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哲学》，(俄)别尔嘉耶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32.00元。
《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卫茂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19.80元。
《中国启蒙运动》，(美)舒衡哲著，刘京建译，丘为君校订，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版，30.00元。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终于在2007年9月推出了他的皇皇巨著——《世俗化时代》(A Secular A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September，2007)，他在书中以思想史的方式展现了现代社会从宗教氛围中展开世俗化的过程，不过直到今天，这个世俗化进程并没有能够完全宰制现代社会，上帝也似乎并没有因此就死去，相反宗教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泰勒从而试图以这样一本厚达800多页的著作来对现代社会的单一世俗化理论提出挑战，现代化应该是多元的，而且还应包含了民主的政治实践与超越意义的寻求，这一结论其实今天看来，与他过往的想法无大差别，但是当一个垂垂老矣的人以这样一本著作来为其思想作出确认时，我们或许应该对此认真对待。
接着泰勒的思路，现代社会中对于宗教的了解非但不是多余，反而是多重现代性中的必要内容。中国人对于西方宗教的各派，尽管引介无数，其实并不算熟悉。我们曾经对俄罗斯思想家的热衷，其实也并没有激发起了解俄罗斯东正教传统的兴趣，但是当我们阅读像别尔嘉耶夫的《文化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这样的著作时，却仍然不断地看到东正教的巨大背景隐约其后，而这只需要阅读该书的第一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就可以获得强烈的感受。在我个人的思想启蒙初期，俄罗斯的思想曾经作为一种鼓舞性的力量产生出极大的力量，后来却跟随所谓主流的思潮浪荡在英美分析哲学中，并奉为圭臬，今天重读别尔嘉耶夫，非但不会为其表述的模糊暧昧而不满，反而会觉得，书中所描述的种种真实的体验才是哲学(或宗教)真正的价值与意义。
同时天主教传统的著作在国内也陆续被翻译出版，如德尔图良的《护教篇》(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7月)就是古罗马著名的基督教护教作品，而石敏敏先生所翻译的西塞罗的《论神性》(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6月)也已出版，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固然可以借助这些译本了解古罗马拉丁文化的细节，而我们这些“槛外人”或许需要了解的是，古希腊与罗马这两个文化璀璨的时代，哲学家们均无法与宗教脱离干系，今天的我们又有怎样的把握来把宗教经验驱之门外，充耳不闻？
“上帝死了”，是尼采说的，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哲学家，说出了揭穿现代世俗思想这件“皇帝新衣”的第一句无忌的童言。但是如果把他仅仅理解成一个破坏者，这无疑又太过偏颇。《瓦格纳事件／尼采反对瓦格纳》(卫茂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这本书讲的似乎是一个音乐的事件，但是对于尼采而言，瓦格纳是他试图超越时代的一个迷思，他曾经以为瓦格纳的音乐可以如宗教一般拯救心灵，但是后来却真正认识到，他的音乐其实是现代浪漫派传统的一个集大成者，体现了现代性的最为核心的部分，比如形式与本质相分离、喜好繁文缛节与华而不实的外在形式。
如此看来，尼采哪里是一个现代性的开启者，他简直就是一个现代性的反对者。不过略微让我感到疑惑的是，尼采在这本书中回忆古典音乐传统时，提到了莫扎特，却不提巴赫。要知道门德尔松在1829年指挥巴赫的《马太受难曲》，重新激发出对巴赫音乐的关注，而尼采生活在19世纪中后期，没有理由不知道巴赫的音乐，翻阅了《简明牛津音乐史》(杰拉尔德·亚伯拉罕，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才粗粗明白，像巴赫这样一个教堂音乐的传统，在19世纪已经由于新教革命与各个教派的纷立而难以为继，《马太受难曲》这样的作品已经难以抵挡大型管弦乐与歌剧的冲击。而一位朋友更是给我找到一条直接的线索，尼采其实评论过巴赫：“巴赫的音乐中包含着太多原始的基督教，德国性和学究气，在现代欧洲音乐发展的转折点上，他总还是把头扭向中世纪。”如此看来，尼采对古典音乐的看法，或许还需要作更多的细致考察。另外需要提及的是，这本书还有一个山东画报出版社在2002年推出的版本，而周国平也曾在《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中收录有《瓦格纳事件》，我并未比较过这数个译本的差别，但是按照个人的阅读感受，卫茂平的这个版本相当不错，值得推荐。
回到关于中国现代思想的部分，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丘为君校订，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也算是一本老书重出，前有山西人民出版社早在1989年推出的版本，或许那时国内只是对书名显示出非常浓厚的兴趣，对美国的学术研究状况缺乏了解，作者本有一个中文名(舒衡哲)，却被直译成微拉·施瓦支，如今重译出版已经时隔18年，当年被启蒙所鼓舞的知识分子，如今已经秋叶凋零，看来启蒙运动也未免不会流于“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尴尬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