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作者：童大焕  杂文家，专栏作家

中国的富人和一些主流知识分子和媒体都在喊中国人有强烈的仇富情结。但事实正如搜狐首席执行官兼总裁张朝阳在一次福布斯论坛上发表演讲所说的，中国人不仅不仇富而且很崇富。连做梦都想成为富人。中国人不仇富，而是仇恶、仇腐，但由于现阶段中国富人和恶人重叠率较高，所以一些人刻意模糊富和恶的界限，把所有的富人绑在一起。

中国的实际情结是怕穷和仇穷，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件爬满虱子的华丽皮袍的里子和面子。因为怕穷，所以哪怕穷也要装阔、装富、装现代化；所以在一些地方不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都把“人一阔脸就变”的仇穷嘴脸演得活灵活现。深圳火烧贫民窟只不过是烧向穷人的又一把怒火。

张朝阳的那个演讲中说，现在中国仇穷仇得有些变态，几乎没有正义和良知；同时崇富也崇得有些变态，只要能富就是杀人放火也再所不惜。用一句话形容：已经到了为了钱不惜出卖一切的地步了。的确如此。在崇富和媚富问题上，几乎可以出卖一些良知、正义、环境、法律；在仇恨与敌视穷人问题上，同样表现得斩钉截铁毫不留情，竟至于很多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暴行，竟能以合法的、冠冕堂皇的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行其道。为了市容市貌，农民进城卖菜卖瓜摊子可以被没收甚至当场砸烂，乞丐被驱逐，流动摊贩被在危险的道路上追赶甚至当场被打死打伤打残。更有甚者，一些流浪、乞讨人员被当作垃圾扔来扔去。今年7月，就在首善之区北京，某派出所政委田秀池值班时得到指令，救助重病中的流浪女。他却非但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将流浪女扔到荒郊野外，导致其无法得到救治而一夜暴亡。仅仅过了一个月，媒体又报道，陕西宁陕县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当地民政官员谌太林为迎接上级卫生检查，而将本镇一名流浪汉扔到山上，致其因饥寒交迫而亡。这样的案例，并非个案。扔掉流浪女的从犯、前警官刘洋就声称，以前遇到类似事情“都是扔掉”；陕西宁陕县一位知情人则透露，宁陕县和邻县将流浪汉彼此扔来扔去，已经成了“保留节目”。遇到这样的事情，当事责任人更多的不是忏悔，而是认为自己倒霉，不幸遭遇了死亡事件，否则啥责任都没有，因为这样做，已经成为“制度潜规则”。

中国的仇穷，有着明显的“梯度效应”，任何人都别以为自己不是穷人而可以避免成为被歧视和排斥的对象。比如改革开放之初，小摊小贩就是人们心中的英雄、政府眼里的宝贝。一旦有了上市公司，跨国企业，小摊小贩就成了被剪除的对象，甚至一些小企业也开始遭受白眼和挤兑，理由有的是，比如环境污染什么的，但殊不知，就在日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巨额污染名单已经排到100家了。

再如城市交通拥挤，拿来开刀的首先是自行车和行人，禁止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上路，已经成为一些城市的拿手好戏。人行道越来越窄，自行车道几乎完全丧失，甚至有御用专家说交通拥挤是自行车多引起的，也不睁眼看一下一辆小汽车占去5至8倍自行车道路面积的事实。同样是有车族，小排量汽车却被限制，是因为小排量汽车太省油？太环保？当然不是！只是因为和高档车比，他的车主照样是穷人。

在中国遍地弥漫的仇恨与敌视穷人的情结里，蕴含着中国现代化的巨大陷阱，或者说是方向性错误。它不仅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对立与仇恨，破坏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因子，而且直接在挖社会发展的最基础性“墙脚”，以排斥而不是容纳之心对待中下层，直接阻碍最广大的中下层向上提升，从而提升整个社会。轻则影响社会文明向上提升的进度，轻重使整个社会的经济、道德的文明水准都向下滑行，出现倒退。

假如未来中国社会会出现什么问题，原因肯定不是因为穷人仇富，而是因为制度性的仇穷使穷人没有了活路。《印度时报》今年4月份公布了该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如果有来生，将近90%的印度人还想继续做印度人，不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不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不论是高种姓，还是低种姓。尽管现在中国的人均GDP高于印度，然而，2006年9月初一份网络调查显示，65%的人不愿意来生再做中国人，主要理由是“缺乏人的尊严”。

上世纪70年代初，舒马赫通过经济学的实证给了世界一个全新的发现——《小的是美好的》。30多年后，这一哲学，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小企业经济学，而成为一种社会模式。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惟有彻底地回到人本身，回到人的尊严、权利、自由这些起点，回到个人和家庭这个“最微小却最活跃的经济体”的权利保障上，才会真正有希望。而不管他是富人，还是穷人。

作者：秋风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透露，根据今年新的文件精神，中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受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时，范围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同样可以在法院立案。这当然可以让中小投资者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按照常规，他们似乎得感谢法院的慷慨仁慈。但法院到今天才决定受理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案件这一事实恰恰说明，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保障根本就不在证券市场制度设计的蓝图之内。

中国上市公司品质低劣，价值又被严重高估，形成巨大泡沫——甚至可以说，不管股票市值有多高，都存在泡沫。这种泡沫不是技术性的，而是制度性的：第一，企业上市的行政管制赋予上市公司以一种显而易见的垄断收益。第二，中小投资者权益缺乏有效保障，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相对于中小投资者享有特权。

2001年9月24日，最高法院向全国法院发布通知，宣布对于股民针对上市公司内幕交易、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行为提起的民事赔偿案件暂不受理。原因仅仅是，证券民事责任制度十分薄弱，司法人员素质不高，法院尚不具备审理条件。还好，2003年初，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为证券民事赔偿开了一个口子，但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行为却依然不受司法监管，一直到今天。

当然，这些侵害中小投资者权益的行为，倒也不是完全没有人管，有证监会在，对此进行行政性监管。但是，证监会并不是一个中立的市场监管机构，而是证券市场的“主管部门”。主管完全不同于监管，正如信息产业部作为信息产业的主管部门，其职责不是公正地监管信息产业市场的竞争秩序，而是服务于信息产业企业一样，证监会作为证券市场的主管部门，其职责也主要是服务于证券服务机构及上市公司。

因此，证监会的行政性监管，其宗旨是促进市场繁荣，具体说，就是方便政府扶持的企业融资，推动股指升高——虽然也不能升得太猛。这是证监会官员的主要政绩指标，证监会的所谓监管也主要围绕这两者进行。

这样，通常是市场疲软时，证监会才出台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政策。等中小投资者纷纷进场，市场火热起来，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口号也就没有人理睬了。各种侵害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事情虽屡有发生，但因为担心市场的繁荣泡沫被戳破，证监会尽可能回避认真调查、严厉惩处。除非它决定对市场进行调控了，才会查处几家公司。

这样，中小投资者简直就指望不上证监会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法院与证监会的共谋也天衣无缝。二百年前的《拿破仑法典》第4条曾经规定：“法官借口法律无规定、规定不明确或不完备而拒绝审判者，得以拒绝审判罪追诉之。”其含义是，发生任何民事纠纷，法院均应受理。而在中国，司法部门屡次放弃自己的责任。比如，若干年前，法院也曾单方面规定，不受理拆迁纠纷和征地纠纷。不受理中小投资者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与此异曲同工。即便后来法院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也有一条奇怪的规定：必须先由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

这样，中小投资者在其权益遭到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证券公司侵害的时候，几乎不可能得到有效而及时的救济。中小投资者权益裸露在市场大鳄们面前，上市公司、证券中介结构，就享有了相对于中小投资者的特权。

在当代中国，这或许是一种常态：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相对于拆迁户、征地农民享有特权；大量获得政府照顾的企业相对于工人享有特权；城市人口相对农民享有特权；垄断企业相对于消费者享有特权；当然，政府官员相对于整个社会也享有特权。也许正是这种特权，促成了证券市场的繁荣、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电信市场的繁荣、出口部门的繁荣。因为，特权意味着企业一旦进入即可获得垄断利润，其销售的商品或服务的名义价格也会很高，这会吸引很多投资，自然可以推高GDP。

只是，对于这样的繁荣，好像每个人心里都在打鼓。

作者：熊培云  资深时事评论员

庞家钰先生倒掉了。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阿提拉式地倒在情妇的怀里，而是倒在情妇们的脚下。7月上旬，中纪委公布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贪污腐败案，这位因好色而出色的男人终于被他最信任的情妇组成11人“情妇告状团”扳倒了。

如我在日前的专栏文章中所说，目前有些反腐败斗争越来越八卦，越来越具有观赏性。正因为此，这件丑事甫一曝光，便有好事者总结此番情妇造反的“几大看点”，仿佛在为读者热情地推销一场“腐败杯”足球比赛。

今年63岁的庞家钰历任宝鸡市市长、市委书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对他来说，最值得回味的大概是1997年任宝鸡市市长的时候。由于宝鸡市干部大轮岗，当时找庞家钰送礼说情的人络绎不绝。为了得到提拔，或害怕被打击报复，不少担心官位不保者都按照要求让自己的妻子与市长“谈心”。一时间，宝鸡市的干部开始流传“舍不得媳妇套不着狼”。有关庞家钰是“高衙内”、“拉链市长”的说法从此不胫而走。然而，谁知道庞市长的这根拉链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敞开了十年。一个人，若是做了大官，凡事都有人前倨后恭地安排，以至于“生活不能自理”倒也正常，像庞先生这样拉链不能自理，当地竟无人帮着给拉上。与此同时，想必当地修拉链的行业大概不是倒闭便是转行了。

一根拉链可以敞开多少年？读到上述夫人们“先谈心、后谈肉”的风流韵事，不禁让我想起曾经活跃于欧洲“与国王做爱”的情妇们。众所周知，皇帝娶皇后多只为娶子宫，所以没有生育能力的皇后的下场往往是被放逐，并在修道院里终其一生。相较之下，情妇则不一样。二者的区别在于，皇后为皇上的下一代操劳，而情妇则为皇上这一代操劳。

据说，拿破仑三世当年情妇无数，弄得许多有志丈夫不得不“一顶绿帽，两种准备”。被戴上绿帽的丈夫会委曲求全地夸自己是模范丈夫，“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听见”。在那个时候，很多男人愿意为了国家利益而奉上自己的妻子。所谓的“国家利益”，就是国王的性欲。

当然，这些头顶环保主义光环的丈夫也知道，国王在躺下身子的时候最听得进意见。为此，戴不上绿帽的丈夫时常忿忿不平。在以“大宪章”著称的英王约翰统治时期，有位叫德维西的英国贵族便很有意见，因为英王不找他的妻子而是“随便拉个女人上龙床”。对于这位贵族来说，让妻子成为皇家情妇是件有希望的事情——初戴绿帽子是皇上到自己去过的地方，绿帽子戴久了就是皇上能去的地方自己也能去了。

与国王相比，庞家钰们的确算不上什么，他的情妇们大概也不像欧陆的皇家情妇那样万里挑一，风情千种。不过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对于他这样的大多数官员来说，“情妇”或者“二奶”是个复数词。中国官方有关统计表明，自十六大以来，中央累计查处严重腐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16位，有近九成(14位)包养情妇。

不久前，有地方组织官员学打太极拳，显然贪官们对这种健身运动并无兴趣，他们需要恶补的是“情妇管理学”和“情妇经济学”。

有人嘲笑贪官，连情妇都管不好，如何管国家？言下之意，“卧室不扫，何以扫天下”。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曾经发奋图强，用平生所学的MBA知识管理7个情妇。孰料被管理的情妇团队没有“团队精神”，以至于“首席情妇”见势不妙，揭竿而起。关于这一点，庞家钰是深有体会的，当然，他的亏吃在情妇造反时太有“团队精神”了。在这场惊世骇俗的情妇暴动中，即使庞先生一指头按住一个，还有一个漏网的。

除了对辖下地盘进行“后宫式管理”，贪官发展“情妇经济”也不是什么秘密。湖南邵阳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戴松林曾经“以身作则”发展地方经济，前后包养了8个情妇，为情妇们各开茶楼、卡拉OK厅或按摩店，让她们一边吃政府，一边“自食其力”。同样，为稳住庞大的情妇团队，在庞家钰的支持下，首席情妇的丈夫成立了一家金融投资公司，并担任公司总经理，另一名情妇担任副总，由此赚得盆满钵满。

当然，反腐八卦热闹归热闹，谁都知道廉政建设不能寄希望于“二奶起义”，即使被窝容易从内部攻破，反腐机构也不能坐等与卧底情妇会师。套用孟德斯鸠的一句话说，对于庞大的贪官队伍来说，情妇起义充其量也只是一场“被窝里的风暴”，对中国当下的“腐败格局”影响不会太大。

 

在我去过的皇宫中，圣彼得堡的夏宫无疑是最美的。凡尔赛宫体现了欧洲启蒙时代科学和理性的力量，但布局又过于严密和规则了；紫禁城则根本没有任何绿化，隔绝于大自然之外，隐喻着东方专制主义的阴冷与残暴。而夏宫则是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结合，是所有沙皇的宫殿和花园当中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从一七零四年开始，彼得一世便开始着手修建这座夏季宅邸，他名之曰”沙皇菜园”，私心里却希望它能超过法国国王的凡尔赛宫。宫殿的风格有点近似于十八世纪初荷兰贵族的住宅，这大概与彼得一世曾微服访问荷兰的经历有关吧。彼得一世喜欢水，雄心勃勃地将俄国由内陆国扩展为海洋国，并建立起了俄国第一支庞大的舰队。因此，他的宫殿大都建筑在水边。在夏宫的第一、第二层楼的窗户之间装饰着精美的浮雕，其内容是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用意却在于赞美俄国海军的威力。彼得一世居住在一楼，皇后凯瑟琳和孩子们居住在二层。如今，房内的装饰依然是三百年前的原样——古典的家具、珍贵的布料、玻璃器皿、色彩绚烂的壁毯、巨大的油画……一切都在炫耀着皇家不受制约的奢华。

在我看来，夏宫之美不在宫殿而在花园。在彼得一世时代，花园不准普通人游览，直到十八世纪末，也只有少数沙皇的亲信大臣能够进入。后来，花园对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开放，这里也成为俄罗斯的诗人、画家、音乐家们约会的最佳地点。一八三四年，普希金就居住在附件，为了每天都能来观察夏宫花园的美景。花园里处处是设计精巧的喷泉，因此夏宫花园也被誉为”喷泉之都”。花园里还遍布着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像、皇帝和英雄们的雕像，以及伊索寓言的主人公等等。彼得一世不仅将这些雕像当作花园的装饰，而且赋予它们以深厚的教育意义——夏宫花园成了一所立体的”学校”：古代统帅和皇帝们的塑像是为了赞誉今天沙皇的权力，古希腊和古罗马众神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则是为了宣传俄罗斯需要启蒙主义。彼得一世专门从意大利订购了古希腊建筑女神的塑像，其实是象征着他本人建设圣彼得堡的丰功伟绩。我们在夏宫花园参观的时候，幸运地遇到了一场仿古表演：在最大的喷泉之下，数百名身穿宫廷服装的各色人等登场表演，有庞大的宫廷乐队，有翩翩的舞者，有蝴蝶般穿梭的侍者，冠盖云集，宛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场景。

