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进入反恐战争的新时代。
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为何如此仇恨美国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们认为美国在巴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从以色列建国开始，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便将其看作眼中钉肉中刺。而美国一直都是以色列的庇护者，每年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多达四十亿美元。如果没有美国，以色列也不可能建国——在伊斯兰世界中，这个认识一直像一团火焰，将反美情绪越燃越烈。
那么，在巴以冲突中，美国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如果美国真的“偏袒”以色列，究竟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即便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存在失误，美国的平民是否就应当遭受如此可怕的恐怖袭击呢？针对平民的恐怖活动（近年来，纽约、伦敦和马德里等城市都先后遭受了出于同样原因的恐怖袭击）是否能被当作是“穷人或弱者的正义”呢？
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愤青当中，有不少人根本没有研究过中东问题、巴以冲突的来龙去脉，便想当然地支持伊斯兰恐怖分子，便莫须有地将美国定义为霸权主义。对此，政论家胡平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与美国的中东政策》中指出：“无论美国的中东政策有多大偏差，它都不构成对无辜平民进行恐怖袭击的理由。再说，美国在中东地区一无军事占领，二无殖民统治，三无种族灭绝，再坏还能坏到哪里去？更何况，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在巴以之间进行调停，促成和谈，这是连巴解领袖阿拉法特都不否认的。以色列早就有发展核武器的能力，也仅仅是由于美国劝阻才没有发展。”职之是故，疏理以色列的建国之路，分析巴以双方的基本立场及政权形式，了解美国在巴以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愤青们应当补的一课。
以色列的建国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圣经旧约便是一部犹太民族的历史。犹太人视以色列地为民族和精神生活的核心，称之为“圣地”或“应许之地”。以色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在犹太教中还具有特别的含义，包括圣殿遗迹和相关的宗教礼仪，都是现代犹太教传统的重要基础。从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开始，一系列犹太人王朝在此地区存在了一千余年。而阿拉伯人迟至公元七世纪才进入该地区。据考古发掘表明，犹太人确实远远早于阿拉伯人在此区域内定居和建国。
一八九六年，犹太人、记者和剧作家西奥多•赫茨尔发起锡安主义运动（又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号召全世界犹太人回归故土，恢复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受此思想的影响，在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移民的数量自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一直稳定增长。受到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影响，犹太人复国的理念在战后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
被誉为最为公允的网络维基百科全书这样描述以色列建国的过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联合国大会表决了《一九四七年联合国分治方案》，三十三国赞成（包括美国和苏联），通过决议：将巴勒斯坦地区分为两个国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分别拥有大约百分之五十五和百分之四十五的领土，耶路撒冷被置于联合国的管理之下，以期避免冲突。二十九日，联合国通过分治方案的当日，以色列总理古理安接受了该方案，但阿拉伯国家联盟断然拒绝。阿盟委员会高层下令对以色列的犹太平民展开为期三天的暴力袭击，攻击建筑、商店、以及住宅区，紧接着犹太人组织的地下民兵部队展开还击，这些战斗很快便蔓延为大规模的冲突，继而引发了一九四八年的以色列独立战争。
