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虽然说政治民族主义已经式微，几成为中国政治全景中的一块后垢，但经济民族主义却大有后来者居上的势头。在宏观上，所谓“打造民族品牌”的意识形态高调，转化成广告语，进行宣传，诸如：“非常可乐，中国人自己的可乐”：“长虹，红太阳一族！”等等。这和西马健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高手阿道尔诺所说“资本主义的靡靡之音”，没什么本质的区别。

在微观上，个案型的情绪宣泄完全展现了我们那些“经济伟人”所受的粗陋教育的底子，娃哈哈与达能的激争中，宗庆后先生的“八国联军论”与“四个感觉”，虽说还没标出经济民族主义的危险，但却让人看得到它的无聊。宗先生发给法国商业伙伴的传真件说：“我郑重宣布，中国人现在已经站起来了，已不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代了，中国人有自己的国格、人格，你老是用威胁、恫吓的口气跟我们说话，只能增加我们的愤概。”

——你的商业谈判，跟“中国人现在已经站起来”有什么关系？这样发怒，还不如请对方到“革命圣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转一圈为好。

——你的权益之争，跟“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又有何干？若是你真地很民族主义，那么，当初就不该利用人家八国联军后代的资金。

中国起步早的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社会的贡献绝对不能低估。但是，在粗陋的政治教育下所确立的价值观，几乎都是非常可笑的——以高调的民族主义来遮盖内心深处的原罪意识，并套取政府方面的资源。

之于宗庆后先生本人，他的创业能力与对市场未来的洞见力，是中国饮料行业至今的翘楚。但是，他的“四个感觉”丝毫不比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少一点粗糙与滑稽，尽管在数量级上多一个。他说：“因为对方提出来中方不能经营与生产与合资公司有竞争的产品。所以我们感到也很正常。当时对方提出我们娃哈哈商标转让给合资公司，我们感觉是娃哈哈转让到娃哈哈，然后娃哈哈是一个合资公司，我们还占了大股，所以感觉也没有问题。后来转让，商标局没有批准，后来改签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我认为因为以前是转让，后面变成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商标生产其他产品，要经过合资公司董事会同意，当时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太大问题。因为当时也不懂什么叫资本运作，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大问题。”

第一感觉，是在“利用”外资的功利心支配下，不注重合同条款的本性暴露。

第二个感觉，是盲目的“东家（本土）自大”的典型样本。

第三个“感觉”，充分暴露了经济民族者们对作为一套管理体系的政府的功利态度。

第四个“感觉”，是把自己知性缺陷掩盖起来的面具，正像满脑子封建主义权术思想人说自己最懂先进文化一样。

经济民族主义在常识面前狼狈不堪，就特别需要学术精英们起来捧场，于是乎，后者说整个西方商业体系就是“规则霸权”，我们要争取制定规则的权力。结果，由于没有道德实为据就争取不到规则制定权，还是以行使国内的政治霸权为主。这种国内政治霸权，实质上就是政府“天使与魔鬼”二性中的魔性突出。经济民族主义喜欢政府的“天使性”，但它又不愿接受天使的忠告，如宗庆后的第四个感觉。一句话，他们希望操纵天使性，又不去触动其魔性。结果呢，武汉机床厂被“黄皮白心”的美籍华人周某给弄成了“赔了夫人又折兵”经济经典。

原来资产评价一亿二的厂子被以7500万的低价买给外国人周某，而厂子的上级武汉国有（工业）控股集团，却要花8500万来买周某迁厂后的地皮。

贱卖厂子不说，因为政府的魔性端在乎它的随意处置权，但是，人家“贱卖贵买”却刺激那些本想以经济民族主义维护自己利益的人们。在这些人的操纵下，“赶走骗子，国有资产不容流失”的维权标语打出来了。这样的维权不会受政府追究，因为变了味的经济民族主义，此时可以为政府的魔性遮羞，而绝少有人问：是谁主张把一亿二卖为7500万的？又是谁把地皮钱悄然许给的外国人周某？整个“武机事件”，用中国人朋友之间玩麻将的东家玩笑来说，那真是：“抽着俺的烟，喝着俺的酒，吃着俺的饭，赢着俺的钱，”一句话，您愿叫人家来玩的！

周某固然不是个“好东西”，但毕竟他比那些行使随意处置权的政府要员的人品要好多。因为，周某的面孔是商人，而定下贱卖方案的要员却是“青天大老爷”的道德传人。

娃哈哈事件，还能给我们带来多少“都笑出屁来”的细节，让我们慢慢等；武机事件，侥幸能揭出什么样的交易黑幕，也让我们耐心地等着吧！

2007年10月25日，写于绵逸书房

 

前一阵子，前共产党东德出身的现任德国女总理默克尔，成功访问北京后，又转往第二站南京。在南京访问中，默克尔以实际行动为中国人上了一堂节俭课，甚至比在北大、清华的演讲，更具震撼力和教育意义。因为她抵达南京后，获安排入住市内索菲特银河大酒店顶楼的四百多平方米总统套房。但默克尔认为这个安排过于奢华，坚持要入住七十多平方米的普通商务客房，房价一千八百元，只是总统套房的二十份之一。这种平实、朴素的作风，令南京人耳目一新。更令人感动的是第二天早上，主办方原本安排德国官员到专门招待贵宾的行政楼会所用餐，但默克尔坚持跟其他住客一样，到七楼的西餐厅吃自助早餐。用餐时，默克尔又拒绝服务员的服务，自己到餐台取食物，切面包时，默克尔不小心把其中一块面包掉在地上。餐厅经理赶过过来，但默克尔抢先把面包拾起，放回自己的碟上。这顿早餐，默克尔吃了煎蛋、奶酪饼、西瓜，包括掉到地上的那块麦子粉做的面包。

对德国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他们这个平民化女总理，平时就经常到超级市场排队购物，绝没什么特权。作为中国的读者，看到媒体上关于默克尔行为的报道，觉得实在是“太震撼了”。当她这些故事被报道后，立即在网上被广为传颂，为她喝采。

通过默克尔的节俭细节，看到这位德国的国家领导人另一面，坚持和一般商务客人一样，住普通套房，实在是她有一颗平常心。而这样的平常心，却是来之不易的。

她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理，又是两德统一后第一位来自前东德的总理。东德人为什么会与西德统一，而东德人为什么能够当选总理，这实在很耐琢磨。有位德国记者说，如果默克尔来自西德，她肯定不可能当选为总理。大家对西德政客的行事方式都非常熟悉，“但是东德人，他们完全不可预测！”默克尔向往自由，在柏林墙倒塌之后迎来两德统一后的自由，而且能够当选总理，是西德制度强大的结果。可是，这若是在当时专制的东德，简直是不可想象。

东德为什么那么神秘，最近流行的一部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又译为《别人的生活》，却可以透视其中的奥秘。这部电影的中文介绍这样写道：“将民主德国情报局令人发指而不为人知的大规模窃听行径对无辜人士的迫害公布于众。”大致的故事梗概是：时间是1984年，地点是东德柏林，每一次的开头字幕出现的是“公开化无处不在”，没有自由。全东德百姓被100万秘密警察控制着，还有200万名告密者，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知道别人生活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描写东德国安局探员从刺探到介入一对作家情侣生活的心路历程，赤裸裸揭露专制东德的冷酷。当观众能够通过这部片子看懂了它的意思。《别人的生活》其实是老大哥辖制下的自己“每个人的生活”。若是走出这样的生活，才有可能明白什么叫做奔向自由不可阻挡。对于这样的问题，只能看看没倒塌前的柏林墙。

凡听说过柏林墙故事的人，都会感慨那些跳楼逃生的一幕：在东德，凡靠近柏林墙的高楼，都成了东德人向西德“跳楼”的场所。只要有人爬到楼上表现出逃亡的意图，就有西柏林的同胞们就举着床单蜂拥前来接应。鼓足勇气，一跃而下，只要把握了方向，就可以在空中逾越柏林墙，落到床单上。曾经有一家三口一起跳楼。6岁的孩子成功了，父亲和母亲却摔到了地面，一个伤了内脏，一个伤了脊椎。

还有一位77岁的老太太在跳下来之前，吓得瘫倒在了地板上，无论大家怎么鼓励都不行。就在西柏林人失望地准备散去时，意外发生了。东柏林的警察发现了情况，冲进大楼。警察破门的声音给了老太太无穷的动力，她冲向窗口，果断地一跃而下……后来，共产党柏林墙东德一侧的高楼全部被推平。居然有位工程师设计了一个强力弹射装置，从东柏林市内的高楼起跳，“弹”了数百米到达西柏林，然后利用自制降落伞缓缓落地，终于逃脱近似绑架的监控，为了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

现在，东德西德统一了，东德已经不存在了，柏林墙也成为记忆。可人们对那些“老大哥”的记忆却不能遗忘。生命最可贵的，莫过于自由和平安了。现在默克尔和普通的前东德民众一样，都获得了这样可贵的自由和平安。

 

虽然相距遥远，但借助网络媒体，我十分关注孙文广先生参选济南市历城区人大代表一事的进展。大约三个月前，孙先生曾当面向我谈过他的参选计划，当时我既未反对，也未表示支持，一般来说，会有一种力量设置重重障碍，最终使孙先生难以如愿当选，我担心为这样一个没有希望的计划投入大量精力之后，失败会让他感到心情沮丧，另外，长期过着近乎流民的生活，我对任何居住社区都难有归属感，这使我从心理上对选举缺乏兴趣和关注，但孙先生不同，他已经在山东大学东校区的南家属院住了至少二十年，他是完全属于那个地方的。

