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书海泛舟记》，范福潮著，重庆出版社2007年9月版，20.00元。

《书海泛舟记》讲的是六七十年代的事情，但若是不读此书，对民国读书人的了解便不完全。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和大学者在建国后的跌宕命运我们多有了解，但那些受过传统教育的普通读书人，他们的经历没那么惊心动魄，反倒更能反映出传统文化在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下的失落过程，这种第一手资料是不多见的。

读《书海泛舟记》，印象最深的当属父亲这一形象。这是一个在建国前度过青年时代、完成教育的中年男子，自称“生不逢时，饱经战乱，半辈子为生计奔波”，“文革”时入过牛棚，做过“牛鬼蛇神”，结交的朋友有大夫、店员、小学教师、商人等，可知乃是隐没民间的畸零之人；在读书一事上涉猎极广，用力亦深，学得其法，识见不凡，在做人一事上平和宽厚，豁达大度，是典型的旧式知识分子。书中文章，讲的全是父亲教“我”读书的故事。

“我”则生于五十年代。这一代的中国人，在教育上是最被耽误了的，祖辈父辈所接受的传统教育被彻底否定，社会崇尚的是粗鄙浅陋的反文化之文化。因此此书最令人称奇的，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我”居然还能接受到那样的教育：七岁时，开蒙日课有《千家诗》十首，熟读三遍，读《幼学琼林》一页，继而诵读《古诗源》、《唐宋名家词选》、《唐宋诗举要》、《乐府诗集》等；十岁时，父亲以《初学记》作为国文教材，“以此书为日课，先把子目背下，两个礼拜读一卷，随手记下生字、词语，过后查字典，注音、释义，依叙事、事对、赋、诗、赞，循序诵读，不懂即问，一年读完”；十一岁时，每天读上八页《四部精华》，经史子集各读一篇；十七岁时，父亲给“我”开“父子大学”，头两周是预备课，讲“朱子读书治学法”和“文史书目举要”，第三周正式上课，一周讲历史，课本用《史记》，参考书是崔适的《史记探源》和翦伯赞的《中外历史年表》，一周讲中文，课本用《诗经》，参考书是许慎的《说文解字》和王力的《古代汉语》……现代人看到这个进程表，是不免瞠目结舌的了，但这正是民国与之前数千年中国读书人的标准课程。也是因为打下这样的底子，作者范福潮先生才能有今天这样的笔墨与智慧。范先生说过，他在四十岁之前终于把二十四史读完了。范先生没有吃上学术这口饭，可是试看今日中国，能安安静静、老老实实把书读通的学者又有几个？中国教育倒退之严重，实在令人愧对祖先。

书中提到的各色人物，社会阶层有别，受教育程度亦不同，但都是爱读书的人，来往之间也离不开书，可见读书之风气。可随着时间渐转，书中屡见弃书、毁书、轻视书之事，不由叹息人事变迁。作者受父亲教诲“身处乱世心不可乱”，但乱世之中容不下一张书桌的事实，任谁也改变不了的。

 

　　《文化的哲学》，(俄)别尔嘉耶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32.00元。　　
　　

　　《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卫茂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19.80元。　　
　　

　　《中国启蒙运动》，(美)舒衡哲著，刘京建译，丘为君校订，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版，30.00元。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终于在2007年9月推出了他的皇皇巨著——《世俗化时代》(A　Secular　A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September，2007)，他在书中以思想史的方式展现了现代社会从宗教氛围中展开世俗化的过程，不过直到今天，这个世俗化进程并没有能够完全宰制现代社会，上帝也似乎并没有因此就死去，相反宗教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泰勒从而试图以这样一本厚达800多页的著作来对现代社会的单一世俗化理论提出挑战，现代化应该是多元的，而且还应包含了民主的政治实践与超越意义的寻求，这一结论其实今天看来，与他过往的想法无大差别，但是当一个垂垂老矣的人以这样一本著作来为其思想作出确认时，我们或许应该对此认真对待。

接着泰勒的思路，现代社会中对于宗教的了解非但不是多余，反而是多重现代性中的必要内容。中国人对于西方宗教的各派，尽管引介无数，其实并不算熟悉。我们曾经对俄罗斯思想家的热衷，其实也并没有激发起了解俄罗斯东正教传统的兴趣，但是当我们阅读像别尔嘉耶夫的《文化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这样的著作时，却仍然不断地看到东正教的巨大背景隐约其后，而这只需要阅读该书的第一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就可以获得强烈的感受。在我个人的思想启蒙初期，俄罗斯的思想曾经作为一种鼓舞性的力量产生出极大的力量，后来却跟随所谓主流的思潮浪荡在英美分析哲学中，并奉为圭臬，今天重读别尔嘉耶夫，非但不会为其表述的模糊暧昧而不满，反而会觉得，书中所描述的种种真实的体验才是哲学(或宗教)真正的价值与意义。

同时天主教传统的著作在国内也陆续被翻译出版，如德尔图良的《护教篇》(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7月)就是古罗马著名的基督教护教作品，而石敏敏先生所翻译的西塞罗的《论神性》(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6月)也已出版，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固然可以借助这些译本了解古罗马拉丁文化的细节，而我们这些“槛外人”或许需要了解的是，古希腊与罗马这两个文化璀璨的时代，哲学家们均无法与宗教脱离干系，今天的我们又有怎样的把握来把宗教经验驱之门外，充耳不闻？

“上帝死了”，是尼采说的，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哲学家，说出了揭穿现代世俗思想这件“皇帝新衣”的第一句无忌的童言。但是如果把他仅仅理解成一个破坏者，这无疑又太过偏颇。《瓦格纳事件／尼采反对瓦格纳》(卫茂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这本书讲的似乎是一个音乐的事件，但是对于尼采而言，瓦格纳是他试图超越时代的一个迷思，他曾经以为瓦格纳的音乐可以如宗教一般拯救心灵，但是后来却真正认识到，他的音乐其实是现代浪漫派传统的一个集大成者，体现了现代性的最为核心的部分，比如形式与本质相分离、喜好繁文缛节与华而不实的外在形式。

如此看来，尼采哪里是一个现代性的开启者，他简直就是一个现代性的反对者。不过略微让我感到疑惑的是，尼采在这本书中回忆古典音乐传统时，提到了莫扎特，却不提巴赫。要知道门德尔松在1829年指挥巴赫的《马太受难曲》，重新激发出对巴赫音乐的关注，而尼采生活在19世纪中后期，没有理由不知道巴赫的音乐，翻阅了《简明牛津音乐史》(杰拉尔德·亚伯拉罕，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才粗粗明白，像巴赫这样一个教堂音乐的传统，在19世纪已经由于新教革命与各个教派的纷立而难以为继，《马太受难曲》这样的作品已经难以抵挡大型管弦乐与歌剧的冲击。而一位朋友更是给我找到一条直接的线索，尼采其实评论过巴赫：“巴赫的音乐中包含着太多原始的基督教，德国性和学究气，在现代欧洲音乐发展的转折点上，他总还是把头扭向中世纪。”如此看来，尼采对古典音乐的看法，或许还需要作更多的细致考察。另外需要提及的是，这本书还有一个山东画报出版社在2002年推出的版本，而周国平也曾在《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中收录有《瓦格纳事件》，我并未比较过这数个译本的差别，但是按照个人的阅读感受，卫茂平的这个版本相当不错，值得推荐。

回到关于中国现代思想的部分，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丘为君校订，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也算是一本老书重出，前有山西人民出版社早在1989年推出的版本，或许那时国内只是对书名显示出非常浓厚的兴趣，对美国的学术研究状况缺乏了解，作者本有一个中文名(舒衡哲)，却被直译成微拉·施瓦支，如今重译出版已经时隔18年，当年被启蒙所鼓舞的知识分子，如今已经秋叶凋零，看来启蒙运动也未免不会流于“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尴尬困局。

　　《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加)伊莎白·柯鲁克、(英)大卫·柯鲁克著，龚厚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20.00元。　　
　　

　　《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加)伊莎白·柯鲁克、(英)大卫·柯鲁克著，安强、高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25.00元。　　
　　

　　《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韩长赋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39.00元。　　
　　

　　《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冯克利、姚中秋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版，23.00元。

一位朋友看了我大部分读书评论之后，对我说：“你的骨子里就是个农民，所以你以农民文人的身份自豪，为农民阶层鼓而呼。”我大吃一惊，事实上这些年我最大的努力是尽量擦掉自己身上的农民习气。读者这么理解我，要么是我的努力成效不够，依然以一种农民的生态出现在城市里；要么是我的朋友理解有误，至少我自己内心有一个清晰的向度：我不可能仅仅为了农民的表面财富才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只是为农民的权力说话。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总是站在公平结果的角度同情农民，却没有去思考农民权力的式微。久之，我们的农民情结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公平、粗糙的愤怒。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农民都应该拥有参与到这个市场里的基本权力。所以，与其说我是在为农民说话，不如说我是在为所有权力被剥夺的中国农民说话。或者说，中国人都是农民，因为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我意识到包括我在内的诸多中国人，他们参与市场的权利，仍然处在一种被剥夺的历史范式之中。

