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共十七大星期一（1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国内外对”十七大”关注重点除了人事安排外﹐就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一直冰封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有没戏。很可惜胡温新政推行五年后﹐北京知识界对政改以至范围更小的所谓”党内民主”都不抱任何厚望。

为了树立自己作为”邓小平指定接班人”与”第四代核心”的形象﹐胡总和他身边的政治化妆师在年初已放风﹐说什么”党内民主”在”十七大”将有突破﹐重点是增加透明度和让普通党员与中﹑下层干部有更大权力选拔中央与地方领导。但到大会前夕﹐党的最高层还是黑箱作业﹕胡﹑温与所谓”上海帮”的代言人﹑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作了大量”台底交易”﹐包括提升只当了七个月上海书记的习近平进政治局常委等。不要说那两千一百多个党代表﹐连部长级干部对于高层的”音乐椅”把戏都蒙在鼓里﹐无从置喙。

同样跟改革精神格格不入的是胡总仿效前任江泽民﹐在自己还在位时便把”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等所谓”时代主旋律”放进党章﹐这违反中共不为自己树碑立传﹑不搞个人崇拜的传统。 而且胡温执政五年﹐政绩毁誉参半。”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基础与拉近贫富悬殊和提高社会公义﹔但近年暴发户﹑包括从商的太子党与弱势阶层的财富差距不断扩大﹔同时胡总继承了江的”三个代表”﹑即提携”红色资本家”与其它”新阶级”的传统﹐把理应是国家主人翁的无产阶级﹐如农民﹑农民工与工人排除于党政决策层之外。按照中共传统﹐在”十七大”选出的200来个中委﹐绝大部份将会是党政军高干与垄断企业家﹐独欠真正的工农代表!

如果”十七大”目的之一是彰显”党内民主”的话﹐唯一听到的铿锵声响是远离”京西宾馆”会场﹐来自中共已被边缘化的左与右翼的”反主流派”抗议声音。近千名声称捍卫社会主义与马列毛思想的”老左”向中共高层发公开信﹐反对邓﹑江与胡温搞的剥削形﹑弱肉强食式的市场经济。发起人之一﹑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更不客气地说中共是”挂羊头买狗肉”﹐忘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全心发展只有利于高干与”红色资本家”的野蛮资本主义。

另一边厢﹐”老右知识分子”﹐包括不少曾与胡耀邦﹑赵紫阳共事的离休干部﹐则呼吁当权派重拾”党政分开”等政治改革构思﹐不要只在权力高度集中﹑高度腐化的死胡同中徘徊。上书者包括曾任毛泽东秘书与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近九十岁老人李锐﹐李老更在八十年代初提拔过胡锦涛。记得在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完常委与总书记后﹐胡总曾与李老亲切握手。可惜五年过去了﹐胡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恐怕只有他的团派兄弟在中委与政治局中可以”卡” 到多少个位置! 改革的步伐不但慢得可怜﹐更有走回头路的可能!

 

有人说，邓氏关于中国政治改革说过的一句话证明，老邓是怀揣政治改革之意念的，是揣着明白说明白的，是不糊涂的——而且，是中共希望政改，准备政改的明证。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有人长篇大论地写出来文章，证明邓之政改理念和党之政改理念之存在，之合理，之正确。于是，称呼邓为政改第一人这样的看法，也就呼之已出。凡是说邓是极权主义和保守派政治人物者，就受到很多批评。他们还说，要籍希望于一个数字，17，或者18，或者19，很有点”相信未来”之未来主义先锋的意味。其论证核心，就是党，是可以政治改革的——通过一次次的公开信，一次次的呼吁，或者一次次的怀柔和绥靖，他们就可以打造一个共产党宪政，共产党民主或者社会民主主义什么的。

这里面当然包含很多历史的和理论的问题，更包括很多现实的问题，需要析之。新近，和一个朋友谈论马克思主义之所谓组成部分的有机性和无机性。他认为，马克思的三个组成部分本身就是矛盾和冲突的。首先，社会主义科学之指向目标是所谓共产主义。那么，马克思以前所应用的历史决定论，就要让位给历史目的论了——而这两论之间，本来是冲突和无同一性的——也就是说，历史决定论，是从历史经验论派生的、近乎实证主义的观念——而历史目的论，则是带有某种非理性、宗教主义的论断。如果要区分政教之间之差别，就要分开二者，而非将此不同论式的前提，混为一谈。严格说来，考察历史，本来就不可以定出目的论的研究方法。更加不可以按照黑格尔主义制定的、类似绝对意志最后要占领真理说，这样一个模式，强加之。只能是回归康德的上帝和物自体的人为不可能性，而在政治经济上，提供一种看不见之手的模式，并且在开通这个民主领域的前提下，任由真理受到保护和争辩的权利，并提供那种公开平台，认人争论一百年而不获罪，而非自身归结真理，并诉诸实践，说，你不遵守，就是反革命——这样的实践，其实就是革命登场后人民退场，那种极权主义意志论（见罗素）。（于是，在他们鼓吹所谓的目的论的时候，往往有变易为一种意志独断论和双重的”无法无天”之明显迹象——一种是，政治法律上的无法无天；一种是，滥用科技和破坏环境的无法无天——他们继承了白璧德批评的培根主义泛科学论。）

细言之，党文化在思考问题和使用其方法论的时候，最为常见的表现，就是逻辑论证的混乱和实用主义的滥俗套。按照经验主义的论证方法，理论是现实的关照——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理论要被实践检验——那么，他们的提出的共产主义，是不是可以有的检验呢？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他们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枉顾了哲学正确性的推断和论证。第一，如果你是确定的决定论者，那么，你首先要客观或者公正地对待历史，并且做出，从以往推断未来的理论证明。党文化是不是这样推断历史的呢？完全不是。一个最为突出的证明就是，马克思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说，就是逾越历史的一种未来之列宁主义实践。一言蔽之，俄国资本主义的现实景况，并未被列宁的主观主义所承认。他的历史决定论，完全是不够格的历史超越论。十月革命带来的，既不是历史决定论，也不是自由意志论，而是他们的集团投机论和所谓历史目的论——他们把历史这个概念，偷换成为列宁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这个历史目的论的最小化苟同论，正在从耶稣式的历史目的论，跌倒谷底，成为一种历史小丑论和历史强奸论。这样，俄国人很快就在不到百年的历史目中，排除了列宁主义——正在考虑把这个投机屠夫从宫墙里驱赶出去。

至于中国的事情，就离开历史目的论和历史决定论，差得更远。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不过是没有任何无产阶级参加的一种痞子运动。政治经济上的任何历史决定之因素和历史目的之因素，全不存在。毛式运动，不过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循环论中的一点——却是历史循环论中，最为荒诞和最为无道的历史时期——他的自由意志说，也和他歪曲的经验主义，自由主义，完全可以归入党文化的胡说八道类型。无论从中国、还是世界的历史决定论和历史目的论出发，人们都无法把毛主义，归纳在任何一种适当的概念当中。

不单是在上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荒谬中，人们还得以在荒诞的生活和实践中，忍受马克思主义之来源于空想成分的诱惑。这个诱惑，其实，在最大的程度上，违反了社会主义空想学说的善良和人道试验成分，且将其那种今天也许还是成活的，类似以色列吉布兹人民公社之试验的社会学学说，改造成为痞子打天下的造反有理运动，并且完全强迫国人参与到类似60年代人民公社、那种集中营体制的所谓”空想”中去。于是，国人，连在皇权体制里悠然见南山、那种退隐之路，也被完全封死。空想主义回避大社会非理想状态的实验，现在，变成了毛式、或者俄式并不空想的现实屠场——这个空想主义的变质，难道尚有比之更甚乎？其中，目的论和决定论，变成了动物庄园里的猪猡主义（那个猪猡叫做”拿破仑”）。至于自由意志，就更是毛式或者希特勒一个人的绝对意志。空想的意义，已经成为立芬斯达尔摄下的一片纳粹火海和八一八毛万岁局面。

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严格区分逻辑的前提，即认知，所用集合名词的无定一性概念，是无法论证以说的；而在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中，其被置疑和否定；现代逻辑中，有关于A包含了被证明之B的内涵之说，是为同一性证明之不可能——故此，所有论证，成为循还论证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即便如此，人们还是要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确认这种一般性推论的现实意义。换言之，我们在确认一种前提的时候，首先，要向读者说明，我们是站在哪个轨迹之上。如果说，我们是站在形式逻辑的认知轨道上，那么，我们就只好遵守亚里士多德的游戏规则——如果，我们是站在另一条线上，我们也许可以遵守辩证逻辑、甚至任何不认可逻辑的逻辑——比如，像有些逻辑学家以为的，太阳系的存在，实际上是源于某种逻辑推断式（见施台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要件是，我们不可以混淆所有这些学说的前提。马克思——就像我的友人所言（这个观点的”发明权”是他的），马克思正好颠覆了这个游戏规则。他把前提错置的方法论，正好证明勒他滑到有害的语言暴力。其结果——这个语言的暴力，直接导致了暴力的语言和暴力本身——因为，他在实行推导的时候，忽略的要件，就是完全不遵守游戏规则，将辨正的归辨正，形式的归形式。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当他使用历史目的论的时候，忽略了他本身前此倡导的历史决定论——按照历史决定论，历史走向的未来，储存在历史的过去——那么，历史建设的所谓资本主义自我调试和调整功能，导致的一切，比如剩余价值的非剥削化，商品价值的N种构成；诚如李嘉图，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讨论的、价值体系非劳动根据说，等等——就成了马克思本人视而不见的武断性伪决定论的回避之物。也就是说，如果马克思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决定论者，他就要严格把握人类在出台三权分立，宪政
治国和人权宣言诸多文件以后，历史之过去与现状的有机性——这个有机结构的，历史过去和历史未来的哲学根据、或者实践，根据何在？乃是极其明显的，不是完全枉顾这些人类调试机制，就可轻易以否定的。从对于历史的漠视，转入文本上武断目的论——实现共产主义，正好是马克思的大谬所在。这个混淆，不但带来其理论的迷失，更加重要的，是带来了他的灾难性后果。这个水果就是结果，成为了毒果就是结果。