孙先生不是长于玄思冥想的人，年过七十，依旧活得单纯、乐观而真诚，只要认为有价值的事，他就切实去做，而不只停留在语言层面，这正如杨建利用五年牢狱生活为真诚人格所做的注解：“我说的我会去实践。”在这一点上，孙先生比许多年轻人更有行动的勇气和效率。

如果是一场公开、公平的选举，孙先生当选的希望很大。许多年前他曾经担任山东大学公共数学课教师，常年为全校各理科专业学生授课，这使他的名字广为人知，而那批学生中很多人留校任教（其中也包括现任山东大学校长展涛先生），他们对孙先生是很尊重的，后来，孙先生又担任山东大学管理系主任，口碑极好，与我曾就读的科社系主任赵某那种喜欢整人的学官形成鲜明对比，不仅如此，由于他的正直敢言，晚年的他成了很多山大教工心目中的英雄。有一件事可以很清楚地表明孙先生的威望：山东大学新盖了几座高层宿舍楼，选举楼长时，孙先生因故缺席会议，但得票率仍为第一名（不过，有关方面很快改变选举规则，使孙先生未能担任这个楼长）。

台属、民建省委常委、市政协委员、原系主任、老教授协会副会长、网络作家等身份，使孙先生成为山大校院里广受注目的人物，在他流露出参选人大代表的想法后，许多人在私下里对他表示支持和鼓励，他得到了许多选民的提名，不过，从他公开发表的参选日记来看，参选的难度很大：“今天给一些在职朋友打电话，才知道有些单位不召开提名会议，只是电话询问选民，电话中建议三个候选人（三人中没有我，有位副校长），前提是二个女性、一个男的，其中一个还要是党员（不知是谁做的规定）。”

读着孙先生逐日发表的参选日记中的文字，想到一个七十岁老人正为参选区人大代表殚精竭虑地奔波，我突然被感动、也被触动了。我从未参加过任何选举，连选票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我对选举的态度十分漠然。理论上，现下中国的村长和县、乡人大代表是直接选举出来的，但现实中是否存在真正意义的选举，大家自有判断，世界上所有的事都要由人去做，对选举活动来说，由谁设计和监督选举程序以及如何推进选举过程要比抽象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更关键。孙文广先生的困难在于，他不是那个电话询问中被推荐的三个人之一，而且，张贴的竞选海报总是很快就被奇怪的“广告”覆盖，使他很难将参选的信息传递出去。但作为独立候选人，从理论上说，这并不表明孙先生全无当选的希望，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吧——在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社会中追求民主，本来就需要我们有梦想家的勇气和想象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象我这种自以为热爱民主、追求民主的人，长期表现出对选举的漠不关心。没错，那很可能是一个过场，不会有什么实际作用，但没有象孙文广、文炎、姚立法那样去试过，如何有权利说这样的话？选举虽不必然等同于民主，但没有选举的民主，举世未闻，公民作为国家主人的身份，首先是通过选票来体现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我们不关心选举，我们就不懂得民主。

这使我想起与杨建利先生话题广泛的谈话中感受到的一点：他对选举问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而且，按照我的理解，他对这一问题的突出关注早在闯关回国前就开始了。这曾令我有些不解。如果说杨建利是从理论高度认识到选举之于民主和纳税人革命的重要意义，今天，孙先生则用具体而微的行动刺激我们关注选举、研究选举的兴趣。

很多人对于选举的宪政依据、参选程序、操作规则以及现实情况所知甚少，因此，孙文广先生的选举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会以范本的方式给我们以间接的经验，我们太需要这样的实践积累了。多年前，孙先生曾担任济南市政协委员，相对来说，历城区的人大代表身份似乎不算什么，但这个区人大代表显然更有分量，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那个政协委员是被指定的，只是众多举手机器中的一个，而现在，对历城区人大代表的竞争却是中国宪政史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和韧性的有益尝试。

希望有关部门不要为孙先生的选举设置人为障碍，即使孙先生能够当选，他也不过是历城区的一个普通人大代表，正如他的竞选活动完全是在现行法律范围内进行一样，身为历城区人大代表的孙先生在历城区人民代表大会之内的一切活动也必须在现行法律范围内进行，他没有能力影响社会稳定，根据我的了解，他也从未打算破坏社会稳定。不管怎么说，给孙先生正常的参选待遇，那不仅是他的权利，也是中国法律的荣誉所在。处在史所罕见的一次社会转型之中，我们面对的问题相当复杂，需要全民族的合作来寻求未来，而不能再简单地以一个人的思想划线，将不喜欢的人视为洪水猛兽。如果总是按照这样的黑白逻辑走下去，那么，我们就永远难以找到和解与和谐的共同生存空间，也无法形成制度创新上的突破。对孙先生来说，不辞辛劳地投入竞选是一种探索，对当权者来说，容忍孙先生的参选并给予一视同仁的对待，又何尝不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探索！小步慢行是中国民主化的稳妥选择，但这需要朝野均突破思维禁区，不要轻易将想象中的威胁置于现实棍棒之下。

我了解现实规则和历史惯例，不会一厢情愿地相信奇迹，对孙先生能获得公正和公平对待的信心不大；不过，我也知道，人类历史上不乏有奇迹的发生，我们总要在失望中给奇迹以足够乐观的等待。异议者参选的问题貌似敏感，实际上却有可能是各方突破困境的机会。一个共同发言和讨论的平台，可以给对立双方一个相互了解与和解的可能的开始。正因为选举是民主的关键一环，朝野双方才需要从选举中学习民主运作、适应民主规则（给以公平对待的条件，并不意味着孙文广一定能当选）。如果意识到民主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和生活方式，那么，在选举过程中制造更深的对立将是不负责任的严重短视行为。

 

在中共建政之初，整肃高岗，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高层权力整合事件。毛泽东一石三鸟，打倒了高岗，驯服了刘周，从此开始了他的长达２３年的“个人独裁”的不归之路。

（一）一石三鸟高、刘、周

在举世瞩目、先声夺人的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我阅读了辛子陵写的《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其第４章《帝王南面之术的运用》，极为深刻地描述了毛泽东在建政之初，运用帝王南面之术，一石三鸟，把三位地位最高的近臣高岗、刘少奇、周恩来成功地打倒或驯服的全过程，来龙去脉，条分缕析，使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恍然憬然感悟出一张隐藏的底牌，整肃高岗的同时，还暗含着驯服刘周的秘密。

在毛泽东发动的众多政治运动中，１９５４年整肃高饶，是一个影响比较小的运动，因为它整肃的范围在高层，公开提名的只有向明等７人。向明是山东分局书记，没有“扩大化”进而揪出一大批“分子”。但是从影响来看，绝对不可等闲视之。整肃高岗的结果在于毛泽东从此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法理上擅权专权全党的个人独裁地位，再也没有一个制衡他的对手。

高岗不整倒，刘周也不会那么低首驯服，毛泽东要像后来那样为所欲为、一意孤行恐怕会遇到许多阻力。

（二）运用帝王南面之术的天才

辛子陵写的《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第４章《帝王南面之术的运用》，以整肃高饶事件为中心，把毛泽东驾驭群臣的高超技巧，揭露得淋漓尽致，入木五分。整肃高饶是毛泽东在进入北京之后，第一次和高层亲信的权力较量，整肃异己，打倒了不驯服的高岗，打压兼拉拢刘周，提升小邓，中共中央核心层的人事关系和权力分配重新组合，不但高饶声名扫地，而且刘、周、邓也和毛泽东建立了新的亲疏远近关系，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毛泽东个人的专权擅权独裁地位。这对于毛泽东下一步和以后的政治动向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反了高饶之后，毛泽东就更加肆无忌惮的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发动了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直到文革等等一系列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反高饶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专权擅权作用。

在辛子陵之前，似乎还没有学者把这个笼罩在新中国开端的重重叠叠的迷雾，以如此洞悉幽微的眼力和鞭辟入里的文笔，揭示在历史的天幕上。读着辛子陵的揭露，实在是叫人要拍案叫绝。这么好的绝妙好词，非常值得一读，特别是经历过整肃高饶事件的老人，更应该读一读。

何谓“帝王南面之术”？辛子陵说：进京之后，毛泽东主要读的书就是《二十四史》，从中可以研究他的思想走向。“铸成毛泽东晚年种种大错的，诸如迫害和诛杀功臣，在党内制造派系，坚持终身制和家天下，纵容后党擅权等等，皆属‘帝王南面之术’。这帝王南面之术，就是怎样巩固皇权，防止大权旁落的学问，就是怎样坐稳皇帝，怎样驾驭群臣的学问。”毛泽东在整肃高饶当中，把“帝王南面之术”玩弄得如此炉火纯青，天衣无缝，在这方面他的天才真是举世无双，罕有匹敌。这是一个现代版的帝王南面之术的典型、样板，翻云覆雨，食言自肥，把几位位极人臣的近臣玩弄得天昏地黑，高岗愤而自尽，刘周服服帖帖，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三）毛泽东的大手笔：欲擒故纵，放长线，吊大鱼

辛子陵以确凿的档案文献证明，毛泽东打倒高岗，采用了欲擒故纵的手法，放了一条常人无法理喻的长线，吊了一条大鱼。

作为高饶事件，主角是高岗，饶漱石是陪绑。揪出一个“高饶反党联盟”更显得敌情严重。高岗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是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毛泽东的全面策划之下，召开七届四中全会，突然袭击，以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的罪名，把高饶一拳打倒。这在中共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开创了后来党内整肃的先河。

