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政治改革和政治忽悠

 

有人说,邓氏关于中国政治改革说过的一句话证明,老邓是怀揣政治改革之意念的,是揣着明白说明白的,是不糊涂的——而且,是中共希望政改,准备政改的明证。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有人长篇大论地写出来文章,证明邓之政改理念和党之政改理念之存在,之合理,之正确。于是,称呼邓为政改第一人这样的看法,也就呼之已出。凡是说邓是极权主义和保守派政治人物者,就受到很多批评。他们还说,要籍希望于一个数字,17,或者18,或者19,很有点”相信未来”之未来主义先锋的意味。其论证核心,就是党,是可以政治改革的——通过一次次的公开信,一次次的呼吁,或者一次次的怀柔和绥靖,他们就可以打造一个共产党宪政,共产党民主或者社会民主主义什么的。

这里面当然包含很多历史的和理论的问题,更包括很多现实的问题,需要析之。新近,和一个朋友谈论马克思主义之所谓组成部分的有机性和无机性。他认为,马克思的三个组成部分本身就是矛盾和冲突的。首先,社会主义科学之指向目标是所谓共产主义。那么,马克思以前所应用的历史决定论,就要让位给历史目的论了——而这两论之间,本来是冲突和无同一性的——也就是说,历史决定论,是从历史经验论派生的、近乎实证主义的观念——而历史目的论,则是带有某种非理性、宗教主义的论断。如果要区分政教之间之差别,就要分开二者,而非将此不同论式的前提,混为一谈。严格说来,考察历史,本来就不可以定出目的论的研究方法。更加不可以按照黑格尔主义制定的、类似绝对意志最后要占领真理说,这样一个模式,强加之。只能是回归康德的上帝和物自体的人为不可能性,而在政治经济上,提供一种看不见之手的模式,并且在开通这个民主领域的前提下,任由真理受到保护和争辩的权利,并提供那种公开平台,认人争论一百年而不获罪,而非自身归结真理,并诉诸实践,说,你不遵守,就是反革命——这样的实践,其实就是革命登场后人民退场,那种极权主义意志论(见罗素)。(于是,在他们鼓吹所谓的目的论的时候,往往有变易为一种意志独断论和双重的”无法无天”之明显迹象——一种是,政治法律上的无法无天;一种是,滥用科技和破坏环境的无法无天——他们继承了白璧德批评的培根主义泛科学论。)

细言之,党文化在思考问题和使用其方法论的时候,最为常见的表现,就是逻辑论证的混乱和实用主义的滥俗套。按照经验主义的论证方法,理论是现实的关照——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理论要被实践检验——那么,他们的提出的共产主义,是不是可以有的检验呢?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他们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枉顾了哲学正确性的推断和论证。第一,如果你是确定的决定论者,那么,你首先要客观或者公正地对待历史,并且做出,从以往推断未来的理论证明。党文化是不是这样推断历史的呢?完全不是。一个最为突出的证明就是,马克思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说,就是逾越历史的一种未来之列宁主义实践。一言蔽之,俄国资本主义的现实景况,并未被列宁的主观主义所承认。他的历史决定论,完全是不够格的历史超越论。十月革命带来的,既不是历史决定论,也不是自由意志论,而是他们的集团投机论和所谓历史目的论——他们把历史这个概念,偷换成为列宁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这个历史目的论的最小化苟同论,正在从耶稣式的历史目的论,跌倒谷底,成为一种历史小丑论和历史强奸论。这样,俄国人很快就在不到百年的历史目中,排除了列宁主义——正在考虑把这个投机屠夫从宫墙里驱赶出去。

至于中国的事情,就离开历史目的论和历史决定论,差得更远。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不过是没有任何无产阶级参加的一种痞子运动。政治经济上的任何历史决定之因素和历史目的之因素,全不存在。毛式运动,不过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循环论中的一点——却是历史循环论中,最为荒诞和最为无道的历史时期——他的自由意志说,也和他歪曲的经验主义,自由主义,完全可以归入党文化的胡说八道类型。无论从中国、还是世界的历史决定论和历史目的论出发,人们都无法把毛主义,归纳在任何一种适当的概念当中。

