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记者受迫害
1、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所属的北京娱乐信报社主管国内新闻的副总编辑骆爽，自2007年9月17日正式离开该报社。骆爽为杂文作家、知名报人，今年40岁，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报社与骆爽解除合同，却没有一个正式的理由。骆爽认为自己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他主管编辑业务的副总编辑职位不会被北京日报这个北京市委机关党报所容忍。党报一般要求主管领导必须是党员。骆爽是2003年进入北京娱乐信报工作并出任主管文化的副总编辑，两年后骆爽主管国内新闻版，当时的信报是由北京市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办的，社长为前北京青年报社长、著名新闻报人崔恩卿，骆爽为崔引进的副总编辑，后崔离任。2007年上半年，该报改为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从一张都市新闻类报纸转为以娱乐为主、生活为辅的都市生活类报纸，北京日报报业集团要求该报纸取消国内新闻、时事新闻、社会新闻等新闻版面，这个时候，骆爽已经在报社没有主管业务阵地了，遂于2007年9月底领取补偿金后结束在该报的工作生涯。骆爽与该报的聘任合同一年一签，9月份离开为报社提前解约，名义上却是骆爽辞职。这是北京电视台发生聘用人员訾北夹捏造纸陷包子假新闻后，北京新闻界推行的一次统一整治行动，要把政治上不放心的人一律清除出新闻单位。2007年7月19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对北京电视台相关责任人做出严肃处理：给予北京电视台台长通报批评，给予北京电视台总编辑行政警告处分，给予北京电视台主管副总编辑张松华记过处分并逼迫其辞职，三人还分别做出深刻检查；给予北京电视台生活节目中心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该中心无正职主任）、分管《透明度》栏目的副主任、《透明度》栏目制片人等三人撤职处分；解除《透明度》栏目有关编辑与北京电视台的劳务关系。
中共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新闻岗位领导工作必须由中共党员担任。《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新录用记者，要求必须是中共党员。新华社还要求新华社新任记者使用手机的应答彩铃声音为广告，广告内容为毛泽东对新华社的一段批示，即“新华社是党领导下的红色通讯社”等内容。2007年9月，浙江省政府交通厅选聘该厅新闻中心主任，也同样要求必须是中共党员。这是与新闻单位对应的政府部门的强制要求，强调党牢牢控制“舆论喉舌”，党外人士不放心，不可信。
2、2007年8月2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北京与曾被中宣部压制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前主编李大同，1976年北京天安门时期的“四五运动”青年参与者、现为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及搜狐网博客频道主编赵牧等人见面。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由外国领导人推行中国的新闻自由。李大同向默克尔介绍了中国媒体及社会的现状，认为促进中国的新闻自由，主要还是靠中国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工作者的努力。1994年开始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以作风敢言著称，很受知识分子欢迎，但在2006年1月突遭中共中央宣传部勒令停刊。《冰点》停刊一个月后复刊，但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被免职。在会见默克尔时，学者展江表示，他主要是提出要推动中国媒体法治的发展，希望中国为传媒立法，规定媒体应该享有的权利，记者应有的权利，提供一些保护，当然也不仅是保护，也有限制媒体可能对社会做成不良影响的方面。默克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时，促请北京让民众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些权利必须包括宗教自由、出版和言论自由。上述四人均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体制内记者和学者、作家，自由记者和独立作家却没有获得会见的机会。原安排默克尔会见上海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沙叶新，后没有结果。默克尔曾于2006年五月访华时，曾在德国大使馆会见《中国农民调查》作者、安徽合肥文联专业作家陈桂棣和吴春桃夫妇会面，了解农民切身的真实问题。
3、2007年8月8日，北京中国日报电子版短暂刊出有关六四屠杀的文字，该报电子版在其奥运栏目内刊登的一篇外电路透社消息，题为Chinainvites the world toOlympics（“中国邀请世界参加奥运”）的报道，报道在倒数第五段中提到，天安门广场在1989年曾经发生军队镇压民主示威运动，造成大量人命伤亡。中国日报是中国大陆目前唯一的一份全国性英文日报，直属国务院新闻办。当天提及六四的这段文字在12小时后被网站删除，但已被多个国内网站包括《人民日报》的英文版网站转载。《中国日报》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查询时称该报道是综合外电报道，并非网站记者所写。此事有可能内部通报批评，但没有记者编辑因此开除。
