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7年9月16狱委讯】 VOA中文部记者报道/  纽约时报北京新闻助理赵岩  中国释放了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站的新闻助理赵岩。3年前，赵岩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被中国当局逮捕，后来又被判定犯了“欺诈罪”而入狱。赵岩星期六离开北京一家看守所，并受到亲友的迎接。 人权团体：恐吓挑战政府的人 2004年纽约时报报导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即将退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之后不久，为这家报纸担任新闻助理的赵岩遭到当局的逮捕。当时，江泽民的离任是一个高度机密的消息。赵岩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但中国一家法院后来以证据不足为理由撤销了对他的指控。不过，法院又在2006年判定他犯了“欺诈罪”，并将他判处3年有期徒刑。赵岩否认这项指控。 人权团体说，赵岩一案是中国当局采取的一项政治行动，目的是为了恐吓新闻记者，不准那些向政府提出挑战的人享有发言权。

【2007年9月16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 蔡卓华9月10日刑满获释回家  北京家庭教会蔡卓华牧师因印刷圣经和基督教读物获罪，2004年9月先被绑架，第二年11月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刑三年。他的太太肖云飞和肖云飞的哥哥肖高文同案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和一年半。 蔡卓华牧师今年9月10日刑满，我打越洋电话到他家中，他的母亲蔡来仪证实蔡卓华牧师已经回到家里，因临时有事没在家。 作了十几年传道人的蔡卓华的母亲接受了我的采访―― 问：“请问蔡卓华牧师是什么时候到家的？” 答：“10日中午将近一点鈡。” 问：“他身体情况怎么样？” 答：“比从前瘦多了。” 问：“精神怎么样？” 答：“精神还可以。”  国保施加压力、蔡卓华仍无自由 问：“有关方面对他有什么压力吗？” 答：“有啊，国保不准他这样，不准他那样。说他还是‘重要犯’，不给他自由，总喊他去，他就去了。” 问：“现在他和外界接触，比方打电话或者上网。。。？” 答：“他没打，也没上网。电脑那些东西。。。几个主机都没收了，家里的都是有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书都被没收好多。” 蔡卓华母亲两月前遭奇怪车祸  问：“这三年来，您的几位亲人先后在狱中，家里很多事情落在您身上，您现在身体怎么样？” 答：“我身体情况。。。7月11日，出了一次车祸。” 问：“是什么原因的车祸？” 答：“说不清楚，我去报警，报了一个多钟头也没有人来。那个车撞了我，就走了，也没找到，人家都怀疑是不是（那车）故意，我也搞不清楚。因为我过马路的时候那条马路是直的，看了没有车。车从背后撞了我，被撞了爬不起来，好长时间人家扶我才爬起来，他们说是一个白色的小面包车。我已经过了马路，它走的那个方向，前面、后面都没有车，它怎么就撞了我呢？” 问：“是今年的7月吗？” 答：“就是今年7月。” 问：“我知道高智晟律师想去您那儿参加聚会，后来去了没有？” 答：“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他们撞我的，大家都是这么说，他（高律师）想来我这儿聚会，我们在同工会上说祷告，后来没几天我就出事了。” 维权律师高智晟曾经参与蔡卓华案辩护，去年12月，高智晟律师被以“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刑三年、缓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回到家中，但仍在被监控中。 蔡卓华的母亲非常关心高智晟律师，高律师也想参加蔡卓华母亲所在家庭教会聚会。 我向蔡来仪询问车祸后的伤情。她说：“锁骨断成三段，有的是粉碎性骨折。” 问：“现在怎么样？” 答：“现在又是钢板又是骨头的接好了，也出院了。” 蔡来仪：宗教自由天经地义，中国应遵循联合国规章  问：“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您怎么想？” 答：“我是个基督徒，我该说的话也说了。因为联合国允许我们做这些事嘛！传福音，宗教信仰自由天经地义。中国既然加入了联合国，就要遵循联合国的规章制度。圣经我们自己印了，送给别人，联合国决不会定我们的罪。” 访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  傅希秋：蔡卓华案是中国宗教迫害史和维权运动标志性案件 ―― 一直关注蔡卓华案的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先生说：“蔡卓华是中国比较著名的一个家庭教会传道人。 这个案子在中国宗教迫害的历史上是一个标志性案件，首次因为一个公民拥有、印刷和免费分发圣经而被以“非法经营罪”的名义判处徒刑。 第二，尤其是中国在通过新的《宗教事务条例》之后，对家庭教会的打压手法有这样一个新变化。 在整个蔡卓华案中，也可以说是中国维权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性事件。著名的维权律师在案中辩护，像滕彪、高智晟、张星水律师、范亚峰博士等等，从2004年掀起有系统的维权案例。” 傅希秋：判蔡卓华夫妇同入狱，独留幼子，不合法理、人道―― 傅希秋先生表示：“我们对蔡卓华牧师被释放，当然非常高兴。我们一直是在关注、关切，并且也在援助。 我们也非常痛心，尤其是把一个非常和平、守法的家庭教会的牧师蔡卓华和他的妻子肖云飞同时打入牢狱，将他八岁的儿子蔡雅博自己留在家里，两年之多没有父母，仅仅是由外婆来抚养。无论是从法理上和从人道上，都是非常残忍和讲不过去的。” 傅希秋：以“非法经营”罪名践踏信仰自由的一系列案例―― 傅希秋先生谈到：“我们特别想指出的是，从蔡卓华案开始，中国政府对一些由家庭教会所发行出版的非官方的宗教刊物，包括圣经在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压行动。蔡卓华案之后，出现了至少有五到六例非常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的名义判刑的案例。 最近新疆的家庭教会领袖周恒因为接到两吨的圣经，现在被正式逮捕，我们正拭目以待。 最近在河南有三位家庭教会领袖被秘密抓捕，至今仍未释放，是因为他们去某一个家庭教会的信徒家里去取一些儿童主日学训练的教材。。。 像这些都是中国政府用“非法经营罪”的名义来对公民的信仰自由进行践踏和破坏的一种手法。不仅仅违反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信仰自由的法律承诺，而且也违反了国际法和世界人权条约方面，中国政府所签署的有关保障公民信仰自由和传播信仰的自由，以及父母对儿童的宗教信仰有选择权利和教育方面相关规定的自由。” 傅希秋：关注蔡卓华获释后人身自由和人权―― 傅希秋先生说：“ 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希望蔡卓华牧师现在被释放之后，中国政府能够改正错误的作法。 尤其是我们特别了解到，蔡卓华被释放之前，包括释放之后这几天，就有国保透过各种方式，向他施行威胁，包括昨天甚至把他搞到了派出所，对他进行严厉的谈话，包括每个月必须去派出所报到、汇报，甚至有其它更严厉的限制措施。 这些作法不仅仅是对公民信仰自由的践踏，而且是对公民基本人身权利和人权的践踏。 我们在此特别正告北京有关当局，在对蔡卓华释放之后，对待他的问题上如果继续肆意践踏他的人身自由，我想会引起国际社会更大的注意。”