正是抱着上述心态，我在9月读到了加拿大柯鲁克夫妇的两本书《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据称，这是一部不同于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社会史，讲述的是普通民众的事，并且是由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讲述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追述了20世纪30年代十里店的村民们如何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自己的村庄，协助八路军展开斗争；并讲述了后来他们又如何着手推翻旧的地主－雇农制度，使土地回到耕者手中。

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带着某种对历史的审视来读这样的书，至少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需要理清。其一是当年的推翻地主富农制度，事实上破坏了中国农村既有的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并导致70年以来，中国人在思考农民土地制度问题时，把当年的这种破坏行径当成了一种经济学前提。这正是到今天为止，广大农民在产权意义上被这个市场遮蔽的主要历史原因；其二，当年农民们通过暴力的手段将地主富农的土地抢夺之后，并没有按照某种乌托邦思想的设计，真正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70年的历史演进并没有维护农民的土地权利，反之，国家以某种人格化的强权形象出现，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农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无所有，当年地主富农悲惨的命运同样降临到了这些曾经斗志昂扬的贫农雇农身上。

今天我们看这样的书，首先是反思，其次是在比较翔实的史料里进行反思。这样说来，这两本书的史料价值还是比较明显的。几年前，我曾经读过另一本类似的书：威廉·辛顿《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在某种意义上，辛顿和柯鲁克夫妇异曲同工。都对暴力性的土地分配进行了赞美，忽略了土地产权危机。倒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对上个世纪初的长江下游自然市场进行了理性的调查，揭示了土地私有、副业、贸易和运输业对农民经济的重要影响。今天，苏南经济的态势，事实上是对费孝通当年描述的经济态势的一种回归，是对中国农民在土地问题上和自由贸易问题上的一种偿还。只是我们还偿还得不够，更加本质的农民权利至今还被某种威权攥在他们的手里。

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农民的贡献在哪里？答案其实是明显的，第一是农民通过责任田的形式解决了中国人的饥饿问题，第二则是农民以“民工”的身份介入城市经济，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业制造和城市服务职能。吉林省省长韩长赋为此写作了一本新书《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是最近几年国内直面农民工问题的专著。该书试图突破传统方法论范式，找到农民工问题的发展规律和客观趋势，并试图构筑农民工社会支持体系。韩长赋属典型的学者型官员，在团中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部、国务院研究室担任过显著职位。他的书里明显规避了过去土地制度问题上的错误，也在农民的权利问题上进行了理性思考，让我们看到，高层可能并不是一味地画地为牢，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农民问题可能会走上自由权利的轨道。

不过，韩的著作并没有对农民利益和政府利益之间的博弈进行更直接的思考。事实上，这才是我的兴趣所在。整个9月，我都在继续读奥地利学派，尤其是米塞斯的书。并对今天中国主要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态势有了更加宽泛的认识。我想说的是，21世纪开端的中国经济格局，可能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40年代前的欧洲大陆存在某种类似。当时，整个欧洲差不多被一种看起来伟大、光荣、正确的全能政府所统辖。这种全能管理最明显的地方，首先出现在大学里。大学的产权完全属于政府，因此理所当然地由政府来行使大学的管理职能。所有大学都接受教育部的管制，就像警察局接受警察局长的控制一样。

米塞斯和他的学生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度日，并最终决定逃向美国。美国由此得以享受到自由经济学派的巨大成果，但是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自由主义经济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排斥。教授们把视野局限在狭隘的领域，大家都不关心政策的未来后果，而政府对这样的行为和立场竟然予以奖励。人们的工具理性上升到了偏执的地步：劳动经济学家只研究劳工政策的后果，农业经济学家只研究农业价格的上升。他们都只是站在政府压力的角度看问题，根本不关心最终的社会后果。他们已经不是经济学家，只是特定行政部门的政府行为的解释者。

米塞斯认为，20世纪早期盛行欧洲的极权主义，是“官僚体制在教育领域占了上风的产物，大学为独裁者铺平了道路”。今天中国的大学缺乏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已经是一个显在的事实。现在究竟有多少看上去有影响力的官员和学者能直接指出：中国农民问题可能不是我们看到的表面公平问题，而是一个权利问题，我对此抱以谨慎的悲观。农民需要在土地私有权、自由迁徙权和信息知情权等方面享受到国民待遇，这几乎只是常识。我还相信，无论是何种意识形态，中国农民问题只有沿着权利的层面去建设，才可能找到正确道路，仅仅在结果的公平层面偶尔施舍、互相攻击，也许又要绕到以暴制暴的历史旧路上去。

 

　　《书商的旧梦》，沈昌文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8月版，17.00元。　　
　　

　　《岫庐八十自述》(节录本)，王云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版，28.00元。　　
　　

　　《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张朋园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8月版，28.00元。

今天先从一本老书谈起，其实不算老，是叶兆言先生的《陈旧人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4月)。这种带有六朝气息的书名，常常让人不知今夕何夕。按照作者的解释，“陈旧人物”有两解，一为“陈旧／人物”，一为“陈／旧人物”，“陈”作动词。如今新书太多，走马观花也会目不暇接，我是在看到他写高晓声与汪曾祺的文章之后，才动了读这本书的念头。“旧人物”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以降二十七位文化界人士，绝大多数名字如雷贯耳。其中最为名不见经传的是王伯祥，此前我只知道他与顾颉刚、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茅盾)等并列为朴社发起人。顾颉刚、叶圣陶、王伯祥是中学同学，“几乎可比桃园三结义”，也正是由于这重关系，作为孙辈的叶兆言与王伯祥有着亲密接触，借用后来流行的说法，是听过“带功报告”的，王伯祥在他笔下“复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王伯祥的《史记选》，陈迩冬的《韩愈诗选》、《苏轼诗选》、《苏轼词选》，沈玉成的《左传译文》都是家庭藏书中的常见书籍，他们隐没在这些书中，不声不响。偶尔出声就遭到疯狂的报复，王伯祥全家“差不多出了一打右派”(叶兆言之父叶至诚语)，可谓“满门忠烈”。

叶兆言的《陈旧人物》与陈迩冬的《闲话三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1月)属于一个系列，这个系列没有命名，但是作者群和特约编辑均与《万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被书友追认为“万象文丛”。这个没有命名的系列新近还推出沈昌文先生的《书商的旧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8月)和《最后的晚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8月)，这位前三联书店总经理系银楼学徒出身，与另外一位出版界前辈、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先生类似，后者系五金店学徒出身。两位先生都不是“海龟”，从学徒到出版家，夜校起到关键作用，这种教育恐怕是现在的学徒无法享受的。王云五的回忆录《岫庐八十自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终于与大陆读者见面，只可惜是“节录本”。王云五与曾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先生都是现代中国出版界的元老，两位有一处共同的遭遇是他人无法效仿的，那就是他们先后于1926年、1927年遭遇绑票。这固然说明当时治安之乱，也说明出版界人士在绑匪眼中属于“新富人阶层”。放在今日，只怕主动邀请，绑匪也不会光临出版界人士。

王叔岷，又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虽然他在专业领域是以研究国学而闻名的“大家”。据其同学任继愈回忆，傅斯年曾用金条买下一部宋本《庄子》，专供学生王叔岷研究使用。当年绑匪只注意出版界动向，漏过了学术界，实在是重大战略失误。让人吃惊的是，后来王叔岷完成《庄子校释》，导师傅斯年要写序推荐，师恩浩荡，这位“忘恩负义”的学生却拒绝了。我有些怀疑这种故事是不是传说，但我愿意把它当作真实的事件。中华书局最近推出14卷本王叔岷著作集，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可能比较专业，他的回忆录《慕庐忆往》(中华书局，2007年9月)更适合我这种外行阅读。我所关注的不是私人生活，而是当年的学术制度。还是据任继愈回忆，丁声树没有写过专著，只是发表过几篇“语言文字”的文章，成了史语所公认的出色的专家，解放后成立的语言研究所把丁声树评为一级教授。现在的大学行政人员常常辩称，人文研究没有统一标准，如果再不进行“量化”，就没法进行评价，从民国学术的先例来看，这种理由完全不成立。

台湾学者张朋园先生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8月)、《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8月)同时出版。在前一本书的序里，张朋园透露，他在任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期间写了5本专刊，其中4本纳入研究所的专刊丛书，只有这本例外，因为当时处于威权时代，所长王聿均将书稿搁置三年，然后表示自己“担当不起”，后来主持食货出版社的陶希圣先生接纳此书，该书成为1979年台湾十五大畅销书之一。我不敢苛责威权时代学者的“自我审查”，但“自我审查”到了比“外在审查”还要严格的程度，抢在图书审查部门之前把一本畅销书“枪毙”，这就需要自我批判了。《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从一个常见的观点入手，即“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政治的败坏或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是在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这个观点非常流行，并且为“稳定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有力证据，但张朋园则认为革命的爆发与清廷先许以宪政来实施改革、后来又转趋保守有着重大关系。当公众连“望梅止渴”的权利都不再拥有，当然要“揭竿而起”了。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却总是一次又一次被遗忘。书后附有“各省咨议局议员名录”，绝大多数也是陌生的名字。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似乎总是与“丑闻”相关，张朋园没有否认立宪派参与权力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现代政党都是无法回避权力之争的)，同时指出他们也有救时之心和救时之举，后者是长期以来我们不愿意正视的。