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以色列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先后发生过五次规模不等的中东战争。在这几次战争中，大多数时候以色列不得不独自抗衡多个阿拉伯国家联军的数十倍于自己的军力。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五次中东战争都以以色列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比如，在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反败为胜，史家声称：“在两面战线大量敌军的突袭下，以色列还未开始动员，在紧急情況下，以色列仍然迅速在一天內站稳了脚步，并在两周内便进行了反攻，直接威胁到两个国家（埃及、叙利亚）的首都”，“如此短的时间便达到这样的成就，历史上也只有以色列能办到”。
阿拉伯方面在经过几次战争尝试之后，发现无法在战场上取胜。他们没有能力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伊朗总统内贾德的狂言），却继续自欺欺人地无视以色列的存在。某些激进分子转而选择恐怖活动的方式打击以色列。“九•一一”事件并非开端，早在一九七二年德国慕尼黑奥运会上，便爆发了慕尼黑惨案：巴勒斯坦的武装民兵挟持以色列代表团成员作为人质，最后将所有人质杀害。以色列展开了报复性的“上帝之怒行动”，由一群以色列摩萨德情报局的干员出马，在世界各地行刺那些筹划慕尼黑惨案的幕后凶手。后来，这一段历史被拍摄成一部精彩的电影。
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内部也陷入了分裂和内讧。原本希望借由战争夺回西奈半岛的埃及总统萨达特，选择了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他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举动——前往以色列访问，成为第一个访问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这也等于承认了以色列的国际地位。许多阿拉伯国家对此强烈不满，埃及被从阿拉伯国家联盟中驱逐出去，而此前埃及一直被当成“阿拉伯国家的领导者”。后来，萨达特在国庆阅兵式上被不满他与以色列讲和的军官暗杀。
以色列内部也出现了温和派的力量。在萨达特被害十四年之后，主张“以土地换和平”的以色列总理拉宾，亦遭到以色列内部的激进分子的暗杀。这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都为和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巴以和平至今仍然遥遥无期。
美国为何“偏袒”以色列？
毫无疑问，美国是中东和平进程最有力的推动者。一九七八年，美国总统卡特邀请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前往戴维营进行和平会谈。最后谈判取得成功，埃及和以色列双方签署了戴维营协议，并在一九七九年签署了《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出所有军队和殖民者，以交换与埃及的正常关系与长久的和平。
一九九三年，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斡旋之下，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秘密会面后达成和平协议。九月十三日，双方于美国白宫草坪签署了《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该宣言被认为是以巴和平进程中的里程碑。但在协议签署后两年，拉宾遭以色列极端分子刺杀，其后巴勒斯坦极端势力亦连续发动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事件，街头冲突逐渐演变成双方的武装对抗，该协议的执行遂遭到无限期的搁置。
从以上两个协议的达成可以看出，尽管和平的前景仍然遥远而漫长，但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确实是功不可没。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在其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
当然，在巴以冲突中，美国确实比较偏向以色列一边。这种偏向是有原因的，这种偏向超越了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如果美国仅仅着眼于在中东的石油利益，就应当与阿拉伯石油国家搞好关系。如果美国放弃对以色列的支持，这些石油大国完全可能在石油价格上给予美国巨额优惠，让美国从中获利甚丰。但美国并没有这样做，宁愿承担石油危机的压力，也不放弃对以色列的支持。在这种选择的背后，有宗教信仰和民主价值等方面的深层原因。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有基督教精神的国家，不理解基督教在美国的地位和作用便无法理解美国。十个美国人中有九个表示相信神的存在，八成以上的美国人分属于不同的宗教团体，而广义的基督徒则有六成以上。美国建国以来所有的总统都是基督徒，现任总统布什的信仰尤其虔诚。基督新教的福音派教徒在美国社会绝对是主流，他们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对以色列表示同情，其中三分之一的人说“同情源于宗教信仰”。
