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关于中国的常识(十四)

 

66.法轮功抗暴是“搞政治”吗?

追求信仰自由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无端镇压,残酷迫害。众多法轮功学员被投入监狱,甚至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奋起抗暴,争人权,反迫害,讲真相,竟被中共污为“搞政治”。一些不明就里的人,也附合中共的构陷说词。

法轮功传播真善忍,原本有助于拯救濒临滑坡的中国社会道德。经毛泽东“政治挂帅”的折腾,中国人丧失原则、明哲保身、相互出卖、自相残杀;经邓小平“经济至上”的扭曲,全民“向钱看”,拜金主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毫无廉耻。

法轮功主张真善忍,正好抵消共产党的假恶暴。假:中共新闻与舆论的假大空;到处盛行的假相、假话、假文凭;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产品。恶:中共迫害异己的凶恶;黑白两道勾结的霸恶;社会人心叵测的毒恶。暴:中共屠杀民众的残暴;官商勾结、强征强拆、欺压弱势群体的横暴;为富不仁与仇富心态下贫富仇杀的野暴。中共打压法轮功,等于继续毒化中华民族,加剧社会道德沦丧。非但如此,镇压法轮功,使罪恶累累的中共,又欠下一笔天大血债。孽债难逃。

在文明国家,政治不过是平民生活的一部分,比如,选举与被选举,经常而频繁进行,人手一票,人人平等。行使权利,发表意见,就如衣食住行一般,极其平常。但在中共把持下的中国,政治成了中共及其大小官吏的专利品。一边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泽东自况),一边是“祇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中共可以恣意妄为,民众祇能逆来顺受;中共可以大开杀戒,民众祇能任割任剐。

法轮功本来不搞政治,如今坚持信仰、反抗迫害、讲清真相,不过是行使天赋人权,也是正当防卫,与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搞政治”,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比如,法轮功发起“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其意正是劝人“不搞政治”,而非“搞政治”。据了解,日益增长的“三退”人数,并非仅仅指7000万(中共现役党员)中的退党人数,而是指13亿(中国总人口)中的“三退”人数。鉴于大多数中国人曾经入队、入团、入党,人数众多,基数或以10亿计,日增的“三退”人数,自然也数目不小。尽管,从中共组织程式上而言,随着年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自动不再是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但法轮功方面的解读是:公开声明退出,才能摆脱“邪灵兽印”,真正脱胎换骨。是否如此?常人大可见仁见智。

共产党贪欲无度,法轮功清心淡泊;共产党骄横霸道,法轮功谦卑自持;共产党腐败没落,法轮功朝气向上;共产党信仰崩溃,法轮功信念弥坚;共产党倚仗暴力,法轮功以柔克刚。不是从政治上,而是从精神上和道义上,法轮功,正成为共产党的最大克星之一。

67.中共法律有效吗?

文明国家制订《宪法》,须经全民公决,始能生效;制订《法律》,则须经由民意代表(如国会议员),这些民意代表,必须经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中共也制订了所谓“宪法”和“法律”,然而,这些“宪法”和“法律”,由中共高层及其御用代理人在小圈子内炮制而成,未经全民公决,未经民意代表(真正由民众选举授权的),属于彻头彻尾的伪“宪法”、不折不扣的伪“法律”。

未经民意的“立法”,属于中共的“家法”,于国于民,完全无效。未经民众授权的“执法”,属于“私设公堂”、动用“私刑”。 非但如此,随意抓捕,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秘密审判……中共本身,无视“法律”概念,更没有“法律”界限。“文革”期间,中共甚至自毁其“公检法”,以所谓“公安六条”,取代它所有的“法律条款”。上行下效,中国人目无法纪。发展至今,中国沦为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时至今日,中共“法律”,走尽过场,做尽文章,依然形同虚设。每当中外人士质问中共的人权迫害,中共就推出标准答案:“我们的宪法保障人权。”祇空谈“宪法”或“法律”,而避谈实际的执法恶状,犹如以纸包火。说到底,中国至今还是一个人治的、而非法治的国家。中共的所谓“依法治国”,不过是欺世盗名。

立法者违法,执法者犯法,对中共而言,是家常便饭。仅说维权人士,他们不过是用中共自订的“法律”,来维护民众的权益,竟被中共划为“敌对势力”、列为第六大打击对象。既然中共本身都不承认、也无意遵守其自订的“法律”,而视之无效,广大民众,又岂有遵守的义务?

68.“祇要我过得好就行了”吗?

不讲原则、明哲保身、“西瓜偎大边”,是许多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并自以为“聪明”。面对一波又一波中国同胞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实,不少中国人抱以犬儒主义的姿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触而不觉。甚至满不在乎地表示:“祇要我过得好就行了”。这种态度,尤其普遍地存在于既得利益群体,如公务员、商人、白领阶层、以及被高薪收买的知识份子。

然而,人类共处的世界,彼此联系而密切相关,祇要他人过不好,你就可能过不好。比如,你生活在中国,受害于污染的空气和水质,那是中共长期无视环境保护、甚至人为破坏生态的后果;又比如,你行走在中国大地,时而遭遇粗鲁甚至威胁性的待遇,那是中共以人治耽误法治、人为践踏道德良知的后果;再比如,你原本过着平静的日子,与世无争,突如其来的,你的房子或土地被征收,没有商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就在强行拆迁和暴力拆迁的恐怖中,失去了美好家园。那是因为,你的权利早已被剥夺,你的命运掌握在权贵的手中……

有人不甘宰割,奋起捍卫天赋人权,并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环保人士被抓,维权人士被捕,上访人士被殴打……其实,他们争取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权力,也是你们的权利。他们、我们、你们,本无区别。

德国牧师马丁。涅穆勒曾经是纳粹的支持者,后来又成为纳粹的迫害对象。他有一段经典的忏悔,足供后人深思和借鉴:“一开始,他们(纳粹)追杀犹太人,但我不是犹太人,因此我没有反对;然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但我不是天主教徒,因此我仍然没有反对;再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份子,但我不是工会成员,因此我还是没有反对;最后,他们冲我而来……但已经没有多少人可以留下来反对了。”

69.为什么中共统治能够维持至今?

中共坏事做绝、天良丧尽。许多人疑问:这样一个劣迹斑斑、血债累累的政权,何以能够维持至今?

首先看中共方面。中共起家和维持,主要依靠两件“法宝”—— 枪杆子和笔杆子。前者就是军队、员警、监狱,就是暴力;后者就是宣传、舆论、媒体,就是谎言。依靠暴力,中共不断杀人,恐怖气氛弥漫于整个社会,百姓噤若寒蝉;依靠谎言,中共抹煞历史、扭曲现实、封锁资讯,社会真假难分,百姓是非莫辨。鉴于这种“两手抓,两手硬”、既凶残又狡诈的策略十分奏效,中共政权得以强行维持。

再看知识份子。作为社会精英,众多中国知识份子未能起到唤醒社会的作用,反而助纣为虐。上世纪上半叶,知识份子陷于迷失,普遍左倾,纷纷投奔“苏区”、“解放区”,助长了中共的“崛起”;上世纪下半叶,知识份子惨遭中共整肃,少数人尚能保存骨气、坚守气节,大部分人则纷纷变节,卖身投靠;1989年之后,中共对知识份子以利相诱,在纸醉金迷的现实面前,知识份子大部沉沦,抛弃理想和原则,放弃监督与批评,甚至为中共独裁充当辩护士,共同守护既得利益。中国精英阶层的整体堕落,是中共统治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

换言之,除了少数始终保存骨气、坚守气节的知识份子之外,众多中国知识份子划下了从迷失、变节、到同流合污的堕落轨迹。这条轨迹,也恰恰写照了中共政权得以一再加固的路线图。至于那些对共产党不断报以天真幻想的知识份子,无意间,也帮了中共的大忙,让民众在虚幻中蹉跎。

再看普通大众。中国民众经历了 “极权主义三阶段”(美国社会学家欧文。豪的总结):其一,乌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诱发狂热(50年代,“大跃进”);其二,狂热导致的大破坏、大恐怖,制造人间地狱(60年代,“文革”);其三,狂热与恐怖耗尽,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90年代以降,“改革开放”,唯钱至上)。普通大众的恐惧、愚昧、与冷漠,也使中共统治得以维持至今。

70.国家稳定,靠镇压才能维持吗?