如果说夏宫是皇家在大自然中享乐的场所，那么冬宫则是皇家在城市中的乐园。在彼得一世时代初具雏形、而在叶卡特琳娜二世时代蔚为大观的冬宫及其附属建筑，在两百年间形成了一组极其庞大的建筑群，是”城市中的小城市”。冬宫与整个城市一起生长，先后共有八个沙皇在居住在此，处理庞大帝国的政事。从冬宫发布的命令，通过驿车送往帝国各个角落。冬宫就像是一双无形的手，控制着帝国的每一寸土地。如今，冬宫已经成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国立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不过要想知道当年沙皇们的生活状貌倒也不难，冬宫内原来用来举行盛大宫廷仪式的各个大厅，依然保留了当年富丽堂皇的陈设。大金銮殿（乔治大厅）、小金銮殿（彼得大厅）、尼古拉大厅、徽章大厅和孔雀石大厅，均是帝国时代宫廷内饰的杰作，黄金宝石、浮雕油画，无不让人眼花缭乱。而沙皇的餐厅、休息室、卧室、书房、小会议室等，也都按照原貌展出。各个沙皇性格不同，喜欢的大厅也不同，但热爱和显示奢靡铺张则是沙皇们的共性。

长期以来，冬宫被当作俄罗斯帝国的骄傲，它也见证了苏俄风云激荡的近现代历史。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普斯科夫被迫退位之后再也没能回到这座祖先的宫殿，后来这里被当作临时政府的所在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在涅瓦河上对着冬宫象征性地开炮，成为十月革命爆发的标志。紧接着，布尔什维克党人冲进冬宫，逮捕了正在其中开会的临时政府的部长。俄国历史由此又进入了新的一页。

在感叹于夏宫和冬宫的宏大与精美之余，我不禁要追问：对于沙皇们来说，为什么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修建如此宏伟的宫殿，难道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居住和享乐？这种道德的指责并不符合历史真相。其实，宫殿也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沙皇们试图让夏宫和冬宫等宫殿以其美轮美奂的建筑、园林、内部装饰以及繁复的皇家礼仪来彰显沙皇制度的坚固与崇高。这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专制制度必然需要一整套文学、艺术、建筑和仪式来为之铺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夏宫和冬宫就是沙皇制度的象征和支点。

从夏宫到冬宫，沙皇制度经历了其最辉煌的鼎盛时期，也走到了其衰败朽坏的末日。宫殿的华美和宏大，并不能挽救帝国的败坏。相反，宫殿越是壮丽，皇家仪式越是典雅，老百姓越是离心离德、怨声载道。因为皇宫内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宛如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差别。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对这种民间逐渐滋生的不信任感乃至仇恨居然毫无所知。在尼古拉的印象里，人民的某些形象特别生动，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几乎一直没有改变——尽管枪杀他的布尔什维克士兵也是来自于”人民”。一九零二年的秋天，尼古拉在给皇后亚历山德拉的信中写到了他穿过一个村庄时的情景：”我们穿过一些很大的村庄，善良的农民们捧着简单的面包和盐，所有的人都跪在地上，流露出动人的孩子般的快乐。”尼古拉深信普通百姓对他是忠诚的，他认为自己也同样忠诚于他们。然而，大批有文化的俄国人和其他持不同政见的组织，似乎离沙皇越来越远。在这种背景下，尼古拉就自欺欺人地、坚定地相信存在着那种联系着他和普通俄罗斯人的神圣纽带，只有这些纽带才代表着俄罗斯国家。可以认为，正是尼古拉所信奉的这种信念，构成了在俄国进行管理和立宪改革的主要障碍。

尼古拉在金壁辉煌的宫殿中自我想像的”子民”，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人民”。他将民众当作无知的孩子来看待，他本人则自作主张地充当慈父的角色。然而，托尔斯泰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这种想法的内在矛盾：”任何政权都发现，它的存在依靠人民的无知，因此本能而正确地惧怕教育，憎恨教育，但是，在一些条件下，不管政府愿意与不愿意都应当向教育做出让步，这时候，政府就做出一副姿态，把教育掌握在自己手中，使它变质，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政府的力量这样巨大，以致在政府控制下无需这样做。尼古拉就处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明白这一点并这样去做。”这也正是为什么沙皇们愿意投入巨资修建宫殿，却不愿意将赋税花在公民教育上的根本原因——两千年前，中国的哲人老子也对统治者有过类似的建议。

尼古拉的这些观念是在深宫中养成的——一座又一座的宫殿成为他最初的启蒙老师。他离不开宫殿，似乎没有他的存在宫殿便像钟摆一样不能指示时间了。尼古拉并不是沙皇中最奢侈的一个，比起叶卡特琳娜二世来，他完全可以算是一个吝啬鬼了，这种比较就像路易十六与路易十四的比较一样。尼古拉没有专门为自己修建一座新的宫殿，但他深信自己的义务就是维护俄国的独裁专制制度。在一九零四年就立宪改革举行的高级会谈中，尼古拉对内
务部长米尔斯基公爵说：”我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意愿坚持专制制度。我坚持这样做只是因为我确信俄国需要专制制度。如果只是为了我自己，那我很乐意放弃这一切。”这句话并非故意说谎，确实是真诚的。尼古拉经常断言保留专制制度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俄国，为了上帝，为了他的祖先和他的继承人。正像他喜欢提醒士兵们那样，他们是在继承他们”祖先”所付出的”服务”。所以，他也经常说，他的义务是继续沿着他父亲曾走过的道路前进，即保留传统的专制制度。他相信，不能保持国家的传统，会成为国家衰败的根本原因。他深深陷入了迷宫一样的宫殿中，深深地陷入了自己臆造出来的世界里——突然有一天，当士兵们在他的豪华专列外高喊”打倒吸血鬼尼古拉”的时候，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地底的火山已经在涌动，传统的愚民政策此时此刻再也无法奏效。尽管沙皇政权严密控制着媒体，拼命打压任何批评专制制度的声音——有人仅仅因为邮寄没有通过新闻检查的托尔斯泰的作品，就被送往西伯利亚服苦役。但是，民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沙皇家族的嘲讽，乃至与各式各样的”黄色笑话”。有关皇后与宫廷中深受信任的”圣愚”或”颠僧”拉斯普廷之间有暧昧关系的说法，开始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广泛流传，甚至还有人说皇太子也是一个”野种”。昔日神圣无比的沙皇制度，今天却遭到无情的亵渎。与法国大革命前人们肆无忌惮地传播乃至夸大路易十六宫廷中的淫乱新闻相似，统治阶层失去民心的第一步、也是不可挽回的一步，乃是人们开始在私下里或半公开的场合嘲讽和咒骂自诩为”国父国母”、”君权神授”的王室。皇家的神圣性至此不复存在，堂皇的宫廷成为藏污纳诟之处。

有意思的是，在”妇德”方面并没有多少值得指责之处的法国王后玛格丽特、俄国皇后亚历山德拉以及大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皇太后慈禧，均被民间不约而同地描述成为极度淫乱的荡妇。在叶卡特琳堡那间沙皇一家最后被监禁和被杀害的屋子里，仇恨沙皇的卫兵们涂写了大量描写皇后与拉斯普廷之间的性关系的打油诗，有些还描写尼古拉一边坐着喝酒，一边观察拉斯普廷的生殖器，还有大量描绘拉斯普廷与亚历山德拉各种姿势的淫秽图画——这些”人民”是尼古拉心目中忠心耿耿的人民吗？毫无疑问，一个匹夫小民也敢于津津有味地述说或编造其丑闻的权力系统及其代表者，其存在的根基便已经被蛀空了。即便统治者继续大兴土木，兴建无数宫殿、祭坛、歌剧院、博物馆等能够彰显权力的魅力的建筑，仍然不足以收回飞速流失的人心。一种统治制度决不能稳固地维系于宫殿之上——宫殿是死的，人是活的。因此，革命其实是从第一个有关宫廷的黄色笑话的传播开始的。齿轮从此启动，即便是再伟大的君主也制止不了。

从夏宫到冬宫，短短的一段路程，便走过了俄罗斯三百年治乱兴衰的历史。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是道德冲突的必然结果。对一种早已失去生命力和其合理性的思想体系的盲目信仰已被人们踩在脚下，而他们宣称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新的信仰。”也许，从修建夏宫和冬宫的第一块地基开始，专制制度便同时在为自己营造坟墓了——当雪崩的那一天降临的时候，有哪一座宫殿会是安全的呢？昔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沙皇，最后在庞大的帝国之内居然找不到一寸容身之地——历史冷冷地从镜子中发出一道光来。

 

图图大主教很幽默。他在一次演讲中说：“白人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 我们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可是当我们睁开眼睛 时，发现情况颠倒过来了：我们手里有圣经，而他们手里有土地。”四月二十四日在台 北圆山饭店演讲，图图大主教再次一展其幽默长才。

演讲台高三层，主持人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先生小心翼翼地上下。之后，七十多岁的 大主教略显龙钟地登上讲台，望着台下微笑，说：“非常高！”台下一阵笑。待笑声过 后，幽默继续深化：“我真的要站得这么高吗？我真的不习惯站这么高。”又是一阵大 笑。这还没完。接着他讲了一个小故事：“在旧金山，一位妇女远远看见我，大喊： ‘曼德拉总统，你好！’。”笑声达到高潮。

他以自己的方式赞美台湾的饮食：“我从未吃这么多东西。每次都是一点点，一点点， 可是五六道菜之后，发现已经吃得很多。这样下去，我所有衣服都要换新的了。” 对于东道主的好客，大主教说：“不敢再接受任何演讲邀请了。每到一个地方演讲，都收到珍贵的礼物。从未收到这么多的礼物，我的行李箱也要换新的了。”

中场休息时，我花二百元台币买了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台译本，想等演讲 结束后请作者签名。不料演讲结束后，工作人员告知，老人太累了，一不安排签名，二不安排照相。一位中年女士追到男洗手间，务必请大主教签名，女性工作人员怎么拦都 拦不住。大主教处理好裤子的拉链，在男洗手间，用湿漉漉的手，在书上签了名。此时 洗手间里只有大主教和我两个男人。这是在圆山饭店演讲唯一的签名。大主教胸前佩戴 的银色十字架，又宽又大，是按级别佩戴的吧？

我与那位拿到签名的女士一同乘电梯下楼。看来这会儿她紧张得厉害，仿佛有心脏病要 发作。旁边一位女士想看看那签名，该女士不许看，也不搭话。或者，莫非怕别人抢走 那本签名书？

我是十九日那天，在法兰克福飞往台北的华航班机上，看到图图访台的消息的。一到台北，我就托人打听他的行踪。图图大主教此行，系为台湾转型正义一题而来。最后三十分钟自由讨论时间，提问的人很多。我也准备了问题。我想给大主教提的问题是：台湾转型离不开中国因素，北京应该为台湾的转型做些什么？可惜光台湾人问台湾本身的问题还提不完，我不忍心再插一杠子北京。北京够台湾人烦的了，我这个北京人别再跟台湾人争机会了。　

　　　　　　　　　　　　　　　　　　　〇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台北

提倡“侠之大者”的金庸先生

*根据在浙江大学“双周博士论坛”上的讲话录音整理

作者：傅国涌  知名历史学者

武侠情结、清官情结与皇权情结

我们先从武侠小说开始说起吧。为什么金庸因为写武侠小说而引起这么多的关注，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这应该是民族心理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我认为武侠文化，换言之武侠情结是埋藏在中国人心底的一个非常动人的梦。武侠情结和中国人心中的另一个情结——清官情结，或者叫清官文化，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或者叫一体两面，构成了中国的皇权情结，或者叫皇权文化。而中国长达几千年以来，都生活在皇权之下，诚惶诚恐地生活在帝王文化之下。所有的文化，说穿了都是为皇帝服务的。为皇帝服务的文化也不能一直吹捧皇帝圣明、罪臣当诛，也要来一点调味品。这个调味品就形成了两大支流——清官文化的支流，宋代有包拯，明代有海瑞，每一代我们老百姓都要崇拜几个清官；清官文化的另一面就是武侠文化，因为靠清官还不够，所以人们自然幻想那些武功盖世，能够除暴安良的大侠，武侠文化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金庸可以说是中国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从清末以来，中国的武侠小说大致上有三个高峰：第一个高峰的出现以《三侠五义》、《包公案》等小说为标志。这个时期的小说中，清官与武侠是结合在一起的，很多侠客本身就是为清官卖命的，他们结合在一起又是为皇帝服务的。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武侠小说的第二个高峰期。它出现的历史背景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这个时期，人们幻想着有武功盖世的人出来，所以就产生了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这么一代。写出了很多以技巧取胜的武侠小说。金庸受他们的影响非常大，从八岁开始就接触这些人的作品。第三个武侠小说的高潮不是出现在大陆。因为大陆1949年以后，武侠小说也好，言情小说也好，都被党和政府作为有害的文学作品禁止了，所以大陆不可能出现武侠高潮。这个高潮主要是在香港，余波涉及台湾。因为台湾国民党专政时期对武侠小说控制也是很厉害的，在60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台湾曾经也是被禁的，一夜之间，台北的警察四处搜查武侠小说，全部没收、销毁。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武侠小说才在台湾有所发展。所以他的大本营还是在香港，以金庸（包括梁羽生等）为主要代表。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已经没有清官和武侠的一种结合，也不仅仅是取悦于市民阶层的一种作品，金庸在里面注入了一些新的东西——包括他自己的人生体验。因为他经历过乱世，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三次几乎面临被学校开除、没有地方读书的危机。中学两次，大学一次，都是因为他骨子里有一些反叛的性格。在他上高中时，因为在壁报上发表了一篇《爱丽丝漫游记》，讽刺了当时学校里权势在校长之上的训导主任。这个训导主任是代表国民党的，所以他肯定是要被开除的，但是校长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家，网开一面，转学了之。换了个学校以后，他又卷入了一个反对训导主任的学潮，上了黑名单，差点被开除，也是校长觉得不要这么大面积开除人，所以保了下来。大学时代，他在重庆的中央党校，那时叫中央政治学校，后来改成中央政治大学，是为国民党培养干部的一个学校。他是学外语的，学成以后本可以实现他的梦想，环游世界，做外交官的。但是他读了不到一年，也就是十一个月，就因为仗义执言，为当时的左派学生（其实他本人不是左派，他不信仰共产主义，也不信仰国民党的主张，他什么都不信仰，是一个中立的学生，一个埋头于读书的青年学生），最后还是遭到了勒令退学这样一个处分，失去了学业。后来，他在上海有过一个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学历，不过在那里的时间也很短，一年都不到。所以可以说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就他这样一个人，再加上他在整个中学和大学阶段，完全靠政府当时对沦陷区学生的补助金生活，所以到冬天穿草鞋没有袜子。草鞋、校服是官方供应的，短裤和袜子是要自己出钱买的，他没有钱。他家那时已经中落了，家被日本人烧掉了，母亲死了，父亲流亡在钱塘江南岸的一个小镇上，他得不到家里的救济，所以他的中学阶段是穿草鞋跑步，没有袜子穿，冬天也是这样。那时冬天比现在的冬天要冷一点。

