约科学院的论文中分析了这个效应。对于这个效应最常见的阐述是：“一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其大意为：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在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其原因在于：蝴蝶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引起微弱气流的产生，而微弱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它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连锁反映，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

“蝴蝶效应”应用到中国政治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个维权事件，其影响力和作用足以促使中共当局政治变革（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那么众多的维权事件，可能会更多的影响中国的政治。西方流传的民谣很有想象力：

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
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
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
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
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要把中国的政治变革看成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中共一党独裁专制也许还会延长很久，即便是中国实现民主化了，政治变革依然是继续的事情。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已经看到普京总统企图实行专制统治，这说明实现民主的过程可能是一个反复的过程。

三、维权运动必将演变为政治运动

我们看到，中国的维权事件都没有要达到的政治目标，维权仅限于当利益受到侵犯时作出的自然反抗。没有政治组织参与维权事件，更没有依照理论家的设计去行事，当然也没有中共当局经常栽赃的所谓“海外敌对组织”在操纵。

多少年来，中共一直试图通过镇压来消弭维权运动的发展，但事实上，维权事件越来越多，此起彼伏。面对镇压的威胁，公民意识觉醒的农民、工人和市民以及各阶层人士，对权益的维护压倒了恐惧感的压力。为什么维权事件越来越多，上访人士越来越多，这些都来源于中共政权对公民权益的侵犯越来越多，并且还要加上积累的社会矛盾。老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却一直在产生，新老问题的集合，酿成官民冲突的不断发生。加拿大刘劭夫先生曾经与陈奎德博士主持过一个电台节目，内容就是考察和分析中国的维权运动。下列几条是他们对维权运动特点的概括：

一、中国人的维权，从以往寄望于官方权力斗争的胜负，转移到民间的自救。

二、维权事件从个人到群体，从点到面，星火燎原。

三、维权活动从主要争取话语权，扩展到挑战众多不合理的制度，诸如户口制度、城乡差别制度，以及医疗、教育、环境等等不合理的制度。

四、精英加入草根，两者结盟共同维权的格局形成。

五、维权活动借助网络以及海外媒体的报道，取得巨大效应，

中共当局最惧怕的是具体维权事件的社会效应，也就是惧怕星火燎原。看起来每一个维权事件都是个别的、孤立的、互不相连的，似乎没有形成整体的运动。但由于越来越多的维权事件发生，相互联络、相互借鉴，相互鼓励，相互声援，已经在发生。笔者观察到，许多基层人大代表选举都是被当局操控的，独立候选人都是被地方当局利用权力将其摒除在外。但据我所知，许多独立候选人之间互相有联络，这种联络虽然仅限于经验交流和道义上的声援，但这些足以使当局惴惴不安。厦门PX污染项目引发万人示威事件，是通过手机短信联络组织，也是许多城市维权者考虑借鉴的方式，说明了公民意识在觉醒，当局在控制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

中共的专制体制，是产生腐败的体制。腐败的产生是从侵犯公民权益开始的，不消除腐败，就不能消除对公民权益的侵犯。公民的维权运动，其实也是反腐败运动。但反腐败就是反对共产党，由此得出结论，维权运动和反腐败运动，实际上是看不见的政治运动。随着中共中央集权的削弱，随着民众公民意识的不断觉醒，维权运动必将从局部走向整体，必将从一般的利益诉求走向政治诉求。维权运动演变成政治运动一直在进行中，不管这些维权运动的参与者有政治意识还是没有政治意识，维权运动向政治运动方向发展是必然的。

2007年10月27日

1989年春的包遵信先生

 

 

11月3日，您入土为安了
然而您的灵魂，早已进入永远的未来

未来有多远
您的道路就有多远

您告诉年轻一代
要走向未来

走向未来，必然背对专制
走向未来，必然要拥抱自由

您说走向现代化就要化解专制
您说有了自由才有现代化

是的，您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您知道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命感
以及保持谦卑的心

历史有多远
未来就有多远

自由有多可贵
现代化才有多可贵

生命常在
真理长在
这些常常与您爱的中国同在
虽然您作为肉体的生命
已经离开我们
但您的精神不死
您的灵魂已在天国
您的精神依然激励后代
穿过专制
越过极权
走向未来
拥抱自由

 

读了米兰。 昆得拉的《无法承受生命之轻》，心灵被触动了，人是在矛盾中生，在矛盾中挣扎，也是在矛盾中死去，，终其一生都在这份沉重中徘徊，在渴望一份生命的轻。

托马斯的性格中的问题反映了， 人在追求欲望的时候， 又不想要依附于欲望的负担， 想逃避责任， 就只能自我安慰，自我解释把性和爱分开， 在享受性友谊的时候，任凭爱荒芜， 性在爱中处于主导地位， 爱在矛盾和自我折磨中扭曲变形， 但这并不影响他本质的善良。 他的心灵的挣扎是一个特写，他不能容忍任何情人闯入他的世界， 又无法摆脱性欲的诱惑，他视自己的隐私为一切，他不愿意和别的女人共享他的床，那张床又预示着什么呢？是他的世界，生活，情感还是心灵？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奇怪的是，当特瑞撒在他家过夜，用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他和他睡在一起，结果， 他并没有感到不舒服，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因为，他从来不会和一个女人睡到天亮，他习惯了一个人睡觉。 这就意味着一个女人用依赖的，像孩子一样依赖，来爱一个男人，就激发了男人心底的柔情，要来保护这个像他孩子一样的女人，在他眼里特瑞撒就是漂到他身边的放在篮子里的孩子。虽然他还说不清这是怎样的一种爱， 甚至是没有名字， 但他就喜欢和她睡觉，和她一起手拉手睡觉的快乐，胜于和她做爱的快乐。 一个男人就像一座孤岛，一个女人的到来，虽然打着爱的旗帜，还是让他无形中有抵触。 他尝试用性爱来满足自己的心灵，他的情人就像一艘艘过往的船，可以给他带来些许的欢乐，但从来没有踏上这个岛上的土地，所以，他的土地仍然是荒芜的，他的胸膛仍然是冰凉的。萨利娜和他在画室里做爱的感觉，也只能给他一种更渴的欲望，她的才华，优雅和风情 都和爱情无关，她也只是一艘暂时靠岸的船，她的手无法温暖他的生活，她的唇无法点燃生命的篝火，她是颗流星，一闪而过，因为她是和他一样的人，他们迷失在寻找自己的路程上。 当特瑞撒来到他的身边，紧紧抓住他的时候， 他感到塌实，心开始着陆，虽然她没有什么知识，才华，但她在这个岛上倾注了所有的希望和热情，让他充满生机和活力。有时候，爱情是一种很难用言语表达和定义的东西，它是一种感觉，还是一种习惯，抑或是一种巧妙的吻合，谁也说不清楚。最后他们结婚了， 虽然有些缺憾和勉强，倒不如承认婚姻本来就是带着缺憾和勉强的，婚姻的纤绳维系着他们的距离，托马斯就是特瑞撒手中的风筝，他们谁也离不开谁，甚至死在了一起， 被埋在一个坟墓里， 在他和特瑞撒的坟墓上立着一个像屋顶形状的东西， 这预示着他们在爱中从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释放， 从未享受过真正的自由。也许，这是婚姻的普遍现象吧。