中共镇压民众,从未停止。还强词夺理道,是为了“维持国家稳定”。有人受了愚弄,也以为:“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不镇压,怎么维持?”竟认定:“不镇压,就会天下大乱。”

让我们回顾鲧和禹治水的典故。古时,水灾频仍。尧帝任用鲧治水,鲧用拦截和堵塞之法,治水九年,毫无功效,水厄依旧。舜帝继位,任用禹治水,禹用疏导之法,劈山凿壁,让洪水宣泄,水患终于平息。

人们常把民意比喻为水,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治水有两种办法,治国也有两种办法。文明国家,任民意抒发,集思广益,总体而言,国泰民安,国富民强。这是大禹疏导之法。独裁政权,畏民如虎,压制民意,封锁资讯,积累天怒人怨,酿造社会冲突。人们因于恐惧,敢怒而不敢言,而一旦爆发,则如洪水滔天。这是愚鲧堵截之法。

统治者的本领,绝非恐吓和镇压。真正有智慧有能力的领导人,靠竞选上台,依监督执政;在重重考验下,既奋发作为,又谨慎修行;既能发展经济,又能焕新政治;既能广开言路,又能维持安定。祇有那些无德无能的统治者,才既贪恋权力,又怯于承担责任。视民意为洪水,惶惶不可终日。故而张牙舞爪,作势吓人,以掩盖内心的虚弱和恐惧。

南都报社论:物权法精神倚赖一个守法政府去实现

 

全国人大今年3月16日通过了物权法草案,并从明天起正式实施。本报今天以“强制拆迁”作为切入口,点面结合,描摹了物权法缺位时代不无残酷的城市图景,揭示出私有财产权被强制性扭曲乃至遭到野蛮清除的现实。而今,物权法终于来到人间,其实它一出生就被寄予厚望,国民希望用它消弭强拆带来的社会心理创伤,进而匡扶正义,廓清既有的财产秩序。

作为中国民法典的重要支柱之一,物权法选择在国庆日实施,自然有着强烈的寓意。有关出台这部法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长达13年的8次审议中已有丰富的阐述。应当讲,物权法艰难诞生,遭受的阻力与它隐含的多重理想成正比。正像见报的深度报道所表达的那样,个人、家庭的命运因强制性拆迁被颠覆,行政冲动对私有产权的压迫加重了社会不公,同时也制造了社会不稳定隐患。虽然还无法乐观,单凭物权法并不能彻底杜绝这一切苦难,但它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和许诺依旧重要,至少确立了阻拦或防止强制剥夺私产的基本条件,尽管那绝非唯一的条件。

当然,根治强制性拆迁不能代表物权法的所有内容,但中国城市上演的一幕幕惨烈景象,足以考验物权法在现实处境中的耐力、生命力。或许很难断言,目前是国家采取强制性拆迁最多的时代,不过,强制性拆迁所孕育的恶性机理并不会随物权法的实施而消失,反而可能在新的博弈格局中转换成新的反对力量。因此,后物权法时代并非没来由的清平世界,它太需要一如既往的争取了。换言之,物权法能被实践的程度取决于它遏制公权力的信心和能量,取决于它对利益集团强制私产过渡的反制力。不错,物权法提供了将私权从公权中挣脱出来的机遇,但解放的曙光掌握在政府而非公民手中。

不能不予以警惕的是,物权法之前,有关私产的保护在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已有充分显示,但在实际操作中,宪法的物权精神和土地法的规定都被广泛规避。政府拆迁赖以凭据的是国务院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而各省普遍据此制定了拆迁细则,上下其手,强化了政府在私产权让渡上的强势地位,几乎是说一不二,个人基于自有产权的谈判权利极其脆弱,随时面临被强制服从的危险。虽然因物权法的实施,土地管理法和拆迁条例都要作出修正,调整与物权法相抵触的部分,但政府与地产商达成的潜规则循例延续,行政权力对私有财产的排他性控制始终未消,拆迁户用物权法抗衡它的努力前途未卜。

除了政府惯性和既得利益,对物权法的挑战全方位存在,它们像物权法尚未产生时那样威胁着私有财产三原则,亦即:稳定的占有、根据同意的转让、允诺的履行。以城市拆迁为例,公民虽有权对拆迁提起诉讼,但法院只能审查政府拆迁的文件是否齐备,而不能否定强制拆迁本身。国民无法援引司法救济,实质上意味着个人不能粉碎政府强制实施的财产控制。根据最新的司法解释,强制性拆迁只要程序合法,事主异议已不重要,政府一旦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即可先行拘留当事人。私有财产权就这么弱不禁风,它对抗的是已经达成默契的制度的恶,物权法若要落实,无可避免要在其间寻求突围。

无论如何,物权法仍给予民众某种希望:借助于私有财产的独立,私人有望不再属于政府任意调控的资源。但新晋的物权法又要直面乃至击破这样的悖论:个人只有获得私有财产权才能阻吓政府对其滥用强制,然而不幸的是,此种“获得”要倚赖拥有必要权力的当局机构才能保障。如此,一个守法的政府是守护物权法精神不被扭曲、不被异化、不被淘空的必要保证。物权法为这样一种政府的完善提供了参照,一个进取的地方政府不应漠视此种吁求,也应当把它奉为奋斗的目标。

本报报道以强制拆迁去观察物权法的前世今生,七分沉郁三分乐观。一部法确实不足以涤荡所有恶,但物权法作为国家协议也罢、私权宣言也好,无论前路多么坎坷,足以承载人心之向往,虽有重重困难亦不能灭绝。

赵  勇:陆天明没必要反应过度

 

在郭敬明入会的问题上,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陆天明先生反应激烈。他说,郭敬明申请加入作协的表格上,将法院判定为抄袭的作品列为代表作,作为申请入会的资格,居然获得有关方面的通过,这既侮辱了作协,也侮辱了法律。“我们不是不原谅年轻人犯错误,但犯了错误不承认不道歉,顽固抵抗,这是不可宽恕的;最可怕的是王蒙和理论家陈晓明,居然为郭敬明戴上桂冠,从这件事上,我看到这个时代,国人对信仰甚至对常识的摇摆、迷茫。”(《新京报》)在陆天明的心目中,作协显然还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作家也还在“灵魂工程师”的位置上架着,所以他才会如此义正辞严。但在我看来,陆天明有点反应过度了。

这就涉及到对作协的认识。曾几何时,作协无疑是一个政治色彩颇浓的机构,入会的作家不仅道德上不能有什么瑕疵,政治上也要过得硬。作协的门槛既然如此之高,入会便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北京大学的洪子诚教授指出:作协“除了基于对作家的有效管理、控制的考虑外,我看它是一种防止‘外来者’过分轻易进入的制度,通过一定的制度,来保护这个‘行业’的专业性人员的相对稳定性,保持这个专业‘圈子’的边界相对清晰,预防其权威和利益的降低和流失。”(《问题与方法》)这里说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那时的作协显然还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它有效地规训了作家,也有效地阻止了“外来者”的闯入。

然而,时至今日,作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估计许多人已颇感困惑。它是一个政治机构吗?既是又不是。大小作协不时传来的争权夺利的小道消息(当然它们没办法见诸报端),让人意识到那个地方还是个标准的官场,但那里的官员显然已不能有效管理和控制作家了。它像一个经济实体吗?既像又不像。原因之一是它并没有开办文学作品的生产工厂,也没办法在文学市场上兴风作浪,但许多作家写出作品后却需要作协的资格认证。比如,作家的一部小说面世,往往会在中国作协开一个作品研讨会,仿佛只有经过了这样的程序,作品才会打开销路。在这个意义上,作品研讨会相当于产品发布会,而那个产品最终也与经济效益发生了暧昧的关系。它是陈村所谓的“群众组织”吗?表面上是,但实际上却很难形成肯定性判断。这个道理说来很简单:在当下中国,哪里有真正的群众组织?

