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里的思想
颜敏如
已不记得何时培养了这个嗜好，就爱独自在交通单薄的高速公路上狂飙。不但必须有莫札特的安魂弥撒曲作伴，还非要是1962年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在汉堡录音的那一版不可。
车胎在平稳的公路上奔滚，把音乐调到极大声，全身由氾滥於一整个密闭空间的旋律包裹，箭一般向前飞驰，思绪竟是无比清晰尖锐，对空间、时间的感觉却相对鲁钝起来。想到出版社通知要出书的消息，车子迳自驶入了时光隧道。
这故事写於大约七年前，当初的动机是「不甘心」。中国大陆的任何风吹草动，中国到欧洲来的任何可取、不可取，似乎都被视为可让人立即享受异国情调的珍贵消息，而台湾却鲜少为人所知。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看到瑞士某个村里小学的世界地图上，中国东南部只见一片汪洋海域，台湾岛是不存在的。从旷阔海洋冒出的，「无中生有」的身世，让我兴起应该将台湾介绍给此地人知道的想法。默存於心的意图不曾消退，自忖二二八或许是个介入点，若直接以德文书写，应当较方便将台湾介绍出去。考虑之后，却又觉得单以台湾为主角可能不容易引起注意，因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沧桑？事过经年，偶然得知1968年苏黎世曾有一场小规模的学生暴动，於是认为，将两个文化内涵、时代背景全然不同，发生动机却又相似的事件加以结合是可以尝试的方向。介绍台湾的动机便扩大成探讨年轻人对所处社会环境不满，意图改造，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等等议题的碰触，并以爱情故事带出每个世代年轻人所曾经重複，也必定会在现在与未来不断重複，对美好新世界怀抱理想，却又遭受打击败北，亦即，青春之美相对於残酷现实的讯息。
让一个不曾亲身经验的时代重现，让一些不曾听闻的人物存活，分明是给自己苦胆嚐的工作，更何况是跨国越界，硬要将丝缕编织成彩图的挑战！写之前，我看了有关二二八的着作、慰安妇的报导、歌仔戏班的论文研究，以及无数的篇章与书籍，现在已无法具体指出曾经涉猎哪些。瑞士方面，我在所居地中央图书馆调阅了近四十年前苏黎世火车站暴动的现场报导及当时的杂志，翻阅了那个时代的服装介绍，读了由瑞士记者所写有关1960年代整个世界政治背景的记录；以电话访谈一位所谓「六八年代」的当事人，了解他的心路历程；向当时和亚洲有生意来往者询问二十世纪中期港台两地的海运及欧亚空运航线；特别去看了苏黎世火车站周遭，并以电话询问苏黎世市政府档案室有关华侨在苏城的情况等等。有关故事里各个人物、各种背景的杂乱笔记、涂鸦也早已不知遗落何方。如今回看这事，就是在历史里谈历史了。
至於近年来在台湾政党对决中，几乎位居要津的二二八事件辩证，既不是这小书的主旨，也不一定是我的兴趣所在。荷兰一位历史学家曾说：「历史是永不止息的攻防与辩论。」同一时代的人经历同一事件，却有不同的说法与感受，因为每个人只侷限於自己经验的那一部份，只能从其中一个角度揣度整个过程。历史事件唯有在搜列、拼凑不同面向之后，才能探知较客观的实情。问题是，如果每个人的亲身经历是或多或少受到操弄的结果呢？
想起，因在「魔鬼的诗篇」（The Satanic Verses）中亵渎穆罕默德，而被前伊朗最高领袖何梅尼下令追杀，出生印度，英国籍作家鲁西迪（Salman Rushdie）所说的一段话：「如果一位作家可以毫无畏惧地书写，那么他就不应该创作。我把文学、艺术置於万事之顶，它们是能够让人类把自己说明白的最高管道，若要毫无遗漏地完成这个使命，就必须有勇气并傲慢地不对自己设限、不做自我检查。」鲁西迪认为，即使有所畏惧也应该尽情表达。这是种有话要说，不得不说，而把自己暴露在人前，供人检验的大胆举措。在独裁国家里，负责「端正思想」的是政府机关，在言论自由的多元社会中，文字或语言是否造成不良影响或留下后遗症，也不见得有个准。这，只能让历史自己去说话了。