萨利娜是个画家， 她对爱的态度也是只要绝对的快乐， 不要爱的负担， 她常常会怀疑现实， 她和弗兰特的爱情，是个矛盾的结合体， 她渴望但又怀疑，甚至恐惧爱， 她不愿被爱所束缚， 她要的是一个绝对自由的生活，在弗兰特下定决心，摆脱妻子如母亲般的控制和约束时，萨利娜选择了逃避，因为她和弗兰特的妻子和朋友都是很熟悉的，如果她和弗兰特结婚的话，就不可避免的要被人藐视，被弗兰特的妻子尖刻地羞辱， 这是她无法接受的； 另外弗兰特在她面前表现的如孩童的天真和自然， 也让她在和他做爱的时候觉得是和一个孩子在做爱， 让她感到恶心。她无法说服自己的思想去进入真爱的境界， 她的思想有双重性，她会对着镜子看到陌生的自己， 人性的迷茫在她身上体现出很强的趋势。也许她的成长环境，过早的成熟让她拒绝童真的质朴，这在她后来和一对美国老夫妇生活在一起，这对老夫妇就像一对孩子依赖她的照顾得到呼应。让她错失爱情的是，因为她一直都没真正看清楚爱情的真面目：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情的彻底性和完美性就在于赤裸裸的童真和天然， 这样一种情感维持着婚姻的美满和谐。 在相爱的男女之间，彼此的信赖和依恋，就像刚出生时对父母的绝对信赖和依恋，彼此的单纯和天然，同样就像刚出生毫无修饰和雕琢，没有生活中沉重的面具和虚伪，从爱人身上彼此都重获失去的安全感和信赖感，享受心灵相通，肉体相合的亲密，相互扶持来承受生命之重，在爱情的园囿里， 重温生命之轻的自由。这也许就是上帝赐予人爱情的真正意义所在吧。 可惜，特瑞撒 失去了弗兰特的爱情之后， 她就漂泊在情感的荒原，在她生命的最后， 她希望死后被火化，撒向空中，享受这真正的生命之轻的美丽， 但这美丽又有谁可以懂呢。这种生命之轻，是多么的孤独和寒冷啊。

可怜的弗兰特在失去萨利娜之后， 他怀念她，寻找她，他并不知道萨利娜离开的真正原因，如果他知道是因为他的童真和坦率让萨利娜离开他，他还会怎么想呢？他还会爱上一个容貌并不出众，非常崇拜他，最重要的是有一颗像他那样的童稚的女学生吗？ 还会在她身上放置他对萨利娜的爱情吗？他移植的爱情之树并没有结果，甚至到临死，他都没有力量来选择陪伴他的人，他无力说出他的女学生的名字，好通知她来陪伴他走完最后的人生之路， 守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妻子，他不愿见的妻子， 却不得不接受她的照顾直到去世。 然而， 在他死后， 人们却赞美他们爱情的忠贞和美好。 其实，人们习惯了一种固定思维，那不过是他们的婚姻只不过是一个修饰豪华的坟墓，再好看的坟墓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在特瑞撒身上， 也可以看到人性的软弱， 一个心灵没有磐石的人， 是多么容易被风吹动， 而失去自己的真实。 她本来是个心地单纯的姑娘，她的母亲因为不幸的婚姻，对她很冷漠，她渴望母爱的抚慰，但她的母亲在受到生活的压制后，把同样的压制传递给了女儿，这是一种人性的扭曲，她不幸福，她也不希望女儿幸福，她从一个优雅的女人，蜕变成了一个举止放荡粗俗的女人， 她习惯在家里赤裸身体，没有作为母亲的慈祥和关爱， 一生都困在不幸的烦恼和悔恨之中。 特瑞撒从小就没有得到过母爱， 虽然她的母亲健在，她渴望一个爱的怀抱， 渴望用手抓住爱，她可以为了爱去牺牲，去做任何事， 直到她遇到了托马斯，他们爱得很热烈，托马斯的放荡和人生哲学被她知道之后，非常痛苦， 而托马斯向她灌输性和爱是两回事的理念，他有很多的情人，但不容许任何情人侵占他的个人空间。特瑞撒被这个理念所折磨，她在伤心的时候，却很想去尝试爱和性分开是个什么样的感受，她充满了好奇，就像个婴孩，没有辨别意识，分辨能力， 就像夏娃把手伸向善恶果一样，她知道那是个人性的陷阱，但她还是不能自约地与一个工程师发生了性关系， 她的思想很矛盾很彷徨， 但最终她屈服于自己的欲望和好奇，还是那样做了，还被拍了裸照， 被人羞辱。 她并不担心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 因为，即使托马斯知道了这件事也不会有太大的反映，这不过是她对托马斯向她灌输的理念的实践而已， 她在自己的安抚中，走向一个坟墓。

其实， 这些人物身上都折射着作者自己心灵的挣扎和困惑，也是人性的真正的面目。人都在企图找到自由， 绝对的自由和爱， 而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绝对的自由和爱的唯一源泉就是真理，因为在真理里面没有从私欲来的败坏和搅扰，就像一个处在光中的人看不到影子一样，从四面八方出来的光像火焰烧尽了人的丑陋和邪恶， 在相对中死亡，在绝对中升华， 是， 就是是， 不是， 就是不是， 矛盾的纠缠已如秋之枯叶，留下一个明净的世界。 所以神说， 爱里没有惧怕， 神给人的爱是得到释放， 而不是负担。

文学是不同的作者在勾勒自己的过往的生活情景或是梦想的生活情景， 在陈述自己的心态或感悟他人的心态， 总之，是逃不脱人的桎梏和束缚。 那些被人们所称道的作品，被历史沉淀下来的作品， 被人们所视为不朽的作品， 都在描述人性的原始，人性的丑陋， 人性的矛盾， 人性的挣扎和人性的对真理的渴慕对爱的渴求上非常的深刻细腻， 甚至是我们的影子， 正是因为他们讲述了我们在生活中不敢讲的， 不敢说的， 不敢做的， 或者是做了，但是隐藏在心间的事实， 所以， 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能被我们深深地牢记。 就像是观看一幅关于我们的图画， 如果只是色彩和图形让我们留恋的话， 那仅仅是俘获了我们的眼睛， 但这幅画的背后隐藏的生活和故事， 揭示的迷茫和痛苦，惆怅和感伤，是需要我们去追问我们的心灵，去寻找一种解决的方法， 也就是寻求医治之道。 这是我们受教育的目的。 知识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果效就是渴望被医治， 渴望得到鲜活健康的生命。

也有些人， 可能看了这些文学作品之后，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并不是唯一有如此行为和思想的人，把人性的弱点看为平常，听之任之， 就像一个不知反省的人， 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想让别人也得大麻风，和他一样， 虽然可能不是故意的， 但他们的行动却是如此。 知识如果不能改正人， 就只能败坏人， 所以， 不会思辩的人， 机械地只知吸收而不知剖析取舍的人， 是注定被知识污染所败坏的人。读书是个很重要的谨慎的事情，如果读书是为了给自己的缺点找到合法的证据，来堂而皇之地放纵自己 ，那么， 知识就堕落成了蒙蔽人心灵的幕帐，让人远离光明。会读书， 会思考的人， 会去在心灵的密室反问自己，和自己对话，最终人性的软弱和丑陋就被摒弃了，换来的是人性的尊贵和自由。

庄子是在这个方面有先见的圣人， 他说， 混沌无知无识无欲无求， 好好的， 七窍开通， 有知有识有欲有求后， 混沌就死了， 知识心的发达遮蔽了本真。 他的《齐物论》就是一个至高点， 看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 对人的标准否定， 不受人的标准的捆绑， 不将世俗的是非，善恶区分当真， 这样就出世了， 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心的本真和纯净， 对一切事物就有了来自天道的定论， 就是真正的自由和生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很好的写照。

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 至关重要的是要有一双分辨是非的眼睛， 一个人的眼睛明亮， 全身就光明， 一个人的眼睛昏花， 全身就黑暗了。 选择生命之轻也好， 选择生命之重也罢，都是为了更好地解读爱的意义。

 