所以,我的感觉是,如今的作协已成了一个四不像。它集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和文学托拉斯于一身,但其中的相关元素却又相互消解也相互制衡。作协之内的人想当然地把自己的地盘看做“文坛”,故发展会员就意味着壮大组织;作协之外的人也假想着通过入会取得某种“象征资本”,以便往后的资本积累更加得心应手。一则是残留的政治思维作祟,一则用膨胀的经济头脑想事,而它们又在看不见的想像界达到了完美的融合。这种各取所需、各得其所的布局,显示出“中国特色”的优越性。

基于如上背景,再来思考郭敬明该不该入会的事情,问题也许就会变得比较清楚。在计划经济时代,作家的政治正确性意味着根红苗正,也意味着道德楷模,所以坑蒙拐骗偷者无疑会被作协拒之门外;而在市场经济时代,衡量作家政治正确的则变成了销售量和营业额,至于你是如何把销售量搞上去的,作协或者不闻不问或者睁眼闭眼。在这个意义上,陆天明指责郭敬明道德不正确,当然有其道理,但他延用的显然是五六十年代的思维方式;在今天,道德不正确已经变成一件次要的事情,只要政治正确就已经足够了。我想,在郭敬明事件背后,应该隐含着这样一个小秘密。

当年的王朔说过一句惊心动魄的话,至今记忆犹新:“过去的作家里有许多流氓,而现在中国的流氓里大都是作家。”如果此话有几分道理,陆天明就不必再动纯洁革命队伍的念头了。也许,郭敬明加入的那个作协正是他可以大展宏图的地方。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作家的尊严成为一种奢侈

 

9月的大陆文坛分外热闹,可悲的是这种热闹不在于创作的繁荣和作品艺术质量的提高,而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死水:

先是作协主席铁凝在给贾平凹主编的《美文》杂志题词的时候,“茂”字里面多写了一“点”,草字头下面的“戊”变成了“戍”,成为《康熙字典》也没有收录的一个错字。人非圣贤,知错就改也不失为一桩文坛佳话。可是,刚刚荣升地方作协主席的贾平凹却为领导鸣不平,认为在书法中,多一笔少一笔很正常,不能算错别字。

曲学阿世、溜须拍马在中国文坛由来已久,比起郭沫若来,贾平凹一定会自愧不如。郭沫若曾这样评论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家的顶峰。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于是,毛的这些失误和硬伤经过郭沫若的巧言令饰化做两个顶峰,且上升到了“四个第一”的政治高度,堪称马屁之王。好在来日方长,贾平凹只要潜心研究、刻苦学习,赶超前辈并非没有可能。

接着,在王蒙等著名作家的联名力荐下,因抄袭败诉陪钱又拒不道歉的郭敬明,被中国作协破格批准加入协会,舆论顿时一片哗然。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陆天明认为这是对作协的侮辱,中国作协不是选道德模范,但也不能是小偷的天下,不能是贼的团体。郭敬明抄袭了,如果他愿意改正,那么还可以考虑,但他没有认错,这个小偷的认错态度不好。

郭敬明最好最出名的作品居然是抄来的—-在一个心智健全、道德评价体系完备的社会,在败诉后仍然拒绝道歉的他会受到全社会的鄙夷。在中国,他居然还有粉丝,奥卖糕的,这不是一大群屎壳郎在推着一个臭不可闻的垃圾在往前滚动吗?我们的社会怎么了?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怎么会弄出这么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屎壳郎出来?一个作家可以抄袭,可以踏越职业生命的最后底线,居然还有这么多屎壳郎在为他摇旗呐喊!可以加入国家级别的行业协会!

傅国涌指出:“三年前,两个湖南老作家余开伟、黄鹤逸公开声明退出湖南省作家协会。山西作家李锐公开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放弃今后山西省作协换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同时退出中国作协,放弃中国作协会员资格,把中国作协的会员证退寄给中国作协。武汉作家、《如焉@sars.come》的作者胡发云以写给湖北省作协的《一点说明及备忘录》,悄悄退出了武汉、湖北、中国三级作协。在他们之前,也已经有一些作家宣布退出作协,比如王力雄2001年就公开声明退出中国作家协会。”

余开伟先生说“退出是为了尊严”。啊,尊严,在与小偷为伍的时候,作家的尊严是多么奢侈!

在美国让我感动至深的九件事

 

来美快6年了,先读书,后工作,其中也算尝遍酸甜苦辣,但我想写写让我深受感动的几件事:

1 刚来美国没多久,有一次去医院的时候,进门就看到前台摆放着一张长卡片,上面写的东西让我终生难忘,翻译出来就是:“不论你是什么种族,不论你有没有钱,也不论你是什么身份,你都有权利在这里得到治疗”。也就是,穷人,甚至非法移民来治病,医院也不会拒绝治疗。我听到非法移民有大病时去医院,一般给个假地址,出院后反正也收不到帐单,医院自然有基金来付这笔费用。有个朋友的妻子(也是学生)做了个阑尾手术,因为前期炎症严重在医院共住了一个礼拜,朋友说他有一天在医院不小心看到帐单,8万多美金,这还不包括医生的费用,但最后他也用不着付一分钱,因为学生的医疗保险付了一小部分后,剩下的就可以申请医院的慈善基金。还有朋友的父亲从国内来探亲,作了个心脏手术,也没有花钱。读书期间不少同学或家属生小孩,因为收入在设定限之下,不但怀孕期间的检查,生产等不花钱,小孩出生后还可以领牛奶,食品等。有几次隔壁的提着牛奶到我这,说我们喝不完,拿给你们一点。

2 有次去学校接儿子,在学校走廊上看见一则公告,内容是根据某年某法案,此辖区内所有孩子有权在这所学校受教育,不管你是这儿的居民,或者你是寄居在这儿的亲戚家,甚至你是无家可归者。也就是说,你即使住在这个地区的某个桥洞下,你的孩子仍然可以在这所学校得到免费教育。要知道,这是本地最好的学校。

3 几年前与朋友出去玩,到了一荒凉之地,不幸车子陷入沙丘,手机无信号,无法叫拖车,正手足无措之际,一四轮驱动越野车开来,司机花了6次将我的车拖出,其间拖断他车上几根绳子。离开之际,司机告诉我们,刚跟我们错车时,就在想我的两轮驱动车会陷入沙丘,于是特意返回察看,果不其然。

4 几年前与朋友出去钓鱼,因为我刚买的渔具包装怎么也打不开。于是问旁边欲开车离去的老美是否有剪刀,告知没有,于是只得在一旁看朋友钓鱼。10多分钟后,突然发现刚刚离去的老美开车返回,从家里特意拿来剪刀。

5 每次看到校车将停车标志一伸出来,同向和反向车流乖乖停住,静等孩子们上车,下车,过马路。还有每次只要听到救护车的声音,所有车辆往边上靠,等待救护车过去。

6 儿子前年上幼儿园时,调皮捣蛋让老师告了不少状.说到上课从来不能安静,中午饭不好好吃,还要去打搅别的小朋友,喝水的时候不排队.因此老师说让我到幼儿园参加会议谈谈儿子的教育.本以为是随便聊聊,没想到学校来了三个老师,还从外面请来两个儿童教育专家先在头一天去观察儿子在班上的表现,然后参加会议. 并且一起聊了一个半小时,从儿子的问题分析到家长,老师该怎么做来帮助儿子,并且还建议之后每月一次的后续会议,以评估儿子是否有改进.儿子上幼儿园不但一分钱不交还有早餐和午餐免费供应,有时组织去游乐园,动物园也不交钱(大部分地方上幼儿园不是免费,可能我当时读书的地方属于低收入区,有不少政府补贴,所以免费).为帮助儿子的成长这么兴师动众,并且让我受益非浅,也深受感动。