4、北京《法律与生活》杂志记者盛学友的遭遇：2007年3月20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前《西部时报》记者盛学友诉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政府法制办主任、七台河仲裁委主任刘铭英（第一被告）、七台河仲裁委（第二被告）、七台河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第三被告）、七台河市人民政府（第四被告）侵犯其名誉权一案。盛学友被七台河市政府网站公然侵权多年。2004年，七台河市茄子河区铁山乡企业公司煤矿（以下简称煤矿）发生权属纠纷，案件涉及储海峰、徐金萍、冯吉纯等数人。2005年8月25日、9月15日，盛学友根据七台河市举报人提供的可以采信的录音、录像和生效的法律文书，对这起煤矿纠纷在《西部时报》连续刊发了两篇报道《煤矿权属究竟该归谁》、《煤矿产权究竟该归谁（续）》。2006年10月13日，刘铭英以七台河仲裁委的名义在七台河市政府法制办所属的七台河法制信息网上公开发表了纠正函称：“该文记者充当了文中当事人冯吉纯的代言人……该文通篇以诽谤七台河仲裁委为目标，目的非常明确。满足既得利益的需要。”该纠正函还明确指责“盛学友……颠倒黑白……无知与愚蠢……胆大包天”，多处使用了“法盲”、“恶劣用心”、“谋取不可告人的利益”等词语，明显带有贬损、侮辱及人身攻击的贬义色彩。盛学友决定起诉侵权者。他被《西部时报》解雇后，只好以独立撰稿人身份起诉上述四被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在七台河法制信息网、《西部时报》道歉，并澄清事实、恢复名誉；承担一切诉讼费、律师费及我据实支出的证据保全、公证等费用，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0万元人民币。《中国青年报》评论，“这起罕见的撰稿人状告政府机关名誉侵权案件，无论其进展和最终结果如何，都将对我国官媒对话和新闻人维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2007年4月12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做出（2007）通民初字1994号一审民事判决书认定：政府纠正函对盛学友使用了“无知与愚蠢”、“恶劣用心”、“颠倒黑白”等表述言辞过于激烈尖刻，且将该《纠正函》在七台河法制信息网站上发布，七台河仲裁委的上述行为欠妥，应予批评。七台河仲裁委在《纠正函》使用的一些用词用语虽然不当，但不构成对盛学友名誉权的侵害，原告盛学友要求四被告承担侵权责任依据不足，故对于盛学友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驳回原告盛学友的诉讼请求。盛学友在《煤矿权属究竟该归谁？》一文中的用语用词不属于侮辱、贬损性语言，且没有侮辱、贬损性内容，不构成对仲裁委名誉权的侵害，故对于被告仲裁委的反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驳回被告七台河仲裁委的反诉请求。目前盛学友已上诉，但该案还没有结果。
盛学友是以写稿为生，迄今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发表文章300余万字，很多被转载，曾获第十六届（2002年度）全国法制好新闻（深度报道类）三等奖、第十三届人大好新闻（通讯）三等奖。安徽卫视《记者档案》节目对其以《秉笔走天涯》为题进行了专题报道。北京电视台《城市》栏目以《为了知情权》为题采访了其本人。新加坡著名作家尤今为他题词：“一笔走天下，正义凝笔锋。”他通过20多年的努力和拼搏，不仅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财力和身体健康，甚至很多报道还冒着生命危险，才形成了社会的良好评价。可正是这个政府网的严重侵犯名誉权，导致盛学友2007年被《西部时报》社解雇，所写文章很难被采用，重新找单位也很难被聘用。更为困难的是，他有一个15岁脑瘫的儿子，当年正是他自自由撰稿人身份遭遇迫害，当地警察不明真相闯入他家惊吓了他的幼儿，大脑受刺激，当时的孩子心中爸爸是好人，不会被警察抓，可事实发生了孩子受到极大的伤害。如今，其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长年卧床不起。
5、2007年3月5日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之际出版的第5期《财经》杂志意外夭折。第5期《财经》杂志原刊登法学家江平、应松年等人的记者专访文章，文中透露的“中央办公厅要求确保《物权法》在’人大会’上通过”成为“罪证”，导致该期杂志撤掉有关文章，拉回印刷厂重印，耽搁了原定3月5日的出版时间，大约10天后才重新包装面世，该杂志受批评，经济损失约在二三十万元。2007年4月30日，原已刊登被撤下的有关《物权法》奠基的封面文章，终于第9期《财经》杂志上刊出。《物权法》虽然仓促出台，但获得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后来补发的江平访谈文章没有再出现类似“中央办公厅确保通过”的字样。江平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物权法》起草小组专家成员之一。一般来说，200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物权法（草案）》有关情况的通报”，明确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确保物权法草案顺利通过”为内部不公开的文件。媒体一旦公开，就违反中宣部规定，将受到通报批评。江平本人也认为财经杂志记者稿子中有句话“国办发通知确保通过”是原因。而后来删除该句后可以刊登是《财经》主编胡舒立善于把握运用智慧、摸清政策的底线，与新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提到新闻管理要“多用智慧、少用权力”似有互动。