 

 

前不久，兰州市物价局对该市涨价的牛肉面定出最高限价，我觉得这是计划经济的残余表现，是在破坏市场。兰州物价局的人是想讨好老百姓，真要这么干，兰州牛肉面就完了，偷工减料呗。

都改革了30年了，还有这样的笑话，都是自以为比市场聪明的人干的。人总是自大狂，认为市场是盲目的，我比市场看得清。现在国家也认为可以修正市场的毛病，所以干预市场。毛病是可以修正，但问题是谁来修正。是你还是我？

1958年，我被打成右派开始挨整，说的就是这些事。1956、1957年，市场上已经买不着肉和鸡蛋了，我就说为什么不涨价？涨了价就买得到了嘛。我是反对管制经济的。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市场。市场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你永远买得到，不过可能贵点儿。如果你把市场破坏了，有钱也买不到。

1968年，据说有一个机密文件，要把北京搞得像水晶球一样透明干净，说我危害首都安全，要我迁出北京。我被抄了家，老伴儿被剃了光头。我当时在铁道研究院，院里一起被赶出北京的有12个人。

于是，我在大同机车厂待了10年，境况还不错。在农场劳动了两年，剩下时间都在做技术工作。先是参与搞燃气轮机，后来借调到北京铁道研究院，在运输经济研究所研究到西藏去的铁路值不值得修。我是学理工的，对最优化理论感兴趣。最优化在数学上叫数学规划，管理上叫运筹学，我学得都很起劲，从这些东西慢慢就到了经济学——它的本质就是最优化问题，怎么能用最少的资源产出最多的财富。

1982年，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在西安召开。当时，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那实际上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交锋的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很多经济学家后来都成为代表人物，如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张维迎也发了言，他那时候还是一个研究生。

我们的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一个重大的进步都是有很大的斗争的。现在大家都说市场经济，那个时候谁敢说？社会主义是有计划，按比例，你来个市场要自由，既没计划也没比例，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这个问题应该说基本解决了。那个时候像我们这种人，冒好大风险的，赞成私有化，发展个体经济，是犯天下之大忌。所以，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断地反。现在都开公司，私有化了，那个时候谁敢？马路上摆个摊儿都不行的，资本主义尾巴，要割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冲破了重重障碍，当然不光是经济学家的作用，主要还是邓小平和他的一些助手等改革派政治家，再加上经济学家的作用。大家慢慢越来越懂得自由经济的意义，这个斗争就不太大了。很多人都忘掉了。

我写文章说，很多人都坐享其成，收入都提高了，可是当初你们都是反对搞市场经济的，反对得很厉害，什么帽子都给戴过。你说愚蠢不愚蠢？全世界经济搞得好的没有一个搞公有制的，这是从经验上看，理论上也是完全能证明的。

过去讲工人农民创造财富，工人农民当然创造财富。但是改革前后都有工人农民，为什么财富以前没有现在多呢？就是多了一个企业家，把劳动、技术资源用最好的办法组织起来，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价值最高的产品。财富是这么创造的。计划经济算不出来怎么最优。

近年来，改革引发的诸多不满集中显现，“主流经济学家”被指责“与利益集团结盟”，从而招致主要来自互联网的严厉批判，茅于轼因为主张“企业家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也被牵扯其中。

我认为，主流经济学就是自亚当·斯密开始的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后来不断继承发展，又有了很多大家。非主流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来没有人了，他的学说到他为止。不是没有人研究，是没有新的发展新的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不是建设的经济学。大学里已经是主流经济学的天下了。

社会上有这么多有强烈不满情绪的人，值得我们深思。是什么政策得罪了他们？我的答案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特权分子可以侵犯别人而不受制裁。一边有特权，另一边就没了人权，连起码的保护都没有了。受人侵犯又没处申诉，当然会产生出强烈的不满。现在老百姓告政府状的越来越多，但是要么法院不受理，要么受理了不能公正判决。百姓能够胜诉的微乎其微。这样一种状态当然是危险的。说主流经济学家跟利益集团结盟，这个情况可能存在，但我很难举出实际的例子来。

我百分之百的收入都是我的劳动所得。我也没感觉有暴富的可能。（夫人插话，人家开价高，你是拒绝了）最近有人出10万块钱，要求以天则所的名义发表一个报告，我们商量之后没有同意。刚出现独立董事的时候，好多公司请我当独立董事，年薪少则几万，多的几十万。我没有一个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看它的要求，要懂会计、懂法律，我不懂，不符合要求。他们挑我并不是因为我懂会计懂法律，是因为我有点名声，对他们品牌上有帮助。很多经济学家是接受的，很轻松，没什么事儿干，拿现钱。我不这么想，不干活拿的钱，特别得小心，拿了要出毛病的。

我没有炒房炒股。我也不是看不准，我能看得准，但是我不喜欢这个事儿。我知道股票肯定得涨，但是上市公司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都做得不太好，我不愿意投资给它们。

1993年，我从社科院退休之后，做了三件事，参与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山西临县设立小额贷款，在北京开办富平保姆学校。小额贷款项目已经发放了25万元给有创业冲动的农民工，如果能回收，我们就会投入更多的钱。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曾经发了个正式文件给我，要我关掉临县的小额贷款。我回信说，我没让任何人受害，有很多人受益，为什么关我的？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现在一个星期去两次天则所，还有双周论坛。富平学校、小额贷款也都要过问。写作量也很大，我每年可以出一本书。晚上上网收邮件、回信，有的请我帮他们找资料。（夫人插话，都是不认识的人）人家抱着希望来找我，你叫人失望了就不好了。

 

我一向认为，相对而言，二战后历届美国总统中吉米。卡特是最诚实的，最少政 客味道，是真诚地信奉人权、平等、和平的政治家。就以总统就职演说而言，自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多数总统表达的是美国的力量和信心，充满豪言壮语，有时咄咄逼人。而卡特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提出“谦卑”、“怜悯” 的原则的，并且明确表示“决不能恃强欺弱”。他强调精神价值，“不是靠武器，而是凭借反映最 珍贵的价值观的国际政策，建立永久的和平”。在实践中，他的“人权外交”相对说来，较少双重 标准——当然也只能是相对而言。可惜，在残酷的国内、国际政治斗争中，个人道德和理想不一定 是取胜的筹码，他执政期间并不如意，政绩平平，恰恰是因为道德价值观在其心地中占有太多的比 重。当然他也做成了几件事：和中国建交、签订巴拿马协议；放宽对古巴的封锁，改善与古巴关系；促进阿以和平。最后因伊朗人质事件而输掉争取连任的选举，黯然离职。

但是卸任以后，他却更加持久而积极地坚持他的一贯信仰，在各种重大事件中发出呼声，发挥作 用，产生影响，达四分之一世纪而不少衰。这在“前总统”中也是很少见的。他创立了卡特中心， 以此为平台，推行他的理想，对内倡导平等，为弱势群体谋福利，身体力行，甚至亲自参加为穷人 盖房的劳动（不是象征意义的作秀）；对外主张和平，几次公开反对美国对外用兵，热心进行和平 斡旋。近年来他先主张取消对伊拉克制裁，9.11以后，他是少有的公开反对出兵阿富汗的政治 人物，在当时的气氛下，可能由于他的特殊身份才得以在电视上发表他的观点。毋庸赘言，美国打 伊拉克他是坚决反对的。对内，他坚持平等的原则，一贯对美国的贫富分化现象持批判态度。并且 反对右派指穷人贫困是因为自身太懒，不求上进之说，认为任何人，不管天赋如何，生活环境如何 ，只要给他们以平等的机会，都能获得生活上的成功。所以他的思想与新老保守主义都是对立的。 卡特作为一个特殊的美国的公民，将基督教精神和社会生活融合成一种新的改变美国的动力，并在美国社会中持续发挥着他的影响。

在美国政治思潮的光谱上，卡特属于自由主义偏左翼，他从这个角度批判美国政府当前政策，与 目前美国正在掀起的批判方向相一致。但他对小布什的批判远不是美国社会中最尖锐的。这本书也 并不是唯一一本批评美国时政的书籍，在此之前美国出版过大批书籍，各大报纸也连篇累牍地发表 批判文章，不少观点更加尖锐、激烈。新保守主义现在已经走下坡路。最有代表性的是原来支持伊 拉克战争的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福山的反思。他在《新保守主义之后：十字路口的美国》一书中说 ，美国利用冷战之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机会，试图一鼓作气把全球都变成民主国家，因此进行 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但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在伊拉克美国再次面临无法将战争进行下 去的局面。他也提出美国的权力在世界上无与伦比，正因为如此，必须要谦卑。卡特的这本书顺应并推动了这一反战和批判布什政策的潮流的发展。

不过这本书不仅是反对现政府的政策，也不单纯是反对“新保守主义”，更非大选即将到来之际 的一种党派斗争的宣传。而正是如书名所表达的，代表了一种深刻的道德危机感。卡特是从美国根 本的价值观——基督教最基本的理想来反观美国现在的行为究竟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有多远。作为虔 诚的基督徒，他希望美国人在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上回复到基督教最基本的观念和信仰上。他认为 衡量成功的依据不在于人在追求财富、资产、影响及名誉方面所具有的竞争力，而在于是否坚持上 帝关于真理、谦卑、奉献、同情、宽恕和仁爱的准则。他在书中处处强调他的基督教信仰，以及在这种坚定信仰之下对自己所经历的生活与美国现行政治生活和政策的全面反思和批判。