7 买了东西后,如不满意,退货之方便是国内不可比的。一般3个月之内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退货。所以我现在买东西是尽管放心大胆买,如果不满意拿来退就行了。

8 前年在纽约某政府部门实习的时候,有一次各区县头头(相当于国内的一把手)来单位开会,中午吃饭大家都是各自去外面吃快餐,还有的就在售货机上买瓶饮料,一点小点心当午餐,然后下午大家继续开会。到现在的政府部门上班后,也是有各市长,乡镇长参加的会议,9点开会,10点多散会,各自回单位。据说没饭吃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预算。

9 现在的单位一年掌管和下拨联邦政府来的几千万的项目资金,每年员工聚餐资金来源是靠同事们喝完可乐后回收的可乐瓶换来的钱。并且单位没有一辆公车,需要用时开自己车,然后按里程数报销。

党国英:1958:一个村庄的食堂记忆

 

1958:一个村庄的食堂记忆

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

□撰文:党国英 □参与调查人:曹子坚、魏巍、贾云鹏

兴办公共食堂只是1958年一系列浪漫主义狂热举动中的一项。当今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我和旅美经济学家文贯中先生曾谈起这件事情。他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认为我国1960年前后发生的大饥荒与公共食堂有密切关系。其他学者也有一些别的看法。我也听到过少许年轻学子的看法,认为1958年的制度剧变是我们过去一系列光辉业绩的一部分。

公共食堂兴办过程其实有两个阶段,先是不让所有人民公社社员家里做饭吃,而在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后来因为粮食发生了问题,就限量供饭。不同地方的粮食状况不一样,这两个阶段的时间界限也不同。究竟公共食堂的兴办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也想搞清楚。今年8月,我和兰州大学的几位师生到华北一个村庄做了一段时间的调查,访问了一些年长的村民,也在县档案馆查阅了一些历史档案。

办食堂前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华北村庄,坐落在河北省的南端。村庄的东边就是古卫运河的河道,一些老人还记得当年河水充盈,现在已经完全干涸了。但这条河流上的漕运孕育了这里的粮食贸易传统,使这块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里历史上粮食产量很低。有老农说,现在一户农家的粮食产量抵得上那时半个村庄的粮食产量。1958年,政治形势早已稳定,但当时的农业科技还没有明显进步。从官方资料看,当时小麦平均亩产135斤,玉米和高粱平均140斤,红薯平均1600斤。

粮食紧缺,农民想了一个办法,用麦子换高粱。兑换的比例令我惊奇,一斗高粱能换一斗二升麦子!为什么这样不合理?老农解释说,因为高粱难吃,人吃得少,就能节省粮食!一位已经七十多岁的地主的后代告诉我,他的爷爷在家里吃饭最受优待,但每年也就能吃到几次白面馒头。粗粮是他们的主食。地主家尚且如此,其他农户家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改革开放前,日子最好过的是1953年—1955年,农民这样回忆说。生活改善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战争的结束,横行乡里的土匪流寇被消灭,社会安定了,农民得以安心生产。土改前,这个村庄几乎所有的“贫农”都有土地,少则五六亩,多则十几亩;两户地主家的土地多一些,但他们人口也多。面对土匪流寇,地主的命运比少地的农民好不了多少,他们也不愿意多置地产。总体看,这里没有明显的土地占有上的两极分化。中国旧时代的匪患对农民的影响,常常甚于阶级分化的影响,这与后来教科书告诉我们的情形很不相同。

随着合作化运动开始,农民的生活水平开始降低。土地瘠薄,没有劳动者的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必然下降。农民说,玉米从播种到收获,要锄8遍草,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监督这样的劳动是非常困难的。从1957年开始,政府就号召提高农产品产量,干部组织生产队大量种植地瓜(红薯),粮食种得少了。没有可靠资料表明1957年全县究竟种了多少地瓜,但1958年的情况比较清楚。这年全县种棉花24万亩,种粮食作物50万亩,其中地瓜竟达38万亩(春地瓜10万亩,秋地瓜28万亩)!这种农作物播种的指令性计划严重背离了当地的农业传统(历史上这里种红薯的土地面积只占总面积的2%左右)。从农民的回忆以及全县的一般情况推断,这个村大部分土地也种了红薯。

1958年春天,办公共食堂的指示开始执行。先做的事情是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时,大部分农民家里只有30斤左右的粮食。多的也不过二三百斤,这样的户数有三四户,所以收到的粮食吃不了多久。当时的会计现在七十多岁了,他回忆,干部从他家里拿走十几斤黄豆,七八斤带皮谷子,还有红薯干三四十斤,黑南瓜二百多斤。他还说,1957年的时候,农民每家每天也就吃3两粮食。

成人吃稀的,学生和老人吃稠的

公共食堂刚开始办的时候,是放开肚皮吃,但因为粮食很少,也就不敢精米精面地吃。成人吃的饭是粮食与地瓜干混合煮的饭,比较稀。儿童在幼儿园有专人看管,是为了让妇女有更多的时间下地干活。干部们做了一个决策,给儿童、小学生和老人吃稠一点的饭,大家都没有意见。很快,粮食就吃完了。年长村民们的记忆也不太清楚,有的说放开肚皮吃的时间有一个月,还有的说只有大约20天。再后来地瓜干也没有多少了,就开始吃夏天地里新产出的东西,主要是胡萝卜。这种没有热量的东西不顶饱,大家都很能吃,于是也就不敢放开肚皮吃了。

全村办了四个食堂,后来合为两个。每个食堂又分成几口锅,全村13口锅,分别支在不同的农户家里。所有农家大体分成13份,被分配到每口锅上吃饭。食堂设有事务长,每天将做饭的原料分给每一口锅上做饭的妇女。

我问村民:食物这样短缺,事务长和锅上的炊事员会不会多吃多占?村民说,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那时,一碗饭和生死联系在一起,谁也没有那个胆量多吃多占。

公共食堂到底办了多长时间?几位年老的村民也记不准确了。他们大体记得,到1959年春节,村里给每一家分了一点面粉过年,村民们在家里吃了一顿年饭。过完年后又继续吃食堂,实在没有吃的了,时间不长就散伙了。

公共食堂的这种情形,自然不能为村民提供起码的营养水平。会不会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回答这个问题颇让村民们犯难。体弱多病的人加上营养不良,自然容易死亡,但很难说他们是饿死的。

为什么躲不过1958年?

大多数村民不喜欢在公共食堂吃饭。干部们有两个办法把村民拉到公共食堂。

第一个办法是把村民家里的粮食悉数收走。也有胆子大的农民偷藏粮食,但这种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在经常召开的斗争会上,村民对私藏粮食的人拳打脚踢,没有多少人能扛得住。有老人回忆,有的村民私藏粮食后又害怕起来,便半夜三更把粮食偷偷地倒在野地里,以免干部们再来家里搜出粮食。命之所系的粮食就这样被糟蹋了。

第二个办法是收走村民家里的铁锅,让农民在家里不能做饭。1958年,这里也搞“大炼钢铁”,每家农户的铁锅都被收走,成了炼钢的原料。办了公共食堂,铁锅还有什么用!这是收走铁锅的理由。可是,胆大的村民还要在家里做饭吃,或者吃自家私藏的粮食,或者偷集体地里的地瓜、萝卜吃。没有铁锅怎么办?用沙锅来代替。那时沙锅卖得好了。