不单是在上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荒谬中,人们还得以在荒诞的生活和实践中,忍受马克思主义之来源于空想成分的诱惑。这个诱惑,其实,在最大的程度上,违反了社会主义空想学说的善良和人道试验成分,且将其那种今天也许还是成活的,类似以色列吉布兹人民公社之试验的社会学学说,改造成为痞子打天下的造反有理运动,并且完全强迫国人参与到类似60年代人民公社、那种集中营体制的所谓”空想”中去。于是,国人,连在皇权体制里悠然见南山、那种退隐之路,也被完全封死。空想主义回避大社会非理想状态的实验,现在,变成了毛式、或者俄式并不空想的现实屠场——这个空想主义的变质,难道尚有比之更甚乎?其中,目的论和决定论,变成了动物庄园里的猪猡主义(那个猪猡叫做”拿破仑”)。至于自由意志,就更是毛式或者希特勒一个人的绝对意志。空想的意义,已经成为立芬斯达尔摄下的一片纳粹火海和八一八毛万岁局面。

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严格区分逻辑的前提,即认知,所用集合名词的无定一性概念,是无法论证以说的;而在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中,其被置疑和否定;现代逻辑中,有关于A包含了被证明之B的内涵之说,是为同一性证明之不可能——故此,所有论证,成为循还论证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即便如此,人们还是要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确认这种一般性推论的现实意义。换言之,我们在确认一种前提的时候,首先,要向读者说明,我们是站在哪个轨迹之上。如果说,我们是站在形式逻辑的认知轨道上,那么,我们就只好遵守亚里士多德的游戏规则——如果,我们是站在另一条线上,我们也许可以遵守辩证逻辑、甚至任何不认可逻辑的逻辑——比如,像有些逻辑学家以为的,太阳系的存在,实际上是源于某种逻辑推断式(见施台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要件是,我们不可以混淆所有这些学说的前提。马克思——就像我的友人所言(这个观点的”发明权”是他的),马克思正好颠覆了这个游戏规则。他把前提错置的方法论,正好证明勒他滑到有害的语言暴力。其结果——这个语言的暴力,直接导致了暴力的语言和暴力本身——因为,他在实行推导的时候,忽略的要件,就是完全不遵守游戏规则,将辨正的归辨正,形式的归形式。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当他使用历史目的论的时候,忽略了他本身前此倡导的历史决定论——按照历史决定论,历史走向的未来,储存在历史的过去——那么,历史建设的所谓资本主义自我调试和调整功能,导致的一切,比如剩余价值的非剥削化,商品价值的N种构成;诚如李嘉图,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讨论的、价值体系非劳动根据说,等等——就成了马克思本人视而不见的武断性伪决定论的回避之物。也就是说,如果马克思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决定论者,他就要严格把握人类在出台三权分立,宪政
治国和人权宣言诸多文件以后,历史之过去与现状的有机性——这个有机结构的,历史过去和历史未来的哲学根据、或者实践,根据何在?乃是极其明显的,不是完全枉顾这些人类调试机制,就可轻易以否定的。从对于历史的漠视,转入文本上武断目的论——实现共产主义,正好是马克思的大谬所在。这个混淆,不但带来其理论的迷失,更加重要的,是带来了他的灾难性后果。这个水果就是结果,成为了毒果就是结果。

