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题记：是金子永远发光，是强人不怕打击。苦难对一些人是灾难，对拼搏者却是财富。许还山是天生的拼搏者，纵是刀光剑影在他面前也会化着彩云……

他是天生的电影演员，也是天生的右派。说是天生的演员，因他自幼聪明过人，学什么像什么；说他是天生的右派，因他性格直率，从不隐瞒自已的观点。到底他是生逢其时还是生不逢时呢？不只别人说不清楚，连他自已也说不清楚。应该说他是根红苗正的革命后代，如果共和国的历史不发生那些莫明其妙的灾难，他至少是“将门虎子”的将军后代，可惜命运太错忤了！

1979年春邓小平主政的共产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人世间最底层的贱民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宣布“改正”，这意味着1957年那“伟大”的“反石斗争”彻底错了，只差没有公开道歉而已。共产党是不会道歉的，还留着个“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而己”的“光明”的尾巴，因为它是个死要面子不要脸的党，不过能给五十多万右派重新安排工作这就不错了。至于历史怎么来评论这件事，我想时间是会作出回答的。

右派是些什么人？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都是些有本事有能力有见解的读书人，都是上了毛老头当的人。在这五十多万“改正”的右派队伍中，新疆八楚县石油公司的许还山也名列其中。二十多年的苦难，八千多天血雨腥风的日子，是钢铁也腐锈脱层，是石头也留下癍烂，可他挺着腰昂着头，

回到了久别的北京电影学院，成了学院的一条爆炸性新闻：“许还山回来了！”

当时青影正在筹拍电影《樱》，导演詹相特走来对他说：“还山，你是我师兄，我拍这部片子男主角非你不可。”他心里没底不同意，但詹导演一再恳求，最终成了。于是他成了青年电影制片厂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的主角人物，电影在大连开机，面对盛开的樱花和漂亮的大海，他的心情特别激动，心里还暗暗说：今后我的生活永远是这样吗？

不久，学院给他补发了一张本应1960年就应领到的毕业证，但仍进不了北影。去长影吧，长影说满员；到上影吧，上影不要人；珠影想要，又说他结了婚户口不好办。在这关键时刻，西影厂长田玮听说：新疆来的不容易，定是个强者，没两下子活不到现在，我要！很快《樱》在全国各地公开上映了，受到圈内人和观众的好评。

中国就是这么一个风派国家，再有本事的人只要没名气，谁也不会理采你敬慕你；只要有名气纵然没有本事，崇拜你的人争相献媚。许还山现在是属于有本事又有名气的人，原来那些不要他的电影制片厂纷纷恭请大驾。他哪儿也不去，就去西影！后此，他一部片子接着一部地拍，演了几十个人物形象，有时还自编、自导、自演。从电影《张衡》、《代理市长》、《大决战》，到电视剧《司马迁》、《吕后传奇》、《共和国往事》等他都扮演主角，给全国亿万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年又和不少中青名角拍摄了大量的电视剧《导弹旅长》《无盐女》《首富》《孝庄秘史》等，成了家喻户晓的影星。他饶有兴趣地说：这些都是是难给予我的财富。言下之意中国的右派都有本事的人，是永远埋葬不了的。

 

他祖籍江西乐平，1937年生于北京，父亲许凌青远在1922年就由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一代党员，也是王明的入党介绍人，后来被党派遣到蒋介石先生身边工作，官拜国民党陆军大学总教官，授中将衔。谁之早在1926年就受迫害被开除出党，直到1986年才凭一份早年同周恩来在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证明材料，征得中央同意批准恢复了党籍。蒙冤长达60年的父亲曾经是林彪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常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后又是郑州市文化局长。应该说，他的父亲为中共的发展壮大做了许多贡献，也为毛泽东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政权提供过许多重要情报，但是毛对人处事一贯是恩将仇报，纵是对他恩恩爱爱的老婆杨开慧不也就一脚踢了就是，许凌青又算什么？

由于许还山出生这么一个“身世沉浮雨打萍”的家庭，又离经八年抗战和三年国共之战，故童年忧患多于幸福，伤感多于安静。至今他还记得在重庆山城时，全家人住在一座危楼上，对面是宝鹰山。每当看到山头上挂起防空警报红球，母亲就抓起事先准备好的小包带上他和姐姐还河去钻防空洞，从高高的石阶上一阶一阶挨挨挤挤地奔跑。一次日本飞机血洗矶江，姐姐戴着个草帽拉着他从楼上连滚带爬的逃命，他一边跑一边老是回头看不知是哪个女孩的洋娃娃甩到了树枝上。待日本飞机轰炸完了之后，重庆下了三天大雨满街上流着殷红的血水….

他的记得比他大三岁的姐姐还河，带着他到几里山路外歌乐山林森墓旁的小学上学的情景，姐姐在家里的地位仅次于母亲，他一切得听从姐姐的指挥。姐姐说，路边李子不要去吃，那一定是很酸的；姐姐说，爸爸讲过蒋委员长的屁股是尖的，一定坐不稳江山。姐姐还说，人要懂得地理历史，地理是横的，历史是纵的，人若不懂就不知道自己的方位，这也是爸爸说的。爸爸还让他们记住一句话：“名利场中甘无我，知行道上不让人。”他虽然不懂，却将这句话深深印在脑海里，直到长大成人懂了之后，就以此话为人生座右铭。他也知父亲虽是国民党的大军官，实际上是直接受周总理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因此他没有沾到父亲什么光，童年就是在这风风雨雨中度过的。
   

有人说1956年是共和国昌盛的顶峰，然而在这个“顶峰”里杀机四伏，阴霾重重。这一年国际上发生了“波匈事件”，国内沉闷了许久的知识界开始活跃起来，在当年十一月中共八层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奸计就已经形成。也就是这一年许还山从武汉第二男子中学考入刚刚成立的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那时考生多名额少，电影圈里至今还戏称是‘黄浦’第一期。他当时在学院是个冒尖的学生，入学考试时老师就说过：这小伙子可以录取，但是要用带刺的手套把他抓住，用他的话说他有点桀骜不驯。入学的第二年就赶上了反右。那年的夏天非常炎热，天安门前那对石狮子都热得喘气，老人们说“世间大概有一劫？”说对了，就是有一劫！自此，许还山与冰刀霜剑为伴二十二个春秋。

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学校，各单位党委的一把手不厌其烦地天天动员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层层传达“英明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几天学院的墙壁上出现一块叫‘镜子’的墙报，十八九岁的学生娃娃懂得什么叫“鸣放”？以为是“伴姑姑宴”（一种孩子的游戏）好玩，也就拿起笔来写意见，出现在墙报上的多是“学校不关心学生”、“窗上玻璃碎了没人管”、“暖气不热冷得很”、“烟囱倒了没人理”等等巴不着边的东西，全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许还山却独树一帜，语惊四座，在学院召开的一次呜放大会上，他慷慨陈辞地说：“中国有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和上百个地方剧种，为什么不去探索，老是模仿苏联的东西？”这话在今天没错，但那时却摸了老虎的屁股。自新政伊始，毛泽东就叫喊出“一边倒”的国策，视史大林为太上皇，尊“苏联为老大哥”，穿一条裤子嫌肥、坐一条板凳嫌远，一个青屁股娃娃竟敢和“祖师爷”较劲这还了得！有的人趁机落井下石火上浇油，以表现自已立场坚定追求进步和靠拢组织，把他的言论“上纲上限”和电影界大右派钟惦裴《电影的锣鼓》并列。

也许是少年气盛，他不但不悬崖勒马又写了篇六千字的文章《揭开迷人的外衣》，批评学院里几名党字号老师，寄给《文艺报》未被采用转给了《中国青年报》，报社打电话来核实情况，学校派人取回了这篇文章，无形中又增加了一条“恶毒攻击的”罪名。1957年学院取消暑假把运动推向纵深，原因是学校反右的指标没完成。批来批去批到1957年8月20日这天早晨，院子里突然出现了批判揭发他的大字报。大字报铺天盖地，全是“右派分子许还山反党罪行。很快初战告捷，全学院导演、摄影、表演三个系不足一百名学生共揪了19名右派（其中有10名老师），他当时还不足20岁就荣登“金榜”。

在一切以政治划线，以立场取人的国家，一当被载入另册命运也就来了个大倾斜，此后有的右派被整成神经病，疯的、死的累见不鲜。他记得，导演系的女生方玲达就是喝毒药自杀的，死时才是18岁的花样年华，一块席子就把她送到火葬场，还说别人是畏罪自杀。他还幸运，被宣布留校劳动察看。一个时候他以为自己真的错了，天天写汇报、提保证，表示争取两个礼拜“摘帽”，这不是笑话吗？本来反右运动就是一场笑话！没想到一连五年半也没让他上课，成日在总务科长领导下干杂活，全校十几个男女厕所由他“包干买断”，盖房子、拉河沙是他“第二职业”。将近六年他都夹着尾巴做人，咳嗽也不敢放开嗓子。1962年他终于得到“母亲”的“宽大”，可以听课了，可是原来班的同学早已毕业，他只好跟着六零级的学生继续上课，就像是个老留级的留级生。

 

“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不但使毛泽东权力达到一个最高点，也使他帝王的宝座光彩夺目。“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是他自谥的封号！真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至高无尚境界。整个中国成了他手中的面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于是疯狂着魔“升虚火”的“大跃进”，违反科学起码知识的“大炼钢铁”，历史大倒退两千年的“人民公社”，像瘟疫一样地降临了神州，田土无收，饥饿盈野。

恢复学习的许还山此时刚好二十四岁，身强力壮浑身是劲，一顿能吃三大碗白米饭，每月可消耗八九十斤粮食，而学生的定量只有24斤，且重活还得他去干。向家里求援吧？家已不是过去的家，父亲早他一周前在郑州市被划为右派，毛病也出在嘴巴上。他属于党外人士的文化局的局长，在“鸣放”会上仅说了句“中国少了资本主义一课”，就被拉下马来，工资从原来的行政九级降到只发生活费，还下放到边远的农村。母亲独撑大梁，得管年幼的弟妹，早瘦成一个皮包骨的灯影人。

在这火烧眉毛困难的节骨眼上，一天他在课堂上很幸运地捡到一个钱包，里边虽然没有钱却装了不少饭票。一看是留学生的，他心想反正留学生不定量，干脆吃掉它。他把饭人票拿走后将钱包扔进了洗手间，每顿饭别人打一份他却打了两份。连续打了几次之后不知让谁把他给盯上了。后来学校调查他的饭票，他如实作了交待，可学校领导硬说是他偷的，而且说他不但思想反动道德品质也非常败坏。加之他父亲是“右派”，当然还有什么好来西。于是在当官的眼晴里成了“头上生疮脚下流脓”坏到底的反动的典型。斗争批判，批判斗争，外加人格侮辱。他实在受不了如此暴行，去它妈的，也顾不上学籍不学籍了，一气之下砸了人事科的桌子和玻璃。气出了，愤泄了，右派也就升级了：开除籍送往北京市公安五处的土城北苑化工厂劳教。两年后又把他转到团河劳改农场改造，长期和小偷、流氓以及各种刑事犯关押在一起，还先后和许多右派为伍，比如新华社的戴煌、北京大学的谭天荣。在此期间，他当过铸工、刨工、钳工，也干过农活，受的罪就不用说了，戴煌那本《九死一生》一看就知道苦到什么程度了？不过在这里他遇到一个名叫金陞贵的队长给了他不少关照，告诉他说：“不要悲观，你还年轻，将来肯定会好的。”

“金刚面相，菩萨心肠”的金队长给了他生存下来的勇气，好不容易熬到1965年他终于“摘帽”和解除了“劳教”，满以为可以过上生常人的生活了，没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快拉开了序幕，他那落入毛泽东的陷讲。

 

患上偏执狂的毛泽东老是喜欢用人民的生命去做游戏，历代统治阶级的权力争斗又总是用善良者的头颅去作筹码。1966年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人说它是反右斗争另一种形式的表现，是扑杀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双仞剑：消灭历史的同时消灭肉体！