回忆914 ——纪念我的丈夫郭飞雄入狱一周年 张  青

一切都是从那个下雨的早晨开始的。 2006年9月14日早晨，天正下着雨，窗外的空气里似乎有别样醉人的味道，酷暑之后，天气初凉下来。秋天的凉爽抚慰人们浮躁的身心；大地也似乎叹息般地吐出一个炎热的夏天所积攒起来的郁闷之气。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平和友善。我送孩子上学，大门口那辆面包车还在，紧闭着门窗，黑森森看不进去，我还是习惯性地看了一眼。雨下得不大，下楼时没有带伞，犹豫了一秒钟，该不该上楼拿伞，决定不回去拿伞。 在幼儿园门口，碰上儿子同学的妈妈肖，我对她说，你等我一下，我没带伞，共用你的伞，我先送儿子去教室，她说好。我和她一起出来，刚走出小区门口几步远，一个大个子男人从右后边叫我，当我回头之际，他迅疾跨前两步，来到我面前，架住我的胳膊，与此同时，一个女子也架住我的另一只胳膊，他们出手快儿猛烈，如一阵急旋风，把我架到旁边的面包车上。跟电影上见过的绑架极其类似，我当时还以为是绑架，我说“你们绑架呀”，那个男人说，我们不是绑架，我们是公安局的。这时，他手拿警察证的背面在我眼前晃了一下，说“搜身”，那个女人就动手强行搜身，抢走了我的钥匙。我听到惊恐万状的肖在后面喊了一句。车马上开动了，他们说要把我带到公安局去，可没走多远，车在去我家的那条路上停下，我说:不是说去公安局吗，怎么不走了？搜身抢走我钥匙的女人说，等会再走。她又问我吃过早餐没有？我没理她。我把车窗拉开，那女人马上关上，我说你这车里空气太臭，得开窗。她把她坐的那边的车窗拉开一条小缝。我坐在刚刚出门送孩子上学时还看过一眼的面包车里，透过黑森森的玻璃看外面街道上如常匆匆去上班的行人和霏霏细雨，我想:就在这个早上，我们的生活改变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我想起他从美国回来时说过，他可能面临的就是牢狱之灾。今天它来了，人生的变化常常在一瞬间，对我们来说，现在就是那个瞬间。坐在车里，我使自己镇静下来，这样的瞬间，虽然险恶，但比起海啸来临的瞬间，还是要好得多。 就在我被他们绑架到面包车里去了之后，那个大个子男警察，恐吓威胁肖说，你不许给她家里打电话，现在只有你知道这件事，如果走漏风声就是你干的。她的情况你看到了，如果你打电话给她家人，你就和她一样，下一个就轮到你了。甚至有一个女警察尾随她，看到她进家门。这些是她后来告诉我的。她说：她当时真的以为是绑架，她还报警了。 过了大约二十多分钟，司机接到电话后，车就往前开，停在我家楼前的马路上。司机说:“现在下车”“不是说去公安局的吗？我不下车，我跟你们去公安局。”我说。女人说，现在下车回家，你再不下车，我们就给你用手铐。我瞪了她一眼，下车来，女警察抓着我的胳膊，我甩开她的手，说我自己走，她又抓住我的胳膊，我再次甩开她的手。回到家，家门大开，屋子里站着许多警察，杨穿着橙色的外套，坐在沙发上，他的身边贴身站着几个人，我刚进家门，杨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要冷静。”我说好，我知道。一个警察说把她带到房间去。在房间，四五个警察站在我一步外的地方，看住我。过了不一会时间，其中一个男警察说，要搜身。你们不是已经搜身过，并抢走了钥匙，用那钥匙开了我家门吗？你们还想搜什么呢？那人说：那是刚才的事，现在还得再搜身。旁边站着的女警不由分说就想动手，你们真是岂有此理。只有这个钱包，你们早已搜查过，你拿去吧。男警察接过钱包，打开来看了，然后递还给我，我没有接，我说，你放在手边的桌上就行。他没有放在桌上，他把钱包扔过来，落在我身上，我气愤地说你凭什么把钱包扔在我身上，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他说:我不是要把钱包扔到你身上，我只是没有控制好力度。我走到客厅里，杨已经不在家，我没有问那帮人他人在哪里?我知道他被带去了哪里，我无需问这帮人。我无需费心神去问这些。接下来我会面对什么。我还不知道，我得面对接下来的事情。我走进房间坐下来，那些人跟进来在我一二步外看守着我。一会儿，一个红鼻子中年警察走进来，拿出一份文件对我说，这是搜查证，你看看吧。他把文件摊开在我面前，我看了一眼那份搜查证，我没有接过来。他说：搜查证你要签字。我说，我不签字。你们要做什么，你们做，但我不签字。你们要拿什么，就拿什么，看什么不顺眼要砸坏，你们就砸，但我不会签字。那人拿着文件走出房间，不一会儿又进来了，他又要求我签字，他说话的语气明显比刚才缓和了。我说，我已经说得清楚明白，我是不会签字的。他又说了一会，要我签字，见我没再开口，他就出去了。 他们开始了历时五个小时的地毯式大抄家。 在他们抄家的时候，我去了女儿的房间，坐在床头，看着窗外，天正下着雨，我看着外面的被斜斜的雨线割裂得凌乱的空间，看着那条街道。我想我刚一进房间就该去到窗边，从这个小区出去，只有这个门门外可以停车，他们要带走他，只有带他出这个门，然后坐车走。那样的话，我就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带走杨的。我想象着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抓他的呢？他们抢走我的钥匙，用我的钥匙打开我家门之后，我想他们极有可能是很轻巧的不弄出声响，然后轻悄悄的走到他的书房，他当时正坐在电脑旁忙碌，背对着书房的门，他们蹑手蹑脚走到他的背后，齐声高喊——振耳发聩的瞬间。我相信他们一定会采取这样的恐怖方式。我坐在窗边想起这两天的事，13号我对杨说，他们可能这两天就要来抓你，我梦见到了，他坐在电脑旁，眼睛看着屏幕说，我们不谈梦，再说他们真要来，那也是无法阻挡的事，他们来好了。我说今天早上我送孩子上学，因为有点事去了楼梯间，走过去的时候我还没看见，回头来时，发现9楼到10楼的楼梯上站着一个高个男人，他看见我，出于本能地想要把自己隐藏起来，他向墙上贴去，显然这是没有用的，光秃秃的楼梯上，什么也藏不了，我问，你怎么在这里？你是什么人？那人并不像小偷的反应拔腿就跑，他转身往9楼走去，并嘟囔一句我有事。送孩子回来时，我又去楼梯间看，又有另一个人，他在10楼到11楼之间的楼梯上，拿着手机，可能在玩游戏。我又问他：你什么人？在这干嘛？那人往11楼走去。我对杨说，他们这两天肯定要来抓你。他说，可能在16号。坐在那里，我想起这些，想到人类神秘的命运不可捉摸。半夜的睡眠，完全覆盖了我们的那次谈话，包裹了早已显露出的那份险恶，预感消失不见！看来他们13号在我出门进门时躲在楼梯间是为了证实我是用钥匙开门。这样他们抢走我的钥匙才有用。而就在早上我出门时，本想去叫杨来把门插上，我从大门口向他的书房走了二三步又停下，因为我想起有一次我让他拴上门，他说算了，也许是注定要让他们这种抓人的方式做成，如果不是一闪念的偏差，他们精心设计，事前侦查的计划就要泡汤。 我们生活的变化，从震撼无比的绑架和振耳发聩的瞬间开始！在法治还不健全的中国，在不按法律程序办事，执法犯法现象严重的警方手中，设计并实施这种不合法的恐怖的拘捕方式，在他们眼中看来是必然的，惯用到习以为常的程度。（后来，广州警方在今年四月与我接触时，一个女警就这种拘捕方式的问题回答我时，她的说法更加可笑。她说，以这种方式是为了减少警员在执法过程中的损伤。那么言下之意是：以合法的正规方式拘捕杨的话，杨会给警察造成重大损伤，为了避免警员损伤，警方就采取绑架家人，抢走钥匙，警方用钥匙开人的家门，用强行侵入公民住宅的违法方式进行拘捕。看来在庞大的广州警方眼中，杨茂东的武功应该不在孙悟空之下。） 我看着窗外回想着这些，六七个高大个子的男警察走进房间，围在我面前说要搜身，我明白了他们是故意来找茬的。我说，你们都搜身两次了，还搜什么呢？什么也没有,钥匙被你们夺走，钱包扔在床上，你们还想搜什么呢？那一帮人高声喧闹着说，要搜身，这是程序。其中一个高个年轻的男警察，出言不逊，他说了一句：“他妈的。”我不能放过这句话，我气愤地回头看着他的眼睛，厉声说“你凭什么骂人？你懂得尊重人吗？作为人民的警察，你们是这样代表政府执法的吗？我看你才他妈的呢！”另一些人听到双方大声的争吵，也进来了，一个扛着专业摄像机器的人，把这些都摄录下来。那人说:没骂人，谁骂人了？他虽然辩解着，他的声音却从先前的蛮横变得小了下来。其他人也齐声声称：没有骂人。那个红鼻子中年警察，挤过人群，走到我面前，用很大的声音说，“他没有骂人，这怎么算是骂人呢？程序要搜身我们就得搜身，程序这么定的，我们就得这么做。”你们口口声声说按程序办事，难道程序中也包括骂人吗？从一开始就紧跟着我的女警，强行搜身，连我脚上穿着的皮鞋，也被她按了几按。 这帮人，搜身是假，想要震慑住我是真。我仿佛置身事外的冷静以及拒不签字的不合作态度，显然让他们不高兴了，所以，他们以这种方式挑衅、激惹我，要看看我的反应。  如果人生的某个阶段注定要面临困境，那么宁静自己的内心镇定住自己，坦然面对是重要的。这样才能在极端的局势面前，不至于举措失当，态度违背自己的本意。有什么东西胜得过面临危境时的内心冷静呢？我对自己说：要保持尊严。我看着茫茫天际，对神说：神！这样的时刻，请和我在一起！ 坐在我面前的几个男女警察，家长里短的聊开了。絮絮叨叨的声音令人厌烦。我说，你们最好别说了。他们看一看我，接着说下去。我离开他们，在被搜查弄得十分凌乱的屋子里看了一圈，屋子里大约有三十个便衣警察。杨的书房聚集的人最多，他们忙忙碌碌在用另一台笔记本电脑复制杨的电脑文件，我看见电脑屏幕上不断飞扬着的下载文件的黄色图标，我明白，他们之所以用在外绑架我，抢走我钥匙的，用我的钥匙来开我家门的偷偷摸摸的方式拘捕他，目的就是要得到他的电脑中的文件，他们一边忙碌，一边低声交谈，看上去很满意似的。搜查全面展开，我家的每一处都聚集着一堆人，红鼻子警察高声喊：仔细搜查。看到他们把我的书桌旁的五六十本日记本、小说打印稿，电脑都堆放在地上，想要带走，我说:“这是我的个人的物品，跟你们所指控杨的非法经营案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们不能搜走我的个人物品。”