另一方面，对其他宗教，他真诚拥护信仰自由。他说：“作为世界上种族最具多样性、人民最富 有创新精神的国家，我们认识到，为公民提供准确信息、尊重不同的意见和信仰、在有争议的问题 上容许自由而公开的辩论，是十分可贵的价值准则”。因此，他反对当前对美国保守派政治影响很 大的极右派宗教思潮，意味深长地称之为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这点更加证明他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因为自由主义的精髓是宽容。

在当前美国社会物欲横流，对外不可一世的形势下，卡特似乎有点特立独行，似乎是偏离主流的 异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他代表的也是美国的主流思想。事实上在美国社会中这样的批评和反思 是很常见的现象，是一种自我纠错机制，因为当权者总是很有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当错误越来 越严重时，来自各方的反思和声讨也就越来越强烈，纠错机制就会发挥作用。这是源于美国人一直 不相信仅靠政府的权威就可以正确引导他们的国家走向正道，其制度设计也是基于这一前提。每当 执政者的错误积累到一定程度，国家出现重大偏离时，就有一种强有力的反省力量将其拉回正常的 轨道。这也是美国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社会的希望所在。美国的政治体系有其自身的 特点和发展逻辑，因此面对美国社会的反对声音和浪潮时，不必大惊小怪，当各方面大声疾呼“危机”时，也许正是“转机”。对于前总统卡特的书也应作如是观。

不过道德滑坡没有政策偏差那么容易扭转，这是一个全球现象。不论原来属于什么道德体系的民 族，都有一种“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慨叹。面对商业化、消费主义、拜物主义大潮，似乎 一切传统美德都在被腐蚀、冲垮，似乎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与精神文明成反比。这里只谈美国，其 实从马克。吐温称为“镀金时代”的时候，已经发生这种现象。二十世纪初期有过 一次重大的改革运动。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从以反越战和争取民权为主题的学生运动开始的社会 运动是国人比较熟悉的。更宽一点理解，那也是一场充满理想主义的运动，其主体是出身中产阶层 ，衣食无忧的青年学生，感到美国如此丰裕的社会却存在这样的不平等现象，包括种族的和阶级的 ，还有对外以强欺弱，穷兵黩武，乃至环境污染等等，于是发起运动，以消除不合理、非正义现象 为目标，得到上层精英的响应，形成声势浩大的运动。应该说又是一次对社会纠偏和净化的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运动骨干的“学生争取民主组织”的领袖汤姆。海顿就是天主教 徒，属天主教左派。参加这一运动的也有左翼基督教福音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从左边冲击 美国保守势力，以更好地实现自由平等的理想的运动，却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年轻人不再笃信宗 教，传统道德规范被打破，出现了“放任的一代”，“反文化”、“嬉皮士”、家庭观念和责任感 淡薄、吸毒、性放任，以及变本加厉的消费主义等等。于是七十年代又有反弹。右派出来批判，指 责六十年代的群众运动是造成行为放荡、道德滑坡的罪魁祸首。他们也以基督教为依据，认为美国 当初开国元勋如杰斐逊等主张自由主义时心目中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基督教的道德律令， 这是所有人的共识在这一律令约束下才讲人的自由权利。但是现在青年一代宗教信仰淡薄了，那 自由主义失去了约束，就变成了为所欲为，所以要倡导道德重建。因此以南方为基地的一个右翼宗 教派别叫“道德重建”派，从那时急剧壮大，其信徒成为不可忽视的选民力量。9.11之后，这 些右派宗教势力常发出反伊斯兰的言论或有歧视阿拉伯裔美国人的行为，所以卡特称之为“原教旨主义”。现在，卡特又从另一方面以基督教为依据，企图力挽道德堕落的狂澜。

可以看出，在精神和道德层面，美国的核心依托还是基督教，左派右派都以此为据。也许幸亏有这样一个精神支柱，这个民族才不至于为强大的权欲和物欲所淹没。

 

作者：胡舒立 资深媒体人

随着福田康夫内阁走马上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突然辞职造成的日本政治真空已得到填补。新首相将如何施政，能否有力推进经济改革，将决定其掌舵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驶向何方，当引起海内外业界人士更多关注。

回首过往18年，日本首相更换频繁，至福田康夫为止，已是第十二位。从宇野宗佑到安倍晋三，平均在位时间仅有608天。政争迭起的深层次原因是日本“经济奇迹”结束后的长期经济震荡，其时间跨度，恰与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经济不景气相当契合。可以说，每一届内阁上台都带来了应对方案，而黯然去职则宣告了应考失败。“日本病人”之忧一直在呼唤深层次改革。

近20年间，惟一破釜沉舟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是一年前任满下台的小泉纯一郎内阁，其结局是日本经济富有希望的稳定复苏。不过小泉的成功正是鼎力改革之成功，后小泉时代日本深化改革的挑战犹在。而以目前形势及福田的从政风格看，日本在经历了小泉激进的“主动改革”和安倍的“口头改革”后，很可能在福田任内进入“被动改革”期，前景很难乐观。

改革需要机遇；改革愈深入愈艰难，则抓住机遇当断则断更为重要。应当承认，无论与2001年小泉上台时相比，还是与一年前安倍接任之时相比，日本改革面临的机遇已大不如前。小泉首相上台时，民众出于“失去的十年”中积累的不满，对变革充满期待，而小泉有日本政界少见的决断与勇气，同时具有较高的政治才能，方能够激烈碰撞既得利益格局，且凭借民意战而胜之，击退保守力量。安倍接手时，既挟小泉改革之余威，又有52岁的年龄优势，曾获得极高的民意支持。然而执政一年，安倍政权仅仅提出了很多改革口号，却拿不出清晰的改革日程表，对国民真正关切的民生问题虚与委蛇，实际上对改革的重大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最终被民意抛弃。“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福田则面对民众失望深重、派系政治复活的复杂局面，大展身手已经相当困难。

改革更需要政治家个人的高素质，要求其具备真正的改革思维与真诚的改革意愿。然而，享有“协调型”政客之评的福田，在理念上并不认同小泉政权倡导的削减政府开支、减轻国民税负的“小政府、私有化”改革路线；在公共工程问题上，他也表现出对自民党内树大根深的“农林族”的迎合。虽然福田也曾重申，结构改革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他将仔细对待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认真思考养老金、卫生福利、地区差距等一系列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他并未表现出作为改革政治家应有的坚定意志、丰富资源和足够经验。仅一味施展平衡、协调的政治技巧，过于强调“安全感”，使人很难想像其在改革上能有较大作为。

当然，改革本身毕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福田虽然很难成为“主动改革”之有为首相，但在他主政期间，改革也万难退回原地。

小泉政权至少留下了四大改革“遗产”：首先，提出了一条清晰的改革路线，即“在人口数量减少的环境下，尽量使政府成为‘小政府’，提高效率，以减轻日本国民的税务负担”。 其次，通过“金融再生计划”化解了巨额银行坏账，启动邮政民营化，为进一步改革搬掉了“拦路石”；第三，日本资本主义的标志“主银行制”和“终身雇佣制”开始解体，结构性改革起步；第四，日本进入“二战”结束以来最长的经济增长期，营造了有利于进一步改革的宏观经济环境。

藉此遗产继续实施激进改革是上选，但安倍未能如此，福田亦断难如此。而面对日本既有或潜在的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显著的人口问题，他又很难左右犹疑。虽拜改革之赐，日本经济得以温和增长，但结构痼疾未去，内需提振乏力，亟需新一轮改革推动。其结果，无论愿与不愿，经济社会问题之压力，最终会将执政者逼上改革之路，但很可能只是一种危机处置型的“被动改革”，其特征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改革不可能达到全方位配套改革的成本收益比，且回旋余地很小，失败的概率陡然加大。果真如此，最终遭受伤害的不惟日本经济与广大国民，主政者亦不能幸免。可料稍有闪失，福田便有重蹈前任覆辙之虞。

或在“被动改革”难以为继之时，日本的“主动改革”时情势再度到来。无论如何，日本改革的命运对于地区和整个世界都将是极为重要的。

（本文刊于10月1日出版的2007年第20期《财经》杂志）

 

“永远的北大人”的聚会

今天来参加《民国那些人》座谈会，我还带来一本书，是我和严瑞芳老师共同主编的《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全都是北大的历史老人——从京师大学堂时代的李端 、张百熙、林纾，到五四那一代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等等——他们的后人所写的回忆文章。我在序言里写道：“本书是‘永远的北大人’的一次聚会，一次难得的历史的聚会”。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座谈会，其实也是一次“永远的北大人”的聚会。《民国这些人》里，就有不少北大人，打开书，你依次见到了：李赋宁，冯友兰，赵元任，叶企孙，丁文江，傅鹰、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王瑶，金岳霖，陈贻火欣，丁西林，杨晦，吴兴华，曹靖华——，这一个个都是“北大魂”，通过作者的描述，他们已经穿过时间的隧道，来到了我们中间。而书的作者徐百柯也是一个北大人：他在1996年至2003年，就读于北大中文系。我想，如果没有北大精神的熏陶，浸染，他也写不出这本书。今天到会的同学，又都是北大的在校学生，而我自己，则是北大的退休教授。我们这些北大人聚集在一起，谈这本书，谈民国那些人，谈北大的前辈，在我看来，就是在“寻求真的北大的声音”。