有人说，写什么是人格，怎么写是风格，这话沈重，却也真实。世上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种写作者。俄国作家沙拉莫夫（Varlam Shalamov，1907–1982）曾尖刻地批评海明威是个看风景的观光客，对索忍尼津（Alexander Solshenizyn）把集中营的描写提高到艺术美学的层次，并不以为然。他主张非文学的文学，认为文学不能有美与道德，直觉直言的笔记式书写才「合法」，反对修润与改动；强调，叙述不能太过於文学性，否则就是叙述的死亡。他曾批判索忍尼津美化集中营生活，是犯了「死罪」。索氏「古拉格群岛」的副题「对艺术研究的尝试」是沙拉莫夫所难以忍受的。对集中营的全盘否定，对於把生命期望限制在极小范围，只要能够在医院里、在床上死去，而不是在寒冷的旷野、不是在板车上、不是在车轮旁、不是在叫骂声中的肮髒棚屋里、不是在夥伴们的冷漠里死去的卑微而强烈的企盼，使他拒绝任何文学形式对集中营生活书写的干预；因为，在文字无法传达、语言无法叙述的绝灭境况里，美学必定失去矫情的提昇作用，道德也不再能够昂首批判。沙拉莫夫得到今年俄国的索忍尼津文学奖，我怀疑，如果他仍在世，是否会拒绝这个奖。
我对「此」故事的书写，既没有鲁西迪的大胆挑衅，也没有索忍尼津的文学修持，而沙拉莫夫式，不允许人工造作亵渎死绝的坚持，就更谈不上了。只懂得，除了变化，没有一样是永恆；连不褪色的爱情也只能生存在文学艺术里。於是，就简单地说，这故事里的安排是反映人间世吧。
是啊，在高速公路上疾驰又不排除複杂的思虑，对自己、对他人是多么不道德。常因此而开错路，还只是轻微的惩罚罢了。
CELLO般的人生，CELLO般的文字 ——序敏如文友小说
白嗣宏
文友敏如的长篇小说《此时此刻我不在》要出书了，很替敏如高兴.小说，政论，随笔，散文，杂文，报导，种种文体，对欧洲华文文坛奇芭的敏如来说，均能信手拈来，如意发挥，为欧华文坛增添一条条七色彩虹。《此时此刻我不在》，恰是敏如创作中别具一格的作品。
作者敍述唐幻的故事，她的人生，她的爱情，她的苦难.她的情史宛若红线，串连了她的苦难，使她的人生故事更为感人。
唐幻的初恋，从情窦初开到少女怀春，描绘得丝丝入扣。从拒绝约会到盼望约会，再到躁动；初会未成，心情大跌。这场没有见面的初次约会，却比见面还要情深。日后每当她忆起自己的初恋，她记得每一次见到蓝明的时间地点.作者着墨简略，却能写出唐幻细微的心理历程。唐幻的再恋，又是一番心理感受。她内心的苦斗，与初恋完全不同。爱与不爱？爱扬，是不是对蓝明的背叛？不爱，是对自己此时此刻感情的背叛。把扬当作蓝明的影子来爱，是对扬的辜负。万端情丝交叉穿织，又是一场苦恋。作者笔下的爱情不落俗套，出神入化。
初恋，因台湾的一场政治事件化作缠绕一生的爱魂。再恋却因欧洲60年代极左的学生运动留作遗憾。平凡的人不想参与世间政治，政治却不放过平凡的人，一定要置平凡的人於绝境。唐幻的两次恋爱和两次政治事件，欧洲和亚洲，台湾和瑞士，做为过场的香港和伦敦，形成这部篇幅不大的长篇小说的複调.这种现代小说的手法，也表现在叙事的跳跃.故事在台北—瑞士—伦敦—高雄—香港之间跳跃.1967年，唐幻的手被扬握住，她的思绪跳回到1946年被蓝明握住时的温馨。1968年的苏黎士，唐幻奔向火车站。突然间，她「遁入那个清晰而遥远的记忆里」，1947年的台北，蓝明的离去。作者的思维空间，思维天地，无垠无际，恰似天马行空，没有功力是不能如此潇洒文字的。
敏如是一个有着非常严格追求的作家。她把爱的故事写成内在的纯美，写成普世之美，写成爱与大自然和谐之美。这种美顶得住红尘的干扰.她有着深厚的中西文化功底，有着良好的中西文学修养，驾驭中西小说技巧的能力更是令人歎羨.这也是她作为漂泊海外华文作家的独到之处。
敏如有着丰富浪漫的人生，有着令人惊艳的音乐素养.她特别迷恋音色低沈浑厚的CELLO，她的文字就像CELLO一样幽雅迷人。我想有了CELLO的陪伴，敏如的人生，敏如的文字，会更加美丽更加动人。
2007年7月於仲夏之莫斯科
为「此时此刻我不在」作序
赵淑侠
当「此时此刻我不在」在美国世界日报发表时，忍不住断断续续地每天追着看，一反我向不阅读副刊上连载小说的习惯.始因作者颜敏如为欧洲华文作协的会员，而我与欧华关系密切，在感情上就受吸引。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小说内容丰富紧凑，可读性高，一看便难撒手。阅读过程中，我看到了作者潜伏的才华，直觉地感到，颜敏如有条件成为未来的大小说家。
全书只有十万余字，应算短结构的长篇小说，但伸展的时间和空间甚远阔，从1927至1968，跨越东西两个世界。事件轮番穿插在台北、香港、伦敦及苏黎世四个大城。以几方面相关事件的连结，带出特定的时空背景。四十年的沧桑岁月浓缩在十万字里，佈局必然要费番心思。这一点正可看出作者经营长篇小说的能力和气势。她刻意避免传统的平铺直述，白描或大段形容。运用跳接方式，让情节穿插飞跃，极收简洁有力之效。语言方面，採取台语国语并用，灵活而跌宕生姿。明的一面是增强了美学效果，隐藏在背后的，是作者善意的用心良苦。充分表现出巧思和慧心。