红鼻子警察说：“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了，我们得查过才知道。凡是有文字的东西都得带走。”我知道我碰上了强权不讲理的一帮人，我沉默下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那一大堆我多年的私人日记，小说稿件、读书笔记装进他们带来的最大号蓝白条纹的蛇皮袋里带走。 当搜查到我家的保险柜时，红鼻子警察用他明显缓和下来的声音来要我的保险柜的密码。我不搭理他，他又说，你就配合一下，你要是不说出保险柜密码，我们就要撬开，你的保险柜就坏了，这不是损失吗？我说：我不会告诉你保险柜的密码，你也就别费时间来问我了，我不在乎保险柜损坏，坏了我不会找你赔，你放心的去撬开好了。他还坚持劝说了一会，见没有用，他出去了，我听到他对别的人说：我们没有撬开保险柜的工具。他再次来到我面前劝说，并问我：保险柜里有什么东西。看到我坚决不说给他们密码，他们一定认为里面有他们所想要的重要东西，从他们交谈的语气就听得出来。他们打电话叫专业开保险柜的人来。在等待的过程中，他们并不放弃要我的密码。 又一波专业开保险柜的便衣警察来了，他们涌进房间，我在女儿的房间不时听得尖锐的机器运作的声音。有一会时间，他们打开了保险柜，没有听得他们满意的低语，他们当然只能是失望，里面没有他们所寻找的有价值的东西。不过，他们倒是不忘报复我——他们把毁坏密码的保险柜重新关上，这样我就开不了保险柜，我也只能去外找专业开保险柜的人来撬开它。 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大抄家行动已近尾声。他们忙完之后，叫来了盒饭，屋子里到处都是站着吃盒饭的警察，贴身跟着我的女警叫我吃饭，我说：我不吃饭。在他们吃饭的时候，我把要清洗的衣服拿到小阳台的洗衣机里，那里也挤满了正吃饭的警察，我站住，他们给我让开路，我让洗衣机工作。 吃过饭后，他们说：现在搜查完了，准备走吧，去公安局。 我对贴身紧跟我的女警说：“我要给我先生带一些衣服去，可以吗？”女警马上把我的话说给他们的抄家现场指挥的头头，那人说：可以，可以帮你带衣服去。 我给杨清理出日用的衣物，牙刷牙膏毛巾等日用品，那人吩咐跟着看住我的男警察：“帮她拎这个包。”我给自己找衣服，我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套上杨给我买的那件鲜绿色的中长风衣，又去洗手间洗脸，梳头发，女警站在我身后看着我做这些。收拾整齐后，我走到客厅，说可以走了。那头目说：带好钥匙，这是你的钥匙，还给你了。我看一眼 被他们抢走的钥匙，在那一刻，我觉得那钥匙有点不一样，我没说什么，锁上了家门。 下到楼来，我脚踏实地走在前面，他们一行人走在后面，到大门口要上他们的面包车时，紧跟我的女警用她那急匆匆的粗砺的声音大喊：你坐到最后面，你坐到最后面。我没有理她，径直上车坐在中排的位置上。 车行驶在湿淋淋的街道上，虽然下着雨，广州的街上依然行人熙熙攘攘。我看着街旁雨中的行人和树上开着的艳丽的紫荆花，这样一个下雨的午后，在这些行走着的人的眼中，它跟任何下雨的日子没什么分别，在我看来，这么一个下雨的午后，却是多么不同寻常。 一个警察打电话的声音说：“是回公安局，还是去派出所？”去哪里我都无所谓，我想。 他们去了林和派出所。 在派出所二楼办公室，一个男警察问我。我沉默。他接着问，我接着沉默。他问旁边从抄家现场来的警察：今天她一直都这样？那人说是。接下来，他不再问我什么，他说，你先生昨夜一夜没睡觉是吧?等了一会，他见我无语，他又说：今天让他睡了一天，他睡得很好，也吃得很好。我沉默，但听他这么说，我想，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让杨睡觉的话，那还差不多，杨的确是一整夜没睡觉，自从高智晟出事后，杨为营救他经常整夜不睡觉。没绝食，这正是我希望的。太石村事件中，他绝食绝水抗议59天，最后到送医院抢救，那次对他身体损害非常大，我不希望他再次以绝食绝水的方式抗议。当然这个警察完全有可能是骗我的。（后来事实证明他的确是骗我的。杨绝食绝水抗议政府镇压维权运动15天，后来又因为抗议监狱警方对他刑讯逼供而绝食绝水25天。他一进看守所，警方就不让他睡觉，日夜审讯13天。） 无论他说什么，我都沉默。他宣读他手中的文件，我听他读。我自然知道我不会听到好听的话，我要求自己，不管听得什么，都要不动声色，不置一词。最后那个警察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五点钟要接我的孩子放学。他说他打电话请示，五点十多分钟，他接电话后说可以，我们的人陪你去接。我自己去就行，不需要你们陪同。他说：那不行。他拿出杨的刑事拘留通知书要我签字，我说我不签名。他说你不签名，这份文件就不能给你，没有这份文件，你去看守所送东西，就送不进去。你先生让我们通知你，为他配一副朔料镜架镜片的眼镜送给他。我说：我不签字，你要是不给我文件，你就不给好了。后来，他还是给了我那份拘留通知书。 他们开车带我去幼儿园，下车后，有三个女警和一个男警察跟着我，在幼儿园门前，我又碰上我儿子同学的妈妈小肖，她手牵着她的儿子，看到我和紧跟着我的一群人，她的脸色煞白，我对她说：不是绑架，他们是公安局的人。 三个女警紧跟我进到儿子的教室去，我接走儿子，坐他们的车回家。在楼下我问保安：有没有看到我女儿？保安说：她去了7楼的同学家里。我去七楼接到女儿，她从同学家出来，一眼看到紧跟在我身后的一群人，她即刻明白情况不妙，她说：“妈妈怎么了？我说:没什么，没事。我用手臂揽着她的肩膀，回家。在家门口，开门后，我让两孩子先进去，我进门后想把门关上，那四个警察用手拉着门，不让我关上，他们都进来了。我说，“抄家早已抄过了，现在你们没有权力再进我家门，你们强行进来，这是侵犯公民住宅权，你们这是违法行为。我绝食抗议你们这种侵犯公民住宅权的违法行为。” 我走到电话机旁想打电话，一个女警快步上前按住了电话机，她说：不许打电话。他们在我家里大声说话，孩子在房间。我去女儿的房间，让她做作业，她坐在书桌前，没写作业，听到我进来也没回头，我问：怎么了？我看到她的眼里满含泪水。我揽着她的肩膀说：没事的，没事的，这点小事哪里值得人流泪。这多小的事情呀，要坚强，我知道你很坚强的。要像平时一样写作业、弹钢琴，该干什么干什么，好吗？她抬手擦眼，点点头说好。她的情绪稳定下来，从书包里拿出书本写作业。 这次进我家的人是七个，他们五个人坐在沙发上，另二人，一个在杨的书房门口，另一个在客厅走道上，他们不时地大声说：你今天在派出所什么问题也不说，现在你还得说，不说清楚不行。你不说，我们就一直呆在这里。” 我说：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怕你们这一套。你们最好少说点，别吵得我的孩子没法写作业。我去厨房准备给孩子煮面条吃，一个女警马上跟进来，说:不许煮面条。她说，一会儿他们会买来盒饭，都吃盒饭。她关掉炉火，我再打开，她再关。三次以后，我不再坚持。 我开始清理屋子。经过三四十个警察、五小时的大抄家，屋子里乱糟糟的，我换洗被子床单，扫地、拖地。儿子在房间看他的超人书，女儿写完作业后，像往常一样自己去练钢琴，琴声响起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小阳台上往洗衣机里放衣物。她弹的很好，甚至比平时还要好，也许因为听的人多。琴声慰籍人心。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我的家里还能琴声悠扬，感谢神！她弹奏的曲子是《我的太阳》、《沉思》《珍重再见》《桑塔.露琪亚》《致爱丽丝》《匈牙利狂想曲》还有一些《小步舞曲》《摇篮曲》等。 他们让人送来盒饭，我让孩子吃了盒饭。一个女警到房间来劝我吃饭，我说，你们欺人欺到头上来了，竟然一群人跑到我家里来，我绝食抗议你们的违法行为。 在接下来的时间，他们不时地大声吵嚷着要我回答问题。十点以后，我送孩子睡觉，他们还隔一小时就站在门口大声吵嚷，吵得他们没法睡觉，儿子说：他们怎么还在我们家里，他们是坏人吗？他还经常起床跑到门边偷偷看他们，然后对我说，他们还在，他们还没有走。  深夜，他们一行人全部聚集在房门口，为首的一个女警把她的声音拔高到最大音量，声色俱厉地说了一大堆恶狠狠的话。我回应她：我的先生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先后三次被抓；他跟你们广州警方直接接触加起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三次被你们非法殴打。在背后跟他一同经历这些事的人是我，经历了这么多的凶险事情，我怎么会怕你吵吵嚷嚷几句恶狠狠的话呢？我看你还是省点力气。说多了坏话，做多了坏事是会被历史记下来的。不管你怎么着，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去什么地方，我就是这句话，我跟你们没什么好说的。 女警说：历史记下来又怎么样？我们明天还要来，我们以后要天天来。现在我们要走了，你来关门吧。他们真的走了，出门时，他们没再说几句狠话。我关上了门。 屋子里一下子显得空空荡荡，今天一整天屋子里挤满了人，经历了这样的一天，那一刻，我还是很高兴的。他们走了，我一直以为他们会在这里住上一阵子，闹上一阵子的。那一刻，我真的感到轻松，感到高兴。914这一天，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针对二十一国APEC会议在悉尼歌剧院举行，法轮功、自由中国和各民运团体租用纽省议会大厦召开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民主人权、中国前途的研讨会，包括九月五日下午两点半亚太民主基金会的颁奖典礼，表彰在捍卫人权和精神自由方面有卓越贡献的人士。