之所以拣识老马的一些常识性错误，是为了推演马克思主义者和毛主义者的理论玩笑和政改玩笑。其实，他们这些革命者的理论肮脏和理论浅薄，比起老马，有过之。因为他们的理论，甚至根本就不需要进行任何推演或者论证。到了毛的晚年，这个势头变得更加肆无忌惮。邓，不好理论游戏，但是，他的口号敏感，却是不无存在的。所谓他认为，经济改革成功与否最后取决于政改——这个说法，其所谓”正确”内涵，堪称无与伦比——但是，何以他的生前身后，党魁们，一个也不进行政改呢？其中，是进行者复合老邓之则，还是不进行者，更加心领神会之？稍有智商者不难看出，是后者，更加参透老邓的秘旨。何以这样说，事情再清楚不过了。这里用不着搬出什么历史目的论啊，历史决定论啊，即可证明这件事。只要回顾一下党文化具备的某种机会主义性质，就可以得出答案。这个答案，究竟是如何一番景致呢？

其一是，在党文化里，理论的正确性和证实性，已经让位给实用性了——所谓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成为近年来党文化的一种策略推演（有人把他理解成为”技术处里”）——这个策略，早在八十年代，就极其成熟，甚至烂熟与之——因为，早在瑞金或者解放区时代，党文化里，就酝酿过如何运用被马克思有意回避的人类自由主义之道。在我们数次援引之”历史的先声”一书里，毛式和党的宣传，混合以对待人类非马克思主义的同步宣传，已经出台——这一点，我们承认，是中共，也许，比较列宁和马要高明之处——他们赞颂林肯，宣扬反对专制独裁，反对一党专政——他们宣扬新闻自由，肯定大陆法系，拉拢民主人士……甚至说，他们不是施行社会主义，是施行新民主主义，是要贯彻《共同纲领》，组织”联合政府”……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们”恶搞”出来一个毛式模式，并因其不同于斯大林模式而沾沾自喜。他们说过很多”令人鼓舞”之言，甚至把”民族资本家”拉入”人民”概念，把杨度，张氏（学良），宋氏，后来把荣氏家族，拉入党和党的国家高层而自叹高妙。这些花里胡梢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其二，他们在拽住一个致命的东西上，不遗余力——那就是土地问题——这个问题，成为他们搞成所谓”中国革命”的”连环套”——从给到收，从收到给（承包），这个伟大过程，充分显示了他们对于决定论和目的论的熟捻和精道。他们知道，所谓理论和口号，对于他们打天下，坐天下的无比重要性。他们不但说说而已，确实做出了打土豪，分田地之举——但是，此举，是不是真的印证了党文化的无比正确呢？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农民的土地梦，早被砸碎半个世纪了——现在，就连他们安身立命之地，也被开发商和地、县党人或者更加高层的贪官和大官，一并敛去，几不得分文了！这个逻辑，还要如何分析，才能说服主张党之正确之人呢？

我们说，邓氏改革之初，就是以安徽农人之分田到户为准则的。这是不是一个当初的所谓”进步”呢？呵呵——事情我们刚刚说过——毛式开国，不是也是分田地乎？他们这些人民或者农民的儿子们，实在是太懂得这个浅浅的大道理了。我们反而言之——如果毛式的解放战争，不提出给农民土地，作为煽动，试问，他如何有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淮海战役之胜利”呢？再言之，如果他们真的把土地永远给了农民，试问，他们赖以存活的政治生态，又如何可以控制呢？他们的所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极权政体，又如何可以运转呢？一个有土地的农民，又如何可以服从下至农村的党委之领导呢？这不是经济基础不符合上层建筑了吗？那么，何以毛式政权要打出这张土地牌呢？难道这个问题，还会成为问题吗？党，不单是打出土地牌，还打出很多牌——人权，法治，新闻自由，大陆法系——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他们这些党文化中人，甚至完全了解欧美的政治经济学流派。在邓家周围，本来就有很多留美、留欧之辈，在研究西方的学术——邓，甚至夸奖之，说他们比起那些民运人士，更加懂得民主。（见《遗嘱》一书）。总之，他们懂得西学之道，不是不懂。但是，他们的地位、屁股、利益和倾向却不会因为他们懂得这些名堂，而转向人民或者普世价值。他们是要玩弄这些政治游戏、政治阴谋/阳谋，来忽悠一下国人，尤其是那些知识人——于是，众所周知的”民主周期律”问题，居然就出自一个后来最大的独裁者之口——全中国人民，不是这样被忽悠了一次吗？

难道仅仅是一次乎？不，是N次。

我还是禁不住要援用罗素，关于鸡只被拧断脖子一万次，也不知道同类被戮，这个归纳主义之失败的教训。

八十年代，情形和49年前后如出一辙。老邓为了他的所谓新政，又需要一些”普世价值”出来圆场了。任何文革语汇已经腐烂败朽，不成东西。说是要用类似”五七一工程”之语汇来忽悠人民吗？只有那些极其愚蠢的书虫才会相信，一个可以围城（长春战役）致死三十万中国人的林彪，却可以成为改革语汇的始作俑者——老邓，还是稍有这个常识的。他在忽悠国人之语系中，企图完成的一个所谓目的论，就是要以合法的身份和合理的语系，来启动他的权贵改革。这个改革，和当年毛式革命和土改一样，占尽了政治内涵的全部正确性和完备性。于是，我们看见，在理论层面上，就像在40年代，毛式笔杆子鼓吹林肯和人权一样——邓，鼓吹政治改革。很多妄人，开始紧跟其后，也来附和这个政治正确性。同样，和历史发生的故事一样，毛式民主，很快让土地变成人民集中营——让民族资本，倾家荡产（少数人，成为国家资本巨头，如，荣氏）；文革后，社会再一次被彻底瓦解，毁灭和倾覆——以往的美好记忆，联合政府啊，新民主义啊，都一家伙见鬼去了。邓氏游戏，难道不是这样吗？他为了继承刘少奇等人看来正确的反毛倾向性，来了一个八十年代大发展。他默认了、”要吃粮找紫阳”等说法，施行了家庭承包制。但是，这个”正确”的举措，和毛当年”分田分地真忙”，不是如出一辙吗？很快，连他们也认可了，现实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农民，成为不同于被禁锢在人民集中营上的奴隶之现在流民，盲流和打工仔——他们，成为新一代的中国贱民之事实，难道还要如何描述吗？

至于政治改革这面旗帜，早在邓氏完成了他对于华氏的夺权以后，就被彻底丢弃了——就如同毛氏进入紫禁城以后，无人敢于再问其“民主周期律”！——到了六四，就根本不是什么启动普世价值之问题，而是完全要消灭人类生存之道德底线了！难道坦克的轮子，还没有让那些跪在邓氏脚下者清醒一点：你，不要再想启动早被邓氏打进冷宫
的政治语言了！

话又说回来，政治语言，可以被任何人，任何集团和任何领袖使用，但是，并非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和领袖，都可以超乎其立场和利益之上地、任意玩弄这样的真理。到了关键时刻，他们的政治嘴脸就会完全附庸他们的既得利益。贴在他们臀部上的精确标志，就会显露出来。可悲的是，我们阵营中的很多人，完全不顾历史和事实，非要从这些独裁者的文字仓库里，像是政治乞丐一样，捡拾一些独夫们好像正确的只言片语，以硬充他其政治资本；且发誓，要继续跟在他们的旗下，奋勇前进，而不可！——试问，你跟随毛奋勇了一辈子，毛，可是看见你的伟大品质了吗？——你总不能像末代皇帝溥仪一样，今天逢迎皇军，明天逢迎共军，双料正确，成为双料奴才，却还要加上党文化＝民主自由吧！共党这个意识形态宝盒里，没有你们需要的政改和真理之道——你们还是趁早把这个废匣子远远扔掉吧——连同你们的、做为一辈子党人的所有资本！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共产党会施行宪政，允许反对党，开展新闻自由，这样一件事——那是你们连做梦，也不会做到的梦魇。你们难道不相信吗？即便你们长寿二百岁，写书信二百次，中共，也是依然故此，不会有半点动静！

 

阅钟祖康先生“”小政府“主张祸患无穷”（“开放”六月号），里面提到很多香港的事例，以笔者前后在香港居住了二十多年的体验，实在不敢苟同。相反，笔者赞同该刋同期曹长青先生引用美国学者“可以放进浴缸大小的政府就够了”的观点，在此提出笔者的看法，供远在挪威的钟祖康先生参考，也请广大读者讨论评议。

钟先生文内一开首就说：“香港和中国这两个传统华人社会的一个惊人相似之处是，都对所谓”福利社会“极其敌视，绝大多数人对贫富悬殊并不反感，大都认为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贫穷负责。”窃以为，将香港和中国大陆这两个社会制度完全不同，实行“一国两制”的地区相提并论本身就是不恰当的。事实上，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长达数十年，毛泽东中国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穷福利社会，所有城市居民包括机关干部、工人、教师、店员等等，住房、医疗、食堂、托儿所等等全都由工作单位包了下来；农村农民在“人民公社”也曾经吃大锅饭，数十年来一直实行“工分制”，对老弱病残实行“五保”（其实名存实亡，连青壮劳力都吃不饱，所谓“五保户”能保什么？可想而知）。毛泽东巴不得将所有有限的国家资源用之实现他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只不过中国实在太穷了，实行这种穷福利政策，收效甚微，不但国家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人民大众也怨声载道。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行不通了，邓小平才不得已搞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过，他的改革开放并不彻底，一方面试图改革过去统统包下来的福利制度，一方面又将有限的社会资源集中在城市里一小撮特权阶层身上：退休高干享有特殊的福利，机关干部还享用着公费医疗，住房津贴等等，普通市民就一概欠奉。

香港政府则是从人道资本主义的观念出发，实行覆盖全体市民的福利政策，包括公屋、居屋、政府医院和综合援助金、法律援助等等，政府福利机构很多，民办的福利机构相辅相成。香港市民更极富同情心，每逢慈善募捐都纷纷解囊，捐款数名列世界前茅，所有这些，怎么能说“香港和中国……都对福利社会极其敌视”呢？

当今的中国大陆，官商勾结，贪腐成风，普罗大众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由於没有法治，缺乏公开公正公平的商业运作机制，高干子弟第一桶金来历不明，很多暴发户靠不正当的手段至富，所以连带对一夜暴富的民营资本家都产生了一种仇富心理，怎么能说中国“绝大多数人对贫富悬殊并不反感”呢？