家里做饭要烧火,但不能冒烟,以免被干部发现。有点钱的人可以用木炭解决问题,穷人就在晚上做饭,还要防止烟气跑到户外。

饥饿难耐,敢不敢跑出村外要饭吃?一般不敢。人民公社运动是全国性的,跑出去要饭很容易被逮着,还会被看作抗拒社会主义的懒汉,要接受斗争。但据我了解,这样对农民的紧密控制并不是全国性的。至少在陕北,这种控制并不紧密。

在乡里乡亲之间,干部们执行大家所厌恶的政策,能下得了手么?农民们不能集体抗拒么?当代人也许对此很难理解。但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当代人能做的是解释它,而不是否认它。

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受村民欢迎的好人,他从战争年代就开始做党的基层领导。1958年他吃了一个大亏。这年,上级政府号召提高播种密度,用三条腿的耧来播种,但这位书记不相信这个办法能增产,坚持用传统的两腿耧播种。就这样一件事情,他遭到了“拔白旗”的命运,上了斗争会的板凳,并被斗争者踢下了板凳。干部不听话尚且会遭受严厉处罚,其他农民自然会害怕的。

不过,换个角度看,农民们也是比较“自觉”的。政府要办公共食堂,大家也就办了;多数农民也乖乖地交出了粮食。政府又允许停办公共食堂,大家就回家吃饭去了。华北的农民自古以来就饱受战争的蹂躏,学会了在忍辱负重中生存的本领。日本人侵占华北,但真正面对老百姓的是“皇协军”,日本人忙着对国共军队作战。“皇协军”也想让地方秩序安定下来,偶尔会敲打一下地方恶势力,但总体上那是一个官匪勾结、民不聊生的时代。

土匪喜欢华北平原。在这里,家家总有一些粮食,小农户也没有武装手段对抗土匪。而土匪在平原地区又有很好的机动性。农民对付匪患的一个办法是“装穷”。他们本来就穷,但要装得更穷。哪家农民的生活如果稍显富裕,立刻就有村里的“地勾子”报告给土匪,这家人就要遭殃了。敢于多购置土地当地主的农户必然是人丁兴旺的农户,他们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对抗土匪,人均占有土地也不多,实际生活水平也不高。即使如此,地主家的人还有可能做土匪的人质。在这块土地上,并没有很大的地主,地权分配比较平均。按我们的调查,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户不到1%。

有人拿西北山区农民和华北平原的农民做了一个比较,发现西北山区农民从房屋建造到室内中堂布置,都显示出某种文化气息,而华北平原的农民则似乎过着一种没有任何文化含量的生活,全部生活围绕一个字——吃。原来这是农民的一种十分无奈的生活方式选择。农民靠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贫穷与琐屑,换得了活命的机会。当人只顾得活命的时候,就只能与所谓文化相揖别。

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在这里,有一种掠夺性的制度在农民内部建立起来了。农户家家都可能做“地勾子”,于是就没有谁敢在家里藏粮食。当大家都希望从别人家里掏出更多的粮食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时,就都逃不过饥饿的命运了。大家都真正穷了,就不用装穷了。而每一个人都穷了以后,人们也就不用再和谁去对抗了,因为对抗已经不能换来任何利益。这个制度的好坏实际上是一个“皇帝新衣”的故事,它的始作俑者和实施者都知道这个制度必须终结。但制度的惯性再加上一些偶然的历史事变,使这个制度的直接危害竟延续数年之久。

这段历史,大人物可以叫它做“一段弯路”,哲学家可以叫它做“能变好事的坏事”,但在当事农民那里,这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中国天安门母亲就缅甸军政府血腥镇压和平示威者的严正声明

 

我们作为1989年北京“六四”惨案死难者的亲属,作为在当年那场大屠杀的血泊中站立起来的天安门母亲,连日来一直关注着缅甸事态的发展。至今日,我们惊悉这场军警与僧侣的冲突已演化为流血的惨剧。截至目前,缅甸官方承认,至少有十人被军警打死;另据香港《明报》综合德通社、美聯社、路透社、泰晤士報的报道指出:有缅甸异见组织称,迄今已有200人被杀,300名僧侣被捕。

在此,我们怀着对于死难者及其亲属的深切同情,愤怒谴责缅甸军政当局的暴行,警告他们立即住手。

在此,我们也正告中国政府,全世界正义人们想要看到的,绝不是那种不偏不倚的虚伪表态,更不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投下包庇缅甸暴政的反对票,而是站在正义立场的严正制裁和谴责。这次发生在缅甸的流血惨案,是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几个专制暴政对于生命的野蛮屠戮,是对世界和平的践踏,是逆全球民主化潮流而动,是对人类良知和自由力量的公然挑战,人们将拭目以待,在这场文明与野蛮的较量中,中国政府究竟作出何种选择!

自从89年北京的”六四”惨案以来,我们这些惨案的受害者,始终怀抱着一个不移的信念:像”六四”那样的血腥屠杀,再也不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也不能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了。为此,我们始终如一地谴责专制独裁的野蛮暴行,我们也真诚地呼吁所有的和平抗议者保持理性和克制。然而,这次我们在缅甸街头看到的和平抗议者,恰恰是以慈悲为念佛教僧侣们,请问:缅甸的军政当局有什么理由把枪口对准他们!

面对缅甸民众的这场血光之灾,我们郑重声明:

一,我们呼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谴责缅甸军政当局的暴行,果断地采取有效措施和切实步骤,立即制止这场有可能给亚洲及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暴行。

二,我们呼吁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政府,立即放弃在缅甸问题上的暧昧态度,采取与世界上主持正义的政府合作的立场。中国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作为缅甸的一个”友好近邻”,如果不能在这次缅甸危机中发挥其正面的影响力,将是对世界和平的犯罪。

三,我们呼吁全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密切关注缅甸事态的发展,用各种方式声援缅甸的和平示威者,阻止这个国家专制暴政的进一步肆虐。

四,我们要求缅甸军政当局立即放弃暴力,改弦更张,以平等对话的方式解决当前的危机。我们要求缅甸军政当局立即恢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姬女士的自由,开放新闻,解除压制,启动民主,达成全民和解。

最后,我们再次对此次缅甸流血冲突中的罹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向死者的亲属表示深切的慰问。

我们愿意告诉缅甸的和平示威者,中国的天安门母亲将始终同你们站在一起。

中国天安门母亲:

丁子霖、张先玲、周淑庄、李雪文、徐珏、尹敏、高婕、马雪琴、张振霞、刘淑琴、黄雪芬等127人。

2007年9月29日

阿  森:真和假的故事

 

真和假是逻辑学中的一种命题,这种真和假没有实际意义,它必须和一系列前提所组成,才会显得有意义.比如“人活下去要有钱,我要活下去,所有我必须有钱.”虽然俗了点,但前提正确,内容具体,不得不承认这是放之四海的真理,又比如: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所以我们也必须找个又能赚钱,又能生活好的地方。可这个正确命题,往前推三十年却是错的。越是苦,越是累,越不是人呆的地方越是要去。它违反人性可又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徵。所以那时候这也是一个真的命题.回想十多年前,当我们双脚踏出国门时,不是也为了寻找一个真吗?今天我们怀里藏者澳大利亚护照,又回到了中国,看看这一切真的,假的,尽管我睁大了眼睛,可脑子里还是糊糊涂涂,压根分不清子丑寅卯,中国变化之大,不是一件事、一个人能反映的,况且我们这些游子是匆匆过客,我也只能用一些支离破碎的情节来支撑我对中国的一些印象,一些不完整的真和假的故事。

景一:上海国营电视台正在播放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易经”的专家谈浦东陆家嘴的“东方明珠”电视塔。他说:这个东方明珠的位置是得天独厚的,它正处在陆家嘴的龙头位置,面对中国最繁华的外滩,它吸收着苏州河沖出的灵气,后以浦东地区为垫托,形成坚挺之势,加上杨浦大桥,南浦大桥,犹如插了翅膀,连上外高桥保税区的龙脉,龙尾欲欲在动,一条活生生的东方巨龙已呈腾飞之势,一条百年不遇的巨龙,这是我们这一代的福气。当市委领导英明地在陆家嘴确定“东方明珠”的位置时,实际已是在画龙点睛,真奇怪,如果你不信,你可以到浦西最着名的四条马路上,都可以发现“东方明珠”和他们都成垂直线。奇迹啊!就象飞龙从嘴里吐出来的金线。有这一条龙,中国的经济能不腾飞吗?我不懂风水,更不懂由於风水而产生的后果,可我知道天时、地利、人和。“东方明珠”的确造得非常宏大,它由线和球组合而成,远看近看都抢眼。为了佐证这位专家的说法,我特意去了这四条马路进行实地勘察,真是这样。可当我在三十里外的吴淞,和四十里外的闵行一些小街上也发现“东方明珠”与它成直线时,我不仅对这个结论产生了怀疑。这是一个讲唯物主义讲了半个世纪的国度,我们知道一个物体越高,越能和水准线上的东西成直角,如果在月亮上造一座塔,它和全世界都成直线了,而世界上又有多少人为月亮的风水叫好呢?那些龙头,龙尾,龙翅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这种似真似假的说法您信吗?

