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由于现实条件限制而无法全面推行投票制度，自可循序渐进，但因此而根本就否定票决制度的必要性，就是自欺欺人了。*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或Discoursedemocracy），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界提出的一种民主的决策体制或民主治理形式。在这种体制中，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自由表达意见，并以公共利益为取向，愿意倾听并考虑不同的观点，最终通过公共协商（PublicDeliberation），做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

据说，当代学界领军人物，像美国的约翰。罗尔斯、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德国的于根。哈贝马斯等，都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那当然就是一种十分先进的民主理论了。而中国学者对于一切先进理论，向来都充满热情。尤其奇妙的是，有的中国学者突然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不需要投票的民主，那干嘛还要费劲引入什么投票民主？于是，“协商民主”似乎应在国内大行其道了，官民之间偶然进行的对话，也被这些学者说成了高级民主的典范。

不过，俞可平先生就提醒人们，协商民主是建立在发达的代议民主和多数制民主之上的，它是对西方代议民主、多数制民主和远程民主的一种完善和超越。这是很平实的评论。西方学者提出协商民主是有感而发的。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以投票为主要工具的代议民主、多数制民主确实存在缺陷，比如，选举中可能存在贿赂，代表可能被收买利用，代表又可能滥用权力，多数可以利用立法、决策程序侵害少数等等。西人提出协商民主，旨在借助广泛的参与及理性的协商，部分地矫正这些弊端。

只是，某些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经常容易把树冠当成了大树，把在根基之上生长出来的东西当成事物的全部。他们的理论是，树冠是最晚长出来的，所以是最先进的，因而，我们只要搬来树冠，就可以一步登入天堂。

问题是，如果没有根基，你连树冠的影子都看不到。仔细看看协商民主的要件就会发现，协商民主在中国真正普遍展开为时尚早，因为更为基础性的民主制度安排还不够健全。协商民主要求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自由表达意见。这一点似乎在现实中还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协商民主要求参与协商者以公共利益为取向，愿意倾听并考虑不同的观点。问题是，官员们如果不倾听大多数参与者的观点，这大多数又能怎么样？

所以，俞可平先生说，协商民主不是一种孤立的理论或实践。应当说，协商民主是以那些存在缺陷但又更为基础的民主制度的存在为前提的。更进一步说，完整的协商民主也内在地要求投票程序。即便人们十分理性，且完全以公共利益为惟一取向，但仅仅由于每个人知识的不同，七嘴八舌的协商也不可能作出最后的决策。因此，协商之后，仍然需要借助某种程序作出决策：要么由全体协商者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要么由一个高高在上的领导拍板。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所从事的事务，应当是治理领域中最为理性的了，大家也会平等地协商来协商去。但是，法院最终是要作出惟一的判决的，因此，仍然需要借助民主投票程序来决策。仅仅因为一个人的一只手，当事人的命运就可能大不相同。这有点残忍，但非如此就不足以作出决策。而且，如果不这样投票，让首席大法官自己决定，岂不更糟？

有鉴于此，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即使在党内，也要“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更不要说完善更广泛的民主选举等制度了。追求先进民主的学者固然可以说，没有协商，人们在投票时很可能不够理性，只考虑自身利益而不考虑公共利益。但反过来也可以说，没有投票制度，协商就没有基础，协商结果也没有意义。

所以，协商民主代替不了票决。有了票决制度，如能辅之以公众的深思熟虑，当然是锦上添花。但没有票决而高调赞美协商，就仿佛饿着肚子学习减肥术。由于现实条件限制而无法全面推行投票制度，自可循序渐进，但因此而根本就否定票决制度的必要性，就是自欺欺人了。

 

继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表达权”这个概念之后，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再度把“表达权”列为公民四权之一，强调要依法保障。“表达权”已是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关键词，这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表达自由因国而异，目前中国还需要谨慎而有序地推进。

什么是表达权？

表达权是一个宪法学概念，属于精神自由权范畴。在人权谱系中，自由权居于核心地位，大类包括精神自由、经济自由、人身自由，其中精神自由权包括精神内在自由权和外在自由权。精神的内在自由权即思想、良心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学问自由，它们是精神自由权的基础，但是这些内在的自由权只有表明于外部、传达于外部时，方能实现，这一实现途径就构成表达自由（本文的表达自由与表达权可作为同一个概念使用）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表达自由是更为重要的自由，没有表达自由，人类的一切精神性自由都无法实现。

表达自由是一种信息沟通的自由，它意味着通过口头、书写或印刷以及其他手段传递信息和交流信息的自由。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就是关于表达自由的规定，在世界各国的宪法中，它还常常包括请愿的权利。

表达自由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来实现，例如公共论坛的演讲、报刊杂志以及其他印刷品，广播电台、电视、互联网以及其他电子通讯工具，还有绘画、雕刻、雕塑、摄影、电影、音乐、戏剧等等，表达自由的实现既可以通过口头方式、书写方式，也可以通过形体的默示方式；表达自由既包括个体的表达方式，也包括结社、游行、集会等群体、团体的表达方式。

表达自由既是个人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途径；也是实现人民自治的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即通过表达活动，国民参与并实现政治决定。总之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表达自由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可见，表达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但是，表达自由因为同时涉及个人和社会两个维度，其中的冲突也就难免，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均衡，如何划定表达自由的边界，也就变得十分重要，一定意义上说它甚至对于表达自由能否健康有效地存在具有决定性意义。

表达权保护的中外简史

可以说，中国在现代以前，西方在近代以前，法权人权意义上的表达自由都是不存在的。即使辉煌、自由如西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通过国民大会给人们提供表达自由的场合，提供参与城邦政治的条件，但其自由也只是短暂的繁荣。杰出如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德斯、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也是死的死、流放的流放。对信仰自由和表达自由的迫害以至取缔，在西方长期延续。

高强度的压迫必然导致反抗，表达权的兴起在西方无疑伴随着宗教信仰的自由而来。湮灭的古希腊文明的烛光在任何一次西方的黑暗中，都起到了解放的强大作用。14到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鼓励了人们更为自由地表达政治、宗教和艺术，这初步开启了西方后来的自由运动。但是在17世纪之前的欧洲，政治性限制依然严重，各国统治者依然力阻表达自由的蓬勃兴起。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出版自由的国家，因此有必要简单了解其过程。15、16世纪的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星座法院试图禁止报纸发行，接着采用垄断授予的许可权制度，特权法庭的诽谤罪、叛国罪诉讼、特许制度（书商公会），以及国教会，这样三足鼎立，共同构成对言论出版的控制。但随着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冲突加剧，书报检查制度的有效性大大受限，不受书报检查制度限制的出版社终于在17世纪40年代出现，成为出版自由的标志性事实。这种管制与自由并存的状况一直持续到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17世纪末，1694年，英格兰国会拒绝许可法令继续生效，对出版物的事先限制终于寿终正寝。