此时，许还山从右派变成了就业人员，也就是一般说的“二犯人”，仍受岐视与打压，但一个新的梦幻在他脑子里升起。农场一月三次休息，每次休息他都进城去看望姐姐还河。他总是戴一副墨镜不愿见到熟人，不愿看到人们同情怜悯的眼神。他曾听农场的管理人员说，新疆有很大很好的农场，他们可以到那里去做农业工人。他多次找姐姐商量让她出面找南苑劳改农场领导谈谈，把他调动到边疆去，在那个再看见不到电影界人士的地方从头做起，实现人生另一个梦幻。他喜欢绘画艺术和建筑艺术，如果能有机会或许是条出路。巧好时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为了讨好毛泽东和转移斗争视线，提出“要把北京变成一个水晶式的城市”，于是北京的“五类分子”和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成为清理对像，并贯以“屯垦戍边”的美妙口号。很快他的请求被批准，姐姐把积攒的一点零用钱拿出来给弟弟买了一件黑色的毛背心，作为送他远行的礼物。

可是他们乘坐的是一列闷罐车，载着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远离首都，就像一个被抛到荒岛的孤独客，心里也是空荡荡的。开始在警察的带领下他们还唱《边疆处处赛江南》和《有志男儿在四方》等歌曲。经过五天五夜的路程，火车停在了吐鲁番站。那天风很大天特别冷，突然通知他们下车集合，正在排队时最后一节车箱突然跳下来百余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跑步过来将枪口对准他们。这下他们清醒过来，不知谁高声喊了一声：“我们不是支边！是流放！” 顿时，蒙在鼓里的近千犯人这才反应过来，警察已给他们戴上了手铐，立即宣布军管。清点完人数之后，又把他们分别赶上了一辆辆卡车，每辆车上都有几个带枪的解放军押送。汽车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不停地跑着，车上再也没有出现笑声、歌声，个个表现出对信念的破碎和前途的失望。卡车在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上走了七天七夜才停了下来，停车的地方既没有房子又没有树木，甚至连草都没有。给他们取下手铐后，他问队长：，晚上睡哪？，队长说，你站哪就睡哪。几天后们们盖起了一排排干打垒的土房，就地开荒造田，组建起新疆建设兵团农三师的第一支队，他当上了班长，带人七次转点打前站，受尽了各种苦头。

在新疆他除了种地之外还当过很长时间的爆破工，无论是炸土还是炸石头，都给他留下了生与死的记忆。记得一次放炮，他最多点燃过19炮，一边点火一边跑，而且还要数炮声，跑的速度非常快，稍微一慢可能你就没命了。如果点的炮没响，还得上去排哑炮，这是要命的事情。除了放炮他还烧过砖，虽然生命危险不大却特别累，每天每人必须挑70担水和泥土，还要扣三千块砖坯，每块砖都要八角齐全、十二楞见线、六面生光，干一天下来累得来就连上厕所都想坐着上。还有伐木，那时在寒冷的戈壁上伐木，每人每天的任务是40棵大树，伐倒还要集中在一起。在山上没有一顿饭能让你吃饱，饿急了就抓蛇吃，口渴了只好啃冰雪。在这期间他们一年零八个月没吃一滴油，各个瘦得皮包骨头，每天还要背“老三篇”。在新疆流放的15年他亲眼见死了不少人，有电打的、火烧的、炮炸的、上吊的、树压死的，还有逃跑的、枪毙的，光收尸埋人他就干了好多次，这15年是他人生中最苦的15 年，也是他永远也忘不了的十五年。但他父亲给他的人生格言“知行道上不让人”却用上了。他除学会各种农活和开山放炮的本领外，还学会了维吾尔语。后来在巴楚石油库当工人时他还学会了建筑工人的一套技术，并自学了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建筑设计，终于实现了当一名建筑师的梦想。他亲手设计并参加建设的大礼堂如今还矗立在南疆巴楚的原野上。如果不是1979年北京电影学院一纸右派“改正”通知将他召回，他会成为新疆的一名自学成才的建筑学家！。他说，苦难对弱者是灾难，对强者是财富。他和好些右派一样都是强者，无论在哪里都是一只高翔的鹰！

 

许还山不但是右派中的强者，也是演艺圈中的名人，他不但精神富有，也物质富有。中国有句老话：富易妻，贵易交。在没有信念与良心的今天，物欲成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主旋律。官场墨吏纵横，高豪包养二奶成风，教授冒荣誉，学者走后门，假货如山，骗子成风，想做过正直人也不容易啊！

许还山是不幸的，婚姻也是不幸的。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个懂汉语的维族姑娘，但婚后不久姑娘有了神经质成天闹着离婚，使贫穷的小家庭得不到安宁，不得已终于分手。第二个妻子是送到他的小泥屋来的。她叫李彩云是个山东女子，五十年代一批响应号召扎根边疆的山东姑娘来到新疆，有关部门来了个集体拉郎配，把姑娘们集体介绍给生产建设兵团的转业军人。彩云命苦摊上个脾气暴躁的酒鬼，生下一个女孩之后实在不堪忍受丈夫的打闹只得离了婚。女儿长大之后来到许还山所在农场插队，这姑娘天天和许大叔在一起干活，看到他一表人材，知识渊博，待人和善，处事正派，打心眼里敬佩。一次回家探亲便把许大叔的故事讲给在喀什纺织厂做女工的妈妈听，劝妈妈到农场去看看见见许大叔。妈妈被女儿说动了心真的来到农场，这之后就像电影《牧马人》那样李彩云发现女儿喜欢的这位许大叔果然是个好人，于是由女儿做媒结成了一对患难夫妻。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彩云文化不高，但心地善良事事都为别人着想，还山更敬重她的为人，觉得两个苦巴巴的人凑在了一起总算是一种缘分应该珍重。彩云在喀什他在巴楚，俩人不常在一起。有一次，还山因食物中毒差点丧命，彩云把他接到喀什细心照料无微不至。许还山为此永远不忘妻子的深情。他常对人说：无论我将来做什么工作，走到哪里都不会忘了彩云。后来，他重返影坛成了令人瞩目的大演员，可他始终没有忘掉“糟糠”。彩云随他调动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仍干她的工人老本行。不论在人前人后，许还山讲起他的老伴使总赞口不绝。有一年电影节游漓江，许还山满身披挂带着3架照相机，左一个镜头右一个镜比专业摄影师还气派的样子，有人开玩笑问他：许老师你发了什么洋财？买了这么多照相器材？他一本正经说：我老妻知道我喜欢鼓捣这玩意，把这些年积攒了3万多元都给了我，说咱俩也不想吃喝玩乐，你就这么点爱好买上几架好相机吧！你们看，我这老伴怎么样？没别的，我这不是卖着力气地照吗？要把我看到的好景致都拍下来给她看哩！话虽简短可感人至深。与那些一阔脸就变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共产党员相比，我们应该怎样来评价许还山呢？用得着孟子一句话：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许还山一生是幸福的，他身边总有一片祥瑞的彩云！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他拒领金鸣奖。1992年他主演了《筏子客》中的大把式一角，金鸡奖评委们一致同意评他为最佳男配角，但他觉得此奖不该领。因为金鸡奖早订下规则，由别人代为配音的角色不能入选。他拍完《筏子客》之后还没来得及配音就被上海电视剧制作中心《天梦》组催去饰演剧中的男主角，故未来得及配音，便西安市话剧院徐正运代为配音。他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评委会，提出立即撒销原评定。在这一切作假的中国，对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却不要，这是种什么精神呢？用他的话说：我是个右派，我永远要像个右派诚实的活着。

 

8月17日，山东省新汶地区突降暴雨，山洪暴发，汶河决堤。洪水涌进煤矿井下，造成溃水事故。在华源煤矿，有172人至今未能救出；在名公煤矿，有9人被困井下。日前，“有关部门”郑重宣布，井下被困的181人已经全部遇难。这段时间，灾难接踵而至，《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指出：“已经不能再听任何坏消息了。太湖蓝藻、山西黑砖窑、济南大雨、淮河水灾、重庆山洪、凤凰塌桥，自然事故人为灾难，太多坏消息了。来不及感觉疼痛，来不及反思过失，来不及忘记，来不及麻木，来不及郑重地悲伤，来不及庄严地纪念。处理不过来的坏消息。每一场灾难，都让这个飞速进步的文明体蒙受羞辱，原来凡事都有代价，而这代价早晚要还；每一场灾难，都给人们苦苦经营的小幸福投下阴影，原来这个人群正在贪婪地蹂躏自然、互相蹂躏，原来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残忍的食物链中，谁能独善其身，拥有完整的幸福，每一个坏消息，都是所有人的坏消息。”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2007年头7个月，煤矿企业发生1320起生产事故，2163人死亡。我相信这绝对不是真实的数字，而是大大缩水的数字。在近年来的媒体上，“矿难”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与之同时出现的是“安全生产”这个名词。负责此领域的部门“全国煤矿安全生产总局”迅速被提升为一个部级单位。

矿工生命并不重要

没有矿难，似乎便没有人去关心全国煤矿安全方面500多亿人民币的缺口；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大小矿难，死亡矿工的人数不断突破世界纪录，却仍不足以改变整个行业运作的“潜规则”——即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利润。当前中国能源缺口越来越大，煤价不断攀升，用最少的钱在最短时间内挖出最多的煤来，是每一个投资者的愿望。在此种算计方式当中，矿工的生命并不是最重要的。

在阅读报纸和观看电视的时候，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对每一起大型矿难的报道，重点并不是为逝去的生命致以哀悼（从来没有因为某矿难而宣布该日为“全国哀悼日”），也不是对事故责任者进行揭露和批评，而是充满了领导们“关心群众、深入基层、亲临现场指挥抢险”的赞美——矿难反倒成了领导们体现其卓越的管理才能的良机。在若干新闻报道中，很少出现遇难矿工的名单，却经常出现“发出重要批示”的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抢救行动”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们的名字。领导的名字必须严格按照地位的高低排列下来，所使用的字数及形容词也有不同的等级——如果市长是“慰问”，那么省长就必定是“亲切慰问”。至于那些仍然被困在井下的矿工，他们死难的过程则可以省略之——反正他们不是“名人”，除了他们的亲人以外，无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在这些长短不一的报道中，领导们的“指挥若定、运筹帷幄”吸引了记者们的眼光，遇难者及其家属的命运却很少成为关注的重点——这种有选择性的新闻报道方式，堪称“中国特色”，也形成了新闻界的“潜规则”。记者本人都是其受害者，他们有苦说不出。近年来，有民间人士呼吁当局为在特大矿难中遇难的矿工降半旗，以体现政府对普通公民生命的关切。但这一建议似乎没有引起决策者们的注意，在每年召开的“两会”上，从未正式讨论此议题——中国是一个人满为患的国度，什么都缺乏，就是不缺少人。在这片土地上，人命并非那么宝贵。

在报道矿难的过程中，矿难迅速由“坏事”摇身一变成为“好事”、由“教训”摇身一变成为“经验”，其间经过了特殊的转换。此种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呢？矿难给官员们带来的不外是两种命运：一部分官员在抢救行动中表现良好，在媒体上大出风头，仕途得以巩固甚至升迁；另一部分官员因为主管安全生产不力而到批评、处分甚至免职，其升官发财的梦想暂时蒙上一层薄薄的阴影。比如，河南大平煤矿瓦斯爆炸事件，导致148人死亡，35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近4000万元。监察部下发《对河南省郑州煤炭工业（集团）公司大平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处理意见》，对负有责任的郑煤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以及河南省分管全省煤矿安全管理的煤炭工业局局长、副局长等18人，提出给予党政纪处分的意见，并责成河南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做出检查。