这本不长的书，负载的使命重之又重。情节中对日本的殖民统治，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等，都有深入描写。女主角唐幻穿越整个故事，最是悲苦象徵。不单初恋情人受酷刑惨死，后来又嫁了个极无人性的丈夫，竟至在伦敦沦为娼妓。太悲苦的遭遇令她无以承担生命之重，在磨难压顶孤绝无援时，支撑活下去的方法，是将灵魂从肉体中抽离：「此时此刻我不在」。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与布料缝制的玩具娃娃鲜少区别，布娃娃在故事进行中一再出现，发挥了隐喻作用。作者以「此时此刻我不在」点题并作为书名，是很好的饶有深意的设计。
作者虽然努力以爱情为主轴横贯全书。可谁也看得出，「此时此刻我不在」，是一本激情澎湃，政治意味相当浓的，批判性质的小说.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浓得化不开的责任意识.一本两百余页的书，负了比它体积大出百倍的使命。它要诉说一个时代，为那些被不合理的统治下的牺牲者发声，为那个充满恐惧的荒谬年代做见证.颜敏如还年轻，本身没经过那些痛苦和磨难.她查了一些当时的资料，自然也听过长辈们的形容。可那些报导和回忆会不会偏颇或过於个人化情绪化？问题也就出在此处。我曾和朋友们讨论过，各人皆肯定作者的才华和潜力，可也认为，写真实的历史事件，必得立足於历史的正中间，不偏不倚。才会保持小说的艺术性和完整性。
1968年苏黎世曾有一场小规模的学生暴动，作者巧妙地带进小说里，可谓十分写实。六几年代我正在欧洲，那是欧洲非常不平静的一段时期。英、法、义、西班牙，多国青年人用激烈手段表现他们的愤怒。以当时的西德闹得最起劲。日本的急进派也到欧洲来凑热闹.劫机、谋杀、凶杀的事时有发生。激烈份子在狱中绝食，其中曾有人死亡，似乎也够悲壮，却没能引起广大的同情与肯定。因为欧洲的社会较理性、健康，一般人都有判断力，懂得「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沧桑！」，能以历史为戒、为镜，怀着包容宽谅的心往前去，不会把一个单一事件不断地操弄，也不会把老一代的怨愤传给下一代。今天的台湾居民都强调爱台湾，做法却又常常背道而驰.生活不停地往前去，有些人偏要往回退，结果受害的是台湾。
作者忧患如山重，台湾的历史地位，未来的走向，在国际间的孤立，是她心上的巨石，焦虑感溢於言表。在自撰的简介中坦言：写这本书的动机是因：「台湾鲜少为人所知」、「不甘心」。她立意要把台湾介绍出去。为了让西方人易於暸解，小说初始是用德文写的，随后又自行译成中文，花费过许多心思、时间，情绪的投入可想而知。作者对故乡的一片孤臣孽子之心令人感动。相对地，台湾的当政者应觉惭愧并做检讨。若他们对台湾用情像颜敏如同样深，台湾的现况也许能比今天稍强。国际之间讲究的是现实，实力够，别人才会重视你的存在。如果今天台湾能恢复到经济四小龙之冠，怕想叫人不注意都难.
我一向尊崇创作自由，写甚么？怎么写？本是作家的权力，谁也不能置喙。但当颜敏如说要我为这本小说写个序，把全部文稿寄来，再仔细阅读时，竟感到有些许难以下笔.因为发现书中的某些看法，对事件的评估、结论，与我的认知确有距离.例如对蓝明被「凌迟」而死的书写，不管有无真发生过，都嫌用墨太浓，易收反效果。不如淡笔轻描的好。
对来台接收的军队的形容也使我感触良深。坦白地说，兵士受到重视和制度的保护，是政府迁台以后的事。在这以前，他们的命运如何，全看那带头的高官是甚么作风！上战场去抵抗侵略者本是责任，但他们很少得到公平的待遇和相对的尊重。带兵的大官中爱兵如子，清廉刚正的为数不少，可「吃空额」，苛扣兵饷者亦大有人在，且从来不是秘密。兵士的生活往往简陋到不合人性的程度。他们彷彿被当成废弃物，像用过的一枚子弹，也许说炮灰还更恰当些。一个保卫国土的兵士，丧尽最起码的尊严，情绪怎能平衡！加上教育的欠缺，根本就不知自己在做甚么？可这是谁的错呢？
很多事件起因於时代的悲剧，受苦的人也不只某一族群。可庆幸的是时间永远往前去，给我们改正和建设的机会。颜敏如是一位秉赋聪灵，文采出众的女性。我认为在她的心灵深处，亦有容纳万物的悲悯情怀。假以时日，将创作出内容更深刻，文字更优美创新，具文学份量的小说.我真的如此相信，并祝福，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