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林白最新长篇小说《致一九七五》出版，接受本报专访
“肯定有很多人认为我不会写小说”
从《万物花开》到《妇女闲聊录》，林白近几年赢得了几个大奖，批评家们发现她从《一个人的战争》那种极度个人化和自恋的精神堡垒中走了出来，破茧为蝶，走向了一个广阔的外部世界。在《妇女闲聊录》中这种“出走”达到了顶峰，林白亮出完全向生活敞开的姿态，彻底地颠覆了她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她称通过这部小说，“我首先要做的是，把自己从纸上解救出来，还给自己以活泼的生命。”
两年之后，林白又捧出了她最新的小说《致一九七五》。这部结构奇特的小说，杂糅了风格内容迥异的两个部分：上部具有明显的自传色彩，以一种真挚的情感回忆故乡北流镇上的少年生活；下部则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创作了一部1975年的知青小说，半嬉皮半真实，有《万物花开》的狂想色彩。
在上部中，我们又见到了那个熟悉的林白：细腻的个人感觉，断片式的情绪流动，深入人心的细节描写。但与同样有自传色彩的《一个人的战争》相比，新作显然已经明朗活泼得多。林白在接受采访中直言不讳，《妇女闲聊录》只是满足她向外部世界张望的一个愿望，而“只有个人生命出发的写作才是属于我的，林白式写作”。她说：“我并没有按照批评家对我的期待来写作，这是比较欣慰的一件事。”
“你不要指望我说出一条两条哲理的话”
南方都市报：新小说为什么叫《致一九七五》，1975这个年份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林白：刚好相反，我选1975就是因为它没有任何标志性，只是我在这一年下乡做知青。如果我写1976，读者肯定一下就觉得有政治因素。我这个小说肯定不是政治文本，也不是“文革”题材。1975年只是“文革”后期的一个平凡年份。所以“一九七五”提示的是革命年代的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
南方都市报：但我仍然看到有评论说小说是表现了革命年代末期的那种疲态，在一般人心目中这个年份仍然会和特殊的时代联系到一起。
林白：只要读过林白作品的人，就会知道林白写的可能还是她自己的1975，而不是别人的1975，一个国家的1975。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也没有能力。政治备忘录不在我的范围之内。小说里也写到了政治，但你想想，广西北流那样一个地方，离中心多遥远啊。所以我在《别章》里面写到，大队补开周恩来的追悼会，一大班人挤上去看周恩来画像。中国那么大，即使是农村之间的差别也很大的。
南方都市报：你也没有用反思的角度去处理那个时代。
林白：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反思是知识分子的事情。审视还是有的，但你不要指望我说出一条两条哲理的话。但审视是非常冷静的，要有距离的，我不是那么冷静的。我下部有一些癫狂的东西，是在生活之中的。虽然隔了三十年的距离，但我又进去了。还是用自己的感觉和情感进入到当时的生活，情感的因素更强烈。
“我在文学的‘斜路’上走得很远了”
南方都市报：你感觉的1975是怎样的呢？小说写了一个知青故事，但你用了一种狂想的方式来写。这跟我们过去看到的知青题材小说很不一样。
林白：一个1975年下乡的知青，她的内心狂想是怎样的？这是我想表现的，我想写的跟别人不一样。1975年的知青比老三届的知青幸运多了。我们第一年去就有国家每个月给十块钱生活费，还供应米、猪肉、农具什么的，条件已经好很多了。我们那时革命激情完全谈不上，也没有那么苦难，就会滋生一种狂想。我一直觉得我会写那段知青生活，幸亏以前没写。如果七十年代写就成了伤痕文学，八十年代写就成了寻根文学，九十年代写就成了新写实文学。而现在我写的跟别人都不一样，更接近《万物花开》的狂想式的写法。
南方都市报：你似乎主要在写那个时代里特立独行的人物。比如女知青安凤美讲述自己的性经历，还有那头独特的猪。为什么这样安排？
林白：因为女知青刚好在十七八岁，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我写的是一个女流氓呀。安凤美放荡不羁，或者说有自由精神也行，她不要当先进知青，也不要招工，她就要随心所欲地生活。她交很多男朋友，肯定要谈性嘛。她要向同伴灌输观念，她可能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生活。那头猪跟王小波写的那个非常像。但它确实是有原型，我们真的是养过这样一个黑猪，比人都高的猪栏它能跳出来，而且越喂越瘦，后来跳栏跑掉了。这些东西也是刺激我写狂想的原因。虽然隔了三十年的距离，但我还是用自己的感觉和情绪进入当时生活里去了。有人评价我写的是革命年代的自我消解，我觉得可能对吧。
南方都市报：《致一九七五》的结构很奇特，上部和下部的风格及内容差别很大。
林白：对，写法完全不一样。上部其实本来是小说的“前言”，一气写了17万字。我一想作为前言实在太长了，就改为上部，原来的正文是下部。上部是诚挚地，感情很饱满地对时光的追忆与重构，有点回忆录性质。下部就是一个知青小说，一种狂想性的写法。比如一个麻包袋能讲话、路也能讲话，猪也能讲话。风格跟前面完全不一样。
南方都市报：上部的写法很散，更像一个自传而不是小说。
林白：有比较强的自传性质，但其中也有几个虚构的人物，可以说是一种散文化的小说。它没有一个主干，没有人物的命运，是弥散性的写法。必须完全靠情绪把它提起来，靠细节把它丰富起来。我的整个写作一直有这种倾向，我不喜欢那种单线条的，从起点到终点，有高潮有结局的，讲个故事给大家听。我的写法是像一滴水化进去那样写的。我认为散文化的小说应该是小说的一条宽广的道路。所以我在后记里说，我在文学的“斜路”上走得很远了。