这句话，用在香港倒是说对了，香港人普遍“对贫富悬殊并不反感，大都认为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贫穷负责。”因为香港社会拥有完善的法治基础，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完全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特权。可是，由於各人智力、体力、能力和机遇不同，在自由竞争中势必不断地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同时，两者之间在不断地转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时竞争不过人家，除了埋怨自己，还能埋怨谁？好在平等竞争的机会永远存在，失败了还可以卷土重来。香港有句俗话：“人无三代富，莫欺少年穷”就正好说明了这个社会的平等和自由。另一方面，今天的巨富是经过几十年或者几代人的辛勤努力而取得的，他们就像在波涛汹涌的商海上航行的大船舵手，每一项投资每一个决策都直接关乎商业王国的成败。香港新世界集团主席郑裕彤交班给儿子后，就因为下一代缺乏经验，投资失败几乎拖垮整个集团，郑老先生复出重新掌舵，才力保不失；华人首富李嘉诚的长江集团，投资加拿大等外国电讯、石油工业等领域，收购兼并外国公司，动辄数十亿过百亿元，如果没有正确的决策，随时都会招致失败。他们相当於商战中的总指挥，不但付出了巨大的智力劳动，供养成千上万的员工，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而且同时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所以香港人都不会妒忌他们，只会尊重他们，认为他们享受富裕的生活理所当然。政府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确保向每一个人提供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是相反，运用公权力削弱这种自由竞争；政府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通过税收有限地调节贫富差异，保障全体市民的基本福利。香港政府已经做到了，所以大多数香港人都“对贫富悬殊并不反感，大都认为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贫穷负责。”笔者认为这是好现象，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钟先生说：“只要得到适当酬金，绝大部分人不介意一辈子做极其无聊或无耻的事……”这句话就说得更差了。在香港这样高度成熟的商业社会里，金钱作为一种回报，无疑是衡量每一个人对社会作出贡献大小的标准，在这样的社会里，你创造的社会财富越多，社会给你的回报也越多。如果像钟先生所说的“做极其无聊或无耻的事”而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未能直接间接地创造社会财富，没有人会付给你“适当酬金”。只有在平等自由的社会里，才真正实现工作无分贵贱，彼此互相尊重的理想境界，而绝不是靠刘少奇和时传祥握握手说：“我是国家主席，你是掏粪工人，只是分工不同，我们是平等的。”一句话可以实现的。

钟先生说香港经常发生“过劳死”的现象，“传媒却一味褒扬他们是为养家而牺牲的好爸爸好妈妈”、质问“何以一个有那么多百亿千亿财富的社会会有那么多人每天工作十五或二十小时也不能糊口？会有那么多人被迫走上绝路？”这话和香港现实不符。香港劳工法例规定八小时工作制，任何僱主要求僱员超时工作都必须支付额外的薪金，但以笔者的经验，很多老闆都亲力亲为，超时工作；雇员都自觉地加班加点，纯粹出於自愿。钟先生提到过劳死的货车司机、兼职母亲和工业意外死的地盘工，并非因为“不能糊口”。因为上面提到，香港政府已经实行全社会基本生活保障的福利政策，凡是符合条件的永久居民都可以申请综合援助金，如果不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仅仅是为了温饱，他们都不需要如此拚命。笔者认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在自由经济体系中，工业意外和“过劳死”现象一时难以避免，即或是日本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也常闻“过劳死”。但是这些悲剧产生的原因并不在於制度性的缺陷，与其说他们是为生活所迫，不如说不能正确对待工作压力或者过份责任心追求完美所至。前两年香港还发生过教师自杀事件，他们的月薪高达数万元，拥有良好的生活环境，他们悲剧的发生显然更不是“不能糊口”，和中国大陆所产生的类似悲剧性质完全不同，不可相提并论。中国大陆的“黑砖窰童工”、“矿难频发”、“卖血爱滋”等都是在民众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为求活命而发生的。香港政府其实已经通过累进税制进行“劫富济贫”了，收入和利润越多的个人和公司按照累进税阶缴税，收入越多缴税税阶越高；而低收入的个人和家庭往往因收入未超免税额而游离税网之外，或者只需要按低税阶缴纳有限的税款。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香港政府公权力的天平已经无疑倾向低收入阶层，问题在於如何在确保公平竞争和“二次分配”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既保証公平竞争的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又在经济繁荣的条件下让社会各阶层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这样就可以减少和避免钟先生所提到的过劳死悲剧，把这种悲剧完全归咎於“小政府”，期望走毛泽东无所不包穷福利“大政府”的回头路，显然只会重蹈失败的覆辙。

而钟先生文内所列举的种种“小政府弊病”，很难看出是出自一种自由经济社会的思维方法，因为如果问香港人，我相信大多数人不会有如锺先生一样的想法。比如锺先生说：“小政府的第一大害处就是催生病态大家庭。政府任由民众自生自灭，民众自然不得不长期投向朋友特别是家人亲戚之间求助。这令家人或朋友之间的关系趋於功利化，……金钱瓜葛长期互相纠缠不清的大家庭不仅往往於个人身体有害，而且是训练低眉顺眼小奴才的温床。”不知钟先生有没有在香港生活过？这样形容香港社会的人际关系恐怕谬之千里！锺先生所说的“令人为了得到亲人的打救或长期照顾，而不惜放弃个人思想或性格之独立，担忧被终止援助而出卖灵魂……。而有能力接济家人的成员往往因要承担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提前衰竭。”在香港闻所未闻，或者只是极个别的现象。现代香港社会小家庭的独立性人所共知，年青人无论是否已经成家，都极少依赖家庭和亲友，他们凭自己的能力工作生活。公务员退休有养老金，其他老人家很多是倚靠多年的积蓄，没有能力的倚靠政府救济，甚少完全依靠子女供养。香港政府投入大量公帑，维持一支庞大的社工队伍，照顾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说到家庭亲友之间的互相帮助，其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不可能如锺先生所说的“诱发在华人社会中常见的”有私无公“、”有家无国“的反社会行为”。锺先生说“国民若主要从政府而不是家人得到救济，……这才是培养爱国心的健康途径。”笔者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要视乎能否从国家得到救济？得到多少？来决定是否爱国？那么这个民族本身就已经不可救药，与其说他们爱“国”不如说他们爱钱。

钟先生说“小政府另一个缺点是，每个人不论是否善於理财，也要做自己的金融师。首先，这会令国民因孜孜於敛财掠富气质趋於庸俗，并因而浪费大量时间荒废其他许多非常重要的事。……。所以，这方面的理财工程最好还是尽量由政府的专业人员统理”这种说法就有点可笑了！自由社会和专制社会最根本的区别之一就是前者奉行个人主义，充份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和自由；后者提倡“集体主义”，以“组织”和“集体”的名义否定个性剥夺自由。在自由社会里，每一个人因劳动所得的财富，是社会对他的回报，一方面是对他为社会作出贡献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他扩大再生产，进行各项投资的工具；既肯定他的能力，又考验他的商业智慧，除了他本人，还有谁更应该成为他个人财产的主人？若果如钟先生所说的大家都把所有个人积蓄交给政府打理，这个社会还存在任何商业投资、商业活动和扩大再生产吗？还成其为商业社会吗？即使大政府如毛泽东时代也没有提出过为所有的人理财，锺先生的想像力比惯於大一统的共产党还要丰富。

笔者感到最不能接受的是钟先生如下的一段话：“当人类自认已进化到离开了森林、不需要天天忧虑被狮子吃掉之后，人道主义就是终极真谛所在。否则，森林里的野兽世界不是更具自由竞争的精神么？这也是香港多次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这种森林式经济体制现在已绝不可能出现於民主国家，只可能在人类文明的停屍间——即独裁政体——中找到。”

笔者觉得这段话说得严重些简直是对七百万香港人的侮辱。香港之所以连续十三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是因为他傑出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就是着名的“小政府、大社会”积极不干预政策（香港前任财政司夏鼎基指出，“积极”仅相对於“消极”而言，关键词是“不干预”，意思是指政府尽量少插手商业运作）。是因为香港有着全球发达国家和地区第二低税率，是闻名全球的自由港，进出口商品几乎全部免税，没有外汇管制，资金自由流动，人员自由往来，是因为有良好的法治基础和高质素的公务员队伍。与什么“森林”、“野兽”毫不相干，须知自由竞争、优胜劣败和垄断市场、弱肉强食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香港“反垄断法”、“公平竞争法”确保了无数中小型企业和公司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其数目以及自僱人士的数量在世界名列前茅，正因为如此，香港才能够如佛利民所说的“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把香港推上一个又一个高峰，造就经济神话。”钟先生却将其形容为“人类文明的停屍间”就实在太过分了！

其实，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对大政府和小政府有了极其高明的见解，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最好的政府，人民觉察不到它的存在；其次的政府，人民亲近他、讚誉他；再次，人民畏惧他；最次，人民轻侮他。当诚信有缺损，人民对他的信任就崩溃。闲着点，少说话，当一切事情妥当了，老百姓都会说：“我们自己做到的。”）老子认为政府应该学“天道”，实行“无为而治”。老子说：“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说的就是“小政府”思想。

大政府和小政府谁优谁劣，不劳钟先生长篇论証，人民群众早已用脚投了一票。不久前香港记者访问了一家新移民，一家大小八九口人挤住在一间二百余呎的房间里，记者问他们来港之前是否了解香港的生活环境？他们都说移民之前已来过探亲，家乡农村的房屋比香港大得多，但是香港劳动所得报酬比大陆多，子女教育比大陆好，医疗卫生水准也比大陆高，所以还是决定移民香港，相信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前景一片光明。像这样的新移民家庭很多，相反，却很少听说香港人放弃居留权移民大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大政府恐怕是世界少有的了，他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幻想每一个人从生到死都由政府包下来，可是却民不聊生，大量民众逃亡香港；即使是现在，如果开放移民限制，不知还有多少大陆人唾弃大政府投奔香港小政府？人民大众的选择就是最好的答案。