高岗生于１９０５年，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共，参与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落脚点，所谓“陕北救了中央”。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是刘志丹、谢子长，后来都牺牲了，于是排座次轮到高岗。东北解放后，高岗主政东北，和苏联打得火热，又成了“亲苏派”。毛泽东在建国后实行“一边倒”的亲苏政策，因此，重用高岗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辛子陵引用了原苏联联络员柯瓦寥夫的回忆录，在中共建政前夕，１９４９年６月，毛泽东派刘少奇、高岗和王稼祥秘密访苏，请求苏联援助，商谈两国关系和中共建政的一些问题。在联共（布）政治局的会议上，高岗竟然发言，向斯大林建议“宣布东三省为苏联的第十七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有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以保护东三省免遭美国人的侵犯。如此明目张胆“里通外国”的言论，叫刘少奇怒不可遏，在回宾馆的汽车上，刘少奇指责高岗叛变，回到宾馆立刻向毛发了密电，要求召高岗回国。

辛子陵想：毛泽东接到刘少奇的电报后，应当比刘少奇更加“怒不可遏”，可是当高岗回国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却对他劝勉有加，还面许他准备当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使高岗受宠若惊。如此喜怒深藏，可见毛之阴毒，不过当时毛已向世界庄严宣布他要“一边倒”，因此高岗的“卖国”之言正中毛向斯大林输诚之下怀。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访苏，在沈阳特地下车游览市容？看什么？为了亲眼见证一个传说：在沈阳的高楼大厦上，都挂着斯大林身着元帅服的巨幅画像，却没有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亲眼看到传说不虚，还能不生气？但他仍然沉住气。不过，当他得到报告，说东北各省人民以及高岗和林彪给斯大林赠送了一个车厢的礼物时，仍然抑制不住气愤，下令“把车厢摘下，把礼物卸下”。

在中共建政之后的最初几年，毛泽东的腹稿是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新民主主义”举措越来越不满，相反却明显地倚重高岗，在外界给人要以高代刘的错觉。高岗任主席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是邓子恢，委员有陈云（中央书记处书记）、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等等重量级的人物１５人，所以称为“经济内阁”，阵容之强大为党政各机关之冠，超过了周恩来的“政务院”。当时调五大区负责人进京，明显地突出高岗，似乎是拿高岗挑大梁。京城流传“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这是一个陷阱，高岗跳得越高，陷得越深。

毛泽东撤销了政务院党组，使周恩来有职无权，作为政务院总理，最后分工只掌管外交、教育、公安、侨务等几个部委，而高岗却分管８个工业部，重要性明显超过周恩来。毛泽东从各个方面抑制刘周，倚重高岗，显露出破格提拔重用。
在各种政策观点方面，如，开展“三反”运动，实行新税制，“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确保私有财产”等等观点毛泽东严厉批评刘周，而肯定高岗。

辛子陵说，“从此刘少奇的党内理论权威的地位，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权威阐释者的地位
，彻底崩溃。与此相连带的，刘少奇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谁能代替刘？最有希望攀升的是高岗。”毛泽东如此倚重高岗，其实是欲擒故纵，欲取姑予，几乎是４年之后反右运动“阳谋”的１９５４版本，辛子陵接下来写道：“在这种形势下，高岗像喝了‘催命符’一样，一定会跳出来，而且要取代刘少奇。”

这样，高岗和饶漱石就结成了倒刘反周的“高饶反党联盟”。他们肆无忌惮地行动起来了。辛子陵引用薄一波的回忆。薄一波举出了许多事实证明高岗的野心和阴谋，他说：“毛主席12月要休假，提议由少奇同志临时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实际上，过去毛主席离京外出，中央的工作都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少奇同志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轮流。唯独高岗表示反对，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其用意就是要使少奇同志降格。十分清楚，高岗阴谋活动的本质，就是要推倒少奇同志和周总理，而由他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第一副主席，同时担任政务院总理。他后来在《我的反省》等书面检讨中，承认他的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想要将来做领袖”是自供，不用说在１９５３年，就是到了１９７６年，毛泽东早已人命危浅，奄奄一息，不到他撒手人寰之后，谁也不敢议论此事。华国锋仅仅凭了“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大字――另外对老百姓还隐瞒了“有问题，找江青”六个字，就名正言顺地成了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这样滑稽的历史喜剧岂不是两千年专制历史的回光返照？！
薄一波是处身中共高层，而且经历了高层无数权力争斗的高官，不是历史学家，所以他在写回忆录的时候，跳不出权力争斗的是非。对于中国现代史深有研究的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先生，在他的《新中国三十年》名著中，对于这种现象就等闲视之。他说“殊不知在人治中国的国家元首，尤其是开国之君，都是从马上得来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踩着一条血路爬上层楼，数十年白刀进，红刀出，尔虞我诈，仇雠盈野。为本身和家庭安全计，他纵想引退，也是退不得的。何况都是终身制的职业革命家，岂可半途而废。如部下的从龙之士，硬要逼宫造反，则犹要不惜一切，卫冕护权到底，绝不罢休。老实说，这一特质是世界上所有独裁政权皆然，中国并不是个例外也。”

薄一波的回忆和议论，当然是按照中共党内习惯了的按资排队、按功排队的思维来写，褒贬当然自有其理，不过假若按照民主政治的思维来认识，高岗也不至于罪大恶极，罪不容诛。

问题不仅仅在于高岗的野心，还在于毛泽东的工于心计，阴阳相兼，两面三刀。

辛子陵写道：“毛泽东深知，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人才。人才难得，人才也难以驾驭，怎样使他们在极人臣之位的时候，永远忠心耿耿，不生僭越之心呢？精通君臣之道的毛泽东是法家的笃信者。……因此任何亲信都不能认为是绝对靠得住的。那么怎么办呢？‘圣人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奸劫弑臣》）做国君的能得到臣下的忠心爱戴固然很好，但不能依靠这个，依靠这个就危险了；要有使臣下不敢不忠心、不敢不爱戴的方法，有了这个办法，王位才能巩固。法家认为这是‘人君南面之术’的精微。”

毛泽东就是在高岗和刘周之间，不长期地专一地信任一方，而是利用矛盾，叫他们互相牵制，互相揭发，争表忠心。他把这种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辛子陵认为，“建国前夕毛泽东就下了除掉高岗的决心，但他认为刘少奇、周恩来有专擅之嫌，危及他独断朝纲，他对刘周的批评和措施也是认真的，并不是故意做给高岗看的。他要利用高岗制服刘周，这一目的达到之后，再四两拨千斤，利用刘周除掉高岗。毛泽东把这一曲连环大戏演得有声有色，把群臣们看得目瞪口呆。”
这一曲大戏，前后演了大约５年。这算不算“放长线”？

高岗于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７日举枪自杀，未遂。过了半年，８月１７日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高岗遗留下一个永远破解不了的疑问：他为什么要决绝地自杀？是绝望？是抗议？是醒悟？是…………？

饶漱石１９７５年３月２日患中毒性肺炎死于狱中。中共高官，一犯错误，就得监禁至死为止。

辛子陵的《帝王南面之术的运用》这一章，写了一万多字，我仅仅转述了一些要点。

（四）刘少奇、周恩来，吃下一粒苦涩的甜枣

辛子陵说：“高饶和刘周这两股势力较劲，是此消而彼长，彼消而此长的。这是常人的思维逻辑。一般政治家处理这个问题也必然是这样一个结果。但毛泽东以他深不可测的权谋，纵横捭阖，既除掉高饶，又削弱了刘周，令彼消而此弱。毛的手段太厉害、太可怕了。这使高干们懔懔畏惧。不论是受到毛的信任，还是受到毛的猜忌，只有对主席忠诚不二，才是明哲保身之道――这就是他们从四中全会得到的教训。”

刘周两人确实做到永远“不生僭越之心”。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不敢“逼宫”，失去为党为国为民清除暴君的机会。周恩来则至死也以保住“晚节”为念，成为“愚忠”的最后一个最高级的标本。

就我所见，整肃高饶之后，南京军区的师以上干部集中到军区学习，我的顶头上司黄志远是师级，学习回来后他对于七届四中全会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退到幕后，赞叹不绝。他们认为这是高饶反刘周的报应，是毛泽东放权、为刘少奇树立威信的表现，显示了毛泽东的大度和英明。幸好，现在我们可以查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４卷，关于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的指示有：

（１）关于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问题给刘少奇等的信（１９５４年１月７日、８日）：要求刘少奇“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只通过了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遵照毛的指示，不点高饶的名，可是，刘少奇作了一个《我的自我批评》的检讨。这样，如辛子陵所说，这是使刘少奇亲手砸了“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牌子，从此刘少奇是一个犯了许多错误、被毛主席团结使用的高级干部。刘少奇的遭遇，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这是毛泽东的故伎重演。在延安，他就导演过一次，人人都要在政治局检讨，唯独他不检讨。共产党的文化就是一当检讨就说明犯了错误必须下台。

剧作家沙叶新对于中共的检讨文化作过极为深刻的剖析。他说：“检讨是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它剥夺你的尊严，妖魔你的心灵，让你自虐、让你自污，让你自惭形秽，让你自甘羞辱，让你精神自焚，让你灵魂自缢，让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让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最丑陋、最最卑下、最最错误、最最必需改造的人！这样的检讨是最让人痛苦的，大诗人聂绀驽有两句名诗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说的就是检讨时内心巨大大痛苦。“（《中共的检讨文化》）