南方都市报：“斜路”？
林白：《妇女闲聊录》出来的时候我说自己是走了一条文学的“岔路”，这次我更谦虚一点，说“斜路”。我觉得现在的小说都一个样，所谓鲜明人物、性格、对话，所有文学杂志，长篇短篇都是一个类型的小说，太腻了。你非要让我写成那个样子，我真的是觉得隔啊，跟人生隔着一层似的。第一我不想看那样的小说，第二我也不想写那样的小说。我想，反正我这种东西也不会得茅盾文学奖，我又没有期待，我干嘛不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写呢？批评家也不会认可我，国外出版社也不会买我的版权，那我干脆就不管了呗。对这个长篇的前程我没有任何期待。
我想肯定有很多人认为林白不会写小说，你信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当代》、《收获》的人，他们肯定认为我写的就不是小说。当年发表《一个人的战争》时候很多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只有《花城》认为我写的是小说。即使我写到现在，还有大量的人，专业的编辑，主流批评家、主流的读者可能都会认为，林白写的小说不是常规的小说。我可以以业余作者自居，我放松得很。我没有那种要做成一个什么样小说的压力，也不会写史诗、反映一个时代的小说。
“还有这么多东西在记忆深处等着我呢”
南方都市报：据说这是你耗时最长的一部小说？
林白：对，也是字数最多的一部，纯字数就33万字，写得太累了。1998年我回了一趟广西，触动了很多少年时代的记忆，那年的8月我就动笔写了。那个时候我手写在单位小信签上，每写70页就用针线订成一小本，一共订了十一本，大概十几万字。但是没有完成就放下了。之后我去写别的小说，《玻璃虫》、《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一本接一本的。这些年就忘记了，我以为不会再写了。直到2005年8月我又回了一次广西，在南宁到北流的汽车上，外面下雨了，两边的泥土越来越鲜艳，从黄到红，很新鲜，整个感觉和1998年一样。然后我就想起来了，感觉瞬间复活，回来以后又捡起这些草稿写。
南方都市报：在你的小说中，如此集中于家乡和个人记忆的内容，以前好像都没有过？
林白：没有。《一个人的战争》、《万物花开》都没有，我从来没有集中写过故乡。2005年回到家乡，有一种百感交集的感觉。1998年我回去的时候沙街还在，7岁到12岁住的房子还在。2005年回去就拆成一堆废砖头了，幼儿园也成了危房。我如果再不写下来就永远没有了。所以那些记忆一下就冲出来了，基本就是一气写成，用不着什么谋篇布局的。所以人有一定的年龄之后就有历史感，再写东西就会有很多感慨。我是按家乡的街道为线索写的，东门口，沙街、龙桥街，所有它们在我记忆里的感觉，都是自然而然地涌出来的。原来我以为写自己已经写得差不多了，现在才发现，还有这么多东西，它们都在我心里，在记忆的深处等着我呢。
南方都市报：这些年来批评家很关注你的写作，认为你的作品已经走出了个人化写作的窄路，尤其是《妇女闲聊录》，写得越来越明亮和宽阔。而在这本新小说里，你好像又回去了，尤其上部回到了比较个人化的路子。
林白：对，这部小说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的，它以我少年时代的感受和记忆为主，但也写了我眼中的很多别人的生活。比如医院的工人埋死孩子、小镇上平凡人的生活，同学的生活等等。是一种有别人的生活渗透其中的个人生活。我觉得好的创作更多的还是要从我个人的生命出发，去观照广阔的外部世界。这才是属于我的、林白式的写作。
“其实我并不了解女性主义理论”
南方都市报：你很长时间都被贴标签为“个人化写作”的代表，那你现在对这个词是什么态度，反感吗？
林白：我不反感啊。我觉得个人化写作其实是很好的，写作还是要从个人出发，关键看你的着眼点在哪里。比如说你从个人出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有别人，那就不是一种狭隘的个人化写作。我觉得应该有一种宽阔的个人视野。这个视野不能是公共的。像《妇女闲聊录》吧，它的确是对外部世界的倾听和纪录，但它只是我向外界张望的一个心愿。所以我并没有按照批评家对我的期待来写作，这是比较欣慰的一件事。
南方都市报：小说的上部具有自传色彩，可以和《一个人的战争》作比较，同样是写个人内心生活的，你自己有没有感到它们的不同？
林白：对，这两部小说完全可以作一些比较。很明显，《一个人的战争》更个人，完全是女性那种幽深、隐秘的个人内心生活，包括心理的、内在的、冲突的、黑暗的种种因素。《致一九七五》就明朗得多，它写到了很多人物、场景，是渗透着他人生活的个人生活。虽然还是个人化，但已经不一样了。我觉得这跟我这些年来写作的变化、个人心理的变化都有关系。像你说的，写作变得明亮宽阔了。
南方都市报：除了个人化写作，“女性主义”也是常常用在你身上的一个标签，你对它的态度是什么？
林白：其实我并不了解女性主义理论，被贴上这个标签我觉得也没关系。但我觉得女性主义是需要质疑和反省的，它应该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比如说女性主义应该是一种选择，但在中国大多数中下层妇女肯定是没有选择余地的，生活要你怎么走就怎么走。我认识好几个农村妇女就是被生活所迫卖淫的。所以说女性主义是比较贵族化的。就我自己来说，作为女性作家，我肯定对女性的命运、情感、生活更关注，也更熟悉，也会写到。但我并不是从女性主义出发来写作的。有些搞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人，她愿意把我的作品当作女性主义的文本来研究，那也没关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