景二:我是扛着一箱子苹果去看望我的老朋友,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拎上几个水果去访客,不免有些“小儿科”,苹果是“富士”的,红通通的,每一个还套上了塑胶袋。当我把苹果放下的时候,发现墙角还有那么几箱放着,我不免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不满.离开上海才十多年,怎么连世面上是什么行情也搞不清了。电视不是天天说:送礼要送脑白金。寒暄了几句便问上:“日子过得好不好?”“不好。”她回答得乾脆,明确.“正准备打官司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话还未出口,泪水就刷刷地下来了。原来她现在一家上市公司任财务,先生聪明,开了公司,赚了大钱,孩子也大学毕业了。照理一家日子过得属“小康”了,可前些日子她偏偏发现乳房上长了一个硬块,经过几位专家的会诊,确定为“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番考虑后决定找一家最好的医院动手术,理由是好医院,好医生,好设备,好治疗,手术肯定不会马虎。结果和预期一样,手术非常成功,整个乳房被切除了,而且被切除得乾乾净净,一个月后,她拿到了进一步的化验报告,肿块是良性的并祝贺她,没有任何生命危险.一个不大不小,令人无奈的国际玩笑诞生了。“那么在手术前为什么没有确诊到底是否良性还是恶性,还是非要在切下来后才能知道呢?”“你问我,我去问谁,我又不是医生。”“听说国内看病、吃药都兴送红包,可能因为没有送而产生了这些后果?”“我上海生活了这么些年,这个行情当然懂,什么样的手术送什么样的尺寸,我是清清楚楚的,一分没少啊!”说到这儿,她已是呜咽了。“你看看,这是他们拿了钱以后的收据。”收据是医院正规的回执,上面写道:为了廉洁行医,XXX在本院住院,手术期间,医生没有收过病人的任何钱物。特此证明。

景三:云南路是上海一条着名的美食街,走进这条街就象老鼠掉进米缸里一样,价格低廉,美味实惠,当你啃着臭豆腐干,喝着油豆腐粉丝汤时,那感觉是实实在在的没半点虚伪。这条街做的三黄鸡,肯定是全世界最鲜美的。一碗牛肉汤没喝完,一位西装革履的青年人坐在了我的对面,“先生,看看相吧?”“不不,我从来不算命不看相,因为我不信。”“先生,这不是信不信,问题是咱这辈子有缘,才有幸坐在一起,这是我的福气,是我沾了你的光。”“此话何讲?”“你不用告诉生辰八字,你的过去,现在,将来全现成地写在你的脸上,我只是读出来,让你听听。”我下意识的抹了一下脸,企图掩盖些什么.“你祖上是种田的,直到你父亲在进城,没一个识字的。你是你们家文化程度最高,看你的额头多有灵气,你身上有一种皇气,举止不同一般。你现在不是经理,也起码是个董事长.”我静静地观察他,心里非常舒服,这无疑是当年党支部书记说我绝对没有任何前途以后最具有震撼力和讚美的话语,尽管我目前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任何蛛丝马迹.“你面目和善,亲和力强,领导个二、三千的企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你肯定错了,我有晕官症,不能做官,做官就想贪汙,作坏事,这一辈子我最大的官就是机关星期六上午两小时政治学习的第三临时召集人。”“这正说明你的人格不同一般,现在的官场要多黑有多黑,你在官场上混还能这样清白,难能可贵.”我顺手给了他十元人民币,我知道这是二十个炸糯米团的代价.“你的面相是大富大贵,先生你待到三十六岁,必脱去蓝衫换紫袍,我们后会有期。”我知道他拿了钱已经无心恋战,不过我还是珍惜这次奇妙的体验。他说的是一派胡言,三十六岁时我正被澳大利亚资本家剥削得分不清东南西北,而且他可能说的是下辈子的三十六岁吧。当看不到那身影时我又后悔没问他我什么时候能中六合彩,管他真的假的。

景四:手中有一张名片,是大白天逛马路时一位女子塞给我的。名片正面是:华东实业有限公司。两旁是:敬请保留,以备急用。中间是一排传呼号,下麵是:珍爱生命,自尊自爱,共同智取商机.反面的上端:本公司代办以下文凭证件。我简单的列出一些:刻章,中、大专,本科,学士,硕士,会计,英语四、六级,导游,驾驶,工程师,身份证,未婚,结婚,离婚,退伍,残疾,公证,电焊,资格,电脑,厨师,等等。下端:并可根据需要制作个人档案。我看了名片后返身追上那女子,“对不起,能不能帮我造个死亡证?”“为什么?”“因为第一、人总要死的。第二、人在活着的时候看到自己的死亡证明不是很有意思吗?”“可以,没问题,保证一模一样,价格大概在2000元左右。”“这样做到底犯不犯法?”“犯法?这样做国家又没有什么损失,我们又不伸手拿国家一分钱,而且方便的是群众。我们帮助的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懂吗?”振振有辞,句句在理。

我知道这种东西铺天盖地,甚於蔓延至国际.澳大利亚也其中之一。一位手持正宗澳大利亚大学MBA(工商行政管理硕士)文凭的朋友对我说,他又在中国函授攻读美国某大学的PHD(博士)了,当年拿MBA时已让我吃惊不小,当时国内急需工商管理人才,MBA行情炙手可热。上海市就从一些干部中抽出部分人,经过一个月的英语强化,带上翻译.并带一笔足以让澳洲大学眼红的学费来澳洲某大学进行六个月硕士学习。期间他们对CROWN CASINO,SUNDAY MARKET,GARAGE SALE,TABLE DANCING作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以后是我儿子帮他整改了硕士毕业论文。没有任何人说过我儿子在某方面有天才哦。罪过在於他的父母从未有过天才。当完成并通过这篇论文时,我儿子正就读於一所公立开关门的小学二年级,英语成绩从未到过A.

景五。刚一回到祖国的家,妈妈就对我下了一道禁令。买东西我陪你去,找钱一定要看真假。大饭馆可以吃,地摊上的东西决不能买.妈妈用心良苦,我当然心领神会。不过有一天路过一个菜市场时,我还是忍不住了。现在的菜场和几十年前大不一样,时令蔬菜,大荤小荤,应有尽有。记得当年,有一次买猪腰是朋友的太太生孩子医院开了证明才买到的。到澳洲头几年就发誓恶补“猪腰”,结果没多少日子,就败下阵来,眼睛就压根不想,也不敢朝“猪腰”望一望。现在情况大改观,市场上什么都不缺,按时髦的话说,就缺人民币。我在一个鱼档前站住了,摊主是一位中年崇明妇女。我在祟明混过一些日子,一听她的口音侃上几句决无问题,一分钟后我们已经是近亲乡邻了。大黄鱼是我多年未尝的美食,顺手选了一条大的,准备带回家做个鱼汤什么的,尽管我在套近乎,可革命警惕性还是很高。我知道大多数人是好人,但还有百分之五是坏人哪,十三亿乘百分之五就是六千五百万,不得不防,我用手拍拍鱼身,硬的,再用布擦擦,如果黄颜色能擦掉,那可能是白鱼.用手再掰开鱼头旁的鳃,鲜红的。我是非常内行的,骗我没门,请原谅这些举动,这是长期呆在国外,反动负面报导看得太多的缘故。我付了钱,心里就象敲了得胜鼓一样,嘴上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句“SEE YOU LATE.”