为什么要“寻求”？因为这些“真的北大声音”我们已经很少听到了，被许许多多的嘈杂的声音淹没了，慢慢地，就被遗忘了。我读这本书，最感惊心动魄的，就是制定清华大学校训的周诒春老校长，在今天的清华几乎是无人知晓了。在座的同学也不妨自问一下：北大校长中，你可能知道蔡元培，马寅初，但你知道自称“北大‘功狗’”的蒋梦麟校长吗？你如果是西语系学生，你知道“翻译过但丁、莎士比亚的”天才“诗人吴兴华教授吗？你是中文系的学生，你可能从老师那里知道吴组缃、林庚、王瑶的名字，但你知道老师们为什么如此倾倒于这些老先生吗？记得在《我们》社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我就向同学们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你认识脚下的北大这块土地吗？“如果你对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对这块土地的精神，传统，认知上是陌生的，在情感、心理上甚至有疏离感，那么，你不过徒有北大的学籍，你不会有”北大人“的感觉，当然就谈不上是”永远的北大人“了。（全场活跃）

想起了十年前的纪念

其实，早在十年前，就有过这样的“寻求北大的真声音”的呼吁和努力。1997年，那正是北大百周年校庆的前一年。学校成立了许多新的学生社团，其中也包括“我们社”：我查了你们的社史，它就成立于1997年5 月1 日，在10月的迎新会上，我也像今天这样有一个发言。先后成立的，还有“时事社”，“百年同行”等等。我这里还保留了一份时事社所办的《时事》杂志1997年11月试刊号，它的编辑部发刊词题目就叫《寻找真北大的声音》

——后来，我把它收到自己主编的《走近北大》一书（200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但在我看来，它应该是北大校史的一个重要文献。因为它传达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北大学生的心声。我读一段给大家听听：“一切的大兴土木似乎在表明北大是欣欣向荣的。可是我感觉不到一点新鲜的气息，只有压抑的感觉，因为三角地上只有培训和招聘广告了，因为民主草坪上只是坐着相互拥抱着的情侣了，因为图书馆里只有一张张透出英语单词和微积分的麻木的脸孔了，理想和责任感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缺席了。我不断地问自己：我是在北大吗？怎么我听不到五四的呐喊，怎么我看不到三角地的指点江山，怎么我看不到热血沸腾的青年，怎么我感受不到心忧天下的责任——失去了精神的北大，正如一个被抽去脊柱的巨人，他的肌肉在不断发达，可他总也立不起来”。（鼓掌）文章最后表示，要“以昂扬的风貌维系北大魂”，“为北大，为中国，撑起一方理想主义的天空，让你听到真北大的声音，让你感受到多少年来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真北大的精神”。（鼓掌）

这也正是面临一百周年校庆，许多北大人都在思考的问题。我在此之前，1996年10月25日，就向全校的新生作过一次题为《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的演讲。不知道徐百柯你听过没有？（徐答：我没有在现场，但后来读过整理后发表的演讲稿）演说一开始，我就提醒大家注意：“后年是北大建校一百周年，——现在的一、二年级学生能赶上这个盛典，真是诸位一生中最大的幸福”。——顺便说一下，明年，2008年，又是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在座的同学能赶上这个节日，也应该是很幸运的。我接着又说：“因此，大家都在考虑：到哪里去寻找北大的传统？记得在北大九十周年校庆时，中文系的王瑶教授（他也是我的导师）当时还健在，他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蒋梦麟校长的一段话：”一个大学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这就是说，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校长、教师与学生的活动构成了所谓’校园文化‘，一个学校的传统自然也主要体现在这三类人身上。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北大教授为主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是以北大学生为主，而蔡元培校长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则对师生的活动起到了保护与推动的作用：这三方面的努力就构成了北大的’五四‘传统。如果我们再做具体分析，还可以发现，在这三类人中，学生是流动的，即人们通常说的，是’飞鸽牌‘的（笑）；校长呢，按我们国家的体制，是由主管部门指令的，会随着政局的变化而变化；只有教师、教授是’永久牌‘，是相对稳定的，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一贯制‘（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一个学校的传统主要体现在教师、教授身上，并且主要是由他们一代又一代的传递的“。因此，”同学们想要了解和继承北大传统，我建议大家不妨从本系本专业入手，调查一下，一个世纪以来，有过那些学术和人格都堪称一流，或者在某一方面有着鲜明特色与贡献的教授，他们开设了什么代表性著作或讲义，还可以通过回忆文章、传记等，进一步了解这些教授的生平，思想，品格，精神风貌——这样，同学们就可以从中触摸、感觉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本系，本专业）的学术传统，精神传统“。

后来，一部分师生在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后，就发起了一个以“重新认识老校长，继承与发扬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北大精神传统”为中心的民间纪念活动，除了自编、自演话剧《蔡元培》外，还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与研讨会，最后出版了《校园风景中的永恒——我心目中的蔡元培》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在校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参与者中，更是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全场活跃）。

现在，在十年之后，又是北大一百一十周年前一年，读到了这本由当年的在校学生写的《民国那些人》，重现北大老校长、老教授，以及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身影，我确实有许多的感慨。这又是一个历史时机，让我们通过这本书生动，感性的历史叙述，再一次触摸、感觉那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的，以及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学术传统，精神传统，再一次倾听这些年我们已经很少听到的，被遮蔽了的北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声音”，以便于我们更清醒、更真实地面对我们自己和今天北大与中国知识界的现实。——这大概就是在我看来的《民国这些年》这本书出版的意义和价值。

以上算是我的“开场白”（鼓掌）。

为什么“并不遥远”又“相距甚远”？

但今天我们读这本书，却不能不感到一种无奈与沉重。书的封底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然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时间上他们其实离我们很近”，而我们又觉得他们“与我们相去甚远”呢？——然而，真的很远吗？我们能不能拉近这样的距离，由“远”而“近”？

我们面对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当代北大人和历史上的北大人的关系。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假设这些老北大人，今天真的来这里参加聚会，在座的大学生、研究生们，和这些前辈有共同的话题吗？这共同话题又是什么呢？（全场活跃）

这就是今天我要和诸位讨论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于是，我注意到书中提到的一位当代大学生的反应，他说：“我们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不会感应那些老先生的”。

这话说得很坦率，也很令人深思。因此，我想把我们的讨论拉扯开去，说一些“题外话”。我想起了去年北大团校举办了一个“生于八十年代”征文比赛。这里说的“生于八十年代”，其实就是“我们”——当代大学生的一个自我描述和命名，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80后”。征文小组请我当首席评委，还要我作总结发言，我也真的认真准备了一个“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的演讲稿。但后来却突然通知我，颁奖大会不举行了，我也不必讲了，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今天就把我原先准备的讲稿的主要内容在这里讲一讲，也算是一个弥补吧。我首先谈到的是《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一个数字：从1980年至1989年的十年中，中国约有二亿四百万人出生，即使排除中途夭折的，“80后”也有两亿人左右，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全场活跃）而且你们中间的代表，像姚明，刘翔，郎朗，都被世界看作是中国形象的象征了。（笑，鼓掌）“80后”这一代已经如此重要，但对他们的评价却有很大的争议。据《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调查，“80前”的各代普遍对这一代人评价不高，而“80年后”的自我评价却不错，（笑）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我在研究这一百年的历史时有一个发现：这样的前一代人对后代人的指责、批评，以及后代人对这样的批评的不满和反击，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也可以说是一代传一代的。（全场活跃）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的五四那一代的刘半农，就曾经写文章大骂三十年代的青年，说他们不读书，字写得不好，等等。——这和今天一些人对80后的批评也差不多。（笑）我是在三十年代末出生的，大概也属被骂之列。（笑）但，在今天，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以至五十年代出生的，都被说成非常了不起的几代人，因此，有资格来骂后代人了，包括诸位在内。这就是说，“每一代人都被他的上一代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以至有资格来批评下一代人”。你们也一样，听说再过几年，大学生就都是“90后”了，那时候，你们这些“80后”大概也要批评他们了吧。（笑）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为下一代人，尤其是年青人担忧，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一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要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吧”。（鼓掌）

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了这样的看法，得到许多朋友，包括“80后”的年轻朋友的认同。不过，也有“80后”的同学对我说：你说每代人都会有自己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要靠我们自己解决，但我们也很想听听你对这一代人存在的问题的看法，至少可以提供我们来思考吧。那么，我就姑妄说之，诸位也就姑妄听之吧。