官员乌纱帽依旧

无论怎样伤亡惨重的矿难，官僚们所受到的处理大多祇是党纪和政纪处分而已，很少高级官员因为渎职、玩忽职守而被移交司法机关、承担刑事责任。比如，“责成河南省政府做出检查”的这一决定，所针对的仅仅是没有具体对象的省级政府机构——那是一个“无物之阵”，而非具体的某一名省长或主管副省长。为何处理如此之轻、如此之空泛呢？在上级眼中，地方官员的政绩是经济的发展，是GDP的增长。在一些产煤的省区，煤矿是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撑。所以，为了提高煤矿产量，为了繁荣地方经济，牺牲安全保障、牺牲矿工生命，乃是“权宜之计”。如果不是矿难实在是大得无法遮掩，需要处罚一些官员来消除舆论的压力和难属的愤怒，一般而言，官员不会因矿难而被剥夺乌纱帽。

大多数矿难发生之后，地方官僚的第一反应是如何遮掩或缩小事实，如何对媒体和上级政府展开“公关”活动。至于妥善安葬死者和安慰遇难者家属，与官位的去留并无直接的关系，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在此次山东新汶矿难中，长期被欺瞒和冷遇的难属们，便群情激昂乃至与当地警察发生冲突。这才使得当局先发给每个难属发两千元作为“慰问金”。

在对上级和媒体的“公关”活动中，“瞒”和“骗”是官员们最常用的两大招数。山西天龙煤矿发生事故之后，地方领导与煤矿经营者串通起来，精心编织谎言，企图瞒天过海、逃避事故责任。当时，井下突然发生瓦斯爆炸。经过数小时抢救，挖出尸体38具，救出伤员多人。天龙煤矿股东贺勤赶到事故现场后，立刻伙同南桑峪村村委会副主任李社龙组织策划将伤亡人员转移外地，企图隐瞒事故。他们还指使车队司机分两次将找到的38具尸体分别转移到陕西韩城、澄城和河南三门峡。许多尸体就被丢弃在荒野，后来被找到时已高度腐烂。矿主和基层政府官员向上级汇报此次事故，谎称祇死亡4人。地方政府官员和矿主形成了相当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共同以黑社会的方法草菅人命、毁尸灭迹。

当此弥天大谎被揭穿之后，上级开出了一张长长的惩处名单：“河津市市长霍拴孩被给予行政降级处分；分管工业和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市长赵有发、分管科技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市长韩绍臣、河津市煤炭工业局局长史全中、副局长谭文魁等被行政撤职；河津市煤炭工业局及下化乡其他有关负责人员分别被给予撤职、记过、警告等行政处分；运城地区煤炭工业局局长丁志良、副局长高安囤、谢肃增分别被给予行政记过、记大过处分；运城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李天祥、协助行署专员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运城地区行署党组成员、体改委主任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责令运城地区行署向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写出深刻的书面检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同时建议受到记大过以上处分的人员所在党组织给予其相应的党纪处分。”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这张名单，是想让读者们看到并记住这些丑恶的名字——虽然他们祇是罪恶的一部分、甚至并不是直接的“罪魁祸首”，但他们“与罪恶共舞”的选择，造成了数十名矿工死难并曝尸荒野。

矿难屡屡发生，是否真的不可遏制呢？在我看来，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矿井上面的黑暗和矿井下面黑暗，许多官员心知肚明。祇不过，在煤矿价格猛涨的大背景下，他们既需要利用煤矿开采带动地方整体的经济发展，更需要从中捞取大笔不义之财。官员们在享有诸多既得利益之后，更加在乎官职和收益。他们对非法开采以及安全的阙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故发生之后也竭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深知，即便事故真的发生了，他们本人所受的处理也十分有限。上面那张长长的受处理的官僚名单，根本无法承受逝去的生命的重量。

我还想追问的是：在上面的那起事故中，市长大人为什么仅仅是“行政降级”，而不是“就地免职”？也许，等风头一过，该“父母官”立刻便“易地为官”了。同样，其他大部分官员的惩罚，大多仅仅是“行政处分、党纪处分、深刻检查”等等。真正被免职并承担行政甚至刑事责任的官员寥寥无几，真是“雷声大，雨点小”。在这个看不见的天平上，官员们的官职显然比矿工们的生命更重。

终结矿难其实很简单，既然地方官员是中央任命的，那么中央可以立下军令状：祇要发生一起大型矿难，该省市区的党政一把手立即就地免职。同时，山西等产煤大省，调动所有同级官员来主政，将其遏制矿难的成果作为其升迁的重要标准。如此这般，矿难迭起的现状必将得到改观。

在诸多重大事故当中，真正受到“实质性”惩罚的，向来祇是比较低级的管理人员。而且，其处分程度也相当轻微——大部分官员依然还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坐在原位上。迄今为止，祇有深圳和重庆两地出台了“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规定，该规定将有无重大事故发生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一票否决”项目。然而，在缺乏权力制约和新闻监督的背景下，即使有“引咎辞职”制度，也祇能依赖领导干部本人的“良心发现”——而今天的领导干部大都早已良心泯灭。

迄今为止，虽然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年年有、月月有乃至日日有，但在发生重大事故的地方，却未听说过有哪个父母官因为受到“良心谴责”而主动辞职的。官职乃是官员的生命，甚至比生命更重要——也许此官职是其花费数十万、数百万买来的，哪能在未捞够本甚至翻若干倍的情况下就轻言放弃呢？为了捍卫乌纱帽，这些“父母官”们不惜恬不知耻地稳坐钓鱼台。如果是一个“天良未泯”的人，根本无法混进“要求严格”的领导干部队伍中去。

由于矿难不断且规模越来越大、死难人数越来越多，受到惩罚的官员的级别也越来越高。近年来，贵州省和辽宁省各有一名副省级高官因矿难而被停职检查，并被责令写出深刻的检讨书。有关部门发布类似消息时，似乎有压抑不住的得意感和光荣感，仿佛在向公众炫耀说：我们的惩罚措施有了巨大进步，改变了古代“刑不上大夫”的政治传统——看，连副省长这样的高级官员都遭到惩处了，够严厉了吧？于是，对矿难的报道变成了一场廉价的“公仆秀”。官僚们不以矿难为耻，反以矿难为光荣。

中央下令提交的检讨书，最后都没有下文，至少没有在媒体上公布出来——也许能读到其检讨书的，仅仅是更高级别的领导，难属和普通公众没有资格阅读。我不知道两名副省长的检讨书具不具备“秘密”的性质，但他们通过检讨书便能轻易抹去数百条遇难矿工的生命吗？如司马迁所说，有的人的生命重如泰山，有的人的生命轻如鸿毛。诚然，被“惩处”的官员，最高级别到了副省长。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受到批评和处分的仅仅是主管安全生产的“副省长”，而不是负有更大责任的、正职的省长和省委书记呢？为什么仅仅要求副省长写一份“深刻的检查”就完事，而不是彻底追究其渎职行为甚至立即将其罢免呢？

对死难者的第二次谋杀

我在独立记录片拍摄者胡杰所拍摄的短片《远山》中，看到了矿工们原始状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铲煤，一捧血，这就是经济增长背后的真实，难怪小说家刘庆邦将黑色的煤矿称作“血矿”。矿难给那些津津乐道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们警钟，可惜他们都不愿弯腰倾听。除了少数勇敢者之外，大部分记者都缺席了：逝去生命从来都不是报道的重点——大家长期生活在一种轻视乃至蔑视生命的环境之中，“感动”变成了一种奢侈品。

我还听说，在某些矿难中，作为大型国企的矿务局，发给死难者的赔偿金分作两个不同“等级”：如果是拥有城市户口、属于“居民”和“正式工人”身份的死者，其家属可以获得五万元补偿；那些农民兄弟就祇好委屈了，最多祇能得到3万元。生命的价值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计算——你是一等公民，他是次等公民，大家的命可以卖出不同的价钱来！

让我更加迷惑不解的是：即使出了重大责任事故，某些官员们仍然毫无内疚之心，官照样当、酒照样喝、高尔夫球照样打、漂亮女人照样包养。至于行政处分、党内警告、深刻检查等，不过是腐败份子们屡试不爽的“遮羞布”罢了。当风声过后，他们很快东山再起且青云直上。假如“行政处分”和“党内警告”真的有用、假如官员们写的检查真的“深刻”而“沉痛”，那么一次事故之后就不会有第二次，至少不会接二连三、一次比一次更加惨痛了。

对于近期的几次重大矿难，媒体的报道变得更为及时，官僚阶层逐渐受到触动。正是通过矿难这一特殊事件，让一窝又一窝腐败官僚浮出水面——如果说矿工们的死亡还有一点价值的话，价值大概就在此处。有人会说，如此大规模地惩治负责的官员，死难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应该知足了吧？我不知道死难工人们是否能瞑目，我也不知道难属们是否会感恩戴德——但是，我知道中国的老百姓永远是最容易糊弄和最容易欺骗的一群人。

在面对那些赞扬领导抢险有方的新闻时，我不得不说：这是对死难者第二次卑鄙而残酷的谋杀。如果不把矿难当作我们自己的悲剧和耻辱，如果依然文过饰非地从矿难中寻找歌颂领导的资源，那么矿难的终结永远是不切实际的梦想。

（2007年9月改定）

 

一、共产党老左派的卫道与“新” 左派的辩解

近期在国内卷起一阵围绕着“民主社会主义” 的激辩。其实，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又称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阐述和传播，我们居旅国外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早已经就从事了。共产党对此采用了异常聪明的办法，就是佯作不知。然而对于谢韬等“体制中人”在国内宣传社会民主主义，中共顽固派就极感不能听之任之。中共顽固派可分为老“左派” 和新“左派” .对谢韬等的围剿由毛泽东主义的遗老遗少——共产党的老左派首先发动。他们发表文章、开研讨会，一片鼓噪。当我们读着那些卫道士的陈词滥调时，恍然感觉时光的凝固乃至倒流。他们讲的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共产党党阀文霸康生所主导的批判“苏修” 的语言；是从60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官方文革大批判的语言。我们不能不深感惊讶。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怎么毫无长进？不妨信手捡来他们的一些文字看看。

“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进行的一些改良，目的是为了巩固资本会主义制度。……”在中国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企图找到一个诱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的桥梁。因此，目前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党内的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以谢韬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斗争，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在新时期的继续。

“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回避阶级斗争；在经济上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祇在二次分配上给群众以小恩小惠。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祇能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和平演变中国提供帮助。假如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即使中国经济有所发展，也祇能使中国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和政治附属国。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可能救中国，祇可能颠覆中国。”

操这类语言者并不是一般人物，其中许多是有头有脸的。如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韩树英、原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北京市委党校原副校长王子恺、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杨克等。

毛泽东主义的遗老遗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自居，身享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为权贵资本主义给他们带来的种种优渥待遇，嘴唱3、40年前毛式普遍贫穷社会主义盛行时的八股调门。

跟这班共产党老左派去辩清一个什么道理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讲道理的人。他们祇能操着几十年一贯制的党八股调去扭曲事实、去以势压人。几十年来他们习惯于居高临下地打棍子扣帽子而不屑于作平等的探讨；习惯于作强横的断言而不屑于作诚实的论证；习惯于虚张声势地扮演激进角色而毫无实事求是的精神。