继英国之后，第二个废除事先审查制度的国家是1766年的瑞典，它并在1838年终止了出版后的检查和惩罚制度。1791年，法国第一部宪法吸收人权宣言的内容，规定了保护表达自由的条文，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成文宪法中对表达自由做出保护性规定。但法国大革命后的政局动荡，使得这一规定长期处于不稳定且口惠实不至的状态之中。

在整个19世纪废除出版物事先审查的浪潮中，先后有14个欧洲国家废除了事先审查制度，即西班牙（1810）、挪威（1814）、法国（1814）、荷兰（1815）、比利时（1830）、德国（1848）、瑞士（1848）、丹麦（1849）、意大利（1848）、罗马尼亚（1866）、奥地利（1848）、塞尔维亚（1869）、保加利亚（1879）、俄国（1905）。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许多国家在废除事先审查制度后，好景不长，专制力量卷土重来，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钳制死灰复燃，例如法国、意大利、德国、俄国，尤其到二十世纪对表达自由的扼杀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自由和责任不可偏废的美国模式

这方面最经典的是美国。美国在表达自由方面的立法与司法，具有世界性的示范效应，值得稍作详细介绍。

1787年12月20日，其时身在巴黎的杰斐逊致函麦迪逊，对制宪提出具体建议：“现在我来告诉你哪些事情是我不喜欢的。第一，缺少一个权利法案，它明确无误地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人民有权用权利法案来对抗世界上无论哪个政府——全国政府或地方政府，任何一个公正的政府都不应予以拒绝或停留在推理上。”但麦迪逊最初不肯接受这个建议，他认为强权政府固然可恶，而如果人民滥用自由，也同样危险，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应取得均衡，不能用权利法案过分束缚政府手脚。但是，反联邦党人对公民权利的执著追求，最终打动了麦迪逊，而于1789年6月8日下决心将十二条权利法案提交国会讨论。1791年12月15日，因为十个州只批准了十条，于是这十条修正案正式加入联邦宪法。

从此，美国联邦宪法就有了包括著名的第一修正案在内的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就是关于精神自由权的保护条款，它的条文内容是：“国会不得对以下事项立法：确立宗教或者禁止宗教的自由活动；限制言论自由或者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或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这第一修正案，“第一”的这个本身就表明了它在权利序列中居于首要地位，它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世界各民主国家的宪法，虽然它的全面效力直到1925年才覆盖美国所有各州。

第一修正案保护了表达自由的事先不受限制，但它也不可能对危及社会秩序的表达予以放纵，因此这涉及如何确定表达自由的边界。1919年，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官之一奥利弗。霍姆斯大法官，在申克诉美利坚合众国一案中，确立了著名的“明显而当前的危险”原则。他在判决书中这样写道：“对言论自由最严格的保护，也不可能保护在剧院里谎呼失火而引起恐慌的人。哪怕仅仅说一些可能导致暴力结果的话也不能得到保护。……问题是，在每个案例中，其所使用的言辞是否处于下述情形下的使用，即它是否会导致明显而当前的危险；并且其所使用的言辞是否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即这种危险可能导致实质性的罪恶，其程度到达国会有权制止的地步。”

这一言论限制的原则，经过历代大法官对不同案例的阐释与运用，已越来越完备，但是不可否认，它并不完全被社会接受，因为看上去这条规则在具体案件中模糊性太大，即使霍姆斯自己，也曾在具体的司法中反对其他大法官适用该原则。至于美国在20世纪下半叶，通过案例而发展出来的其他许多规则，也都在深刻地影响世界立法，例如关于确立诽谤法上公共人物名誉权反向倾斜保护规则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等，不一而足。

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无疑是表达自由中最重要的内容，但表达并不仅限于文字性表达，至于烧毁征兵卡、焚烧国旗等行为，显然属于象征性表达行为，而另有规则。在各种类别的表达方式中，自由度显然也各不相同，例如，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对通讯的限制、对广播电视和电影的许可证制度等等。

从近代以来到20世纪，表达自由一直因国而异，无论是从保护的时间先后上，还是从具体规范的宽严程度上都是如此。20世纪上半叶，在盛行于欧洲的极权制度下，表达自由曾遭受灭顶之灾。虽然二战后，人们也在寻求对保障表达自由的国际性共识（例如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人权宣言》），但许多国家并不理会这种国际性共识，而国际社会暂时还想不出什么有效的解决办法。

当代中国表达权的保护问题

晚清以来，西方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数千年来一直踽踽独行的中国。自民国以来，中国的表达自由随着民间大学、报社、出版社的兴起，获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后来由于复杂的原因，表达自由这一重要的基本人权暂时中断，直到1982年，中国颁布新宪法之后，表达自由的保护才缓步重启，但保护的有效性仍然不足，具体而言，存在下述问题：

其一是缺乏政治性重视。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未能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即保护表达自由，有利于人民物质、精神生活的全面提高，有利于人民政治、文化素养的全面提高，有利于培养人民温和、和平的参政意识；保护表达自由也有利于国家的各方面建设，尤其有利于提升执政水平，有利于执政党在人民中获得普遍的信任和支持，同时表达自由还将有利于人民在面对国际事务时减少种族主义狂热。缺乏基本共识的这个状况如果长期延续，无疑将严重影响政权和社会的稳定。

其二是缺乏法律的刚性保护。所谓法律刚性保护的缺乏，不仅仅是指立法保护不足，也指行政权、司法权对表达自由保护的匮乏。

其三是社会也缺乏基本的表达权意识。由于中国历代缺乏对表达自由的法权保护，也由于现实训练的有限，中国社会在表达自由方面的认识，目前还十分模糊以至混乱。在媒体言过其实甚至虚假的报道中，以及言论的民事侵权案例中，甚至教授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案件中，都不难看到正确行使表达权的社会性匮乏。因此，当我们在批评制度没有提供实现表达自由的条件时，也应当有勇气反问自己是不是有资格享有这一珍贵的自由。所谓自由也好，权利也罢，都同时意味着义务和责任，没有人可以在享用自由和权利的同时，享有损害他人的特权。这是当前许多半吊子的表达自由追求者需要检讨的。

表达自由之船可以开始试航

十七大报告将表达权置于重要地位，这对其保护将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表达自由因国而异，目前中国还需要谨慎而有序地推进，对于表达自由的边界也要较为清晰地厘清，避免把好事做砸。