当生命成为一种凄凉，杜甫是幸运的；当诗歌成为一种生存，杜甫是艰难的；当灵魂成为一面旗帜，杜甫是永恒的。生命在杜甫这里，已成为一种表达，甚至一种抽象。诗歌在杜甫这里，已成为一条河流，时光里奔涌而又宁静但却注定要远去的河流。当生命为诗歌挣扎的时候，我们看得最多的，还是生命本身。当诗歌必须要为生命表达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就不仅仅是诗人本身。

“风急天高猿啸哀”。风急。天高。猿啸。一种威压，一种凄清，甚至还有些淡淡的恐慌。这就是开始。杜甫站在高处，举目所见，旷远，清幽，一种不知不觉的凄凉，与环境的暗示吻合非常。诗人内心的疼痛开始反复：这是一种生命的隔膜，充满了生命内在的无助。“哀”，既是外景，又是内心。这是一种纯粹的悲凉，生命既然到了这里。“哀”就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字面意义。这就是《登高》的开始。诗歌的起势架构居然如此伸展：动态与静态相互交错，中间夹杂着沉默无语的高天。一个光秃秃的半老男人，独自站在高台，正在举目望远，急风不仅撩起了他的衣衫，还凌乱了他的头发。这是一幅率先定格的画面。通过这个画面，我们能看见许多，也能听见许多，还能感觉许多。

“渚清沙白鸟飞回”。这是另外一幅画面。一个智者的孤独，一个诗人的陷阱。我们随着诗人的眼光，看见了如下事物：清渚。白沙。飞鸟。前两者为静态，后者为动态。前两者营造的是一个凄清无人的境界：但绝对不是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模样。这是秋天，万物归宗的秋天，除了有限的生命，就是无限的沉默。诗人的内心又开始了挣扎：凄清的江渚，清幽无人，让人冰凉的江水越来越冰凉。宁静的白沙，宛如颗颗沉默倔强的亡灵。杜甫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将来。这是一种外景的暗示，也是一种生命归宿的暗示，更是一种让人寒冷的暗示。就像一个妄想从生命背后寻找生命的人。唯一的活物，飞鸟，正在空旷里上下。鸟的出现，实际上是诗人自我内心的隐忧——归鸟翻飞，自己居然在此独站。诗人自己的归途呢？诗人此时茫然，作为读者的我，也很茫然。我不知道诗人的明天在哪里。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去追究诗人的昨天。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询问诗人的昨天发生了什么。明天还要或者将要发生什么。就这个片段，就在这个高处，我们已经明白：诗人将永远在路上。这是怆然的宿命。

“无边落木萧萧下”。落木，实际上就是落叶。秋天来了，生命已经在悄然更替了。当落叶从树木上飘零下来，生命就这样走到了尽头。诗人看着落叶飘零，内心的伤感与绝望就像眼前的外景：生命的轮回总在秋天集中，万物的凋零总从秋天开始。作为诗人自己，生命仍在继续。苦难也在。漂迫更在。当一个人妄想或者渴望死亡的时候，他的生命内在已经孤独或者绝望到了极致。“无边”，旷野无碍，一种萧瑟博大的意象。气象森严中反衬出生命的渺小与无奈。“萧萧下”，树叶一张接一张地飘落下来，既有声，还有形，更多的还有那种飘荡的质感。看吧，生命就是这样飘零的。当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这中间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树叶从郁青到枯黄，从枯黄到陨落的过程。诗人站在这里，看见树叶的舞蹈，外在的景象与内心的块垒交相辉映。凄凉的外在反衬孤寂的内心，这实际上是一种无助：生命中的每个人都是无助的。无论外在多么繁华或者多么苦难。

“不尽长江滚滚来”。“长江”，既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源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源之一。当江水作为一种生命载体进入生命本身，我们就会感觉到生命本体的跳跃与涌动，这是一种永恒：时间与空间。“不尽长江”，表达长江无穷。当年苏东坡孤立赤壁，发出灵魂深处的感叹：纵一叶之所入，凌万倾之茫然。诗人内心的无助与外在的凄清形成了一个盲点：长江无穷，江水苍茫。作为生命的自己呢，在这万物凌空的季节里，究竟要走向何处？生命的旅途充满了如此艰辛，所有的生命凝聚都是为了生命的尽头——死亡——那一刻怆然的到来。宇宙之无穷，盈虚之有数，这不仅是圣者之叹，也是今天，此时，站在高台的诗人生命的强力写照。当生命找不准参照点时，我们内心的煎熬与茫然，就像独自一人在蟒蛇群中。我们生命深处的孤独，也会应然而生。这不仅体现在诗人身上，也体现在一般庶众身上。正是如此，古往今来的人，都在望空感叹：皓渺之无穷，生命之有限。也正是这样，才有了思想者的痛苦，哲人的悲凉。才有了佛主的悲悯，基督的泪水。才有了无数时光凝聚而成的苍茫凄怆的历史。

“万里悲秋常作客”。这是流浪者从心里发出的冷。这种冷通过“悲”展现出来。当一切皆悲时，生命几乎走到了尽头。“悲”是悲伤。不是悲悯，更不是慈悲。生命是凝重的，但更多的却是无奈。当生命走到了一种无奈境地，一切都将以“悲”开始。这几乎是一个定例。“秋”，是诗人倾诉的嫁接点。自古就有“文人悲秋，少女怀春”之说。“秋”，既是象征物，又是引导物，更多的却是媒介物。“万里”，自己的故乡在万里之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作为诗人的杜甫，他的故乡在哪里呢？每个在外流浪的人，故乡都正在心中凋零。当一个人的故乡正在凋零，还有什么比生命深处的疼痛更加让人忧伤？诗人的一生，几乎都是流浪的：从家乡出发，到长安，到成都，到夔州，到岳阳，最后，在一只江船上了结了本我的生命。

当诗歌成为生命凝聚的载体，诗歌本身已经成为诗人的一部分，诗人也是诗歌的一部分。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古代有，现代有，当代有，将来还有。诗歌一旦成为生命的折射，诗歌的内在力量就展现了出来：或愤怒，或沉郁，或悲伤，或激扬，或委婉，或深情……这就是生命，这就是诗歌。生命不仅是一首赞歌，更多的时候是一首哀歌。无论生命的外在多么激昂，也无论生命的内在多么光华。“作客”，是指客居异乡。除了万不得已，一般人都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异地谋生。“物离乡则贵，人离乡则贱。”这也是许多人不愿意离开家乡的原因。故乡实际上是我们内在精神的支撑。这种支撑常常成为流浪者坦然面对世事无常的内核。“常”，展现出诗人的漂泊状态。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后天不知道在哪里。居无定所，行无定路，永远在路上的状态。当生命成为一种漂泊，苦难也就随之而来。作为诗人，我想，这种感受应该比常人更深。诗人少年时，帝国正在衰颓，诗人青壮年时，国家正在内乱，民不聊生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实。诗人就在这种状态里颠簸。仿佛无处可去的蒲公英。其实，生命就是蒲公英，特别是诗人的生存状态，外在内在的生存状态。孔子说，诗歌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实际上，诗歌并不仅仅如此。当诗成为一种生命存在，诗歌不仅仅表达生命。

“百年多病独登台”。“百年多病”，这是夸张，也是写实。“百年”应对上文的“万里”。“多病”应对上文的“悲秋”。“悲”是前提，“病”是结果。文人悲秋，已是一种通病。我们从屈原开始，到曹操，陶渊明，李白，刘禹锡，李商隐，杜牧，以及苏轼，李清照，范仲淹，辛弃疾，柳永，姜夔，周邦彦等等。他们对秋的感悟，形之于胸，酿之于心，最后吐呐成文，文成之后，内心的孤立与无助更加彰显。贾岛，孟郊，在这方面几乎是典型。诗歌，在他们那里，已经成为生命的本体折射。生命是需要折射的。“独”，孤独，一个人，连条做伴的狗都没有。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举酒邀明月，对饮成三人。诗人站在长江的高台上，面对苍茫滔滔的大江，内心狂飙奔涌，外在宁静空旷。二者形成巨大反差。这种反差是能够致人于死地的。在此，我们可知，诗人的“独”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