6、2007年1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批示过的于2004年1月创刊的报纸《经济日报农村版》正式结束，改名称为《中国县域经济报》，改头换面出版。原报名的报纸是“面向乡村干部，在家务农和外出务工的农民，一切关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社会各界人士谈乡情、说实话的公共平台。”创刊第3年后于2006年12月31日关闭。该报前身是《中国农机化报》，后来大致因为经营原因，改名为《中国县域经济报》，由经济日报派本部记者担任总编辑，再后由于办报方向和经营等种种原因，这个报纸也关了。由于国家限制的报纸刊号资源是稀缺的，这个报纸刊号又被改为《经济日报》农村版。由于想配合中央倡导的新农村建设，就找来温家宝批示，但总理批示管不了市场，救不了报纸的命，并不能兑现“真正把经济日报农村版办成农民喜闻乐见的报纸”的要求，于是这张农民的报纸被关。《经济日报》农村版改名还有内幕，新闻出版总署公布对《中国食品质量报》社原四川记者站副站长汪启明、《中华工商时报》社原浙江记者站站长孟怀虎、《经济日报》农村版原浙江记者站副站长等以新闻报导为名，向基层单位和群众敲诈或诈骗财物违法违规活动的通报。目前，4人因涉嫌敲诈已被逮捕。4家报社记者站记者涉嫌敲诈被拘捕。新闻署通报认为，这几起记者涉嫌敲诈或诈骗案件，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严重影响了新闻出版行业的声誉。要求各地有关管理部门和各报社针对记者站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逐一进行检查，对存在的问题逐一纠正，将各项管理措施落到实处。新闻出版总署可以对一张报纸随意改名，改来改去，就是不允许民间自己办报纸刊物，但市场不相信垄断和行政管制，温家宝总理再怎么批示“要真正把农村版办成农民喜闻乐见的报纸”，也救不活这张报纸。
现在《中国县域经济报》经营仍然艰难，报社高层鼓励记者从事有偿新闻拉广告赞助等，2007年6月20日，原《中国县域经济报》山西站记者苗葳不堪广告逼迫而辞职。苗葳介绍，他因为偶尔在一次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批评了《中国县域经济报》不认真做好新闻报道、而是以经营任务压迫记者站的做法，没想到受到《中国县域经济报》社长（原《经济日报农村版》社长、《经济日报》农村部主任）许宝健的责怪、施压，称苗葳“反党反社会主义”。苗葳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蔑，他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主义”，他不过是说了真话，他看不惯《中国县域经济报》一些社长总编既不懂办报纸，又不会搞经营，这些人把经济日报拨付了四年的支持资金都折腾了，报纸也没办好，他决定辞去《中国县域经济报》山西记者站记者职务。他介绍报社的内情：经济日报报业集团当初创办《中国县域经济报》时，规定给予为期五年的拨款支持，2007年是最后一年，报社资金捉襟见肘，报社社长许宝健就拼命地把广告版面压给记者站，让记者站通过广告、宣传版面去拉钱、创收，各地记者站怨声载道。许宝健在《经济日报》当了十多年记者时，曾写过一些为农民说真话、揭真相的调查报道，在新闻圈子里还有一些口碑。但现在他却变了一个人，当了官，就掉进了钱眼里，由“钱指挥着脑袋”。
7、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南方周末》报以敢言著称，但由于中宣部要求擅长写杂文针砭时弊的杂文编辑鄢烈山和揭露铁路、电信、保险、民航、医院等垄断行业黑幕的编辑曹西弘离开，后该报领导开明决定鄢烈山和曹西弘可继续使用，但对外不使用本姓名。到至今，曹西弘已离开该报社，鄢烈山在南方周末担任编辑继续化名，仍没有能够公开署名。
8、2007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刊登记者庞皎明采写的调查报道《武广铁路假粉煤灰举报人被悬红300万买命》、《中国首条客运高速铁路被曝使用“假粉煤灰”》，揭露湖南广州“武广高速铁路”工程施工弄虚作假，偷工减料，使用假煤粉灰。7月26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在网站上披露，确认7月22日晚21时许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庞皎明遭遇死亡威胁，庞收到一些不明信息，有人称他“不死才怪”等等各种威胁信息。报道后，铁道部认为该报道为虚假新闻，遂要求不能再报道，并通报给中宣部。后该报继续发表跟踪报道，掀起轩然大波，铁道部和中宣部联合向中国经济时报施压。中国经济时报从事调查报道闻名的王克勤也站出来支持庞皎明，但该报社领导层意见不统一，决定领导“自保”（中宣部规定，出现假新闻要追究新闻单位领导责任），9月中旬决定牺牲庞胶明。庞为该报聘用记者，在该报工作已三年，2006年聘期已过，但报社2007年没有续聘，实际在聘用。原本该报允许庞离开新闻岗位，从事文字校对工作，但2007年9月20日，报社决定向上级主管部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通报，按照中宣部的要求，认定庞所报道为假新闻，认为庞以“人权卫士”自居不能容忍，决定与庞解除聘用关系，并决定“新闻单位不得录用其人”。此前，庞还在中国经济时报做了关于厦门“PX项目”的深度报道，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2007年3月到4月，王克勤与庞皎明一起到山西进行煤矿非法用工真相的调查。
2007年7月，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徐清扬发表最忠于一方当事人铁路部门的报道称“武广铁路客运专线粉煤灰质量没有问题”，而庞皎明证实他为这名新华社记者提供证人线索，可徐清扬的稿子里，没有显示一个记者的独立调查工作，通篇都是铁路部门提供的材料，被网上指责为御用记者，专写假新闻。有关广东佛山九江大桥到船倒塌死伤多人可不关桥的质量问题的报道也是该人所写。徐清扬的报道题目是“武广铁路客运专线粉煤灰质量没有问题”，他称：7月初，部分媒体刊登了假粉煤灰流入武广铁路客运专线工地的报道，引起了铁路部门高度重视，并立即组织专家进行调查。经抽检和评审，专家组认为武广铁路客运专线使用的粉煤灰质量可靠，性能满足设计要求。而在网上被揭穿，网民称其轻而易举得到了2007年最大一个新闻奖——最任劳任怨为他人揩屎奖。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基本是在替被曝光单位说话，遮羞，这样的报道和北京电视台被拘留的记者訾北佳制造的假包子新闻毫无区别。