以上意见请教钟祖康先生，也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笔者有关福利社会和自由主义经济的观点，请参阅拙作“质疑吴稼祥的”中国版社会民主主义“”和“为什么说”民主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谢谢。

(刋於10月12日「民主論壇」)

 

今年的诺贝尔各种奖项一一公布了，很可惜，没有中国人的份。

前些日子在墨尔本莫纳什大学有个莫里哀基金的中国问题研讨会，题目是《今后的一百年中国还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与会者不乏中国国内的顶级专家和居住在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会议进行了两天，但是与会者总是不得其主办者的要领，主办者希望大家尽量想想中国好的方面，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能影响世界的东西，任何一个能引领人类前沿的人物和事件，假设、想像、可能都行，就是千万别说中国的不是和坏话，因为不是会议的主题。

与会者作了非常大的努力，觉得至少要对得起主办者的车马费，他们打开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记忆，四大发明、兵马俑、长城、唐诗、敦煌、红楼梦、以前都不见得影响世界，今后当然不再会影响世界一百年了，秦始皇，李白，鲁迅对世界没什么了不起，好象也不会再现，那么中国功夫、太极拳、中医，会不会引领风骚？也不像。与会者绞尽脑汁，甚至连蛋炒饭， 甜酸肉都想到了， 居然想不出今后的一百年中国还能对世界贡献出什么，会议没有达到主办者要求的效果。

与会者心里很清楚，满世界的 “中国制造”并不等于世界是中国的，满世界的中国人并不等于中国人占领了世界。对人类作出贡献的首要条件是人，合格的人材是作出贡献的基本保证，数据表明：自然科学的人材大多来自民主自由开放的国家和地区，文学哲学的人材往往出自独裁专制的国家和地区。被世界公认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奖项集中涌向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不是一些人的偏见，也没有人用枪在背后顶着评选委员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对人类对世界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在过去的一百年为什么老是没中国人的份呢？ 有人说有啊，获和平奖的达赖。喇嘛不是吗？ 不是！ 达赖。喇嘛是分裂中国的人，是坏人，是罪人，是敌人，所以就不是中国人。有人会问还有获文学奖的高行键呢？ 中国总理朱容基回答的更妙，他是法国人。

有人撰文在今天的中国99%的教授，博士是假的，作者说如果有人认为太极端，那98%，或95%是肯定有的，理由挺简单，他在国内没碰见一个真的，所以哪来真的。又有人撰文说中国的高校全面公司化，商业化，中国高校的校长严然比企业的总经理，董事长想得更多的事是如何从教学流水线上榨取更多的利益。2005年中国顶极学府北京大学和一个彩票个体户联合开办了彩票硕士研究生专业，收费十万人民币，由北大频发毕业文凭，这个既无校舍，又无教授的专业就轰轰烈烈的开张了，预招150名学生，结果来了2名，读了半个学期也逃之夭夭。我想北大的校长可能比旁人更有远见，估计不久将开会另设诺贝尔彩票奖，所以预设了伏笔。

浮澡、虚火、急功见利，至上而下无法安下心来做学问，特别是基础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己成为整个教育界的主流。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的严重缺陷，使整个社会失去了自主创新力，天枰的一头下去了，另外一头上来了，仿冒、伪造、抄袭，侵权达到了前所末有的高水平。那么是不是中国没有培养高端人材的地方，回答是否定的。在北京有北大总裁班，清华女性领导力高级研修班，在上海有交大领袖班，复旦总裁班，什么3+1（三年国内，一年国外，最后拿外国文凭），2+2， 林林总总，一个省级二流大学竟然在几年培养出二百多名博士研究生，按全国博士生总量与西方任何一个教育大国相比却毫不逊色，可是近十多年的数据表明，中国离诺贝尔奖不是擦肩而过，而是渐行渐远。

那么，中国到底有没冲击诺贝奖的能力？ 有，绝对有！ 就拿造假鸡蛋来说，无伦从配方，工艺，效果，以及中国人天才的想象力，加之成本是真鸡蛋的十分之一，蛋壳、蛋黄、蛋膜具全，蒸、炒、煮、煎均可，如果（听说）袁隆平凭杂交水稻能上诺贝尔奖后选人的名单，那假鸡蛋除验正一下吃不死人的话，在世界化学界扛大旗是绰绰有余。前些日子看北韩的大型歌舞<<阿里郎>>，其中一段是在金将军的领导下人民过上了富余的日子，表演者将三个鸡蛋顶在头上歌舞，预示着吃上鸡蛋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吃上鸡蛋的人们是如此的满足。只有真鸡蛋成本十分之一的假鸡蛋意味着用同样的成本可把全世界的鸡蛋产量翻十倍，届时，中国西北部贫困人群，北韩和非洲的饥民都会跪下来磕头，求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把发出去的奖要回来再发给中国那个伟大的化学发明家。

中国在医学上的成就也不容忽视。翻开中国的官方报纸上的广告，根治癌症、杜绝肝炎、秃子长毛、矮子拔高、灰甲复元、音乐育婴、预防非典、不孕佳音、艾兹杀手、排毒延寿、盖世华陀， 随便在里挑一样，诺贝尔医学奖都是没法比的。人类在各个领域都有突飞猛进，唯独医学，连伤风感冒都无法根治，而中国人却非常随意轻松地填补了这些空白。2002年澳大利亚两位医学家因发明治疗胃溃疡的药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这种药在澳洲临床足足试了十五年之久，在无数临床试验取得大量数据后，证明是极为有效的，才推向市场。扎实地基础理论研究促成了这种药物的成功。反观2004——2005年间中国一年推向市场的新药是两万种，比全世界推出新药的总和还多，药检局局长被枪毙了，可并没有阻止中国人发明新药的热情，由于实在没时间去创造新药，剩下的只能给药起新名字了，中国有一种药拥有80种不同的名字，当然，这种药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是零。

今后的一百年中国能不能向世界贡献一个贝多芬、哥白尼、米开朗其罗、麦哲伦、托尔斯泰、普西金、牛顿、罗梭、巨里夫人、爱因斯坦、比尔。盖茨、或者贡献一个丰田、电视机、航天飞机、手机、电脑、可口可乐、麦当劳、甚至一条牛仔裤？ 饮茶、点心、功夫都是西方社会熟悉地词语，并被纳入英语词典，作为中国人每每说到这些，心中不免涌上一丝自豪。五千年的历史使中国拥有了 “四大发明”， 切不说四大发明对世界到底有多少实用性和真实性，平均一千二百五十年一件发明实在无法支撑当今的世界，当今的世界，不是 “四百大发明” “四千大发明” “四万大发明”所能涵益的， 想想，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倒底占了文明世界多少份额呢？

中国今天最有可能得奖的人选是孔子。孔子几次踩死在革命者的脚下却又从革命者的裤裆里爬了出来，他的标准像被注册并申请了专利，挂在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真是扬眉吐气。中国人心里盼着，眼晴盯着诺贝尔奖却又装着满不在乎，唯一能给咱中国人壮胆充门面的只剩下这条 “丧家犬”了， 但是这个既没有想象力，又没有创造力，只想做 “中庸”的说客， 既便诺贝尔奖早发二千年恐帕也轮不到他，孔子中国都救不了，就别指望他能救世界了，那么没有孔子，中国人又能拿什么面对诺贝尔奖？

看看中国的制度，看看那些只会眨眨眼晴，背几句不着边际的唐诗，并时不时 “昂望天空”的 “接班人”们，你就知道诺贝尔奖离我们还有多远！

 

一转眼，何家栋先生去世周年的祭奠日到了——海内外学人钦敬的”红色出版家”何家栋先生，不幸于2006年10月16日12时20分在北京同仁医院病逝。本来朋友们想好好给何家栋先生办个周年祭，但何家栋先生不但生不逢时，死也与皇家庆典相冲，去世时是”十七大筹备关键期”，仅仅两天就被迫在京匆匆火化！大部分亲友无法话别，无一纸媒能”违法”发表一点纪念文字；原想在周年祭时弥补一二，不料”祸不单行”，周年祭时又巧逢”十七大隆重召开”，万物须避讳，连亲友们想写几句家常话悼念一下，也只能是”呤罢低眉无写处”，”满城警服寒如冰”。可怜自幼向往自由民主理想的何家栋，冒死于1938年投奔扛”新民主主义”旗帜的中共，不但一生苦求出版自由而不得，六十多年，年年南辕北辙，连去世时想要点”从容辞世”的自由，周年祭想自由倾听几句亲友家常，也因”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要求肃静，大陆媒体一律戒严，万难如愿。呜呼，何家栋先生好苦好苦，生无自由，死也不自由，永远陷入奴役，真是古今中外悲剧一绝！

此时此刻，先生在九泉做什么？他在感叹孤独寂寞？他在抗议十七大继续”伪现代化”的假和谐？他在致意朋友，滴水终能穿石，无须为他伤悲？一切都可能，但我更相信何家栋先生仍在挥笔”说出令人不愉快的真相”——何家栋先生向来以披露”暴力社会主义”真相为己任，他一定正在撰写一些新的”伪和谐”真相——比如，许多中国人现在正因不合理的医制度而看病不自由，常常死于非命——何家栋自己就是死于看病不自由的”医保改革”啊！

据何家栋先生一个同事介绍，北京同仁医院并非治疗肺癌的最佳医院，但由于何家栋的单位工人出版社的医保定点在北京同仁医院，所以何家栋明知北京有更好的治疗肺癌的医院，他也不能去，因为穷困不堪的何家栋无力自负肺癌所需的高额医药费，只有按医保定点规则，到并不能有效治疗肺癌的北京同仁医院凑合。其间何家栋因无法忍受北京同仁医院的无效医治，两次跳楼自杀未遂。