这次几个大会顺利召开，有一个令人开怀大笑的插曲。

中共使馆曾多次照会澳洲有关官员取消提供纽省议会大厦的场地（它的惯用伎俩），尽管一再遭到拒绝，它碰鼻子不拐弯，开颁奖会的头一天还在纠缠。基督教民主党澳洲纽省上议员格尔顿。莫利斯提及此事时说，六百年来，这里就是自由讲话的地方，中国大使馆不可能阻止我们在这里讲话，今天，直到永远。这就是自由！

正如一首流行歌曲唱的，“你（中共）不知道我（自由世界）的心”。

基金会共设立良知勇气奖、人性光辉奖、“六四”抗暴英雄奖、新闻自由奖、正义守护奖、公民维权抗暴奖、丹心汉青奖、民主英雄奖等八个奖项。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获良知勇气奖，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获人性光辉奖。

亚太民主基金会第一次把奖颁发给两个外国人，加拿大前移民官及人权律师DavidKilgour和DavidMatas合得正义守护奖。他俩先后在墨尔本、堪培拉、悉尼等地作了几场报告，当然是亲自到会领奖。其余居住中国的的受奖人，不是正在坐牢（师涛、孑木、胡石根、朱更生、杨春林等），就是不发护照、不准出国（刘晓波、丁子霖等），只得由国外来宾代领。更有甚者，获丹心汉青奖的吉林省法轮功学员刘成军，五年前因在长春有线电视台插播40多分钟法轮功受迫害的电视被关押判刑，九个月后被折磨致死。死者不能复生，刘成军的奖由格尔顿。莫利斯颁发，张而平代领。

刘晓波不能亲自前来澳洲，我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代他领奖，会员阿木和老戴维也为此前往悉尼，大家深感代刘晓波领奖不仅是我们的一种光荣，也是对我们的鞭策。

作为一个六。四前从美国跑回中国参加民主运动的人，作为那场惊心动魄六。四屠杀的目击者，作为拒绝中共“给护照就不准回国”屈辱条件的硬骨头，刘晓波等一批人“要像钉子一样钉在那块土地上”为民请命，在北京城里在阎王眼皮下公开抗争……坚持至今十八年，只有良知没有勇气是万难办到的，只有勇气而无良知也不知会走到什么路上去，刘晓波获良知勇气奖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亚太民主基金会主席潘晴在颁奖时对刘晓波作了如下评论：

1989年6月4日的中国民主运动和6月4日的屠杀，不仅是当代中国政治史的一个转折性事件，而且是一批中国公民的人生转折点。一些公民从此走上在专制高压和犬儒主义泛滥的情势下，艰难地追寻正义和维护良知的不归路。现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先生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刘晓波原本是独立的作家和评论家，1989年民主运动兴起后，毅然回国，参加民主运动。因此被关押20月。1989年后，为消除政治动乱的根源，中国的执政者在中国整肃知识界，以高压和收买两种方式，摧残和腐蚀知识界的良心和独立精神。刘晓波是为数不多的最早站出来公开对抗这一手段的作家。1995年，刘晓波因为策划和组织公民上书请愿被软禁八个月；1996年，刘晓波又因为组织和联合其他公民对中国的重大政治问题发表政治声明而入狱三年。出狱后，刘晓波以自己尖锐和犀利的笔，分析时局，揭露问题，批评执政者，维护中国被侮辱和被欺凌的公民的权益，坚守人类社会共识的良知。2003年10月，刘晓波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建立起一个对抗压迫和腐蚀的独立知识分子和作家团队。近年来，笔会在捍卫写作自由、鼓励自由写作、救援狱中作家、促进国内外写作者的交流等方面，作出了一些扎扎实实的努力。由于他和其他作家的共同努力，全球华语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对抗大陆暴政和腐蚀的中文作家群体。

亚太人权基金会认为，中华民族在一党专制的腐败的权钱交易的畸形市场化的浪潮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执政者系统地摧毁社会的良心有关。此时，存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需要中国公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坚守正义，对抗强权。为鼓励在中华民族精神史的黑暗时期坚韧抗争的知识分子，鉴于刘晓波表现出的勇气和精神，亚太人权基金会决定授予现任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长刘晓波2007年度良知勇气奖。

颁奖会上，我一字不拉地朗读了刘晓波的“勇气并不必然代表良知”的答谢词。

他首先感谢“亚太人权基金会”授予的“良知勇气奖”。

他说，“在我理解，良知包含着勇气和责任。作为反抗独裁行列中的一员，个人责任没有替代品。六。四十八年来，我一直在反抗中共独裁。作为屠刀下的幸存者之一，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黎明，既让我体验到面临大恐怖时生命的脆弱和光辉，也让我懂得了反抗独裁的责任伦理。只有以谦卑之心仰望在天之灵，我才知道活下来的责任之厚重；只有坚韧地抗拒恐怖、谎言和收买，才能多少承担起幸存者的责任。

今天，当我接受这个以‘良知勇气’命名的奖项，与其说倍感荣耀，不如说深感内疚。愧对那些至今仍然无法明目的六四亡灵，特别愧对那些因舍己救人而献身的亡灵。所以，如果这个奖代表着一种荣誉，那么这个荣誉也仅仅是通过我而敬献给亡灵的祭奠。“

刘晓波提醒，“反抗独裁并不意味着反抗者就自动变成圣人，抵制邪恶也并不总是正义对抗邪恶，有时很可能就是以恶抗恶”，“独裁政权的反抗者都不缺少勇气，但勇气并不能等同责任，正如道义伦理并不能代替责任伦理一样。换言之，良知的践行，不仅需要敢于反抗的勇气，更需要公共参与的理性和责任。”“作为独裁末世大屠杀的幸存者，我深知，中国迈向自由国家的进程，将是一个极为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坚韧和清醒，理性和责任，信心和乐观，远比一时的热血沸腾更加珍贵。”

他强调，“民间反对派，不仅需要直面强权的勇气，也应该具有面对民间反对派内部的种种缺陷的勇气，不能让反抗官权的道义正确遮盖了民间自省的视野，使我们失去了对民间生态的种种弱点的警惕；特别是要警惕反抗者‘天然正义’的错觉。如果民间反对派缺少足够的自省意识，不愿意进行自我反思和不断改善，就很容易自我膨胀为‘一览众山小’的道德傲慢，中国政治转型的希望就将更为渺茫。在此意义上，民间反对运动的建设性良知，在致力于提升反抗勇气的同时，更要培育出健康的责任伦理。”

和刘晓波一样，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也是有脚无路不能亲自来悉尼，她的人性光辉奖由澳洲民主党参议员凯利。纳塔维颁发，王军涛代领。

