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百家讲坛》红了后，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马瑞芳趁着高潮未尽写了一部《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卖得不错。何谓“魔鬼的床”？原来在古希腊神话中，恶魔普洛克路斯特斯有一张床，他守在路口，看到行人，就把他们抓来 放到床上量一量，太长就用斧子砍去脚，短了则拉长，以符合床的标准。他用这种办法杀了许多人。据《深圳特区报》九月六日的介绍：

“书的重点是‘学术明星’是怎样炼成的。比如说穿着，百家讲坛”蛮横“地指定了学术明星们的扮相，阎崇年着黑色对襟褂，于丹着一身红艳旗袍……你别想换自己喜欢的服装。再如讲课的内容，百家讲坛警告，不是叫你在台上卖弄高深渊博的学问，而是把古人的东西，用娱乐化且个性化的方式重新演绎一遍。如易中天讲《三国》，准备绕过鸿门宴，谁知制片人却说，本坛要的正是”易中天版鸿门宴“；王立群品《孟子》，先写了一个学术味浓的初稿，却被勒令改了再改，最后他苦笑着说”老笨给指挥得快要找不到北了。“读者不禁要问，不听指挥不行吗？马瑞芳说，你想当犟驴子，可你犟得过人家吗？要想红，就得被”砍“被”拉“。那些不听修理的，或者修理后仍然不符合床的标准的，都没红起来。”

在这部书里，她描写了阎崇年、纪连海、易中天、于丹等10位当红男女 “上床”的事——我们可以看尽他们的“床上功夫”。

我这样写，或许有道德君子说我这是在故作惊人之言，但转而一想：其实，所谓“床上功夫”，岂不正是他们这些“学术明星”的意义？记得我念中学的时候，第一次看三级片，看到一对男女或几个男女上床表演，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花样百出，姿态各宜，不禁脸红耳赤、心惊肉跳，却又流连忘返，虽然耽误了学习时间，但性启蒙与性快感，就在那一过程之中也。同样的，今之观众，他们不过是普通老百姓，对于历史知识，受过去教条教育之蒙蔽，突见学术明显上床表演，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花样百出，姿态各宜，安能不乐在其中也哉？此所以其节目火暴而其书大卖者也。

不过，虽然具有快感，但他们的“床上功夫”，究竟乃是在表演，一如三级明星，表面上九牛二虎，实则九浅一深或八浅二深，其目的不在搞而在卖也。只要拍得精彩好看、卖到千家百户，谁又去在乎是否真的深入进去了呢？以于丹《论语心得》为例，开卷就出错，试看她说：“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是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古人对论语的推崇之极。”事实上，赵普根本就没有如此“标榜”过！这种浅薄无知，难道不告诉了我们：原来没有深入进去哪！

我们对“上床”的“学术明星”，应作如是观。

二〇〇七年九月八日

 

80年前，军阀们在中国打了一场混战：冯玉祥通电“下野”，国民军退守西北；张作霖与吴佩孚合作，占领了华北；孙传芳则控制东南，以三国时代的孙吴自居；同时，自广州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开始了北伐。

在此期间，“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自然是意中事。唯天佑吾民，此前此后都发生过的屠城之类惨事并未出现。不过，革命军在行军途中整肃土豪劣绅反革命，杀了一些人，奉系军阀在北京镇压“赤化分子”，也杀了一些人。奉系的老大是张作霖，他对“赤化分子”深恶痛绝，杀之后快，不是因为他信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由此敌视共产主义，而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他的老巢在东北；从清末开始，东北就是日、俄两国逐鹿的场所。张作霖在日、俄两大势力的夹缝间成长茁壮，渐渐与日本人走得更近，因此，他讨厌俄国，连带着也讨厌新近成立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联），更讨厌苏联立国的根本大法“共产主义”，而最讨厌的，就是受苏联影响乃至支持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人，这些人，就是他所谓的“赤化分子”。既如此讨厌，那么，他向关内进军要打“反共讨赤”的旗号，入京后大肆捕杀嫌疑“赤化”人士，一点也不奇怪。

被张作霖杀害的“赤化分子”，最著名者是李大钊，其次，则是邵飘萍。

邵振青（1886～1926），字飘萍，浙江东阳人。他是近代新闻业的前辈宗师，独立举办《京报》，所撰《新闻学总论》及《实际应用新闻学》被当时从业人员奉作圭臬。他也是青年毛泽东的人生导师之一，毛氏尝谓：“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当然，毛泽东生前竟不知道，飘萍不仅是“自由主义者”，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或称“特别党员”），此事由罗章龙于1978年公布，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6年“认定”。于是，飘萍身为共产党员，被视为追求言论自由的先驱，终因“赤化”罪名被军阀杀害，可谓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但是，与他同时代的人，对他颇有微词。

有说飘萍娶妾嫖娼的。对此，他默不置辩，他的后人为他立传，也宁信其有。这种事情，究为时代风气所化，不足吹求。譬如，陈独秀是共产党员，郁达夫是抗日烈士，章士钊是进步人士，都嫖过娼；甚至如胡适，也在日记里写下不少逛窑子的经历。而且，此事属个人隐私，无关大节，当作八卦听一听说一说也就得了，不必深论。

有对飘萍收入过丰存疑的。这是经济问题，不比风化问题，值得一说。章士钊云，飘萍好抽雪茄，烟叶皆为“美洲上材”，经“名厂特造”，烟卷标有“邵振青制”四个字，珍贵得很。对客之时，飘萍请客人抽上一支，客人以其贵重，“逡巡受之”，吸一口就少一口，十分不舍。飘萍则潇洒得很，“且吸且谈，豪情绝世”。一烟之微，尚奢侈如是，则其他生活用费的高昂，可想而知（如，飘萍自备小轿车，在当时即为豪举）。章士钊半耳闻半推测，认为飘萍积累财富的手段是利用了他的舆论影响力，“颇以言抑扬人，而言皆有值”。