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入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的缺失的问题。（全场活跃）这个问题，不仅你们这一代有，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曾经以“革命”为自己的信仰，现在我们却发现“革命”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种失落感。不过，我们年纪已经老了，可以按原先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不能这样胡胡涂涂地过下去，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我读过一位大学生的自述：“岁月让我们变得对一切麻木，变得对一切冷漠，变得对一切无所谓，失去了许多作为人的最纯洁的感动”，“我现在对自己的将来却毫无所知，而且不愿意去知道。就这样，让我们年轻的生命消逝在每天每时的平庸里，整天就这样飘来飘去，没有方向，漫无目标——”。或许这里说得有些夸张，但没有信仰，没有目标，什么都不在意，都无所谓，这确实是个大问题，生活中没有了依赖，人就失去了主心骨，脊梁也就挺不起来了。（全场活跃）

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如何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问题。或许我们正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我们的前辈，和他们进行心的交流。

“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曾昭抡：不修边幅的名教授》。从表面上看，这都是“名教授”、“名士”的怪癖传闻：“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笑）；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夫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渣（笑）；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都不走，觉得奇怪极了（笑）；而他所穿的鞋，联大学生几乎都知道，是前后见天的；他平日里走路，总是低着头，不是不理人，而是根本就看不见。（大笑）

且莫把这些都看成逸闻趣事仅作谈资——我知道，做学生的，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晚上熄灯以后，躺在床上，回味、谈论某位教授的逸闻趣事。我们当年做学生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深信诸位现在也是如此，这也是学生的“传统”。（大笑）但我们又不能仅止于此，还要想一想隐藏在其背后的东西。

费孝通先生有一个十分精到的分析。他说：“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象很容易，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他并不一定清楚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自己穿的鞋还重要”。——“生活里边”有没有“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的东西”，有没有“不可夺”之“志”，这是一个关键，要害：有了，你的心就有了“着落”，你的精神就有了“寄托”，人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就总要有所“在意”，有所“守护”；没有，心无所系，精神无所寄托，你就没着没落，既无法“安身”，也无以“立命”，也就不“在意”什么，一切都“无所谓”，也就自然谈不上要“守护”什么了。（全场活跃）

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曾昭抡这样的学者，学术，就是他的“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不可夺”之“志”。他对化学学科，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生命的承担，因此他愿意为之“拼命”，献身。前面说到的他的那些逸闻趣事，正是这样的拼命、献身，以至达到忘我境地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学术，学科，对于他，就不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谋取名利的手段，而是他的情感，精神，生命的寄托，依靠，是安身立命的东西。这就是这一代学者和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现在的学者”根本不同之处。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也是讲这一代学者，知识分子，题目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也就是说，这一代人，做人做事，都是有承担的。我还谈到这样的承担，是有三个层面的：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对自我生命的承担；对学术的承担。

我读这本《民国这些人》，感触最深的，也就是这“三承担”。——让我们一一道来。

“铁肩担道义”：对社会、历史、民族的承担

这本书写到了几位以身殉道、殉职的学人、报人，其中就有因拒收张作霖三十万元“封口费”而惨遭杀害的民国名记者邵飘萍。他有一句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想，“铁肩担道义”是可以概括这一代人共同的“不可夺”之“志”的，也是他们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也是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一个选择，认定：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自命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谓“铁肩担道义”。

本书在写到被公认为“宋史泰斗”的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时，特地提到他的老友季羡林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所提到的一个词：“后死者”。——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概念。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学者，特别是历史研究者，他和他的研究对象的关系：不仅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更是“后死者”与“先行者”的关系。因此，先行者对后死者有“托付”，后死者对先行者有“责任”和“承担”，后死者不仅要研究、传播先行者的思想，功业，还负有“接着往下讲，往下做”的历史使命。在这里，我可以向诸位坦白我的一个追求：我研究鲁迅，不仅要“讲鲁迅”，而且要“接着鲁迅往下讲，往下做”（鼓掌）。这就是一种历史的承担意识；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历史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知识分子，学者，对社会、国家、民族、人类的承担，我觉得在两个时刻，特别显得重要。一个是民族危难的时刻。本书写到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史学大师陈垣老先生，在北平沦陷时期就这样对启功先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另一位复旦大学的老校长马相伯在抗战时期逝世，弟子于右任的挽联中赞誉他“

生死护中华“，说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对民族文化的承担。

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民族危难的时刻，所以我们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时刻有着警醒的意义和作用的。危难中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就越应该承担“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包括北京大学，就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堡垒，圣地”的作用。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许多令人痛心的丑闻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因此，那些有节操，甚至有洁癖的老一代学者，就特别令人怀想。在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时，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我这样写道：“无论如何，老人们仍然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事实确实能够给人以温暖”，“因为这个越来越险恶，越来越令人难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这样的人了——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可爱的人，这样的有信仰的，真诚的，单纯的人了”，因为“经不起各种磨难，我们心中的‘上帝’已经死了，我们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诚和单纯，我们的心早就被油腻和灰尘蒙蔽了”。这就是北大校园里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义：“幸而还有他，不然，我们就太可怜，太可悲了。当我陷入浮躁，陷入沮丧，颓废，绝望时，想起燕南园那间小屋里那盏灯，我的心就平静起来，有了温馨与安宁，有了奋进的力量。是的，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全场动容）。

“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对自我生命的承担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所描述的三位教授的三堂课，我想把它称之为“最迷人的课”。

第一堂课，是西南联大的刘文典教授开设的《文选》课。刘老先生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有一天，他讲了半小时课，就突然宣布要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七点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同学们不妨想象一下：校园草地上，学生们围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间，当着一轮浩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里的魏晋人物：这将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第二堂绝妙的课是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的考试课：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笑）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招待吃茶。（大笑）

这样的课，绝就绝在它的不拘一格，它的随心所欲，显示的是教师的真性情，一种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态。因此，它给予学生的，就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在这样的课堂里，充满了活的生命气息，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生命相互交流，沟通，撞击，最后达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与升华。这样的生命化的教育的背后，是一种生命承担意识。（全场活跃）

而将这样的意识提升到理论高度的，是我亲自聆听的林庚先生的“最后一课”。当时我刚留校当助教，系主任严家炎老师要我协助组织退休的老教授给全系同学开讲座。林先生欣然同意，并作了认真的准备，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反复琢磨，讲课的题目都换了好几次。最后那天上课了，先生穿着整洁而大方，一站在那里，就把大家震住了。然后，他缓缓地朗声说道：“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顿时，全场肃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先生又旁征博引，任意发挥，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还意犹未尽，学生们也听得如痴如醉，全然忘记了时间。但我扶着先生回到家里，先生就病倒了。先生是拼着生命的全力上完这最后一课的，这真是“天鹅的绝唱”。（鼓掌）

我们现在再来仔细体会林庚先生的这段话：这是他一生做人、治学、写诗经验的凝结，是道出了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科学，教育，学习，以至人生的秘密与真谛的。这里的关键词是“好奇”和“发现”：首先要保持婴儿那样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倾听，阅读，思考，去上你已经上了无数次的课，去写已经成为你的职业任务的文章，你就会不断产生发现的渴望与冲动，而且你果真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这样，你就会有古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感觉，也就是每日每时每刻都在进入生命的新生状态。长期保持下去，也就有了一颗“赤子之心”。你们看，我们前面说到的老人，无论是曾昭抡，还是刘文典，蒙文通，以及所有的“民国那些人”，哪一个不是终生都完整地保持着生命的“赤子”状态？我曾经说过：北大“大”在哪里？就“大”在有一批大学者。大学者“大”在哪里？就“大”在他们始终葆有赤子般的纯真，无邪，对世界，社会，学术永远有好奇心与新鲜感，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这就是沈从文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心”！（长时间的鼓掌）

这是能够给我们以启示的：那一代人，无论做学问，讲课，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的，学问、工作，都不是外在于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为一体的。这样，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从中体会、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欢乐。本书就记述了这样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联大讲逻辑学，有学生（我记得这是后来成为巴金夫人的萧珊）觉得这门学问很枯燥，就问先生：“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好玩”。（笑）大语言学家赵元任也是对他的女儿说，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诚如作者所说，“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许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还可以补充一句：不是职业式的技术操作，不是仅仅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自我生命的欢乐与自由。

当然，这绝不是要否定谋生的意义，如鲁迅所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对物质利益、金钱的追求都是人应有的权利，所谓“安贫乐道”，如鲁迅所说，那是一种统治术，鼓吹者自己是不准备实行的。对这样的说教者，年轻人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但在生存、温饱基本解决，即达到衣食无虞以后，人在精神与物资上应有什么追求，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学者、教授，他们显然更注重精神对人的生命的意义，他们追求的是“简单的物质生活与丰裕的精神生活”。他们不追求外在于自我生命的东西，因此，就能如孔夫子所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都是身外之物，是应该而且可以淡然看之的。

本书特地提到了费孝通先生对他的老师潘光旦的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话颇值得琢磨：“看重别人怎么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那其实都是虚名；而“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我们一再说，对自我生命要有承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们的问题，也恰恰在这里：许多人好象很看重自己，其实看重的都是一时之名利，对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价值，反而是不关心，不负责任的，因而也就无法享受到“民国那一代”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欢乐。“自己对不起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舍我其谁”：对学术的承担