可见到妈妈后我再也没发过声音。“鱼冰到这种程度肯定已经坏了,鱼鳃的红是用鸡血染上去的,你看用手一抹就掉了,头都烂了,不能光用眼用手,还得用鼻,闻一闻,绝对就是臭的,怎么能吃呀?”说完就将它扔进了垃圾筒。我望着这条被扔的鱼,心里在想:中国究竟少的是人民币,还是少了有一年大学高考的命题:“诚信”。

景六:人称岳父为泰山,结果泰山倒了。岳父早年在上海商场上滚打,当百万雄师过大江后,岳父的事业同蒋家王朝一样,分崩离析。他扔下了厂子,扔下了孩子,逃到了香港,他恨社会主义,恨共产党,他想尽一切办法把国内的孩子一个个搞到国外,每次在罗湖桥边接过关儿女时,会涌起一股胜利感。西方有电影叫《胜利大逃亡》,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他闭眼不看五星红旗,这一闭就是四十多年。终於有一天他憋不住了,回了一次上海,他觉得中国人比英国人有本事多了。你看上海搞得哪点比香港差。接下来是岳父每年回一次国。当他把一个个红包发给那些八竿子也打不到的亲戚和当年配合解放军起来造反的员工们时,他感到扬眉吐气,幸福极了。我暗暗在思忖,莫非他老人家进了中央党校短训班,而且真正懂得实践是检验的真理唯一标准,事实上他用他的一生来证明他爱中国,他爱这块土地。

女儿们一个个像鸟一样从海上飞回已故父亲的身边,可没有一个知道这葬礼到底怎么办?按国外规矩没这条件,按国内行情又无人知晓。经高人指点找到了一家殡葬公司,经理保证这是他们的份内活,小事一桩,他们提供优质、体面、到位的“一条龙”服务。事后我们瞭解到,所谓“一条龙”,即安排葬礼,花圈,佛事,豆腐饭,火化,下葬等等。家属只要把钱付了就行。这的确省大家不少心。葬礼被安排在殡仪馆,一处象苏州园林一样的地方进行。环境非常精巧,美丽,其中还有一间茶室,放满了饮料,供那些悲伤的人们喝口水,接接力。葬礼迟迟没有开始,因为和尚未到。过了不久,只见一辆辆骑摩托车的年轻人鱼贯而入,他们戴着头盔,身着T恤,车后带一个竹箱子。猛一看还以为是敌后武工队,李向阳来了。他们身手敏捷,从箱子里取出袈裟往身上一披,换双布鞋,立刻进入角色。从一个攻关和尚(名片上为玉佛寺攻关部)处瞭解到,他们是赶场子的,就象那些艺人走穴一样,一场接一场,公式化,程式化,他说他们是上海滩上最正宗的,有一次一副市长死了也是他们做的佛事。我顿时觉得岳父档次又提高了一层,竟和市长搞到一块了。悲哀的时刻到了,那就是瞻仰遗容。当我和太太靠近棺木时,我们真的有些吃惊,太太望望我,我望望太太,“会不会搞错地方,那是我爸?”只见那棺木里的人头顶莲花帽,身披一条黄白相嵌的长袍,旁边还放了一根手杖。“不象你爸,到有点象去西天取经的唐僧,爸爸怎么会搞成这样。”我们向有关人员问个明白,“这是福气,只有过八十五岁的老人才允许穿戴这个,一般人想都别想。”他压低声:“就是当年毛泽东也没这福气,还差一岁哪!”真的,假的?这就是改革后的中国,我不得不服。

最后一个小时是超度,因为我不懂佛语,所以压根就不明白是在说什么.倒是太太和长房长孙捂着嘴从里面跑出来。“这个大悲大痛的时刻,你们这帮不孝子孙怎么笑得出来。”“你自己去听听。”太太抗争道。不过一听我也笑了,和尚同志是根据一份死亡登记证和人民日报社论在超度的:口音是淮河以南,我拒绝用长江以北,整个颂词是根据公尺谱,没有两个半音,也没有和声,虽然单调,但不失传统.歌词大意“喃……无……XXX生於旧社会,天混地暗,尝尽人间苦,喔……眯……,邓小平,江主席,一国两制真英明,香港人民找到了娘,陀……佛……,XXX老先生,身在香港,心系祖国。又出钱,又出力,一代风范,万人景仰老华侨,呜啊嘿呦,三个代表指方向,共创二十一世纪好时光……”我对他们这批社会主义的和尚的觉悟,水准,立意,创新再一次表示崇高的敬礼,能祝他老人家一路平安,我们又有什么异议呢?花这点钱,值!

不再多写了,拉拉扯扯写这么长.案头上放着一瓶药酒,酒是江淮大麯,地方名酒,朋友送的,我问为什么不送全国名酒给我呢?答:越好的酒,越贵的酒,假冒的人越多。人参是上海名店雷允上的,可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却起了化学变化,只见头几天泛黄,发青,变绿,再过几天一线红丝从中而出。如落日余晖,由於比重关系,红是红,绿是绿,黄是黄,真是好看。太太说这酒不能喝,有毒,这是结论。但由此产生另外一个问题,结论为假,那么其中必有一前提为假,或者两者前提都假。如果结论为真,那么两个前提必须为真,不能有一个假。谁是假的,酒还是人参?我肯定不会,也没这个时间去知道究竟谁真谁假。反正我知道任何商品都有它的两重性,如果没有使用价值,就必定有它的观赏价值。您说呢?留着它,慢慢看吧。

徐友渔:中国需要一场信仰的复兴吗

 

相比于世界上其他民族,中国人可能是最没有信仰的。当然仪式不见得最少,中国人历来对赵公元帅的礼拜最勤,对关公的作揖最多,但这算是信仰吗?其实,不管有多少野狐禅,信的是钱,仰的是利而已。

今天,中国人的信仰状态是很不正常的,法国人克雷蒙梭有句名言:“一个人30岁之前不信社会主义,说明他没有心肝;30岁之后还信社会主义,说明他没有头脑。”在我们这里,信社会主义主义的多半是远远超过30岁的,往往是七老八十的,尤其是被称为“老同志”的人,而30岁以下的人不但不信社会主义,什么主义也不信。可见,现在的人是既没有心肝,也没有头脑。

但是,缺乏信仰似乎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才具有的特征,而且是令人不安的特征。因为,中国人不久前刚经历过极度有信仰,信仰得走火入魔的时代。我们可以把1966至1976年称为“信仰的时代”,一个信仰偏执得既没有心肝,也没有头脑的时代。从那个时代的口号就可以看出信仰的坚定程度和无处不在:“抛头颅、洒热血,誓死捍卫XXX”、“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事实上,当代信仰的缺失不过是对那个信仰时代的反动,1966至1976年的虚假、盲目、狂热透支了中国人长时期的信仰。

一位研究文革的外国学者辛格(Martin Singer)说:“对大多数中国青年学生而言,文革代表了一种伤害性的失去政治上的纯真。这种纯真——以及相伴的乐观和献身精神——对于奋力拼搏以告别过去并在现代各国中确立自己地位的国家而言,是很有价值的资源。这种纯真只会失去一次……这种纯真失落了,这是文革的真正悲剧。”