再加上他的弟弟和母亲都是因抗日战争缺医少药去世的，还有他的同学因日本人打细菌战得了麻风病，在衢州中学，他亲眼目睹他的同班同学——一个体育健将被送上一条木船，让他去等死。经历了这些生离死别的痛苦，包括家人，包括同学，包括抗战八年生活上极端的艰辛，那些战乱还有几次失学的经历，他对那个时代的痛苦是有所体会的，身上有一些现代意识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加在了传统的武侠小说中，使他的武侠小说跟过去的有了一点点的不同。我们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不同，就是这一点点的不同，使他的武侠小说成了风靡整个世界，让千千万万的华人都忘不了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些还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意义上，是因为我们汉文化圈对武侠文化、清官文化的一种近乎本能的追求。这个追求是跟皇权文化几千年笼罩整个历史、所有的人心分不开的。从深层文化结构来说，武侠文化之所以能够流行，让那么多人痴迷，现在打开电视，总有一半是跟武侠有关，这决不是简单的三言两语所能解释的。在这些武侠作品当中，客观的说，他的作品达到了最高境界，所以他的流行应该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金庸未能成就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金庸的主要成就并不是他的武侠小说，而是他在香港创办了《明报》。从1959年《明报》创刊，到他1993年出售《明报》，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金庸的《明报》曾经在香港、在整个华人世界，甚至在西方主流社会都有广泛的影响。鼎盛时期是70年代，据说美国的国务院、总统，东南亚许多政要，每天都要叫自己的助手把《明报》社评剪下来，作为参考。因为金庸有一个过人的本事——预测天下大事，而且十有七八都被他料准了：没有发生的事，他有未卜先知的本事。比如说美国70年代跟越南打过一场持久战，金庸经常把战争的进程预先在他的社评里分析出来。他有几个最著名的准确预测：早在1982年，他就预料到了香港要收回，收回前15年就公布，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个预测。还有比如说林彪最红的时候，也就是写进党章、成为铁定接班人时，他就预测林彪没有好下场，肯定死无葬身之地。比如江青刚登上政治舞台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他就写了一篇社论《不知往哪儿躲》，别看江青今天要得势了，但是毛泽东一死，她躲都没地方躲，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预测非常地准确，有惊人的预见性。由于这些，他在国际评论界享有非常高的声誉。两岸三地都把他当作座上嘉宾，邓小平、蒋经国和他见过面，彭定康之前的香港历任港督和他都有良好的关系，都把他看作高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金庸在国际上有地位，在两岸政要中有地位，不是因为他写了几本武侠小说，而是因为创办了《明报》，写了那些有影响的、甚至令世人震惊的社评。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到了晚年，他变成了一个大众眼中的情人，却引起了那么多的争议、非议？到现在为止，这还是一个谜，一个似乎很难破解的谜。我觉得，金庸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谈他的现代人格的话，那是不及格的。为什么不及格？为什么会不及格？这是两个问题。

现代人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起码要破除两个观念。第一个就是刚讲到的要破除帝王崇拜的情结。一个社会不能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以皇上的是非为是非，小民要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是非。如果这个观念都没有破除，还是依附在权力情结下面，那是谈不上现代人格的。第二个要破除的是成王败寇的观念。我们中国几千年的观念里只有成败，没有是非。任何事只问成了没有，成了就了不起。就像今天，你要是总裁、执行官，要拥有亿万身家，你就是成功人士，整个社会就会仰望你，象众星捧月一样。如果你失败了，就只有跳楼。这个导向就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刘邦胜了，那就是汉家的天下；如果项羽胜了，照样是西楚天下。两个观念如果都没有破除，要想成为现代人格的知识分子，那是不可能的。金庸在这两个问题上，显然都没有过关。

我想从金庸思想世界的几个方面来看一下他这个人。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他的权力观。金庸写过一篇不太为人注意的作品，叫做《三十三剑客图》。这不是一篇武侠作品，带有半小说半历史的成分，随笔式的，70年代在他自己办的《明报晚报》上连载过。在这个作品里，他说了一句话：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变化很大，有些东西变化不大。什么东西变化不大？比如说那些政治人物对权力的欲望，那种争夺的方式，这些都没什么变化（大意如此）。过了几千年，人还是那么贪婪，对权力的追求还是那样。他的武侠小说几乎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力的解读。我们从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开始，这就是一部讲江山和江湖恩仇的作品。通过陈家洛这一虚构的人物，虽然是虚构，但又跟历史上的人物有关，他利用家乡海宁的一个民间传说去写乾隆和陈家洛的故事，写出了乾隆为什么跟他的亲兄弟陈家洛在六和塔上盟过誓不杀他，在海宁潮前击过掌也是说不杀他，但是到了宫里，又要用毒酒把红花会的兄弟都置于死地呢？是谁说出了其中的奥秘？是最美丽的香香公主，在临死前用她的鲜血写下了六个字“不要相信皇帝”，这六个字就是金庸对权力的否定。从他的开篇之作，一开始他对权力是否定的，他把整个不可一世的帝王权力否定了。第二本作品《碧血剑》，写到农民造反领袖李自成进城以后的作为，李自成进城后还不是要美女、要金钱、要那把金銮殿上的椅子。他的部下刘宗敏这些大将要的也是这些东西。金庸这本作品其实说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阿克顿勋爵那句话“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他后面的作品从《笑傲江湖》到《天龙八部》都是通过一系列江湖上的故事来演绎形形色色的人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无边欲望。《天龙八部》通过一个人物，就是慕容复一定要恢复他的大燕江山，为此践踏了包不同这样的生死之交的兄弟情谊，也不惜践踏王语嫣对他忠贞不渝的爱情。在他看来，权力高于一切，爱情也好，兄弟情谊也好都是不值一提的。只要能恢复江山，一切都有了，而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要。他最后的下场是什么呢？发疯！通过慕容复发疯这一个结局，金庸也是对权力作了辛辣的嘲讽。《笑傲江湖》是他对权力否定的经典作品，这一作品最初连载的时间，正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人就反复的问金庸：你这个作品是不是影射大陆的文革？他表示不是。不管他是不是影射，这一点并不重要，我们从这些故事里能读出自己的东西：无论东方不败也好，任我行也好，谁掌握了黑木崖至高无上的权力，谁就必然地腐败，都想“一统江湖，千秋万代”，而这几个字不仅是他们的口头禅，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命脉所在。无论是失败了的那些“寇”，还是成功了的那些“王”，不论叫什么，叫总统也好，叫主席，叫皇帝，一样都是东方不败和任我行。通过这些，金庸就得出一个结论，他在《笑傲江湖》后记里写了一句话：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是坏人当道。这句话不是一句简单的话。为什么是坏人当权？他没有说。因为他写的是武侠小说，写的是传统的故事。他的故事里只有否定，没有新的建设性的探索。我们还可以在谈一下他的另一作品《倚天屠龙记》，其中的主角张无忌，他在后记里否定了张无忌这个人。为什么否定他？金庸说张无忌如果做朋友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人品不错，但是这样的人在中国永远不可能当权，所以他只能是退隐江湖，把权力让给朱元璋这样有阴谋的人。在这一部小说里，他还写了几个女主角，赵敏也好，周芷若也好，虽然都很美丽，有武功，也有心计，但本质来说，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她们都不可爱。就因为她们恰恰是有权术的，是能玩得转权力这根棒子的，而张无忌却是玩不转的。到这里，他也是否定权力，都没有说权力是好的。

如果仅仅如此的话，金庸的武侠世界差不多达到了现代社会的认识水平。不幸的是他的最后一部封山之作《鹿鼎记》把他前面十几部作品的这条线一刀砍断了。他写的《鹿鼎记》表面上主角是韦小宝这么个丑角，但实际上，它的主角不是韦小宝。金庸有一个很欣赏的部属，这个人在香港也是一个著名的报人、法律界名人，一个女人，叫葛蔼仪，她说《鹿鼎记》真正的主角不是韦小宝，而是康熙皇帝。金庸写了那么多武侠，他觉得即使武功最好的侠客也拯救不了黎民苍生，只能靠开明君主来救国。于是他就提出这么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在现实中也是有对应的。虽然在武侠中写了康熙这么个人物，把他拔高成一个非常好学的、非常有雄才大略的，能够一统山河的人物，而且他在现实中，1994年访问台湾时，对记者也亲口讲过，康熙是一个很好的皇帝，好学、愿意学习外国的知识、有能力、爱民如子，他认为自己非常崇拜康熙。讲到这里，我就觉得金庸跟今天活跃在大陆的二月河对上了号。二月河把历史上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皇帝写得是多么英明，写得康乾盛世也是这么光辉灿烂，简直时光倒转五百年，活到那个世界去，那我们就幸福死了。所以金庸最后得出了跟二月河也差不多只是一步之遥的结论，认为靠开明君主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否则无论怎么好的盖世武功，怎么好的智慧都解决不了那些社会问题。在武侠小说这一层面，可以说他已经完成了从最初的否定权力到最后肯定权力、从否定皇权到肯定皇权这样一个轮回。

但我们解读一个人的思想，如果光是从他的作品还不能说是很靠得住，所以我们还是来看看他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现实生活当中，金庸在60年代之前都是一个小人物，是微不足道的，在香港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人。1959年创办《明报》，前三年是苦不堪言，几次面临关门的危机，撑不下去，读者始终徘徊在一万人以下。一万人的读者要维持一家报纸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什么广告。它的转机出现在1962年，大陆发生了历史上说的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至于是不是自然灾害，那是另一说。金庸就借了这个大陆的灾难，一下子摇身一变成功了。怎么成功的呢？大陆的灾民特别是广东人，发了疯一样的要逃生，要逃到香港去。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当时的人口是380多万，如果再挤进来，人那么多的话，大家日子都不好过，所以港督的政策是堵住，在深圳和香港交界的梧桐山上把这些人都堵住。金庸最初的方针是绝不报道，因为报道的话要得罪大陆政府，但是在他手下的记者、编辑们再三的恳求下，他最终决定，孤注一掷，全力去报道这一次难民潮，或者叫“五月人潮”。同时呼吁香港市民捐款捐物，送到边界去。这样一来，在短短几天时间，他的小小的《明报》就成了香港一个人道主义的救援中心。很快，《明报》发行量翻跟斗一样翻了几番，树立起了一个具有人道主义导向的报纸形象，很快就有了一点大报的风范。经过这一事件，他尝到了甜头，介入政治的好处，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短短五年时间，在香港发展出了一个明报王国，除了《明报》这一家报纸之外，还有《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晚刊》等，还有一些武侠小说的刊物，还有旅游公司，甚至把他的手伸到了海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跟其他商人合资创办了《新明日报》。这样一来，整个明报集团就在香港站稳了脚跟，金庸也成为一个国际级的报人，然后就有很多机会参加国际新闻界的活动，那时他的社评也声誉鹊起，港督把他作为座上客，他就有机会参加了香港的廉政委员会，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带有公益性质、荣誉性质的政治活动。

他在政治上开始有了第一步的地位。香港的历任港督，一直到末任港督彭定康之前，跟金庸都是非常好的朋友。整个六七十年代，金庸在香港是以反大陆、反文革出名的，在国际上，声望如日中天。但从80年代后，他却是以支持香港回归大陆出名，他的《明报》曾遭到大学生火烧的抗议。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一个转型，人们觉得是一个谜。其实金庸本人讲过一句话，我是一根直的筷子，我没有变，变的是下面转的盘子，盘子变了，我筷子还是没有变。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这个人从来就不是后来人们所想象的，他当时是在追求现代的民主、自由理想，他批评大陆文革时期的江青、林彪这些人的同时，他一贯的在他报纸上支持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所代表的另一条路线，所以他身上有着非常强烈的忠奸观念。这个忠奸观念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看一个舞台上的官员，总是看是忠臣还是奸臣，除了这一传统的尺度，没有其他更高的价值判断。

金庸出生在一个世代文宦世家，他的祖上从元朝末年到浙江海宁定居以来，五百多年中，曾经出了20个以上的进士，60个以上的举人，有100多人被载入了史册，成为官员、各行各业的专家。这样一个世代科甲门第出身，一直到他的少年时代，之后家道中落，爷爷死了——他爷爷是他家最后一个进士、光绪时代的进士。他家里面康熙皇帝赐的两块匾还在，匾都是用九条金龙装饰的。金庸在晚年谈起这九条金龙、康熙御笔的时候，还是眉飞色舞的。可见在他童年的记忆里，皇上的恩赐、御笔，是多么的深刻。

一个家世的辉煌，血缘的东西也不能说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何况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他所受的教育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他大学最初的一年读的是国民党的党校，这种党校的教育传达的就是忠孝仁义这种东西。虽然他读的是外语系，但是他接受西方的东西是非常有选择性的。比如说他非常喜欢西方19世纪故事性很强的小说，而不是18世纪的启蒙读物，从来没听说过他喜欢、或者阅读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之类政治哲学的经典作品，所以他对西方文明接受的东西本身也是有选择性的。这样一个家庭出身，这样一个教育的结构，他身上确实没有太多现代文明的东西，基本上还是一个传统型的读书人。我看过一张照片，是一个电视台记者到他书房拍的，书架上摆的书几乎全是精装的英文版的书。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并不像是一个阅读原版英文书出身的人，他的观念基本还是停留在古代。

对权力的判断上，他主要还是一种古代士大夫的忠君情怀。当文革结束，1981年大陆邀请他访问北京，邓小平亲自接见他，给予他最高的国宾级的礼遇，回到香港以后，他就欣喜万分，写下了两篇长文，说大陆好了，这下是肯定好了。邓小平在我看来简直是郭靖那样的英雄人物。（郭靖在他心中还是看得很高的，侠之大者，是为国为民的。那么他把小平比作郭靖，可见他对邓小平的看好。）从那以后，他基本上已经不再批评大陆的事，负面的新闻基本不再报道，发生了这么一个转变。这个转变，他自己解释，他没有变，变的是下面的盘子。他只不过一根直的筷子，盘子变了，中国发生了变化，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了，当年他也并不是反对大陆的所有东西，而是针对当时掌握了“文革”主要发言权的那帮人。对另一批受难的人他是给予了巨大的同情，他曾经多次写文章为邓小平呼吁，那是在邓小平落难的时期。这些文章，据说邓小平都是看到的，所以为什么81年会叫他来，会亲自接见他，那都是有原因的。还有，他和当年掌握港澳及华侨事务的第一号人物廖仲恺的公子廖承志也有这样的交情，廖承志遭迫害的时候，他也是最早预感到这件事，在自己报纸上为廖承志鸣不平。廖承志81年见到他的时候，当面向他表示感谢，请他在以后、在用得着的时候，他的《明报》和他本人多为北京说说话。这也难怪后面在香港回归的事务上，他是非常坚定地站在北京一边，坚决地与香港人民拉开距离，所以六百万香港人是坚决地反对金大侠，要火烧《明报》，不断地抨击他，从这点转变来看，他本身没变，是一贯如此，但是我们觉得他变了。结合他的武侠小说，从否定权力到肯定权力，也是一个回归。无论从小说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他都完成了对权力的回归，最终没有能摆脱几千中国知识分子依附皇权，站在强者一边的特性。