王军涛全文朗读了丁子霖感人肺腑的答谢词。

她以个人名义并代表中国天安门母亲向亚太人权基金会表示诚挚的谢意。丁子霖说，“对于我们群体中的每一个人来说，能够获得这样一种基于人性的肯定，不能不说是一种最大的荣幸。”“今天被记录在那份‘六。四’死难者名册里的很多人，在十八年前那个血腥的黑色周末，当他们面对着装备精良的杀人机器时，当他们面对喷射着火焰的机枪和疯狂地碾压过来的坦克时，他们毅然地作出了一种人性的选择”，“十八年过去了，当年正值盛年的父亲和母亲，如今大都步入了古稀之年，但是，这些痛失亲人的父亲、母亲和妻子们，至今仍无法忘怀当初所作出的艰难抉择。面对大屠杀后的恐怖与肃杀，面对整个社会死一般的沉寂和冷漠，她（他）们义无反顾地向茫茫的黑夜跨出了第一步，决然地向世界发出了第一声呼喊。她（他）们作出如此艰难的选择，同样是听从了人性的召唤。”

“‘六。四’，应该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更应该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需要有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这种新的制度应保证人性不再任意被蔑视，人权不再任意被践踏，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得到人道的关怀。”“今天，我们愿意更明确地向世界宣布：凡历史真相都必须还原，凡历史罪恶都必须追究，凡历史欠账都必须清偿，凡历史不公都必须纠正。但是，我们不主张复仇，不主张暴力，不主张以恶对抗恶；我们主张用理性来对待分歧，用爱来化解仇恨，用对话来换取互信，用宽容和克制来求得全民族的和解。”

会后，有人对我说，刘晓波答谢词的后半段内容在这种场合不合适。王军涛也在一旁，他回答：“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他可以讲他想讲的话。”

看来，奶油蛋糕巧克力比较好吃，哪怕“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

笔会会员简昭惠因故不能前去悉尼，她读了刘晓波的发言稿后作了评价，这个评价代表了大多数墨尔本笔会会员的看法，我以此作为本文结尾：

“我很喜欢刘晓波的致辞。很喜欢一个‘能够透视英雄迷思的英雄’。的确，‘革命’除了勇气之外，更需要重视责任舆伦理。我一直不相信有人能用卑鄙的手段追求正当的目的……我是一个相信真理的寻觅者，但不信那些宣称已经找到真理的人。‘革命’不是追求‘英雄的舞台’，更不是为了替自己累积威望和权力。在成熟的公民社会，其实是并不需要‘意见领袖’和‘革命领导人’的”。

 

日本终于投降了，蒋介石派何应钦前去受降，陈立夫特地去看何，建议何要求日本军队帮助防守两条铁路，一条是南京、浦口到天津的津浦路，一条是汉口到北平的平汉路，这两条路可以说是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其战略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只要日本军队帮他们守住这两大铁路沿线地区，偏处大西南的国民党军队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开往北方。但何应钦没有在意陈的建议，最后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是从上海经海路运往天津、北平等地，一部分还是用飞机空运的，代价之高昂可想而知。不过，陈立夫可能不知道，如此大的战略安排，根本不是何应钦作得了主的。

其实更早一些，李宗仁就向蒋介石提出了类似的对日受降设想，一是命令各地日伪军就地待命，维持当地的交通和治安，二是主张用“后浪推前浪”的方式，快速推进，具体地说就是原在河南、安徽和苏北的国民党军队立即向山东、河北前进，原在山西、宁夏、绥远的军队即向察哈尔前进，留下的防地，则由后方部队递补。这样不出一个月，就会占领所有华北重镇、津浦和平汉两大交通线。然而，蒋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当时蒋嫡系的中央军四、五十个师远在滇西、缅北一带，如果采纳“后浪推前浪”的方式向华北推进，那么原来在安徽、河南一带的非嫡系部队就会先进入华北、乃至东北。蒋的盘算是要等到滇、缅边境上的嫡系部队去接收华北和东北，所以他只是命令原在湖北、河南一带的刘峙和原在大别山的李品仙分别到郑州、徐州受降。

陈立夫和李宗仁不约而同地认为，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根植于接受日本投降时的安排。当然，陈在他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还提到了其他不可忽略的失败原因，比如财政金融上的失策。当日本侵华时，每占领一地，就用日本军用券一元钱换取国民党统治时通行的一元法币，以这种方法使整个沦陷区通行日本军用券。那时，如果拥有一万元法币一定是很富有的，吃一桌有鱼翅、燕窝的酒席也不过三、四元钱。日本以一万元军用券兑换一万元法币，人民感到并没有吃亏。等到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发行伪币，一万元军用券就只能换到五千元的伪币，等于贬值了一半。日本投降后，又要恢复使用法币，财政部长宋子文规定两百元伪币才能换一元法币，五千元伪币只能换取二十五元法币。宋氏觉得如此一来，只要用少数法币就可以将伪币收回来，以为这样，国民党政府占了大大的便宜。他没有想到因此坑苦了望政府如望甘霖的沦陷区百姓，即使战前拥有一万元法币的人，战后也只能得到二十五元法币，而且此时的法币已大大贬值了。什么叫“民穷财尽”？这样的财政金融政策不仅把有钱人变成没钱的，没有钱的，更是一无所有了，国民党政府人心的丧失，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一篇千字文，引来板砖无数。因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年近八旬的茅于轼老先生成了舆论的“公敌”。“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一个人如果同时受到一千人的痛骂，那么这一个人就必定是坏蛋。在一片哗然中，任何辩解都会被淹没，就像文革中的大批斗一样，除了抱头受刑之外，被批斗者没有更好的选择。好在时代已经进步了，茅于轼先生只需要承受“语言暴力”，而不用为“坐喷气式”而担心了。我想，这也正是他敢于“胡说八道”的原因。

当然，“胡说八道”是批斗者说的。茅于轼先生肯定不承认，笔者也不这么认为。在那震耳欲聋的叫骂声中，如果能够冷静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很多打着“正义”旗号贴着“良知”标签的口诛笔伐其实经不起推敲。

有人拿茅文的“硬伤”说事儿，说茅所说的“中国穷了几千年”不符合史实。有人列出一串数字，称中国明清时期的GDP世界第一，等等之类。不知道这些数据从何而来，但与人们头脑中的印象确实大相径庭。其实，就连引用者自己都说那些数据“基于非常不完整的资料，当然不足尽信”。中国历史上的几个时期可能不算穷，但说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比较穷应该没有问题，即使刨去那几个“盛世”，中国穷的时间难道没有几千年吗？退一步讲，即使中国穷的时间没有几千年，也无伤于“富人应该与穷人一样受到保护”的主旨。揪住这样的细枝末节，有多大意义呢？

有人从分析方法上找毛病，说把人分为“富人”和“穷人”这种“两分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健康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中产阶段占多数，茅于轼应该为中产阶段说话。这是一种转移话题的“批评”方法，或者说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不错，中国现在最需要扶植的是中产阶级，但茅于轼说不应该为中产阶级说话了吗？没有。非但没有，茅先生还写过一篇题为《让穷人有机会成为中产阶级》的文章。研究社会，首先要对人群进行分类；而分类有很多种分法。比如可以分为“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可以分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当然也可以分为“富人和穷人”……“两分法”并一定就不科学。至于应该使用哪一种分类，则应该看讨论的是什么问题、是在什么语境下讨论。茅于轼发表那一番言论，针对的就是仇富现象以及贫富对立的问题，加入的就是如何处理富人和穷人的关系的语境——人家正在讨论富人和穷人的问题，你却说男人应该如何女人又当如何，这不是鸡同鸭讲吗？

有人从逻辑上挑刺，说“替富人说话，怎么可能为穷人办事？‘说话’与‘办事’是一脉相承的，甚至‘说话’本身就是一种‘办事’！”单从字面上看，茅于轼的说法确实像是自相矛盾。但如果不是断章取义而是全面理解，就会发现，茅先生虽然是在为富人说话，其实也是为穷人着想。首先必须清楚，茅为富人说话，并不是袒护富人，而只是说富人的合法权益也需要保护，这原本就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再者，只有保护富人，才能保护创富的环境，才能使社会上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一个仇视富人的社会，就不可能变得富裕、发达。事实上，茅于轼确实是一边“替富人说话”，一边在为穷人办事。茅于轼牵头负责的专门扶助贫困农民的小额贷款项目使很多农民摆脱了贫困，而他一家仍住在几十年的老房子里，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俱。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是任何逻辑都推翻不了的。

茅于轼说，他之所以“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是因为“现在为富人说话的人少，而为穷人说话的人多”。有人反驳说：“资本本身就会说话”。这是在偷换概念。不错，资本本身就会“说话”，但此之“说话”是一种比喻，指的是资本所具有的影响社会、调配资源的能力以及话语权，这是一个政治学意义的概念；而茅于轼所说的“说话”是本义上的“说话”，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不是否认富人在话语权上的强势，而是想在社会舆论上为富人“正名”。说到这里，有必要重申一下茅先生在文中强调过的一句话：“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