9、《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工作人员兰成长在采访黑煤矿被黑矿主暴力打死。2007年1月10日下午，持有《中国贸易报》记者证的《中国贸易报》聘用记者兰成长和同乡常汉文采访山西无证煤矿，因不能应矿主要求出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就被视为假记者而遭暴力致死。当时，无证矿主侯振润不知记者真假就电话咨询“孟二”，“孟二”提示先查验来人的记者证。随即侯带上武强、郑文平、马利等7人，分乘宝马和丰田佳美轿车前往水沟村。路上他对武强说，“如果是真记者，就好好招待给点钱，如果是假记者就收拾他。”据《中国经济时报》王克勤、庞皎明等记者的报道，“孟二”真名孟润利，是《法制日报》山西记者站工作人员。大同的一位记者说，这个打着《法制日报》大旗的“孟二”是到大同“捞世界”最早的一批“新闻害虫”之一，到矿上多了跟老板们成了朋友。老板们碰上记者，什么样的是“真记者”，什么样的是“假记者”，什么级别的记者该送多少钱，他会给一个评估。但最终追究致兰成长之死的法律责任来，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责任，因为该部门垄断新闻记者证发放权，导致报社自己发的记者证被视为假记者，兰成长就死在没有持有新闻出版总署的记者证这一环节上。2007年6月27日，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中国贸易报》聘用人员兰成长在大同市浑源县被打致死一案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人侯振润被判无期徒刑，郑文平、武强、马利、李志宏、高波分别被判处5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郑贵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法庭同时判令侯等6人赔偿兰成长的亲属共计38万元。此案快速审结，有胡锦涛等第一时间批示起到关键作用。
2007年1月12日，山西大同市发布了《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通告称，“凡未经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均为假报假刊；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
中国各新闻单位驻外记者站是在中国特色的新闻体制下的怪胎，聘用人员多半没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同时，记者站创收现象很普遍，是由于制度性缺陷造成的，因为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导致“事业单位，企业运作”，“诱发新闻寻租”，制度性缺陷必然导致制度性腐败，兰成长所在的记者站属于这样的性质。一些记者站在夹缝中求生存，除了完成报社的硬性广告任务外，都是自收自支，自生自灭，“立牌坊又当婊子”：几乎所有的中央级行业报新闻单位驻各省市的记者站，自己创业，单位提供的也只是一个记者站合法的登记证明，记者证或新闻工作证，甚至办公场所都是记者站承包人自己提供，或找业务单位免费提供，“没有工资、没办公经费”，所以记者就敢于敲诈，原因就在记者站要自己养活自己，还要年年为报社创造一定的经济收入，否则第二年的记者站就该拱手相让了。
10、记者采访被打致伤案件发生多起。2007年8月13日，湖南凤凰县堤溪沱江即将竣工的大桥坍塌事故，造成死亡人数64人。这座投资1200万元人民币的大桥，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重点建设项目，原计划8月底举行竣工通车典礼。8月16日，当国内几家新闻单位对湖南凤凰“813”特大塌桥事故进行采访时，却发生了包括《人民日报》记者在内的五名记者被打、其中三人受伤的恶劣事件。这五名记者是：《人民日报》记者王伟健、《中国青年报》记者洪克非、《南方都市报》记者龙志（以上三人被打伤），以及《经济观察报》记者魏黎明、新华社《了望东方周刊》一名记者。湖南凤凰县110中心有关负责人证实，与记者发生冲突的人员均来自该县政府部门，其中包括县劳动局一位正科级官员，他们认为记者采访是否“违法违规”。“813”事故发生后，凤凰县政府各部门数百人被紧急抽调出来，分组配合现场抢救和家属安抚工作。其中，塌桥现场、医院、停尸场地、“813”事故指挥部等地，均有警察和专职人员把守。随后，湘西自治州州委常委、宣传部长周小毛赶到公安局，表示代表地方党政部门仅仅向《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遭遇“不愉快”致以歉意，并转身对其他媒体记者威胁“中央宣传部有规定，除了几个规定媒体，其他不能来此进行采访，否则便属于’违规’”，人为地把记者分为三六九等，以“特权”为名遮蔽真相。
2007年4月6日上午，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派人在部分省市采访高能耗、高污染的舆论监督系列节目。三名记者前往河北秦皇岛市昌黎县朱各庄镇拍摄违规小铁厂，遭20余人围殴，记者的摄像机、手机、车钥匙、驾驶证、介绍信等也被强行抢走。其中一名女记者被揪着头发拖下车后，暴徒数次试图把她往深达十几米的河里扔，男记者劝阻和解救时，也被当胸踹了几脚，女记者手上、脸上、腰上多处受伤。
2007年1月13日，《南方日报》记者梁文祥被打在自家小区门前遭两男子袭击，导致肋骨骨折、大脑积血。由于随身携带的价值数万元的摄影器材并没有被劫，梁怀疑打人者是为了报复。梁文祥身为森语星园业主委员会筹委会主要发起人，其与小区物业管理处在小区管理工作上存在很多分歧，事发头一天梁还向广州电视台记者反映小区交通不便的问题，采访中与小区保安发生摩擦。2006年10月7日南方日报记者梁文祥和南方都市报记者在采访广州增城市新塘镇西洲乙炔气厂爆炸事件过程中被打，一名行凶者当着警察的面，夺走南方都市报摄影记者手中的相机，将之砸落在地。
2007年1月9日，中国日报记者摄影记者高先生拍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遭保安围殴，遭4名保安拳打脚踢，造成他身体多处受伤，照相器材也严重受损。高所处位置离施工工地尚有10米之远，属公共道路区域，拍摄的也只是建筑物的外观却遭粗暴干涉，可见在上海采访记者十分不安全。