什么叫“言皆有值”呢？用今天的话解释，就是做“有偿新闻”。然而，章士钊举证不够确切，未足定论。幸有一位与飘萍同时且同行的人，即龚德柏，提供不少证词，似可合理说明飘萍收入与消费不符的真相。德柏（1891～1980），字次筠，湖南泸溪人。他创办《大同晚报》，曾任《申报》总编，因言贾祸，入狱数次，也是民国时代著名新闻人。他说：“新闻记者的秘密，只有新闻记者知道得极清楚”；以此，他斩截地判断，邵飘萍“是为金钱自由而死”。且看看他提供的证据。

德柏总结了飘萍的“办报宗旨”，所谓“无钱不要，无人不敲”；其“作风”则是“先骂，得了钱后即百八十度转变，而大大恭维”。例如，1924年，中、苏进行复交谈判，其时，外交总长为顾维钧，负责谈判的是王正廷。王氏谈妥，并草签合约，向顾氏报告，孰料顾氏不同意（彼时他对苏联的看法与张作霖相似），打回重写，而又不下达更具操作性的指示，于是，谈判一度陷入僵局。飘萍乃撰文大骂顾维钧，哄动朝野。顾氏脸皮薄，当即赠金5000元，并承诺增加外交部对《京报》的津贴。第二天，飘萍再写一篇社论，则大捧顾维钧，痛骂王正廷。

又如，1925年，北洋政府与法国谈判外债支付问题，决定以金法郎（记账单位，指含金量900‰的65.5mg黄金价值）作为支付货币。其实，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纸币法郎已经贬值，显见用纸币付债更合算；且以当时法国之势力，亦不如前清时期能对吾国予取予求，拒用金法郎，不致构衅。那么，政府定欲贱值贵偿，其中必有猫腻。飘萍何等机敏？兼善于采访，遂能洞见其隐。只是，他编成内幕新闻、写好批驳型社论，却不付印，而是排出一个清样，连夜送到时任财政总长李思浩宅上，静待复信。李总长无可奈何，中宵起床，乖乖与飘萍“谈判”，许以巨款。于是，次日出报，飘萍撤掉外债专题，另排他项新闻。此事非德柏孤证，李思浩回忆录也谓，曾向飘萍提供数千元经费，且不止一次。

退一步说，这种“有偿新闻”，总算因“媒体监督政府”而作，虽为秽节，还可解释为“黑吃黑”。至于“无人不敲”，乃至利用“话语权”逼迫一般民众，今日看来，似极可恨。约在1925年，外交部科员夏某之妾与其子通奸，其子娶妇，其妾竟禁止其子与妻同宿。这桩“人伦惨变”被飘萍访知，他竟搬用对付财长的办法，据此写出一份“章回小说”的纲目，送到夏府，请他“斟酌”。夏某无奈，拿出五百块，解了此难。

然仍可再退一步说话，细大不捐，生财有道，在那“人吃人的万恶的旧社会”，亦不为过。飘萍虽一人打工，而仰事俯蓄，用钱之处不少，若能长袖善舞，尽管行为不那么高尚，似亦不必深责。所谓道德，只应是自我要求的标准，以此衡人，大可不必。但是，吃人嘴软，拿钱手软，算是这一行的底线，一旦逾越，或有不测之祸。依德柏的观察，飘萍之死因，就在逾越了底线。1925年冬，奉系干将郭松龄突然倒戈，消息传到北京，飘萍因受郭氏之贿，乃在《京报》上贴出两幅写真，一为张作霖，图注“马贼头目”，一为郭松龄，图注“人民救主”。张氏出身土匪，不错；郭氏呼应革命，也不错。但是，飘萍若收了钱，才扬此抑彼，似乎不那么对。

当时，北洋政府对新闻界提供一笔经常性的“津贴”，各报社、通讯社依政府划定之等级，按月领取数额不等的资金。《京报》被列入最高一级。这是政府补贴，谈不到贿赂。但是，重要部门，如财政、外交等部，还会以自己的名义，针对特定的媒体，发放“津贴”，数额则比前述“津贴”要大。遇有突发事件，还要额外划拨，有点“掩口费”的意思。前述顾维钧、李思浩被飘萍敲竹杠，所用名义，即系明、暗两种“津贴”。但总的说来，政府给的钱，没法跟各地军阀给的钱比，而军阀给钱之多少，则视乎本身实力大小而定。奉系是实力最强的军阀，张作霖出手之阔绰，不问可知。《京报》的影响力名列前茅，自张作霖处所得金钱不会少，亦不问而知。具体而言，飘萍得了张作霖多少钱呢？今无确证。然有个旁证，稍加推理，吾人不难想象。据邵氏后人转述飘萍之语，当郭松龄反戈，张作霖曾说要给飘萍30万，请他向着自己说话。30万之数，或因后人揄扬先辈节操，不免夸大；然即算打个对折，15万元，亦是一笔巨款。又据顾、李因事付给“掩口费”，每次有数千之额，差不多是月份“津贴”的九、十倍，以此推算，张作霖每月致送千数百元给飘萍，似为实情。