近年来，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强，“富人、穷人”成了一个极其敏感的词语。在这个问题上，几乎就没有理性探讨的环境。只要谁“替富人说话”，就肯定是“人民公敌”。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沉默，唯有茅先生依然“嘴上没有把门的”（茅夫人语）。我相信，茅先生也预料到了今天这样的结局。而这样的结局也反过来印证了他发表那篇文章的必要性。

茅于轼先生是我们这个社会真正的脊梁。他为穷人着想反而挨穷人骂，不是他的悲哀，而是穷人和社会的悲哀！

 

今年是9.11六周年，美国各地举行了纪念活动。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纪念活动比较低调。在白宫，总统和夫人劳拉，副总统切尼及夫人琳恩参加了纪念仪式，在“天佑美国”的乐声中默哀。总统布什没有发表任何讲话，仪式结束后总统和副总统陪同妻子步入白宫。

在纽约的纪念活动也相对简单。由于世贸大厦原址正在施工，纪念活动在附近的一个公园举行，按照六年前灾难发生的四次时间举行了四次默哀，死难者家属短暂访问建筑工地，摆放鲜花和花环，没有讲话，没有发言……

简单是很简单，但有一个每年都出现的仪式却并没有因此被简化掉。那个仪式就是念死难者的名单。仅仅在纽约，这一名单上就有2750个名字，长长的一串，是每年的纪念活动中占用时间最长的一项仪式。

过去五年，纪念活动每每有所不同，然而市长可以不讲话，总统可以不发言，军乐队可以不奏乐，可这需时最长的一项仪式却雷打不动。每一年都要从头到尾、一个不剩地念出所有遇难者的名字，让这些名字响彻在世贸大厦的上空，同时通过广播、电视传遍美国——唯一不同的是，每年念出这些名字的声音都不一样，今年获此殊荣的是遇难者家属（包括遇难救火队员的家属）和当地政界人士。

我得承认，开始纪念9.11那两年，对每次花这么长时间一个一个念那些陌生的名字我颇不以为然。毕竟，那些名字只对死难者的家属有意义。可是美国人就这么固执，六年如一日，反复叨念这些名字，让全国民众一遍又一遍地倾听。据说等到9.11纪念碑竖起来时，他们还要把这些名字刻上去。你听听这些名字：麦克、罗瑟林、约翰、阿里、阿布达布……

这些陌生的普通人的名字一遍一遍敲击美国人的灵魂，也在我这个中国人的心灵里激起了波浪。促使我不得不思考这些名字背后隐藏的含义，以及他们表达的意义。

不错，如果你不光是用耳朵，而是用心去倾听这些名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名字曾经代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妻子、母亲、父亲、儿子、丈夫、朋友、同事、兄弟和姐妹……——现在他们都是遇难者！

六年了，美国佬就是这么固执，我不知道是文化造成的，还是制度使然，我不知道他们如何感受这些个体的名字，但我却显然已经受到了感染。从这些我至今一个也不认识的名字中，我感受到人性，感到人的尊严，感受到人类的爱。

六年了，世贸大厦轰然倒塌的声音模糊了，总统慷慨激昂的讲话暗淡了，家属痛苦的呼喊淡忘了，军乐队时而雄壮时而哀婉的乐声消失了，可是那些平淡的名字却时时萦绕我的耳边——

只是，作为一名中国人，那些充满洋味的名字让我觉得有些别扭甚至难堪，我想我也可以说出一长串一长串的名字：蔡炳炎，赵登禹，梁鉴堂，姜玉贞，刘眉生，启学起，高志航，吴克仁，黄梅兴……

我相信这些名字听在大家的耳朵里一样陌生，对吧？不过当我默念这些名字的时候，我的心灵是颤抖的。

那是不久前，我无意中在《南方周末》中看到了一整版的人物名单。这对于被各种新闻和评论塞得满满的《南方周末》是很少见的，我顺手拿起来扫了一眼，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几百个名字：夏国章，扈先梅，陈济桓，萧山令，燕鼎九，杨怀，陈钟书……

足足有三百多个的名字对我来说都很陌生，我想你也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吧。就在我准备放下这张报纸时，我才注意到这页报纸的标题，我心中一凛，这才把目光转向一个个名字后面的短短一两句的介绍。那是每个名字生前的部队编号以及他们战死的地点。原来他们都是八年抗战中牺牲的抗战将军们——可他们的名字怎么如此陌生？比起9.11的受难者，他们本应得到更大的尊重。

我也知道在八年抗日中有成千上万的官兵为国捐躯，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印刷在一张报纸上，黑压压的一片，沉甸甸压在我良心上。那一天，我一动不动，从头到尾，把这些名字一个个看下来。虽然这几百个名字中，我曾经听到过的不到十个，但我却感觉到所有的人都离我那么近，看到最后一个名字时，我竟然泪眼模糊。

我马上到网上去搜索，想知道这些英烈的更多资料，让我吃惊的是，资料竟然那么少。但即便是这有限的资料，也足以让我的灵魂颤抖了：一位上将与日军战斗到最后一发子弹，与战壕同生死；中将，在战斗中被流弹击中，死前高呼口号鼓励将士勇往杀敌；少将，在弹尽粮绝的时候，让士兵先撤，不愿意被日本人抓到受辱而勇敢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还有文人出生的作战参谋与日寇肉搏，死后在他紧闭的嘴巴里发现日寇的半边耳朵……

而他们的名字，我竟然很少听说过，更不用说记住他们，缅怀他们了。这么多年，在纪念抗日中我并没有落后过，在要求日本人道歉方面也很积极，“抗日英雄”这些字眼也常常出现在我的文章中，可是，我什么时候去认真看过这些名字？不错，我们的报纸和杂志很少像《南方周末》这样把它们的名字用整个版面印刷出来，而且全国各地的纪念碑也很少刻上他们的名字。可这不是借口，如果我有心，我自己可以去找，找到后可以把他们一个个记下来，帖在我的博客。

如果是这样，或者我幻想，有一天在纪念抗战胜利时，我，我们的父母兄弟，我们的姐姐妹妹，我们儿子和女儿可以一起，一个一个把这些值得铭刻在纪念碑和我们记忆中的名字念出来。

是的，那些英雄和受难者的名字本应该成为各种纪念活动的主角。可是看看我们的各种纪念活动吧，领导们争先恐后跳到聚光灯下，把胜利的荣耀甚至死者的光环硬往自己脖子上套，纪念活动弄成了歌功颂德的盛宴，英雄和死难者成为他们往自己脸上贴金或者掩盖真相的道具……

我在期待那一刻的到来。死去的和活着的都受到尊重，每一个个体都受到应有的重视，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能响彻云霄，更不用说我们的抗日将军，还有至今也叫不出名字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受难者。

在这里，请允许我把这些名字一个一个念给你听：

张自忠（陆军上将33集团军总司令）！

佟麟阁（陆军上将29军副军长）！

赵登禹（陆军上将132师师长）！

姜玉贞（陆军中将196旅旅长）！

杨杰（陆军少将第一旅副旅长）！

郝梦龄（陆军上将9军军长）！

刘家麒（陆军中将54师师长）！

郑廷珍（陆军中将独立5旅旅长）！

秦霖（陆军中将511旅旅长）！

庞汉桢（陆军中将501旅旅长）！

官惠民（陆军少将270旅旅长）！

……

李兰池（陆军少将112师副师长）！

……

史蔚馥（陆军少将广西绥靖公署高级参谋，被俘后被日军活活刺死的）！

饶国华（上将，145师师长 1937、11、30 安徽广德）！

……

……

 

北村：作家，1965年生于福建长汀。

曾以《者说》系列为代表作，成为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自1992年起从先锋小说创作转向关注人的灵魂、人性及终极价值的探索，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为《施洗的河》《武则天》《伤逝》等，以“神性写作”成为小说界的独特现象；1999开始进入第三个写作阶段，描绘人在追求终极价值时的心灵过程和人性困难，以《老木的琴》、《周渔的喊叫》（即电影《周渔的火车》原著）、《长征》为代表作；2003年进入第四个阶段的写作：开始以理想主义和正面价值为创作目标，关注弱势群体，进入真正的创作黄金期，长篇小说《我和上帝有个约》获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记者最为关注的是北村由先锋写作到关注人性本身的转变，事实上，这直接导向了他此后创作的不断开拓，北村坦言：导致这种转变的直接起因是“婚变”这样的“个人事件”，他由此认识到：人是有局限性的，而人更要承认这种局限性……

本文由2万余字的采访记录整理而成，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作家，北村说：我所信仰的是生命。

只有良知会知道

记者：你曾说你相信有完美人性的存在，相信它存在就意味着相信自己或者说人类能做到，是吧？

北村：我觉得承认自己有限就可以做到，承认自己无限反而做不到。我举个例子说：很多人出钱做慈善，你比如说我出100万盖一栋楼，我就会叫它北村楼，我认为从良知的意义上来说是没有用的，归于零点的功效。因为他为外在的东西盖了一栋楼，对本身的建设没有什么用。

