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二十三
严耕望（1916—1996），原名德厚，字归田；安徽桐城人。
对于严耕望，胡适早在五十年代已谓“此君的校史工作，能见其细，又能见其大，甚不易得”；杨联陞后来更称许他“对于唐史及魏晋南北朝史之贡献，充实而有光辉，确已超迈同辈，连大陆及日本学人在内”。盖治学取向，凡博大则易流于浮泛，精深则易流于琐碎，而严氏却能兼得两端，既有“细”的“充实”，又不失“大”的“光辉”。
严氏受钱穆启发，一生专力于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两大领域。制度史方面，论文《秦汉郎吏制度考》、《北魏尚书制度考》、《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皆有钩沉发微之功，《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包括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则为填补空白的周详之作，《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考订绵密，亦为不可少的基础性贡献；历史地理方面，论文《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唐五代时期之成都》已属精工细作，而煌煌七大册的《唐代交通图考》尤为“生平功力最深、论辨最繁”的空前巨制；其他如《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杜工部和严武军城早秋诗笺证》、《佛藏中之世俗三劄》等亦非同凡响。专业论述之外，又有《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合称“治史三书”，总结平生治学心得，允为指引史学门径的最佳读物。
严氏的学术风格，是在材料上涸泽而渔，作“地毯式的全面考证”，以绣花针的功夫完成鸿篇巨著，其精力魄力，诚不可及。严氏自述：“盖余为学，既详徵史料作深入之研究，又期广被于全面，严密组织，成其系统。深入与广面本难兼顾，而余奋力为之。……幸故籍不吝其宝，勤力能用心思者，皆得深掘冥搜，出其隐蕴，加以仔细辨析，精心组构，宜能密实有获，且具规模也。”故余英时誉之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严氏晚年著《交通图考》，针对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又有言：“当代前辈学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有一‘我’字存乎笔端。余撰此书，只为读史治史者提供一砖一瓦之用，‘今之学者为人’，不别寓任何心声意识。”此则以客观自许，类似于兰克所称“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的名言，看似平易，亦甚自负。
抗战期间，严氏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受知于钱穆；后来毛遂自荐，蒙傅斯年赏识，得入历史语言研究所。自此，由（四川）李庄，而南京，而（台湾）杨梅，而南港，他随遇而安，始终视史语所为治学乐土。钱穆屡招他赴港辅助，他都辞谢不就；直到1964年，因为居中传话者的误会，迫于情面，才不得不应聘为新亚研究所导师。严氏视钱穆为影响他最深远的恩师，然而严氏的治学取径，实与钱穆相去甚远，而近乎史语所宗风。盖钱穆中年以后，舍考证之细而求义理之大，故曾提醒严氏“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以后又称严氏是“专家之学”，实隐含批评意味；而严氏亦表示：“我虽然受到宾四师的影响极大，私人感情似也最密切，但在学术上，却不能算是先生的最主要的传人！因为先生的学问，从子学出发，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从而贯通全史……先生门人长于学术思想史、各有贡献者甚多，余英时最杰出，我只是先生学术的一个旁支而已。”余英时亦指严氏“较近于陈垣与吕思勉，而稍远于陈寅恪与宾四师”，良有以也。
按：余英时的著述，多不脱思想史范围，在治学重心上最能承受钱穆的作风。但他始在新亚书院拜钱穆为师，复往哈佛大学从杨联陞问学；而胡适与杨氏的关系在师友之间，则若谓余氏为胡门再传弟子，不亦可乎？钱穆论学，于身处上游的胡适、傅斯年最表敌视，而其两大弟子，一入傅公彀中，一归胡派门下，则在人情上可谓化敌为友，在学术上亦可谓殊途同归矣。
严氏为学，最讲计划，且能持之以恒，故规模大而成就多。尽管如此，其《交通图考》前后费时三十七年，仍非完璧；《中古佛教地理》未成，“笔耕室治史五书”亦仅得其三，可见人尽其才之难。
诗曰：胡杨巨眼早垂青，朴学精神最典型。漫道钱门佳弟子，一归南港改门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