当然，除了张作霖，冯玉祥对飘萍的馈赠也不少，且冯、邵之政见亦接近，因此，碰上奉军与冯氏国民军作对，飘萍乃抨击张氏，也算常情。只是，既收过张作霖的钱，今日翻脸便不认人，若此之速，似缺少一点人情味。以此，当张氏在东北读到这张报纸，不禁要质问飘萍：“我们常帮你的忙，何以这样不客气？”飘萍答曰：“你们所帮忙的是邵飘萍，宣传张作霖是马贼的是《京报》，《京报》与邵飘萍并非一物”。人情无二，听到这样的回答，世间之人盖皆萌生杀意。唯常人无此势力，不过咬牙切齿，顿足捶心，痛骂几句而已。张作霖不然，他是军阀，且是正向北京进军的军阀，一旦攻克北京，他不去搜捕飘萍，杀而后快，那才不正常。

果然，奉军进了京城。当然，飘萍也避入租界，他何尝不知道前此错判了形势？但是，张作霖太气愤了，不抓他来杀，简直寝食不安，于是，买通飘萍的三位好友（每位5000元），诳他回家。其中一人，在数年后的梅兰芳绑票案中被杀，邵氏女婿因此感叹报应不爽。1926年4月24日，飘萍受骗回家，当即被抓。次日，北京新闻界十三位同仁向先期抵达北京的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求情，学良极不客气，淡淡说了一句：“为邵飘萍说情，太无人格”，并做了一个斩首的手势。26日，飘萍遂以“宣传赤化”之名，被枪决。

斯人已矣。他的受刑，毫无法律上的公正可言。若章士钊、龚德柏及其他怀疑飘萍作了“有偿新闻”的人所言不虚，那么，尽可以审判飘萍的受贿罪、毁谤罪乃至勒索罪，但不经审判，军法从事，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先例的。北洋政府（将袁世凯任期计算在内），统治中国16年，地方上不论（其时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力有不逮），在北京这个“首善之区”，不以法律程序，抓来就杀，应以张作霖父子为滥觞。因此，飘萍之死，终是枉法之死。冤矣，可叹。

当然，从更刁钻的角度评价飘萍之死，我们不妨同意龚德柏所说，他是为金钱自由而死；同时，也不妨认同通常的见解，他是为言论自由而死。言论自由就是言论自由，不管这个言论是为金钱还是为正义，有力者都不应该仅以言论致人死地。因为，这才是言论自由的真义。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同舟共进》2007年第8期）

 

中国人好面子。孔乙己穷得一文不名，长衫却舍不得卖掉，那是支撑斯文的面子。奥运会在大陆中国举行，涉及的是国家颜面，自然更要风光、体面。就说吃吧，中国向有好客风尚，又是吃文化发达国家，招待运动员的“吃”不免要讲究一番。五大洲的人，除伊斯兰教信仰者外，都免不了要吃猪肉，所以在猪肉上要费些辛苦。

北京奥运会冷鲜猪肉及猪肉制品独家供应商――北京千喜鹤集团董事长刘延云说，在全国不同地点建立了近10家养殖基地，为奥运提供食用猪肉。出于安全考虑，养殖基地地址保密。基地24小时以摄像头监控，陌生人不准进入。养猪场由保安人员24小值守，外猪不得闯入。养猪不添加防腐剂和抗生素，用天然中草药作免疫治疗。小猪每天到室外活动两小时。位于北大荒的养殖基地，大气、水质和土壤均无污染。他们按照奥运需要的5倍养殖，保证充足供应。深训一商店售千喜鹤奥运猪肉每斤48元，刘延云说：“虽然奥运猪肉成本比普通猪肉高很多，但价格只比普通猪肉贵40-50％，不会贵到48元一斤。”“政治任务是不能谈成本的。”（《东方博克》2007.8.27）

这些特种猪由“特种人”即国家延请的非伊斯兰教运动员消费。有特种猪，就有专门辟地栽培的特种菜，还会有特种果，特种饮料，特种服务……，往下就不细说，说出来有伤大雅。特种猪市面上零售48元／斤，客人消费就得赔本计算。好在国家外汇储备已逾万亿美元，从中挖出点儿补贴不在话下。总之，要让“特种人”吃好特种猪、特种菜、特种果，喝好特种饮料，享受好特种服务。他们在各自国家本是普通人，到了中国却成了特种人，享受特种消费，目的就是让他们懂得共产中国就是好。不过，这样一来，胡总书记提倡的“以人为本”就成了以“特种人”为本，走卒贩夫之类一概剔除。难怪有人发牢骚说：宁做奥运猪，不当中国人！

也许，人们以为，好不容易争来奥运会，在生活服务方面搞得体面些，不必斤斤计较。这样想，确实显得大方，但这种风气在当权者身上却不是小事一桩。我们看过媒体有关国宴的报道就会知道，国王、总统设宴，在那些珍惜税金花销，唯恐选民追究的国家，都是很简单的几道菜肴，加上甜点之类，亦不失尊严、礼貌。他们在这方面的花费相当“抠门儿”。敝国恰好相反，大鱼大肉满桌，吃不了倒掉，茅台酒猛灌，醉倒方休。还有更甚于此者：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菜谱由周恩来审定。周决定用珍贵的鲍鱼款待客人，数量为1000公斤。一道指示下去，由辽宁转大连，再转长海县鲍鱼资源丰富的獐子岛。时值1971年数九寒冬，采捕区水温在零度以下，作业条件恶劣。按惯例，潜水队早已收船上岸。但上级命令，不敢违抗。岸上是零下20度严寒，队员一出水，潜水服冻得梆梆硬，一拍哗哗掉冰。为防塑料输氧管被冰冻裂，要不时打掉上面的冰块。这个季节，鲍鱼早已跑到深海区。潜水员潜入水下4米、6米、10米，找了7天，综影俱无。深潜百余次，才在水下二三十米处找到。在深水作业往往遇到鲨鱼，是很危险的。如此干了10天，捕获1500公斤，选出1000公斤优质者装上军舰，转乘飞机抵京。（《世纪学堂》网，2006.6.28）让我们具体算算：尼克松团队正式成员充其量不过百人，每人合20斤，岂不撑破肚皮？难道还大包小包提回与家人共享？周恩来如此招待贵宾确乎匪夷所思。这已经超乎“争面子”的概念了。洋大人吃过鲍鱼，把牙一剔，不会觉得自己矮了半分，更不会觉得毛政权高了多少。周恩来拿出这么珍贵、难捕的鲍鱼大肆忽悠，究竟出自何种心态、缘于何种理念？恨不得把自己民族的家底奉献出来以结欢心？这可是应了慈禧那句箴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周恩来遵循的是慈禧教导。