“登台”，古人常有重阳登高的习俗。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已成为秋后登高的绝唱。“登高望远，只见远树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这是一种绝对的孤独。“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另一种。“不知江月待何人”，“江月年年望相似”。这还是一种。境界不同，孤独各异。诗人在此，一个本质意义上的孤独者形象，从外到内，从内到外，全面铺展开来：一个孤独到几乎孤寂的人，登上高台，身边只有秋风做伴。举目四望，长江滚滚，落木萧萧，群山莽莽，皓天幽幽。此景，此情，此内心，构成了一种特有的气象：诗人自我之小，与外在无穷之大，形成了巨大而沉默的意象。生命在整个宇宙长河中，实在是不算什么的。无论人类，还是他类。在宇宙中，惟有生命是最重的，也是最轻的。正是如此，我们才有对生命的感叹。短暂是一切生命万物的特征。而无穷，恰好又是生命外物的本体。只是它们的元素渗透到了生命的现象之中，因而构成了社会万物的复杂性，多变性。也正是如此，宗教才从人类的最本质的精神载体出发，解决本我与他我的基本问题。解决或者企图解决生命外在与生命内在的根本问题。虽然，我并不知道宗教的原初出发点究竟在哪里。但有一点，我们不能否认，宗教的愿望基本上都是良善的。

作为诗人，我不太清楚诗人的内在出发点，但此时，诗人独登高台的情状，我们仍然可以感知：诗人的孤独是发自内心的。诗人的孤独是真实的，惟有真实的孤独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打动人。当年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理由是不敬城邦，不信神灵，腐蚀雅典青年。作为一个智者，苏格拉底的孤独与世闻名，苏格拉底对自己的“罪行”当然极力辩护，虽然后来难逃厄运。苏格拉底的孤独在那一瞬间是真正无助的。当事物成为一种必然，一切的辩护都将无济于事。要么逃避，要么死亡。苏格拉底选择了后者。作为智者的苏格拉底选择了死亡，作为诗人的苏格拉底选择了沉默甚至忧伤。当他在法庭上尽力辩护时，我们看见了一个孤独者的行走，这种行走对生命充满了悲悯：对大众，对大众情怀。当“悲”成为一种外在，我们看见的，常常是苍茫的泪水。只有当情感转化为情怀，我们才能真正看见智者的孤独。

“艰难苦恨繁双鬓”。“艰”，生命或者生存的艰难。屈原面对涂炭的生灵，发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从自身出发，感受了社会无限的苍凉。在生命的流转与奔波中，作为诗人的杜甫，深深感到生命的内外都几乎是一种宿命。“艰”在此，既是载体，又是本体。“难”，这里指困境更恰当一些。诗人在此是充满困境的：今天在此，明天呢？明天又在哪里呢？无人知晓，甚至自己。当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知道明天在哪里时，这种生命或者生存状态，也可想而知了。我们联系诗人的生平可知，诗人几乎是流浪的一生，无依无靠的一生。无论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还是他的《咏奉先县五百字》，还是其他篇章。当诗人的自我生命与社会载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生命的凝重就不仅仅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写照，是一个社会的整体反射，只不过这种反射被凝聚到了个体身上。诗人因此，不仅迷惘，不仅深思，最关键的，是对自我生命的出路。当生命没有出路时，诗人本身就不仅仅只是艰难了。

“苦”，是感觉，是我们平常最能直接感受到的。“苦”在诗人这里，常常与“愁”联系在一起。我们平常所说的愁苦。“愁”是“苦”的 前提。或者反之。但无论怎样，“苦”在诗人这里，已经是一种宿命，一种生命本体的宿命。我们的生命都是宿命的，没有例外。小人小苦，大人大苦。国家民族更不例外。任何一个民族的诞生都几乎通过这种方式展现出来，比如“苦难”、“痛苦”、“疾苦”、“愁苦”、“辛苦”等等所组成的载体。这种载体总是让我们难以释怀：苦，不仅仅是生命表象，有时就是生命本身，有时更是生命实质。“恨”是一种情怀，在这里。“恨”实际上是内心的郁闷，是一种没有倾诉对象的郁结。当我们面对自身的一切，不想再用语言倾诉时，内心深处涌动出来的，常常就是这种情怀。实际上，这里，“恨”也是一种“愁”的表征，前提仍然是“苦”。正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愁”。这当然是“忧愁”，是“悲苦”，是“郁恨”。实际上，愁已经是生命的综合，在某种特定的前提下。

“艰难苦恨”，连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状态，这种情状进一步具象化，就构成了后面的具象写照：“繁双鬓”。“繁”者，多也。这里是具象情怀，艰难苦恨，集中到一起，就构成了这样一种态势：整个头上全部聚集了艰难苦恨。这里，实际上是以点带面，艰难苦恨繁双鬓，实际上就是苦难遍布全身。身世沉浮，生命飘忽，作为诗人的杜甫，此时的情怀已经远远超越了作为诗人本身。既然艰难苦恨如此沉重，是让它继续，还是让它停下呢？既然登高如此，或者说，既然如此登高：内在与外在的架构，能成为生命走向彼岸的桥梁吗？

“聊倒新亭浊酒杯”。“聊”，暂且。自古文人都爱酒。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酒，就没有文人。酒是催生剂，当酒成为文人的一种生命外在，酒是沉重的，也是温馨的；当酒成为文人的生命内在，酒是洒脱的，也是苦难的。酒总是承载人文的基本妄想。刘伶爱酒，已举世公认。陶渊明爱酒，居然用菊煮酒。李白爱酒，仰天大笑出门而去。这些都是文人的极致，也是酒的极致。当酒与生命融在一起，我们看见的，不是洒脱的欢笑，就是悲怆的身影。所以，当酒与诗人的内在结合在一起，诗歌实际上就是酒的产物。所以，诗人在此，当然不能没有酒。但事实又刚好相反，诗人终止了与酒的联系。“聊倒”，暂且放下。生命肌体已经不允许，这是生命延续的载体，一旦这个载体不存，其他一切都将虚幻。更主要的，在这种前提下，酒已经没有办法消除诗人内心的荒凉与孤寂。作为漂泊的诗人，在漂泊途中，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之境。登高之后不久，诗人在流浪湖南的途中，便在一艘客船上离世。由此可知，诗人当时的生命存在。当生命以忧伤或者悲伤的形式出现，生命的载体无疑充满了艰辛与苦难。而此时的诗人，却把自己置身于深秋高旷飘渺的凄凉背景中。在此，我们感受最深的，还是诗人的孤独与无助。“新亭浊酒杯”。诗人暂时放下了酒，但另一种东西又截然而来，那就是愁，就是苦，就是恨。诗人在此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感知。诗人暂时放弃了对酒的依恋。实际上就是放弃了自身的生命寄托。诗人此时，内心深处，在情感与情感的煎熬中，有自我解嘲的意思，放下吧，放下吧，暂且放下吧，哪怕生命。

因此，我们不能否认，诗歌是生命的一种具象表达，当然更是一种抽象。杜甫在此，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生命侧面：生命始终是孤独的，无论曾经多么繁华，到头来一切都将归于虚无。因此，在我们的生命载体中，无论我们怎样奢华，也无论我们怎样不幸，生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自我的过程，这是一条河流。作为生命的客体，一切都如烟花。烟花散尽，一切都将归于岑寂，一切都将归于寂寞。这不仅是生命现象，也是生命实质。当生命实质走到一定前提，生命绽放的常常是孤独，是悲伤或者悲剧。当然，作为诗人，更是社会的载体，特别是有良知的诗人。他们所生存的时代，总是通过他们自身的方式——特有的方式展现出来，这种展现当然是社会的折射，在此，我们感受最深的，就不仅仅是诗人的存在，而是社会的走向。