试水之航的号角一旦吹起，破冰之旅便值得人们翘首以待，甚至可能被全社会寄予厚望，提高到政治制度改革先声的地位。

 

特首曾荫权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种民主，以此警告香港市民，民主步伐不可操之过急，结果引来强烈反弹，逼得他第二天急急道歉。看来他果然是说错话了，然而他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呢？各方的意见却颇有混淆。例如有人发现内地没有一家传媒转载和报道香港行政长官的这番言论，以此证明他的错误有多严重。这种错是一种不懂内地政治氛围的错，不明白“文革”二字至今仍是官场禁忌，等闲不能诉之于口。更多人则指他侮辱了民主，因为“文革”恰恰是独裁专政的结果，完全站在民主的对立面，可见曾荫权的国史常识非常糟。

但是曾荫权真的错了吗？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马家辉兄就是众口一词中的谔谔一士，“他在他没有全错，你们也没有全对——曾荫权最需要的不是国情教育”(《明报》2007年10月23日)一文中指出﹕“文革是滥权，民主是限权”。意思是曾荫权并非不知道“文革”那种“谁跑得快，谁先到，先到公章抢到手，权就是谁的了”的真相，他只是不懂民主绝非盲目地追求权力滥用权力罢了。纯粹为了讨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人人斗快抢公章，人人争先夺权就不是民主呢？

 

我们今天常常挂在嘴上的民主其实只是民主的一种类型，也就是那种由百姓选出一群代表议政决策的代议式的民主。而马家辉兄所说的“民主是限权”则隐含了另一重大家对现代政治的理解，亦即行政、立法与司法等三权的各自独立和相互制衡。由于这一切都已成了常识，因此使得我们很容易对任何其它种类的民主理念都嗤之以鼻，觉得它们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民主，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度标榜的“人民民主”。

从字面上看，“人民民主”里的“人民”是多余的，既有“民主”又何必再加一个“人民”前缀呢？但是在政治思想史的脉络和政治实践的经验里头，“人民民主”则是意有所指的。首先，它要在实践上和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民主”有所区分，强调一种跨阶级跨界别包含了全体人民在内的民主政治。其次，“人民民主”就是要和欧美主流的代议式民主对干，以避免代议民主走向“资产阶级民主”的错误道路。而这种思路是有其哲学根源的。

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导师卢骚就很反对代议民主，他觉得选一帮专业政治人代表全民执政议政根本不足以体现人民的意志，顶多只是“加总式的民主”(will of all)而非更民主的“全体意志”(general will)。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也继承了卢骚的想法，认为人民选出的代表久而久之会沦为一群脱离群众的专业政客，使得政治成了一帮有钱又有势的资产阶级的玩物，窃取了人民的授权，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后反过来奴役大众。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英国前首相贝理雅可以在主流民意反对的情形下断然出兵伊拉克，和美国政坛习以为常的游说政治使一些有利于大商家的政策得以顺利通过。

至于马家辉兄谈到的“限权”和一般常被拿来和民主配套的“三权分立”，我们更应该注意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践史上，它们往往不是民主理念的逻辑结果，而是制约民主的设计。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的建国诸父在“费城制宪会议”时的经典论战，当时有不少人反对“三权分立”的构想，就是因为它限制了人民的权力。所以有代表提出大法官不该是终身制，甚至主张把法院放在议会之下。今天回顾那段为人称颂的美国建国史，我们不难发现除了民主之外，对“多数暴政”和「过度民主”的恐惧与提防也是它的重要主题。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代议民主的弊端？又该怎样落实「人民民主”的理念呢？举其大者，“人民代表大会”是也。“全国人大”在体制上是全国最高权力来源，不论行政、立法还是司法，最终都要归在人大之下。很多人批评这种体制容不下司法独立的空间，可是赞成它的人则会反驳凭什么让非民选的法官凌驾在人民的权力之上呢？再说代表的身分，也有许多人主张人大代表应该专职化，就像西方国家的民意代表一样。不过人大的原初设计理念正是要反对专职，让人大开完会之后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不致脱离群众蜕变为专业政客。

再回到「文革”的问题，没人可以轻易否认它出自于毛泽东夺权斗争的个人目的，更没有人能够否定“十年浩劫”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但是单纯地在文革和独裁之间画上等号，就太过轻视当时受鼓动的百姓的自由意志了。直到今天为止，都还有部分内地“新左派”的学者和外国的激进思想家如巴迪乌(Alain Badiou)以为文革在早期确实是场「真正的革命”、“民主的实验”。你可以说毛泽东讲的“大民主”只是煽动人心的说词，但是你不能说那些占领学校的学生和冲进政府单位夺公章的人全都不是“人民民主”的真诚信徒。对不少当时的参与者而言，文革真正是从根本改造人性，彻底打倒官僚体制，达成“没有党派也不再有国家机器”之革命理想的「伟大斗争”，是“人民民主”这个理念的终极落实。

 

说了这么半天，我的意图绝非要平反文革的恶名，也不是要替中共的极权体制涂脂抹粉，更不是想为曾荫权开脱错误；恰恰相反，我是要提供一个现代中国官方民主概念的系谱，循此才能看到曾荫权的真正问题。

首先，我们要注意曾荫权的言论其实是有所本的。曾有学者专门做过研究，指出自从邓小平上台执政之后，“人民民主”这个说法出现的频率就急剧减少了，政府甚至连“民主”二字都不大愿谈，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改变。与此同时，“稳定”和“发展”成了新的关键词，“革命”则逐步让位予“改革”。邓小平不喜多言“民主”不是因为他独裁(不要忘记讲民主讲得最多的正是大独裁者毛泽东)，而是因为他把“民主”(更准确地说，是“人民民主”)和文化大革命放在了一起。其实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在很多重新出山的老干部眼中，文革里的打砸抢，十年浩劫的种种乱象就是一种最极端的民主，“把权力交给人民”的最可怕结果；简单地说，暴民政治。

从这个角度上看，曾荫权甚至相当熟悉国情。问题是一个生长在英国殖民地，曾在哈佛攻读公共行政的香港仔怎么会接受如此一种非西方主流的民主观？怎么会认同“文革等于彻底民主”这种后文革老干部的看法呢？我想这就是曾荫权那种殖民地政务官的基本意识形态在发挥作用了。大家不妨比对一下他的言论和叶刘淑仪也要为之认错的“希特拉也是民主产生”那番话。这两位前高级公务员，一个说文革是彻底的民主，一个说民主也会选出暴君，表达出来的难道不是同一种心态吗？对这群经历了重重考验，晋身殖民管治机器高层的精英来讲，人民是盲从的，人民是愚蠢的。只要给他们权力，他们要不是肆无忌惮地挑战建制，就是挑出一个懂得煽惑人心的可怕恶魔。民主因此绝对有可能危害管治，破坏稳定。所以人民是要小心提防的，只有一群精英才懂得怎样驾驭他们，把稳定带给社会，在“稳定中谋求发展”。

