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今年3月16日通过了物权法草案，并从明天起正式实施。本报今天以“强制拆迁”作为切入口，点面结合，描摹了物权法缺位时代不无残酷的城市图景，揭示出私有财产权被强制性扭曲乃至遭到野蛮清除的现实。而今，物权法终于来到人间，其实它一出生就被寄予厚望，国民希望用它消弭强拆带来的社会心理创伤，进而匡扶正义，廓清既有的财产秩序。
作为中国民法典的重要支柱之一，物权法选择在国庆日实施，自然有着强烈的寓意。有关出台这部法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长达13年的8次审议中已有丰富的阐述。应当讲，物权法艰难诞生，遭受的阻力与它隐含的多重理想成正比。正像见报的深度报道所表达的那样，个人、家庭的命运因强制性拆迁被颠覆，行政冲动对私有产权的压迫加重了社会不公，同时也制造了社会不稳定隐患。虽然还无法乐观，单凭物权法并不能彻底杜绝这一切苦难，但它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和许诺依旧重要，至少确立了阻拦或防止强制剥夺私产的基本条件，尽管那绝非唯一的条件。
当然，根治强制性拆迁不能代表物权法的所有内容，但中国城市上演的一幕幕惨烈景象，足以考验物权法在现实处境中的耐力、生命力。或许很难断言，目前是国家采取强制性拆迁最多的时代，不过，强制性拆迁所孕育的恶性机理并不会随物权法的实施而消失，反而可能在新的博弈格局中转换成新的反对力量。因此，后物权法时代并非没来由的清平世界，它太需要一如既往的争取了。换言之，物权法能被实践的程度取决于它遏制公权力的信心和能量，取决于它对利益集团强制私产过渡的反制力。不错，物权法提供了将私权从公权中挣脱出来的机遇，但解放的曙光掌握在政府而非公民手中。
不能不予以警惕的是，物权法之前，有关私产的保护在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已有充分显示，但在实际操作中，宪法的物权精神和土地法的规定都被广泛规避。政府拆迁赖以凭据的是国务院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而各省普遍据此制定了拆迁细则，上下其手，强化了政府在私产权让渡上的强势地位，几乎是说一不二，个人基于自有产权的谈判权利极其脆弱，随时面临被强制服从的危险。虽然因物权法的实施，土地管理法和拆迁条例都要作出修正，调整与物权法相抵触的部分，但政府与地产商达成的潜规则循例延续，行政权力对私有财产的排他性控制始终未消，拆迁户用物权法抗衡它的努力前途未卜。
除了政府惯性和既得利益，对物权法的挑战全方位存在，它们像物权法尚未产生时那样威胁着私有财产三原则，亦即：稳定的占有、根据同意的转让、允诺的履行。以城市拆迁为例，公民虽有权对拆迁提起诉讼，但法院只能审查政府拆迁的文件是否齐备，而不能否定强制拆迁本身。国民无法援引司法救济，实质上意味着个人不能粉碎政府强制实施的财产控制。根据最新的司法解释，强制性拆迁只要程序合法，事主异议已不重要，政府一旦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即可先行拘留当事人。私有财产权就这么弱不禁风，它对抗的是已经达成默契的制度的恶，物权法若要落实，无可避免要在其间寻求突围。
无论如何，物权法仍给予民众某种希望：借助于私有财产的独立，私人有望不再属于政府任意调控的资源。但新晋的物权法又要直面乃至击破这样的悖论：个人只有获得私有财产权才能阻吓政府对其滥用强制，然而不幸的是，此种“获得”要倚赖拥有必要权力的当局机构才能保障。如此，一个守法的政府是守护物权法精神不被扭曲、不被异化、不被淘空的必要保证。物权法为这样一种政府的完善提供了参照，一个进取的地方政府不应漠视此种吁求，也应当把它奉为奋斗的目标。
本报报道以强制拆迁去观察物权法的前世今生，七分沉郁三分乐观。一部法确实不足以涤荡所有恶，但物权法作为国家协议也罢、私权宣言也好，无论前路多么坎坷，足以承载人心之向往，虽有重重困难亦不能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