杜甫在这首诗中，用他自己特有的方式，宣泄了自己的情怀，这是一种生命的暂时寄托，更是一种生命的暂时解脱，站在高处望大江，思绪千载接长天。生命的内在与外在都可以置之不顾，暂且接受这一瞬间的安宁好了。什么社会，什么人生，统统都可以置之脑后。

如上所述，杜甫以个人特有的敏感，宣泄了自己的内在情绪。生命作为一种苦难，是一种财富。生存作为一种苦难，更是一种幸运。虽然孤独，甚至孤寂，虽然苍茫，甚至凄凉。诗人在此，既是自我生命的表达，也是社会事实的折射。社会通过诗人的折射，给了我们一种暗示：诗人的孤独实际上是社会的孤独，诗人的无助实际上是社会的无助。诗人的灭亡实际上是社会的灭亡，只不过后者来得比较缓慢，但肯定会到来，而且一定会。

综上所述，杜甫的《登高》，既有气象之容，又有金石之声，真正哀而不悲，旷而不怨。诗人老辣的内心与社会凄清的景象，通过诗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诗歌本身。当诗歌成为一种载体，我们所面临的，常常是诗歌背后的阳光或者阴影。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以套红的版面，庆祝发行一万期纪念日。这一天，在天津日租界四面钟一带，报馆举行了盛大庆典，蒋介石以下的大批高官，以及包括胡适在内的无数名流，纷纷发来了贺电。在贺电中，蒋介石谈到，《大公报》“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胡适更为热情洋溢，他以《后生可畏》的标题，认为《大公报》是“一个努力的孩子”，它的影响已经超过历史悠久的《申报》和《新闻报》，“安然担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之声誉”。

这一天，距离《大公报》“三巨头”，吴鼎昌、胡政之与张季鸾接手《大公报》，仅仅四年有余的时间。过去的年月，它凭借“不党、不卖、不盲、不私”的办报宗旨，以及犀利深刻的社评、丰富活泼的栏目、手笔巨大的发行，为中国报业开辟了一个新时代。那么，此时周旋应酬于各方宾客中的“三巨头”，他们能否想象，再有四个多月，他们为之呕心沥血的《大公报》，就要悄然地改变自己的航向？

一、

谈及《大公报》，不能不谈到它的灵魂人物张季鸾。

1926年夏天，作为一名失业报人，张季鸾前往天津，拜访他的好友吴鼎昌。与他同行的还有《国闻周报》总编辑胡政之。这一天，三人闲步天津街头时，路过已经停刊的《大公报》报馆，“门则紧闭，无人出入”。吴鼎昌心念一动，他问胡政之：“这是你抱过的孩子，你不想救救他吗？”

所谓“抱过的孩子”，指的是胡政之曾担任《大公报》总编辑。据说，胡政之回答：“你肯给一碗救命汤，我就愿意再当一次保姆。”（汪松年，《大公报史话》）

新记《大公报》的起源，大抵如此。史料没有记载，这一天张季鸾作了怎样的表态，然而，从这里开始，这个身材瘦小、面色黑黄、曾被误解为鸦片“瘾君子”的失业报人，这个平易近人、常年穿着一身长衫、“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中年知识分子，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具激情、最富光彩的年月。

出任《大公报》总编辑前夕，张季鸾思考了中国报业的命运，并以此铺垫自己的划时代报纸。

二、

“清末以来，言论衰微，未有今日之甚者。”张季鸾写道：“举国报馆，千百数家，大抵呻吟、憔悴于权力财力两重压之下，岌岌不可终日。……民国之新闻史，亦即新闻事业失败之历史。”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他回顾着五十年来的新闻史。

晚清以来，中国报业大致经历了记事、政论两个时代，前者以《申报》为象征，后者则以梁启超为代表人物。《申报》开市民报纸之先河，而1898年前后，言论大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游走于政界、报界之间。他们成则公侯，败则江湖，这深重地影响了中国报人的新闻观。

中国报人大多依托于政治势力。以梁启超为例，他本人即是进步党党魁与创始人。作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终其一生，他始终认为报纸是政治的组成部分，即便“开启民智”、传播新知，也带有挥之不去的宣传教化色彩。而在他之外，那些士大夫出身的报人，史量才、邵飘萍、林白水……又有哪一个不是这样呢？

不仅如此。在哀叹“中国之报界沦落苦矣”之后，张季鸾又将报人分为三种：“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论独立？并无主张，遑论是非？”

换而言之，权力、资本、蒙昧乃至偏见，都是报人的大敌。他为此提出崭新的“独立报纸”理念，并以此引领着中国报业告别过去的历史。

三、

张季鸾认为，“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也就是说，报纸不是圣经，报人更不是高高在上的布道者。作为载体，报纸应容纳各种立场与观点，以沟通社会、“养成舆论”。

张季鸾的报业观，颇具自由主义色彩。又不止于此。作为深受儒学影响的最后一代士大夫，他念念在兹的，还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

如果说，梁启超的奔走呼喊，曾经扫荡着一个皇权颟顸、桎梏沉重的年代的话，那么，进入民国以来，这个国家已经一空傍依，无论精神资源、价值世界、世俗权力、社会风俗，均如此。如果说，在梁启超的时代，不破坏就无从建设的话，那么，这个一穷二白、纷乱混沌的时世，再也经不起战乱、破坏与党同伐异了。它需要建设。《大公报》应成为形形色色思潮、观点、习惯与情感的展示舞台，并以此为酵母，培育出新型的中国人格。

作为“天下公器”的使命感，正是后来年月《大公报》历久弥新的最大关键。而与这种使命感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则是张季鸾整理的四大办报方针，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盲、不私”。

“四不”方针后来成为中国报人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万事具备后，张季鸾又为《大公报》草拟了一句广告词，“来看：华北最老的报，全国最新的报”。这寥寥十四字，概括了这份报纸的前世与今生。而1926年9月1日，天津街头处处飞舞这份广告海报的日子，《大公报》创刊号顺利问世了。

四、

《大公报》创办初期的清新景象，让许多报人终生难忘。

担任社长的吴鼎昌，白天在盐业银行办公，“晚上到社和胡、张讨论新闻，交换业务”。他主要负责低价囤积纸张，“从未失手”。与此相比，专任报社职务的胡政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习以为常”。张季鸾更加勤奋，“他每天工作到次晨二三时，遇有重大问题，也常熬到天亮”。

“三巨头”中，吴鼎昌生性随和，胡政之“不苟言笑、略显孤僻”，至于张季鸾，则以“喜交游、善谈笑、爱热闹”的性情，博得了百余员工的一致好感。几十年以后，两名《大公报》旧人回忆道，在“三巨头”的带动下，“这个报馆是很有朝气的”、“表现出清新活泼的气象”（王芸生、曹谷冰，《新记公司大公报的经营》）。

这样的生活氛围，吸引了众多青年才俊。几年之内，王芸生、曹谷冰、范长江、张琴南、费彝民、许君远……一个个后来被载入中国新闻史的名字，纷纷走进位于天津四面钟附近的《大公报》报馆。王芸生后来写道：“一时之间，《大公报》人才之盛……几为旧中国时期报业之仅见。”

勤奋的工作、清新的气息、众多的人才，使报馆业务一日千丈。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时，发行不足两千，广告不过200余元，“营业结算则每月亏损四千余元”；仅仅八个月后，1927年5月，《大公报》发行量突破了六千，广告收入每月一千余元，至于营业结算也“转为收支平衡”。