换句话说，殖民地官僚的想法，和后文革时期那种“少谈政治多讲经济，少谈民主多讲稳定”的意识形态是亲和的。他们都很害怕人民；他们都以为只要一不小心，民主就会滑向民粹。这才是曾荫权的真正问题，他一方面鼓吹更多的公民参与，但另一方面却打从骨子里不信任人民。

 

 

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高层政治变局能紧紧吸引世界媒体的眼球，这就是美国4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以及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如目前的十七大。不同的是，美国是以媒体对竞选者的不断“扒粪”吸引观众的眼球。而围绕中国历届党代会的媒体报导却是另一番景象：在海外，这些党代会总是以其神秘性引起无穷猜想，说好说坏均有；而中国媒体却总是一片莺歌燕舞之声，借专家学者之口吹响“盛世华章”。

不过，这次十七大的宣传，较十六大多了一些“创意”，不再象以前那样，只是组织专家学者自弹自赞，而是巧妙地借海内外各路人士的口称颂十七大报告。

且看胡锦涛所做十七大报告如何“深得海内外各界人士之心”：

首先，借外商之口赞扬“科学发展观”。本来，强调“可持续发展”早在十六大就提出过，如何方能彰显新意？当局的宣传部门自有高招，英文版的《中国日报》派出记者采访了多位元跨国公司在华代表与商界领袖，如卡特彼勒公司总裁理查。莱文、中国欧盟商会会长伍德克、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等多人。他们纷纷表示“十分赞赏”十七大报告的科学发展观，感到“深受鼓舞”，“我们十分高兴成为中国进步与变革中的一部分”。

采访记者还“高屋建瓴”地概括说，“接受《中国日报》专访时，大家高度赞扬了胡锦涛的报告，称报告中提出的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走科学发展道路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等理念让他们深受鼓舞，使他们感觉中国是一个安全的、前景光明和更加值得信任的投资与经营目的地，并纷纷表示愿意为中国的科学发展贡献力量。”──中国政府无法制止《纽约时报》将“科学发展观”评论为“这是支持经济、社会和政治协调发展的一套崇高而空泛的原则”，但至少可以让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巨头们赞赏一回，以慰国人。

二是借弱势群体之口歌颂“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近些年来房产价格飙升，房价已成为中国平民不能承受之重。对此新华社自有高招，发表了一篇题为“百姓心系十七大：”是党给了我一个安稳的家‘“的报导，通过武汉市民汤荣花之口，讲述了一个低保户的幸福生活：一套二室一厅带卫生间、面积为58平方米的廉租新房，每个月只需交付33.6元的租金，而汤荣花的低保金每月高达700多元，足以应付日常开支。

记者还让汤荣花流利说出“十七大报告中特别强调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说得多好啊！以后像我这样住房困难的低收入家庭都会有个安稳的家了。”──民众生活得到如此大的改善，拆迁、征地等引得民怨沸腾的政商合谋的劣行一下就获得了正义性，没有征地、拆迁在前，政府哪能建造大量廉租房供无房户居住？

三是让海外侨界盛赞“呼吁两岸在一个中国基础上达成和平协议”的英明与宽容。以往历届党代会召开时，新华社消息总是介绍说海外华人如何拥护，这次有了具体内容。美国纽约的华人爱国侨领组织了一场“纽约侨学界座谈会”，各社团领袖争先恐后地赞扬胡锦涛的讲话以“‘和平策略’释放善意，既高明地回应了近一段时间以来台湾执政当局的不断挑衅，又向世界凸显了中国追求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充分显示出北京在处理台湾问题方面的政治智慧”──国内民众所不知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宣称的“海外统战三宝”──华人社团、华文媒体与中文学校当中，这次共有“两宝”出场，这些爱国侨领与中国领馆的亲密关系在海外也并非秘密。

权力的盛宴被一片高昂的颂扬声包围着，政府的严重腐败、人权遭受严重褫夺与堆积如山的各种社会矛盾都消失了。这情景似曾相识，当年毛泽东也玩过同样的把戏，只不过那时的外国友人是爱德格。斯诺和安娜。路易士。斯特朗等西方左派，底层人民绝不是以“弱势群体”姿态出现，而是作为旧社会的受难者与新社会的主人翁出现的。

如此看来，中共高层的政治智慧还没有“与时俱进”，充其量只是“新瓶装旧酒”，永远被毛泽东那巨大的阴影所遮蔽。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完满闭幕，而这次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名单其实跟大家当初所估计的没什么两样，这证明了虽然目前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党专政”，但是在人事更迭、权力转移上已经开始制度化、透明化。如果不是制度化、透明化，你根本猜不到谁可以进入中委、谁可以进行政治局。

目前，其实所有的评论界对于共产党之制度化、透明化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她是“一党专政”的。如果连一个党的党内民主都无法搞好，问题就大了。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新政治权贵，基本上是由同一个模做出来的，也是按照共产党过去权力更迭的模式产生的。

我们可以留意到在九位政治局常委中新增的四人，年龄最轻的是李克强，其次是习近平，前者是五十二岁，后者是五十五岁，而另外的周永康和贺国强都是比他们年长年，他们都是乎合所谓的“七上八下”，就是五十七岁上台，六十八岁便要下来，曾庆红就是因为年岁问题必须要退出权力核心。至于胡锦涛就在七十岁的时候退休，而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最高领导人的退休年龄。在胡锦涛之前的江泽民也好，邓小平也好，所有第二、三代的领导人都是超过七十岁的，而目前起码是把制度定了，就是“七上八下”。我为什么会花这么多时间谈有关年龄的问题呢？因为这样的“世代交替”日后在共产党都会如此，这将会成为一种制度，而这样的好处就是“老人政治”不会再于中国共产党出现。

不过，这次存在著一个隐忧，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胡锦涛是有意图很想去操控权力核心，说明白一点就是他想当“太上皇”。不幸，他跟邓小平不同，邓小平可以当“太上皇”，他可以当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的“太上皇”，又隔代钦点了胡锦涛，不过在胡锦涛当政之时，邓小平已经去世，因此他无法当胡锦涛的“太上皇”。至于江泽民是无法当胡锦涛之“太上皇”的，因为他俩都是邓小平所钦点的，而他当不了胡锦涛之“太上皇”，最好就是能够当在十八届时当总书记之人的“太上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李克强和习近平目前就是在争取这个位置。