11、2007年9月，杭州日报报业集团都市快报负责公检法热线报道的记者唐泽文介绍，其调查浙江金华市一镇级干部的负面报道，被当地和杭州宣传部门举报后来被当地宣传部门点名批评。唐泽文于2003年7月2日第一时间报道浙江温州一杀人犯、温州龙港居民陈福兆刑事案件，后新华社浙江分社副总编辑、新华社高级记者张奇志以垄断全国党报的“新华社通稿”名义公布这一案件，指该杀人犯为法轮功分子。7月2日浙江《都市快报》刊登记者唐泽文文章是这样的：“浙江龙港镇连续14名乞丐非正常死亡，疑有人投毒”中，则较当天新华网同样报道更详细地介绍了此案，同样其中没有提出任何凶手的情况，仅仅有一条线索：“另据目击者反映，事发当日中午，有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递给一名拾荒老太一瓶矿泉水，老太饮用后不久即倒地身亡。”该文发稿之时，该系列毒杀案仍然没有头绪，公安仅仅“疑有人投毒”。而新华社文章中称前一天已经侦破，相互矛盾。张后来在新华社报道这样描述：“陈福兆是个顽固的’法轮功’分子；投毒杀人是李洪志’点化’的结果。这不仅是一起杀人的刑事案件，更是’法轮功’邪教对人类犯下的又一起滔天大罪”。唐泽文的调查报道还指出，类似案件在温州以前就发生过。“此前，温州市鹿城区也发生过杀害乞讨、拾荒人员的大案。现已查明，警方（2003年）5月24日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陈勇锋共杀死10名收废品者，并将其中9人分尸。”如此罕见的连环杀人分尸案，却因为受害者是“破烂王”。中宣部要求对于法轮功报道必须以新华社通稿为准，各新闻机构不得自行报道。为此，杭州警察部门调查、监控唐泽文，认为其是“同情法轮功”，后见其确实无与法轮功联系的任何迹象，后取消调查和监控。唐泽文在进入都市快报出任记者之前，为浙江公安部门的正式警察，文字功底见长。
2004年3月，杭州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张奇志新华社浙江分社以新华社记者名义获得台湾籍全国政协委员、北大教授林毅夫、《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领衔的第六届《财经》杂志奖学金获奖者（为期在北大三个月的系统新闻培训）。《财经》是敢言杂志，1998年创刊，胡舒立任主编。该培训要求报名记者必须有知名专家推荐。2004年2月，新华社记者张奇志请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写一封申请财经杂志奖学金的推荐信，茅并不认识张本人，但看了张在新华社发表的报道中如何在威逼利诱中撕破公检法三家联合织起的网，让一个在死囚牢中蹲了八年的人无罪释放的作品，当即应允，并写下这样的推荐信：他的报道特别注重社会公正和正义，关心弱势群体，中国特别需要这样的记者。2004年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前南风窗杂志记者章敬平的专著《向上的痛》也提到这一细节，称“张奇志这样的记者，其实是一个标准的扒粪者”。可事实上张“这样的记者”不是每个记者都能做得的，而在被监督的权力集团看来，张“这样的记者”是“天兵天将”，是代表最高当局的有钦差意味的记者。可地方媒体的记者就不同了，他们不是钦差，他们只是一击而溃不成军的“虾兵蟹将”。记者必须为党做忠诚于党的报道。党意就是媒体意见，新华社记者也不例外，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新华社记者张奇志、新华社驻温州记者张和平2003年发于新华网杭州7月14日电讯报道，标题为“邪教的罪恶——浙江苍南特大系列投毒杀人案纪实”：5月25日至6月27日，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连续发生罕见的投毒杀人案，导致17人死亡：16名拾荒乞讨人员均猝死街头；1名佛教信徒因抢救无效，于7月9日死于医院。经过公安机关日夜侦查，犯罪嫌疑人陈福兆于7月1日落网。令世人震惊的是，这起系列命案的制造者陈福兆是一名“法轮功”痴迷者，指引他一而再、再而三投毒杀人的是“李洪志’师父’点化”他的所谓“反修”：通过“杀生”来“提高自己的功力，达到修炼的最高境界”。而海外明慧网2004年1月3日讯称温州投毒犯陈福兆为“精神病患者”，是中共“江集团利用后杀人灭口”：2003年7月，浙江苍南龙港镇发生一起毒杀14名乞丐的恶性案件。浙江《都市快报》唐泽文首先报导了此案情况。“新华社”则毫无根据地一口咬定此案是龙港镇陈福兆修炼法轮功所为，并将浙江《都市快报》唐泽文先前的相关报导予以删除。浙江苍南县芦浦乡卫生院为陈福兆原工作单位，院里的医生称当地中共县委宣传部下通知了，不可以谈这件事，但透露陈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新华社新闻版本借陈福兆的口称：“乞丐、拾荒人员被认为是人类中最高层次，杀死乞丐、拾荒人员有利于修炼”，是新华社把这个荒唐的杀人经扣在法轮功头上。后陈福兆于2003年12月30日被判处死刑。都市快报记者唐泽文2004年1月16日的另一则报道也指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系列投毒杀人案为针对外来乞讨人员的故意杀人案，都是针对外来拾荒、乞讨的恶性刑事案件。该案发生在2003年6月26日下午，苍南县龙港镇接连发生7名乞讨人员被害事件。7月1日，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龙港居民陈福兆抓获归案。陈交代了其连续投毒杀死17人的犯罪事实。该案被浙江省公安厅评定为2003年度浙江十大刑事要案。唐泽文报道的“苍南系列投毒杀人案”也是其十大案之一。
12、2007年9月14日，贵州毕节报原记者、编辑李元龙出狱，他是因为在境外“新世纪”网站、“博讯”网站、“清心论坛”网站、“大纪元”网站、“议报”网站、“人民报”网站、“看中国”网站等境外网站上，发表了《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生的平凡死的可悲》、《不光是涮涮八十老母去世还要继续开会的书记》、《从百岁老朽入党说开去》等四篇文章。因这四篇文章获得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2006年7月12日，李元龙以“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自2005年9月9日起至2007年9月14日止，时年47岁。
13、2007年9月16日，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新闻助理、研究员、前中国改革杂志记者赵岩出狱，赵于2004年9月17日在上海被国家安全局逮捕，先是以有关江泽民不再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泄漏国家机密”罪名被捕起诉，最后是以“敲诈罪”获刑。2006年8月2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判赵岩欺诈罪处以3年徒刑，同时法庭表示泄密罪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此判决引发无国界记者和香港社会的强烈反应。但是仍然以“欺诈罪”判处赵岩徒刑。2007年9月15日刑满获释，时为45岁。2007年9月14日周五出版的纽约时报确认，赵岩至今仍然是该报北京分社的一名雇员。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赵岩仍将继续未做完的工作。据报道，2005年3月，纽约时报总编辑凯勒和该报的其他同仁一道，举行了专门的仪式，把赵岩的照片挂到了国际部的墙上，以此来表示报社全体同仁对他的支持。