次年开始，《大公报》更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

五、

如果说，在创业之初，张季鸾的社评支撑了《大公报》半壁江山的话；那么，1928年起，它声势日大的版务拓展，也足以载入中国新闻史。

1928年1月2日，在新年钟声的余音里，《大公报-文学副刊》创刊了。此后六年，张季鸾同乡、一个名叫吴雨增的青年始终担任该刊的主编职务。他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吴宓。随即，大作家沈从文主持《文艺副刊》、大作家萧军开辟《读者与编者》、曹谷冰首开“异域特稿”风气、胡适等人应约《星期论文》……《大公报》的众多品牌栏目，如同雨后春笋般产生了。

以“异域特稿”为例，在曹谷冰访苏之前，苏联始终是一个神秘的国度。1931年3月22日，作为中国外交使团的随行记者，曹谷冰抵达苏联，开始对这个广袤国家进行深度采访。此后四个多月，《大公报》先后发表近三十篇通讯，次年夏天又结集而为《苏俄视察记》一书。凡此种种，均被认为“开风气之先”。

“《大公报》四大特色”的说法也出现了。社评之外，它包括了新闻通讯、“新闻标题”和星期论文。与此同时，《大公报》经营手笔之巨大，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创刊之初，《大公报》的发行仅限天津一埠，由大报商张万有包销。几乎刚刚实现收支平衡，它就开始了全国性的拓展，并以“靠铁路沿线分销”的形式，覆盖了北平、沈阳、济南、太原、开封、郑州等主要城市。一时之间，订户直线上升，“以至有纨绔子弟购之装点风雅者”。

《大公报》的发行量，从几千份猛涨到万余份、两万多份。水涨船高，广告收入也因此一翻再翻。几十年后，曾长期供职发行课的李清芳回忆，当时东北的韩奇逢乌鸡白凤丸，“经常以半版地位刊出……开风气之先，引起广告刊户争相扩大版面”（李清芳，《发行工作四十年》）。

到1931年5月22日，当“三巨头”满面春风地主持万期庆典时，《大公报》已经被公认为中国最杰出的报纸了。这一天，在高朋满座、觥筹往来的席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千里外的满洲，四百余名朝鲜流民与几千名中国农夫正紧张地对峙着。他们的冲突，后来被称为“万宝山事件”。

六、

如果说，“万宝山事件”如同芥末之微的话，那么，由此引发的“满洲事变”，却使五千年与四万万同生悲恸。在各大城市的街头，一片哀绝的歌声渐渐传扬起来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

它也传扬进了《大公报》报馆，传扬进张季鸾心灵的深处。

自从创办《大公报》，外界对张季鸾流传着种种说法。“自由主义者”、“公社实践分子”之外，他和蒋介石的交往细节，甚至使一些人认为他是“投机政客”。然而，在众说纷纭之中，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和于右任同为关学大师刘古愚的弟子。幼年四书五经的熏陶，尽管日渐斑驳，却浸入了他的骨髓；他的灵魂深处，流淌着和范仲淹、张载、王安石一样的鲜血。

他自称“文人论政”，不断宣扬“言论报国”，这当中，有多少古代士大夫的痕迹？他力戒自己求权、求财、求名，并认为这是“士人常行”，这当中，又有多少旧式书生的精神？甚至，他的“不党”、“不卖”、“不盲”、“不私”，在漂白种种现代色彩之后，依然清晰可见的，不也正是历代儒生的气节么？……

可以断言，他是一个被过多附会、过多误读、过多歪曲的人物。或许，经过岁月风尘的磨砺，他也渐渐忘却了自己的本色，只有这样的大伤大悲、巨创深痛，才能唤醒他恍若隔世的情怀。

无论如何，1931年9月21日，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一天，在张季鸾的建议下，“三巨头”召集了全体编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季鸾宣称，“四不”之外，《大公报》还将增加“教战”、“明耻”作为日后的编辑方针。至于具体措施，则是创办《军事周刊》和中日外交专栏。

在他的建议下，《军事周刊》由汪松年主持。至于中日外交专栏，则由王芸生负责。

七、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王芸生与张季鸾都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

如前文所述，张季鸾性格开朗，“善谈笑、爱热闹”；此外，他也自有长者风范，被称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是一个典型的儒家人物。与他相比，年仅三十岁的王芸生，则有着大时代青年的浓重气息。

王芸生偏激、极端，乃至略显狂妄。早年在木器行当学徒工时，他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经过五四的青年，怎么能走封建的老路子呢”；他一度加入过共产党，脱党以后，他依然满口“革命”、“帝国主义”的字眼；而在他执掌《大公报》的日子，他更不时宣称，“王芸生就是《大公报》，《大公报》就是王芸生”……

然而，在张季鸾看来，王芸生是负责外交专栏的最佳人选。

开辟外交专栏，“盖使国民仰汉唐之盛，悲今日之衰……而责日本欺凌中国之暴残”（张季鸾，《〈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序言》）。据说，在与胡政之商议人选时，张季鸾列举了王芸生的诸多优长：他血性十足，“足以明国人之耻而不至短国人之志”；他行文极富煽动性，被称为“激情洋溢、江河直泻”……

后来的历史证明，张季鸾的这个决定，改变了王芸生的命运。因为，此后两年有余，王芸生成名之迅速、影响之广大，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期。

八、

“每日刊载一段，持续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几十年以后，王芸生的幼子王芝琛回顾着当时的情形：“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的字样，读来铿然有声。”

同样铿然有声的，还有王芸生的名字。两年多时间里，《大公报》发行量从两万余份猛增到大约五万份，而新增读者中，青年学生多达六成左右。如果说，张季鸾说理透彻、平和典雅的文风，曾使大批学人深为叹服的话，那么，王芸生的浓烈情感、宏大气势，则击中了众多青年的内心。他渐渐成为华北乃至全国的青年领袖了。

不仅如此。1935年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使王芸生闻达于诸侯。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与张季鸾密切相关。这个民国最杰出的报人之一，生性异常淡泊，他的大多数文章不署名、不结集、不出版，以至于逝世以后，胡政之为编辑《季鸾文存》而大伤脑筋。然而，在扶植晚辈方面，他历来不遗余力。在他的鼎力推广下，该书风行全国，奠定了王芸生的大政论家地位。

王芸生何其幸运！如果说，《大公报》的地利，张季鸾的人和，他无一错过的话，那么，他还占据了“天时”。毋庸讳言，在满洲事变之前，这个民族的性格，是蒙昧、麻木、温和、含蓄……所有这一切，注定了他的飞扬激荡，他的滔滔不绝，不会有多大的市场。满洲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在此之后，没有什么比抵抗外侮更能激起全民族的悲情了。在这个民族渐渐苏醒的心灵中，王芸生的名字，因此不可替代。

随即，日渐飚升的“华北自治”风潮，又一次成全了他。

九、

所谓“华北自治”，并非出自东京的指令，而是天才特工土肥原贤二的杰作。如果说，作为少数民族的原居留地，中国民众对满洲的情感还多少淡漠的话，那么，北平、天津、临淄、邯郸……这些几乎与中国一样古老的城市，则是亿兆苍生不可逾越的心灵底线。如果说，满洲事变仅仅让昏睡百年的民族睁开了眼睛的话，那么，吞并华北的密谋，则是让这个民族彻底醒来了。

风潮初初卷起，王芸生就中断了外交专栏的写作，而致力于华北问题的社评。他并频繁出入各大高校，演讲、集会、签名售书……他的沉悲愤慨，渐渐风靡了大半个华北。

谈及《塘沽协定》时，他说，这是“丑恶的字句”、“一本屈辱的文书”，是“不抵抗主义的文凭”；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在不得不死的时候，“要死得从容、大方些”；而当“五省自治”的风潮渐渐卷起，他的语气更加悲怆：“我宁愿这古城名镇化作一片焦土，留待我们的子孙前来复兴；我不愿它再作石敬瑭的燕云十六州，使我们的祖宗在地下蒙羞辱！……”