何家栋本来忝列高干，原来可享受高干自由到任何医院看病的方便，但2002年，北京99万公务员及享受公务员待遇的事业单位职工，与实行了几十年的公费医疗制度挥手告别，加入已在企业推行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一医保改革，本来是减少官民差距的改革，但由于政府在企业界推行医保制度时，制定了不合理的”医保享受者只能到单位指定医院看病” 医保制度，这一不合理的苦果便让加入医保制度的公务员也受苦不尽了。尽管”公务员医疗补助标准高于一般企业参保职工的医保标准”，高干的医疗补助标准又高于一般公务员，但医保享受者不能根据病情选择特色医院的弊病仍”一视同仁”，未能及时改革，因为真正有权修订政策的是省部级高干，而省部级高干又不在”公务员医保改革”范围之中；仍然可以随意选择医，尽情用好药的省部级高干，根本体会不到医保享受者不能根据病情选择特色医院的痛苦。不要说一般职工、公务员的呼声省部级高干难以听进，就是何家栋这样的厅局级高干的诉苦，也难以让省部级高干真正重视；至于庙堂的最高层，更是只喜欢”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忠臣良民，对于天天叫医保改革不合理的人，只会，赐予”自由化”分子的冷遇。于是，北京市600万医保享受者和全国亿万医保享受者一样，至今只能在单位指定的医院看病。而一些单位在指定医保医院时，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单位领导和实权人物与医院的关系——许多医院为了争取成为更多单位的医保医院，广开财路，不惜采取种种腐败策略拉拢一些单位的权势者，那些本欲腐败的单位权势者，正中下怀，任凭医保享受者怎样提意见，也坚决”四个坚定不移”。

从十七大开幕式上胡锦涛的政治报告来看来，中共将大打”民生牌”，一些官员津津乐道”预计2009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全民医保’，届时医保制度将覆盖全国13亿人口”，且不说这一”形象工程”能否逃脱吹牛之命，即使真正实现，其医保制度带来的”看病不自由”，医保制度带来的医院乱要价等弊端，仍然会使许多人不明不白冤死——连何家栋这样的局级高干都难免死于”看病不自由”，又遑论一般公务员和广大普通医保者？

如果何家栋先生享有”看病自由”，至少要多活几年！也许今天仍然在演说”革命是自由的儿女，但却是专制主义的父母……”然而，中共党员何家栋竟被中共制定的”看病不自由”夺去生命一年了！何家栋先生冤啊！

何家栋先生曾大声疾呼:”保卫焦国标就是保卫言论自由!”依先生之风，在此，我要呐喊：为何家栋先生死于”看病不自由”申冤，就是为我们自己争取”看病之自由”！

2007年10 月 15日于深圳早叫庐

 
作家戴晴（右） 2006 年 10 月 8 日探望病重的何家棟。一周後，何家棟病逝。終年 83 歲

《动向》月刊2007年10月号封面和封二

“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的招牌，如果仅从字面看，比较阶级斗争为纲、比较稳定压倒一切，似乎是一种“与时俱进”，尽管它丝毫不改变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本质，甚至也掩盖不了更加激化的社会矛盾，但是当它要通过党的全国达标大会修改党章，正式载入中共的根本大法时，其含义又有所不同了。

虽然修改党章和宪法对于中共早已司空见惯，但是前两任“核心”——一个是在去世以后才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的，江泽民也是在卸任时才把所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的，胡锦涛的权威、政绩虽然都无法与前任比肩，如今却以在任的身份，把自己的主张写进党章，这无疑是一个突破。众所周知，江泽民的核心是邓小平册封的，胡锦涛此举无疑是在自封“核心”了。

然而，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尤其是江泽民、胡锦涛执政以来，中共官场的权力关系已经完完全全蜕变为一种赤裸裸的利益交换，维护或者换取既得利益成为中南海权力斗争的主要动力，这从反面印证了胡锦涛关于十七大人事布局的惨败，团派临门一脚功败垂成，党章修改算是对它的一个补偿。

本刊的北京观察家指出，前一阵子看到胡锦涛团派攻城略地，从各地诸侯换人一直到令计划出掌中央办公厅，气壮如牛，咄咄逼人，实际上已经埋下了危机的种子，胡锦涛用人号称善出“奇兵”，主要就是见缝插针、布点打桩，一有机会就安插团派系统的喽啰，水银泻地般地抢占权力版图，那管他甚么政绩不政绩的，因此其基础十分脆弱。在中共权坛，一方通吃的格局已经成为历史。当习近平、李克强双接班方案出台时，胡锦涛犹如被击中七寸。传说纷纭地人事预案，大抵尘埃落定，更严重的是政治对手高屋建瓴，后发制人，十七大人事主导权瞬间易手。

江泽民与太子党连手，不但依然保持了十七届政治局常委中的多数，而且还为十八大选好了胡锦涛的接班人，摇身一变，俨然是又一个太上皇。胡锦涛自然也成了一个“跛鸭”总书记，前五年是在江泽民的阴影下过日子的，未来五年势必在新王储——接班人的阴影下度过。因为胡锦涛当初被选为接班人时，并没有多少人敢投靠他，中共的接班机制无法确保他能顺利接班。如今，“同一条船”的政治生态，让胡锦涛的成功接班变成一种“模式”，新王储政治前途的不确定性大为降低，其政治能量就非昔日胡锦涛待位时能比。也许，这是胡锦涛急需通过修改党章确立其核心地位的最大动力。

具体到新接班人习近平，他之所以能获得去上海赴任的机遇，就已经证明他是江泽民、胡锦涛等均能够接受的人选，而在被确定为接班人之前的短短几个月里，习近平为各方所接受的特质，进一步得到中共党内各派系的认同，包括还将通过十七大的确认。从此以后，中共政坛将由团派、太子党和上海帮合演一出“新三国演义”。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用“党内民主”程序来完成的，更不是通过公开的竞争达成的，而主要是通过传统的黑箱运作、幕后的密室交易来实现的。十七大不过是这种利益交换、密室交易的一块遮羞布。

这一切的确是无比的和谐，但这是中共权贵利益交换的和谐、密室交易的和谐，这种和谐还需要把所有的异议人士、上访者，或收容到监狱里去，或软禁在家里，整个社会控制得像铁桶一样，代表大会成了绑架大会……显然这不是人民所期盼的和谐，胡锦涛标榜的和谐，实际上只是“镰刀斧头帮”的和谐！

原载《动向》月刊2007年10月号

当我在香港第一次翻开巫一毛这本书的时候，还不知道她原来的版本竟是用英文（英文版由美国首屈一指的蓝登书屋（RandomHouse ）出版）写成的，更不知道她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被生生断送在毛泽东那疯狂年代的“愁云惨雾”里。据有关资料透露，巫一毛是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巫宁坤先生的女儿。而巫宁坤与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在美国的同学”。书中说，“爸爸回国的时候，李政道还帮着打行李。”

在这本自传中，巫一毛用她那散文诗一样的语言、溪水清流似的叙述让读者不知不觉轻轻走近着她的内心世界，也走近着她从三岁开始直至十九岁这一段在大陆的辛酸历程。

在今年早春二月的香港会议（即独立中文笔会）上，我有幸见到了她。但她给我的第一印象也是最深的印象，并非一位容颜刻着苦大仇深岁月印记的女作家形象，而是一位脸上常常洋溢着开朗笑容的阳光女人。在那短短几天的接触中，我还真没见过她故作严肃之状。

记得在笔会举行开幕式的前一天夜里，大伙正在忙乎着搬弄一些会议资料及杂物。忽然间，从我后面的夜色中飘来一声非常温情的英文姓名呼唤，回头一看，一位披着一袭黑色披风的女性正张开双臂迎向另一位会友，并做出一付很夸张的拥抱动作来！顿时，我感到这夜的空气仿佛也因此而平添了些许神秘而浪漫的色彩。虽然我听不懂他们那带着漂亮手势的英语交谈，但我分明能感受到这位女性透过迷离的黑夜所传递出来的丝丝热流，显得多么生动自然，也多么令人轻松舒展……

可谁又能想到，巫一毛——这位如今已声名鹤起的旅美华裔女作家——在少女时代，却经历了那么多令人心碎的灾难和痛苦呢。

巫一毛的童年刚好遇上“反右运动”和著名的“三年大饥荒”岁月。因为父亲在她出世前几个星期就作为“极右分子”发配到北大荒劳改，母亲也被流放到安徽合肥，无人照看的一毛只好被寄养到千里之外的姥姥舅舅家两年。书中有这样一段回忆她认做父亲的舅舅与年仅三岁半的她，在骨肉离别之时的情景：

——在“大饥荒开始后的第四个冬天，我被送还给家人。那是1962年元月底，春节前几天，我三岁半。”当舅舅带着她，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合肥的父母亲家门时，舅舅对她说，“从今天起，你要住在这里。 不要再叫我爸爸，叫我舅舅。” “不要，我要回家。”我用颤抖的声音说，“我要姥姥。” 眼泪从我脸上劈劈啪啪地滚落下来。我搂住他的脖子痛哭。“不要扔了我，爸爸。我乖。我听话。我再也不叫饿了。不要扔了我，不要，不要，不要。”我粘在他身上抽泣，他拍着我的背轻声说，“好了，毛毛，好了，别哭。”

这段文字虽然对那三年的“大饥荒”的惨烈灾难不着一字形容，但我们已能从三岁女孩懂事的哭喊中，感受到毛泽东一手制造的“人为大饥荒”之可怖。

但这还远不是她最可怕的痛忆。更可怕的是，她作为一位幼女所经历的惨厉噩梦。而那个真实噩梦的制造者，竟是她十分虔诚地“相信”和“崇敬”的解放军战士！

巫一毛在记述那惊魂一刻前这样写道：“安徽大学校园里，合肥市的大街上，随处可见的解放军给我安全感……”

一天，她在雨中茂密的树林里“赶路”时，被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的“穿雨衣的解放军”“按倒在雨衣上……掐住……喉咙”，粗暴地强奸了。然而她只能“把这件事埋入心底，没跟妈妈，也没跟任何人说，可是，我常常在噩梦中听见解放军叔叔的声音，看见他的眼睛，感到他掐在脖子上的双手、他压在我胸口的身体。醒来，我躲在黑暗中，流着泪坐等到天明。”这就是她在那“动乱中失去的童年”。那一年，她才年仅八岁。

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当巫一毛看到穿绿军装的，她就会想到那个恶魔般的解放军战士，而且“仿佛能看到那张伤害过我的脸在眼前晃动，浑身不由自主地蔌蔌发抖。”

当时，由于暴君统治的需要，“解放军”这一特殊的政治工具已被伟大领袖极端地拔高了！“解放军叔叔”，这是至今仍然灌输给所有中国孩子的一个政治性符号。好在经过六四屠杀之后，这一符号已逐渐式微。