如果说当年康生主导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和张春桥主导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是以所谓的国营经济为背景，那么当今中共老左派批判“民主社会主义” 又是以什么为背景呢？他们说“在中国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企图找到一个诱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的桥梁”。 这真是笑话！难道他们是生活在月球上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当今中国早已复辟了资本主义吗？而且准确地说不是复辟，而是创新出一种特别恶劣的资本主义。它是集早期资本主义之冷酷；集贵族特权之骄奢；集共产党政治体制之专横于一身。这个特别恶劣的资本主义利用市场经济的动力发展了生产，但却造就了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社会财富。这些毛泽东主义的遗老遗少们若要维护其奉为圭臬的马列主义原则，那早就该起来大声疾呼地抨击中国共产党已在实行的那种特别恶劣的权贵资本主义，应该去与实行这个主义的邓小平、江泽民作决绝的斗争。可是没有。而在谢韬呼唤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面世后他们则一反常态，迅速麇集起来齐声鼓噪。这里面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真实原因是谢韬等人呼唤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民主制度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制度下，任何政党都须遵循民选原则，不能以暴力为后盾独霸社会公权力。而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则特别恶劣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以军队和警察作保镖来一党独霸社会公权力。共产党的老左派内心知肚明。由邓小平开创、江泽民继承发展的特别恶劣的资本主义尽管在经济领域与毛泽东主义的普遍贫穷社会主义相去甚远，但在一党专政上则是一脉相承。而谢韬等人宣扬的民主社会主义除了在经济上反对两极分化外，更主要的是政治上反对专制独裁。这就踩到了中共老左派的总神经。

毛泽东主义的遗老们在毛泽东普遍贫穷社会主义时代就得到特权的经济优待，在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更是被优渥供养。毛泽东主义的遗少们当然也在邓小平时代享尽荣华富贵。而这一切都是以共产党的特权为基础的。如果一旦按谢韬等人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行事，那么他们的优裕生活立即失去政治特权的依托而岌岌可危。这如何不使他们将民主社会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而即起围剿之呢？

中共老左派们虽然气势汹汹，但整个社会情势已今非昔比了。当年中共老左派凭藉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淫威，口含天宪，随心所欲地置人与死地。今天共产党独裁的基本形态虽然依旧，但其统治力度已相当式微。毛泽东主义遗老遗少的汹汹祇是色厉内荏、强弩之末，根本不能给当今共产党的统治格局以卓有实效的拱卫。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新” 左派登场了。

“新” 左派一改中共老左派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而摆出一副说理的姿态。他们面对民主已成为世界大潮的现实，面对社会民主主义在西北欧的成功，不得不表态认同民主，不得不“肯定社会民主主义在当今新历史条件下的积极作用” .在以此遮去专制主义辩护士的面目后便着手他们真实的作业。发表于南华早报的一篇署名“文磬” 题为“ 从‘社会主义民主’与‘民主社会主义’之争说起”的文章可算是他们的代表作。

文章的作者对民主制度的要素之一“选举”进行了系统的抨击。他判定民主选举会给社会带来骚乱、动荡、损耗。 在对民主选举制作了这样的抨击后，作者结论说“‘民主’在人的利益驱动下的‘异化’，已经和正在出现较多的非民主本来意义的情况：”民主“在异化中，正在出现丧失其价值和作用的现象。”那么，该怎么办呢？作者开出了药方说。

“为什么不能让执政党自身承担起监督权力运作的责任？为什么不能让多党合作的各党承担起监督权力运作的责任？”

好一个为什么！图穷而匕首现了。讲了那么多话，兜了那么多弯子，原来就是为了让共产党固定执政，让共产党自己监督自己。一个执政党不可能自己有效地监督自己，就像一个人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离地面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显浅的、被无数事实证实了的道理。那位作者先生还当作什么灵丹妙药向民众兜售。至于“多党合作” 云云，共产党早就讲明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 .共产党一捶定音，几个花瓶党、尾巴党举手赞成，这就是“多党合作” 制的要素真谛。那会是真民主吗？

作为民主制度体现之一的选举程序并非尽善尽美的事物，它需要发展、完善。至今人类的智慧还没有想出比选举制更好的委托社会公权力的方式。总不能说选举会有变味的可能就该回过头去拥抱专制。我们不妨用同样的句式回敬那位作者：“为什么不能让选举制度有个完善的过程呢？”

事实上，民主国家里一直在努力完善选举制度。用社会全视角的监督去防止、和制定法律去惩办金钱与外力对民主选举的介入、干扰。如果说在某些民主制度初建不久的国家和地区选举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纰漏，那么在西北欧民主较成熟的国家里，人们可以看到选举机制的相对成熟。

人类社会曾在很长的年代里使用人力车、畜力车。工业革命后出现了机动车。第一代机动车是蒸气机车。它身体笨拙，喘着粗气，步履迟缓。那么是不是就该回过头去使用人力车、畜力车呢？有远见、有智慧的人们不这样认为。他们多方设法进行改进。终于使蒸汽机车雄壮一吼，拉动千多吨货列疾驶时速60公理。而且智慧的人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觉得蒸汽机的热效率太低，功率也无法再提高。于是设计出了透平机。透平机的功率虽大，热效率也有所提高，但体积太大，于是智慧的人们继而设计出了内燃机、电动机。当代还有了核动力。试想，如果当初人们因初问世的机动车乏善可陈，就决定要抛弃它，决意继续使用人力车、畜力车，那当今会是怎样的世界？

无疑，“新” 左派为共产党一党专政寻觅道理根据也会是徒劳无功的。

二、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局限性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宣传社会民主主义理念方面作了引人注目的工作。对此应给予高度评价。但是，海外和国内的政治气围毕竟有很大的不同。在细读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文字后，我们不能不指出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思想上是有所局限性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邓小平的所谓改革持正面评价。二是极力要为民主社会主义找个政治靠山。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支，或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民间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局限性大多祇有第二项，而共产党体制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则两项都有。

体制内社会民主主义者竟然会有如下的语句：“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 绝非因为“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 ，而恰恰相反，是因为邓小平采取了铁腕手段，血腥镇压了八九民运。如果邓小平稍微有点良知和理智、稍微肯向民主靠拢，不在四月底就那么匆匆忙忙地把学运定性为有组织、有预谋的动乱的话，整个历史完全有改写的可能。邓小平光荣退休，赵紫阳主持自上而下的有序改革。从党政分离到逐步开放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逐步提升直接选举的层次等等。中国现在将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局面。

可是心胸狭窄、脾气暴躁的邓小平先是在狂怒中血洗北京，待情绪稳定下来后，深感自己手上血迹如垢，为逃避历史的审判，便竭力掀起经济狂潮。他的企图是让全民族都去向前（钱）看。在每个人都为赚钱，为谋求自身的富裕生活而耗尽精力、泯灭良知之时，就会妄顾社会公义，也就不会在乎他手上残留的血迹。随着岁月的流驶，一、两代人的逝去，再加上不断有人为之评功摆好，邓小平血洗北京的滔天罪孽就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了。时至今日，已可以断言，造成当今中国社会贪腐泛滥、道德沦丧、贫富悬殊、专制持续的罪魁祸首就是邓小平。

至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也完全是谥美不实之词。对此，我在前面反驳毛泽东遗老遗少时已有有谈及，此处不再重复。

关于第二项局限性，说来要涉及许多史实。我在《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中作过较详细阐述。本文篇幅有限，祇能简扼涉及。

被前苏共和中共奉若神明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在欧洲工人阶级运动中不占统治地位。马克思在伦敦生活多年、资本论也撰写于斯，可是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所信奉的是工联主义和费边社观点，法国工人党占主导地位的可能派完全排斥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有联系的盖德派也摇曳不定，令恩格斯大为不满。工人党的后继者法国社会党，其占主导地位的饶勒斯派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被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嫡系。其实德国社会民主党先是受受拉萨尔主义影响，后则在伯恩斯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笼罩之中。1875年人数较少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爱森纳赫派与人多势众信奉拉萨尔主义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发表哥达纲领。哥达纲领充满拉萨尔主义的色彩。马、恩疾首痛心。马克思当即写了“哥达纲领的批判” ，可是这篇文章被威廉。李卜克内西压下不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刊发表。他并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拉萨尔主义者，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即使约100年后，历史的纠葛早已散去，人们能冷静下来回顾往昔的脚步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1989年的“柏林纲领” 中列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渊源是“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哲学、启蒙运动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社会学说、工人运动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祇是五元中的一元。在此之前，作为欧洲社会民主党共同纲领的“法兰克福” 声明则把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明确为“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古典哲学” ，马克思主义完全不被提及。

历史事实是以恩格斯思想为代表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在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支。

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持那种看法除了不符合历史事实外，也暗藏着危险。试想，如果恩格斯在其生命最后一、两年里没有写下那些可资被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引用的文字，那他们该怎么办？没有那些文字，社会民主主义不能跟马克思主义挂上钩，就不能给予正面评价了？就不能宣传和实践了？

当然，我们对国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应予充分的体谅。即使他们在认识上确有模糊，我们都不应计较。而且更须洞悉的是，还会有这样的情况。由于国内存在着政治高压，像我们在海外这样直言不讳的文章是出不了台面的。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们亦会写出这样的文字。对此我一点也不意外、不陌生。因为2、30年前我在国内与共产党专制作斗争时，也时时采用这样的策略。我总是想方设法在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的著作中找寻相关句子段落，来对共产党的现实理论和做法进行质疑和批驳。这种策略早就被共产党总结为“打着红旗反红旗”。

然而，我们在体谅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认识偏差，或运用策略时，千万不要模糊了我们自己的观点。这样才能真正把社会民主主义事业导入正确的航道。

三、服膺民主的最低门槛

服膺民主的最低门槛是什么？换言之，做到哪一点才算真正有诚意向民主的轨道靠拢？

中国共产党叫民主叫了好几十年。祇是，它在民主前面加了个修饰词，叫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个血迹斑斑的词，当今毛泽东主义的遗老遗少们竟然还敢使用它，其良知的彻底泯灭超乎意想。

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所谓对人民民主，对阶级敌人专政。这表面上听起来并无大碍。然而关键在于任何一个人是属于人民还是属于阶级敌人，全在共产党的肆意判定。任何一个人，祇要他被共产党视为逆类，共产党就可以即时剥夺其人民的资格，打入阶级敌人的范畴，对其实行专政。故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又叫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共产党的所谓社会主义民主非但与真正的民主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根本是民主的反面——专制。

社会民主主义发源欧洲。其核心思想是以和平渐进、和平演变的方式改革资本主义社会。19世纪早中期欧洲工人阶级曾与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发生激烈的流血冲突。但是为什么19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却愈来愈盛行呢？

以法国为例，19世纪30年代里昂工人两度武装起义。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大起义。1971年巴黎公社运动。这些事件都是血流成河的。可是仅仅事隔10年，法国工人运动走上了非暴力的轨道。难道巴黎工人阶级如此健忘？难道遇难巴黎公社社员的鲜血白流了？

情况是这样的。1880年，即巴黎公社运动九年之后，大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主动与工人阶级和解。它发出大赦令。释放、赦免所有巴黎公社运动的参加者。逃亡国外的公社参加者都可以无顾虑地回国。暴力革命理论家、实践家、巴黎公社的军事领导人之一的布朗基闻讯立即回国。在巴黎他受到工人阶级英雄式的欢迎。他到处举行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在兴奋激动和疲劳中渡过了一年，1881年，76岁的布朗基溘然去世。20万巴黎工人为之送葬。场面极为感人壮观。对于这一切，大资产阶级主导的政府一点都不干扰阻拦。于是，这一场葬礼就成为一个时代——暴力革命、以暴力改革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的终结。

1881年大资产阶级主导的国会通过“保障集会和出版自由法案” ；1883年制定“工厂法” ；1884年颁布“结社法” .这就是说，大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完全放弃了以强权暴力压制政治异己的手段，让政治异己能够存在和发展。至此，几经复辟、反复的法国社会从此步入了新的领域。布鲁斯和马隆的巨变就是标志。他们两人都是巴黎公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马龙还曾任巴黎公社委员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逃亡国外。大赦令颁布后回到巴黎。他俩在参加法国工人党后，不但没有去向资产阶级寻仇，而且成为工人党中“可能派” 的核心人物。即使是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盖德和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在当时的气氛中也唱起社会民主主义的曲调。1982年拉法格在市镇选举中获胜后对集会庆祝的工人群众说：“再过几年，工人党就要合法地、和平地成为政权的主人。”1893年，盖德在当选为众议员后向选民说：“通过使你们的意志变成法律，社会改造就将合法地实现。”