作为一个普通文人的话，这些或许本来无可厚非，人各有志，愿意站在哪边都是自由选择。但如果我们要问他到底有没有成就他的现代人格？起码从这一点来说，是没有成就。因为成就现代人格最起码有四大要件。第一点，如果有现代人格的话，这个知识分子肯定是一不媚权、二不媚俗，并不是说社会大众对这件事怎么看，我就跟他们的；也不是权势者怎么看，我就跟他的，而是有自己独立的判断。第二个要件，作为一个有现代人格的知识分子，一定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有创造性，无论是技术或者是学术，总要有他看家的有创造性的一面。第三个，作为一个有现代人格的知识分子，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公共关怀的意识，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趋时，不矫揉造作，能够为社会说话。第四个要件，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精神。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的话，说他具有现代人格那是肯定不及格的。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对金庸的权力观是上述分析，我觉得他是不够格的。

第二，我们可以看看金庸的美国观。金庸是一个坚定的反美主义者，可能在今天高校里很有市场，因为反对美国是很多青年人的一个非常狂热的梦，金庸也是这样一个人。而且我第一次发现金庸所写的一篇文章，就是反美的。这个反美可比今天的青年人早多了。1949年的时候就看出了，他说美国太不可一世了，并预言美国50年后肯定要衰落。很遗憾 50多年过去了，美国不但没有衰落，反而越来越强大了，这个预测失败了。

看他这几年到大陆的演讲，我记忆比较深的有3次。第一次是1999年10月，在浙大西溪校区召开全国新闻业体制改革的研讨会，在这个会上，金庸做了一个长篇书面发言。在这个发言中，它就非常强烈的反对美国，他认为美国是一个被军火商所控制的国家，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假想敌，过去是苏联，但是前苏联已经灰飞烟灭了，那它现在的假想敌一定是中国。这是他推测出来的，除了中国，谁还可能是他的假想敌呢。既然中国是它的假想敌，它就要不惜一切的寻找打击中国的时机，比如轰炸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就是其中一个证据。那他讲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一定要忍让。不忍让不行啊，现在打不过人家，人家比你强啊，你去打，不就是鸡蛋往石头上碰，不就完蛋了。所以小平同志讲了要韬光养晦，这四个字是传统中国的精华。这么做就没错，等到哪一天，我们兵强马壮，打得过人家，我们就把它干掉。所以用他的话说，2030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就有可能达到美国一样了，如果不行，2050年一定是差不多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来收拾他。（大意如此）

2001年，他到中山大学演讲，讲得更直接，因为演讲的主题就是国际形势。他在那次演讲说侠义精神不仅仅体现在社会行为上，而且应体现在国际行为上。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跟美国讲侠义呢？。讲侠义就是跟美国开战，那才叫侠义、主持公道。他说现在我们打不过他，等到打得过的时候再打。当时一个新闻界的朋友，笔名好像叫胡一刀（胡一刀是批评金庸的，但不幸的是，这个笔名还来自金庸的笔下（笑））。胡一刀的文章发表在2001年5月28日的《南方都市报》，那是一张大报，发行量也很大，把金庸批评得狗血喷头，他说金庸，金是金钱上的，庸是政治上的平庸。说他既不是郭靖郭大侠，也不是乔峰乔大侠，而是韦小宝。他所说的侠义精神是要等到你力量强大打得过人家时才去主持公道，那个时候需要被你拯救的人都死光了。侠义不是要在危难时出手吗？你要等到你强大才去讲侠义，所以你这个侠义是滑头的韦小宝式的。（大意）即便这样批评金庸，他也没有回应，可能没法回应。

在中山大学演讲是5月份，9月份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大约11月份他正好到广州谈版权问题，所以跟《南风窗》记者有一番交流。在《南风窗》的这一访谈中，他就大骂美国出兵阿富汗的不合法，讲“三个代表”好，然后说《南风窗》正好体现了“三个代表”的精神。他讲的最重要的一条是，本·拉登的人权不能不讲，本·拉登这个人权怎么能不讲呢？你美国不是讲人权吗？那你怎么可以去打阿富汗呢？本·拉登也是有人权的，不管是不是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他也是有人权的，你不能去抓。从六七十年代来看，反美在他的社评里也经常有表现，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我印象比较深的是1960年，台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案——雷震案，《自由中国》被封。按理说一般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去骂雷震，因为是国民党蒋介石独裁嘛，错不在雷震。结果他的《明报》却是骂雷震。为什么骂雷震呢？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美国人是非常支持雷震这个人的，既然如此那就要骂雷震。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从1949年到2003年，一如既往的坚定的反对美国，这个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也是他的一个可爱之处吧，长期的保持50年不变（全场大笑），可能他活到什么时候，都不会动摇。你看他经常去外国，可美国很少去啊。经常去澳洲、去加拿大、去英国、去欧洲，美国却是不大去。他不喜欢美国，为什么不喜欢美国，他主要说是不喜欢美国的霸道，但骨子里，我看他是不喜欢美国的自由价值观念、美国的民主制度，这是他的美国观。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新闻观。新闻观对他来说更是致命的，因为他是一个报人，他之所以在历史上能留下东西，也是因为办过报纸。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娱乐品，只具有大众文化层面的意义。所以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还是靠《明报》站住的，所以他的新闻观对于解读他的思想更为直接。他过去办《明报》的时候反复地讲，我这个报纸是中立的、客观的、尊重事实的、不倾向于左、也不倾向于右，对于两岸的关系，既不站在台湾一边，也不站在大陆一边，完全是中性的这样一个新闻观。这一新闻观基本上恪守了20年，但从80年代开始发生了倾斜，往大陆这边倾斜了。倾斜以后呢，当时主要是香港回归问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那个时候，他就讲了，报纸只不过是老板的私器，不是社会的公器。所谓的新闻自由，并不是报社的职工向老板要求的自由。所以他认为我是老板，我有决定权，谁不同意我的观点，可以，我如果不炒你的鱿鱼，我就让你靠边站。有一个编辑部主任，也算是中层以上干部，因为不同意他的立场，他说我没有开除他，就是让他不管事了，工资给他发一点。1999年，那时他已经售出《明报》了，他到浙大召开新闻业研讨会上，他的长篇讲话，就有一条最核心的内容：什么是新闻，新闻和人民解放军一样就是保卫祖国，跟军队一样的功能。这个观点一出，在大陆当然是不会有任何的反响，那就像是石头抛入大海。但是在海外，在香港有过一场不小的风波。批评他的人很多，其中有两个，一个是董桥，是金庸的故交，曾经在明报集团工作了15年，前7年担任《明报周刊》的总编辑，后8年担任《明报》的总编辑，跟他有非常好的交情。董桥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他看过这样的讲稿后，也坐不住了，在他主持的专栏里面，写了一篇文章《金庸在杭州讲话》，题目非常轻描淡写，里面的批评也非常委婉，只是说查先生办报47年，关于新闻的事情，随便讲句话，那都是很大的事情啊。今天他这么讲，说新闻跟解放军一样也是保卫祖国，我读了却有了咫尺天涯之感。他说得很委婉。但是另一位不是搞新闻，跟金庸本来也是关系很亲密的，应该说他也是金庸小说的读者，张五常，搞经济学的，他也坐不住了。他也写了一篇，这篇文章已经收入《老人与海》，在大陆也是公开出版。他一条一条地把金庸的新闻观进行了清理，把他批评了一通。所以紧接着金庸到台湾去访问的时候，记者穷追不舍，问新闻为什么跟人民解放军的功能是一样的？他一开始不回答，但人家追问不舍，他只好说了，台湾也一样，新闻跟国军一样。有人认为，他这个话是一种应付，一种表面上的看法。其实不一定是这样，2000年他在湖南岳麓书院开坛讲学，在那样一个庄严的场合，当记者问他对新闻什么看法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在浙大的时候，新闻系同学问我现在搞新闻怎么搞，他的回答是“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我们如果把这些话连起来看，他的新闻观从最早保持公正客观，尊重事实到后来报纸是老板的私器，到最后报纸是跟解放军一样，那么它的新闻观也是一步一步演变过来，有这么一个几十年的漫长过程。到他晚年达到了新闻跟解放军一样这么一个深刻的认识，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

我们再来观察他的宗教观和金钱观，这两个可以结合起来看。我记得杭州高级中学，也算是金庸的母校。因为他曾经在浙江丽水的当年抗日战争时期的浙江临时联合中学读过书，那个中学是杭嘉湖的7所学校合在一起的，其中包括杭高、嘉兴中学等等。他一旦功成名就了，人家学校肯定要把他看成贵人，贵人都要成为校友的，那时肯定的。在座的有哪一位将来成了大人物，你哪一天在哪一个学校上过一节课，那一定要请你去当校友，这个是中国特色。杭高把金庸的画像放在校史陈列室，我去看过，挂得很大，那是它的贵人校友。学校里有一个学生前两年得了很大的病，要50万治疗费，社会纷纷捐资，甚至听说杨振宁也都捐了钱。他的同班同学都是武侠爱好者，想到一个办法，我们不是还有一个学长吗，一个贵人校友，一个大富人，那给他写信，请求伸出援手吧，联名全班同学给大侠写了一封信。大侠很慷慨，大笔一挥，送了他们一套武侠小说作品集。拿去卖吧，很值钱的。今年杭州抗击非典，那也是一件大事情，不是要搞一个雕塑吗，社会各界都慷慨解囊。金大侠远在台湾，也听到这个消息，不能落了这一笔，赶紧送书吧。还好香港出了一个大字本的《书剑恩仇录》，拿去拍卖吧，这也很值钱的，后来据说买了一千多。这样的事啊，太多了，我记忆也有限。 2003年7月26号大夏天40度高温，他来杭州为他的《金庸茶馆》做宣传、推销。《都市快报》一个记者当面就问：金先生，听说你捐都是捐书，你认为是不是捐书比捐款好？谈谈你的金钱观。金大侠笑了，笑得很不自然，笑了以后，他说：“我其实造了一个房子，1400万港币，我都给了杭州市政府。”他给了这样一个回答，然后主持人马上给他打圆场。主持人说：“金大侠人很好的。你看在浙大当院长这么多年，一分工资都没要。这次来，我们要给他出场费，他也不要。”在我看来呢，他这个回答没有能按提问的意思回答。记者问的是慈善性质、公益性质的捐款。你造这个房子，自己不去住，捐给了市政府，市政府卖门票作为一个商业创收的新景点，那是两个概念，不是同一回事。至于浙大上课没拿工资，我想你们比我更清楚，他上什么课、该不该拿钱呢？那是两码事。还有一个记者马上问了，那个记者来自天津，是一个非常新锐的记者：“金大侠，我以前很崇拜你，是你多年的读者。我觉得你80岁了，还飞来飞去，挺辛苦的，到处奔波，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是缺钱花呢还是名气不够大？”这个问题也是属于比较尖锐的问题，但大侠自有妙手空空的本事，他沉思了一会就说了八个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现在大搞“金庸”产业，要把《金庸茶馆》办起来，把金庸茶馆开起来。前面这个茶馆带书名号，后面这个茶馆是真喝茶的地方，在西湖杨公堤。要把金庸产业化，要把金庸小说做成动画片，并做成游戏软件，卡通人物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发财致富的道道。他说这些都是被动的，自己不是主动的。人家要这么做，自己是盛情难却，实在不好意思推辞。他说，人家来找我，我如果不去，那好像架子太大，不好意思。他这样的回答，主持人脸上挂不住了，因为主持人刚说过这些金庸产业金庸是顾问，而且占了很大股份的。既然有了股份，这些东西就不是被动、主动可谈。通过这件事，基本可以透视他的金钱观。他自己讲了我这个人命好，买股票从来不亏，随便买买就赚，我想不赚钱也不行啊。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把他的宗教观放在一起，一比较就明白了。1979年他到台湾去，他找了李敖。狂人李敖是不管你的，当面给你下马威的。在李敖家里他谈了8个小时，李敖当面就问他，你不是说现在是佛教徒了吗，很虔诚，进了什么境界，什么佛经都读过了，但是你钱那么多，又不捐掉一点。佛教好像要将四大皆空，起码要讲舍弃钱财嘛，你那么多钱怎么解释啊？大侠纹风不动，置之不理。但是李敖不放过他，两年以后，1981年，他把这件事写了一篇文章，叫《金庸式的伪善和三毛式的伪善》。金庸式的伪善就是讲他的金钱问题。三毛式的伪善是讲你不是要去帮助北非沙漠里的人吗？台湾的贫苦人民很多，弱者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很多，身边的她可以帮助，并不是要坐飞机跑那么远去帮忙的。金庸自然也没办法回答。

金庸信仰佛教，一开始确实是出于寻求生命答案的这样一个内在需要。他的儿子在他跟第二任妻子离婚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一年级，19岁，选择了自杀，吊死了。金庸不承认他是为了父母离异自杀的，只说他从小就神神道道，10岁的时候就追问人生为什么的问题，想得很深，跟他母亲关系不好，反而跟我的关系很好。19岁就选择自杀是因为跟女朋友一言不和，说是要分手，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就上吊了，这是金庸的说法。跟他比较熟悉的朋友，包括香港作家林燕妮，还有其他人，他们都说主要是他妈妈要跟他爸爸离婚，他劝说无效，决定用放弃生命的方式表达抗议。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金庸因为做报纸，凌晨正在写社评，他没能放下手中的笔，还是继续在写，眼泪却在心里流。他把这一段写入了《倚天屠龙记》的后记里头，他说写《倚天屠龙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人生有这样的大悲痛。这个时候，我已经懂了，在修改的时候，体会过失去儿子的痛苦。那么实际上不管什么原因，儿子选择了自杀，儿子终究是死了。所以我说上帝永远是公平的，有些人大智大慧，但是上帝让他断子绝孙，上帝给每一个人永远是差不多。苹果切开来都是差不多份额，不会有人享受太多，有人得到健康，有人得到天伦之乐，有人得到了财富，有人得到了权力，看你要什么，最终得到差不多。人生还是公平的。他觉得儿子的死对他打击非常大，他要追问为什么要选择自杀，能不能在另一个世界相会。一开始他找的是《圣经》，读了很长时间，《圣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所以去读佛经，读了一年的佛经，他说读通了，我已经跟我儿子的心相通了。后来他对外宣布是佛教徒了，所以他在香港也支持一些佛教方面的事，支持办一个佛教杂志，据说后来花五年时间写了大量以佛教为题材的诗歌，还没有公开发表。从他的金钱观看他的宗教观，可以想见，他所谓的宗教信仰只不过是一种世俗的信仰，而不是超越于世俗之外的一种对神的追问，对生命答案的追问。所以他自己讲过一句话：要我舍弃钱我做不到，要我舍弃儿女我做不到，要我舍弃名利我也做不到。好了，这三句大实话一讲，金庸还是一个有几分真诚的人，说了实话，“做不到”本来是常事。如果我们把他当一个常人看，人嘛，当然舍弃不了这些。可是他说自己不是常人，他信仰佛教，所以这中间就有了矛盾。