14、原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著名舆论监督记者，于2006年12月7日刑满释放（因为狱中表现好多次立功共获得4年减刑），回到他现在已经一贫如洗的家中。高勤荣，1955年1月19日生，中共党员，原山西青少年报刊社记者，后借调至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观察》杂志社工作。1998年5月率先揭露运城地区弄虚作假大搞假渗灌工程，1998年5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了他采写的文章“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紧接着，《南方周末》、《民主与法制》、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中华新闻报》等多家新闻媒体，都相继对这一地方政府主导的造假工程作了报道。在舆论压力下，中纪委负责人批示，要求“山西省纪委先行查处”。这个时候政府应该对立功者高勤荣进行奖励，可没想到不但没有奖励，而且是加倍的打击。1999年5月4日，受当地政府部门的暴力迫害失去自由，12月4日被刑事拘留，12月26日被逮捕。以莫须有的罪名（如“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被判刑12年，服刑于山西省晋中监狱，实际坐牢8年。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是胡富国，高案是典型的冤案。
15、上海电视台记者、驻北京专仿中央部委要员的第一财经频道“部长访谈”首席记者姜映吟受到不公平待遇，其在新闻单位的工作可能失去。姜现年38岁，1991年毕业于上海工业大学，在上海某企业工作6年后，又先后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所学专业颇多，涵盖贸易、金融、主持、外语等。2001年起，供职于上海电视台，担任财经频道的出镜记者。有记者致电该电视台获悉，姜已于2006年10月起已不再正常上班，有关其涉案内情也无法对媒体通报。姜映吟为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情妇，两人育有一女。邱晓华妻子名叫聂春荣，曾经是邱晓华的高中同学，因病未育。2006年10月12日，48岁的邱晓华突然被免去国家统计局局长职务——他在国家统计局局长任上呆了约200天。邱被开除党籍，据传其以重婚罪被判刑1年，新闻未公开披露。邱晓华出事之后，姜映吟也突然从媒体上不见了踪影。从上海“第一财经”的网站上，只看到电视品牌栏目有《今日股市》、《头脑风暴》、《亚洲经营者》、《经济观察》、《中国经营者》、《金算盘》、《财经大讲堂》等等，连《部长访谈》节目也消失了，这样的做法，极不正常。
姜映吟为2005年第七届《财经》杂志奖学金项目。“《财经》杂志奖学金”项目1999年启动，由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麾下的《财经》杂志发起并管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旨在培养出一批通晓现代经济学理论的青年新闻工作者，每年将通过严格的程序，遴选10名中国新闻界的优秀青年财经记者、编辑。奖学金获得者将以全脱产方式在北京大学进行为期3个月的系统的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和财经新闻深度报道培训。每人每年资助金额为每人平均二万元。
二、“新闻严打”下的假新闻泛滥
“新闻严打”为运动式的新闻从业人员整治，2007年的“新闻严打”运动是为2007年10月15日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和2008年8月8日开幕的北京奥运会所准备，旨在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1、2007年7月9日，北京电视台七频道由北京市工商局每年支持40万元的“透明度”曝光栏目播出“纸做的包子”，记者为该台聘用人员訾北佳，原为中央电视台记者。该节目称有人用纸皮软化混杂死猪肉，造成肉包子牟取暴利，世界各地传媒争相转载，事后北京市政府指有人制造假新闻，并表示已经将有关记者和制作包子者拘捕。纸陷包子惩处一批记者，包括北京电视台副总编辑张松华被解聘，多人被处分。訾北佳获损害商品信誉罪而被判刑1年，庭审时不允许北京众多记者参与旁听。但在网上，不少人都不相信北京市政府的说法，怀疑政府隐瞒事实，逼使传媒作牺牲品，亦有网民对两边都不相信。
2007年8月开始，北京以整治假新闻为名清退一些体制外记者，在经济补偿上却很少考虑新闻聘用人员的利益，新闻聘用人员沦为社会弱势群体。目前，由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传媒发展研究所编撰的首部报业蓝皮书《中国报业发展报告2007：创新成就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公布，截至2006年12月底，2006年中国共出版各类报纸1935种，有新闻记者约80万人（不包括网络记者），但只有18万左右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新闻记者证，这些人多为体制内记者，多为中共党员。因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管理的中国记者网对记者证注销公告缺乏管理，至2007年5月1日—5月31日最后一批广告后，就再也没有在网上公布记者证注销公告。至于谁是真记者、谁是假记者，仍没有该主管权力部门的公告，导致假记者泛滥、假新闻泛滥，陷入失控局面。