关于学术的承担，前面在讲曾昭抡先生时，已有论及；这里再作一点发挥。

又是刘文典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故事：一日，日本飞机空袭昆明，教授与学生都四处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突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目力衰竭行走不便，就连忙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先生往城外跑去，一边高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笑）这时只见他平素最瞧不起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转身怒斥：“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大笑）

这大概有演义的成分，但刘文典的“狂”却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下我来就是做学问的；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学者就是为某个学科而生的，如曾昭抡为化学而生，刘文典为《庄子》而生，林庚为唐诗而生，等等。

因此，在他们眼里，学术就是自己的生命，学术之外无其他。哲学家金岳霖如是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具有世界声誉的古希腊经典著作翻译家罗念生，人们说他的一生，只有一个单纯的主题：古希腊。他自己也说：“每天早上，我展开希腊文学书卷，别的事全都置诸脑后，我感到这是我平生的最大幸福”。他一生充盈着古希腊，用古希腊著作的精神来对待世界。儿子小时候接受的故事全是古希腊的；和友人聚会，他讲的笑话全部不出古希腊；好友失恋要自杀，他劝好友：“去看看《俄底浦斯王》吧，你会明白人的意志多么宝贵”。（笑）他儿子回忆说，当年自己劝说父亲不妨去争取一些头衔和荣誉，父亲凑近他，带着一种混合着顽皮、满足和欣喜的神态，轻声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他的生命中有了古希腊，就足够了。18世纪，德国艺术史大师温克尔曼称，古希腊艺术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罗念生的一生浸泡于其间，他的生命也获得这样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鼓掌）

什么叫“学院派”？这就是真正的学院派！什么叫“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以学术为“生命的自足存在”，才是真正的“为学术而学术”！没有生命承担的学术，谈不上真正的学术！

对这样的把握了学术真蒂的学者，学术是无所不在的，他们无时不刻不处在学术状态中。这里又有一个“建筑史上应该记录的有趣的饭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建筑师杨廷宝和梁思成，以及他们的学生辈，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饭馆就餐。谈话间，杨廷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打量着面前的桌椅，然后从怀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一一记录在小本上。——原来他发现，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着甚为舒服，这在餐厅建筑设计上是有参考价值的，而他总是随身带着量尺与小本子，以便随时记录的。

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的著名记者邵飘萍也有这样的经验：记者要时刻生活在角色中。闲谈中，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新闻脑”始终紧张活动；一旦提笔行文，则又“状若木鸡，静穆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

这时时刻刻“倾注整个身心”，其实就是一种对学术，对自己的工作的痴迷。痴迷到了极点，就有了一股呆劲，傻气。人们通常把这样的学者称为“书呆子”，在我看来，在善意的调侃中，是怀有一种敬意的：没有这样的“书呆子”气，是不可能进入学术，升堂入室的。——望在座的研究生，切切记住这一点。（笑）

这篇讲话实在太长了，但我还有话要说。（笑）那就再简要地讲一点吧。（鼓掌）

我要讲的是，这样的有承担的学者，教授，知识分子，就自有一种精神。在我看来，主要是独立精神，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

独立精神：“匹夫不可夺志”

还是先讲几个小故事吧。

1944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吗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鼓掌）——有人说，这样的对话，“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鼓掌）

还是那位刘文典教授。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他在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希望的那样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鼓掌）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后人叹曰：“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鼓掌）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不仅“笑傲王侯”，对“洋大人”也如此。研究现代英美诗的叶公超教授在出任驻美大使时，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维尔（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弁而已”。（笑）

小故事里有精神。什么精神？孔夫子说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人格，气节和风骨也。（鼓掌）

我还要向诸位郑重介绍一篇北大校史上的不可忽视，却长期淹没的雄文，我也是在读本书时才知道的。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这样的在当今中国教育中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政干预，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其文写得不卑不亢：对教育部的训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最后又归结为一点：“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自有其传统，“似不必轻易更张”。

作者说：“今人读之，拍案称绝，继而叹息良久。知识分子的尊严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官员尽可以发号施令，但请注意，我们不敢苟同更拒绝执行——此之谓‘同人不敏，窃有未喻’。知识分子的矜持也应该是这样，不滥说成绩，但内心怀有对学术的自信和对传统的期许——故‘不必轻易更张’”。

我们已经有了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人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让我们永远怀想；而现在，面对冯友兰这篇“抗辩”雄文，所立起的“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标杆，不禁发出感叹：魂兮胡不归，大学之独立精神！（大鼓掌）

“还是文人最自由”

这是叶公超教授的一句醒悟之言：他先当教授，后又去从政；但终因“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而弃官，回来当教授，于是，就有了“还是文人最自由”的感叹。——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但说“还是文人最自由”，仍有部分的道理：我们在包括叶公超先生在内的这一代学人身上，还是可以看到一种自由精神：所谓身子被捆着，心灵是自由的。

这样的自由精神，在我看来，不仅表现在这一代人大都具有的传统“名士”的真性情，真风流，更是一种“大生命”的“大自由”。

我们谈到了这一代的“大承担”；其实，“大承担”的背后，是一个“大生命”的观念。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所谓“心事浩茫连广宇”，在他们的心目中，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只要国家、民族、人类、宇宙有一个生命是不自由的，他们自己也是不自由的。有人说，真正的诗人是能感受到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看到别人被杀，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的。因此，他们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是包含着博爱精神，佛教所说的大慈悲情怀的。这是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独立不依他的，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人我之间、物我之间的，大境界中的大自由状态：这是令人神往的，也是这一代人的魅力所在。相形之下，我们一些人所追求的一己之“自由”，就显得太委琐了。

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

读这本书，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民国那些人”的创造力，实在惊人。

请看这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教授：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到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后，他到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巴黎穷了”。（笑）后来他又去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笑）赵元任的绝活，是表演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语，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三十三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惊叹）人们说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恩格斯早就说过，文艺复兴是一个出“巨人”的时代，而思想文化学术上的巨人，是不受学科分工的限制的，是多方面发展的通才：而未来学术的发展，将越来越趋向综合，所呼唤的正是新一代的通才。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前面提到的北大西语系的吴兴华教授也是这样的多才多艺的通才，全才。别的不说，他打桥牌的做派就是朋友圈里的美谈，十足“谈笑风生，睥睨一切”：他一边出牌，一边讲笑话，手里还拿着一本清代文人的诗集，乘别人苦思对策的间隙，扭过头去看他的书。（笑）——你可以说这是“逞才”，但却不能不叹服其过人的才气，而才气的背后，是充沛的创造活力。逼人的才情，逼人的创造力，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就够了。

面对这一代思想学术上的创造，我常想：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真的是无穷无尽，无穷无尽！在前辈面前，我们也不必自惭行秽，因为就人的本来的资质而言，我们并不缺乏创造力。前人做得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志气。

把“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

这就是“民国这些人”：这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这是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因此而成为民族的脊梁，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的顶天大柱，并且如鲁迅说的那样，为我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作为后人，得以得到这一代人精神的守护与滋养，是人生之大幸。但斯人远去，黑暗依在，只有我们自己来肩住闸门，自己来承担，自己来坚守前辈留下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是你们这一代，“80后”的这一代的历史使命，也是你们“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一个关键。

我最后要说的是，体现在这一代身上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北大精神，所要倾听的北大真声音。追随这样的北大精神，倾听这样的北大真声音，将把我们带入人生的大视野，大境界，大气概——如果我们只是咀嚼一己的悲欢，并且视其为整个世界，我们就太卑琐，太可怜了。但我们还要自觉于，善于把这样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北大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落实到具体而微的生活实践中，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而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恰恰是北大人的一个弱点，或者说一个误区，甚至成了北大人的一个历史包袱。今天的北大人，不仅有继承北大精神的责任，还有克服北大的历史积弊，成为既目光远大，又脚踏实地的更为健全的新一代北大人的使命：这都是“后死者”应有的历史承担。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长时间的鼓掌）

2007年9月16日——20日整理，略有补充

（《民国那些年》，徐百柯著，中央翻译出版社，2007年出版）

 

刚来美国的时候，打工在室外。陡峭的山坡，一片湖水，风景好极了。半山坡上一栋小屋，住着个闲人，那是租屋的房客，也是我来美国后认识的第一个美国人。他叫普莱斯顿。

普莱斯顿大学毕业没几年，一脸棕色大胡子，精精神神。我刚到，正赶上他要去度假，就问我能不能帮他照看他养的狗。他的狗大大的，一身棕色长毛，蓬头蓬脑，有他一样的神气。他说这狗的祖先来自中国，品名是“Chaw”。琢磨半天，中国人叫草狗草狗的，就是那“草”字的音译吧。后来我跟普莱斯顿熟起来，就是被这位“中国老乡”咬了一口。

这条狗照现代人说法，是“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我当时特别喜欢狗，对狗却完全没有经验。每日给它喂食，自忖也算是个熟人，在它大快朵颐的时候，就试着伸手去抚摸它的头，没料想，刚伸出手去，几乎是迅雷不及掩耳，它转头就咬，差点没把我的手指当了点心。

普莱斯顿休假回来，马上很紧张地找到我，听说了这个事故，他怕我见面第一句就是“我们法庭上见”，所以一脸紧张。我说没事没事，他还是放松不下来，最后，总算相信没有索赔官司跟在后头，回复到原来的神气，和我聊了一会儿天。原来他是个写政治评论的自由撰稿人。