他的母亲死于抗日战争，他的父亲1950年被当作大地主枪毙了。他有这样一个家世背景，对那些事情他内心都是很有看法的。但是归根结底，他最终还是变成了这样一个人，到了晚年还是要到处忙碌，飞来飞去，一会华山论剑，一会西湖论剑，哪儿都少不了，哪儿都不拉下。所以从这些方方面面来看，他显然没有达到一个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高度。

与金庸同时代出生的优秀知识分子

只要我们把金庸放在和他同时代的那些知识分子当中，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能达到这样的人格高度的。他是1923年出生，往前推，1915年出生的有顾准；1919年出生的有台湾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殷海光；1917年出生的，在大陆刚刚去世不久的吴祖光先生；1920年出生的有《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也是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跟金庸同龄的，有刚刚去世的李慎之先生；比他年龄小一点的，1927年出生的中国律师界的良心张思之先生，朝阳大学出身的；1928年出生的，没有上过什么学的，新闻界的良心人物戴煌先生；也是1923年出生跟他同龄的，没有上过什么学，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现在很活跃的何家栋先生。举这些人就够了，这样的人还有很多。这些人无论是生活在台湾，还是生活在大陆，跟金庸基本是同龄人，都是出生在五四运动的前后，都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狼烟中成长起来的，都经历过大时代的痛苦，那些悲欢离合，基本上都是在四十年代接受大学教育，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基本也是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而且他们跟金庸相比，他们要成就现代人格的难度更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金庸1948年3月离开大陆，没有经历后来发生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灾难。他生活在有自由的殖民地香港，在思想上没有什么东西对他构成制约、干扰。他拥有亿万财产，拥有几亿读者，拥有广泛的金迷，他要成就现代人格，傲然独立，做一个具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条件是最成熟、最具备，他完全可以对一切说不，可以保持它的独立思考、独立批判，也可以退出江湖，真正的退出江湖，住在一个别人不太知道的地方，不做公众人物，颐养天年，但是他没有选择这些东西。

而跟他同时代的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比如像顾准，他在70年代，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一个人，一盏孤灯，他他所思考的深度已经达到了可以跟哈耶克这样的思想大师相对接的程度，我们不可以说他可以在学理上跟人家相抗衡，但思想的星星点点是跟人家相接轨的，已经接近人家的思路上去了。殷海光处在台湾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最严酷的戒严时期，被台大开除，回到家里，什么收入都没有。蒋介石怎么利诱，怎么威压，只要他能屈能伸的话，他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不会这么早就病死，但是他都拒绝了，就是这样，他还留下了在今天看来还站得住脚的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也好，其他的一些著作也好，都不是已经落伍的东西。其他的我们刚才举到的这些知识分子，大陆的，几乎都是右派，在1957年，几乎都是一锅端被端掉的，都被打成了右派，经历了20年、用戴煌的书名说就叫“九死一生”的岁月。但是在这个20年之后，他们都有新的反思，对中华民族有新的认识，都有重新的思考，都有重新做人的一面。比如说张思之先生，他现在是中国第一号的大律师了，他已经是七十几岁的高龄了，但他还是站在法庭的第一线，为一些别人不能接也不敢接的大案子仗义执言。他出过一本书叫《我的辩词和梦想》，是他几十年来参与律师辩护的实录。他曾经是一个法官，建国初期他就是北京法院的法官，因为做了右派，25年阶下囚的生活，对这个社会有了新的认识，所以决心能够重返律师岗位，要做一个真正的律师，像一个人那样站起来。李慎之可能大家更熟一点，他今年已经去世了。1999年，他以巨大的勇气写下了《风雨苍黄五十年》。这篇文章震撼了海内外，尤其震撼了跟他有共同经历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尽管他没有把自己的心里话讲透，还有种种的不足，但是他已经把大部分的真话说出来了。韦君宜已经去世了，但她在临死之前出版了《思痛录》，他是“一二·九运动”的北京学生领袖，投奔延安，他是一个富家子女，一个小姐去革命，一腔热血，最后到晚年，她把自己走过的光辉道路否定了。

从韦君宜到李慎之，这些人都一样，他们跟金庸相比更没有条件成就现代人格。应该说他们所受的苦难，他们所遭的罪，他们所处的更不容易的环境，接触到的西方文明更有限，他们出国的机会更少，看到外部世界的机会更少，他们要真正有所反思，有所觉醒，难度更大，但他们最终还是走过来了。但是金庸走不过来，最终反而是走向另外一条路了，为真正有良知的、有独立思想的人所小看，那是他自找的。因为他要什么都有了，他不需要什么，不需要你赐给他什么，他要钱有钱，要名有名，但是他最终还是要这么走。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其中包括个人内心深处的一些文化因子在起作用。他的文化密码里面还带有传统中国读书人往往无法超越的皇权情结，而清官情结、武侠情结无非只是它的补充罢了。

 

1921年10月5日，一批成名作家和编辑在英国伦敦的一个晚餐会上成立了“笔会”（PEN Club）——诗人（Poet）、剧作家（Playwright）、编辑（Editor）、小说家（Novelist）俱乐部，英文“笔” ——PEN的三个字母正好是这几个职业的词头字母组合。笔会是根据英国小说家凯瑟琳•艾米•道森-斯科特夫人（Mrs. Catherine Amy Dawson-Scott，1865-1934）的创意所建，主旨为推动全世界作家之间的了解与友谊，促进文学的国际交流和各民族的和平共处，因此不久就发展成为传承至今遍布全球的“国际笔会”（International PEN）。

那天晚餐会的43位出席者为笔会的创始会员，选出会长为英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秘书本非“笔会之母”道森-斯科特夫人莫属，但她以身体不好婉推，其21岁大女儿玛乔丽（Marjorie）被选为名誉秘书；《英国评论》编辑奥斯汀•哈里森（Austin Harrison, 1873-1928）为名誉司库。会上还选出了负责日常工作的执行委员会。

笔会成立后，高尔斯华绥和执委会写信邀请更多英国知名作家入会，邀请各国著名作家为名誉会员，并联络其他有影响力的作家，尽力推动各国、各地笔会的创建工作。

法国是最早关注响应的国家，诺贝尔文学奖新科得主法朗士和1915年得主罗曼•罗兰都应邀为首批法国荣誉会员。

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944-1924）本名雅克•阿纳托尔•弗朗索瓦•蒂博（Jacques Anatole François Thibault），法国语言艺术大师、小说家、诗人兼评论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 1881）、《诸神渴了》（Les Dieux ont Soif,1912）、《天使的叛变》（La Revolte des Anges，1914）等，1996年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政治上为社会主义者，1921年参加法国共产党。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为法国传记文学大师、小说家兼音乐评论家，代表作为十卷本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1904-12）；政治上为亲苏俄的和平主义者。

执委会委员威尼弗雷德•斯蒂芬斯•威尔（Winifred Stephens Whale）是法朗士作品的英译者，而且旅居巴黎多年，与法国文学界颇有渊源，理所当然地立即承担起联络法国作家筹建笔会的任务。高尔斯华绥也亲自写信给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普利策奖新科得主伊迪丝•华顿夫人（Mrs. Edith Wharton, 1862-1937）和法兰西学院新科院士安德列•切弗里隆（André Chevrillon, 1864-1957），请他们帮助筹建法国笔会。但华顿夫人却很快回信谢绝受邀为美国名誉会员，直言不讳地说明原因是罗兰的受邀。她还表示，法国笔会的建立将会很困难，因为罗兰和法朗士同属一个政党。

法朗士和罗曼•罗兰在当时被视为法国文坛之并立双峰，照说同属一个政党应该对法国笔会的建立更方便才是，怎么反而被认为更困难呢？这就要从华顿为何与罗曼•罗兰势不两立说起了。

当时，罗曼•罗兰虽说在世界上已声名卓著，但是由于作为和平主义者强烈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法国的声誉却极为不佳。1914年战争开始后，他滞留于中立的瑞士，在《日内瓦日报》上发表以“和平主义者宣言”著称的《超乎混战之上》（Au-dessus de la mle，1914）等一系列反战论文指出：西方各民族之间没有交战的理由，因为一切战争都是反人性的血腥野蛮暴力；如果因纷争非打不可，也应当到欧洲以外的地区去打；主张个人超乎于战争、政治和党派之上，并抨击 “祖国”、“民主”、“宗教”、“文明”、“文化”等价值是资产阶级的骗人偶像。他由此遭到法、德两国舆论普遍谴责和攻击——激烈的法国同胞视他为“国民公敌”，骂他是“法奸”、“德谍”，称他“日耳曼•罗兰”，甚至有人提出要审判并绞死他；而德国舆论称他为“最阴险的敌人”，是批着和平外衣的“沙文主义者”。在战争已遍及全欧洲的形势下，响应反战呼声者寥寥无几，连他所倾向的社会主义党派都支持“正义之战”，一些过去同气相求的朋友也因此而疏远他，使他一度极为孤立。不过，他不久就在中立的瑞士和瑞典获得了知音。提出 “反对资产阶级祖国”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列宁等俄国共产党领导人当时也正流亡瑞士，将在“十月革命”后主管俄共文化事务的卢那察尔斯基很快就成了他的新朋友，为他以后成为苏联和斯大林的忠实盟友打下了基础，从而导致更多非议。翻译《超乎混战之上》的瑞典社会主义女作家爱伦•凯（Ellen Key，1849-1926）于1915年5月写信给罗曼•罗兰，说有人建议把诺贝尔文学奖给他，因为他是“唯一超乎混战之上的人”。当年秋天，巴黎传出有资格提名诺奖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法朗士提名罗曼•罗兰为候选人；不久又有报纸报道，瑞典学院已经决定罗兰为本年度得主，但遭到法国政府强烈反对：如果瑞典这么做，法国驻瑞典大使将拒绝出席授奖仪式。瑞典学院到1916年在公布该年度得主是瑞典作家魏尔纳•冯•海登斯塔姆（Carl Gustaf Verner von Heidenstam，1859-1940）时，才补颁1915年度得主为罗曼•罗兰。一直有传说，瑞典学院多数院士其实并未被据称使他获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所打动，当年看中的本来是西班牙著名现实主义小说家佩雷斯•加尔多斯（Perez Galdos，1843-1920），但却为罗兰在《超乎混战之上》中所体现的和平主义精神和勇气所感动，因为那正符合诺贝尔本人的理想及其遗嘱中有关文学奖“应授予在文学上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的最优秀作品之人士”的定义，因此在授奖证书上注明：这个荣誉是给予一个人道主义作家的。不过，这种荣誉显然令华顿女士和许多法国作家更不以为然。
 
伊迪丝•华顿比罗曼•罗兰年长四岁，原名伊迪丝•纽伯•琼斯（Edith Newbold Jones），美国著名多产作家、已出书近60部（一生作品近80部），代表作为两部长篇小说《伊坦•弗洛美》(Ethan Frome, 1912) 和《天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 1920)，后者使她获普利策奖；同时还是著名景观和室内设计师。她战前旅居法国，结识了许多作家，那位声称从不看罗曼•罗兰作品的未来（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纪德，也正是她的好友之一。她通过作为著名景观和室内设计师的商业活动，与法国政府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她也是人道主义者，但与罗兰的选择绝然不同，象绝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在一战中站在进行“正义之战”的法、英协约国一边。她参加了红十字会，推动和参与了各种救助难民、伤员、失业妇女和贫困艺术家的活动，并由此获得了法国政府颁授的“荣誉军团骑士勋位”。因此，她理所当然地站在鄙视罗曼•罗兰因反战而“浪得虚名”的法国舆论一边。

即使法国作为战胜国已过数年，公众对罗曼•罗兰战时的“反爱国主义” 仍难以释怀，绝大多数作家仍对其侧目，哪怕是一些与他属于同一文学流派甚至同一政治倾向者，也羞于或怯于与之为伍，尤其是他又自相矛盾地支持依赖暴力革命、国内战争和残酷镇压掌权的苏俄新政权。华顿回信明确表示与他势不两立，切弗里隆随后回信也提出了这一现实问题，因此可说代表了法国笔会绝大多数未来会员反对罗兰加入笔会的意见。

华顿对法国笔会建立困难的担心本也不无道理。法朗士由于与罗兰同属法国左派社会主义者，并都有亲苏俄倾向，曾长期相互支持。虽然法朗士在一战中没有响应罗曼•罗兰的反战呼声，但据说他曾表示自己年龄太老，不免害怕与举国舆论为敌。他毕竟参加过普法战争，了解法国人民因战败所受的屈辱，以及对德国的民族仇恨——一战爆发前，呼吁制止战争的社会主义党国会议员让•饶勒斯（Jean Jaurs，1859-1914），就在巴黎街头的咖啡店中被一名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枪杀（审判拖到战后，嫌犯被判无罪释放）。不过，有传说法朗士暗中支持罗兰，尤其是提名他为诺奖候选人。法朗士继他在六年后获奖，成为法国在世诺奖得主第二人，其仇敌宣称此奖发得不地道，因为法兰西学院没有一个院士提过他的名，而外国人提名未免令人怀疑其对法国文学了解的权威性；结果证实是罗曼•罗兰以前诺奖得主的资格提名，其权威性无可置疑。以如此腥腥相惜的渊源，法朗士作为公认的法国笔会会长不二人选，若要比他年轻22岁的罗兰参与建会，实在是太顺理成章了，何况两人本是英国发起笔会首邀的荣誉会员。但是，由此而来的结果也不难设想，绝大多数潜在会员难免将持华顿同样立场，形成公开势不两立的局面——要么是法朗士和罗兰同进，使新建笔会面临会员奇缺的难题；要么是两位大师同退，使新建笔会面临缺乏权威代表性的难题。如此两难，似乎无解，是为“罗曼•罗兰难题”。

“罗曼•罗兰难题”其实是笔会发展史上一系列类似难题的开端，也正是“笔会之母” 道森-斯科特夫人老友伊莎贝尔•维奥丽特•韩特（Isobel Violet Hunt,1862-1942）女士当初质疑实现笔会理想的可行性问题之一：一些关系不好或缺乏共同兴趣或彼此相争者如何同会相见？将成为国际总部的英国笔会执委，试解此题的办法是：决定也邀请法兰西学院资深院士、以思想保守著称的海洋文学作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1850—1923）为荣誉会员，并明确表示罗曼•罗兰只是英国笔会荣誉会员，不必是法国笔会会员。

1921年12月6日，高尔斯华绥在给道森-斯科特夫人的信中提到，从切弗里隆信中可以看出，“我们选择罗兰仍然是一个障碍。我建议写信给切弗里隆，试着让他理解，我们的选择与法国笔会无关。”他在信中还说：“我已经确信，英国笔会必须只以榜样来领导，而不能独断什么是其他笔会在会籍事务上的程序。如果我们试图独断，我们就将碰到很多挫折，而且我们也将违背友谊的自由精神，而这正是我们理念的基础。让我们不要强加于人，由此就可以成功。我们要树立榜样的是：1）我们将那些在英国最受钦佩的作家作为我们笔会的荣誉会员；2）将每个其他笔会的会员作为我们的会员。不过，我认为必须到此止步。应该向每一个正在成立的笔会说明，如果改变多重会籍的规则看来绝对必要，谨慎程度由每个笔会自己掌握……每个笔会邀请自己的荣誉会员。”