在中共历史上，这类事可谓多矣。送鲍鱼品尝只限于招待餐饮，更甚者则是在正式谈判中主动吃亏，以博对方欢心：1949年斯大林答应向即将成立的新政府提供3亿美元贷款，年息1％。毛在回电中不是要求无息或减息，他说“1％的贷款年利率太低，应当提高”。读者不要以为我在编造新的君子国故事，不！这是实事，是陈敦德先生根据原始档案披露的。（《北京青年报》2007.8.20 B7）这一增息请求实开天下奇闻。毛当时十分清楚，1945年苏联出兵我国东北时掠走大批工业设备。最大的鞍山钢厂被彻底洗劫，飞机制造厂（月产战斗机10架、教练机70架、发动机200台）被全部拆运，汽车制造厂被拆走所有设备，本溪钢铁公司、抚顺铁厂、辽阳橡皮公司等均遭抢夺。这些工业设备总价值不下20亿美元。（《战场军事社区》网，2005.12.28）斯大林拿出3亿美元作为贷款，毛泽东居然以为利率太低，要求提高，请想想：这究竟出自怎样心态、缘于何等理念？建国前夕，毛知道自己曾触逆过斯大林，因而在斯大林心目中并未树起依附形像。毛趁此机会欲赎旧债以示巴结，才有这一乖张表现。说这是一种讨好心态和奴才理念，不是委曲了他吧？但是，拿着民脂民膏去讨好主子、甘做奴才，依然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嘛！慈禧的阴魂不散。

讨好美国与讨好苏联，目的是一致的，就是为了立稳中共专制特权。只要符合这一目的，不管是美苏还是奥运，一律竭尽全力逢迎，不惜抛撒自身物力。小至鲍鱼、贷款利率，大至领土主权，只要能够维护一党专政，一律舍得奉献。抗日战争，中国伤亡3500万人，各种损失达1000亿美元。当时盟军决定法西斯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日本帝国应赔偿540亿美元。东方抗日各国均获得相应赔款，计：缅甸3.5亿美元，印尼4亿美元，菲律宾5.5亿美元，越南、老挝、柬埔寨各得3900万、278万、417万美元，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得2500万美元，韩国3亿美元，泰国也得到变相战争赔款。（《世纪中国》网，2006.7.19）只有中国，毛蒋阋于墙，操戈内斗，争相放弃要求赔款权利，尤其是毛泽东，当社会党代表佐佐木更三为日本侵略中国表示道歉时，毛竟说：“用不着道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很大利益。有了他们，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如果没有日本皇军，我们要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时光之旅》，商务版，293页）这可不是毛的恢谐，而是坦率自白，与他在抗战初期告诫属下“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的教导是一致的。（《卢山会议真面目》，南方版，225页）为争取和稳住专制政权，拿3500万人伤亡和1000亿美元损失作交易，这不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吗？

毛之卖国不限于此，甘愿出卖领土主权才是最大项目。建国后，新政府立即宣布与蒙古建交，“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实际上承认苏联操纵外蒙独立的合法性。1964年与蒙古划界时，毛又把外蒙与新疆、东北交界的原国民党政府控制的领土送给蒙古。1950年中苏签定“友好”条约时，毛承认中长铁路由中苏共管，苏联霸权继续延中长路伸入中国；允许苏联继续霸占旅顺作海军基地，直到中苏对日和约签定；允许大连港由苏联继续租用，而以租金抵销所谓“清朝欠款”，等于无偿使用；允许苏联要求，用战略原料钨、钼、锡、铅、锑偿还贷款，等于苏联低价
强购中国战略物资；允许用苏联专项贷款建设橡胶园，产胶前每年从第三国购买1.5-2万吨橡胶供给苏方，产胶后向苏方提供70％的产量，大量产胶后按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8％售与苏方，等于投资经营超额剥削；允许在中国东北和新疆境内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利，不让第三国资本或这些国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工业、商业、财政及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确定这两大地区是苏联势力范围。这不是清清楚楚出卖祖国领土和主权么？这不是地地道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么？他与慈禧在卖国性质上有什么区别？

毛泽东是中共建政后头号卖国者，紧随其后的是江泽民，他与俄国秘密签定划界条约，将帝俄和苏联不断侵占的我国领土（包括一直被俄罗斯垂诞而我国历届政府均未松手的“江东六十四屯”）总共大约140万平方公里正式地、无可挽回地承认它们是俄国合法领土。这是一笔最大的卖国行径！历史已经记载了这笔“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账！