按照目前的排名，习近平应该是管中央书记处的，他成为总书记的机会是高于李克强的，而李克强是属于团派的，于是有些观察家便会认为是江泽民赢了，胡锦涛输了，但是请不要忘记胡锦涛还有五年执政的时间，而五年的时间并不少，在这五年内，他是绝对有能力使得李克强可以接班的。如果没有改变“一党专政”的性质，纵使定下了年龄制度，这样的世代交替、权力转移仍然会产生纷争不断。

我读了一篇文章，我认为写得不错，它指出目前正在念小学的中国人可能会在他们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有一些民主改革。我认为要是共产党不放弃“一党专政”，“中国民主”仍然会是遥遥无期。

 

10月16日至22日，应新西兰一些团体和个人的邀请，我造访了这个美丽的国土，并与当地的民运组织和民众进行了交流，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本来是一次轻松的交朋友之旅，但是在访问过程的最后，却发生了令人愤怒的一件事情。

圣安德鲁教堂前之“六四”纪念石，是震惊世界的“八九”“六四”惨案发生之际，由当时留学於纽西兰的中国学生、以及专家学者和侨居的中国移民所成立的“中华民主联络会”，在得到广大爱好和平自由的当地民众支持下制作并安放的。它是当年纽西兰响应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支持天安门民主运动和抗议中国政府屠杀人民的象徵。十八年来纽西兰的民众薪火相传，每年除举行纪念“六四”集会以外，都会到纪念石前，缅怀为中国民主献身的烈士们，敬呈鲜花，悼念默哀。

然而，十月二十二日，这块“六四”纪念石上的铭文铜牌被撬窃走。而此铜牌被窃时间恰好是我到访纽西兰之际。在警方调查结果之前，我们不必点出这出丑剧的幕后主使人。但是凡是对中国1949年以后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想象答案。我们暂且就用“他们”来代替好了。

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几位卑劣的。它的卑劣表现在两点：

第一，他们不敢公开打击新西兰海外华人的民主热情，就採取这种偷偷摸摸的手段，背地里做这种小动作。不仅反应了他们的小人心态，也反应出他们内心的心虚。作为杀人犯，他们当年犯下的罪行至今仍旧是他们心中的梦魇，这使得他们无法容忍纪念死难者的象征物存在，这种犯罪分子的心里使得他们做出了这种小人勾当。就好像不敢对面较量的小人，只好偷偷去扎别人的自行车轮胎一样。

第二，六四已经过去18年了，海内外要求重新评价六四，让死难者安息的呼声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他们不仅对这种呼声充耳不闻，反尔变本加厉，在18年之后盗走纪念碑文。18年了，他们连死难者在地下的安宁都要去侵扰，这样的行径令人发指。请大家想想，如果是他们的父母的坟墓被盗窃，他们的心情又当如何呢？将心比心，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还算是正常人的心态吗？我只能说，他们的人活在光明的世界，你们的心却活在黑暗的世界里。

在六四2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他们这样的举动无疑对海内外的民主运动是一种挑衅，对此，我们不能坐视不理，因此特声明如下：

1.我本人愿意捐出500纽币，用于重新建造纪念碑，同时也呼籲新西兰华人跟进募捐。让我们重新把纪念碑安置回去，以慰六四死难者在天之灵。如果他们继续破坏，我们就继续重新树碑，让我们一起努力，在新西兰这块自由的国土上跟他们进行一场光明与黑暗的前哨战。

2.我呼籲海外各个拥有六四纪念碑的城市的民运组织和民众，警惕他们的类似行动，积极行动起来，保护六四纪念碑。同时，也希望借此机会再次呼籲大家，六四20周年的到来，他们必定做出种种阻挠海外纪念活动的举动。所有关心中国民主前途，所有对六四死难者怀有敬意的同胞，应当团结起来，让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

王丹

2007.10.24.

 

菲丽丝，说出来难为情，昨晚我梦中不断呼唤：菲丽丝，菲丽丝……叫得老婆都惊醒了。待我醒来，发现我抱着枕头入眠，嘴巴贴在上面，两只眼睛噙满了泪水，骚动的心情仍然如宋祖鹰唱的歌一样《洪湖水浪打浪》。

不瞒你说，自从你接受老公的小蜜赠送的面首，我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结，也不知吃醋，还是担心你中了圈套。前几天你说老公参加派对，异想天开想跟人家玩换妻的游戏，你跃跃欲试，不知荣耻，迫不及待的暗送秋波、跟人家干起杯来，甚至还叫人家陪你上厕所，更让我感伤难受。你尽管没说出最后的结果，我也知道有一顿没一顿的你，不会放弃这次享受。夫妻的荷蟹，要通过换妻实现，我看还不如不荷蟹！这种无耻的偷情，难道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难道符合科学发展观？

网上看到七老八十的夜郎前元首，十乞大期间，仍然开小差，一股劲的盯住女服务员的照片，你这么年轻，骚劲无处发泄，我当然理解。

说句题外话，朝廷开会，前任元首极不尊重现任元首，元首唇干舌燥的讲话，他不是做笔记、洗耳恭听，而是看手表、盯女人。看到他这么没命的盯女人，我完全相信外界流传的关于他的风流逸事。我认为，看在他过去的日夜操劳、劳苦功高，朝廷理应免费提供他几个女人，至少应提供他几粒伟哥，以让他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他的确性情中人，像我一样不隐瞒对女人的嗜好。不过，我是偷偷摸摸的，他可是明目张胆的啊！前任元首还多才多艺，他既会写诗唱歌、弹琴书法，又会梳头跳舞、签字割地，还会吃烤肉、说外语，无论英语俄语，还是婆罗洲语。

你问最近怎么不见我面，是不是对裸聊不感兴趣？叫我怎么说呢？你不晓得夜郎衙役最近网络封锁得厉害，只要上网，电脑就出现病毒，不是延缓、屏蔽，就是死机，根本没法跟你裸聊。估计为了顺利开展十乞大、他们担心人家捣乱的缘故。这次十乞大的确不顺利，尽管绑架殴打律师、软禁异议人士……花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仍然出了不少差错，比如上访户自尽金水桥啊，开小电车冲击大会堂啊，公开场所高喊“国家腐败”的口号啊。此外，核心人员非清一色心腹，这说明元首没有一统天下。因为历代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没有散了宴席，前朝遗老仍然坐在酒桌上的。