另一位汉学家石文安(Anne F.Thurston)对文革后果作总结时说:“潜藏在对于文革后果各种反映后面的是一种深刻的失落感——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失落;地位和荣誉的失落;前途和尊严的失落;希望和理想的失落;时间、真理和生命的失落;总之,几乎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的失落。”

旧信仰的丧失是好是坏?人们莫衷一是,见仁见智。有人看重旧信仰中虚伪、强制,“以理杀人”的一面,对于“躲避崇高”发出由衷的赞叹;有人高举信仰的大旗,大声疾呼要抵制道德的溃败,坚守理想的高地。前一种人对历史的经验有深切体会,但他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宁当真小人,不做伪君子”这种痞子心态能否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信念和主流价值?后一种人只管信仰和理想的有无,不看它们的具体内容,人们有理由怀疑,对他们来说,法西斯时代的统一意志和统一步伐也是一种理想境界。

古往今来,信仰不过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精神、文化、心理样态的正常表现,但因为我们是从一个反常的时代走过来的,所以我们谈及信仰时情况就要复杂一些。我们曾经有过分虚幻的信仰,所以现在有令人忧虑的虚无;我们曾经有对物质享受和经济利益的极度蔑视,这导致了目前向另一个极端的反弹。人们大概不会忘记,文革中最高领袖的指示是:“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文革结束后,年轻人中间讨论得最为热烈的问题是:个人利益、个人前途有没有合法性?当中国现代化的征程重新启动时,我们曾经需要对传统理念“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拨乱反正。但是,我们不应该永远以那个反常的年代为参照,我们也不应该相信“矫枉必须过正”。

不论作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说当今中国商业力量扩张、物欲膨胀,是不过分的。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能与这种力量和欲望相抗衡的信仰的作用,是很难看到的。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并发出呼吁:我们应该找回失去的信仰、归回失去的精神家园,我们不能满足于人目前这种只是由利害结成的人际关系!问题在于,我们过去有什么样的信仰,什么样的人际关系?那因为不满现状而臆想出来伊甸园,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哪一个年代?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曾经经历的信仰时代,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的时代,是学生斗争老师校长,子女揭发家长的时代。不错,那个时代提倡雷锋精神,“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但后来人有所不知的是,还有“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还应该清醒地看到,笼统地反对物欲是偏颇的。那些已经发财还只想进一步发财的人固然很鄙俗,但那些为温饱问题所困的人顽强的物质追求却令人同情,对后一种人而言,物质追求不是信仰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中国,还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解决信仰问题之前要解决生存问题。

值得注意和令人欣慰的是,在从事工商业活动和有条件沉醉于物质享受的人群中,已经有不少人把信仰放在个人生活的首位。我见过一些社会学调查报告,知道当前中国各地都有一些老板或白领是基督徒、佛教徒,或者信奉道教、儒教,以及我们不那么熟悉的其他宗教,这些社会学调查报告还指出,有宗教信仰的人士在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或工作时,诚信度往往高于一般人。

我们不能指望在中国有一个信仰的复兴运动,但可以期望人们会自生自发地追寻和坚守信仰。这样的信仰者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只会是少数,但他们像商海中的孤岛,像物欲沙漠中星星点点般的绿洲,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之所在,希望之所在。

于德清:中国诗歌的末法时代

 

佛家讲,佛祖灭度后,要经过正法时代一千年,像法时代一千年,末法时代一万年。在末法时代,寺庙也不坚固,邪魔会打着佛祖的名号在世间横行。以法眼观之,中国当代诗歌的困境与这“末法时代”颇为相似。只是中国诗歌从80年代的正法时代到末法时代的转承实在太快。两千年太久,只争朝夕,眨眼之间,中国诗歌就从狂飙突进的高峰跌入了末法时代的深渊。

按照末法时代的标准来看,当代诗歌的“寺庙”已经不再坚固。最近,《中国青年报》刊发“冰点”文章《诗人不可承受之重》,直陈《诗刊》的发行量由鼎盛期的54万份跌至目前的4万份左右。《诗刊》尚且如此,其他的诗歌刊物又何以堪言?如果考虑到,这大大小小的诗歌刊物都是属于事业性编制,并且刊物的出版和刊物的人员一直享受着财政输血,尽管这些公币也并不宽余,仅够延续生命,那么,说这些刊物已经死亡,也并不为过。作法事也得有个道场,这些刊物就是诗人们的传统阵地,只是在一处处危房之内安能念出什么真经?当然,也有人在网上另开分店,可惜香火也不旺。新进的信息传播手段,并没有成为诗歌复兴的舞台。大家还不又都涌进了博客时代,做起了诗歌的个体户。也许,很多人应该向体制感恩,因为体制的存在没有让这座诗歌的大厦像大桥一样垮塌,让当代诗歌崩溃的时机一再延宕。

当然,体面的长衫终究是罩不住逼仄的现实,掩饰不住诗歌人口的委靡。而中国诗歌末法时代最大的病灶,是人们不再知道什么诗,是各种关于诗歌的歪理邪说畅销于诗坛。《新京报》在9月25日中秋节这天推出的《中秋诗刊》,这份诗歌特刊虽说是诗人荟萃,读罢却感觉是江郎扎堆。不但,暴露了当代诗人们创作力的枯竭,也说明当代人对什么是诗也搞不清楚了。

这辑命题作文式的特刊,要求几十位诗人共同以月亮为题赋诗一首,当然写的都是现代诗。不能不说,中秋诗刊的策划创意非常好,不过翻阅下来,除了北岛的(还是以前的旧作)和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两首诗还不错,其他大多味同嚼蜡。当然,命题赋诗难有佳作自古使然,唐朝科举考诗考了几百年,也没出来几首上品。但是,无论如何,命题作诗也应该能够体现出一种水准,可惜,有些人的诗实在是说不过去,更不敢说是诗。

这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去年网友要恶搞梨花体了。那次事件的本质正是社会发出了对什么诗的怀疑。其后,声援赵丽华的诗歌朗诵会又以脱衣至赤裸的闹剧收场。这一系列的事件也许只体现了一种存在主义的荒谬,证明有人还在写诗,在我们这个时代诗人们仍然在场。在场只不过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出现,却不是价值的呈现。也就是说,诗人在,诗却不在了。

如果说,80年代的诗歌繁荣不正常,那么这如死灰一般的诗坛胜景,就是正常了吗?对于80年代,西川说:“人们并不是对诗歌有热情,而是对政治有热情。”北岛说:“那时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些误会再也不会有了。”西川和北岛的说法,应该说是当代诗人群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反思。但是,如果把那场曾经的诗坛雄起,只看作一场建立在误会基础上的非理性繁荣,恐怕说不过去。把社会对诗歌的热情解读为政治热情,更是忽略了那个时代的热情本身,也不恰当。诗歌回避不了政治,也回避不了历史,当然更回避不了商业化,这些东西不只是皮相,也是诗的载体,是诗的血肉和精神所在。而试图将诗歌与这一切幻象剥离出来,就导致了诗歌表达空间的萎缩。这也构成了90年代后,诗歌的主流。与此同时,中国当代诗歌在90年代也开出了以海子为代表的另一派,海子把诗歌的创作空间向内延伸,引入文化和灵魂的深处,试图将诗歌向宗教升华。可惜,随着海子的自杀,这条道路也基本荒芜。

但是,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当大家放弃了对现实和灵魂的拷问之后,那就不再是诗人,而是犬儒主义的门徒。当然犬儒们所有生存哲学的要义就是苟活而已。犬儒主义深入人心是大家在商业和体制之外所很少谈的一点。犬儒主义对人们心灵自由和诗情的侵蚀也许远甚于商业和政治。

所以,当此之际,我们看到,诗歌被当作歌颂的工具,被当作邀取功名的道具,被当作一小撮人把弄的玩具。中国诗坛的没落毋宁说来自于精神的堕落。释迦牟尼说,末法时代要经历一万年。那么中国诗歌的末法时代要经历多少年?如果我们还寄希望于现今这些诗人的话,那就等他们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