在“华北自治”风潮中，张季鸾脸上流淌的是泪，而王芸生身上飞溅的是血。毫无疑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背景的华北，必定会给后者更多的喝彩，更狂热的追捧。

不知不觉地，《大公报》的灵魂，分裂成了两个。一个，是平和、儒雅的张季鸾；另一个，则是激进、狂热的王芸生。

十、

灵魂的分裂，不过短暂的一年有余。卢沟桥枪声响起后，是张季鸾而不是王芸生，“擂响了《大公报》抗日的战鼓”。

1937年7月16日，在《大公报》天津版上，49岁的张季鸾发表了《只有抵抗的一条路》一文。这篇寥寥三百余字的社评，以酸楚的口吻反复谈到，“除了抵抗，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除守土自卫外，还有什么路径可走”？它并呼吁南京，在华北危亡的重大时刻，应领导全国，“共走此不能不走的一条道路”。

紧接着，7月29日，张季鸾又发表了《艰苦牺牲的起点》一文。这篇社评的语气更显沉郁，“只有悲愤应战”、“必须拼命”等字句充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仿佛步张季鸾之后尘，蒋介石在庐山的两次著名演讲，分别发表于7月17日与7月30日。

如果说，张季鸾的两篇社评，以“决绝”与“悲壮”为基调的话，那么，王芸生的社评，则充满了青年的骄傲与激情。7月30日，时任《大公报》上海版主任编辑的他，以这样的字句，表达着这份杰出报纸的抗战决心：“天津本报决与中华民国在津的合法统治同其命运……津市合法官厅中断之日，本报将即日自动停刊。”

天津版完成撤离后，王芸生更以礼赞般的欢欣，讴歌着这场“幸运的战争”。

在《东亚大时代》一文中，王芸生在“大时代来了”的雄健呼喊之后，阐述起了自己的荣光：“现在是东亚大时代的起点……对于自己，（我）深感荣幸，这样一个无拳无勇的人，居然有机会做大时代火焰的燃料！”

淞沪会战开始后，他进一步欢呼：“中国的儿女！……我们祖宗所未见到的全国对外战争，我们见到了而且参加了，这是何等的光荣！何等的幸运！”（1937年8月19日，《第一次全国对外战争》）

不仅如此。在《勖中国男儿》的社评里，他以进行曲的节奏，憧憬着胜利后的景象：“进！进！进！打！打！打！……直到打倒日本军阀之后，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中国儿女，再释枪解刃，大家抱头痛哭一场。这一哭，要哭尽我们的悲悔，哭尽我们的辛酸！”

即使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后，王芸生亢奋略减、骄傲依旧。12月14日，上海版西迁前夕，《大公报》同时发表了两篇社评。在《暂别上海读者》一文里，王芸生写道：“（我们）有一个牢固的信条，便是：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另一篇社评的标题，便是《不投降》：“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这是《大公报》在沦陷区的最后一篇社评。

十一、

流亡开始了，《大公报》的又一个时代也开始了。如果说，《大公报》的历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三期的话，那么，它已经走过“四不”方针的时代（1926——1931）、徘徊于“四不”方针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时代（1931——1937），并由此走向抗战时代。

此后八年，《大公报》流亡于汉口、香港、重庆与桂林等城市。轰炸、逮捕、逃亡、死难；迁移、寻址、安顿、发刊……无休无止、循环往复。尽管如此，在漫长的时光里，《大公报》的停刊事例，也仅仅是1939年重庆大轰炸期间的两天。而此时，《大公报》的发行量已高达91500多份，无论水平、影响还是规模，都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第一大报了。

也是在重庆大轰炸期间，张季鸾发表了《抗战与报人》一文。这篇著名的社评，以亲历者的身份追溯着《大公报》的十余年命运。或许，它也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一个隐喻、一种象征：“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这些问题全不成问题了。所以本来信仰自由主义的报业，到此时乃根本变更了性质。就是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仅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所以现在的报，已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言论机关，而都是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

对历史来说，一个时代是结束了。

 

作者：萧瀚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目前，大量贪贿案件的司法，对受贿罪的处理远重于行贿罪。这引起部分法学家呼吁一视同仁地对待行贿受贿，严惩行贿罪。但是，司法实务人员不同意，认为如果严厉对待行贿罪，贿赂罪的破案率将大大降低（10月17日《检察日报》）。两造孰是孰非？

绝不宽纵行贿罪，这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理想，在有些国家也已逐渐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有能力马上实现。

一国整体法治中的某个项目，其水准不可能远远脱离全面的法治水准；一个国家的总体法治水准，也不可能脱离其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综合的现实条件。对目前的贿赂罪司法，要获得较为客观的认识，也得全面看待。

从表面看，似乎先有行贿后有受贿，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在公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现实处境下，如果说掌握公权力的官员是权力商店的营业员，那么行贿人就是权力顾客。一个官员出售权力，获得财富，如果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多少风险，他为什么不待价而沽，等待顾客上门呢？所以，以制度经济学思维的进路研究防止贿赂罪，其结论必然是提高贪贿成本，降低“权力市场”的利润。

如何提高贪贿成本？从法学和制度学角度看待，无外乎三种方式：增强各类权力自身的独立性，例如香港的廉政公署，其效率即来自于它的独立性；有效划分各项公权力的性质及其相互之间的边界，增加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力度，例如对行政权和司法权作出尽可能清晰的划分；开放、开拓、疏通、保障社会监督权力的途径，落实最基本的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前两者是依靠权力的本性——扩张性——来制约权力本身，即用A权力制约B权力，后者是通过公权力之外的社会权利或者个体权利去限制公权力。

显然，目前中国对公权力的制度安排远不完善。各种各样的反贪机构，没有一个是完全独立于其他权力的公权力机构，这种叠床架屋的机构设置不符合权力的运作本性。试想职责分散、掣肘颇多的众多反贪机构，其各机构之间权力缝合已是一大问题，再来对付外界，怎么可能会有效率呢？不但旧腐难除，而且基于其内部缺陷的新腐倒更易滋生，一些地方反贪局局长落网，便很能说明问题。中国明代总体上虽属恶治，但是明太祖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立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及百官，这些言官个个令人生畏，主要原因是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这种相对独立性就对朝廷其他权力部门构成制衡。

多头反贪增加了反腐成本，类别相异的权力彼此不能独立，则在另一条道路上增加反腐成本。目前的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最重要的大类公权力，也缺乏相应的权力隔离。人大和法院、检察院的财政权、人事权不独立，受制于行政部门，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他们独立行使权力就很困难。权力行使的部门化，这是财政、人事不能国家化的必然结果。

除了公权力本身的安排尚未理顺，社会权利未能有效开发，也在增加反腐败成本。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尚不能全面落实；新闻、出版产业由于行政垄断而不能法治化，导致社会性资讯传播难以健康开展，这就使得反腐败陷入一个悖论：拥有权力者易于腐败，而这权力中几乎总是包含了扼杀揭发力量的权力。要结束这个反腐悖论，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尽量给社会留出监督公权力的空间。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目前中国反腐败的制度设计尚待全面理顺。在这样的法治环境下，要求反腐败机构做到行贿受贿一视同仁，这是一种苛责。毕竟，行贿罪只有获得轻度或者干脆不处罚的保证，行贿人才有可能滴水不漏地交代罪行，而当下没有他们的配合，反腐的证据收集很难有作为。再说，对受贿罪的处理重于行贿罪，也有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依据。从良治和法理意义上，严惩公权力犯罪，稍稍宽纵与之相应的私犯罪，这是转型社会能够采取的最不差的过渡性方案。