自那年八岁之后，她的少女时代，几乎都是在 “文革”中度过的：

——北京是“文革”发源地，也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率、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歇斯底里地喊着：“见到毛主席，死了也甘心。”从全国各地涌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

“以北京为发源地，全国各地红卫兵的革命热情越来越高涨，演变成暴力激情。红卫兵宣告要誓死保卫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造反司令部。红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成了人人必备的红宝书。……公安部长宣布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无效。……紧接着，北京的红卫兵肆无忌惮地开始了“红色恐怖”。他们在学校批斗、殴打校长、老师，在社会上任意闯入黑五类家庭的住处，抄家、剃阴阳头、乱施酷刑，几个星期内杀人上千。”

书中的描述，让我不禁忆起自己的童年。五岁的时候，妈妈牵着我的一只小手正走在长沙城的“五一路”上，突然间，身后不远处传来一阵阵杂乱的人声，回头看去，一群黑压压的人墙正排山倒海地直冲我们而来，许多人提着刀枪棍棒，杀气腾腾。只见妈妈猛地把我往背上一背，就发狂似地向前疯跑，可是，我右脚的一只新凉鞋“啪”地掉落在地，而我已伏在妈妈的背上无法下地捡拾，只有拼命摇晃着妈妈的肩膀叫唤着：“妈妈，妈妈，我的鞋！妈妈，我的鞋掉了！”

“不要算了！不要了！不要了……”妈妈头也不回地急匆匆应道。

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自己看到的就是毛泽东提倡并乐此不疲的“武斗”场面。

那时，我还常常爬在家里的窗户上玩。年幼的我，对每天每时都会听到的零星枪炮声，充满着好奇。我家窗下的对面，有一位守门老人，他每次一看到我爬上窗沿，就肯定会走上前来，笑呵呵地提醒我：“小毛，不要把你的头伸出来，小心流弹飞来哦！”但那时的我，虽然置身在动乱年代，却完全没有危险的概念。这一点和巫一毛儿时的感觉似乎有点相似。

书中描述的小学上课场面里，也有令我记忆犹新的光景：

——虽然已经开学，学校并没有教学生什么正式功课。学生每天花主要的时间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走进教室，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毛主席画像三鞠躬；放学以前，我们要同样三鞠躬，这叫“早请示”“晚汇报”。

“在学校里，老师教我们：看一眼毛主席画像，浑身都是力量。”颇具黑色幽默的是，在那个充满罪恶和虐杀的年代里，毛泽东居然在几乎所有人的心目中，早已树起一尊至高无尚的圣人形象。现在回想起来，历史学家袁伟时所称的意识形态“狼奶”灌输，其实也就是从这么小的年纪开始的。因为童年的心，都是洁白无瑕的。

巫一毛虽已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但她那逝去的童年和恐惧的少女时代所发生的真实噩梦，常常还会像挥之不去的隐痛一样纠缠在她的记忆深处。因此，她总是天真地梦想着，为了不让她的童年噩梦再现在今天大陆孩子们的生活中，故她决定鼓起重生的勇气将她的19年往事诉诸于文字记录。尽管“有些故事，为了让西方读者看起来不那么毛骨悚然，删掉了一些……血淋淋的细节”。但她说，“写这本书，我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有话要说，不吐不快。我的目的，就是要把真实感受写出来。”

我理解她无法忘怀年轻时在这块土地上曾经被迫遭遇的一切。所以她发誓要出走异国他乡。就像她说的，“我死也要死到美国去。” 然而，在现在的中国，这依然是一句能让爱国愤青们狂怒不已的话。其实，巫一毛并非不爱自己的祖国，可祖国爱过她吗？

二月，当我和巫一毛等人一起从香港跨过深圳罗湖桥时，我看见阔别故土20多年的巫一毛，脸上写着那种难以掩饰的兴奋和忐忑不安。

然而，在我的感觉中，与其说巫一毛是一位旅美华裔著名女作家，还不如说她是一位阳光女性来得贴切。这样的女人如何能终日生活在如影随形的恐惧和灾难之中？她的一位好友——同是旅美华裔作家的张慈女士说，“从一个人的一生来看，巫一毛是极不幸的。可是，她能够活下来，书写自己的记忆并在其中找到生活之美，这又是极为幸运的。”是的，好在上帝也是公平的，她人生中前面的近二十年多灾多难的命运，已悄然远去；而后二十年、三十年或更长……相信上帝一定会用它那无所不能的力量和信念，加倍偿还给她曾经失去的许多欢乐、尊重和荣耀……

 

如果不是因为老鬼的《母亲杨沫》，我不会重读《青春之歌》。曾经深深影响自己早期阅读的小说，现在读来已味同嚼蜡；不读，或许还可以保留少年时因读物匮乏而形成的美好记忆。

但是，将《青春之歌》与《母亲杨沫》放在一起来读，则是另外一回事。老鬼坦诚到极致的叙述，既满足了读者对《青春之歌》写作背景的好奇心，又如奇丽的探秘小说，将历史、人性、文学的未尽之言一一揭示。曾经深受党文化影响进而信仰共产主义、屡屡递交入党申请书，最终却成为一个政治异议者——由于这样的思想经历，《母亲杨沫》激发了我重新阅读《青春之歌》的兴趣。

老鬼的叙述让我惊讶地发现，作为一个小说创作者，杨沫几乎不具备虚构的能力，《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身上，实在是太多地携带了杨沫本人的青春经历，以至于读完《母亲杨沫》再回忆《青春之歌》的故事情节，经常会将林道静与杨沫的人生轨迹混淆。

与林道静一样，杨沫的青少年时期的家庭生活是很不幸福的，在《青春之歌》中，杨沫给林道静安排了一个受欺凌而死的贫困出身的母亲，这显示了杨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创作时的“政治觉悟”，却也以另一种形式表达对父爱、母爱共同缺失的遗憾，事实上，林道静也好，杨沫也好，她们的不幸与那个战乱不止的破败的急剧转型社会有关，新思想已经注入青年人的内心，社会却仍以传统的惯性在运转。逃婚是林道静和杨沫离家的共同原因，对于已经接受五四运动思想影响，向往自由与解放的女孩子来说，做一个小军阀或官僚的小老婆，实在令人难以接受的，但现实如此，同龄的伙伴中很多人只好接受了命运的摆布，不管怎么说，从个人生存来说，那是一个相对稳定可靠的选择。

但这不是杨沫的性格，也不是林道静的性格，她们想的，是如何继续完成学业。而当读书所需的经济支撑被切断，她们选择了出走，和无数青春期少年所幻想的那样，她们试图去寻找远方的风景。北戴河是杨沫和林道静找寻出路的第一站，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她们显然都无法独立谋生，“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同样严峻地摆在她们面前。

此时，爱情降临了，而且，除了爱情，似乎也再没有什么可以收留她们，好在她们都还年轻，爱情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奢侈昂贵。

通过爱获得自由，这是多少年轻人心中的幻想！爱情不仅意味着男欢女悦，也意味着彼此生存世界的扩大，无论从现实还是心灵层面，都可以让她们躁动的心暂时安定下来。她们不畏惧生活的贫困和艰难，但每天买菜做饭的生活却又不是这些受了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可以忍受的，初恋的喜悦过后，她们发现自己无法实现经济自立因而无法融入社会生活的尴尬。

于是，比爱情更有威力的东西出现了，那就是革命。革命是颠覆旧秩序的行为，而旧秩序在杨沫而言，是已经被她抛弃却仍对她构成威胁的东西，她所追求的远方风景当时仍落在北京，她的恋人张中行是北大学生，因为张中行家中已有妻子，杨沫与她的生活便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为此，她不得不尽量疏远中学时期的好友，也就是说，她基本割断了原先的社会联系，形成一种准流民心态。这个人群无疑是最乐于投身于打破一切规则的政治革命的，所以，在共产党被屡屡逮捕杀头的日子里，她蛮不在乎地主动寻找共产党人。“从1933年到1936年，她一直希望能找到共产党。每逢徘徊在北京街头，看见一个衣着朴素、面容正派的人，就多看他几眼，心里猜想，这个人是表示共产党员呢？他要是，能够介绍我入党，那该有多好呀。”

爱和自由是杨沫终生寻找的主题。当时看来，革命似乎能将二者一起给她。她读过邓肯的传记，不是遵循三从四德的女人，所以，当她把自由的希望寄托于革命的时候，她也将爱情寄托于革命者的代表身上。通过《母亲杨沫》，我们知道卢嘉川、江华等小说人物并非完全来自虚构，而她之所以嫁给老鬼的父亲马建民，也是因为，他是她当时唯一能找到的共产党员。

小说《青春之歌》以一二•九运动作为结尾，为林道静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归宿。但通过《母亲杨沫》我们看到，这一段大致是虚构的，杨沫入党的时间，其实在一二•九运动之后，1936年底，已经失去组织联系的马建民顶不住杨沫的一再要求，私自让杨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段历史一直被马建民隐瞒，直到文革爆发，由于马建民的主动交代，杨沫才知道自己竟然是个“假党员”。

入党之后的“革命”显然没有给杨沫带来她所希望的，艰苦的生活毁掉了她的健康，更重要的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残酷，似乎都超出了她的想象，她这个充满了激情的共产党员，在革命队伍里并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位置，甚至在中共建国以后，其工作的重要性也是每况愈下，作为红军时期入党的老干部，最终却不得不从事街道妇女干部的工作，这使她感到郁闷，却无处诉说，但到了这个时候，普天之下，她已再无处可逃，只能老老实实呆在革命队伍里泡病号；而且，除了“革命”之外，与丈夫的关系也形同陌路。也就是说，革命二十年后，既无自由，也未收获爱情。