这也就是说，为了解决“罗曼•罗兰难题”，理想只好向现实妥协——首先要放弃道森-斯科特夫人有关笔会会员制的基本原则：“一个笔会的会员，也是所有笔会的会员。”其正面意义则在于：再美好的理想也不能强加于人，只能以榜样示人。

不过，正如华顿最早点明的，“罗曼•罗兰难题”之关键，还在法朗士和罗兰是一边的。她没有料到的是，法朗士不但同意出任会长，而且也认同了几乎一致的要求，拒绝罗兰成为法国笔会会员。1921年12月，法国笔会在巴黎正式成立，除法朗士外，创会会员还有安德列•纪德（Andr Gide，1869-1951）、保尔•瓦雷里（Paul Valry，1871-1945）、于勒•罗曼（Jules Romains，1885－1972）、于连•加因（Julien Cain， 1887-1974）、本雅明•克雷缪（Benjamin Crmieux，1888－1944）、克洛德•阿维林（Claude Aveline，1901-1992）等当时和未来的名家，克雷缪当选为秘书。没有罗曼•罗兰反而人才济济的法国笔会，很快就发展成为英国创始笔会以外最有影响力的笔会。

道森-斯科特夫人、高尔斯华绥、法朗士等理想主义笔会创建者，为了笔会发展大局而向现实妥协，笔会初创时的第一个大难题——“罗曼•罗兰难题”由此化解。

侠义之道

约翰•高尔斯华绥
（张裕 译）

来！让我们端平疯狂长矛，
刺向荒天下那风车目标！
为那些死也不敢出手者——
他们宁愿生活不幸渺小，
也不要筛选依多数可靠，
维持卑微生命可怜目的，
绝不发造反战斗的呼号！

啊！热切于那武器的高超，
其提点无关幸福或苦恼 ──
既然命运每次要它碎掉！
当我们以野性冲锋胡闹，
人们确笑 ──天更善也微笑，
因为在他们繁荣的世界，
那烂钢的价值微不足道。

啊！为了呼唤挑战的喊叫，
把钟排到戒斋时轻快敲，
在我们灵魂真正教堂内，
奏一组高昂跳跃怜悯调，
在我们体内设市场嘲笑 ──
牧羊人笛声清晰而任性，
自其玩世绵羊所骗佳肴。

神救褴褛侠士旗到拂晓，
它标志太阳挺立月亮逃；
在弱者遭受打压时飘展，
遏制命运和确信的风潮：
它不知理由也不求名噪 ──
但它倔强的木头上刻着
此句：“侠士，直至侠义之道！”

好！乌云密布下无惧惊扰，
把孤军奋守的旗帜举高 ──
对大众自足开一个玩笑，
乐观由更美的意义环绕：
把握它即一切无关紧要，
在追求其想象的角色中，
完全不去思索事后回报。

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英国最著名现实主义作家之一，国际笔会创会会长（1921-1933），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获奖作品《福尔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1906-1921）三部曲及《现代喜剧》（A Modern Comedy, 1924-1928）等为传世名作，一生出书近百本，包括小说、剧本、诗歌和散文等。他的诗作不多，对后世几乎没什么影响，但这篇早年的《侠义之道》（Errantry,1900）倒是个例外，尤其是第一节常被作为他的名言引用。这里采用他的第一版，是比较遵守传统规范的十音节七行诗，每节为ababxxb韵式（x不押韵），各节不同韵；他去世一年后出版的《约翰•高尔斯华绥诗集》（The Collected Poems of John Galsworthy）中所收的修改版改动很小，只是少数行不再保持十音节。本译文保持了原诗格式为十言七句，但押韵根据中国诗的习惯，至少保持首末行及隔行同韵，且全诗一韵到底。

 

住过上海的人一听老虎灶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北方人称它为供水站。在南方，准确地说是供应热水的供水站。老虎灶坐落在街角边，豆腐店的旁边。豆腐店虽不象鲁迅笔下出了豆腐西施，可在隔壁的老虎灶却出了一个小开.

老虎灶有些年头了，算得上是老字商铺。小开说当年十九路红军到闸北打日本鬼子，路过老虎灶时还坐下喝过水呢。小开就出生在老虎灶里面。小开有名有姓，但为什么叫他小开，没人知道。可小开有证据证明他过去的确是小开.小开上过私塾；小开家有佣人；小开坐过“黄包车”；小开玩过“大世界”；小开去过 “红房子”（上海最老的西餐厅）吃过法国大餐。别小看这老虎灶，当他们把一瓶一瓶水卖出去时，他们过的是比较富足的小康生活。小开说别谈这些，这些都是解放前的旧事，今天是新社会，你们看我象不象 瘪三（沪语：叫花子）？

小开是老虎灶二世。独生子，当他的父母听到公私合营后都当场吓死了。小开继承了这份家当。老虎灶的全部家当是一口大锅，一个灶头，二把铁揪。唯一配得上小开这个光荣称号的是一个舀水的大瓢，那可是百分之百真铜的。老虎灶的生意和美国花旗银行的生意是不一样的，当然在里面工作的人也就不一样。小开早晨四点钟捅开炉子生火，然后一桶一桶水把大锅灌满，水开了，马路上的人也多了。杀鸡人打开水烫鸡血，杀鸭人打开水拔毛，喝早茶的人一定要问清楚“到底开不开？”才悠悠地泡上了头茶。老虎灶的利润好像比银行低些，一瓶水一分钱，小壶也是一分，大壶才两分钱.刨去人工，煤，水，笑脸，一瓶水能赚五厘。小开从早到晚，一天十七、八小时，忙得一头汗，放到兜里没几个硬币。令小开气愤的就是这么几个硬币，政府还要来个公私合营！小开企图抗争，没等他回过神来，另一半也不见了。企业国营化，老虎灶也不例外，国营化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进入共产主义了。记得那是共产主义第一天，小开已发觉自己已沦为无产阶级，同时社会也把小开沦为了无赖！

小开八点钟才朝炉膛里扔了第一把火，十点钟水还没热，急得那些把老虎灶作为生活一部分的人破口大骂。小开躺在门口的竹椅上，眼皮抬都不抬，要骂骂政府去！现在政府是老闆，国家是老闆，我和你们一样是主人，是国家的主人。一天卖不了几瓶水，下午五点钟小开朝炉膛里浇了一盆水，灭火关门.小开解释说，美国工人阶级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才有了“五一”这工人阶级的节日。八小时是我们的权利，多一分钟也不干。老百姓要水时烧不出开水，烧出水时又没有人买.老虎灶赚不了钱，可小开每月到时到点去政府那领工资.老虎灶天天赔钱，月月亏本。上级领导觉得问题严重，群众反映非常强烈。问题在於缺乏党的正确领导，老虎灶政治路线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为此，老虎灶进驻的工作组，由组长、副组长、文书三个组员组成。由於组长不会说话，只会念稿子，所以还要带一个秘书。他们学习《矛盾论》《实践论》，顺便再研究研究《资本论》。老虎灶的墙上贴满了学习心得和“站在老虎灶，眼望全世界”等豪言壮语.小开的决心书是这样写的：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老虎灶被消灭了，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老虎灶诞生了。资本主义的水再赚，我们不要；社会主义的水即使不赚钱，我们天天卖！满满一屋子的人把老虎灶的政治方向拨得准准的，目标直奔共产主义.至於钱嘛？小开是这么回答的，“共产主义按需索取，压根不用钱！” 老虎灶还真的一分钱没替政府赚过.

有人说共产主义这玩意是个制度，有人说是理想，有人说是场运动。小开说共产主义就像一个大吸盘，一架机器，值钱的东西全部吸进去了，共产了。不值钱、没用的全部扔出来，共产的过程即是一个榨金劫富过程。小开的觉悟当然不值一提，太低了，不过小开的确像垃圾一样被扔出来了。政府说这个老虎灶还是由你一个人管，自生自灭，我们爱莫能助，自己养活自己吧！

说实在的，老虎灶是社会主义百花园中的一朵奇升葩，小开居然在共产党眼皮底下欢蹦乱跳地干起了资本主义.他把墙上花花绿绿的纸扔进了炉膛生火，不知从何处请来了一幅“阿Q”的画像供在那儿，两柱清香，左联“高贵者最愚蠢”，右联“卑贱者最聪明”，横批“热水热买”。小开不再躺在竹椅上晒太阳了，和过去一样，早早起床生火烧水，小开是做水生意的，所以他开发了系列水资源专案。早晨他摆开了方桌，开出了早茶；中午帮学生利用余热蒸饭；下午生意有些清淡，他把半个老虎灶拉上帘子，放下几个木盆让老人们洗澡；晚上老虎灶变成了加工场，小开揽下了菜场杀鸡的活，一桶一桶开水把鸡烫得热乎乎的，拔了毛的鸡，雪白雪白真好看。小开脸上露出了笑容，虽然是辛苦钱，可都一分一分赚来的，踏实。

小开逢人就说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感谢他们不管我，我小开才有今天。过去，老虎灶冷清象死了人，现在门前象个小市场。有了钱，说话沖了，派头也大了。当他把金项链套在坐在老虎灶门口用鸡蛋换粮票的安徽小姑娘的脖子上，拖着回家做老婆、生孩子时，小开说爱情不分老小，钱财不是问题.人们开始眼红了，小开也感觉到那个大吸盘又向他逼来。政府说连末代皇帝都能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况乎你？！非要斩断你这个资本主义尾巴不可。政府给老虎灶断了煤，理由是煤是国家计划经济的范围，一个人只有这么点煤，凭什么你一人要烧那么多煤？没有煤就像一刀刺进了小开的心窝，必死无疑。可他决计在这条道上走到黑。小开从傢俱厂拉来木屑，刨花，鸡鸭身上的毛，鸡鸭粪，盖屋顶的油毡，修马路不用的柏油，凡能烧的，统统塞进了炉膛。一样的火，可不一样的状态.

说了老虎灶，说了小开，不能不说说老虎灶的烟囱。老虎灶坐落在居民区里，烟囱当然也在这儿。烟囱不高，离地面才十几公尺。烧好煤时冒的是白烟，烧坏煤时冒的是青烟，烧垃圾时冒的是黑烟。它不但刺眼，而且刺鼻，象DDT，象“敌敌畏”。邻里们愤怒了，告到了政府，要政府管一管老虎灶。中国有足够的法律制服地主、制服资本家，制服他们认为一切可能的敌人，可就是没有法律制服无产者，制服无赖，制服泼皮。政府说要加高烟囱，小开说不是烟囱问题是煤的问题.吵了三年，政府勒令小开一定要加高，不然法办.胳膊扭不过大腿，小开只能照办.他加接了一段两米的烟囱，新烟囱看似漂亮，可风一来却摇摇晃晃，邻里的预测不会挺过半个月。没料三天后一场大雨，新烟囱全趴下了。原来小开的新烟囱是马粪纸糊的。小开保证如果政府肯出钱，他一定造个不锈钢的！

不过老虎灶终於不冒烟了，不管白烟、青烟、黑烟统统不冒了。不冒烟既不是因为烟囱，也不是因为煤，是因为小开思想有问题.政府明确表态：老虎灶的性质变了，喝茶的人由老年人变成了年轻人，讨论的话题也由邻里八卦变成了国家大事，号称“阿Q论坛”。小开直言说要把老虎灶办成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什么？造反！完全是敌我性质，是阶级敌人佔领了老虎灶这个阵地，我们要夺回来。小开被抓进派出所，政府砸了大锅，封了大门，报了大仇。也就是那一年，离老虎灶五百公里的地方，社会主义根基出现了松动。安徽凤阳的农民按了手印，写了血书，把称之为共产主义经典的人民公社给悄悄地分了、剁了、吃了，从此共产主义这座大厦开始倾斜，中国改变了！

小开灵敏的嗅觉闻到这一变化。他知道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能救中国的是会抓老鼠的猫。你不让卖热的，我卖冷的。他挂起了羊毛衫，摆起了南北货，小店里有酱菜、外烟、鞋垫、走私表、乒乓球、香肠、盐水鸭、指甲油、避孕套。春天卖水果、秋天卖糖炒栗子，店中的夥计忙得象猴似的。小开确信迎来了难得的“小阳春”，过去对他吹鬍子瞪眼睛的傢夥也和他称兄道弟，大把大把的钞票使他们难以矜持。据他活在社会主义的经验，小开明白，“小阳春”不会太长，共产党的政策后妈的脸，一天总要变三变。有人说小开是流氓，是刁民，的确是。当社会一直把小开作为对立面，作为阶级敌人来看待时，怎么能不使小开产生深深的敌意？他对夥计们说今天的钱今天赚回来，明天谁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回，小开又猜准了。

老虎灶小开和邻居们被告知：这儿的土地已经卖给蓝眼睛、黄头发作为商务开发区，你们收拾一下可以走了。小开发出了强烈抗议：“一、老虎灶为抗日做过贡献，因立作古迹保留；二、这分明是断了老百姓的生计，我们用什么维生？三、这点赔偿连买个厕所都不够，这分明是抢劫！”小开的抗议和要求显然不被重视，当推土机把周围的房屋全部推倒，只剩下老虎灶孤伶伶象碉堡一样。小开的小店照常营业，顽强地抗争着。小开决心和这幢房子同归於尽.他无限伤感，他生於此，长於此，成功於此，失败於此，幸福於此，倒楣於此。他自己赢过几回，可这一次彻底输了，输得他再也不能翻身。他把他的根输掉了。

老虎灶在强大的机械力推动下“轰”的一声倒下了。小开的抗议标语“保护私有制”、“人民万岁”也淹没在瓦砾之中。一年以后，这儿成了休闲小区，有假山，有喷泉，有花草，有亭子。变化之大，大得难以置信。老房子、老故事、老人瞬间成为了历史，现代化把这一切都抹得平平的。有一个老人经常坐在一条石凳上，看上去显然是大病以后的样子，他眼前看到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漂亮但不熟悉。可老人确信：他坐的地方就是过去的老虎灶。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政府官员向全世界承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2004年6月，中国公布了北京奥运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诞生于1896年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是为了促进人类的尊严与和平。中国和世界人民对奥运会将给中国带来的政治进步充满期待。

那么，北京有没有信守承诺？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没有改善？

你们或许在奥运会时来到北京，你们将看到摩天大楼、宽敞的街道、现代化的体育场馆和热情的市民。你们看到的是事实，但不是全部的真相；就像你们看到海面上的冰山一样。你们或许不知道，能够看到的这些鲜花、微笑、和谐与繁荣，正是建立在冤屈、泪水、囚禁、酷刑和鲜血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将讲述关于中国的那部分真实。我们认为，直面问题，对那些希望避免奥林匹克运动蒙受羞耻的人们来说，知晓真相才意味着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方政，两项残疾人投掷项目的全国记录保持者；1989年6月4日凌晨，为了营救同学，他的双腿在天安门被坦克压断。因为他的双腿让人想起六四，他被政府剥夺了参加伤残人运动会的机会。<注1> 2007年4月公安部下发的内部文件规定：秘密加强政治审查，11类43种人不许参与奥运，包括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某些新闻机构和宗教团体等。<注2> 而中国警方至今未将此规定通告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