在英国，政权执掌者比法国更早放弃以强权暴力对待政治异己势力。1848年英国工人阶级举行第三次宪章运动。那时法国刚刚爆发革命，消息传来，气氛十分紧张。但是，内阁仍然允许请愿集会照常举行。政府还警告地方当局不要干涉群众集会。首相罗素说：“我相信他们（指警力——笔者注）能轻而易举地战胜伦敦的暴民。但是伤害任何一条人命都会引起深刻而痛苦的愤怒。我有理由相信一切都会安静地、顺利地成为过去。”英国政权当局这种理性的作法，不但使英国始终没有爆发工人阶级的武装革命，而且使和平演变的工联主义和费边社观点成为英国工人运动的主流思想。

无论是1848年巴黎工人大起义还是1971年巴黎公社运动，都是工人阶级首先诉着暴力，资产阶级政权予以镇压。100多年后，1989年在中国北京发生的事情大相径庭。学生、市民以和平集会的方式表达反贪腐、要改革的诉求。邓小平等操纵国家机器予以血腥屠杀，创古今中外屠杀和平集会之最。18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仍然认为它们当时屠杀有理由、镇压有必要、有成果。相比之下，100多年前的欧洲资产阶级政权都不知要比当今的中共政权理智多少万倍。

不以暴力强权镇压政治异己是民主的最低门槛。当权者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跨出了服膺民主最起码的一步。这是一个社会得以和平改革、和平演变的前提条件。欧洲资产阶级政权在一百几十年前已做到这一点，从而催化了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发展。反观当今中国共产党政权，它在坚持六四大屠杀有理之后，十几年来，还在不断地抓捕监禁政治异议人士。1994年重判中国自由民主党人；1998年重判中国民主党人；2002年重判新青年学会；2003年重判中国社会民主党人。至于对法轮功学员的虐待残杀更是无时无之、惨绝人寰。因此，按说中国不存在社会民主主义产生的土壤。因为共产党堵死了和平演变之路。

但是，我们出于一种为了社会和民众少受损失的极为善良的愿望，还是希望当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不再坚持以强权暴力镇压以和平方式表达诉求的政治异己人士。这是中国共产党从迷信暴力转向服膺民主第一步。

我们这些与共产党专制政权斗争多年的政治异议人士，虽然心仪完善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离、多党竞争、议会选举、军队国家化等等，但是，面对如此厚重的专制垢土，我们并不预期在短时间把它清除。现时，我们对共产党的要求很低很低。它可以继续独揽政权；可以不开放选举；可以把军队警察抓在自己手中；可以……但是，我们祇是要求它不要再抓捕监禁仅仅以和平手段表达理念诉求的异议人士。

历史沉重的一页已翻过去。六四大屠杀的主导者10年前已死去。六四大屠杀的直接得益者江泽民已不再握权柄。当今掌权的中共最高领导群体与历史上共产党的罪恶已无直接关系。服膺民主的最低门槛不难跨过，做一个贤者圣人或许不大容易，但不再行凶肆虐为非作歹则不难做到。那是为人处世的最低标准。中国共产党若能跨过民主的最低门槛，那不但对中国、对民众，而且对中国共产党自己都是一件幸事。

 

十余年来，海外民运力量给予了国内维权和各项进步事业以方方面面的支持。在此期间，海外民运借助于网络媒介，和借助于香港的自由媒体，基本达到了身在海外而思想精神回国的效果，既让国内企盼自由的人们从中吸取了精神资源，又避免了孤立无援。当我们在孤军奋战中陷入四面受困的不利境地时，抬头看到海外尚有鲜明的民主运动旗帜，总是会重新鼓起勇气。

不可否认，今天国内的形势和局面不同于往日。这些年中，由于人民争取基本人权的努力，也由于共产党内部分进步人士的认识发生转变，国内自由度有所增加，从而为中共在海外争取舆论和华侨，以及打压民运的活动增加了某些效果。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专制独裁力量把国内纳税人的大量血汗钱拿在海外作经费，发财的吸引力、特务活动和中共桩脚影响逐渐增多，以及民运内部的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因素，海外民运眼前陷入相对困难的低潮时期。但是，在这个相对比较艰难的时期中，因为有了海外民运愈挫愈奋，毫不言悔的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海外民运的火种没有熄灭，并传进了国内。这些火种，正在国内各地落地生根。如果中国某一天实现了民主，海外民运人士的功劳是谁也无法磨灭的！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史上，从上世纪末绵延到本世纪初的海外民主运动史，将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海外民运，我有两点看法，愿提出来供朋友们参考。

第一， 外民运的定位是否有必要进行某些调整？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海外民运的行动策略，似乎一直是以服务于国内为主。这种策略产生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今天国内民间维权的遍地开花，与海外支持的关系究竟有多大，虽然尚待研究，但某些影响仅从表面上就是可以列举的。以笔者所见所闻为例，凡是爱听收音机的人们，上网多一些的人们，出国到过香港和欧美澳洲等海外的人们，很少没接触到海外华文媒体的自由资讯。这些人既非异议人士，也非共产党眼中的敌对势力，其中某些人还是共产党官员，从这些人们的嘴中，我们经常能听到对共产党的不同意见。其中有些观点，与海外媒体上的文章如出一辙。由此可见这些年来海外民运所作工作的成效相当可观！当自由的种子已经在中国大陆遍地萌芽之时，完全没有必要为眼前的某些不顺利而气馁。不过，海外民运人士由于过于关注国内，把全副精力用到了国内，难免导致其在海外的着力不足。这主要表现在海外民运人士的努力方向偏离了华侨的生活实际。民运偏离华侨生活需要，这大概是其在海外华人社会中被孤立的内在原因——争吵、中共的分裂和阴谋破坏应该是外在原因。以笔者的见解，生活在海外的华裔，除非其在国内有投资（排除掉中共官员的亲友，这些人完全是利益因素），否则，其生活的重心已经不在国内了。比之国内问题，他们关心更多的是自己眼前的自由、生计和幸福。海外民运以服务于国内为主，不可避免地与海外华裔们的生活现实发生了脱离。有鉴于此，笔者的想法是，海外民运人士在坚持服务于国内的同时，民运中那些已经加入了国外国籍的朋友，是否可以考虑在海外参加竞选，积极站出来，为华裔服务，争取在落籍的国家进入主流社会，以自身垂范，带动华裔们改变几千年祖宗传下来的政治上任凭父母官”牧养”的积习。在策略方面，利用民运人士相对有组织、已经成为圈子的优势，是否可以考虑成立一些竞选机构，成立一些政党性团体，让自身在西方社会中热起来，这也是在给回国内作热身，在给国内人作榜样。如果能在华人社区中占据发言权，在西方主流社会中的影响增大，在对共产党发挥影响和做工作方面，力量也会增加许多。

第二，是否可以考虑改变往日以争取非民运华裔人士参加，关注民运为主的策略，在华人社会中，支持鼓励海外流亡人士及不认识的华裔人士参加当地选举，让海外更多一些华侨改变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不热心于政治生活的习惯，让更多一些华裔人士通过亲身尝试、体会进而学习自由民主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对那些中共支持的对象，也不妨鼓励他们积极投身于本埠选举、司法陪审和市政听证等公共生活。让这些人尝到自由的甜头，通过这些人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改变，间接影响他们国内亲友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这些工作应该是与自由民主的大战略不矛盾的。

 

民运人士杨建利坐满五年监狱回到美国，受到朋友们的热烈欢迎。
 
我们知道，当初中共当局给杨建利定罪，罪名有两条，一是间谍罪，一是非法入境罪。间谍罪一望而知是栽赃，是莫须有。杨建利怎么可能是间谍呢？俗话说”明人不做暗事”。我在这句话里加了个”能”字，我说”明人不能做暗事”。暗事是要暗人去做的。做暗事需要有保护色。杨建利是公开的海外民运头面人物，既不在中共体制内工作，更不在机要部门，本人连国都不准回，和国内亲友的最正常不过的联系尚且受到严密监控，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接触和窃取机密做间谍呢？中共之所以给 杨建利安上间谍的罪名，正好说明它黔驴技穷。间谍罪的妙处在于它能够以”涉及国家机密”为借口，不公开审理，不公布案情。也就是说，间谍罪最方便黑箱作业，一手遮天，最方便制造冤假错案。这就是中共当局近些年来频频使用间谍罪名的真正原因。
 
非法入境罪也是极其荒谬的。当初 中国大使馆的发言人孙维德讲过：杨建利”是一个中国公民，非法进入中国。”这话真是荒谬绝伦。中国公民进入中国本是天经地义，何来非法之说？联合国的《世 界人权宣言》里明文规定：”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这就是说，一个人返回自己的国家，这是基本人权。按照联合国的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对本国公民而言，只有限制出境的，没有限制入境的。如果某人有犯罪嫌疑，或者是某人掌握国家机密以及诸如此类，可以依法限制出境——当然，这也必须要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限制入境则不然，政府没有任何权力可以限制本国公民进入本国。除非你剥夺了别人的国籍。然而杨建利并不曾被剥夺中国国籍。既然那位发言人也称杨建利是中国公民，那么他还有什么理由给杨建利扣上非法入境的罪名泥？
 
不错，上次杨建利回国用的是别人的中国护照，因为他自己的护照由于被领馆拒绝延期而失效。问题在于，中国政府根本无权拒绝给杨建利的护照延期。
 
尽人皆知，在海外的大陆学者和留学生中，有不少人因为持不同政见而被中共当局拒绝延长护照或吊销护照。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侵犯人权的行爲。有不少人前去领事馆质问： “你们爲什麽不给我的护照延期？”对方则照例拒绝说明，只说：”你的问题你自己知道！”这种回答纯粹是牛头不对马嘴。要知道，当我们问你们爲什麽的时候， 我们幷不是在向你们请教，我们是在向你们质问。当我们问你们爲什麽的时候，我们幷不是希望你们解答我们的困惑。我们的问题我们自己当然清楚，我们一点也不困惑，我们当然知道你们爲什麽这样做。我们向你们发问，实际上是要求你们给个”说法”，实际上是要求你们给你们的做法给出公开的法理的说明。政府做事就要有政府的样子，政府做事就必须师出有名，要拿得出一套上得了台面的理由。譬如政府派警察去抓一个人，别人问”你们凭什麽要抓我？”警察必须说明他们是根据谁谁谁的命令，而你涉嫌犯有什麽什麽的罪行，等等。也就是说，警察必须依据法律向你说明抓你的根据和缘由，幷且向你出示必要的证件 (如逮捕证)。警察能不能说一声”你的问题你自己知道”就不由分说地把人抓走呢？当然不能，否则，逮捕和绑架还有什麽区别？政府和黑社会还有什么区别？

这个道理中共当局当然懂。那麽，爲什麽它们在象拒绝杨建利护照延期一类事情上又不肯做说明，反而拿”你的问题你自己知道”这句话去搪塞呢？就因爲它知道在这件事上，政府的所作所爲是没道理的，是不合法的，理屈所以词穷，所以无话可说。中共当局有一份禁止入境的黑名单。黑名单之黑，首先在于它的秘密，它的不公开；而它的不公开是因为它不敢公开，因为它在法理上毫无依据，即便按照中共现行法律也是毫无依据的。杨建利事件的意义之一就是，它再次向世人揭露了中共当局无法无天，践踏人权的罪恶。它也必将激励起更多的人同仇敌忾，投入争取归国权的正义斗争。

 

9月中下旬，缅甸爆发10万人参与、历时两周的民主大示威，鉴于这次民主运动由众多僧侣带头，史称“袈裟革命”。这场民主示威，照例遭到缅甸军政府的血腥镇压。当局对外声称有10人被打死，但据其叛逃军官揭露：上千人被杀，数千人被捕。这与缅甸民间的说法相吻合。