老实说，朝廷十乞大，哪怕十巴大、十酒大、二食大都不关我事，反正挂羊头卖狗肉，反正换汤不换药，我懒得关心他们的排座次！除非他们放了张林、杨天水、师涛、严正学、力虹五个兄弟，我才会喊几声十乞大万岁。我觉得这种交接，有点像动物世界，就像一只强大的黑猩猩，以禅让的方式，在领地上驱逐了另一只风烛残年的黑猩猩。为了生存，我们这些小猩猩，只好违心屈从处于上升通道的大猩猩。

与其关心他们的十乞大，我还不如关心眼前的事。最近厂里压死了个人，给集装箱活活压死的，死者家属来厂“做人命”，现场指挥的厂长没钱赔偿，急得轻度中风，我们难过得连月饼都吃不下，所以中秋节厂领导月饼不发了。据传，头头含着眼泪说，厂里资产都给人家掠夺，独自上市了去，眼前一个穷厂，叫我怎么赔工人的性命钱呢？

再者，政治过眼云烟，富贵海市蜃楼，比如元首，不过再坐龙椅1800天，后来的也至多坐3650天，我就不信这些人吃独桌，接二连三吃个没完，直至万世万万年！

不过，他们的网络封锁，阻止了我参加独立中文笔会的网络会议。病毒多如牛毛，我根本没法进入笔会社区，只好写邮件，以参加大会的投票。

这几天上天涯网站，发现论坛上有两个活动的漫画网役，我在本地网站也看到夜郎网役希望大家举报的徽志，于是就网络骚扰问题，向他们举报，可是找不到窗口，以让他们受理。于是发帖子。我说：“近年电脑一直给人骚扰，只要上网，没有一天不发生，严重还死机。电讯部门两次切断我的网络，它的宽带软件，还装有形迹可疑的软件，特此举报。”

这些人是谁呢？我说：你们是吃这碗饭的，应该晓得此人是谁！说不出此人是谁，你们就是吃干饭的，或者贼喊捉贼。可直到我给你写信，仍未接到他们的回音。

江苏／陆文

2007、10、24

 

   凭眺这最后一束的透明
   再见吧自由的精灵
   你这来自爱的陶醉的永恒
   正欲用那披在坎肩上的光芒
   轻轻地试干我的泪水
   我就在你的怀抱中依依离开
   太阳啊我如何与你道别
   迫降的云帕已变得遥不可及
   我就要到地心的深处去漂游
   以保留那永不下跪的芬芳
   在北极的冰窟中敲响隆冬的丧钟
   在这夜色膨胀的蓉树下
   静默的天王体味着我的虔诚
   我的目光将沿着星象穿行
   到达魂魄的彼岸飘零如雪

 

描绘中共十七大，我愿用三个关键词：王储、选帝侯、黑厅政治。

不确定的王储

中共的政治传统之一，是最高权力接班人的唯一性和明确性：老王钦定王储，王可立之，亦可废之，一言九鼎，不容他人置喙。

毛立刘，后废之；立林，再废之；临终仓促立华，则后王速黜之。

邓立胡，废之；立赵，再废之；继而干脆一石二鸟，同时钦定王储江及王储之王储胡，凸显其回光返照之老王威风。

然至十七大，老王已死。皇权萎缩，其威不足以加四海，点石成金强势钦定单一王储，已难孚众望，必须求助诸“选帝侯”认可了。如此，最高权力传承方式的变革，势在必然。

王储人选遂成为中原之鹿。

习近平、李克强这一对在十七大突兀诞生的双头王储，最终谁能修成正果，尚在未定之天。这就浮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高层权力结构：王储二元化。

于是，出现了王储的不确定性与竞争性，也诞生了某种历史的契机。

虽然，这一契机脆弱和微妙，稍有不慎，倘若权力结构中的两派乃至三派的有限平衡，向某一派极度倾斜，则立即板荡回潮，重回老王钦定单一王储的老路。

不确定性与竞争性是逼迫政客改善形象、邀结民心、积累政绩、服务公众的驱动杠杆，也是解开政治死结的可能契机。这一结构是一种削弱皇权的结构，是一种弱型制衡结构。有鉴于此，人们没有理由对之忧心忡忡。

“选帝侯”格局

目前的中南海高层权力结构，不由使笔者想起在欧洲特别是德国历史上曾有过所谓“选帝侯制度”。它指某些被称为“选帝侯”（Kurfürst，复数Kurfürsten）的诸侯们，有权选举皇帝（主要指选举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该制度恰是皇权萎缩之后产生的政治格局。

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皇帝为使其子作为王储最后继位获得认可，1356年在纽伦堡制订了著名的宪章“金玺诏书”，正式确立大封建诸侯选举皇帝的合法性。诏书确立了帝国的七个选帝侯。他们分别是三个教会选帝侯：美因兹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和四个世俗选帝侯：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藩侯，普法尔茨伯爵（或称巴拉提那伯爵、莱茵行宫伯爵），波希米亚国王。七位选帝侯选举出来的人称“德意志国王”，只有经过进军罗马，并由教皇加冕后的“德意志国王”，才能获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嗣后，选帝侯的各诸侯名称及人数，因应于欧洲的政治、领土等变动，经历了一些变迁，但其制度的基本格局则无大变化。直至1806年拿破仑勒令解散神圣罗马帝国后，这一选帝侯制度才丧失其实质意义，演变成一种荣誉爵位形式了。

我们不难注意到，十七大后的中共高层，已经形成一种类似“选帝侯”的格局：鉴于最高王权衰微，无人能单独钦点自己的王位继承人，不得不诉诸最高诸侯群体（政治局常委 及相当于该地位的元老），诸侯之间反复磋商妥协，派别之间，讨价还价，艰难磨合，才能遴选出大家均可接受的王储，乃至国王。目前的中共最高层——政治局九常委，由于双头王储的不确定性，他们对于未来的王者，更加相似于一个“选帝侯团”。基本上，团外之人是无权置喙的。如果剔除两位准王储，正是七位“选帝侯”。胡锦涛虽然贵为王者，位高一筹，但其威仍不足以笼罩全局，毕竟，每位“选帝侯”都是有投票权的。

虽然相似，但中共的“选帝侯”们，其权力的根基及其威望都远不及德国历史上的选帝侯。因为后者或挟其崇高的宗教地位，或 挟其尊崇的贵族身份以及由 传统、领地等加诸的光圈，其道德威信和社会地位都相当高，故而他们遴选出的皇帝，认受性较强，因此该制度能够在历史上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

