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七大中共坚持专制拒绝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对于坚持独裁专制制度的中共来说，是要了它们的命，尽管从邓小平开始，中共领袖也不断提出政治改革的各种口号，但事实上，在推动宪政民主和权力制衡上，中共从没有前进一步。因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共产党的领袖们和理论家一旦提出“修正主义”或政治变革的主张，往往会将走向埋葬共产专制的道路。戈尔巴乔夫进行的公开化和“新思维”运动，导致苏共的灭亡，这一点，中共把它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铭记心中，并且把苏共灭亡和苏联解体的根本问题归咎于经济。因此，“发展就是硬道理”应运而生，而且把经济的发展与否看成“王党亡国”的根本问题。我们看到了，中共三十年来所围绕的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至于社会的平衡发展和政治上的变革，中共一直避开。行事如此小心，表明了中共的畏惧政权垮台的心态。中共煞费苦心的是维持现状，再也无法求得政治上的发展。到胡温政权时代，中国领袖们再也没有了什么雄心壮志，更谈不上什么个人魅力。
十七大所确立的所谓“科学发展观”的确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如同“三个代表”一样，不过是自我粉饰和装装门面而已。建立“和谐社会”的主张，如同“稳定压倒一切”，新瓶装旧酒而已。骨子里，中共领袖们满足于“千秋万代”的江山一统没有丧失在他们手里，于是，“发展就是硬道理”早已变成“维持就是硬道理”。
从邓小平开始。中共实际上已经否认了毛泽东思想，也摒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上已经融于“全球化”，市场经济已经让中国回归于资本主义制度，只不过中国实行的是权贵资本主义，专制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独立作家温克坚先生分析：“通常来说，维系一个权威体制，需要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比如共产主义），特定的控制系统（比如克格勃），或者一个政治强人。当这三个构件都齐全的时候，极权主义完全控制着社会。当其中一些构件开始没落的时候，社会开始张显独立性。而如今，中共的这三个构件都已经破落不堪，这无可辩驳的说明社会已经进入转型期，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17大官方喉舌的‘啼叫’阻挡不住社会结构开始转型的事实”。一个没有了“主义”没有了“思想”的独裁政党，其统治靠的就是对国家机器的控制，靠的就是残酷镇压。胡锦涛高喊高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这个“特色”本质上是什么？就是专制，就是一党独裁，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其他还能有什么！
中共十七大落幕，人们不奇怪中共没有任何政治改革迹象，细微的变化，只不过在接班人机制上有所不同。这种变化，观察家们都注意到了，许多分析很有见地。
二、从微分学和“蝴蝶效应”来看维权运动
中国除了共产党没有其他政党，那些所谓“民主党派”花瓶党组织不过是听命于共产党指挥的摆设。因此，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组织，即便曾经试图建立反对派的组织如中国民主党，早已被中共扼杀在摇篮之中，甚至中国也根本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独立的宗教组织也不存在。真正威胁中共统治的是不断觉醒的公民意识，是局部的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局部的、个别的维权事件不断发生，是在零打碎敲中共的统治基础。统治者的大厦将倾，起始于公民自发的维权行为。
高等数学中的微分解法很有启示。固然我们要认识事物的整体，微分是通向整体的方法。微分是求一个对象对另一个对象的变化程度，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对象对另一个对象的影响。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事件，可以影响社会政治。如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被殴打致死事件，导致了中共政权不得不废除收容遣送法，推动了中国法治的发展。不是中共当局自觉自愿的改变，而是维权事件推动中共被迫进行革新。
眼高手低或者是所有关注中国命运的人一种思维方式，就是说，我们有宏观目标，那就是中国一定要走向民主法治；但具体行事，实现目的的方式，却必须从脚踏实地。不是要解决理论上的问题，而是要解决现实问题。
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一平先生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将大政治，分解为小政治，具体地要求权益，具体地解决问题，将政治问题落实到社会问题、权益问题、法律问题。孙志刚事件、章怡和禁书事件、笔会、维权、姚立法选举、地下教会、艾滋病维权等等，这些无数的小政治在实际推动着中国政治进步。这些小政治是社会的自然生成变化，他们带来的社会变化是坚实的，由这些所形成规则、条文则是可实行的，能够被民众所捍卫的。”一平先生还说，“社会的存在是由无数的具体事务、细节、经验构成，这些不能预先设计。预先设计只能是强制，或者崩溃。推动中国的进步、和平转型，需要小政治，从小政治着手，一点一滴的做。”我非常赞同一平先生的观点。中共喜欢空喊口号，我们已经厌恶。民主人士在高举民主大旗的同时，更应该把目光射向具体推动民主化的维权事件上。