之所以拣识老马的一些常识性错误,是为了推演马克思主义者和毛主义者的理论玩笑和政改玩笑。其实,他们这些革命者的理论肮脏和理论浅薄,比起老马,有过之。因为他们的理论,甚至根本就不需要进行任何推演或者论证。到了毛的晚年,这个势头变得更加肆无忌惮。邓,不好理论游戏,但是,他的口号敏感,却是不无存在的。所谓他认为,经济改革成功与否最后取决于政改——这个说法,其所谓”正确”内涵,堪称无与伦比——但是,何以他的生前身后,党魁们,一个也不进行政改呢?其中,是进行者复合老邓之则,还是不进行者,更加心领神会之?稍有智商者不难看出,是后者,更加参透老邓的秘旨。何以这样说,事情再清楚不过了。这里用不着搬出什么历史目的论啊,历史决定论啊,即可证明这件事。只要回顾一下党文化具备的某种机会主义性质,就可以得出答案。这个答案,究竟是如何一番景致呢?

其一是,在党文化里,理论的正确性和证实性,已经让位给实用性了——所谓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成为近年来党文化的一种策略推演(有人把他理解成为”技术处里”)——这个策略,早在八十年代,就极其成熟,甚至烂熟与之——因为,早在瑞金或者解放区时代,党文化里,就酝酿过如何运用被马克思有意回避的人类自由主义之道。在我们数次援引之”历史的先声”一书里,毛式和党的宣传,混合以对待人类非马克思主义的同步宣传,已经出台——这一点,我们承认,是中共,也许,比较列宁和马要高明之处——他们赞颂林肯,宣扬反对专制独裁,反对一党专政——他们宣扬新闻自由,肯定大陆法系,拉拢民主人士……甚至说,他们不是施行社会主义,是施行新民主主义,是要贯彻《共同纲领》,组织”联合政府”……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们”恶搞”出来一个毛式模式,并因其不同于斯大林模式而沾沾自喜。他们说过很多”令人鼓舞”之言,甚至把”民族资本家”拉入”人民”概念,把杨度,张氏(学良),宋氏,后来把荣氏家族,拉入党和党的国家高层而自叹高妙。这些花里胡梢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其二,他们在拽住一个致命的东西上,不遗余力——那就是土地问题——这个问题,成为他们搞成所谓”中国革命”的”连环套”——从给到收,从收到给(承包),这个伟大过程,充分显示了他们对于决定论和目的论的熟捻和精道。他们知道,所谓理论和口号,对于他们打天下,坐天下的无比重要性。他们不但说说而已,确实做出了打土豪,分田地之举——但是,此举,是不是真的印证了党文化的无比正确呢?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农民的土地梦,早被砸碎半个世纪了——现在,就连他们安身立命之地,也被开发商和地、县党人或者更加高层的贪官和大官,一并敛去,几不得分文了!这个逻辑,还要如何分析,才能说服主张党之正确之人呢?

我们说,邓氏改革之初,就是以安徽农人之分田到户为准则的。这是不是一个当初的所谓”进步”呢?呵呵——事情我们刚刚说过——毛式开国,不是也是分田地乎?他们这些人民或者农民的儿子们,实在是太懂得这个浅浅的大道理了。我们反而言之——如果毛式的解放战争,不提出给农民土地,作为煽动,试问,他如何有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淮海战役之胜利”呢?再言之,如果他们真的把土地永远给了农民,试问,他们赖以存活的政治生态,又如何可以控制呢?他们的所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极权政体,又如何可以运转呢?一个有土地的农民,又如何可以服从下至农村的党委之领导呢?这不是经济基础不符合上层建筑了吗?那么,何以毛式政权要打出这张土地牌呢?难道这个问题,还会成为问题吗?党,不单是打出土地牌,还打出很多牌——人权,法治,新闻自由,大陆法系——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他们这些党文化中人,甚至完全了解欧美的政治经济学流派。在邓家周围,本来就有很多留美、留欧之辈,在研究西方的学术——邓,甚至夸奖之,说他们比起那些民运人士,更加懂得民主。(见《遗嘱》一书)。总之,他们懂得西学之道,不是不懂。但是,他们的地位、屁股、利益和倾向却不会因为他们懂得这些名堂,而转向人民或者普世价值。他们是要玩弄这些政治游戏、政治阴谋/阳谋,来忽悠一下国人,尤其是那些知识人——于是,众所周知的”民主周期律”问题,居然就出自一个后来最大的独裁者之口——全中国人民,不是这样被忽悠了一次吗?