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欧洲长期以来有排犹传统，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合，缔造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们相信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这和犹太教的概念如出一辙，两国人民都坚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有超过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相信，以色列建国是上帝送给多灾多难的犹太人的礼物，以色列建国是圣经中的应许。你可以不同意此种看法，但此种看法在美国深入人心毕竟是一个事实。
美国是宪法中明确规定的政教分离的国家，政府不得以某种宗教为国教。但是，宗教团体却可以通过合法的形式形成政治压力、影响国家政策。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德克萨斯的宗教活动家约翰•哈格相信，支持以色列是“圣经的训诫”。他组织了一个名叫“基督教联合支持以色列”的团体，带着三千五百人穿越美国大陆到华盛顿，踏上国会山，为以色列打击真主党的军事行动鼓与呼。美国总统布什和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都给这位活动家发去信息表示慰问。美国基督新教中还有持“时代论”的教派，他们认为以色列人是上帝与之立约的选民，只有以色列人都得救了，全体人类才能得救。这一教派虽然不是基督新教的主流教派，其教义却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中东政策。
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第二个原因是，以色列是一个模范的民主国家，是中东地区惟一的民主国家。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当中，没有一个称得上是民主国家。实行原教旨主义的伊朗、子承父业的叙利亚等自然不必说了，作为美国盟友的沙特和科威特也都是君主专制国家。埃及虽然存在形式上的选举和议会，但历届总统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等，均是说一不二的政治强人，因此埃及至多算是“半民主国家”。美国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制度上与美国相似的国家，才可能成为美国的朋友。历史经验确实也证明，只有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和平与友谊。
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第三个原因是，在美国的五百万犹太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人数虽少，财力和政治影响力却相当大，远远超过了人数数倍于他们的拉美裔和亚裔族群。犹太财团的超强实力为游说国会议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游说的结果便是更多有利于以色列的政策出台。比如，在美国最具影响力、也是最有名的犹太人机构，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它每年有五千万美元的预算，拥有上百年的历史，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国家政策的走向。难怪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说：“感谢上帝，我们拥有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这是世界范围内我们最伟大的支持者，最要好的朋友。”
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犹太族群的影响力以及对犹太人被纳粹德国屠杀的历史的同情等几方面的原因结合起来，使得美国的政治家和老百姓一如既往地支持以色列。美国人对以色列的支持，绝对不仅仅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今日美国报》的一份调查显示，百分之八十的美国人认为以色列打击真主党的行动是合法的，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冲突的根源在于真主党。在美国国会山，针尖对麦芒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对待以色列时也竞争激烈——不是争相反对，而是争相支持。即便是同情巴勒斯坦的美国左翼媒体，也不敢轻易批评以色列，因为“反犹主义”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触及的领域。华盛顿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每天都在迎接着来自美国各地乃至全国各地的参观者，除了伊朗总统内贾德那样的疯子，谁也不能无视犹太人遭到纳粹种族屠杀的悲惨历史。
美国为何“疏远”巴勒斯坦？
与过于“偏袒”以色列相比，美国长期都十分“疏远”巴勒斯坦。这需要从巴勒斯坦身上寻找大部分的原因，特别要从巴勒斯坦前领导人阿拉法特的身上寻找根源。