他很激动地要跟我聊美国政治。我刚来，见着那么多美国人还满是新鲜劲，对它的国内政治更是两眼一摸黑，根本分不清是七上还是八下，他跟我说的自由派保守派，我更是一笔糊涂账。但是知道他对自己国家的状态很是愤愤然，决心要靠自己的一枝笔扭转美国乾坤。我们离家的时候，正是中国大肆改革开放前的一段特别沉闷时期，整体面貌都有点后古代。我心里不免嘀咕，您老就别生在福中不知福了。后来才知道，这是美国人的爱国方式之一。

当时美国还是今天美国总统的爹老布什当政，而普莱斯顿是自由派撰稿人，他不仅在当地小报上刮起一阵旋风，引出大批言辞激烈的读者来信雪花般飞向编辑部，还把自己攻击里根总统的文章自费出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这给我们开了眼界。原来此地出书不用刊号，骂总统是最安全的事情。普莱斯顿在报上为自己的书刊登了一条小广告，随便发出邀请：本人于某日下午在寒舍举行新书发布派对，对公众开放，欢迎光临。

记得那是个周六。我们觉得每天和他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也算是朋友，就提了半打啤酒去祝贺。谁知一敲门，迟迟疑疑没开门，然后，普莱斯顿一闪而出，迅速掩上身后的门，感觉门后不是新书发布的派对，倒是一个不想被人撞破的女朋友。普莱斯顿见到我们一脸惊讶，后来才悟出来，所谓欢迎公众光临云云，只是一个壮声势的说辞，他知道没有一个外人会来的，没料想有两个中国新移民对美国门道还浑然不清。

确认是我们，我们又显然“无害”。普莱斯顿爽快地把我们让进去。一进去，香气扑鼻。有了这次经验，后来只要有人在几里外抽大麻，我远远地就会知道。几个普莱斯顿的铁哥们在那里吞云吐雾。那是昂贵品，所以规矩是只卷一支，围着个桌子转圈抽。这让我们想起黑龙江的鄂伦春人，他们喝酒，也就是这样转瓶子的。进门就是自己人，还在莫名其妙，我们也被让到桌边。我是个好奇心极重的人，狠狠吸了一口。然后等着眼前出现地狱抑或天堂，结果非常失望，什么也没有发生。看来我只好夸奖自己，别的没有，定力还是有的，妖鬼不侵。

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见识了美国自由派。出门我还纳闷，这大麻违禁，也就昂贵稀罕，普莱斯顿那几个稿费，日子都过得结结巴巴，哪来的钱买这个。

答案很快就出来了。

不久后的一天，我们正在他小屋对面干活，一辆破破烂烂的汽车停在我身边，门一开，下来几个普普通通利利索索的年轻人。其中领头的梳个马尾辫，当然，男的。我想定是普莱斯顿的自由派朋友了，谁知马尾巴向我走来，掏出皮夹伸到我面前，皮夹上亮闪闪一枚大警徽。同时自报山门，“我是警察”。他一定很奇怪，我一点没受到惊吓，反而一脸惊喜。我确实喜形于色：电影中的镜头在眼前真实发生！他问普莱斯顿住在哪里，我想，这哪是我能瞒得住的事情，就一伸手把他给“出卖”了。

他们敲敲门进去了。再出来，个个两手不空。谜底揭晓，原来，普莱斯顿在小屋里养盆景，盆景不是五针松，六月雪，而是大麻。便衣警察人赃俱获。大麻、专用的紫外线灯，等等，都被警察装上车去。向警察揭开谜底的，恰是他的一个小兄弟。普莱斯顿却留了下来。他一脸丧气，把自己关进小屋，久久没有出来。数日后，普莱斯顿渐渐缓过来，走出小屋和我们聊天。对警察如此侵犯百姓自由煞是气愤。我们那天知道，私种大麻在我们这个州，最高可以被判十年。

马尾巴后来又来过一次，在小屋和普莱斯顿长谈。内容不详。结果是相当合情合理。看在普莱斯顿是初犯，关键是他种的数量少，只是“自用”而不是销售，所以没有起诉他。只是要求他写一本种大麻的指导手册，给警察破案作为参考。没想到，普莱斯顿的写作才华最后落到这样的“实处”。

普莱斯顿从此一蹶不振。终于，有一天，来了一辆相当好的汽车，两个白发苍苍一脸慈祥的老人走下车来。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普莱斯顿的父母。老人很有风度，穿着保守，看得出是“好人家”。他们来接儿子。原来普莱斯顿付不起房租，卖了车，剩下的全部家当都可以塞进爸爸妈妈的那辆小车。儿子走投无路，父母永远是最后的避风港。

老人向我们道谢，我们向他们全家告别。那是很奇怪的景观，一辆好车，一车杂物，两个老派老人，一个自由派儿子，最后跳上去的，是我们的中国同乡，那条大草狗。

汽车摇摇晃晃，驶下陡峭的山坡，又摇摇晃晃爬上又一个坡去，如同我们的人生。看着越来越小的汽车，“祝你好运”是每个人在这一时刻都会想到的一句话。我想，除了运气，普莱斯顿或许还需要一点别的什么。

 

新华社近日发表题为《让爱国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评论员文章。作为一个国家公民，我想接着谈谈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爱国。这个问题不妨从胡适当年留美的一则日记谈起。

胡适留美日记，有一则题为《论“去无道而就有道”》，其中谈到他对当时中国总统袁世凯和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选择。日记是从“王壬丘死矣”开始的，王壬秋即王闿运，湖南人，1833年生，1916年卒，是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经学大师，一生著述甚多，他的书信曾辑为《湘绮楼笺启》。还是在国内时胡适就读过它，当时给他印象很深的是这样一句话：“彼入京师而不能灭我，更何有瓜分之可言？即令瓜分，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这是王闿运给其妇子的家信，很愤激。胡适在日记中回忆：“其时读之甚愤，以为此老不知爱国，乃作无耻语如此。”这里我们并不知道王闿运书信的上下文，胡适也没有交代。但根据句意，似在说八国联军之事。如是，把列强的瓜分，视为“去无道而就有道”，放在当时，直可谓惊世骇俗。年轻的胡适以朴素的爱国感情，视其为“无耻”当不奇怪。

然而，赴美数载，“吾之思想亦已变更”。此刻的胡适，对那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家主义基本上持批判态度。他认为这种国家主义的唯一根据就是“一民族之自治，终可胜于他民族之治之”。而晚清的排满所以成功，也正在于两百多年的历史证明满人不能统治汉族。至于去掉满人统治，代之以袁世凯，“未为彼善于此”，所以，袁世凯排满后，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也就不断起来。

说到这里，胡适一下子把话拉到自己身边。刚才是在满清和袁世凯中选择，这已成为历史。现在呢，“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胡适刚提出问题，就立即回答“则人必择威尔逊。”这里，与其是胡适代“人”选择，毋宁是他借此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他看来“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说完这段话，胡适表示“吾尝冤枉王壬秋。今此老已死，故记此则以自赎”。

可以看到的是，胡适走出了原来读王闿运时的胡适，他完成了一个“狭隘爱国者”到“世界公民”的转变。

胡适当然是爱国的，只不过他的爱国显得很理性，他一贯反对那种非理性的爱国情绪。中日“二十一条”纷争之时，人在美国读书的他，天天买报阅读，据他某一日日记：“东方消息不佳。昨夜偶一筹思，几不能睡。梦中亦仿佛在看报找东方消息也”。这个细节足以表征胡适的爱国之情。然而，梦中醒来，他依然清醒地表示：“我自命为‘世界公民’，不持狭义的国家主义，尤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此处“狭义的国家主义”即狭义的民族主义。胡适反对民族主义，故他和袁世凯同族，后者却不是他的选择对象。胡适是世界公民，故威尔逊与他异族，他却愿意选择威尔逊。当年，王闿运的说法使胡适视为无耻，可是，胡适的选择，即使在今天，恐怕也很难不被某些人看成是卖国。

“去无道而就有道”是一句古话，胡适把它坐实在弃袁择威上。不是说威尔逊比袁世凯好，也不是说袁世凯比威尔逊坏。在这里，他们不是他们个人，而是一种符号，一种代表各自制度的符号。在符号的意义上，袁世凯代表的是皇权专制，威尔逊代表的是民主政治。胡适特意引威尔逊连任总统时所作的讲演：“政府之权力生于被治者之承认”，显然，这就是民主。因此，无道和有道，乃以制度论。威尔逊的话，胡适宣之为“共和政治”，并认为这种政治“亦可为民族主义之前提”。

由此可见，胡适在爱国的选择上，不是基于“民族”而是基于“制度”，或曰，在“民主”与“民族”的排序中，民主优先，民主比民族更重要。这里，胡适已经涉及两种爱国主义，一为“民族的爱国主义”，一为“民主的爱国主义”。出于“世界公民”的价值观，胡适已然突破原始氏族以来以血缘定取舍的种族阈限，把“民族的爱国”升华到“民主的爱国”。

概而言，民族的爱国，是血的爱国；民主的爱国，是“制度爱国”。胡适的选择，对我们今天应当如何爱国当有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