全世界的目光投向缅甸，也投向中国。因为，谁都知道，中国政府，是缅甸政府的唯一和最大靠山。这种关系，要追溯到上世纪中叶。中共在中国夺取政权后，又转而向东南亚大举“输出”革命。最初，中共试图培植缅甸共产党，但归于失败；于是转而支持靠政变上台的缅甸军政权。之后，中共政权和缅甸军政权，打得火热，数十年如一日，号称“胞波情谊”。

1988年，缅甸爆发民主运动，遭军政权血洗，3千多人丧生，是为1989年中国“ 六四”大屠杀的预演；今年，仰光再度爆发民主示威，再度遭到军政权血腥镇压，更被外界解读为北京“六四”惨案的重演。各自制造的大屠杀，各自受到的国际制裁，将中缅两个独裁政权，更紧地绑在一起。

中共在缅甸砸下15亿美元，建立起高科技电子监控和作战网络系统，将一北一南 、一大一小的两个独裁政权连为一体。利用这套系统，两个独裁政权，可共同监视缅甸克伦族、华族（缅甸华人）和瓦族等少数民族的游击队活动；同时，共同监视经过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所有船只，包括美国战舰；对中方来说，还可借机监视其“战略竞争对手”—- 印度。

当倒行逆施的缅甸军政权成为国际社会、乃至东南亚的弃儿和孤儿的时候，中共毫不汗颜地站在缅甸军政权背后，填补缅甸的国际真空。中方从缅方得到的回报，是该国的能源和资源：石油、天然气、宝石和木材。仅2005年，中国就从缅甸进口了3.5亿美元以上的木材，其中大部分是非法交易，以至于，中缅边境宝贵的原始森林几乎被砍伐一光；2005年，中方开出185亿美元的天价，拟收购美国优尼科（Unocal）石油公司，原因之一就在于，优尼科拥有在缅甸沿海的雅达那油气田，该油气田拥有超过1千4百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一旦转归中共，其势不可想象。中共的收购，因美国朝野反对，最终失手；如今，中缅两国又开始修建从缅甸亚拉坎(Arakan)到中国云南省、全长2380公里的石油天然气管道。

北京方面，极力把中缅关系，描绘为仅仅是经贸关系。然而，中共给予缅甸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主要用以巩固双边政府关系，进而巩固两个独裁政权的统治。毕竟，这样的独裁统治，在世界上，已经渐渐变得稀少，孤寡落单，犹如濒临灭绝的稀有动物，自然需要“猩猩相惜”。

中共在缅甸的大量投资，并没有给缅甸带来繁荣，更没有给缅甸民众带来实惠。缅甸民众依然陷于贫困。倒是在官场腐败方面，缅甸效法中国，亦步亦趋。去年，缅甸军头丹瑞为其女儿举行盛大婚礼，10分钟的婚礼短片，迅速流传到互联网上，引发缅甸民众极度愤怒。镜头里，丹瑞的女儿丹达瑞穿金戴银，满身珠光宝气；婚礼豪华，极尽铺张，犹如旧时代的皇室；婚礼气氛，奢华淫靡，放浪形骸。这一切，充分显示缅甸军方特权阶层与广大民众的巨大贫富差距。 “国际透明”组织最新公布的“贪污印象指数”报告中，将缅甸与索马里并列为全球最腐败国家。

缅甸爆发民主示威之后，联合国与文明国家，都寄希望于中国，指望北京当局能够对缅甸军政权施压，不要镇压民众；国际社会还对北京报以更不切实际的指望：让缅甸军政府与民众对话，进而实现缅甸“政治和解”。

缅甸民众再度惨遭军政权血洗的结果，证明，外界对中共的指望，根本是缘木求鱼 。但为什么，还要知不可为而为之？究其缘由，一则出于无奈：缅甸危机，绕不过中国，没有中共政权的合作，缅甸问题，永远无解；二则出于幻想：以为中共碍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顾及自身国际形象，可能出面制约缅甸军政权，不得胡作非为。

不用说，出于共同的独裁本性，中共本身与缅甸军政权沆瀣一气；即便说，中共顾及北京奥运会，愿意策略性地对缅甸军政权施压，也未必能够办得到。缅甸军政权自有算盘：如果它失去支配能力，中共将毫不犹豫地抛弃它，转而与缅甸反对派合作；如果它能够控制局面，中共将不得不继续给予它扶持。要稳住中共这个大靠山，进而逃避国际法庭的起诉，缅甸军政权的唯一选择，就是将镇压和屠杀进行到底 。

因此，说到向缅甸军政权施压，中共既无心也无力。中共的外交辞令一如既往：“我们呼吁各方保持克制。”说的是“各方”，而不是“缅甸当局”。这就好比：面对一个再度行凶的杀人惯犯，民众尽都谴责，有人不去制止杀人犯，反而说什么“各人保持克制”。其阴阳怪气，不言而喻。

 

我曾于前段时间经过号称“全国十大暴力城市之首”的四川省南充市，短暂停留不过两小时，不足论及万一。不过，南充确实非等闲之地，中国军权大将朱德和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故乡就是这里，主管公共安全的首长及其后代对这个城市应当持有非同一般的关注，这让我感到兴趣。有一位曾在南充谋生的亲人对我说：“南充很乱，闲人、耍人特别多，赌博很厉害，满街都是，干什么的都有。”也是从这位亲人入手，我算是比较直观地明白了什么叫“放水公司”（当代高利贷），想到当中团伙，想到当中人民生存。对于南充这个并不熟悉的城市，我总保留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惧怯和惶恐。我亲眼所见的南充，是一个表面建设非常迅猛的城市，路面整洁，高楼林立，各方面都颇为有序。然而，也恰恰是这种第一直觉，让我感到死水一般的平静，觉得很不对劲。日前，关起门来翻阅南充几件大案，仍然止不住毛骨悚然。当然，这些案件，不唯独指向南充，更主要的是指向威胁着我们公共安全的恶势力及其背景土壤，以及诸多反思。手中便有四件南充大案，而且都是颇为震撼、轰动一时的命案，虽然“时过”，却不一定“境迁”。

第一件，川北江湖黑道──“小林哥”团伙

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四川“袍哥”传统遗毒不灭，化名“杜长勇”的罗小林，曾经让南充市民达到“闻风丧胆”的程度。也许以今天的眼光看来，类似罗小林这样的黑道人物，其手段虽残忍，却仍是初级原始阶段的疯狂，“不够成熟”。1991年，罗小林因犯故意伤害罪、流氓罪，被南充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但是，仅仅六年以后，罗小林被突然假释出狱。由15年迅速“减”到六年，有人透露说是南充司法人员玩忽职守所成，但官方却未对此作肯定。罗小林的重出江湖，的确为南充带来了重创，其严重程度大出官方意料。一只困兽被囚禁过久，便是蓄势待发、异常凶猛，果不其然，出狱后的罗小林“招兵买马”，严明纪律：出卖兄弟者死；临阵脱逃者死；不听指挥者死。这是一个真正十恶不赦的团伙，为了疯狂敛财、劫色，满足疯狂的暴力欲、金钱欲、色情欲，在这个充满了灰色区域的南充，凭借够狠、够霸的野蛮与残忍，占有了一席之地。任启会、刘继东、柏成、肖文彬、苟安君等人归于旗下，遂聚众豪赌，帮个体老板催账收款，介入江湖恩怨，报复仇家，辣手摧花。这群人不是“混混”那么简单，对他们而言，犯罪简直就是职业，不犯罪不足以谋生，更不足以有何价值可谈。

受害者不死即重伤，比死更苦。其一，赵雄。根据案底记录，1999年5月7日，罗小林的两个“小弟”董君、赵应龙应邀帮一个个体老板催款，返回途中，董君被公安擒拿。罗小林以为“是欠款人赵雄报的案”，指示手下除掉赵雄。随后的11月24日，罗小林的手下抓住赵雄，用刀割下赵雄双手的大拇指，直往他的嘴里塞。随后，四人轮流棒击打赵雄的头颅，脑浆迸裂后，弃之荒野。其二，西充县防疫站某职工。1998年10月，南充一集团公司因为承建工程，与西充县防疫站发生冲突。该集团公司一个姓鲜的人找来罗小林，要罗小林把防疫站的人打进医院。罗指派手下把防疫站一职工乱刀砍成重伤，七级伤残。其三，蒲姓男子。1998年8月，一蒲姓男子怀疑一朱姓女子偷了自己的金项链，逼朱写下一张8，000元的欠条。朱恼怒之下，找到罗小林的手下，帮助“修理”蒲。结果蒲交出欠条，跪在地下，大腿被捅伤。其余者，更有数名被强奸的妇女。2000年3月，罗小林与手下入住南充市一宾馆，碰见一容貌端庄的姑娘，罗小林上前把她哄骗到房间，与手下一起将其轮奸。1998年9月6日，罗小林的几个手下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三个姑娘挟持到高坪区白塔公园，分别奸污……。

这些记录，不在多少知道点“黑道之道”的平民意料之外，杀人、抢劫、搞钱、弄色，该坏的地方他们都坏了。“小林哥”团伙的故事在中国大陆各个城市皆有可寻，这与电视剧《征服》中的刘华强团伙几乎是一个鼻孔出气，没什么新鲜。但恰恰是这种“没什么新鲜”成了最新鲜的地方：当人们不再以罪恶为罪恶，而视之为日常，甚至大感没有电视剧情那样“扣人心弦”，人也就浸泡于恶劣环境中不感自觉。这就好比你认为恐怖分子撞击五角大楼都算“过时新闻”那样，骨子里是异常的冷漠与平淡，那么人也就成了毒素体本身。南充能够容忍罗小林这样人物达三年之久，看似奇怪，其实并不奇怪。政府面对真正的黑社会，究竟是殊死的较量，还是一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无间道”，谁也说不清楚。枪声结束的是罗小林这样十恶不赦的“人魔”性命，但能否结束人民已经不那么正义的内心，这是个相当深刻的问题。此外，在这个“批示解决”、“依官治国”的中国，若非公安部多次过问四川省公安厅，若非四川省公安厅将之列入“打黑除恶”中的挂牌督办案件，那么“小林哥”团伙应该如何收拾、收拾到什么程度，也是个玄题。

第二件，连环案──所谓的“南充大屠杀”

这是一段黑色的回忆，不堪回首，可谓南充的一段几乎人人自危、人人恐慌的难熬时期，2001年的“黑色五月”。清华、北大、川大等学子为南充被杀的学生义愤填膺，发表公开声明，为的是越来越没有生命安全感的南充学生。当年5月22日23时，武汉网友“心领神会”与南充网友“虫”进行了一段恐怖网聊，“虫”说：“川北医学院死了35个了，我们学校死了四个，这是昨天的消息，还有被抓走没见尸体的不算。”大敢惊异！后来被不攻自破的谣言猛起：“因为有一个黑社会头目被抓，5月26日要被枪决，那个黑社会组织于是进行恐怖报复：扬言要杀死100个大学生来做祭奠！……其方式大多是砍头”云云。此后，100上升为600，“南充大屠杀”上升为“向成都推进”。

其中所指“黑社会头目”，就是罗小林。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九处的一位警察曾经在北京大学论坛留言辟谣，而后《中国新闻周刊》曾作较为客观的详细报道，其余传统媒体几乎一概沉默。

实际上，涉案凶手与“小林哥”团伙毫无牵连，其动机更被南充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江喜禄称为“真他妈变态”。凶手所属团伙不一，但几乎集中于同一时期剧烈爆发。4月26日，在南充西山风景区发现两具尸体，系川北医学院98级学生，一男一女。男的先被杀死，女的被先奸后杀，二人均被推入一粪坑掩埋，死者高度腐败，大约死了十多天。5月4日晚，南充市高坪区卫生学校三名女生在寝室内被三名蒙面歹徒挟持，其中两名遭到轮奸，另一名被刀捅伤。5月16日，南充市嘉陵江边发现一个男人头颅、一个女人头颅，另外还有两具尸体是两个初中学生。5月18日，还是在西山风景区，又发现一男一女两具尸体，女的系南充卫校女生，男的系川北医学院2000级学生，两人于5月6日失踪，案发现场与上一起西山风景区杀人案仅相隔100米。自4月26日到5月18日，短短22天时间之内，南充死亡八人，未死者遭奸两人，遭伤一人，总共是11名受害者。这11名受害者，其中就有九名是学生身分。凶手当中，有刘天兵、刘天龙、廖雄、赵强这四个凶残的罪犯。其犯案手段极其残忍，其涉及的案情，据《中国新闻周刊》透露：