中共十七大之际，奥运会之前，北京聘用记者（被统称为“新闻民工”）将面临失去工作的危机，仅中央电视台2007年8月份北京电视台“透明度”节目播出假新闻“纸陷包子”事件后，就一下子辞退临时工作人员1000余人。2007年9月，中共十七大之前，北京警方将按照“五不租”的条件检查出租房，对不负责任的出租房主将依法处罚。“五不租”即要求房主不能将房子租给五类人，分别是：无合法有效证件的人员；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人员；从事非法宗教活动的人员；所租房屋用于非法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等危险违禁物品的人员；违背生活作息规律、有利用所租房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可疑人员。其中，一、五两条指向性明确，指那种“违背生活作息规律”的人，北京很多被称为“新闻民工”的记者编辑，就是典型的作息不规律：人家差不多要下班的时候他们才上班，人家早已安然入梦了，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现在北京的“新闻民工”们恐怕到十七大期间和奥运会期间难租到房子。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和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庆典时候，北京有将部门外来人口赶出北京的先例。
2、2007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机关喉舌《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喜听上海新涛声”，颂赞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治下的“新上海”，赞扬上海更主动紧密的与邻近省份合作、照顾困难家庭的住屋需要和重视“三农问题”、加强反腐等，这些被称为是陈良宇的“旧上海”最为人疚病的问题。新旧上海的强烈对比，不仅凸显习近平功劳，也是他十七大升职的讯号。《人民日报》是中共体系的特殊产物，不仅是中央与七千万党员沟通、发施号令和统一思想的媒介，也是当权领袖打击异己的工具。《人民日报》的文章蕴含很多政治讯息，特别是头条新闻和社论，更是体现北京政治气候的风向标。至于该文章是否属实，看看上海律师郑恩宠律师及一众拆迁户、上访人士被拘留、软禁的遭遇就可以知道这样的新闻往往是假新闻，因为上海更不可能在短短半年之内就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照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李希光教授建议大学开设媒介素养课可以看出，假新闻的市场更大。2007年9月14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前新华社记者李希光教授在给江西省上饶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清华大学培训班上的第一堂讲座上说，在市场化媒体中（市场化媒体是指除党报党刊以外的几乎所有报刊媒体，多半是党报党刊的子报子刊），70%是假新闻；特别是市场化媒体刊登的争议越大、社会关注度越高的头条新闻，90%含有虚假的新闻成分。这个数字是否准确目前还没有验证，但一般认为党报歌功颂德式假新闻比较普遍。李希光称在前不久清华大学院系领导会议上，他还建议在清华大学的所有院系对所有大学生开设媒介素养课，帮助所有清华的大学生提高认清真假新闻的能力。
3、2007年8月10日，新华社记者王骏勇在新华社新华网发布新闻，称“号称’民间环保卫士’”的无锡市宜兴“农民”吴立红为“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的帽子，一审被江苏宜兴市人民法院当庭作出有期徒刑三年判决的，其中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此前的6月5日，新华社记者王骏勇已经“未审先行宣判”吴立红的罪名了。王骏勇记者6月5日这样报道：“据悉，吴立红以举报、媒体曝光所谓’环保’问题相要挟，敲诈勒索、谋私敛财，蓄意已久，他曾在日记中把敲诈勒索对象分门别类，制定敲诈额度。”（2007年6月7日见于《新华网》，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7版）。以此报道对照8月10日的法院判决书，几乎是按照这个步骤一步步“确认”吴立红的罪行。“环保卫士”吴立红为了环保事业，于2005年先后获得中央电视台年度“感动中国”候选人提名并当选十大环保杰出人士。1958年6月16日，举国“跃进”时，《中国青年报》发表大科学家钱学森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计算了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植物养料的数据，结论为亩产可以是“2000多斤的20多倍”；8月27日，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题，发表“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来信称，“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等等，现在这一幕似乎要重演了。对于假记者，应界定报道假新闻的即为假记者，新华社记者也不例外。所谓新华社发布的江泽民同志说过的“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其实也不过是秘书编造出来的假话，此新闻也是典型假新闻。
4、2007年9月1日，南方都市报报以《拆违火烧连营》为题报道了深圳市宝安区民治街道执法队拆除红木山水库乱搭建事件。在该报道提到“点火烧掉了近千平方米违章建筑……”等内容，报道中还引述了“过路人”的抱怨：“清拆手段太野蛮”，一时间评论如潮，揭露深圳方面执法不人性，侵犯人权和物权。9月7日，南方周末编辑陈敏（署名笑蜀）在南方都市报刊登时事评论《深圳那把火烧出纳粹的幽灵》，认为深圳城管“拆违”时纵火焚烧棚户区行为是“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暴行而竟能以合法的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行其道。不能不让人惊醒，我们的世界一定出了大问题。是的，一定是出了大问题。因为这种突破人类底线的暴行，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发生，甚至，这并不是最残忍、最令人发指的暴行”。可2007年9月20日深圳本地出版的《晶报》表示《深圳：“养猪场遍布城管火烧窝棚”是假新闻》，自我辩护地称：深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监察支队在调查后得出结论，该报道存在多处失实，“火烧违章建筑”的说法明显不符实。9月13日，南方都市报受到当地宣传部压力就此刊登一则更正启事，称文章标题使用“火烧连营”属用词不妥，应为“火烧违章建筑”，真相正是这样，深圳方面只得在中共十七大之前称此为假新闻来免除草菅人命的责任，消除影响。