奥运工程投入巨资、黑箱操作，由于没有透明的财政公开，纳税人无法有效监督400多亿美元奥运投资的使用，贪污和受贿现象严重而普遍。奥运会建设总指挥、前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就因为巨额贪污而移交司法机关。因奥运场馆建设，家住北京的叶国柱、叶国强兄弟的房屋被强行拆毁，兄弟二人又因为上访维权行为被判刑；叶国柱在狱中多次被铐手铐脚镣，绑在床上，并遭电棍殴打。在奥运会倒计时的这一年中，他将仍在天津的潮北监狱里遭受酷刑。据报告，有125万人因为奥运场馆建设而被迫迁离家园，到今年底估计会达到150万。40万流动人口在没有正式安置计划的情况下被拆迁，20%被拆迁家庭将陷入贫困或更加赤贫。<注3> 青岛市以奥运会帆船赛为由，强行拆除居民房屋，并将多名居民或维权代表逮捕或判刑。<注4> 沈阳、上海、秦皇岛等奥运分赛场，都有强制拆迁的情况发生。

政府以树立文明城市形象的名义大量阻截、关押、强迫遣返上访者、乞丐、流浪者，将其中一部分人超期关押在所谓的“救助站”，或者直接投入劳教所。城管人员以野蛮的方式没收街头摊贩的生存工具，并常常动用暴力。2005年7月20日，经营蔬菜的56岁江苏农妇林红英被城管人员打死。<注5> 2005年11月19日，修理自行车的54岁的吴寿清被无锡城管打死。<注6> 2007年1月，上海访民段惠民被警察殴打致死。<注7> 2007年7月1日，上海上访维权人士陈小明由于被长期关押，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去世……。<注8> 2008年8月5日，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将来临之际，北京抓捕200名上访人士。 <注9>

中国继续羁押迫害人权捍卫者、异议人士、敢言作家记者。曾被《时代周刊》评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最近刚刚获得“雷蒙\x{2022}麦格塞塞奖”的人权捍卫者盲人陈光诚，因揭露计划生育中的强制堕胎、强制结扎、滥用酷刑，被政法部门构陷刑事罪名判入狱四年零三个月。政府拒绝亲友把盲文书和收音机带给他。而这个双目失明的公民，前不久在山东临沂监狱里遭到殴打。<注10> 2007年8月24日，他的妻子袁伟静准备去菲律宾马尼拉领奖时，在北京首都机场被山东国保警方暴力绑架。<注11> 2007年8月13日，黑龙江维权人士杨春林因为代表数万失地农民发起“要人权不要奥运”签名，而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正式逮捕。<注12> 中国一直在制造文字狱，被关押的记者和作家居世界之首，据不完全统计，1989年以后累计就有数百名之多。目前仍在狱中的中国记者有35 人，作家有51人 <注13>，90%以上是在2001年7月申奥成功以后被拘捕或审判的。比如，记者、诗人师涛因向海外网站发送一封电子邮件而被判刑10年。牛津大学博士徐泽荣因为研究朝鲜战争而被以“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罪”判刑13年。作家清水君（黄金秋）因在网络发表文章而被判刑12年。（仍在狱中的记者作家名单见附件）<注14> 一些作家和异议人士被禁止出国，另一些被禁止回国。 <注15>

每年数不清的国内网站被关闭，数不清的公民博客被删除、取缔，含有敏感词汇的任何文章均被过滤<注16> 。在大陆，很多外国网站无法浏览，收听收看外国的广播或电视节目受到干扰或严厉禁止。虽然政府许诺在2008年10月17日奥运会结束之前的22个月里开放外国记者采访<注17> ，但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FCCC）的调查显示，有40％的驻中国外国记者在北京和其它地区从事新闻采访工作时，都有过被骚扰、拘禁或被官方警告的经历，还有的记者反应，他们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多次受到暴力驱逐。更严重的是，被采访的中国公民可能处在危险之中。<注18> 2006年6月，傅先财因接受德国媒体采访而被打成颈部以下瘫痪。<注19> 2007年3月，郑大靖因接受英国电视台采访而被殴打关押。 <注20>

政府继续压制宗教自由。北京基督教牧师蔡卓华，因为印刷《圣经》在2005年被判刑3年。<注21> 新疆家庭教会的周恒牧师，仅仅因为接到几十箱《圣经》，就被政府以非法经营罪名指控。<注22> 2007年4月至6月期间，中国共驱逐了100多名来自美国、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涉嫌传教活动的人士，其中包括在华达十五年以上的英语教师、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这次代号为“台风五号”的大规模驱逐外籍宗教信徒的运动，目的在于打击海外宣教机构藉奥运会的时机传福音。<注23> 2006年9月30日，71名西藏人准备由西藏逃亡到尼泊尔，中国边境人员向他们开枪，一名17岁的尼姑被打死，一名20岁的男子受伤。<注24> 在许多国际目击者在场的情况下，中国警方甚至仍声称他们是在受到袭击后的还击。时隔一年，中国对藏传佛教的控制变本加厉，从9月1号开始在西藏地区实行一项新法令，要求所有喇嘛的转世都要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公然粗暴干涉藏区沿袭数百年的活佛转世制度。<注25> 并依然阻挠藏区宗教领袖、享誉世界的和平主义者达赖喇嘛返回家乡。

从1999年以来，许多信仰受到官方禁止的宗教教派的信徒，比如法轮功、三班仆人，遭到了极其残酷的、有计划的迫害，不少人被迫害致死、遭受酷刑而致伤、或被折磨成精神病。仅仅因为他们不放弃信仰、藏有宗教书籍、制作光盘或者写文章揭露迫害真相，就会遭到判刑或劳教。<注26>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死刑数字被当成“国家机密”。但据专家估计每年大约8000到10000人，包括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在被执行死刑的中国公民中，甚至有一些完全无辜者。比如聂树斌、滕兴善、曹海鑫、呼格吉勒图，他们仅仅因为非常偶然的原因才被证明是无辜的。<注27> 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黄志祥、方春平、程发根、程立和，八位无辜的农民，在警察极其残忍的酷刑之下屈打成招，法官明知被告无罪而故意判处死刑（死缓），目前被分别关押在河北和景德镇监狱。 <注28>

酷刑在中国各地的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里普遍存在：酷刑的方式包括电击、火烧、电针、长时间吊打、剥夺睡眠、强行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针扎手指，等等。每年都有中国公民被警察或监狱管理人员酷刑折磨致残、致死。

中国仍然保留着劳动教养这一任意羁押制度，这意味着完全不经过法院审判，警察机构就可以剥夺一个公民人身自由，最长可达四年。此外还有收容教育制度，完全凭警察意志就可以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六个月到两年。当局为了简化手续和混淆视听，有时会把异议人士或维权人士送到劳教所、收容教育所甚至精神病院。 <注29>

全世界最庞大的秘密警察系统–国家安全部（国安）和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国保），行使超越法律之上的巨大权力，他们对公民进行监听、跟踪、软禁、关押和施以酷刑。2004年6月3日，中国秘密警察公然把“海洛因”塞入重庆异议人士许万平手里，栽赃陷害他进行毒品交易。后来许万平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2年。 <注30> 中国公民无权选举国家领导人，也不能选举地方首长和地方议员。实际上在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中也从来没有自由行使过真正的选举权。泛蓝联盟成员、武汉居民孙不二因为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加县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在2006年9月被打得满头是血。孙不二从今年5月23日起失踪，至今不知下落。 <注31>

中国继续实行野蛮的城乡身份歧视制度：按照中国的选举法，一个农民的选举权是一个城市居民的四分之一。<注32> 2007年6月，数千被拐卖的未成年儿童被强制劳动、殴打迫害，导致大量未成年儿童被伤残甚至活埋的“黑窑事件”被媒体曝光。被骗到山西黑窑厂做苦工的孩子，最小只有8岁，最大的13岁，而几乎所有的黑窑厂都与政府官员有关。<注33> 中国政法机关一直非法禁止艾滋病感染者对政府责任的索赔诉讼，各地秘密警察经常恐吓、软禁或者拘捕艾滋病领域的民间社会工作者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艾滋病感染者。

在苏丹达尔富尔和武装冲突严重的其他非洲地区，中国政府出售武器支持种族冲突和屠杀。

中国政府强行遣返北朝鲜难民，明知道被遣返者在北朝鲜的命运是劳改营甚至是被处死，这违背了中国加入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

–人们应该知道：奥运会将要举行的国家，是一个没有民主选举、没有信仰自由、没有独立法院、没有独立工会、禁止游行示威和罢工的国家；是一个滥施酷刑、实行歧视制度、拥有庞大秘密警察体系的国家；是一个违背人权准则和人类尊严、不准备承担国际义务的国家。

–人们需要考虑：奥运会与宗教迫害、劳改制度、现代奴工制度、身份歧视制度、秘密警察、反人类暴行能否并存？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憧憬“同一个梦想”。我们希望有一天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分享着人权、自由、民主、和平这些普世的恒久价值。但是，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显然未准备兑现承诺–中国政府迄今为止的奥运准备工程表明，举办奥运会相反成了政府限制公民自由、压制人权的理由！

我们不希望封锁和隔离中国；但只有坚守原则的人权压力和开诚布公的对话才会促进中国政府改变现状。无视以上现实而包庇北京奥运光环下的种种暴行，是对奥林匹克宪章的蔑视，也是对人类文明基本准则的蔑视。保障人权需要时间，但我们应该立即阻止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恶化。任由在一个人类尊严遭到践踏的地方举办奥运会，既不会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光荣，也不会给奥运会带来光荣。

我们由衷地希望奥运会为中国13亿国民带来和平、平等、自由、公正的价值。我们祈祷奥运会在自由的中国召开。我们必须推动2008的奥运会真正符合奥林匹克宪章，推动同一个世界中实现同一个人权梦想，我们相信，唯有这样的奥运会才能促进中国的民主进步与世界的和平发展。

没有人的尊严和权利，就没有真正的奥运。为了中国，为了奥运，捍卫人权。

2007年9月10日

注释：

1. http://soundofhope.org/programs/162/64104-1.asp

2. 2007年4月初，中国公安部下发了《关于严格开展奥运会及测试赛申请人员背景审查的通知》。http://www.peacehall.com/forum/boxun2007a/344626.shtml http://radiofreechina.wordpress.com/2007/05/31/new-blacklist-for-those-entering-china-during-olympics-reported/

3. 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居住权与反迫迁中心”( Centre on Housing Rights) 2007年6月发表的报告。在受奥运工程影响的人中，估计每年有33,000人由于失去居所，而变为生活贫困。 http://www.cohre.org/mega-events

4. http://www.ibtimes.com/articles/20070517/china-demolition-standoff.htm

5. 《江苏法制报》2005年7月29日。http://www.dffy.com/fayanguancha/sh/200507/20050729095508.htm

6.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yuanqing/2005/12/200512031035.shtml

7. http:// hric-newsbrief.blogspot.com/2006_12_31_archive.html

8. http:// hric-newsbrief.blogspot.com/2007/07/july-14-16-2007.html

9. http://www.epochtimes.com/gb/7/8/6/n1793681.htm

10. 陈光诚的相关报道，可见，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186887,00.html

11. 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8/24/china_rights_chen/

12. http://www.breitbart.com/article.php?id=070904062003.m7jreun7&show_article=1

13. http://www.rsf-chinese.org/

14.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网站上的狱中作家名单包括：孔佑平、黄金秋、欧阳懿、罗永忠、郭庆海、颜军、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赵常青、吴义龙、陈少文、姜维平、徐泽荣、喻东岳、陈晏彬、刘浩锋、张玉辉、吴士深、陶海东、姜力均、罗长福、拖乎提-吐尼雅孜、桑坚成、何德普、王炳章、秦永敏、程益中、喻华峰、李民英、李志、毛庆祥、朱虞夫、徐 光、哈 达、胡石根、赵 岩、师涛、张汝泉、杨天水、张 林、郑贻春、马亚莲、阿卜杜勒加尼\x{2022}梅梅特民、刘贤斌、岳天祥、严正学、程翔、陆建华、蔡卓华、许万平、李建平、杨茂东、李长青、李元龙、阳小青、郭起真、胡明军、努尔莫哈提\x{2022}亚辛、陈树庆、王小宁、张建虹（力虹）、吕耿松等。见，http://www.penchinese.com/wipc/01wipl0-main.htm

15. 被禁止出国的人包括揭露SARS真相和1989年镇压学生运动真相的蒋彦永医生，人权律师高智晟，独立作家刘晓波、廖亦武、江棋生，等等，不允许回归祖国的中国公民包括魏京生、王丹、王军涛、吴弘达、傅希秋、方励之、严家其，等等。

16. 根据人权观察的报告，中国在2006年上半年关闭了700多个网路论坛，并且强迫8个搜寻引擎过滤10000个敏感用字。http://hrw.org/chinese/docs/2006/12/31/china15421_txt.htm

17. 《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18.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2718444,00.html

19. http://en.wikipedia.org/wiki/Fu_Xiancai

20.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3/17/xinwen/

21.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i_Zhuohua

22. http://chinaaid.org/2007/09/05/

23.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011

24. 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6/10/13/china_tibetan/

25.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7/09/200709071414.shtml

26. 最近的官方报道，见2007年07月12日青岛日报，《青岛5名法轮功人员分别被判刑》。http://news.sina.com.cn/c/2007-07-12/161613432964.shtml

27. 有关聂树斌的报道，见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zmzg/200503240931.asp 有关滕兴善的报道，见http://news.sina.com.cn/o/2005-06-16/13566190113s.shtml 有关曹海鑫的报道，见www.chinamonitor.org/article/case/chx2.htm 有关呼格吉勒图的报道，http://news.sina.com.cn/c/2006-10-09/175111191234.shtml

28. 河北承德案的报道，见http://news.sina.com.cn/s/2005-03-31/12416251935.shtml 江西乐平案的报道，见www.crd-net.org/Article/Class9/Class14/200606/20060602235031_1328.html

29. 湖南的网络作家贺伟华在今年八月份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见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8/21/he/

30. 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4/06/200406041411.shtml

31. 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5/29/sunbuer/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选举法》第十二条、十六条。www.china.com.cn/chinese/law/690775.htm

33. www.youtube.com/watch?v=_alb9vJeKJo

 

在一个变异多端、复杂动荡的转型时代里，诗人的命运总是令人揪心。因为，在社会大幅度的猛烈的急剧变迁中，单纯而率直的诗人似乎适应能力是最差的。就象自然界的那些敏感而娇弱的小动物，在地震来临之前总是惶惶不安，四处乱窜。诗人也似乎具有这样先知先觉的预兆能力，总能预感出时代即将爆发的猛烈的震荡，因此比较常人，他们总是很早地最先表现出一种特别的不知所措、无能为力的软弱。