难道仅仅是一次乎?不,是N次。

我还是禁不住要援用罗素,关于鸡只被拧断脖子一万次,也不知道同类被戮,这个归纳主义之失败的教训。

八十年代,情形和49年前后如出一辙。老邓为了他的所谓新政,又需要一些”普世价值”出来圆场了。任何文革语汇已经腐烂败朽,不成东西。说是要用类似”五七一工程”之语汇来忽悠人民吗?只有那些极其愚蠢的书虫才会相信,一个可以围城(长春战役)致死三十万中国人的林彪,却可以成为改革语汇的始作俑者——老邓,还是稍有这个常识的。他在忽悠国人之语系中,企图完成的一个所谓目的论,就是要以合法的身份和合理的语系,来启动他的权贵改革。这个改革,和当年毛式革命和土改一样,占尽了政治内涵的全部正确性和完备性。于是,我们看见,在理论层面上,就像在40年代,毛式笔杆子鼓吹林肯和人权一样——邓,鼓吹政治改革。很多妄人,开始紧跟其后,也来附和这个政治正确性。同样,和历史发生的故事一样,毛式民主,很快让土地变成人民集中营——让民族资本,倾家荡产(少数人,成为国家资本巨头,如,荣氏);文革后,社会再一次被彻底瓦解,毁灭和倾覆——以往的美好记忆,联合政府啊,新民主义啊,都一家伙见鬼去了。邓氏游戏,难道不是这样吗?他为了继承刘少奇等人看来正确的反毛倾向性,来了一个八十年代大发展。他默认了、”要吃粮找紫阳”等说法,施行了家庭承包制。但是,这个”正确”的举措,和毛当年”分田分地真忙”,不是如出一辙吗?很快,连他们也认可了,现实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农民,成为不同于被禁锢在人民集中营上的奴隶之现在流民,盲流和打工仔——他们,成为新一代的中国贱民之事实,难道还要如何描述吗?

至于政治改革这面旗帜,早在邓氏完成了他对于华氏的夺权以后,就被彻底丢弃了——就如同毛氏进入紫禁城以后,无人敢于再问其“民主周期律”!——到了六四,就根本不是什么启动普世价值之问题,而是完全要消灭人类生存之道德底线了!难道坦克的轮子,还没有让那些跪在邓氏脚下者清醒一点:你,不要再想启动早被邓氏打进冷宫
的政治语言了!

话又说回来,政治语言,可以被任何人,任何集团和任何领袖使用,但是,并非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和领袖,都可以超乎其立场和利益之上地、任意玩弄这样的真理。到了关键时刻,他们的政治嘴脸就会完全附庸他们的既得利益。贴在他们臀部上的精确标志,就会显露出来。可悲的是,我们阵营中的很多人,完全不顾历史和事实,非要从这些独裁者的文字仓库里,像是政治乞丐一样,捡拾一些独夫们好像正确的只言片语,以硬充他其政治资本;且发誓,要继续跟在他们的旗下,奋勇前进,而不可!——试问,你跟随毛奋勇了一辈子,毛,可是看见你的伟大品质了吗?——你总不能像末代皇帝溥仪一样,今天逢迎皇军,明天逢迎共军,双料正确,成为双料奴才,却还要加上党文化=民主自由吧!共党这个意识形态宝盒里,没有你们需要的政改和真理之道——你们还是趁早把这个废匣子远远扔掉吧——连同你们的、做为一辈子党人的所有资本!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共产党会施行宪政,允许反对党,开展新闻自由,这样一件事——那是你们连做梦,也不会做到的梦魇。你们难道不相信吗?即便你们长寿二百岁,写书信二百次,中共,也是依然故此,不会有半点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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