阿拉法特最早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完全是一名恐怖分子的形象。他在不到十七岁时，便参与向巴勒斯坦地区走私武器的活动。十九岁那年，他放弃大学学业到加沙地带参加武装战斗。一九五八年，阿拉法特与一群朋友创立了“法塔赫”，这是一个由秘密小组组成的地下恐怖组织。“法塔赫”后来发展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阿拉法特也于一九六九年成为巴解主席，此后一直掌控巴解的最高权力一直到二零零四年去世。
一九八八年，阿拉法特公开宣布放弃恐怖活动，走政治斗争之路。但是，此一宣告是言不由衷的，是在西方各国及阿拉伯国家内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作出的。阿拉法特也希望以此换取更大的政治利益。此后，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确实很少直接策划恐怖事件，但他积极支持其他恐怖组织如“阿克萨烈士旅”等。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国政府将阿拉法特定位为恐怖分子，将巴解定位为恐怖组织。
阿拉法特的好朋友都是独裁者。在波斯湾战争中，虽然以色列不是反伊拉克的联盟国之一、也没有实际参与伊拉克战事，却遭到来自伊拉克的三十九枚飞毛腿导弹的攻击。在战事中，以色列仍然好心地向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提供防毒面具，以免他们遭到伊拉克生化武器的伤害。尽管如此，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仍然支持萨达姆政权，一些巴勒斯坦居民甚至还站在屋顶为来袭的飞毛腿导弹欢呼，虽然最后他们仍使用了以色列人提供的防毒面具。两相对照，谁是谁非，谁有超越宗教和种族的人道主义情怀，谁是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不难判断。
阿拉法特不仅支持恐怖主义，他本人还是一名腐败分子。巴勒斯坦是全球最穷的地区之一，阿拉法特在世时却是全球最富有的政治领袖之一。这一惊人的对比，并不为巴勒斯坦的一般民众所知晓。阿拉法特表面上憨厚朴实，私下里非常善于敛财。在遍布世界各地的商业网络中，总是有钱源源不断地进到他的银行账户中。当然，这些账户一般都使用化名或别人的名字。一名资深的巴勒斯坦官员透露说，阿拉法特在希布伦的一个家具公司和一个在叙利亚的裁缝工厂都有大量投资。
在阿拉法特去世前夕，已浪费掉了大部分以人民的名义获得的捐助。在波斯湾战争前，阿拉法特从海湾国家得到上亿美元，包括每年从沙特稳定得到的五千万美元。在海湾国家打工的巴勒斯坦人，都必须向巴解这个并未向他们提供任何服务的“准政府”缴纳高额的税款。阿拉法特用这些钱来支持“军事行动”和笼络大批亲信。此后，奥斯陆和平协议带给巴勒斯坦人一笔额外的钱财，那就是来自美国、欧盟、日本、以色列的四十亿美元的捐款。这些钱大部分被阿拉法特腐败的“预备政府”浪费掉了，并没有多少真正用在改善人民生活和建设基础设施上。一九九七年，一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会计首次向外界披露了自治政府惊人的腐败。从那以后，阿拉法特命令所有会计必须保守秘密，不得乱说乱动，不听话者将“立即消失”。
昔日，年轻美貌的苏哈“勇敢”地嫁给垂老的阿拉法特，就像年轻宠妃与年迈国王之间的关系一样，苏哈从老头那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她生活在巴黎，过着令欧洲王室羡慕的奢华生活。据熟悉阿拉法特财政的人士透露说，阿拉法特每月给苏哈二十万美元“生活费”，这些钱全都是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给总统办公室的预算中划走的。在阿拉法特临死前，法国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一笔一千一百五十万美元的银行转账，这笔钱从瑞士银行转到一家阿拉伯银行和一家法国银行，收款人是苏哈。这些线索仅仅是这对夫妇贪渎行径的九牛一毫——在仔细调查了阿拉伯国家的公司账户往来以及开曼群岛和卢森堡的银行账户后，会计师惊奇地发现隐藏在秘密账户下有额外的八亿美元，这些钱应该属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八亿美元可以改善多少难民的生活、可以拯救多少难民的生命？阿拉法特侵吞这些巴勒斯坦人民的“救命钱”，他难道真的心安理得吗？
中东有可能实现民主吗？
民主的以色列与独裁的巴勒斯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以色列，有阿拉伯裔的公民当选为国会议员，作为少数族裔的阿拉伯人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利；而巴勒斯坦还未正式建国，便已经建立起了一套严酷的独裁制度，对自己的人民亦奴隶视之。因此，美国能不“偏袒”以色列和“疏远”巴勒斯坦吗？