有朝一日，定会一笔一笔清算中共卖国者的这些出卖祖宗家产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罪行！（2007.9.8）

 

水的问题，已无回旋余地

二十二年前，1985年夏天，我25岁，第一次去滇池，作为环境记者，想写一篇关于水治理的报道。当时的滇池虽有些污染，但水质基本还说得过去。

二十二年后，2007年夏天，我在《北京青年报》头版上看到滇池的照片，绿油漆般的臭水冲刷着湖岸。那个口岸正是我当年去过的地方。

二十二年中，中国的经济实力、社会结构乃至精神价值发生了重大转折。“现代化”是中国人一百六十年的梦。中国今日之GDP总量、外汇储备、FDI似乎都在证明这一梦想的实现。但三农问题、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严峻的环境资源现状（这在传统GDP统计中看不到），会使我们警醒，现代化梦想仍未完全实现。

今夏连续爆发的水污染危机最令人关注。因为和空气、森林、草原相比，“水”虽是工业化的命脉，但更是人类生存须臾不能离开的生命线。自从松花江事件起，平均两天就发生一起水污染事故。近年发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中，50％以上因水而起。在“水”的问题上，增长与环境的矛盾短兵相接，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大江大河对文明古国最具特殊意义。中华民族尤其如此。大家常讲“五岳”，但未必知“四渎”。先秦典籍早将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列为“四渎”，那是诞生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当我们为中华文明成为全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同根同种同文存留下来而自豪时，一定别忘了问问为什么。这里面蕴涵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如今，这四条母亲河几乎所有支流要么坏死，要么干涸；9个大湖，7个的水质已是五类以下；看不见的还有华北平原下方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大漏斗。几千年来，治水机制塑造着大中国的行政模式；治水得失检验着这一模式的效率。

几个月来，媒体和公众都在问：为什么政府花了那么多钱，那么长时间，下了那么大决心，大江大河大湖的水质还是没有根本好转？其实，不是没有好转，而是好转了又被第二轮、第三轮地污染。当不少官员仍然肤浅地认为只要GDP增长了就可能解决一切问题时；当官员政绩考核还是以单纯GDP增长为主要指标时；当推动GDP的仍然主要靠传统重化工业时；当尚未完成的行政体制改革导致水管理机制还是条块分割时；当一套可操作的环境经济政策还没有研究出台时；当地方保护主义和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公众与舆论有效监督时，我们只能说，中国如今的水污染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告别风暴，寻找新的出路

这让我想起了4年前的那个春天。突如其来的非典危机告诉我们，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解决全部社会问题。新一届党中央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启动了中国发展观和政绩观的全面转型。科学发展观不是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更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进一步追求。四年来，科学发展观已在各个领域达成共识。当务之急，是如何将这一共识转化成一套制度，即如何把各个发展主体从过去的利益格局中拖出来，束缚进新的规则轨道。

写这篇文章时，“流域限批”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各地的整改取得了明显成效，很多十年关不了的污染企业被关了，一大批“土政策”被废止了。但我们却高兴不起来——解除限批之后呢，那些治污设施会不会真正运营？新上的项目会不会履行环保承诺？那些没有被限批的地区会不会以此为戒？

四年以来，媒体把环保总局的执法行动称作“风暴”。这个名字很浪漫。但现实却是一场没有丝毫浪漫色彩的、漫长而艰辛的拉锯战。从第一次关停没有做环评的30家特大项目开始，到第二次松花江事件后对大江大河流域的化工业布局排查；到第三次今年初的以遏制二氧化硫排放为目的的区域限批；再到今年夏天太湖蓝藻之后的流域限批。每一次，“风暴”都跟在突发事件和被动形势后面“亡羊补牢”；每一次，“风暴”都未能如愿变成常规性制度固定下来；每一次，“风暴”能改变的都远远不如人们期待的多。是该告别“风暴”寻找新路的时候了。什么是新路？制度建设。在环保复位的过程中，“风暴”是必须的，因为它的强势，才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中重新建立环保的权威；但“风暴”再强，也还是传统的行政手段，没有改变现有的游戏规则，而且过于依赖各级执行者的个人意志。我们需要的，是更长久、更富全局性的解决方案。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经反复协调，“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草案”终于出台了；环保总局前不久又和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推出了“绿色信贷”，环保第一次在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中成为一个“关键词”。这只是开始。下一步，将联合财政部开展环境财税政策、生态补偿政策等课题的研究和试点；将联合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进行环保核查，评价其环境绩效；将联合保监会，在环境事故高发的企业和区域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将联合商务部，限制不履行环境责任的企业产品出口。从环保总局与各宏观经济部门合作情况看，争取在一年内出台若干项政策；两年内完成主要政策试点；四年内初步形成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环境经济政策一旦推行，不仅对中国环保事业有重大意义，也为中国科学发展观与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制度建设比“风暴”更为艰辛。在“花瓶”和“令箭”之间，在不同部门、地方和行业的利益冲突之间，在人们过高的期望和可能不那么完美的结果之间，亦有夭折的可能。我们不是天真的乐观主义者，因为遭遇过挫折与失败，所以深知，接下来的这段路，需要更多的冷静和坚忍。