（２）对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１９５４年１月）

（３）关于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征求对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意见的电报（１９５４年１月１８日）
（４）关于高岗来信和七届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问题给刘少奇的电报（１９５４年１月２２日）：拒绝会见高岗，如同后来拒绝会见林彪一样，而把此重任交给刘、周、邓。

（５）关于由杨尚昆转达四中全会文件修改情况和有关意见给刘少奇等的信（１９５４年１月２７日）

（６）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的批语和修改（１９５４年２月２８日）：给高岗问题上纲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２月１５日－２５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１７日，高岗经受不住众叛亲离的批判，举枪自杀未遂，说明他“自绝”于党。

（７）在邓小平等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上的批语（１９５４年３月１２日）

以上文件足以证明，刘少奇、周恩来不过是被毛泽东演出的牵线木偶，每一个节目，每一句台词，都是由毛泽东策划派定的，毛在杭州遥控指挥，所以依靠电报往来。

从高岗的片言只语来看，高岗的思想并没有什么闪光的东西，倒是刘少奇、周恩来当时坚持的新民主主义方针、路线、政策比较务实稳健，符合实际，体现了毛泽东早先的许诺。毛泽东对于高岗的拉拢和打击，手段卑劣，动机阴暗，实在令人齿冷。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的６位副主席中，刘少奇排名第二，高岗排名第六，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中，高岗是政治局委员，刘少奇是书记处书记。毛泽东无论是自己主持，还是授权刘少奇主持，在七届四中全会上整肃高岗，完全是搞的有罪推定，先下定了结论，再批判，根本没有什么民主程序。刘少奇当时或许认为得到毛的信任，还受宠若惊，兴奋不已，哪里会想到１２年后，自己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历史竟然这样惊人地相似，实在是开了一个大玩笑。
（五）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始于整肃高岗

唐德刚先生说：“人民政府自一九四九年定鼎北京之初，制度上虽未尽如人意，然趋势上则一切看好也。人民政府不是个民主政治，但至少是个现代化的‘集体领导制’（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ｃｙ）。在中央政治局内，高层的领袖们，为国为民，还可集思广益的，制订和执行一些有效的‘政策’。可是在一九五八年的罢相争执之后，毛泽东虽驱周未成，却树立了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如此一来，毛泽东就逐渐走向唯我独尊，历史三峡之水，在漩涡中倒流，中央人民政府就变成变相的帝王专制的朝廷了。”唐德刚认为毛泽东在中共建国后树立个人绝对权威始于一九五八年，恐怕有失偏颇。笔者认为应该提前4年，始于整肃高岗。从此以后，毛泽东心想事成地发动和领导了每一场政治运动，刘周都只能随声附和举手赞成。

从整肃高岗开始，毛泽东的权术就是“怎样驾驭群臣”，防止大权旁落。这台大戏，他导演得惟妙惟肖，台上台下都目瞪口呆。毛泽东从此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法理上擅权专权全党的地位，再也没有一个制衡他的对手。

（六）古今司法的奇观

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议结论说：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遂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
这是古今司法的奇观！

回想70几年前，希特勒阴谋策划的国会纵火案，企图诬陷保加利亚共产党主席季米特洛夫为纵火犯与谋划者，举行了公开的法庭审讯。季米特洛夫还可以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进行自我辩护，最后因为没有证据被无罪释放。可是中共这种“说你是，你就是”的莫须有整人文化，害了多少这自己的同志啊！

在中共建政之初，整肃高岗，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高层权力整合事件。毛泽东一石三鸟，打倒了高岗，驯服了刘周，从此开始了他的长达２３年的“个人独裁”的不归之路。

（２００７年十七大前夕于山东大学附中）

 

中共十七大尘埃落定。海外关心的是权力的斗争与分配，国内的宣传主调是权力的稳定。为了不让民众对十七大太失望，个别媒体用正面讨论的方式突显了中共对反腐败的重视──尽管反腐败在胡锦涛的报告中，只是附着于“党建”之下的一个小话题，其重要性位元列于执政党的理论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党的组织建设之后。

接受采访的官员与专家们倒也承认反腐败“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因为有关贪腐的资料俱在，近两年的一些研究成果指明，中国当前因腐败造成的直接损失达到13800亿元，未被发现的“腐败黑数”高达80－95％。一些具体案例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如吉林省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委书记期间，一年卖官位受贿竟占全县400多名公职人员工资总额的近40％。这类“铁的事实”毕竟不好矢口否认。但由于接受采访者都自觉地“坚持三个底线”（即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要将西方的“三权分立”移植到中国），因而在腐败根源的分析上有意设置了几个误区，《南方都市报》10月下旬那篇被广为转载的“专家解读十七大：强调三权制约，注重制度反腐”充分表明了这种误区所在。

第一个误区：官员的腐败是因为他们没有树立共产主义信仰。比如谢专家说：“如果一个人充满了强烈的、真诚的共产主义信仰，他就不会滥用职权来为自己谋私，即使有利益冲突，他也不会用它牟利。”对腐败如此定性是共产党的一贯传统。中国政府至今仍坚持认为，腐败是资本主义加上封建主义余毒对一个原本运作良好的社会系统的渗透──这是部分人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原因。因而，腐败无非是某些人为私欲所驱使而“变质”的行为。这种定性导致官方不断地发动惩治腐败和廉政教育运动，提倡官员自查自纠，成立新的反腐机构──其实，基于这种认识产生的反腐方法的无效性，已经或正被中国日益严重的腐败无情地证实着。

第二个误区：坚持在一党专制的条件下实行权力制约。报导的标题是“强调三权制约”，但这三权并非西方民主国家所讲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而是将共产党垄断权力按照权力的行使阶段即决策、执行和监督来划分，讲的是分工制约。如果是这样，这个三权制约就永远是一盆浑水，比如现在土地开发，大政方针（即决策权）是各级政府的党委常委会开会通过的，执行权则由国土部门、建设规划部门或土地所在地段的政府部门负责，监督权则由检察与纪检部门执掌──能说这权力不是按照行使阶段划分吗？所以这“三权制约”的说法只不过是再玩一次文字与概念游戏，是中国当局在创造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就是生存权”与“社会主义民主”之后，再加上一个中国特色的三权制约，哄哄愚人的把戏罢了。

第三个误区：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越来越高，党对腐败的容忍度越来越低。这一说法其实正好与事实相反，近年来中国的现实政治表明，正是中共对腐败的容忍度越来越高，而民众随着生存权日益被侵夺，对腐败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前者由腐败受惩率降低可见，后者则有每年数万起群体性事件作为明证。但这些官员与专家对人权的认识显然有严重误区，他们对民众人权被严重褫夺不吱一声，但却认为“用重刑治理腐败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也不符合法治的发展方向”，“可能就会牺牲个人的一部分人权和司法公正”。这种党内党外有别、贵贱有别的保护“人权”，真不知要将中国引到哪个发展方向上去？

第四个误区：将腐败轻重次序倒置，着重突出商业贿赂，有意不提权力授受过程的买官卖官行为；同时还将腐败根源错置，提出商业贿赂的“源头是利益冲突，职责和部门利益或是其他利益纠缠在一起”。这一说法甚至比前两年对腐败的批评还要倒退，那时还能够批评“权力授受过程中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买官卖官导致整个干部队伍的堕落”。

与其说这篇专家访谈表达了中国当局反腐败的决心，还不如说它显示了在中共坚持一党专政政治体制下反腐败的了无希望。

 

启蒙谣

启蒙启蒙

以蒙启蒙

蒙而未启

历史走错了房间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第90周年，面对一个获得过多赞誉并被知识界称之为“中国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我以为，反思比一味的赞誉更切要。

最近就《新青年》上关于戏剧改良的文字作了些阅读，深感新文化运动问题大在。以新文学运动为主体的新文化运动是在文学进步的名义下发动的，可是，从新文学中的戏剧改良这一面看，胡适等新青年人大力鼓吹进步的同时，自己恰恰就处在“进步论”的蒙蔽之中。正如以上的“启蒙谣”：启蒙启蒙，以蒙启蒙；蒙而未启，历史走错了房间。这里，不妨以胡适、傅斯年等人有关戏剧改良的讨论为个案，看新文化人在进步的名义下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症候。

自1898年严复翻译英人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以来（严复将此书意译为“天演论”），“进化”不仅成为直到1917年新文化那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且像“淘汰”、“竞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选择”等语汇也成了那个时代不胫而走的词，以致影响了我们一个世纪。这些语汇的意思很明显，不进步，即淘汰。这是一种二元对立的选择，甚至是假借于“天”（自然）的选择。当然，这里的“进化”即进步。正如胡适晚年在一次讲演中说“所谓进步，所谓演化，并不是整个笼统忽然而来的；是由一点、一滴、一尺、一寸、一分的很微细的变迁来的”。这句话包括两层意思：一，进化即进步和演化；二，进化本身就是改良。