长达三十五年时间里，阿拉法特牢牢控制着巴解组织。当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建立之后，他又成为实际上的领袖。凡是企图向其挑战的领导人都被“先下手为强”地收拾掉。其传记作者指出：“如同这一地区的其他阿拉伯政权一样，阿拉法特的统治更倾向于独裁而不是民主。”他把自己塑造成巴勒斯坦解放的象征、成为所有权力的核心。巴勒斯坦的安全部队差不多成了他的私人卫队。那些早上刚刚在街市上发几句牢骚的老百姓，立即被人告密，特务迅速出动，还不到天黑，这个“不忠诚者”就永远地消失了。阿拉法特直言不讳地告诉他的人民说：目前，以色列是最危险的敌人，为了打败这个敌人，必须用“非常手段”将人民组织起来，人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的领导。他真的相信这种可怕的逻辑吗？
中东地区包括巴勒斯坦等地，近年来战火纷飞、苦难连连。其责任并不在美国和西方世界，也不在以色列，这笔账应当算在该地区的若干独裁者的头上。这些独裁者一边打着受欺压的弱小民族的幌子，在国际上四处争取同情和支持，以眼泪换取钞票；另一边却又大行恐怖活动，不惜牺牲民众的生命，以达成个人的野心。他们才是中东地区的“麻烦”所在。阿拉法特、萨达姆、卡扎菲……个个都是混世魔王。只要他们有一天还在台上，中东地区便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宁。
在中国人当中、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阿拉法特的“追星族”真不少。作家张承志一直自诩为“红卫兵”这个词语的创始人，对毛泽东崇拜得五体投地；如今，他又摇身一变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一味歌颂西部不畏死亡的“血脖子教”。张承志在一篇文章中哀伤地写道，当他在同一天的报纸上看到阿拉法特死去和布什第二次当选的消息时，痛苦地感到“黑暗时代”降临了。诗人北岛也是阿拉法特的忠实粉丝，曾经与几名西方左派作家一起赴巴勒斯坦“朝圣”。当北岛见到阿氏的时候，如同在天安门广场见到“红太阳”一般心潮澎湃。这些扭曲的“个人崇拜”，暴露出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一直处于“类人孩”状态。与他们相反，我不会热爱任何独裁者和腐败者，因为我知道从崇高堕落到卑鄙，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阿拉法特去世之后，以色列并未加大对巴勒斯坦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巴勒斯坦却出现了激烈的内战——法塔赫与比其更加激进的哈马斯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持久的武装冲突。哈马斯军力雄厚、内战内行，根本不听从新任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的命令，悍然出兵攻占加沙地带。无数的巴勒斯坦平民死于这场血腥内战，死于“自己人”的枪弹。这些人的死亡难道又要归罪于以色列吗？
显然，巴以冲突所引发的恐怖主义与反恐联盟的殊死搏斗，不是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也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冲突，而是“文明”与“非文明”的冲突，“民主”与“独裁”的冲突。这场斗争，以美国为首的民主世界必须胜利，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正如在昔日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民主世界必须背水一战一样。
彻底解决巴以冲突，不是将钟摆从以色列那边稍稍移向巴勒斯坦一边便可以了。如果伊斯兰国家不能走向现代化、不能实现民主政治及政教分离，巴以冲突将永远无法结束，恐怖主义也将长久存在并泛滥。中东地区当然有希望走向民主，在美国的压力和劝说之下，科威特和沙特的王室已经开始启动政治改革并承诺逐步推进选举，在战后的伊拉克民主也在艰难地拓展之中——恐怖分子的恐吓不会得逞，而利比亚强人卡扎菲的立场也有所软化、表示愿意与西方对话……总体而言，这一地区的民主前景还是令人乐观的，尽管民主不能一蹴而就。
这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使命，以色列可以助美国一臂之力，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前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联合国、欧盟、美国和俄罗斯四方的“中东国际特使”，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使命。中东控制着世界半数的石油资源，是世界经济跳动的脉搏；如今，中东也是民主政治的实验田，如果中东的政改成功，必将启发非洲、亚洲和拉美地区的非民主国家加快民主化的道路，正如美国《新闻周刊》评论文章所论述的那样：“美国必须帮助伊斯兰国家进入现代世界。这听起来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而且当然不是我们自愿的选择。但是，美国——事实上是全世界——都面临着一种急迫的安全威胁。除非我们能够阻止引起阿拉伯人怒火的根源——即政治、经济和文化衰败——这种威胁就不会消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代表绝大多数穆斯林人民。如果西方能够帮助伊斯兰国家以和平而有尊严的方式进入现代社会，那我们取得的成绩就不仅仅是保障安全了。这将改变整个世界。”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