30年来的中国改革历程，从某种角度看是一个中央向地方分权进而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改革模式。在地方税收主要依靠GDP增长，而考核其业绩的标准只有GDP一条时，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只有两条路，要么依靠自主创新“开源节流”，要么依赖资源优势“杀鸡取卵”。后者显然费时少、见效快，尤其是落后但资源丰富的区域。一个个煤化基地、石化基地、钢铁基地起来，GDP能翻几番。什么草原、森林、水源地、人口稠密区，都不在乎。2006年，六大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占工业能耗的70％；2007年上半年，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更是增长20.1％。假如没有循环经济；假如没有大规模的新能源；假如重化工业不受约束地再发展15年；假如一套有效的环境经济新政策不能迅速出台；假如为科学发展观而设计的政绩考核不能真正到位，按中国现在的环境容量来说，环境危机确实会提前来到。仅以火电为例。为支撑如此规模建设的重化工业，现在的装机容量是六七亿千瓦，火电占70％以上；若持续10余年，将需要15亿千瓦以上的装机容量，其中火电将仍占60％以上。如果相关的环保设施不能到位，这要耗多少煤？要排放多少硫与碳？要超过中国环境容量多少倍？真该算算账了。

因此，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制订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即打破行政区划，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容量总量，制定不同地区的发展目标，再根据不同发展目标制定不同的评价考核体系，再按不同的考核评价体系赋予不同的经济政策。该涵养生态的地区考核绿色指标、该发展重工业的地区考核GDP，该搞第三产业的地区考核高技术附加值。当然，最重要的要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支持生态补偿。一些部委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这首先将带来中国国土整治规划与产业布局规划的重新制订。

如果短期内无法完成这样巨大的调整，那么设立一套对官员的环境考核和问责制度，就是次优选择。发展的主体，无非“官”、“商”、“民”。其中最关键在“官”。因为，全世界很少有政府像中国政府这样在发展全局中行使着这么大的权能，肩负这么大的责任。为了起到“政绩示范效应”，对那些造成重大环境事故的官员，对那些无视污染排放的官员，不管经济发展多么成功，都应该坚决予以责任追究。一套对官员的约束激励制度，是科学发展观制度建设的核心。

最后是加强中央监管能力。目前的环境管理模式是分割的。工业污染归环保局，农业污染归农业部，污水处理厂归建设部，水管理归水利部，海洋污染归海洋局，沙尘暴治理归林业局……如此等等。责、权、利不统一，互相牵制，行政成本极高。我们期望能够成立一个统一的高级别协调机制，组织统一的监测和执法。

对于环保部门自己来说，目前亟须环境执法和监测系统的垂直。地方环保局的地位最为尴尬：出于体制原因，他们必须为当地传统工业化保驾护航。其实他们中有很多人坚持原则，但往往“挺得住的站不住”。结果，很多地方局长要通报当地的污染，居然只能给总局写匿名信。有一个资源大省的环保局长，人很好，憨憨的。他一边被省长骂为什么摆不平环保总局，一边被我骂为什么不能严格执法。三年以后，他终于不当局长，调到一个市当市长，他到北京来看我，喝醉了，三年憋的气终于迸发出来，指着我的鼻子骂了半个小时。醒了之后问他，他全然不记得，死不承认。

政府之外，还需公众参与

在以上必然由政府主导的措施之外，还有一条是必须存在的，就是“公众参与制度”。在各种发展主题被束缚进新的轨道之前，用什么来遏制一些地方保护主义和资本的结合？这就是公众参与。很多记者问我，你到环保总局之后做过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他们一定期待我回答是环保风暴。其实排在我心中最重要位置的，是圆明园听证会。这只是一个小项目，两三千万元的投资，争论的问题仅仅是该不该在湖底铺膜。但它唯一的意义，就是第一次全过程公开地展示给大家看，矛盾是可以这样解决的，和谐是可以这样建立的，民主与法治是可以这样进行的。

公众是环境问题的最大利益相关者。环境对于他们说，不是道德话语权，而是财产和健康。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决策无条件地都由公众说了算；而是创造一种机制，让包括公众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按照法律的框架去博弈。这既能补充行政监管，也能遏制地方保护主义和资本相结合的特殊利益。一个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就是一个能把在“上街”和“下跪”两个极端间摇摆的公众纳入理性、建设性参与的机制。这一机制的起点，就是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不仅在于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也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基础。

国务院颁布了《信息公开条例》，这将是历史上的重要一笔。环保总局在各部委中第一个发布了《环评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坦率说，这些法规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但至少创造了一个法律上的空间，只要不断地用它博弈，就一定会变成硬制度。就像《环评法》一样。

环保麻雀，可见中国沉疴

最后，我想说，我不是一个天生的环保主义者。我1983年成为中国环境报记者，只是出于命运的偶然，只是一个酷爱文学的青年到一家“新开张”的报社工作而已。后来，我于1989年去了中国青年报，任分管理论的副总编，也没有特别关心环境问题，我和同事们最热衷讨论的，是新思想文化。再后来，我调入宏观经济部门，在国有资产管理局搞资产清查、到技术监督局搞“质量万里行”，到体改办搞行政改革与国资改革。和许多宏观经济部门的同僚们一样，我追求的是中华民族如何通过经济发展强大起来，然后再以经济改革推动社会和行政改革。环境，仍然远在视线之外。2001年，我在一次论坛上还非常起劲地论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

2003年的非典是一个分水岭。我就在那个春天被调至环保总局。去了之后的第一件事是翻阅内部资料。翻阅完这些触目惊心的环境现状报告，我非常难受。我开始认真思考单纯的GDP增长与国家综合发展的区别。如果更多的官员看到这些材料也会“重新思考”。可惜他们大多似我当初一样，忙于“政治经济大事”，而少有时间关注环保。如果他们有我这样的机会，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必会意识到，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不可能支撑中国像西方那样“先污染后治理”；中国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向国外转移生态成本；中国可能要在人均3000美元时就不得不提前花巨大成本解决环境问题。从国家根本利益来看，环保与经济并非对立，不环保绝对不经济。