1918年《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是戏剧改良专号，头条文章便是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在文学进化的观念下谈戏剧改良，不仅是胡适文章的立足，也是该期整个戏剧号的基本立场。可是，胡适的进化观或曰进步观却有致命的隐患。在“第一层总论文学的进化”中，胡适声称：“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是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是王国维的观点），但问题是，它和文学进步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很难说代有文学，后代文学就必然是前代文学的进步。固然胡适接着说：“周秦有周秦的文学，汉魏有汉魏的文学，唐有唐的文学，宋有宋的文学，元有元的文学”。这些时代是不同的，反映这些时代的文学也当然不同，但不同不等于进步。我们不能说汉魏文学是周秦文学的进步，也不能说唐宋文学是汉魏文学的进步。在某种意义上，像周秦时代的诗经楚辞已经成了一种文学典范（如同希腊神话），它是不可复制的，难以超越的，甚至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唐诗宋词亦如此，唐律是唐代文学的绝唱，宋调是宋代文学的独步。元曲只是与唐诗宋词不同而已，但它绝不是唐宋文学的进步。文学可以演化，这种演化是不同向度上的变化，并非以进步的形式出现。各代文学之间，文体有变，路径不一，它们在优劣上甚至无从比较。胡适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文学进化的第一层含义，“最容易明白”，“不用详细引证”。但胡适自己似乎就没明白，他的文学进化论仅仅是建筑在线性时间的维度上的。然而，进步并非时间上的进步，更重要的，对进步的考量应该是一种价值维度。就像新的（时间上的）未必就是好的（价值上的），时间上的进步也不等于价值上的进步。六朝齐梁间的诗歌，浮词绮糜，相较于远在它之前的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毋宁是一种退步。唐宋元明作为时代的自然顺序虽有时间上的递进，但它们文体各异，价值不同，彼此之间，何进步之有。因此，胡适以代有文学而论其进步，这样的文学史观如果不能成立，这样的进步观却更为有害。

落实到戏剧改良，它的有害就在于中国传统旧戏的取消。中国戏剧从古代“歌舞”起源，到元时发变为说白与唱工并重的元杂剧，以后沿着这个路径发展，一直到现代京昆。可是，胡适声称中国旧戏“受种种束缚，不能自由发展，”因此，“这一类文学的进化史，全是摆脱这种束缚力争自由的历史。”这些束缚是什么呢，在胡适那里，就是旧戏中特有的唱工、武打、脸谱等形式因素。其中唱工尤为胡适等反对：“中国戏剧一千年来力求脱离乐曲一方面的种种束缚，但因守旧性太大，未能完全达到自由与自然的地位。”因此胡适的主张是废唱归于说白。然而，中国古典戏剧严格地说就是戏曲，曲是中国戏剧的点睛所在，无它则不成戏（比如前人往往把看戏说成是听戏）。这不仅在于戏曲本身就起源于歌舞，而且在长期的戏剧实践中，曲更是表达人物内心的一种独特有效的手段。没有曲，依然可以是戏，但它肯定不是中国戏剧了。然而，废曲或曰废唱，却成了新文化同仁戏剧改良的一个主攻目标。在胡适之前，钱玄同指责旧戏说：“中国旧戏，专重唱工，所唱之文句，听者本不求甚解，而戏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另一位新青年的文化闯将刘半农也表达过类似的攻讦。在这样的情形下，废唱遂成为当时戏剧改良的一个焦点。

胡适等人讨厌旧戏中的唱本，这本是个人喜好不同；问题在于，他们却把他们不喜欢的唱视之为“旧”，又把废唱称之为“进步”。其所以如此，是胡适等人以西洋戏剧为参照，因为西洋戏剧是废唱的。胡适说得很清楚：“西洋的戏剧在古代也曾经过许多幼稚的阶级，如‘和歌’（Chorus），面具，‘过门’，‘背躬’（Aside），武场……等等。但这种‘遗形物’，在西洋久已成了历史上的古迹，渐渐的都淘汰完了。这些东西都淘汰干净，方才有纯粹戏剧出世。”言下之意，中国戏剧因其尚未淘汰唱工、脸谱等因素，还处在一个较低的落后阶级上。

这里可以做一个归谬。中国戏剧的改良必须废唱。其所以废唱，因为唱是落后的。之所以落后，因为西洋戏剧是不唱的。戏剧改良在新文化运动那里有一个预设：西洋戏剧=进步，中国戏剧=落后。此一预设显然来自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大前提：西洋文化代表进步，传统文化代表落后。有关文化的一切讨论，包括这里的戏剧，都必须在这个大前提下推演。于是推演到最后，与其说是戏剧改良，毋宁说是包括唱工在内的中国戏剧的取消。

这里可以再看傅斯年的《戏剧改良各面观》。不妨先领略一下傅斯年的语言风格：“就技术而言，中国旧戏，实在毫无美学的价值。”就京戏唱工，“‘京调’中所唱的词句，也是绝对要不得”；而京剧乐曲，“音乐轻躁”，并且“胡琴一种东西，在音乐上，竟毫无价值可言”。至于“中国的戏文，不仅到了现在，毫无价值……”甚至中国传统戏本身，“自从宋朝到了现在，经七八百年的变化，还没有真正戏剧！”通读全篇，文中充斥着“毫无价值”、“绝对要不得”之类的强硬表述，且口气显得是那么肯定、独断和绝对。这就是这里所要剖析的在“进步论”之下的另一文化症候：“绝对论”（或曰“独断论”）。

绝对论和独断论乃一语之两用。如果绝对论更多是一种思维内倾的话，它的语言表现就是独断论。以上傅斯年的表述用英国学者伯林的看法是“独断式的确定感”。伯林是在谈历史上的“目的论”时涉及这个话题的。在伯林看来，一个目的论者“所以会泰然坚信他们一切所作所为，因为目的是合理的，所以行动也都是有道理的，其原因就在于这种‘独断式的确定感’”。这里的目的论不妨是进步论的另一表述，进步本身就是目的。如果落后是要挨打的，那么为了进步，还有什么不可以呢。在这里，进步是一种话语制高点，站在进步的立场讲话，特别是它面对它所认为的不进步反进步甚或落后时，它的文化优势使它的话语在充满优越之外，必然带有二元对立、一元独断的绝对论倾向。

无论胡适还是傅斯年，他们的文学进化论其实主要不是在谈文学自身的进步，而是在比较两种文学的高低。这两种文学（具体而言是戏剧）一中一西，西方代表进步，中国代表落后，因此，进步的含义在这里就是以西方为参照并向西方看齐。然而，中国戏剧的落后与其是一种实然，毋宁是一种推演。但推演即演绎推理在康德那里是推不出任何新知的，因为它的结论已经预先蕴含在大前提里了。如果大前提有问题，则结论更靠不住。落实到这里的戏剧，情形正是如此。不错，中国文化的确落后于西方文化。但，问题在于，文化这个概念太大，文化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谈文化的进步与落后，需要在文化类别上作分殊。比如，近代以来，中国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远远落后于西方，这毋庸讳言。但，如果就文化中的艺术和艺术表现而言，比如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戏剧等，就很难说它是进步还是落后。以戏剧论，中国戏剧和西洋戏剧本是两个不同的表演体系，它们生长于不同的文化土壤，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差异，这样的差异很难让人进行优劣比较（它几类于茶叶与咖啡的比，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欣赏口味）。然而，我们看到，一旦进入进步论的语境，东西之间的所有差异就不再是差异，就表现为进步与落后之关系。

在新文化运动那里，西方文化在整体上是进步的，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落后的。因此，正如后来冯友兰等人的表述：东西文化不是空间关系，而是时间关系；相应地，两种文化之争，不是东西之争，而是古今之争。前曾指出，新文化运动的进化观是建筑在线性时间的维度上，西方戏剧是新（故进步），传统戏剧是旧（故落后）。因此，当新文化把两种不同的文化（或戏剧）纳入到时间框架中按照线性逻辑编码时，本来是空间形态上的“差异”就变成了时间形态上的“落后”。问题严重在于，空间是三维的，时间是一维的，亦即，依空间而存在的差异本来是一种多元状态，但，一旦进入时间之流，多元就被线性为一元，并且是二元对立中的一元。这里的意思是，时间框架是二元结构，这二元中的两端，一端是进步，一端是落后，它们两者不复是空间中的并置关系，而是对立关系。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这种对立遵循的是“自然选择”的原则，即你死我活，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二元对立最终变成新的一端淘汰旧的一端的一元独断。由此可见，进步论的要害就是“一元论”，这个一元则是以“新”为其表征的一元。在这个“新”的一元面前，所有的差异都变成了“旧”和“落后”，并因此失去存在的理由。

以上便是进步论的逻辑。新文化运动因为新字当头，这个“新”便成为一种观念强权和话语强权。傅斯年当时还是一个学生，但其语言表述那么强横和独断，原因就在于后面有“进步”撑腰。二元对立的结果势必是一元独断。在新与旧之间，如果新是适者生存，旧便是淘汰对象。生物达尔文变成了文化达尔文，文化达尔文则助长了文化激进主义。从多元而二元而一元，彻底铲除中国戏剧，这就是新文化戏剧改良的路线图（其实，文化多元比文化进步更重要）。在新文化中人看来，中国戏剧根本就不是戏，而是“百兽率舞”。这是周作人的表述：“我们从世界戏曲发达上看来，不能不说中国戏是野蛮。但先要说明，这野蛮两个字，并非骂人的话；不过是文化程序上的一个区别词”。周的文化程序其实就是东西文化在时间上的线性排列。然而，中国戏剧落后而不自知，“反以自己的‘丑’骄人：这都是自然所不容许的。若世上果有如此现象，那便是违反自然的事，是病的现象，——退化衰亡的豫兆。”周的观点正是进化论逻辑在中国戏剧中的运用。按照进化论的游戏规则，这种退化衰亡的对象是要去将淘汰的，果然他的文章的题目就是《论中国旧戏之应废》。