我们可以再谈一下“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Edward Lorenz）1963年在一篇提交纽约科学院的论文中分析了这个效应。对于这个效应最常见的阐述是：“一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其大意为：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在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其原因在于：蝴蝶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引起微弱气流的产生，而微弱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它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连锁反映，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
“蝴蝶效应”应用到中国政治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个维权事件，其影响力和作用足以促使中共当局政治变革（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那么众多的维权事件，可能会更多的影响中国的政治。西方流传的民谣很有想象力：
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
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
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
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
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要把中国的政治变革看成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中共一党独裁专制也许还会延长很久，即便是中国实现民主化了，政治变革依然是继续的事情。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已经看到普京总统企图实行专制统治，这说明实现民主的过程可能是一个反复的过程。
三、维权运动必将演变为政治运动
我们看到，中国的维权事件都没有要达到的政治目标，维权仅限于当利益受到侵犯时作出的自然反抗。没有政治组织参与维权事件，更没有依照理论家的设计去行事，当然也没有中共当局经常栽赃的所谓“海外敌对组织”在操纵。
多少年来，中共一直试图通过镇压来消弭维权运动的发展，但事实上，维权事件越来越多，此起彼伏。面对镇压的威胁，公民意识觉醒的农民、工人和市民以及各阶层人士，对权益的维护压倒了恐惧感的压力。为什么维权事件越来越多，上访人士越来越多，这些都来源于中共政权对公民权益的侵犯越来越多，并且还要加上积累的社会矛盾。老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却一直在产生，新老问题的集合，酿成官民冲突的不断发生。加拿大刘劭夫先生曾经与陈奎德博士主持过一个电台节目，内容就是考察和分析中国的维权运动。下列几条是他们对维权运动特点的概括：
一、中国人的维权，从以往寄望于官方权力斗争的胜负，转移到民间的自救。
二、维权事件从个人到群体，从点到面，星火燎原。
三、维权活动从主要争取话语权，扩展到挑战众多不合理的制度，诸如户口制度、城乡差别制度，以及医疗、教育、环境等等不合理的制度。
四、精英加入草根，两者结盟共同维权的格局形成。
五、维权活动借助网络以及海外媒体的报道，取得巨大效应，
中共当局最惧怕的是具体维权事件的社会效应，也就是惧怕星火燎原。看起来每一个维权事件都是个别的、孤立的、互不相连的，似乎没有形成整体的运动。但由于越来越多的维权事件发生，相互联络、相互借鉴，相互鼓励，相互声援，已经在发生。笔者观察到，许多基层人大代表选举都是被当局操控的，独立候选人都是被地方当局利用权力将其摒除在外。但据我所知，许多独立候选人之间互相有联络，这种联络虽然仅限于经验交流和道义上的声援，但这些足以使当局惴惴不安。厦门PX污染项目引发万人示威事件，是通过手机短信联络组织，也是许多城市维权者考虑借鉴的方式，说明了公民意识在觉醒，当局在控制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
中共的专制体制，是产生腐败的体制。腐败的产生是从侵犯公民权益开始的，不消除腐败，就不能消除对公民权益的侵犯。公民的维权运动，其实也是反腐败运动。但反腐败就是反对共产党，由此得出结论，维权运动和反腐败运动，实际上是看不见的政治运动。随着中共中央集权的削弱，随着民众公民意识的不断觉醒，维权运动必将从局部走向整体，必将从一般的利益诉求走向政治诉求。维权运动演变成政治运动一直在进行中，不管这些维权运动的参与者有政治意识还是没有政治意识，维权运动向政治运动方向发展是必然的。
2007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