环保是一只小小的麻雀，剖开它，看得到中国所有的沉疴。在它身上，也可以试验所有治病的良方。环境与行政体制改革、环境与市场机制、环境与社会公平、环境与公众参与、环境与文化伦理……重建环境治理体系，其实是重建社会体系与核心价值的过程。由此引发的种种曲折，既是科学发展与传统发展的角力，又是现代文明和体制现状的碰撞。

生态学者利奥波德说：“人们不断地回到起点，以重新开始寻找那些永恒的价值观。”“永恒的价值观”就是人类最终的目的地。现代化，我们比西方晚走了300年，但最终的目的地，却未必比他们后到。只要我们选对方向，只要我们已在路上。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南京捡食面包片的新闻肯定让大大小小的中国官员颇为不爽——相形之下，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节俭之举，使无产阶级先锋队代表的光辉形象黯然失色。

默克尔的简朴当然不仅体现在薄薄的面包片上，她的“小气”是全方位的：在南京，她拒绝总统套房，只住一般套房；拒绝VIP包间，象普通住店客人一样去餐厅吃自助早餐。这样的食宿标准，大约等同于中国的一个县长出差，但我们不要忘记，默克尔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大国的总理，实际上的德国最高领导人。

但在德国人看来，默克尔的简朴算不得什么新闻，有资料说，上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同样“寒酸”，他只有一辆大众牌私家汽车，私人时间里就驾驶这辆车出行，更有趣的是，1998年，施罗德带着家人乘坐一架政府喷气机前往西班牙旅行，为此被收取2620英镑，这位总理的家人从此吸取了教训，从那以后，为了省钱，每次出门度假，施罗德都让家人另外乘坐普通航班。

对中国人来说，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正因为如此，默克尔的简朴才会成为广受中国人瞩目的新闻：相对于中国，德国无疑是个富有的国家，再怎么说也不必寒酸至此吧！

德国总理的简朴确实超出了我们的经验认知：在我们身边，并不需要达到县长的级别和权力，官员就可以“酒必茅台、烟必中华、出必前呼后拥、住必五星酒店”，早已不知节俭为何物了。

饮食上的奢侈之风甚至扩散到民间，请客下馆子，哪怕是个人掏钱，也往往点上一桌吃不完的菜，以显示待客的诚意。这种虚荣心理造成的浪费已成社会公害。如果探求其中的原因，除了中国人爱面子的性格特点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官场恶习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现如今，怀揣支票，大笔一挥十万八万宴请各级领导的场面并不稀奇。有一次，和一位军队家庭出身的朋友聊天，我问：“以我们现在的军队实力，能否拿下台湾？”朋友说：“你到万寿路附近的高档酒店看他们请花多少钱请客就明白了。至少一半的军费都让他们给吃光了，哪里还有钱打仗？”

他的话可能有夸张成分，但当今官场的奢靡攀比之风并非来自人们的恶意虚构或揣测，以餐饮消费为例，全国每年的官场招待费已突破3000亿。对那些请客者和被请者来说，他们在意的其实并不是吃饭吃什么，而是饭局的档次。如果花两万块请了李处长，那么，就必须花两万块请张处长，否则便是不尊重张处长。也就是说，请客首先看级别和权力大小，招待规格是官位级别的附属品，官本位的影响处处不在，下级请上级的献媚恶习之下，奢侈浪费自不必说。

而官场规矩历来是上有所好，下必行焉。于是，一级一级便程度不同地浪费着社会资源，你招待我，我招待你，反正花的都是公款，落下的是私人的情谊，不吃白不吃。这种心理之下，谁会在意一张薄薄的面包片呢？

官场的奢靡自然不只表现在衣食住行上面，就连房子、车子、办公室装修乃至于情妇的漂亮程度都已成为攀比的内容，种种无约束的消费已成社会难以承受之重。俗话说，民以食为先，官人却不在乎吃饭的这点“小钱”：一个官员可能为受贿一万元丢掉官帽，可谁听说过他们为十万八万元的吃喝招待而下台？可以说，时至今日，“反腐败”早就不管吃喝之事了。

就在这些官员不计代价地消费的同时，底层民众却对一斤白菜和一度电的价格辎珠必较，不是他们不想消费，而是消费不起，低收入的状况下，生活本身成了一种负担，奢侈浪费自然与他们无关。官员没钱请客的时候，随便出台个什么收费项目就解决了，小民却只有被收费的资格，有反对意见也找不到地方诉说。

于是，社会便形成分裂：一个显性的中国和一个隐性的中国，一个奢侈的中国和一个贫穷的中国，一个天天请客的中国和一个在自家烧菜的中国。奢侈当然只属于显性中国的，充斥人们视野的只是这个显性中国的声音：你抽中华，我抽黄鹤楼1916；你开奥迪，我开奔驰；你喝茅台，我喝XO；你住300平米豪华公寓，我住500平米高档别墅。

在企业家阶层而言，这样的消费无可指责，商业活动的特点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的商业界都不会象德国总理这样“寒酸”，但身受纳税人供养的公务人员如果沉溺于这样的高消费，并且以其无可挑战的身份与地位向社会示范一种奢靡之风，简朴与节俭这种“落伍”的消费习惯，自然就不受重视，甚至会受“场面人”的嘲笑。

这是很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原因之一。从极端困难的战争年代走来的传统共产党官员虽无力限制毛泽东将行宫盖遍全中国，但在一般消费上面，还是有所克制的，“败由奢侈成由简”的古训，那个时候还没有被全然遗忘。