其实，引进西洋话剧，从文化保守主义一方来说并不反对，它们本来就可以并存。不能容忍对方的是文化激进主义。《再论戏剧改良》是傅斯年谈戏剧的另一篇，傅再度声称“旧戏本没一驳的价值；新剧主义，原是‘天经地义’，根本上决不待别人匡正的”。傅进而表示“旧戏不能不推翻，新戏不能不创造。”（傅斯年）其所以如此，是“旧戏的信仰不打破，新戏没法发生。”这就是进化论旗帜下的文化激进主义，非得把新与旧人为地变成势不两立的二元对立不可。事实上，旧的不去，未必新的不来。考以20世纪中国戏剧史，西洋新剧的进来，并不必然导致传统旧戏的废弃。话剧、歌剧、京剧、昆剧，一个世纪以来同存共生。即使今天，戏剧整体在走下坡路，但至少看不出京昆二戏的生命力就必然不如当时谓之为新的话剧。在文化领域内，新旧同存，十分正常，并由此构成所谓多元。因此，当年新文化运动为革除旧文学旧戏剧所推销的“进化论”是一种知识上的伪论，它不是客观性的知识认知，而是属于权力运作的知识社会学。当“新”变成一种权力并不能容忍旧时，历史上出现的便是以“新”的名义的专制。历史往往是以进步的名义倒退，“进步”和“新”在这里起了蛊惑人心的作用。

从《新青年》以上的戏剧讨论，我们看到，什么叫文化绝对论，什么叫文化独断主义，什么叫文化一元，新文化运动现身说法，把自己展示得清清楚楚。这一切都是在进化或进步的名义下展开。尽管《新青年》标举新的文化观念，但这些观念并非因为新就没有问题。因此，打破“新”的神话，反思“进步论”所带来的一个世纪的蒙蔽，今天，是到了对新文化运动做清理工作的时候了。

 

今年2月，台北的黎明文化公司出版了一部对中共劳改制度的研究专着，书名是《万里大墻——中共劳改营的跨学科研究》。作者是魏纶和吴燕娜，魏纶是位美国人，英文原名是PhilipF.Williams，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博士，现在新西兰梅西大学任教，吴燕娜来自台湾，哈佛大学博士，现在加州大学河边分校任教。原着是英文，书名是《TheGreat Wall of Confinement──The Chinese Prison Camp ThroughContemporary Fiction and Reportage》，3年前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中文版是由两位作者自己翻译的。

作者引用法国学者亚兰。贝然松的一句话：”二十世纪是集中营的世纪。”一提起集中营，人们就会想起德国的纳粹集中营，想起苏联的古拉格群岛，而对中国的集中营，一般人的印象就不那么深刻了。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里写道，有一次当劳改营迁移到靠近中国的地方，犯人们都希望能离边境更近一点，以便能逃到中国去。可是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其实更坏。如中国作家郑义所说：索尔仁尼琴看到的是岛屿，而”我们中国作家所面临的，是大海，浩瀚无涯的古拉格大海！”近十几年来，包括吴弘达先生在内的很多人坚持不懈地揭露和批判，使中共的劳改制度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了解，其标志之一就是，”劳改”这个中文词被收进了权威的英文词典，《牛津简明英文词典》第十版和《牛津成语和寓言词典》都同时收入了LAOGAI（劳改）这个词语。

《万里大墻》的两大特色

《万里大墻》一书具有两大特色：其一是本书结合了整体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的细节描述，其二是它的跨学科性质。作者一方面对中国劳改制度的文化和历史渊源以及中共劳改营的创立与发展给出了整体性的理论分析，一方面又对劳改生活的具体情节给出了生动而细致的描述，包括劳改犯们是怎样被逮捕的，怎样被释放的，他们怎样生活，怎样死亡，他们怎样受审判，怎样受折磨，他们怎样被强制学习和被批斗被洗脑；在劳改营里，他们吃什么、怎样吃，干什么活，怎么干，犯人与犯人是什么关系，政治犯与刑事犯是什么关系，等等等等。

斯大林讲过：”杀死一个人是悲剧，杀死一百万人祇是统计数字。”这就是说，暴行的统计数字，不管数字本身有多大，也不管统计的有多准确，因为它是抽象的数目字，在一般人心目中反而留不下多深的印象。为了避免统计数字的令人麻木的效果，作者特意选出了若干具体的事例，使抽象的统计数字变成了活生生的形象，使读者的心灵产生强烈的震撼。作者采用的材料很广泛，包括政治学、历史、社会学的学术资料，也包括与劳改有关的回忆录、札记、传记作品和虚构的文学作品。

虽然本书的重点是毛泽东时期的劳改，但作者也指出后毛泽东时期劳改、监狱制度的类似情况和一些变化。诚如美国伊利诺大学裴理查（RichardPearce）教授指出的那样：”这本书几乎包括了所有跟劳改制度有关的各方面资讯，是这个题目在未来长久的一段时期内的权威著作。”中国的劳改营以其规模大、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而著称。在劳改营中，除去刑事犯外，政治犯占相当高的比例。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政治犯，其实大部分是良心犯。换句话，他们并不是因为反抗现政权或侵犯其政治秩序而被缉捕，他们仅仅是因为思想、言论、信仰而被拘禁。其中一些人之所以被当局定为敌人，并不是他们作出过什么与当局为敌的行为，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身份。

在中国的劳改营里，政治犯常常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受刑事犯监控，待遇比刑事犯还要坏。犯人们被迫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在这里，劳动主要是一种惩罚，而不是为了经济效益。犯人们不仅在劳改期间备受虐待，出狱后仍然受到骚扰和监控以及其他种种歧视。和苏联的古拉格不同，苏联的古拉格强制犯人身体劳动，但它差不多总是不理睬犯人的心灵。中国劳改制度的一大特点是强调对犯人的”思想改造”，包括强迫性的政治学习，没完没了的写思想汇报，检举揭发和大大小小的批判斗争会。

毛泽东死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刑法和监狱制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譬如在1994年，中共颁布明文，正式取消”劳改”一词，一律以”监狱”来称呼各式各样的监狱；政治犯、良心犯的数量也减少了许多。”如果我们以国际标准来衡量，邓江胡时期的监狱比毛泽东时期的牢狱看起来要’正常’得多”.但是作者正确地指出：”我们有很多理由对这样一个乐观的看法感到怀疑。”因为在中国，一党专制依然如故，且毫无放松的迹象。在中国，依然是党大于法，权大于法；犯人在监狱中受到的实际待遇和当局的冠冕堂皇的纸面上的规定仍有极大的差距。在这里，作者表现出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观察力。

就以政治犯、良心犯数量的减少为例。不错，今天中国的政治犯、良心犯比毛时代少多了，但是这能说明多少问题呢。老话说”杀人立威”，那么，威一旦立起来了，人自然也就可以少杀一些了。正像在清代，雍正乾隆之后，文字狱确实少了；但那未必是皇上变得开明了，而主要是臣民怕入骨髓了。君不见马戏团里的老兽，很少挨鞭子。

赤裸裸的邪恶作者指出，和毛时代相比，邓江胡时代的中国监狱生活实际上没有多少变化。”很明显的例外是邓江胡时期其实不注重毛泽东式意识形态上的’改造'”.这一例外非常重要，最能够揭示今日中国监狱之特性。著名的右派份子林希翎女士讲过这样一段故事。当初她被打成右派，受到猛烈批判，开始时她据理力争，信心十足，坚决不承认错误，可是当她被告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国会讲话对她大加赞扬，她却支持不住了。她想的是，既然美帝国主义的头子都在说她是对的，大概她就真的是错了。这种事要是发生在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在今天，如果某个中国的异议人士得知自己受到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领袖的高度肯定，他祇会感到倍受鼓舞而更加信心坚定。

在毛时代，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颇有威力。中共自以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人民，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整起人来理直气壮。在那时，不要说一般民众，就连大部分异议人士在主观上都还是认同那套意识形态的。他们缺少另外的精神资源与官方的意识形态相抗衡。这就是毛时代中共注重”思想改造”并能取得某种成效的一个原因。自邓小平时代以来，特别是在经历了六四事件、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尽管说到目前为止，中共的改革仍然祇限于经济领域，但是因为这种改革是在把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那对于原有的意识形态也有釜底抽薪的颠覆效果。在资本家可以入党（其实首先是共产党变成资本家），工人农民等”领导阶级”沦为弱势群体的今天，再强调什么”兴无灭资”的”思想改造”岂不是莫大的讽刺？与此同时，今天的异议人士则坚信他们坚持的是人类普适价值，历史是站在他们一边。现在的问题，早就不是共产党要从思想上改造它的对手，而是它的对手要从思想上改造共产党了。

回到前面引用过的法国学者贝然松的那句话”二十世纪是集中营的世纪”.为什么二十世纪会成为集中营的世纪呢？原因就在于极权主义的兴起。而极权主义、尤其是共产极权主义却是以建立人间天堂为目标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讲过：谴责古拉格群岛是容易的。但极权主义不仅仅是古拉格。极权主义不仅仅是地狱，而且它也是天堂。它是千百年来植根于人类心灵深处的一个对完美社会的憧憬和梦想。人们建立极权社会，本意是为了在人间建立天堂。为了建立起这样一个完美的天堂，人们就必须把那些不完美的人或事清除掉。于是，在天堂工地的旁边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古拉格。随着天堂工程的朝前推进，那个古拉格也越变越大。以至于不用多久，古拉格倒变成了天堂工地的主体，而天堂本身的营建却被抛到了一边。到头来，人们也就弄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在建造天堂呢，还是在建造古拉格？

按照这里的说法，人们是为了建立人间天堂而建立起人间地狱，那么，随着天堂梦想的破碎，地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乌托邦不存，古拉格焉附？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共产党一党专制也就结束了，集中营也寿终正寝。唯独中国不然。唯独在中国，劳改制度仍然存在，尽管其规模有所缩减，然而其性质却更加恶劣。因为失去了天堂的美妙包装，地狱早已是毫无掩饰、一丝不挂。假如说毛时代中共对人民的镇压多少还是出于哈耶克所说的”理性的致命自负（fatalconceit）”，那么，今天中共对人民的镇压则完全是出于王朔说的”我是流氓我怕谁”.