反观中共的“选帝侯”，不仅道德威信不足，权力根基浅薄，更重要的，是他们身处之世，是王权衰微，“人民主权”天经地义的时代。当此之世，由几位“ 选帝侯”在密室里选出最高领袖，总是摆脱不了“合法性焦虑”的。有鉴于此，中共上层的这一“选帝侯”格局，只能是一种暂时性的安排。当然，作为最高权威递减之后演变出的一种过渡性格局，它可以缓解其内部因强人缺位导致的权力斗争，松弛其间的张力，可能承担某种阶段性政治功能。但是，却无法保证其权力传承的长治久安。

这是中共十七大后出现“选帝侯”的基本态势。其格局是颇为狭窄的，仍属“黑箱政治”的范畴。

从“黑箱政治”到“黑厅政治”
——从“选帝侯”到“选选帝侯”

然而，有一则动向似乎提示了“选帝侯”范围扩展的趋势。它意味着在中共内部，已经出现了两个层次的“选帝侯”制度尝试。

笔者注意到了《人民日报》披露，十七大前，中共曾经有试验，由四百中共高干投票选政治局。基本内容，就是中共设立了一个由四百多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投票选出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准推荐名单。整个过程分为五步曲：

一、今年九月二十五日，四百人的选举会投票，产生一张“可新提名为政治局委员预备人选的推荐名单”，或称为“准推荐名单”；
二、现届政治局常委参考推荐名单，以及党组织对可能人选的考察、各人廉洁程度、班子结构需要等，拟定新一届政治局及其它中央机构的“人选建议名单”；
三、十月八日，也就是十七大前一星期，政治局同意这份名单；
四、十月二十一日，十七大选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五、十月二十二日，一中全会按“人选建议名单”，选出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

我把这一步称之为：选“选帝侯”制度，称这四百人为“选选帝侯”，或“选帝侯的选帝侯”。

它的目标是，在四百人范围内，选出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即，选出“选帝侯”团。很显然，这四百人是“选帝侯的选帝侯”。他们虽然无权直接选“皇帝”，但是可以选“选皇帝的人”，即，可以选“选帝侯”；也即，可以间接选皇帝。显然，这是在更大范围内的选帝侯制度试验。

然而很遗憾，该“选选帝侯”仅仅是高度保密、被高度操纵的一次试验。试验结果，也仅仅是“推荐”给胡锦涛们“参考参考”，并无法定意义。也就是说，它并未进入真正的政治过程。

正如笔者与陈子明先生在最近一次对谈中指出的，倘若北京当局敢于公开地、正式地把上述“选选帝侯”付诸政治过程，把试验变成正式实践，则中国政治就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民主云云，就不再纯粹是挂在口头上的喋喋不休的呓语了。因为公开化，就意味着透明的游戏规则出现；因为范围扩大，也就意味着合法性基地的扩大。倘如此，人们是有理由对中国政治前景抱持某种谨慎的乐观期待的。

然而封闭性、神秘性，作为中共政治运作的基本特点，在上述试验中一仍其旧。这是令人沮丧的。然而，即使如此，鉴于“选选帝侯”达四百之众，其规模比较“选帝侯”大为扩张。因此，即便仍然黑暗、闭锁，倘若“选帝侯”制仍难逃“黑箱政治”之讥的话，则“选选帝侯”制就可命名为“黑厅政治”了。

虽然同被黑幕笼罩，但是，其中空间大小仍是非常重要的。对控制者言，他可以制造“黑箱”，他可以制造“黑厅”，甚至，他可以制造黑市……,但是， 他制出“黑省政治”“黑国政治”吗？广袤空间，“制黑”已经力不能及了。

显然，规模、范围之大小是极其重要的。

近来人们常谈论中国已进入寡头政治时代。其实，寡头政治已存在中国多年。而史家也常常注意到寡头政治转变为变革工具的可能性。事实上，当9个寡头，变为400个寡头，再扩展到更多“寡头”时；当中国政治，从九人的“黑箱政治”，走到四百人的“黑厅政治”，在走向几千人的“黑街政治”时……，当上述“选帝侯”制度试验的范围与人数不断拓宽，当千千万万人都获得了与“选帝侯”同等的权利，而“政治寡头”已经泛化到“寻常百姓”头上时，“寡头政治”也就名存实亡了。

那就是那个日子——大写的日子。

 

经过漫长而紧张的剧本设计，改写和彩排演出，17大这场权力交接大戏在核心层面终于落幕。深受这场大戏折磨的形形色色的观众也许可以松一个口气了，17大综合症结束了。不过对于戏台上的参与者来说，核心层面的落幕，并不意味着故事就有了完整的结局。魔鬼隐藏在细节中，核心层面的政治僵局需要通过非核心层面的阵地争夺来打破，因此未来几个月在权力边缘地带的人事和岗位争夺战仍然值得关注。

站在中共整体的立场来看，说17大是一场团结的胜利的大会，似乎并不为过。一个建立在破产理念基础上的极权主义老大政党，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克服着分崩离析的压力（参见拙文《分解共产党》），疲于应对尖锐的社会矛盾，以步履蹒跚的姿态，却依旧能穿越权力交接的地雷阵（穿过了吗？），这的确有些难为中共了。这也说明在机会主义哲学指导下，中共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回应性和灵活性。这种回应性和灵活性如何和民主化浪潮互动，肯定是一个值得留意的领域。

不过，把中共当成一个整体，虽然增加了描述的便利性，但是一些更重要的差异化信息却容易被忽视。在我看来，今日中共的整体性只以一种抽象的概念形式存在，面对话语体系，权力分配，利益争夺，目标设定等具体的实在的对象的时候，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中共存在了，有的是不同的人脉派系，不同的利益板块，不同的权力结构之间的竞争和博弈。从这个角度来看，17大既不胜利，也不团结。一个派系的胜利，就意味着另一个派系的失败，团结口号往往折射的是激烈争斗的现实。