“刘氏兄弟等四人，5月4日蒙面持刀抢劫、轮奸、捅伤南充一所中专学校的三名女生后，又于次日下午，流窜到西山风景区的插旗山。洗劫了一位南充卫校女生和她男友（川北医学院学生），轮奸了该女生，嗣后，用绳子把两人勒死。5月12日晚，在嘉陵江边，他们的暴戾到了令人发指又难以理解的地步。当高新区那对男女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毫不犹豫地将两人劫持，往芦苇丛中走去。恰巧，两个初三学生从江中爬上江岸。当日气温高达37度，两人晚自习结束，商量去嘉陵江游泳，尔后回宿舍睡觉。万没料到，一上岸就遭劫持。就这样，四个糊里糊涂的人被四个案犯一对一押解进了芦苇丛。搜过腰包，三男当即被杀。刘天兵命令廖雄和他弟弟回家去取避孕套和刀。随之对女被害人先奸后杀，并作了每人割下一个头颅的分工。廖雄是近视眼，砍到半途，累了，停下来休息了十来分钟。接着完成了残无人道的暴行。最后，死尸扔在草丛中，头颅抛入嘉陵江，避孕套和刀甩入水塘。”

简直惨无人道！这些具体犯案细节还仅仅是媒体寥寥数笔，倘是更为细致地描述、聚焦，更让人感觉魂飞魄散。当时南充各院校大有草木皆兵之势，警察入驻校园，警车环绕校园。媒体无披露，无大范围澄情，只知“遵旨办事”，怕得罪当局，亦怕扰乱破案，“案件在侦察阶段，及时的新闻报道会泄露侦破机密，带来难以挽回的影响”（南充市公安局语）。办案警察也称：“南充市公安局在接到报案后，立即成立了专案小组，并上报为公安部挂牌案件，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吕卓也亲自过问此事。随后的近一个星期内，刑警队更是马不停蹄地处理此事，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8小时，喝的是白开水，吃的是方便面，很多干警”5.1“节连家都没有回。”但诸多反思在本案中层出不穷，比如：顷刻之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这种恐慌是可以在满足公民一定的知情权之后，得到一定程度缓解的。办案者做办案之事，却也不可忽视案件本身的影响所及，这种“不破不报”的方式非常容易导致社会在一定时期之内发生猜忌与谣传，质疑、嘲讽、浑水摸鱼，乃是必然的事。

第三件，任耀丽案──令人悲哀的因公殉职案

任耀丽这个案件非常令我心痛，它在很大程度上大大打击了公民正义，也就是人们对于“见义勇为”越来越抱着极其悲观、冷漠和回避的态度。与之相似的案件还有许多，有的是当年见义勇为，数年后遭到刑满释放者起诉赔偿，有的是见义勇为没有控制在一定程度，反而被以杀人罪论处。2002年7月8日，南充市公交公司售票员任耀丽在向一位乘客提出购买车票时，被该乘客连刺八刀致死。而后，该乘客又用刀威胁驾驶员停车后脱逃。车上20多位乘客没有一人出来制止，没有一人报警，甚至连一句口头声援的话都没有，之后这些人又各自逃离现场，并且再未对任耀丽说一句公道话。当时新上任的南充市委书记曾经关注过此案，并力求在全市范围内踊跃讨论相关道德，以希望改善冷漠民风。但时日不久，这场全市大讨论淹没大海，人们很快忘却了任耀丽案。《北京青年报》对本案的报道只有一个删节版，我见过原稿，原稿更为细腻、详实。请看原稿中的细节：

“任耀丽走到这位乘客身边，用手推醒他后提出购买规定的一元面值车票的要求。结果，该男子掏出五毛钱递给任耀丽。任希望他再补交五毛钱，却遭到了该男子的拒绝。当任耀丽再次要求其补钱时，该男子拿出了一把长约20多公分的藏刀指向任耀丽并称：没钱，这个要不要？车上的乘客都将目光转移了过来，任耀丽见状拿出手机并拨出了110.‘110吗？这里有位乘客不买票而且还有刀。’任耀丽的话还没有说完，该男子突然将刀刺向了任耀丽的腹部。‘警察同志，他已经捅了我一刀。’一语未落，该男子又是一刀跟了上来。车上的乘客有的开始尖叫，有的低下了头。但没有一人出来制止。该男子见状居然还骂了起来，‘你还敢报警？’一边说着一边又在任耀丽的嘴角划了三刀，之后任耀丽倒在了地上，但该男子并未罢手并又在已经倒下的任耀丽胸部、腹部连刺三刀。司机见状立刻加速准备将车开往不远处的一个派出所，该男子似乎意识到了司机的举动随即用刀架住司机的脖子并令其停车，同时他还以乘客的生命相威胁。司机停车后，该男子迅速消失在夜幕中，乘客随即疯狂逃散。”

这真是触目惊心的一幕！“警察同志，他已经捅了我一刀。”任耀丽当时这句话该是何等的绝望与痛苦！然而，这也是一个陷于绝望与痛苦中的28岁女子，生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最悲凉的还在后面。任耀丽的丈夫谢兵为三岁女儿的一生考虑，请求公司给予解决。多次协商之后，根据此事的社会影响和任耀丽此前的工作业绩，公司给予了4.4万元补偿。媒体披露后，社会捐款有一万元。但就“英雄”称号的名誉而言，虽然任耀丽的家人坚决表示公司应该将其追认为“英雄”并领取相关的基金，但公司无追认的决定权，社会也不承认其行为堪称“英雄”，仿佛那0.5元的国家财产不足轻重。更多人是为任耀丽大感不值，为了区区0.5元，白白牺牲掉自己的性命！在当今这个社会，过于较真似乎与傻逼无异，人们与其说哀其不幸，不如说是哀其不值，哀其过于正直和缺乏策略。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聪明练习”中，人们得过且过、躲过让过，越练习反而越丧失最基本的正义，而且推己及人，认为任何人也不要有这种傻得不能再傻的“品行”，视之为不知利害、不知风气的愚蠢。

南充政府成立的“见义勇为基金”也鲜有人捐钱，或是民众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或是压根就对所谓“见义勇为”无甚知觉。当不仁来临时，麻木与不仁就构成同谋，整个社会的不公不义就是这样蔓延而来的。这是一个恶劣的时代，人们的良知几乎被整体降低一格，以过高的道德标准强求所有人皆圣贤，似乎是场非常可笑的痴心妄想。但这恐怕也要分一定的地域，倘若在重庆，发生如此事件的概率可能要小许多，民风如此嘛。重庆人有着类似北方人的刚直与义气，这种地域性的性格差异，恐怕与那一车冷漠惶恐的南充乘客大为迥异的。此外，国人的尚武精神已经严重退化，内有正念、外敌强权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所谓“法治社会”之下，是权力说了算的人治制度，冷冰冰的法律未对应有正义给予相当的理解和支持空间，反而导致飞扬跋扈的霸道越来越不需要成本。当犯罪成本降低，或者犯罪氛围环绕其中，正义也就越来越失去土壤。如果正义完全走到了末路，那么非正义就会独立为宗教，社会也就完了。其实，我们这个社会之所以还能存活和延续，魏京生已经说过了：“忠、孝、节、义，还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等，早已融化在人民的行为规范中了，调节着日常的社会关系，维持着社会的运转，是这个民族和国家没被疯子们毁掉的根本原因。”话中带着悲哀的深刻，也可称为深刻的悲哀。

第四件，李进杰案──司法烂窝的典型案例

看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我经常想起与朋友喝酒时朋友的酒后真言：“有人说监狱最安全，其实在监狱里杀得了人，在押犯也可能在外面杀人。这就要看手能够伸多长。”严格地说，李进杰不是杀人性质，但比杀人还严重。他的一生，两次发生交通事故，一次当场死亡六人、重伤一人、轻伤17人，一次死亡二人、受伤一人。八条人命，19人的伤情，全系一人所为，这已足够让人窒息。但是更令人窒息的是，面对这样一个人，司法机关内部出现了靡烂。看守所长让因肇事入狱的犯人处于脱管失控状态，犯人不久之后再肇事，肇事后法院袒护看守所长，对看守所长作出无罪判决。这样的事情发生于2004年的南充市西充县。

整个事情很清楚：1999年8月31日晨，李进杰驾驶客车翻于20米高的崖下，造成车内旅客大量死伤，后被当地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注意：“五年”而已）。因其重伤投牢拒收，遂留西充县看守所服刑。入狱后的李进杰巧通关节，办理续保手续。看守所在未经认真核查，也没有同李进杰本人见面的情况下，仅凭虚假证明，便办理了续保手续。作为所长的敬树伦未认真核查，便签署了“情况属实，建议续保一年”的意见。结果，续保后的李进杰重新办理身分证和驾驶执照，重新开车营运。2003年6月8日，李进杰又驾驶一辆中型货车，在西充县多扶镇场口与一辆出租车相撞，再次交通肇事，肇事后弃车逃逸。李进杰被捕，当初涉及“巧通关节”的相关司法人员──尤其是处于公安与司法双重系统的看守所──必然难辞其咎。但是西充县法院极力袒护看守所长，欲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唯有西充县检察院奋力抵抗，最终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才撤消下级法院判决，以玩忽职守罪判处西充县看守所长敬树伦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有权依法剥夺人的自由与生命的，在人类社会唯有司法机关，司法腐败乃是最危险的腐败，其腐败直接等同于草菅人命。我无意以一抵十，以偏概全。就李进杰、敬树伦一案，我想说明司法必须公正严明，内部勾联危害极大。南充是四川东北部非常重要的大市，这里的人民迫切需要公共安全、公共意识和司法严明。四个案件或许不能作为完整地透析南充市根本问题的证据，但从这些有一定社会反响的案件中，我们非常易于掌握到南充的土壤蕴涵着太多不良的成分，这些成分有的应予以消灭，而缺乏的应予以施肥和补救。我有许多亲人和朋友就在南充，那是一个曾经让我视为具备“一流绿色”的环境。那里的人们流传着佛教的信念、发展的激动和未来的期盼，我非常乐意于看到大案在南充越来越少，灾难在南充近于绝迹。但这一切都需要做到我刚才已经说过的12个字：公共安全，公共意识，司法严明。手中掌握着权势和财富的南充人，应该透过这一切黑暗的南充大案，吸取深刻的教训，普行对公共社会负责的政令、措施与行动，让南充人不再自感悲哀，让南充人心中尚存寄托与希望。这是我写作本文的初衷，请勿曲解。

【2007年10月4日狱委快讯】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张裕应邀于本月4日前往维也纳，参加无国界记者奥地利分部为纪念安娜·波利特科斯卡娅被暗杀一周年而举行的活动。 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是俄罗斯著名记者兼作家，尤其以报道车臣战争闻名，2002年，在试图与车臣反叛者谈判释放数百名人质时，她是获准进入莫斯科大剧院少数局外人之一。著有《肮脏的战争：一个俄罗斯记者在车臣》、《地狱一小角：车臣电讯》（与人合著）、《普金的战争：衰败民主中的生命》。2006年10月7 日遭暗杀，被发现枪杀于她在莫斯科的公寓电梯里。 此外，张裕还将会见该国外交部官员、接受媒体采访。奥地利笔会秘书并将安排张裕与国际笔会格鲁沙会长一起用膳。张裕将于6日返回瑞典。