记者：荣耀对一个人来说不是一种自身建设吗？

北村：我认为左手做了好事不能让右手知道，我没有必要给它命名，命名是很荣耀，这就意味着今天我花100万买了一种荣耀感，一种功勋。这是一种贸易关系，一种买卖关系，对心灵建设起不到一点作用。这叫自以为义。

记者：比如说我对你好的目的是希望你也对我好，你认为这也是一种贸易关系吗？

北村：是。

记者：可是心灵的建设怎么去检验？

北村：良知会知道。外面真的很难去证明，要不怎么说是很隐秘的贸易关系呢。比如说今天你的确出于爱心，你根本不会有一点回报的要求和愿望，但是我会有回应啊！回应和回报不同，回报是和贸易扯上关系的，如果我以后不能回报，你可能就会厌恶我，真正的付出是没有回报的，但他一定有回应。爱本身是会有回应的，我今天不一定回报给你，但我会去爱别人。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说一个人还没做生意之前非常苦，有一个师傅救了他，给他吃给他住让他赚钱，后来他做大生意了，挣了很多很多钱，当他回去感谢他师傅的时候，他师傅已经快死了，他师傅说：“你别给我了，我已经用不着了，你去帮助别人吧。”后来他想，做什么呢？我就做好事吧，救助孤儿。一个、两个，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干脆拿钱办孤儿院，最后收了600个孤儿。他没有回报给救他那个人，但他回报给了600个孤儿，按道理来说这是一个不平衡的贸易关系，但这种不平等的付出关系带来的是相当平等的爱的建设。

世界上首富和二富，盖茨和巴菲特居然都把财产的大部分捐出来，我觉得这就是榜样的力量，他们可能看得非常高远了，而我们还在苦苦挣钱，挣我们需要的那部分。

先搞经济，我认为一点也没有错，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不是一定要等到我们像他们那么富有的时候，才可以做事行善，所以说我一直在想，他们肯定尝过那味道，所谓物质丰富的味道。盖茨他不是要辞职了吗？要专门去做他的慈善，按着规律去推算，一个人做的第二件事情一定比第一件事情更有意义。现在我们在讲和谐社会，我觉得有必要倡导善行，每个人都可以做一点事情，受益的其实是自己。

幸福不是阶梯式

记者：你有没有想到盖茨他一定是经历了那种丰富性的，他发现这种物质的丰富性不能满足他的心灵的丰富性，我们现在很多人走在盖茨曾经走过的那条路上，他还没有发现：你越追求物质上的丰富性反而你心灵上的丰富性越来越被吞噬掉，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现状。

北村：这里面我认为是理解的大不同，我们在大都市生活要竞争、工作，到底大家对工作怎样认识，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今天大家都要等到像盖茨那样，将没有一个人得到自由。谁也不能够说等到那样才找到工作的价值，工作的乐趣到底在哪里？我想应该这样理解，曾经有一个美国的思想家说过这样一句话：拼命地挣钱，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拼命地省钱；第三句话是拼命地捐钱。

这三句话是有意思的，第一句说明你必须要发展经济；第二句说明不应该奢侈，省钱的意思不是不用啊，你可以投入再生产啊；第三句话是说一个人他满足物质生活以后，一定要做一些慈善的事情，因为世界上的很多人与事需要人与人的彼此帮助，这样构成的是一个彼此帮助的网络，是合作网络而不是竞争网络。

有的人把竞争理解为我把你推倒，踩在脚下走过去。我承认有这种理解，我必须要说这种理解是大错特错的。我理解天地之间、整个地球是一个家庭。能力强的人他付出了5000个单位，他可以取得5000个单位的回报。你1000个单位可以取得1000个单位的回报，各人的能力不一样。竞争按我理解就是消灭谬误，让每一个人站在合适的位置上。你比如说我只有2000个单位的量，你是有5000个单位的量，你应该在5000个单位的量上生活、工作，我要竞争这个位置，可是我能力比你差，我可能从1000个单位变成2000个单位，我可能会成长，但是我绝对到不了5000个单位。这个意义就是这个位置必须是有5000个单位的量的人去做。

这是非常良性的，为什么在西方有一种观念：承认败者，虽败犹荣。并不是淘汰，不是把你赶出社会去。有的人不适合干这个位置，通过竞争脱离出来了，可能他适合干别的，别的位置比这个更重要。我认为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它分别了工作之间的能力和性质，对不对？所以竞争是调整，而并不是倾轧，这是两个概念。如果是倾轧，胜者没有胜利感，败者则感到极大的耻辱、活着不如死去。所以说虽败犹荣就是这样的，大家都在调整当中，我可以做我的工作，这样的话那这个社会就能物尽其用，人尽其用，所以中国社会应对生活观、工作观有一个大的调整，就是说天地之间是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是彼此合作关系，是非常信赖的。

国外有种工作观，叫做使命感。比如说我是个作家，我觉得我一定要写好小说，这是我的天赋使命啊。你今天做记者就要有记者的职业观，一定要写出优秀的文章来。现在来提还不会太晚，但是必须要提了。很多白领整天非常忙，忙归忙，心灵不能那么的累和忙，不然他就没有安慰感和幸福感了。那样做什么都觉得累，挣再多的钱都难受。

记者：也许我们首先认为幸福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之上，我们先追求物质然后再曲线追求幸福。

北村：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幸福是遥不可及的。幸福如果是阶梯式的因果关系，那它就是遥不可及。

托尔斯泰有一部小说：有一对姐妹，一个嫁给城里人，一个嫁给农村的。城里那个人就来看她姐妹说乡下空气多好，吃的都是绿色作物，结果她的丈夫就说了一句话：“是不错，只是如果地多一点就更好了。”结果他后面坐着一个魔鬼，魔鬼听了这句话说：“行！那我就让他多点土地吧。”

有个人跟他说：“有个地方是游牧民族的土地，不要钱的。”他一看果然是。牧民说：“我们要那么多干吗？拿去吧。你走一个圈，到晚上走回来，圈里的土地就是你的。”

他盘算了一个晚上如何走，第二天开始走的时候，总是走来走去不满意，觉得走得太小。眼看再走就回不来了，已经快断气了，他决定赶紧绕个直角回来。这时他看见山上的太阳落下去了，他想：“完了，完了，这下我该怎么办呢？”他突然又一想：“山坡的牧民怎么还挥手招呼我呢？太阳不是下山了吗？哦，原来他们那个角度还能看到太阳。”原本已经倒下的他又起来了，接着跑终于跑到了。牧民说：“太好了，你终于跑回来了。你得到了一片最大的土地，这片土地都是你的了。”他说：“啊！”然后倒在地上死了。

牧民看了很悲伤，在地上刨了个坑，把他一埋用尺一量总共才有三四尺。这个寓言的题目就叫做《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

人真正需要的也就是当用的那一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然看到有限性，就不要那样疲于奔命地追求财富。今天我们花力气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好，使生活更有意义，我认为这种价值观才是积极的。

记者：怎么获取那种悟性啊？不是每个人都要通过同一条路走向天堂的。

北村：我觉得至少可以多看看书，强制性地抽出一些时间来多看看书。因为一看书我们就马上面对传统，无论是西方的文明传统，还是东方的文明传统，在物质高度发展的时候，面对传统我们就会发现，它里面精神层面的东西是很多的。它肯定把精神性放在最主要位置，然后再谈到物质性。

有人说我忙了一天回来，太累了不看了。我认为是个误解，他意识感觉累，其实他这样没有消除累，假如临睡前看看那种精神性的散文、书、节目这些东西，他突然就进入精神领域，反而会消解累。所以近来《论语》会热。

没有世界观的人是爬行动物

记者：你所说的完美人性也许只是种设想？

北村：不，圣洁、光明、公正、可爱，四个东西藏在里面，这种荣耀感和满足感是外面的人不捧你，你的良知都能够把握得住的。我不知道这话有没有说清楚，就是今天没有一个人唱你的颂歌，你一点也不觉得孤独。我认为一个真正的人，应该有刚才所说的四种属性。虽然程度可能有区别，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非说什么地位的人才这样，因为这种东西比较内在。

记者：那么眼下文学对灵魂的探索，对道德的修正作用还有吗？如果时代没有提供这样的环境，会不会是对作家的苛求？而反过来说时代环境又往往成为文学可以回避道德感的一个最大理由，很矛盾啊。

北村：作家唯一能够贡献社会的，就是他谋求揭示在各种的社会环境、冲突、时代里面的人的处境，这个处境主要表现在人性和灵魂上。这是作家唯一有价值做的事情。因为我认为这是起码的职业守则、职业标准，这并不是苛求。你比如发生一个事件，仅仅写事件本身，那是记者的责任，记者发掘事实原始的真相。如果从社会角度来写，写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那是其他人的事情。作家就是写所有的事件在人性上的投射，在灵魂的痕迹。我认为，这是作家一个起码的职业标准。