与孩子的关系紧张也不能简单归因于杨沫本人早年的生活影响，生活中，因缺少父母之爱而给予下一代更强烈呵护的人并不少，而且根据老鬼的记载我们发现，杨沫对单位同事和老战友非常友好关心，不喜欢整人斗人的那一套，这说明她并不是不懂得如何关心别人。我们只能将她对于单位同事和老战友的关心理解为对革命的感情。但在家中，她既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由于将爱与自由的期望全部寄托于革命的理想，当现实与理想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反差，而党性又每每恐吓其“小资产阶级”人性的存在（那时候，“资产阶级人性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此时的杨沫和许多革命者一样，内心世界是极度紊乱而近于崩溃的。除了对革命和领袖，她似乎什么都不敢去爱，因为，几乎所有的爱都是错误。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奇异的家庭图景：夫妻互相揭发；母亲对孩子的成长漠不关心；儿子带人抄父母的家；父亲对女儿实施经济封锁；女儿千方百计占父亲的便宜••••••而在家庭之外，则是无休止的相互揭发和批斗：老舍自杀了；马铁丁自杀了；周扬、蒋南翔、何其芳被打倒了；海默更是新帐旧帐一起算；浩然公开批判杨沫又在私下里给她安慰••••••

这就是革命的结果吗？这就是杨沫和林道静投入全部青春和热情追求的人间天国吗？不，对一个人的生活来说，这几乎就是地狱。

然而，革命的强大力量在于，对革命和领袖的任何怀疑都是罪恶，哪怕是一闪念都不行，对于人性的本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党性加以克服。

如果没有《青春之歌》的出版，杨沫这个曾经狂热的革命者会以不为人知的方式郁郁而终。《青春之歌》给了她于地狱中透一口气的自由，也为她与那个助手的暧昧关系创造了基本条件，不过，深陷在革命的意识形态迷雾中，她仍然找不到真正的爱和自由。最后，暧昧关系成了助手要挟她的武器，而《东方欲晓》的创作失败显示遵循三突出原则的她已江郎才尽。

经历过文革之后，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革命背后的复杂内涵。但促使她重新思考和调整人生态度的，应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系列事件。

首先是她的儿子老鬼小说《血色黄昏》的出版，这部曾被她称为“大毒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作品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张光年、王蒙、冯牧等都对此都表示肯定，这对创作已走入死胡同的杨沫肯定是个不小的心理冲击，而此后不久的六四事件更不可能不影响到作为一个作家而存在的杨沫，除了儿子老鬼作为“暴徒”被迫出走海外的因素，我们还要看到杨沫本人身上的一二•九运动背景，李慎之、叶君健、何家栋、李锐等一二•九时代的人物彻底转换思考的角度，也大都是从六四开始的，我注意在李锐先生在最近致十七大的《关于党本身改革的几点建议》中写到：“我相信我的这些看法，凡属年届耄耋的老党员，尤其‘一二•九’运动的一代大都会同意的，因为我们当年入党，就是反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为了创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而奋斗啊！”和林道静一样，杨沫追寻共产党时并不真正了解共产党，她只了解共产党高喊的那些口号，而不了解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那些内部纪律、规章和运动。和许多一二•九时代参加共产党的人一样，她们的动机中是有理想主义成分的。虽然怀着理想加入了这一政党后，被逐渐锻造成一架党性超越人性的机器，很难再有独立的思考和声音，但这不表明理想主义的痕迹会被完全抹除。

杨沫只活到1995年，而未能象李慎之、何家栋、李锐那样活得更久，从思想能力来说，杨沫与上述一二•九参与者本来就相差甚远，但在1989年之后，我曾见她在国内刊物公开的发表文章中旁敲侧击地提及六四前那一夜的情形，尽管只是曲笔，但那也是需要勇气的。老鬼的记述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杨沫晚年的转变。“到了八十年代末，母亲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我们的共同语言大大增加，她常常来电话，关心我的处境。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她数次给我家打电话，询问我的下落，为我担心。”在别处，这样的母子之情可能颇为寻常，但由于杨沫这个家庭的历史，却显得那么可贵，是通过革命获得爱与自由的努力失败后的人性回归。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杨沫的转变还体现在另外两个方面：一，由于和科研工作者李蕴昌老人相濡以沫的黄昏恋，她成了一个精神平和、健全的人；二，开始用笔杆子为弱者代言。老鬼认为：“李叔叔对母亲的影响不可低估。他象个心理医生，治愈了母亲心理上的痼疾。”与儿子老鬼在晚年的和解与亲近，使杨沫终于成了一个正常的母亲，她不再指责老鬼，而只是把爱和关心给他，在老鬼笔下，这份迟来的母子之爱令人读来不胜唏嘘。而且老鬼认为，母亲最终“走出极左桎梏，坚持真理，主持正义，晚年为徐明清、王汉秋、胡开明等人奔走呐喊，为受压迫受侮辱的弱者拔刀相助，这是她生命中最后的亮点。••••••母亲身上有很多面。既有正统马列主义的一面，又有自由化的一面；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无情的一面；既有坦率的一面，又有虚伪的一面。”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老鬼当然明白这最后一个亮点可以使杨沫恢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作为杨沫的儿子，老鬼肯定为母亲最后的亮点深感庆幸，否则，他难于面对母亲的历史。

只可惜，杨沫从来不是一个十分具有思考能力的人，加上晚年身体状况不好，而上天给她的时间也不够了，所以，我们虽然看到了这样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的积极转变，却未能看到她更进一步——通过对人性的正视与尊重，最终走向自由主义的道路。不能过于苛责杨沫，毕竟李慎之都承认：“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树叶掉下来都怕”。但作为曾经与林道静心心相通的少年读者，我坚持认为，林道静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和正义感，正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所需要的性格禀赋，如果不是上世纪中国知识界近乎整体的迷失，如果不是政治本身的欺骗性太强，林道静不会被改造成一个马列主义者，她的热情和勇气本是属于自由主义的，遗憾的是，晚年的杨沫没有替林道静完成这一思考过程。杨沫未能象她的同龄人李慎之、李锐、叶君健、王元化、何家栋那样走出生命中最后也是最有价值的一步，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林 达 著

三联书店，2006.4，21.00元

此书属于“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之四，比前三本更为出色，更有一种现场感。它通过1787年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前后一系列故事，重新梳理了美国宪政民主从开始、发展到相对成熟的基本过程，用清晰的语言将错综复杂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分析得明明白白。其中，有些思考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有参考的价值。如果说前三本书在表述上还有某些地方不够清晰，那么这本书都说清楚了。林达夫妇对美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的理解，确实越来越深入了。一位朋友读后，说只能用“豁然开朗”这个词来形容。这本书比他们今年的另一本《扫起落叶好过冬》要好。

——傅国涌

　　

作者独具匠心选取的书信体形式，一下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而就在与读者“唠嗑”的过程中，关于美国如何逐渐走向民主、实现宪政的那段历史，被清晰而生动地描绘出来。相信很多读者都看过很多政治方面的书籍，但我相信很少有一本写政治、政体的书，能让一个普通读者读出兴趣来，而这本书做到了。如果不是出于对历史知识的积淀，不是掌握博古通今、化艰深为通俗的能力，恐怕是写不出这样生动而有内涵之文字的。

——刘克敌

 

开创美国历史的精英曾经热衷于了解中国，正如这百余年来中国人对美国的强烈好奇。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尤其应当感谢林达夫妇，他们长期以来孜孜不倦介绍美国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以通俗翔实的笔法让中国读者见识到了“如彗星划过夜空”的景色。

美国宪政从哪里来？

从1776年7月4日在大陆会议上通过《独立宣言》开始算起，美国历史至今不过200余年，而且当时的“美利坚合众国”只不过是由13个州组成的松散的邦联，只是因为反对大英帝国对殖民地的压榨，各个州才不得已联合起来。就是这样一个松散的邦联，在短短十来年后，居然组成了一个组织紧密的联邦国家。而这个国家，在20世纪直到今天，居然在世界格局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让我们对从《独立宣言》到后来的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这一过程中发生的故事产生了浓烈的好奇心，是什么因素造就了这样一个对人类政治模式产生深远影响的新的政体形式？

林达在《如彗星划过夜空》开篇就说，他之所以想写这本书，是因为看到国内谈到美国，大多只是胶着在“民主”、“自由”、“宪政”等理念上，对美国的那段开国史，其实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就想给国内详细介绍那一段惊心动魄的美国制宪史，也可以借此让国内公众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到，一套政治制度的开创，其结果可能就如马基雅维利所言的“机运”，不仅有赖人事的努力，而且当中的很多历史偶然，也无不发生作用。

林达的故事从1783年独立在望时开始说起。此时的美国，已经开始面临“独立以后怎么办”的问题，而独立战争中的团结激情也开始出现瓦解的倾向。林达用极为生动的语言描述出这一阶段的内困外患:华盛顿想卸甲归田，独立战争早让他精力疲惫；受到苏格兰启蒙思想熏陶的麦迪逊则了解到，在战争中几乎成为“圣雄”的华盛顿，拥有整合松散的13个州的道德资源，因此百般怂恿华盛顿主持决定美国邦联命运的费城会议。最后华盛顿终于出席，也成就了他一生的一段传奇。

整个费城会议的过程惊心动魄。各个州派来代表参加会议，原本就是为自己的州谋得利益，而当时看来，似乎维持松散的邦联意味着最大利益。对于麦迪逊、富兰克林这些政治家而言，将当时松散的邦联组成一个更为紧密的国家实体，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好在当时各个州的代表们，虽有各州利益的追求，但是由于古典政治的熏陶，也让他们深知，这样一次政治实践，对于各自的人生而言，将是一件可能带来“荣誉”的事业。因此，虽然他们在制宪会议过程中为各种利益和制度设计争论不休，但是最终在1787年7月17日，达成美国历史上所谓“伟大的妥协”，完成了美国联邦的制宪。林达深刻感受到，这些政治精英在政治实践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绅士风度和贵族精神，以至于他将这场会议描述为“半神半人的会议”。这一描述固然略带夸张，但是也让我们了解，一套制度的开创，不仅需要参与者高度的智慧，更需要某种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政治美德。诸如妥协与宽容，均属这些美德中的一环。人固然无法脱离自私的宿命，但是也具备超越这一局限的潜力，而这些无不归功于教化。

1800年总统大选，杰佛逊当选为美国总统。而林达在这里就试图通过杰佛逊来展现，在美国立国初期阶段所面临的精英政治与民主之间的冲突。受到洛克思想深刻影响的杰佛逊，不仅强调个人自然权利的神圣性，而且也认为，美国这一套共和制度，就是要通过限权来保障个人的权利。但是同时，美国首任财长、也是开国元勋的汉密尔顿则要保留政府权力的有效空间。对于他而言，美国当时的财政整合能力相当有限，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可以完成这一任务。如果说杰佛逊对民主价值更为青睐的话，那么汉密尔顿则更强调政治实践的有效性问题。而那位同样也担任过美国总统的亚当斯，则对民主所蕴涵的动员人民的力量，感到相当的警惕，因为对他而言，人性改善之路相当艰难，不可轻易信之。