换一个相对中观的层次来看，17大对中共简直就是一个灾难，因为它强化了一些危险因素。比如，权力交接更加不规则，权力布局更加散乱。我们可以简单做些分析。

中共关于权力交接有一套从来没有起过作用的规则，而真正起作用的就是一套潜规则。这套潜规则大抵是以钦定的方式培养接班人。这套体现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规则在党国体制下发扬光大。在毛时代，由于毛强烈的猜忌性格，使得接班人成为最危险的政治职位。在邓时代，胡耀邦赵紫阳也成为政治分歧的牺牲品，不过总的来说，最近的25年以来，在特定的时期，公众也好，党内中高层也好，对于谁是未来的接班人是有个基本的认知的。虽然这种认知也许是通过政治谣言，人民日报的微妙暗示，或者官场中口耳相传得来的。这种基本认知，虽然并不带来接班的确定性，但是起码在特定的时期，它能够对权力的重新排序起到一个引导作用，使得权力交接有一些预先展现的脉络，使得权力的外围地带，比如中央委员会成员，地方权力格局都按照差不多的规则散布，减少未来权力交接的震荡。但是17大的人事安排结果出现了一个双接班格局，习/李同台演义，胡苦心培养的储君李克强被习近平超越。并且习近平上海市委书记位置尚未坐热，从中央委员而直接擢升的方式显然违背了中共干部升迁的基本规律，这些现象说明中共延续多年的权力交接潜规则都被打破了。正式规则废止不用，潜规则也不遵守，那么权力外围在进行政治排队的时候，就失去了方向，这自然会强化中共内部本来已经炙热的权力派系斗争。

权力布局散乱指的是各个权力单位之间和人事脉络之间相互参绕，反制了原来的权力配置，执行结果变得不可预见。另外一个折射权力布局散乱的信号是中共元老院的兴起。中共的政治规则是讲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退休并不是政治生命的结束。这次老态龙钟的华国锋甚至在大会上睡着了，也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这种特质。不过最近连续三届退休的政治局常委，加上新步入元老行列的曾庆红，罗干，吴官正，退休常委组成一个元老院在人数上已经绰绰有余。与华国锋那样政治干花不一致的是，这些常委都是以光荣的方式退休的，而不是因为权力斗争失败而被驱逐，因此他们自然可以获得相应的政治待遇，比如获得知情权，通过非正式的方式施加政治影响。还有一点技术性的理由是，这些年退休的常委们，往往身体健康，有充分的能量来发挥政治余热。这种趋势其实在16大已经明显，而现在随着更多政治元老的加入，政治元老院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元老院对政治格局的影响逐步增加意味着中共权力运行的非规则性增加，意味着正式的权力机构，比如政治局常委，政治局的重要性降低，而元老院成为另外一个重要的权力源头，正如当年的中顾委一样。这些因素加起来，中共的政治黑箱已经从单数变成复数，政治运作过程也从直流变成交流，高层政治短路的机会也就增加了。

与这些危险因素相一致的最大一个特点是胡锦涛没有成为权力核心。他还必须和他过去的对手，现在的对手分享核心政治权力。17大之前，胡主导军队人事任免，枪挑陈良宇，再到接管中办，孟学农复出，这些系列事件所发出的强烈信号，人们很容易倾向于认为胡坐大，并成为新一代核心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新的政治局常委这个棋局里，胡勉强只有半壁江山。更加重要的是，黑马习近平跃升，竟然挡在了胡多年苦心培养的李克强之前，胡失去了通过锁定接班人并进而凸显自己权位的机会。这种老母鸡变鸭的政治蒙太奇使得本来清晰的信号变得混乱，身处政治漩涡里面的玩主们，自然而然的会追问军队真的在胡这边吗？胡对关键岗位的人事安排真的是可以显示他独特的意志吗？这些问题和答案都变得模糊不清。中共的政治权力格局在最关键的层面变得模糊和不确定。这种模糊和不确定对未来可能有哪些寓意呢？

首先它强化了最高层政治决策的低效率，在有风险的议题上高层将无所作为。未来数年经济社会内含的风险需要政治高层作出必要的决断，而这种政治僵局的存在使得中共无法有效提供必要的政治决策，这将使得风险累积，加大社会支付的成本。政治僵局使得一些前瞻性的政治试验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议程，并别说政治体制改革这样沉重的话题了，中共将逐渐失去对未来社会变革的主导权。那些期待中共进行制度性改革的春梦可以歇菜了。在我看来即使中共最高层有政治改革的共同意愿，真正推动起来那也未必就能推导到民主化的通道上。

当然这种僵局未必全是坏事，起码客观上中共内部派系的争斗使得体制呈现出一种功能上的权力制衡的效果，一方面降低威权体制的效能的时候，它也降低了威权体制的暴戾。这使得民间政治资源获得成长的空间，民间在未来社会变革的话语权大大增加。

通常来说，维系一个权威体制，需要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比如共产主义），特定的控制系统（比如克格勃），或者一个政治强人。当这三个构件都齐全的时候，极权主义完全控制着社会。当其中一些构件开始没落的时候，社会开始张显独立性。而如今，中共的这三个构件都已经破落不堪，这无可辩驳的说明社会已经进入转型期，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17大官方喉舌的“啼叫”阻挡不住社会结构开始转型的事实。

17大帷幕落下，政治角力将会继续，那么有哪些可能的轨迹呢？利益收买，连身定做的政治规则，选择性反腐败措施等等都是既有的套路（本文不详细阐述）。我认为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模式是：政治敲诈。那就是特定的政治集团通过强化党集体面临的危机，通过敲打亡党亡国的警钟来对政治对手进行讹诈，瓦解对手抗争的意志，获得更多的政治份额。通过这种模式也可以用来抑制和约束中共整个肌体的离心倾向。但是当中共内部的各个版块的独立利益凸显，并且可以和党的整体利益分离的时候，那么凭什么指望他们会为党顾全大局呢？17大的人事格局已经为这种结果埋下了基因。

在分析中共权斗的文章中，官场工作室的昭明先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的材料和视角独树一帜，他强调政治名器的作用，那就是谁掌握名器，谁在政治争斗中就可以拔得头筹。根据这种思路，胡虽然身陷权力僵局，但是政治名器依然在他手中，他可以挥动名器，逐步削弱对手，控制大局。不过颇具嘲讽意味的是，昭明先生支的招数在前，17大在后，现在结果表明胡没能利用好这些招数，名器没有在核心层面发挥期望中的影响，僵局依旧。其实仔细想来，政治名器这种说法只是用来迷惑局外人的，胡周围那些对手各个拥有自己的政治名器以及捍卫政治地位的决心。以现在胡的破脚鸭姿态，双接班架势以及政治权力的散乱化格局，胡已经很难打破僵局。也许胡只有得到能产生神迹的名器，才能力挽狂澜。那些没有读过刻舟求剑的故事，还在期待中国式戈尔巴乔夫的人们，为他祈祷吧。

太入戏的演员会忘记观众的存在。权力斗争这场戏一路演来，那些相互角力的角儿沉溺于谁高谁低，似乎忘记了原本他们是要取悦观众的，观众的掌声才是对他们演艺的肯定，观众才是最重要的名器。社会场景已经开始变换，而那些演员们依旧争斗不休的时候，是给这场恶俗的权斗表演嘘声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