5、湖北《楚天金报》报道被指假新闻，称该报道给华中科技大学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报社承担压力，最后更正并道歉。2007年9月17日，该报在第2版刊发了《华科大3000学子宣誓’成人’拘谨面对赠送的安全套“》的报道。18日以来，众多媒体及网友以这一报道为信息源，纷纷进行转载、跟贴或刊发具有强烈倾向性的评论，被湖北省委宣传部认为给湖北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其中提到没有学生获赠安全套。事实是，仪式后有些学生拿到安全套，但都按照学校的要求退回了。再者就是报道称有3000学生参与成人仪式”严重夸大其辞“。学校方认为：参与当日成人仪式的有机械学院等3个院系的部分新、老学生，包括部分女生，总人数约980人。事实上到底是多少人参加，应该核实当天的录象，而不是立即更正错了。
9月19日，《楚天金报》在第二版对其17日的报道《华科大3000学子宣誓’成人’拘谨面对赠送的安全套》进行了更正，内容如下：本报9月17日2版《华科大3000学子宣誓“成人”》一文有误。文中“为参加宣誓活动的大学生代表们每人发放了一本’成人手册’和安全套”，应为“在随后进行的’励志报告会’结束后，参与活动协办的某企业私自给极少数学生发放安全套，校方发现后立即制止并予以收回”；文中“近三千名男生”应为“约980名男女学生”。由此带来不便，特向华中科技大学致歉。这样的道歉是自我认罪的方式，并不说明真相。
6、湖南《潇湘晨报》记者因真实报道物价上涨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报批评，也被认为是假新闻。2007年7月30日，湖南《潇湘晨报》刊登记者肖世峰的独家报道《豆腐香干拟8月起涨价》，其中提到湖南长沙等地的豆制品（香干）生产企业通过有关行业协会酝酿着8月起“拟”集体提价，“涨幅最低5%、最高20%”，“原来一块钱可以买四五片白豆腐，现在只能买三四片”，而且是湖南省食品行业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陈赛透露的权威消息。湖南经视（电视台）记者牟禹、徐兵7月31日也报道了《豆制品涨价：豆腐香干下个月可能涨价/成本增加、豆制品企业亏损/食品行业协会起草倡议书》消息，并指出香干的价格已经涨了。可是，这个消息却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为是“不实报道”，要立案查处。该委员会还委托新华社记者江国成8月5日发了一个通稿新闻予以驳斥。该“涨价新闻”被国家发改委斥责为“一起严重的失实报道”，只怕是指政治影响，而是当民生商品开始呈现涨声一片时，民众尤其是低收入民众那焦虑和脆弱的心绪。8月4日温家宝也到北京市规模最大的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一些物价确实比以前贵了。尽管湖南记者真实报道，却被国家发改委认为“对不实报道要追究相应责任”，甚至湖南省物价局还专程调查处理食品集体涨价的所谓不实报道，这是典型的政治审判新闻，打压新闻自由。事实上，后者的新华社新闻才是假新闻，权力控制下不能自由报道的新华社才是假新闻泛滥的源头。
7、2007年9月在武汉出版的第九期《知音？海外版》刊登文章《11名情妇联名告倒贪官——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落马记》后，迅速被各大媒体倒手转载，并引起了热评。庞家钰道德败坏，腐败透顶，先后担任宝鸡市市长、市委书记的十年间，有“拉链市长”之称，与有夫之妇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最后由其愤怒的11个情妇联手告到纪委“惊动中央”才告倒的。可这篇吸引眼球的新闻被中纪委称是一则假新闻，香港明报已有报道。2007年9月20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以《庞家钰案“深喉”真名现身十年官场恩怨首度述说》为题刊登该报记者王骞报道，称真正将庞家钰告倒的不是别人，而是宝鸡市司法局干部曹长征。该报道引用中纪委庞家钰案调查组一位成员的话说：“主要是曹长征，以及其他几名干部的实名举报，引来中纪委的调查。”到底这是否权威的信息来源，应该去采访与其有特殊关系的情妇，这些情妇是否有多年举报的经历，不去采访这些关键线索，新闻很难成为客观。同样，若真是情妇举报成功，中纪委不作为就等于保护腐败分子，这才是真正轰动的大新闻。按照中宣部的规定，任何有损于党的形象的新闻都不准发表，于是报纸宁肯刊登假新闻也不揭露腐败分子的真相。
2007年7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文件要求全国开展打击非法出版和整治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假新闻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下发了《关于开展整治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假新闻专项行动的方案》，所谓“整治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假新闻专项行动”只要对准《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的假新闻源头地，就可以整治一年时间了。可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却是与新闻出版总署平起平坐的正部级新闻单位，假新闻整治永远也整治不到这些单位头上，所以假新闻、假记者等专项整治只能是政治运动一阵风而已。
在谬误和真理的战争中，谬误赢得第一场战争，而真理则在最后一场战争中取胜。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这是一个好的时代，这是一个坏的时代。这也是中国的今天现实。对于记者来说，这是时代的幸运，还是记者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