如果说美国建国初期的摸索尚是婴儿学步，到了后来的南北战争，林肯所面临的则是美国的一次重大选择。这一历史场景，中国读者早已经耳熟能详，不过林达却将美国史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平实的语言，指出当时林肯在废奴方面，并不是国内公众所习惯的“废奴主义者”的形象，而是多种历史合力的共同结果，这对于公众而言，应是颇有新意的部分。

如果说前面几部分的叙述尚是铺陈气氛，时有精彩镜头闪现的话，那林达对于1971年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的叙述，则给我们带来本书的高潮部分。其叙述的文笔和对气氛起承转合的把握，无不淋漓尽致，让人叹服。这一事件的起因来自于反战者艾尔斯伯格偷印美国国防部对于越战的调查报告，将这份报告交给《纽约时报》发表，相继有《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跟进，最终演变成美国政府与新闻界的一次公开诉讼对抗。这一过程中的跌宕起伏，读者自然可以各自去领略，但是这一事件给予我们认识美国政治制度，却是一次生动的教育。政府权力受到制约，本是美国开国之父们在制度设计中的题中之义，但是如何实践，却并无现成教科书可寻。美国新闻界在这场与美国政府的斗争中最终大获全胜，不仅继续捍卫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尊严，也真正确立了媒体在监督政府权力滥用上的角色，其对于美国政治的意义，可能对于现在国人而言，一时恐难真正体会。

我在这里撷取的美国宪政史上的几个片段，在林达的书中，只不过算是几个长镜头而已，里面还有大量生动的细节有待于各位读者自行去挖掘体会。不过从个人而言，从开始阅读，我一直手不释卷，读毕此书，感觉也从那段历史现场经历一回，如此的阅读体验，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至切了。

成庆

近距离看美国，远距离看林达

在美国的历史中，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弗逊举足轻重，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都曾经是中国的Fans。前者狂热地购买任何关于中国的书籍，并且热衷于讨论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他甚至打算选送一批留学生到中国去学习。而后者呢，作为《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他一直在思考中国的“自然贵族政治”。

除了当年开创美国历史的精英，美国民众对中国也不乏仰慕之情。1795年，也就是费城诞生了一部伟大宪法的八年后，一位富有的费城商人还组建了一支远航中国的贸易舰队，旗下的四艘大船分别以欧洲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最著名的中国Fans的名字命名。他们是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和爱尔维修。可见，那时候的美国民众没有意识到，他们生活的地方两百年后就是让人向往的国度，这个国家将被人反复描述。

在《如彗星划过夜空》一书中，林达笔下的富兰克林和杰弗逊如此生动，然而，以上的史实却没有提及。事实上，在那部伟大的宪法中，再仔细的人也难以找到他们曾经受到的来自中国的影响。历史是偶然的，如果那一支留学生队伍来到了中国，如果鬼使神差地，关在小旅店里埋头起草《独立宣言》的杰弗逊的脑袋中忽然被所谓的“自然贵族政治”击中，那么今天会是怎样？历史又是不能假设的，想像一场年轻美国与古老中国的亲密接触，只能满足我仅有的一点民族自豪感。

伏尔泰等人对中国的描绘一度让人心驰神往，到后来，西方眼中的中国的象征物却是一些可怜的柳条家具。再后来，贫穷、鸦片、“黄祸”，这些词汇在西方人的脑海中逐渐定型。处在现在的位置，我很难说，伏尔泰式的中国与“黄祸”式的中国哪一个更真实。因为，只有生活才是真实的，而关于生活的所有描述都或多或少地是一种误读，何况是我们没有植根其中的别人的生活。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从此就应该放弃这种企图，而是说，我们在描述别人的生活时应该尽量诚实，并且心情轻松。

我的一个朋友至今还在为一个“旅美学人”的文章生气。在一篇文章中，那位“旅美学人”说美国各大名校之间的竞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如今到了通过扶贫来“斗富”的程度。普林斯顿、哈佛、耶鲁等名校纷纷宣布家庭低收入的学生教育费用全免。我的那位朋友对美国情况比较熟悉，她还特意咨询了在美国生活的家人，查找了各校的资料，结果发现那篇文章简直是胡说八道。美国大学的教育费用大多数还是依靠纳税人，想一想，大家怎么可能让学校如此慷他人之慨？实际上，美国高校是否给学生奖学金，最主要的标准就是学生家庭的纳税情况，一点不含糊。可见作者心中有无“诚实”二字，实在重要。

从1997年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的第一本出版到今天，已经快十年了。我想，“诚实”已然是林达的标志。我还记得林达在他的《历史深处的忧虑》一书的序言中谈到他看待中国和美国的角度。他说站在“边缘人”的角度，他发现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文化大国有着各自圆满的价值体系，甚至有各自不同的语汇、语境和逻辑。他意识到，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文化对话，只可能是痛苦而吃力的。但是时间长了，他发觉自己与中美两种文化都保持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的时候，这两种文化就化为了风景，并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意义。我觉得，这就是诚实和轻松的态度，也是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书籍的特色。

有人说，林达的书好是好，文字朴素，逻辑严密，且总能以小见大，只是总感觉把美国描绘得太理想了。这倒让我想起小时候的经历了。记得那时候的《中国少年报》常年连载一栏漫画，题目叫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我们这儿的毛孩生活幸福，人家那边的毛孩供人观赏。我们这边节日快乐，人家那边在动物园扮狮子老虎逗有钱人开心。恐怕不少人的内心深处还是幼年时候留下的印痕吧？

林达从来没有说过，他告诉我们的美国是一个真实的美国。就像之前我所说的，除了生活本身，关于生活的所有描述都或多或少地是一种误读。虽然林达的书一直畅销，但是我想，没有人按照他的书那样去生活，只是很多人通过他的书学会了怎样去思考。如果说林达的书中描绘的是一个理想中的美国，那么这也是不断面对困境不断探索中的理想。从这个角度看，林达的书不是林达一个人完成的，而是他和他的数以万计的中国读者一起完成的。因为，人类终归需要理想。

而今我们不清楚富兰克林的留学生为什么没有来到中国，也不清楚杰弗逊最终为什么放弃了“自然贵族政治”的观念，但是通过林达的描述，我们知道，美国的社会是在探索与实验中不断完善起来的，美国的精英和民众珍惜的和放弃的，以及愿意付出代价的，都出于对自由的渴望。他们一直坚持一种信念。就像林达在《如彗星划过夜空》的结尾所写的那样:

“他们相信，他们可能要走一段弯路，可能有一段倒退，可是任何威胁只能阻碍人们追求自由的道路，却不可能堵死它。也许今夜没有星辰，可是他们相信，在云霭之上，依然有群星在太空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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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岁的米兰达。朱莱（Miranda  July）有栗色头发和大大的蓝眼睛，令人过目难忘。她既是成功的歌手、演员和电影导演，也是才貌双优的美女作家。

9月24日，米兰达。朱莱以其首部短篇集《没人比你更属此地》（No One Belongs Here More Than You），获得了第三届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并得到高达3.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7万元）的奖金，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奖金最高的短篇小说奖。

今年的奥康纳奖过早将一众名家扫地出门，致使加拿大最著名的短篇女王艾丽丝。门罗也被关在了决选大门之外，因而引起外界的质疑之声。但评委会主席帕特。科特（Pat Cotter）不断为评委们的决定辩护，称朱莱女士绝对配得上大奖。

“赢得此奖的是一本充满原创才情的书，”他说，“一本我们相信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书。”

米兰达。朱莱1974年2月生于美国佛蒙特，现居洛杉矶。她原姓格罗辛格（Grossinger）——朱莱（七月）系其笔名，父母都是小说家。她以电影剧本入行，又进入音乐领域，创出一种自称为“现场电影”的多媒体表演方式，她的首部故事长片《我和你与我们认识的所有人》（Meand You and Everyone We Know），曾在圣丹斯电影节上得奖，并在戛纳获得四奖，包括颁给导演处女作的“金摄影机奖”（Prixdela Camerad‘or）。《没人比你更属此地》是朱莱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出版于2007年，得奖前已多获好评，所收作品，莫不以离开家庭单飞的年轻女性为主人公，但长于描摹她们在光怪陆离，且荒凉冷漠的都市中细腻的内心情感：她们聪慧过人，为求自我实现，浪迹于市井，虽有开放的性观念，却又找不到在智力和精神上相配的伴侣，因而缺乏安全感，宁愿耽于白日之梦。

“有时我躺在床上，想从朋友里头，确定某个我当真在乎的人，”小说中有个女孩如此沉思，“可我的结论总是一样的：他们谁也不行。过去我想，这些人只是我的头一拔朋友，要想找真心的，来日方长。可就是没有。”

她的主人公时常被置于压力重重又内心空虚的情境，而后由不无荒谬的外界转向自身。如《无所需的某物》（Something That Needs Nothing）中，一个艳舞女郎研究从窥视者的角度去发现自我。在《寻欢2003》（Making Love in 2003）里，一个“非常有才的女青年”则在等待出版商的过程中，陷入了回忆与自省的狂想。

为推广《没人比你更属此地》，朱莱专门做了个网站：noonebelongsheremorethanyou.com，很有创意，读者朋友们可前往体验。

2005年，旅美中国女作家李翊云以处女短篇集《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赢得了首届奥康纳奖，而日本大作家村上春树则以《盲柳睡女》（Blind Willow， Sleeping Woman）在去年获奖。 李翊云以过来人的视角，用英文书写当代中国题材，从而赢得西方喝彩，亦在奖金上占得“便宜”——她当年一人独得5万英镑（当时合人民币72万元）巨奖，而村上和朱莱女士各自所获，仅及李女士的一半。主办方解释说，奖金缩水的原因，系此奖原拟两年颁发一次，后改为一年一奖。

弗兰克。奥康纳奖以爱尔兰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奥康纳命名，用以奖励过去一年中以英文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入围者不限国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