因此，从诗人的命运中，常常能窥见时代的秘密与真相。有人说得好：诗人的命运里，浓缩了时代的隐私。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代诗歌史上那些最先逝去的诗人：海子，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诗人，在寒冷的冬季来临之前，在洪水般的混乱泛滥之前，将自己横卧在山海关前的铁轨上；昌耀，一个高原上的被视为生活的硬汉，最终忍受不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一走了之；顾城，一个梦幻般的童话诗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世外桃源，试图躲避冷酷的现实与矛盾，但最终无路可逃，无法回避，最后走向疯狂，把用于整理花园的斧头对准了妻子，然后自杀；还有马桦，本是浪子班头，混迹于豪华都市，有一天突然顿悟，要去过一种实在而宁静的生活。他去了云南边地，在一座小学的课堂里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然而风云不测，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永远地失踪了——这真的是一个暗喻：那些想寻找自己内心安宁的人，不得不从我们的世界里永远地失踪。

人们将这样的一些现象，概括为“诗人之死”。在二十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诗人之死更是被作为一个重大的事件，一个突发性的重大事件。诗人的死亡宛如突然爆发闪耀的绚烂的烟花，瞬间即逝，却又提醒着人们什么，预示着什么。在哲学家看来，在这样的说法里，暗含着这样的一种隐喻：从远古开始，诗人的雏形巫师曾作为神的代言人，向世界宣喻神的旨意，确定世界的纪律与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可以说就是世界与时代的立法者，价值的确立者，精神的承担者，那么，现代社会中诗人的突然死亡，其实象征着价值的崩溃，人心的涣散，显示了时代的礼崩乐坏。诗人之死就象上帝之死一样，预示了混乱时代的到来。

与诗人们的死亡同时发生的，是诗人们大规模的失踪现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是凌空蹈虚的时代，是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大肆流行的时代，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诗人无疑是舞台上的主角。到处响彻诗人高亢宏亮的声音。诗歌界高潮迭起。朦胧诗、第三代人诗歌；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等等等等，无人不知。但一转眼，时风忽变。似乎仅仅一个夜晚，诗人们不见了，消失了，失踪了。代之而起的是商业大潮汹涌而来，时代突然变成了一个巨型搅拌机，将所有的人和物都搅进去了，然后冷酷地不动声色地将那些不适应者象废渣一样吐出来。这是技术时代里机械的逻辑。这是弱肉强食的物质时代的逻辑。而作为心灵的守护者的诗人，在这样的生活和世界里永远是弱者。

当然，诗人们的突然失踪有各种原因与各种情况。比如食指，无论是诗歌黄金时代的八十年代还是诗歌低迷的九十年代，他都主要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除了那些不时去看望他的老朋友或仰慕他的年轻诗人，他大部分的时间据说是发楞，偶尔也写写诗。社会和时代似乎渐渐将他忘记了。除了偶尔将他请出来亮亮相，作为一种点缀与追忆。前年我在杭州“纪念诗会”上遇见他，他刚刚安稳下来，看上去象一个朴实的老人，但对当下有很多的不解与迷惑，他在餐桌上说出自己的疑虑，无人可以回答。诗会上，食指的诗歌朗诵得非常好，赢得了礼貌而热烈的掌声，但恰如那个诗会的名字“纪念”，一切仅仅是为了纪念。我呼吁颁发一个“纪念诗歌奖”给食指，获奖证书上签满所有与会诗人的名字，这一动议得到所有诗人认同。朗诵会一完，食指坐火车悄悄离去。他不参加其他的游玩活动，他是为诗歌而来的，与诗歌相关的活动一结束，他也就离去了。当地诗歌网站上的标题很准确，写着“食指来了，又走了”；还比如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被追认为朦胧诗第一人的多多，更算得上某种意义的自我失踪。本来，在八十年代的诗歌大潮中，多多就是一个相对被忽略的诗人。与其他同时代的诗人相比，多多的影响力仅限于诗歌界内部。这一则是由于多多本身比较低调，二则是由于多多的诗歌充满超现实的神秘主义色彩，充满呓语般的预言，切中了那个时代的某种本质，但在当时的时代，人们反而看不明白。多多的诗显得比“朦胧诗”更“朦胧”。比如关于1970年代，他写道：“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那空漠的没有灵感的天空/那阴魂萦绕的古旧的中国的梦//当那枚灰色的变质的月亮/从荒漠的历史边际升起/在这座漆黑的空空的城市中，又传来红色恐怖急促的敲击声……”（《回忆与思考》），还有：“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恶毒的儿子走出农舍/携带着烟草和干燥的喉咙/牲口被蒙上了野蛮的眼罩/屁股上挂着发黑的尸体像肿大的鼓/直到篱笆后面的牺牲也渐渐模糊/远远地，又开来冒烟的队伍”（《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这些诗句，隐晦地表达出某种强烈的情绪。这样的诗句，比起后来的一些仅限于简单的表面的控诉、揭露与斥责的诗歌来，显然更得现代派精髓，也更曲折地直面了那个荒诞而恐怖的时代的真正本质。也因此，这样的诗句也更能传递出真正的对于时代的切骨感受。现在读来，这些诗句仍然使我们感觉身临其境，或许，这就是诗歌的魅力，也是诗歌的生命力，它比它的时代活得更长。但在当时，口号般的诗歌更受欢迎。诗歌活动家比诗人更走红。因此，先是真正的诗人从自己的时代里失踪，接着，朦胧诗的主要诗人们纷纷出国，诗人们又从自己的土地上失踪了。一去十多年，等他们回来时，一切都变样了。多多也是，在荷兰居住了十五年，过着一种与世隔绝也自我隔绝的生活。回来后，对于母土的变化一度显得迟钝，在离家乡仍然遥远的海口住下来后，就哪里都不想去了。他知道自己还在边缘。但他已安心于此了。诗人与诗歌不再象八十年代那么风光，受关注了。诗人们再次在人们的视野里失踪。他们如今居住在一些偏僻的角落里，还在默默地思索，默默地写作。

没有出国的诗人们在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差不多都失踪了。比如八十年代中期以狂飙猛进风靡一时的莽汉主义诗人李亚伟，是那个时代的强力诗人，他宣称：诗人“‘抛弃了风雅，正逐渐变成一头野家伙，’‘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他说自己的理想就是当一位大诗人，每时每刻都在想。在评论界，李亚伟被视为一个具有某种对抗性与批判性的反叛诗人，他的代表作《中文系》里，对体制的批判曾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即使现在在大学生中朗诵，也总能引起轰动。与其他的诗人相比，李亚伟的诗歌有一种特别的大气，意境高远旷阔，气度雄浑响亮，比如这样的诗句：“我曾经用光头唤醒了一代人的青春/驾着火车穿过针眼开过了无数后悔的车站”，“码头停泊在秋天/一行大雁被天空挤出去/回家途中/人被自己的想象挤到一边/整个下午只得孤零零/活在一片远景里”，还有：“山外的酒杯已经变小/我看到大雁裁减了天空/酒和瞌睡又连成一片/上面有人行驶着白帆”。但这样的诗人到了九十年代，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九十年代是一个中产阶级文化泛滥的时代，只有象“他们”诗派那样软绵绵甜腻腻的又有点另类的但总体充满小资情调的诗歌大受欢迎，就象学者旷新年讽刺的，那是类似穿“吊带衫”似的小反抗，表面上是与传统保守对着干，骨子里反而是迎合当下甚至是主动引诱勾引。还有一类以“身体”命名的诗歌在九十年代声名赫赫，其原因我觉得也是同样的。在九十年代的语境中，李亚伟这样的诗人就象动辙宣称“革命”者一样被敬而远之，这个时代崇尚的是温和的“改良”或“妥协”，即使在文化域场亦如此。这个时代喜欢的是眉来眼去的欲拒还迎或相互偷情，是毫无威胁与力量的貌似深刻的机智乖巧。技术与形式而不是精神气质压倒一切。李亚伟这样的诗人也因此落寞、孤独，倍受冷落，而且有趣的是，被认为具有某种“危险性”，比如一位学者就坦诚地跟我说：“莽汉”这样的词汇，出现在媒体上会令人猜疑，字面上就似乎有些犯忌，会被政治正确者挑疵，于是媒体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不让出现，这是知识人对于某种言论的自我检查与自我禁忌。而如果申办关于“莽汉”的学术研究课题，显然也不容易通过。怎么办？干脆绕过去。我要承认，这位学者说了实在话，九十年代里，到处是这样温柔得可怕的封杀。在这样的情势下，或许更主要的还是因为随着时代的转变，诗人的心态也出现转变，李亚伟等诗人的心态本身已大不同于以前。我看过李亚伟写的一篇随笔《天上人间》，他说以前的梦想是当大诗人，指点江山，现在的想法倒是宁愿当一位在某个小地方或山中喝点酒、写点诗的小诗人，为自己内心世界的满足而写诗……从李亚伟的变化，我们其实多少可以窥见诗歌态度的惊人转变和诗人真实的内心世界，也知道了为何在这个时代里，诗人们会自动失踪。

八十年代，诗人们向往天空，九十年代以后，诗人们却是回到了大地，回到了具体的日常的现实生活中。时代的重拳，将诗人击中，从空中跌落大地。不管诗人们愿意不愿意，心甘不心甘，诗人们不得不从自己的狂想中退缩回来，从虚妄的幻想中清醒过来，诗人们开始经商，下海，开始结婚，生育。莽汉诗人李亚伟当了火锅店老板，另一位莽汉诗人万夏做了书商。同样是八十年代风云人物的撒娇派诗人默默成了上海滩的寓公，大学生诗派的尚仲敏、赵野等成了产品代理商或广告商。其他诗人的生活也大同小异，为时代风气所牵引改变，越来越务实了。一些诗人还在商业上如鱼得水，大获成功。诗人与老板，这也很协调。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是一个诗歌逐渐边缘化的时代。诗歌从一种精神转换为一种专业、一种技术（当然也有人说那是另一种精神），诗人从一个时代的代言人转化为个人化的低吟浅唱，既然是个人化的，自然更多地是对个人才有意义，诗歌与诗人集体也因此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八十年代的那种诗歌的公共性烟消云散了。人们突然发现诗人们都失踪了，一位小说家声称：诗人们已经风流云散了。这里插上一句，非常有趣的是，相对于诗歌的冷落，由于电视剧的传播，小说在九十年代以后大行其道，并且愈演愈烈。也有人称八十年代是诗歌的，九十年代是小说的。更有意思的，九十年代里有一部分诗人就主张诗歌要“小说化”。直到九十年代末，由于戏剧性的媒体的炒作，诗人与诗歌才以一种激烈争吵的方式引起一点关注。即所谓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的争论。但在这样的争吵中，真正的诗人和诗歌其实更加寂寞。

就与那次争吵差不多时间，我正好去了一趟西北。到了西北，自然想起诗歌，想起诗歌，我就想起一位在八十年代大名鼎鼎的西部诗人张子选。八十年代，在我们那拨当年的校园诗歌的活跃者那儿，张子选几乎就代表西部诗歌与西部精神，他的诗歌以恢宏清旷的意境让我们对大西北充满神往。我现在还能背诵他的名篇《西北偏西》，全诗如下：

　　“西北偏西
　　一个我去过的地方
　　没有高粱没有高粱也没有高粱
　　羊群啃食石头上的阳光
　　我和一个牧羊人互相拍了拍肩膀
　　又拍了拍肩膀
　　走了很远这才发现自己
　　还不曾转过头来回望
　　心里一阵迷惘
　　天空中飘落了老鹰们的翅膀
　　提起西北偏西
　　我时常满面泪光”

 

自然，到了西北，我一路打听张子选的下落，没有人知道。包括那些诗坛活动家、消息灵通人士。回来后才听到一点消息，说好象是因为什么帮派之争，张子选被赶出了兰州城，呆在一个边远的小地方。再后来，很偶尔地，我在网络上无意地看到一行张子选的介绍，说他到了北京一个妇女杂志，因为正要编一本诗集，我打电话与他联系，先问北京114，找到了那个妇女杂志的电话，接电话的人又告诉了一个电话，再打过去，一个女声告诉我说张子选今天没来，好象是孩子感冒了。

那些失踪了的诗人就这样以各种各样奇特的方式偶尔透露出一点他们的行踪，至少让我们知道他们还活着。

还有一次，我偶尔翻一本英文中国当代诗歌选，突然看到一个名字“兰色”。这个名字一下击中了我，我清楚地记得，在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辑出版的那本《新诗潮诗集》中，“兰色”以不多的几首诗让我印象深刻，其中有一首《中国人的背影》，我一读之下，很长时间不能自己。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首诗，质朴的文字以其深厚、浓郁的情感产生强大的冲击力，撼动人心。全诗如下：

　　你常常在十字路口的北面
　　闷闷不乐地靠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地方
　　注视那些匆匆远去的路人的背影
　　他们匆匆远去的背影
　　在斜阳下多么富丽堂皇
　　每个人都显得温柔高尚
　　在这样的时候
　　谁还会相信世界上有丑恶的东西
　　以往的经历似乎只是来自一出假想中的悲剧
　　人生就象这街头的暮色
　　美好得让人真想痛哭一场
　　回到家你总是含着泪水对我说
　　只有中国人的背影显得那样苍老
　　中国人，唉，中国人的背影
　　难道中国人只有背影
　　他们总是匆匆地离去
　　从不把头回过来
　　即使深夜，也有很多沉重的背影在你面前闪过

就凭这一首诗，我对兰色的评价是以孤篇闪耀，不逊诗集中其他任何诗人。类似的还有张枣，以一首仅十行但充满古典神秘迷幻色彩且美不可言的短诗《镜中》，让所有的人记住了他的名字。如今他在德国生活了十多年后，悄悄地回到了河南开封，安静地居住下来。再回到兰色，只知道他是上海的，和上海的一些诗人有些联系，但来往也不多。后来再也人知道他的确凿下落。即使是自诩对诗坛比较了解的我，也从未听说过他半点消息，一鳞半爪也没有。更无人知道他是死是活。没想到，我以这种方式与这位我倾慕的诗人重逢，在一本英译诗选里，我再一次读到那首《中国人的背影》，我再一次读得热泪盈眶。

确实，那些失踪了的诗人，我们已经只能看到他们的背影。富丽堂皇然而让人心酸的背影。

诗人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承担者，是一个预言家，是一种象征。在某种意义上，是诗人说出了时代的真相，传递出某种真理。尤其是在一个精神贫乏的年代，诗人简单而纯粹的言说，象神的言说一样意味深长。诗歌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信仰，具有某种类似宗教的作用。美国“9.11”之后，诗歌是最普遍的疗治心灵悲伤的良药。诗人的命运为何总是令人牵挂？正是因为：诗人敏感而脆弱，是我们单纯脆弱的内心的映照，是人性的深层的呈现。关心诗人的命运，其实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命运。诗人们以他们单薄的身体与细腻的心灵，替我们承受了时代与生活的重压。诗人哲学家尼采曾在大街上抱着一头苦难的马痛哭流涕，那匹马的苦难就是诗人的苦难。

我曾写过一句诗：“我最怀念的人，是那些消失了的人，”这简直就象一句谶语。我们总是要在美好的事物消失之后，才来怀念。所以海德格尔说我们现在的世界越来越远离神的世界，而那是一个诗意的世界。而现在的世界，因为技术化机械化专业化，变得越来越乏味，越来越单一雷同，相互复制模仿，缺乏多样性与此丰富性，毫无诗意。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他所有的哲学，就是寻找返回诗意世界的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讨论诗人的失踪，诗意的消逝，就显得具有无穷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