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随着法治水平的提高，这种情况必将改变。从一定程度上说，对行贿罪的宽纵程度足以成为衡量法治水准的一个指标。守株待兔固然消极，揠苗助长则也非良策。专家呼吁严惩行贿罪也好，司法实务部门反对也罢，都不能用简单的对错逻辑去框限，双方的互动恰是促使法治进一步完善的动力。

 

最近，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四海云游，均受到西方国家高级别的接待，更在美国接受国会金奖，这是他继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后的另一次重大的胜利。此前，他是各国政府的烫手山芋，为了不开罪中国当局，各国的政要都低调地对待这位无家可归的精神领袖，现在，众多国家一致改变立场，公开拥抱达赖，看来，国际社会所期待的一个共同利益的负责任的担当者中国并没有出现，它们对中国的幻想已经破灭。所以，它们也不必为了取悦中共而冷处理达赖。

中国现时最喜欢以崛起的大国自居，但在众多重大的国际事务中，却并未负起大国的责任。在达富尔内乱、北韩的核危机、伊朗核事件、缅甸的僧侣革命等等国际事务上，都让国际社会深感愤怒。中国以其廉价产品在国际市场冲锋陷阵，大赚热钱，还搞得别国工作机会大量流失，又因产品含铅过量、食品不安全需要回收……而损失惨重。但当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当局在道义上与世界合作，制裁那些流氓国家时，中国又往往站到被谴责国的一方，为了油、为了军售，更为了利用这些国家来制衡西方国家，而对这些危险国家的政府实行不作为，或者反作为的策略。可见，中国是经济入世，而政务并不准备入世。

对国际事务尚且如此，对国内事务就可想而知了。在满口承诺，取得入世门票，又得到2008奥运主办权后，中国的国内政治气氛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藉都市“国际化”、“迎奥运”之机，中国的权钱阶层，用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的气势，动用警力和黑帮，铲平了一片片古迹，一片片民房，上演一幕幕比红卫兵更为残暴的圈地圈钱惨剧。中国人报道的此类新闻已经很多了，最近英国记者私访北京黑监，和上访者、被强拆房屋者都有所接触，短短的20分钟纪录片，就拆穿北京奥运的谎言。看看英国记者所享受的“从2007年1月1日到2008年10月17日的奥运期间采访自由”，就知道，这个“奥运采访自由”是建立在受访者不自由的基础上的，一帮警察守着一个冤民，中国政要的贴身保镖可能都没有他们尽忠职守。（网址：http://www.veoh.com/videos/v1357069DKZqmaty)

中国日前在北京和上海举办奥运反恐演习，领导已经放话：“中国绝不允团体和个人利用奥运期间全世界都注目的时刻，进行非法游行示威和集会。”其实，中国从来未允许过合法的游行示威和集会。期待奥运改变中国的人，肯定会失望。

对一个冤民都不能放过，对世界最有名气的冤民达赖，就更不会放过了。按照北京对达赖回藏的要求，达赖要“承认西藏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放弃藏独的企图和分裂国家的活动。”达赖其实对这门功课做得很认真。为了能回到他的失地，已经在全世界多次强调，他“不求藏独，只求自治。” 他期望中共高抬贵手，通过谈判，实行一国三制。不知道中共是如何判断他“藏独之心不死”的。不让人家回藏，又不让人家与各国政要接触，前阵子还订出个规定，连人家将来圆寂转世的事也包了，这未免太过霸道。达赖以和平的方式争取回藏权和自治权，这正是他得到国际认同的原因。以他个人的号召力，他完全可以成为藏版本·拉登，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北京应该感谢他才对。也许北京根本就没有让达赖回藏的想法，只有四个人的“新青年学会”的成员，一个不漏都被送去大牢；颇有影响的中功创办人客死异国；法轮功创办人也避走美国，地下教会领袖也被抓被关……这些同种同宗的汉人都不被中国当局所容，达赖就更不会被放虎归山了。

中国当局对达赖的严打，反而引起各国反弹，这真是适得其反。北京以“损害两国关系”来威胁会晤达赖的各国领袖，殊不知民主国家已经不再为这样损人不利己的两国关系所迷惑，这是个可喜的改变。各国既然不能改变北京，就改变自己对北京的态度。以退为进，也是一个良策。

 

英国王储查理斯在私人日记中，将参与香港主权移交仪式的中共官员，形容为“可怕的老蜡像”；一个多星期前，九名中共政治局新常委，穿着差不多一式一样的服饰，并以同一个僵硬的动作和笑容亮相，西方传媒形容他们“面目模煳”。的确，中共官员愈来愈像同一个模具造出来的机械人，这种趋同化，跟中共干部选拔制度密不可分，也是中共领导层“平庸化”的罪魁祸首。而领导平庸化，正是苏共垮台的原因之一。

在商场，有“富不过三代”之说，在中共官场，也有“一蟹不如一蟹”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第一、二代领导人，虽然心狠手辣，但确是相貌堂堂的人物，而且个性张扬。江泽民，虽然极具个性，但个人能力、眼光、学养等，已经差了一截，而胡锦涛更像小媳妇一样治国，个性并不鲜明，到今天外界还在猜度他究竟有甚麽政治抱负，以及如何去实现。美其名，现在是“集体领导”，实际上，这是中共干部从上到下“集体平庸化”的最佳表徵。

古今中外，官员质素都是关乎国家兴亡的大问题。隋唐之前历代王朝的选士方法，主要有分封天下予诸侯的“世袭制”，以及后期的“察举制”或“九品中正制”，但官员来源过窄、高官徇私的弊端逐渐浮现，其恶果就是“官员平庸化”，选出来的人能力极差，且官官相护。隋唐之后引入“科举制”，透过公开考试来选拔官员，解决了官员来源过窄等问题。不过，科举制产生的士大夫，多是因循迂腐之辈，甚至令中国知识份子彻底奴化。

中共建国后，透过党内组织机制来选拔干部人才。表面上，中共党员有七千万之众，并网罗各领域的菁英份子，人才来源不成问题，实际上却是另一回事。说到底，中共干部升迁全由上级领导说了算，因而分帮结派，近年各级干部更形成一个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能永葆政权红色的“太子党”则倍受重用。但只要到各级政府看看，就会发觉“近亲繁殖”情况非常严重，干部之间都有亲戚、朋友、战友、同乡等千丝万缕关係。也就是说，几千年来干部来源过窄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中共官场是出不了令人惊喜的人才的！

更甚者，中共僵化的政治制度，本身就是“逆向淘汰”机制，只能生产一色一样的中庸份子。全党上下要统一思想和行为，自然令各级官员要以一模一样的面目出现，亦步亦趋于上级领导，以表现出无限忠诚，以及有意无意间收歛自己，甚至改造自己来迎合官场潜规则。不知不觉之间就把最优秀的人才扼杀，令官员干部的整体质素日趋庸俗。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因坚持极具个人色彩的主张，最终被中共制度摧毁，成为悲剧人物；相反，李鹏等无能之辈却可长居高位。

放眼世界，愈独栽的国家，领导层平庸化的问题便愈突出。以北韩、古巴为例，其政权基本已世袭化，最高领导层只能从金正日或卡斯特罗的家族成员挑选。前苏联虽然好一点，有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可供选择，但僵化的制度、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等因素，令能力不高、对各派都不具威胁的勃列日涅夫得以出线，并掌权十八年之久，从而种下苏共倒台的祸根。

今天的中共，何尝不是面对这个困局呢？吴仪、王岐山这种优秀人才，最多只能成为政治局委员，要进入政治局常委，难矣。商场解决“富不过三代”的方法，就是把股权及管理权分开，将公司及资产交给专业人才管理；中共也可参考，引入直选机制，让普罗市民在决策过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改变官场的政治文化，令具有民意基础的人才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