2007年10月3日 紧急行动网络2007年第37号  中国：作家、人权活动家吕耿松被控颠覆罪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强烈关注拘押作家、人权活动家吕耿松。吕于2007年8月24日遭押至今，显然与他的网络作品有关。2007年9月29日他被正式控以“涉嫌煽动国家政权”。国际笔会担忧关押吕耿松违反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如是，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据笔会消息，自网上发表批评当局的文章后，吕耿松于2007年8月24日在浙江省杭州市被捕。据报道，他家被抄、电脑及个人文件被没收。他的妻子作为“犯罪嫌疑人”也被带走讯问，三小时后获释。吕耿松于2007年9月29日被正式控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这个经常被用来压制异议分子的罪名，最初的指控“非法拥有国家机密”已被撤销。吕现被关押在西湖看守所，虽然他的妻子已获准探监，但不许与外界联系。 吕耿松毕业于浙江大学历史系，曾在浙江高等公安专科学校任教，后因从事民运于1993年被开除公职。自后，他继续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并已出版了几本关于政治改革的书，其中包括出版于2000年的《中共贪官污吏》。吕以在互联网上发表报道有关侵犯人权及政论而知名。他也是被禁的中国民主党（CDP）成员。 请发出呼吁： ——表达对吕耿松因批评文章、从事民主活动而遭押的关注； ——呼吁根据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请注意：中国当局没有传真号码，狱中作家委员会推荐将你们的呼吁书拷贝给各自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寄出呼吁书，并欢迎任何评论。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726  北河沿大街147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先生  如果晚于2007年11月3日寄出呼吁书，请与本办事处联系。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44 (0) 20 7405 0339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法兰克和艾丝特】

今年，欧洲之都柏林在一场几十年未遇的酷暑之后，意外地享受了一个晴朗明亮的晚夏。十月十九日，二零零六年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颁奖晚会后三个星期，笔者约请了德国《文学国际》报告文学季刊社的法兰克·倍贝希特（Frank Berbericht）和编辑主任艾丝特·加洛多罗（Esther Gallodoro），就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在晚夏的微煦中，作一夕之谈。他们到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大堆东西，有今年的海报，有印着大奖标志的塑料袋，有历年印的手册，一本汇集了世界上最出色的关于九·一一事件的报告文学集，还有两张音乐光碟。

法兰克和艾丝特都是身材高大的德国人。但是看着他们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堆和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相关的东西，能够非常真切地感觉到，他们把尤利西斯大奖，当成了他们的孩子。话题就从这里开始了。

一九四九年出生的法兰克，双鬓和胡子已经透出灰白。他十七岁只身来到柏林，在一家媒体工作，是个靠自学取得成就的老报人。但是，爱好文学的法兰克不满足于简单的新闻写作，而不懈地追求新闻写作的纪实性和文学的艺术性的结合。一九八八年，他创办了德文版的《国际文学》杂志。

法兰克说：“德文版的《国际文学》刊物是我的第一个孩子。”这个以Lettre为名的刊物，一九八四年在法国巴黎首次出版，成为当时文学界的一个新颖的刊物形式，专门刊登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带有很强的国际性。一九八六年，马德里出版了西班牙文。而法兰克则几乎是以单枪匹马之力，于八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推出了第一期德文版的《国际文学》。

“我们现在只有五个人。”漂亮的艾丝特介绍说。《国际文学》这个同名的报告文学刊物，现在在欧洲已经有近十种语言在不同国家出版。但是刊物规模都不大。德文版的《国际文学》到现在为止，不过只有五个工作人员。每年只能出版四期刊物。但是，就是这样小的一个杂志编辑部，居然承办了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这就好比是一个文弱的小姑娘，用尽全身的力气，而举起了一头庞大的牛。

说起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的起源，法兰克介绍说，《国际文学》这个刊物，本来除了定期出刊之外，还有一些专项的活动。例如曾经组织过世界新闻界对九·一一事件的集中报道，还有一百个个艺术家集中塑造爱因斯坦形象的活动。二零零二年，《国际文学》获得了财大气粗的阿万提斯基金会的资助，因此诞生了这项国际报告文学大奖。同年，中国记者江浩的报告文学《盗猎揭秘》获得三等奖。

说起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这个名字，其中的“国际”，既代表大奖的主办方《国际文学》，又代表了大奖的国际性。当问到为什么要用尤利西斯这个名称时，法兰克说，尤利西斯是旅行、寻找道路和好奇的同义词。他特意引用了一段但丁的名句：“我如此强烈地渴望游历这个世界，不惜别离我苍老的父亲、幼弱的儿子和深爱着的妻子”，来说明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的核心意义：游历、寻找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角落中的真实，并且让世界听到普通人的声音。

这一点，也许对中国的报告文学传统有所触动。国内报告文学，向来以塑造和描写风云人物为主。而国际报告文学的发展倾向，则是反映普通人，尤其是弱势人群的声音，并且以一种高超的文学手法表现出来。

四届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全部奖项都花落别家，没有任何一个德语作家获奖。对此，法兰克和艾丝特都表现出了非常的大气和坚定。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真正做到了无私和国际化。艾丝特谈到，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某些德语媒体不愿意报道尤利西斯大奖有关的新闻。但是主办者毫不在意这种狭隘。他们更注重的是尤利西斯大奖在国际上的声誉，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德国的声誉。

由于和医药集团设立的阿万提斯基金会的资助合同已经到期，法兰克现在正忙于同新的资助者进行合作。由于四年来尤利西斯奖的声誉卓著，因此他对于得到新的资助，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他轻松地说，也许有一天，会是来自香港或者台湾的某个机构来资助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他知道，这项大奖已经被中共宣传部门所忌恨，并被禁止宣传。

【颁奖晚会】

德国联邦国会附近，有一个称为梯皮（TIPI）的巨大帐篷，是柏林近年来最有名的人文胜地之一。大概恢宏古典的宫殿式建筑已经让人感到厌倦，这样一个游牧民族式的白色大帐篷备受柏林人的喜爱。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这个帐篷内外又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近年来国际影响不断扩大的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第四次在这里举行颁奖晚会。当晚，犹太裔英国作家琳达·格兰特以《街上的人们 － 一个作家眼中的以色列》获得二零零六年度大奖。法国经济学家兼作家乌森纳的《棉花之乡记行 － 一本全球化手册》获得二等奖

四年以前，柏林的一家称为《文学国际》的季刊社，得到一家欧洲老牌医药公司所设的阿万提斯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开始举办这个国际上唯一的报告文学大奖的活动。德国歌德学院也倾力支持，以合伙人的身份协办这项大奖。大奖主办者的雄心壮志，乃是要成为报告文学领域中的最高级别的文学奖项，报告文学的诺贝尔奖。

从二零零三年开始，由这家季刊社为主设立的评奖机构，每年邀请来自世界十大语种的著名作家、编辑或媒体主持人，作为报告文学大奖的评委。每个语种一位，由此组成该奖项的评委团。这十大语种，当然也包括中文。本年度入围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最后七名候选人的还有前中国青年报《冰点》主编李大同的《冰点故事》和北京口述史作家周勍。二零零六年的国际评委，是旅居英国的中国诗人杨练。

【提名和评选】

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的提名方式，一方面是经过评委提名，每个评委可以提名两位本语种的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家，另一方面也接受其它文学团体和学术机构的提名。和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方式不同的是，尤利西斯奖以出版的报告文学图书为评选的基础。也就是说，最终获奖的不是作家本人，而是作家的某一报告文学作品，而且要求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过。

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的评选需要三个阶段才得以最终揭晓。第一个阶段是十名国际评委根据提名的著作，首先评选出一个入围的长名单，并且在互联网上公布。到评选接近尾声的时候，再从这个长名单中选出七名作家的一个短名单。进入短名单的作家都会被邀请参加每年在柏林举行的隆重的颁奖晚会。

在颁奖晚会上，奖项主办方邀请世界著名的演员和播音员，用英文逐一朗读进入短名单的七位作家的作品片段。七名作家也随着作品的推出逐一亮相，解答主持人的提问。最后，主持人排除四名入围者，逐一宣布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的三名获得者。大奖获得者可以获得一个尤利西斯奖杯，还有五万美元的奖金。第二、第三名获得者也分别获得三万美金和两万美金的奖励。除此之外，七名进入短名单的作家均获得由德国歌德学院颁发的一项旅行资助，可以在第二年前来柏林进行短期文化访问。

由于报告文学直接和新闻写作关系密切，因此世界上报告文学的写作者人数众多。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由于其主办者无私的国际性、严格的评选和杰出的获奖者，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在国际新闻写作、报告文学，尤其是将纪实作品和文学的艺术性相结合的文学领域，独秀一枝。

【得奖者声名卓著】

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大奖，由于其评选的世界性和公正性，所颁发的奖项产生了相当影响。二零零六年十月七日被谋杀的著名俄罗斯记者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就曾经获得了二零零三年首届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当时的波里科夫斯卡娅还没有什么名气，只是凭着巨大的勇气，深入车臣地区，真实地报道了车臣战争的经过。二零零三年第一届尤利西斯大奖一等奖颁发给了她在法国出版的报告文学作品《车臣战争：俄罗斯的耻辱》。应该说，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给波里科夫斯卡娅提供了经济、道义和精神上的支持，使她成为俄罗斯最著名的独立记者。波里科夫斯卡娅的得奖，给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带来了相当巨大的国际声誉。

二零零四年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颁给了中国作家陈桂棣和吴春桃夫妻合力撰写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二零零六年一月，新当选的德国首相安吉拉·梅克尔访问中国，访问的行程只有短短的一天半时间，但是梅克尔首相宁愿花时间在德国驻北京大使馆里会见陈桂棣和吴春桃夫妻，把大批想和梅克尔拉近乎的中国官员晾了起来，北京政府十分尴尬。这也使得《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在大陆被禁止发行。今年尤利西斯奖的最后七名入围者又有非常敏感的前《冰点》主编李大同，等于是旧事重提，把中共控制舆论媒体的丑事再次在国际文艺舞台进行亮相。

因此尤利西斯世界报告文学奖已经引起中宣部的忌恨，据大楼媒体人士反映，中宣部已经于十一月份下令不许报道与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有关的任何事情。

【大奖图书《街上的人们》】

二零零六年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一等奖作品《街上的人们 － 一个作家眼中的以色列》，作者琳达·格兰特是个犹太人。她是犹太裔俄罗斯移民和波兰难民的孩子。但是她已经放弃了犹太教的信仰，而是以一个训练有素的职业记者和作家身份审视这个世界。她在美国和加拿大学习英语专业，一九八五年定居伦敦，成为著名的《卫报》记者。数年之后，她辞职成为独立记者，为多家报刊撰写新闻作品，并且成为小说作家。她的小说多次获得英国的文学奖项或提名。

二零零三年，她前去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旅行。她的本意是为了写一部关于犹太人的小说而搜集素材。“我整天坐在街头的咖啡馆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仔细地倾听着。来自这个国家四面八方的真实，都进入了我的耳中。”但是，这条街上的人们反映的真实是那样的真挚和细微，那样地反映一个处在动荡社会中的普通人的心态，琳达·格兰特最终放弃了写小说的打算，而转而写了一部栩栩如生的报告文学作品。

在这部作品中，琳达·格兰特通过对当地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人生的各色居民的采访，通过描写他们的历史和建筑，他们的怀疑和梦想，真实地写照了独特和问题重重的以色列社会。她采访的人包括十几岁的士兵、突尼斯来的移民、俄罗斯科学家、伊拉克店主、街头小贩、作家、出租汽车司机、咖啡店老板和过路行人等等。她细致入微的观察，一方面反映了以色列民族对维护自身存在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普通人对和平的悲观情结。

《街上的人们》这本书的封面，就有相当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一个年轻的以色列士兵，和心爱的姑娘约会。但是按照以色列当局的命令，现役军人如果不随身携带武器，将被判处三个月的监禁。所以这个年轻的士兵虽然怀拥着美丽的姑娘，却不得不背着一支沉重的步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