记者：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获得信仰那一刻你觉得你放下了什么？

北村：我放下了自己。

记者：获得了？

北村：获得了真正的自我与自由。

记者：它们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北寸：其实后来我回想我最大的区别，就在过去基本上是执著于自我。没有认识到我自己的有限性。我以为我很有能力，我所有的生活准则，都是建在我为第一的基础上。就是说我是对的，我在指出别人的错误时，都是以我为标准的，以我认为的公正为标准的。一切都是我，我，我。这就是所谓的固执的我。我认为这是人最大的罪恶，在这个错误的参照系底下，我要跟另外一个他达成和谐，是万万不可能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以为义，每一个人都会说我没有认为我是对的，其实他做什么事情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的。今天假如人能从这个最大的问题里面退一步，将会海阔天空。

记者：这个问题的对立面是什么？是“他人是对的”？

北村：他人不一定是对的，但首先我不一定是对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来的话不会使我们把对错混淆。我不能总是以我为标准，因为我是有限的，肯定会发生错误的。我明明是一个有限者，却以一个无限者的姿态和别人相处。所以社会之间的和谐，我觉得爱、宽容、谦虚、奉献，所有这些字眼都不是跟理性条件联系在一起。是无条件的，是跟信仰联系在一起的。信仰是没有条件的。

记者：我觉得现在我们脱离了一个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信仰的构建。

北村：构建和谐的关系，需要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人性的调整和认识。必须要做一个谦虚的人，这样的话你自己才会有自由。人要有信念，有世界观，没有世界观的人是爬行的，爬行

 

一滴泪
A Single Tear

巫宁坤回忆录ASingleTear中文版《一滴泪———从肃反到文革的回忆》由台湾允晨出版社出版。巫宁坤一九二○年生於中国扬州，多年美国深造后，一九五一年回国任教於燕京大学西语系，一九五一年被划入「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历经劳改、文革，受尽二十余年凌辱、迫害和艰辛。本书为作者的受难生活和思想提供生动而真实的记述，缩影中国知识分子五○年代初至七○年代末的全幅图景。此书已有英、美、日、韩、瑞典多国版本，颇有回响。余英时言其写出了中国知识人在历史上最黑暗期间的「心史」。

巫宁坤 Wu Ningkun
英美文学学者，翻译家，上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师的翻译，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1951年，博士学位尚未拿到时，接到燕京大学急电邀请，请他回国任教，同年返国任教于燕京大学英语系。后历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现定居美国，曾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英文自传小说《一滴泪》。

书籍简介：
英文回忆录中的文革记忆
著名英语文学专家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有时几让人不忍卒读。巫宁坤也是在旅居美国的时候写作并于1993年在纽约以英文出版《一滴泪》。巫宁坤在序言中表明，他原本也是想避免提到这段经历的，但在子女和友人的坚持下，再加以相应的条件，才终于把记忆在异国释放和复制出来。巫宁坤把变成右派和受改造的过程以及其间的生活细节写得实在太详细了，而且颇多带怨气的议论，因此很惹得一些人不满的。有一位也是著名的英语教授就曾在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他，意思是不能象其他某某名教授一样，以宽阔的胸襟来看待个人所受的委屈云云。这个批评显然还是沿袭了过去的思维，即个人的遭遇和痛苦在全体的面前还是微不足道的，没有资格表达的，可是联想到《八九点钟的太阳》中的受访者说的话，则这种对个体的压制，不正是当初文革爆发和暴行累累的根源吗？

巫宁坤的回忆录中的经历予人强烈的悲剧感。他自己钟爱莎士比亚悲剧，甚至在被放逐的兴凯湖边仍在吟诵《哈姆雷特》中的“丹麦是一座监狱”，思考丹麦王子的悲剧的实质，却不想自己早已经是现实中的悲剧角色。假如仍然沿用王国维关于三种悲剧：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的说法。于我看，巫宁坤一人独占了三项。迫害是一大社会悲剧，不遑多论。但他当初应赵萝蕤教授的邀请，尚未完成博士论文就匆匆从芝加哥大学回国，结果从此被错划，错打几十年却颇有命运弄人之感。当初李政道作为小学弟送巫宁坤归国，数十年后，功成名就的李政道来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巫宁坤往访，讲述了自己和其他一些学友的不幸经历，可接下来“…他（李政道）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感情。他自信而有尊严地坐着，一看就是个标准的大学者，我很快就感觉到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巫宁坤竟产生奇想，假如当年在1951年7月的旧金山，不是他送我，而是我送他…这种戏剧性的人生只能说是命运的安排。巫宁坤生性爱直言，这已经足够铸就性格悲剧。回忆录中记述，他于五十年代初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翻译工作，看到一位领导人的讲稿觉得水平不高，立即发起牢骚来，而同为翻译的钱钟书马上作惊愕状，以手指置唇上作“嘘”声。这里的刻画极生动，性格差异及其所导致的不同人生轨迹此刻就已经注定，夫复何言。巫宁坤对监督改造时期的生活细节记录非常精细，实因这段日子太刻骨铭心。在“半步桥”劳教所，“每天吃两顿——窝窝头，玉米粥，一块很咸的大头菜。没有油，没有肉，没有蔬菜，没有糖，没有胆固醇之忧。”后一句英文中连用五个no，到了no cholesterol worries 一语，始觉黑色幽默。读到巫宁坤在北大荒饿得浮肿将死，不知怎么又想到《我们仨》，想来那正是仨们大啖“高级饭”，“下馆子兼看戏”的时候呢。

书中的一个精妙处在对知识份子群像的描摩。巫宁坤写沈从文——“大师从来不谈他的困难，从来不发泄他的委屈，总是带着一副菩萨般的笑脸，好象他把个人的苦难视作理所当然，他把对生活的信心视作理所当然，所以他根本不去谈论它们。”但是，当沈从文听说了巴金夫人萧姗1973年的去世，仍然悲痛无法自
抑。巫宁坤对他所敬重的赵萝蕤教授，着墨甚多。我从这本书里，才知道赵萝蕤是赵紫宸的女儿。赵紫宸是我几年前在关于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硕士论文中曾经重点探究的一个人物，在此不妨稍提一下。赵紫宸（1888-1979），苏州人，1910年毕业于教会办的东吴大学，1913年成为专职神职人员，1913年赵紫宸赴美国田纳西州凡登壁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学神学，1917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新文化运动时期，赵紫宸等基督教“生命社”成员积极参与中国文化重建，并曾经与激进的陈独秀和胡适等人进行过一次无果而终的会谈。赵紫宸1926年至1952年间担任任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是中国基督教实现本色化的重要领导人。赵紫宸一生试图调和中国文化和基督教，并调和自己的中国人和基督徒双重身分，主张以基督教作为中国社会重建的道德基础，并相信渐进改良的道路。在越来越激进的中国近代历史潮流中，赵紫宸的信仰和理想无疑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他只能努力追赶变化的时代。爱国，然而不合时宜，从父亲赵紫宸的经历多多少少可以推知赵萝蕤的尴尬境遇。巫宁坤记述说，赵萝蕤在丈夫，考古学家陈梦家被打成右派后，就不幸患上精神分裂症，故未能在陈梦家第二次试图自杀（第一次吞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十天后自缢）的时候阻止他。陈梦家在1966年9月3日去世的时候不满60岁。晚年的赵萝蕤膝下无子女，独自一人与古雅的明代家具和藏书为伴，藏书中包括最初版的亨利•詹姆斯小说和T.S. 艾略特签名的诗作。赵萝蕤唯一的消遣是弹钢琴，但在文革中原来那架“斯坦威”已被作为四旧没收。因为精神疾病，赵萝蕤必须服药，当巫宁坤劝她少服用时，赵立即变脸，说，“你想让我发病吗？”然而，和沈从文一样，赵萝蕤从来不叙说个人的伤痛，也不提自己的丈夫，巫宁坤特地写道。

读至此，我想，巫宁坤似乎也很钦佩历经劫难后倔强地保持沉默的人，但是他仍然突破对往事“从不提”的防线，把自己的伤痛说了出来，这也有宿命的味道——他直言，所以诉苦；但所受的苦本身也正是直言带来的。作为记忆的讲述者，巫宁坤回国时就是教授，长期受监禁，写回忆录时已近暮年。“结论”可改，岁月已不可改。因此他的书的确是“怨”的，这或许也以价值判断影响了回忆的叙事客观性，然而他吃的苦毕竟是实实在在的，且始终不曾修炼到菩萨般的道行，要他“客观”，“乐观”甚或感恩戴德怕也难。这让我想起章诒和的一句话，“我想，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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