今日中共的邪恶，乃是一种赤裸裸的邪恶。而就是这样一种赤裸裸的邪恶政权居然还能存在，居然还能被不少人所容忍，甚至还能受到某种赞扬。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应当怎样来面对这个问题呢？掩卷之余，不禁令人深长思之。

《北京之春》2007年11月号

 

历史是由行动者来创造的。也许今天，我们有必要再次去重温这个道理。因为，中国又到了一个转折阶段。如何认识和推动当今中国的转型？如何寻找新的改革动力？如何在全新的历史背景下塑造现代的中华文明形态？人们在思考和探讨这些问题，近些年的各种理论争论多少都与此相关。

从改良到革命，从革命又到改良，中国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经几次重大的转变，更换过几个现代性蓝图。每个时期都有要亟待解决的课题，每个时期又有其与上个阶段的承续和断裂，也都沉积下某些成果，而在不同时期之间也有其内在的连续性。作为构建现代性的蓝图之一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最终的失败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经过三十年的演变，发展至今天，面临些新的重大抉择，出现一些新的现象。笔者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粗浅思考，可以简单归结为下面这样一种表述（见文后注）：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维权运动消解权贵结构，达成和平转型，再造文明基石。

权贵结构和权贵集团

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时期我认为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后共产主义蜕变；二是全球化。中国正在共产主义革命及其制度的遗产上探索新的道路。这笔遗产在制度上，利益结构上和文化心态上，从多方面影响和制约着现在的探索。而从九十年代以来加速的全球化过程则为这种探索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压力，也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那么，共产主义革命和制度的遗产对后共产主义的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有什么影响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从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看，主要是中国采取的一条腿改革的战略，即保持政治极权而只进行经济改革，或者说，以政治极权促进经济改革造成的问题。这个战略使得中国的改革在重新分配社会集团和个人的发展资源和机会时，深受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结构的制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这样一个权力结构的运行中重新分配资源和机会。这样的过程使得不同集团获得的机会和资源自然很不平等，也严重缺乏公正。

众所周知，现代化必然伴随着一个社会分化过程。近三十年来，中国也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全方位的分化过程：国家与社会分化，国家内部权力结构分化，社会结构的分化，以及政治与经济的分化等等。这是社会和经济被激活的最主要原因。但中国的分化也带有些特殊的问题，如分化的不对称性和不平衡性。从社会分析角度看，这种权力运作下的经济改革造成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权贵集团，造成一个权贵结构。这个集团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富裕集团，也不是社会概念上的上流社会，而且具有极大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是政治和经济的直接结合，催生这样一个集团和这样一个结构。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都是与这个集团运用其掌握的经济社会政治资源、依靠结构提供的便利而为自己谋取私利有关。在股市、房地产和其他涉及资源和机会分配的关键性制度改革与发展中，这个集团都是幕前或是幕后的推手，使得类似于发达国家的一些经济制度和措施在中国常常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后果，甚至包括中共高层推出的一些旨在改进现况的政策也根本无法得以贯彻落实。同时，一个令人担忧的是现象是，这个权贵结构依托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开始出现自我强固、出现借用法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布迪欧（Pierre Bourdieu）用来分析社会结构常用的一个术语结构自我“再生产”的趋向。

这个权贵结构不仅是当下中国诸多问题的症结，使得发展成果不能平等地造福于全社会而是非正常地向少数人倾斜，且发展成本却不公正地由多数人承担，多数人的生存条件绝对或相对恶化，从而导致社会紧张和冲突加剧。同时，这种结构也是中国进一步发展和全面改革的最重要的障碍，构成中国发展的瓶颈。这个权贵结构是中国肌体上的癌症，可以急剧地扩散并吞噬整个社会发展果实。被许多人寄以希望的所谓中产阶级的能否突破这样的一个结构的窒压顺利生成实在有待观察；而中国现在全面的道德沦丧也不能说是与此无关。

这个集团的主要制度成因当然是集权政治，或者说是，共产党政治；这个集团对抗社会的最大资源也是这个共产党极权政治；因此，我们很难指望依靠执政者单方面在集权结构中靠行政方式解决问题。目前的中央表现出一定的理性，意识到不均衡发展的问题，但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方式受结构所限，常常在摇摆和探索中进一步将问题恶化，如秦晖所描绘的那种“尺蠖效应”。纪检、信访和监察等机制都被证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么形同虚设，要么被权贵利用。这方面仅有的一些上级对下级的有限约束、惩治效果，事实上也往往是与权力内部的斗争有关。腐败的大规模扩散和结构化，既是这个权贵结构的成因之一，也是其表现和后果。

维权运动、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

“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吕氏春秋？尽数》）中国需要新的社会运动，新的健康的社会力量、新的社会行动者参与解决问题。笔者认为，维权运动就是这样的社会力量，维权人士和参与维权的公民就是这样的新的社会行动者。传统体制的分化造成了新的社会主体出现，但由于这种权贵结构和现有政治结构的压制，这种社会主体又没有获得完整的自主，权利受到戕害，维权运动由此而生。维权运动是公民对于权贵结构的反抗，是在对自身权益觉醒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自觉行动，是以合法、理性、和平和渐进的方式进行建设性的行动，以争取重新分配资源和机会，抑制权贵结构的恶性扩张，补偿社会受害者，最终寻求逐渐建立法治社会、消解权贵结构，来重建正义秩序。维权运动也是一个文化更新运动，它有助于帮助中国人确立自己以往缺乏的公民主体意识。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也存在许多民主和法治的制度设计，但多徒有其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承载主体，这当然是当局限制所至，如维权运动能健康发展，就将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的内容和生命力。维权运动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再造运动，为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建设打下基础，因为，是在这类维权运动中才可能培养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发展出让各种行动者、各种阶层都能接受的新的机制和制度解决方式来维持稳定和发展、建构新型的公民与国家的关系。

从制度和政治角度来看，这样一场新兴社会运动的产生是体制开始开放又没有全然开放、民主提上日程又没有民主、社会空前活跃却又受到制度窒息的结果。极权时代，由于全能政府的整体性控制，显然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社会运动的。而如果中国具有一个开放的体制，维权运动依然会有其存在的必要，但形式和诉求、与国家的关系自然也会与我们当下看到的相当不同。当下的维权运动的诞生背景恰恰是后极权时代中国的转型。其得以出现的政治条件是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以及官方为应对这样的合法性危机和治理危机所推出的“依法治国”等国策，其制度条件是一些法律制度的创设和恢复。依当代著名社会运动理论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的看法，不是哪种集体行为都能被称其为社会运动，社会运动是具有历史意含的集体行动，是对手（adversaires）但不是敌人（ennemis）性质的斗争双方围绕一个共同的有关社会方向的标的（enjeu）进行斗争和博弈，各自试图以自己的理念和利益来阐释和据有这“标的”；缺乏或是撕毁这样一个共同的标的，也就是说双方之间发生断裂，“不再有共同语言”，社会运动便将不复存在，代之将是民粹性的社会或政治运动或是以消灭对手、摧毁整体社会结构为目标的革命，而这，印之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又常常最后转向一种专制和独裁的状况。因此，社会运动本质上就是民主性的，不是以消灭博弈对方为前提的。以西方近代以来最典型的社会运动“工人运动”为例，工人阶级以劳动、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的价值来衡量现代生产和生产关系，以分享生产的果实和具有保障为诉求展开斗争；而作为其对手的资本阶级则代表理性化的需求，以生产的绩效为标准衡量一切，在分享生产的果实上具有支配地位。如何衡量看待现代的生产方式和分配其果实，这构成双方的博弈和斗争的“标的”，这个运动贯穿现代西方历史，构成西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

对维权运动来讲，因其面临的后极权背景所决定，其包涵的内容也极其广泛，从政治权利到经济社会权利的权利争取都成为其内在的、相互关联的部分。博弈和斗争的“标的”是围绕法治国家的建设、发展成本的承担及其成果的分享。对权贵集团一方来讲，强化现有的结构，使“法治国家”的建设工具化，是其利益和目的所在；而对另一方维权运动的参与者来讲，则是要将“法治国家”建设成为普通公民的权益和尊严能够得到保证的现实制度，并以此保证发展的成果能在公正的程序上得到共享，发展的代价不被社会大众、弱势群体所独自承担。现行的一些制度和某些政策如“依法治国”以及经济的发展，促成和激励了双方的互动、博弈和斗争。但这种互动、博弈和斗争能否最终找到一个共享的价值基础，走出一个良性互动的格局，也就是维权运动能否最终获得合法性，取决于博弈双方能否真正认同和共享民主和法治的价值，也就是认同以制度的方式调节利益和保证赋予每个公民的平等权利不被剥夺。同时，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内的公民运动的新浪潮，NGO的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传统的政治和社会关系、文明理念，塑造新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和新的治理模式。中国的维权运动也受到其重大的影响，而就公民参与、张扬普通公民的主体性来讲，维权运动也是与这样的大潮甚至和自己国家百多年的一些传统精神相通、实践相连，尽管，因背景和面临问题的不同，我们还是不能忽略彼此间一些本质上的重要差别。

如果我们象某些评论者那样将维权运动作狭义的限定，也就是不包括以争取政治权利为目的的民主运动的话，我们可以说，后者能在中国真正生根、结果的前提是维权运动的深化和维权力量的壮大；同样，维权运动能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最终不蜕变为激进运动的条件也必然是民主运动的进展，政权民主化的逐步展开。事实上，正如我们观察到的，因后极权的制度和历史背景，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这两者是无法截然区别的，各种层面对自由和权利的争取和维护常常是相互关联。那种过去一些时期经常听到的关于是“先争得自由还是民主”，“消极自由或是积极自由哪者为先”的争论，在这种背景下意义甚微：因为，两者互为因果，互为条件。也因此，新左和自由派之争中的共同底线问题其实也简单，那就是争取和捍卫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自由派和‘新左派’争论中的有些问题是伪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在争取和捍卫公民权利这面旗帜下团结起来。那些不从事社会运动和民众权益保护运动的所谓的”左派“绝对算不上是左派；在中国情境下，那些不关心社会大众的权益的”自由派“也绝对不是真正的自由派”。（见笔者五、六年前写就的“知识分子，权力和民主──后毛时代以来的民主话语和实践”一文）。从西方的历史来看，右派和左派在历史上各自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领域在推动公民权益的不断扩展和守护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下出现的某些新左派对此或许毫无了解、或者有意忽视，与他们推崇的西方的左派相比，其所具有的中国特色也着实令人费解：自喻左派，却绝不涉足任何社会运动和争取公民权益的活动；汲汲于对国外民主制度的批评，却很少敢于对现行体制加以批判，提出任何可操作的扩大公民权益的制度设想。口口称美马克思主义，却忽视马克思、恩格斯参与社会运动践行的勇气。……这一切，只是见证了这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的道德贫血、犬儒和事故。同时，那些以自由为名，周旋于权贵之间的经济“自由派”学人们，圆滑、卑下、自我虚骄，鲜少触及中国真正的自由问题，更有甚者，沦为权贵结构的论证者，成为鲁迅所谓的“帮闲”、同谋。在某种意义上讲，维权运动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检验其道德勇气和理论真诚的场域，未来有关这一段中国历史和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书写都必将与此息息相关。

把握历史机缘

中国的转型启动于上层，社会的复苏和活跃造就了全新的社会动力和问题，现在，是到了必须调整整体国家结构对此做出回应的时候了。笔者认为，维权运动和权贵结构两者的发展速率、参与维权运动的公民和权贵集团的博弈，最终将决定中国的命运。在现实看，关键是执政者是否有足够的理性睿智看到这一趋势和博弈及其对中国命运的影响和意义。如果执政者以传统的意识形态眼光和政治安全稳定的考量看待问题，受制于权贵集团和权贵结构的约束，就会视维权运动为不安定因素加以打压，从而堵死中国和平理性地建设法治、化解权贵结构的机会，从而使得权贵结构更加钢性化，强化社会经济文化的畸形发展，最终要么陷入拉美式的停滞、丧失民族健康发展的机缘；要么就是引发社会更大的动荡。

仅就中国来讲，这也并不是没有前车之鉴。20年代和30年代也有过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当时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都市，比较起来绝不输于当时许多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的都市社会，但不平衡的发展最终造就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崛起的社会基础和心态条件，从而在外力的作用和历史事件的激荡下，颠覆了一百年来的发展方向，使得中国至今还在品尝其苦果。

今天，虽然没有一个类似当年的中共的政治力量可以以大规模内战的方式颠覆现政权，但现状持续下去，一个新的民粹主义运动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现在不满的大众开始对理性合法方式失去某种信心或是在一些阶层里对毛泽东的思念抬头就是征兆。果真这样，中国不仅会有一劫，东亚和世界都将会面临着新的威胁。当局现在面临一个关系中国未来的历史性的抉择：是准备理性地引导中国转型，通过一些列的调试、让渡、沟通、转换，培育措施发展出新的社会、政治或经济结构；还是固守原有结构，迷信既有手段，听任权贵结构的恶性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埋下灾难的根源？未来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七年前在纽约的一个讨论会上，笔者曾很无奈和遗憾地提及，自己从来不是历史决定论者，在笔者看来，中国近代历史中攸关重大的历史转折事件和转折期都有多种可以造成后来历史有全然不同的结果的可能性，而极其令人悲哀的是：几乎每次都是当时各种可能中最坏的那种出现。除了人为的一些偶然因素外，当时的结构因素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人始终没能学会理性地、用现代的方式彼此化解冲突。但愿在这必将到来的新一次中，中国人终能突破这个宿命，开出中华文明的现代格局。

（对这场运动的产生对中国转型的意义以及其行动者的特征、从中国现代性建设的宏观角度来看的历史地位，从2003年作为标志性的孙志刚事件后笔者便在多种场合多篇文字中加以探讨，但出于一种策略的考虑，多以外文进行。今后希望能以中文与关心此问题的朋友继续切磋探讨。这里发表的这篇文字基本上是以2006年8月底笔者在美国举行的“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转型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补充而成。）

 

《中国的卫星党》

［美］詹姆斯·D·西摩 著

 

本书是中共社会主义学院翻译并作内部发行的参考版。

本书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本书论述了中共的8个花瓶政党——民主党派，认为这些花瓶政党从来就不是什么政党，只是一些发育不全的机体，他们的存在，不是民主的体现，反而使集权体制更为可行。

本书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共的所谓民主是如何的一场闹剧，由读者独家提供此内部参考版给独立中文笔会网站，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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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朋友说，和记者一起吃饭，是世界上最有趣同时也是最危险的事情。你在饭局中会听到很多媒体上没有报道的新鲜事，其中不乏八卦秘辛，有记者在场的饭局总是不会冷场。同时，你也危险了，一不小心某句话就会在记者眼里成为新闻线索，哪天见报了都说不定。那么，和做出版的在一起吃饭会是什么状况呢？

也许这顿饭会让你成为作家。好的出版人整天脑袋里想着出书的事情，这也和记者差不多了，首先就会想着：这能不能出本书啊。老出版人沈昌文把“吃喝玩乐”当成是编辑秘诀之一，就是在吃吃喝喝当中增进了感情，获取了信息。而出版的天性又是一个媒介，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兼容各行各业。仔细看图书的分类，俨然就是一个小社会。比如，很多社会热点书都是记者们写出来的，医生能写健康保健的书，老师的教育经验也能出书，说不定你的童年经历出本书也会大热。

这种情况对于偶尔和出版人士吃顿饭来说是一种机遇，出书后接踵而来的是稿酬和知名度，是天下掉馅饼的好事情。但也不能每顿饭都吃出一本书来。

在很多时候您会是一名市场调查的受访读者。就拿本人来说，参加聚会时，话题快穷尽时就会和对方搭一句：“最近在看什么书啊？”这个话题就和万金油一般，什么都沾边。不看书的可以推荐，爱看书可以交流心得。最初只是为了避免端坐的尴尬，怎想到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恶习。长期积累下来，也大致会了解到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读者需求。尽管，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如此沮丧：阅读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因为，目前得到的最多的回答是：“不看书了，早就不看书了。”

你以为不看书就能躲过去吗？对于一个时时刻刻在思考出版的人来说，就算一只蚂蚁爬过也会马上想到《昆虫记》是不是该要再版了。于是当上菜时，他会热情洋溢地提及曾经出过的一本有意思的食谱，介绍里面的某道美食的佐料和烹制；当你打个嗝，他会说刚上市的健康书中能告诉打嗝的秘密，以及如何保养自己的身体；当你提到事业，他会说首先要有好的职业规划，某本书中说的就是这个观点；当你幸福地谈起自己的孩子，他会极力向你推荐一本家教图书，承诺第二天给你快递到户；当你感慨社会，他马上说到市面上正在畅销的某书就揭示得比较充分……出版就像一张无形的网，把一顿饭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任你变化话题，始终逃脱不了出版的五指山。

这还算是比较好的状况，至少还是在互动，书不过是一个载体罢了，谈的还是闲事。也会碰见比较投入地干出版的，会不知不觉沉入到自己的世界中。不只是谈到某本书内容，而是谈到了出版的技术问题。会说起某本书的版权如何来之不易，编书过程中如何费尽心思，卖书也是排除万难……他会和你分享书出版漫长过程中的快乐遗憾。你要做的就是当一个很好的听众，鼓掌会显得比较做作，至少可以含笑点头表示赞许。也确实，至少在这个过程中你了解到一个行业的细节，对外行人来说都是新鲜的，也还不算坏。

你的人生也许会抽到大奖，参加一个饭局，旁边坐着的不是做出版的，就是搞文学创作的。文学成了事业，也就没了工作话题；生活总是要追求非常态的体验，唠些家常有些琐碎；偶尔说说八卦娱乐，总是绕回圈内小道消息，顺势转入探讨写作水平；再平常的作品，都要说些自己的观点，最好来几个生词……总之，物质的话题基本靠边，越说越玄乎。

某天，有一朋友有幸列席这样的饭局，席间发一短信现场直播：“我再参加几次，估计就能成文学青年了。”真是改造人的饭局啊！

那一刻，我幡然醒悟，可见，以前朋友们和我吃饭是多么地有负担啊！真难为他们一直这么隐忍。也明白了，现在为什么和朋友们吃饭更轻松、更开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