但毛泽东时代的相对清廉，并不值得我们怀念，那个时代的官员或许会带着馒头下乡，但他转眼就可能拍脑壳上马一个毫无效益的工业项目；他可能不会建造豪华办公楼，却会把毛泽东的雕像树得满大街都是。浪费同样是一种奢侈。而权力的不受制约正是腐败和奢侈成风的根源。

反过来也可以说，默克尔与施罗德的简朴来自于法治对权力的约束。在施罗德家人不得不为“搭便车”行为偿付2620英镑的制度环境下，久而久之，简朴的习惯会被养成。山东高官李群在《我给美国市长做助理》一书中记录了一个小故事：当李群结束几个月的培训实习时，纽海文市市长决定请这位实习助理吃顿饭，但他的公款招待标准不得高于9美元，对于一个即将离去的外国朋友来说，这样的标准有失怠慢，可市长又不敢突破9美元的规定，于是他决定把李群请回家中，自掏腰包招待了李群一顿西式晚餐。

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习惯于吃自家饭的市长，从根子上就不会养成奢侈浪费的习惯。纽海文每年的财政支出超出6亿美元，但市长每餐的招待费只有9美元，而且必须严格执行（如果想玩花样，他所面对的不是上级领导，而是下级民众和独立媒体的监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李群记录了这个情节，但在中国特色的官场里，他是不可能向纽海文市长学习的。

对普通居民的私人消费而言，财力不及的情况下注重简朴节俭是一种美德，但我们不能指望官员揣着不透明的公共钱袋子而主动限制自身消费，“八荣八耻”之类的要求，只能是道德范畴内的软约束，无助于官员们简朴习惯的养成。让中国官员象默克尔那样节俭起来的办法只有一个：在民主与法治前提下，强行限制其职务消费的标准，并让民众和媒体对此加以监督，如有违反，“炒”它个铺天盖地，看哪个败家子还敢糟蹋纳税人血汗钱！

 

尽管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压迫”中国人民币升值，并且中国也十分“顺服”地予以回应，微调频率较大，调整的绝对空间几令专家诧异。但是，想要使人民币实行自由汇率，无疑等于摧毁中国经济。在这个恐怖的预测之下，再来理解“外汇核弹”论（抛售美元外汇资产，摧毁美国经济），就容易多了。

应当说，表面上看起来，人民币具有了实行自由汇率的条件，比如庞大的贸易顺差即所谓外汇储备，再比如在国际贸易中的分工角色基本确定，凡此等等。而背后的问题是什么呢？

其一，一个庞大而绝对不合理的税收体系一直是影响要素价格的重要原因之一。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称为自由贸易的国家会有达到30%的税赋负担——帐面上的狭义纳税与广义上的“费用”支出的合计。

其二，劳工作为生产要素，其价格被极度压低。表面看起来，某些行业的工资水平并不算低（如农民建筑工与农民铸造工），但是这样的“高工资”是剔除任何福利保障之后的。这个问题与今日牺牲环境求增长的悲剧，道理如出一辙。

其三，中国的GDP计算是很有问题的，比如大量的自我服务乃至于家庭型就业的贡献，并未计算其中。这部分“隐性GDP”与国家统计的GDP之比，应在1：20到1：18这间。

其四，中国的利率非常不真实，本质上讲，国家银行的贷款利率只是“权贵利率”——那些有资格及有权力关系可与银行建立所谓信贷关系的企业与个人——能够得到优惠券。姑且不讨论信贷也是一种人权，只看中国民间信贷节节上挺的利率及这个市场日益扩容的规模，也足知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按着以上四点分析的“倒序”而言，人民币的自由汇率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第一，在利率未彻底自由化以前，汇率自由，间接金融市场上的资金会“疯涌”股市，股市上的投机交易会超过投资交易千倍乃至万倍。不消三个月，股市就会崩盘，大量资金会以币种转换的方式冲向国际金融市场。而要痛下决心先改利率呢，必然使国家垄断金融失去“合法性”，民间信贷（地下钱庄）立刻会合法化，结果不言自明。

第二，中国GDP系统要重置，将家庭自我服务计入，相应地，环保成本计入，即绿色GDP就有了更充分的合法性。真实的“中国增长”会端上台面，由于政治不民主，那么结果是带来巨大的政治动荡——大量的以破坏环境而换取政绩的大大小小的“政治人物”会十分尴尬：不下台，真实的帐目摆在公众面前；下台吧，又没有合理的程序可依。

简言之，人民币汇率自由化首先会导致GDP的透明化。这首先不是个经济核算手段问题，而是个复杂的政治问题。

第三，与GDP透明化相关，劳工要素价格会全面上升，结果不但直接外贸企业的利润大幅下降，而且非外贸企业或间接外贸企业（如提供配套产品者）将会没有赢利。大量的企业将开工率降到40%以下，失业问题彻底转化成社会冲突。

第四，中国的广义税收无法彻底改革，因为政府（及广义的公共机构）习惯了“收租院”式的生存，大幅度削减法定税率及裁抑各种收费，政府首先面临破产的风险。不削减广义（实际上的）综合高税赋，而实行汇率自由化，无异于身背石头去游泳。

因此，全世界都要明白以下问题：

第一，不要指望人民币汇率自由化，除非政治自由化已经实现；

第二，中国管理浮动汇率基本上不是货币政策工具，而是国际政治战略工具。

第三，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7.5这一处已经卡位，再升值，外贸体系就会“半瘫痪”。

第四，与人权问题相关，政府不希望维权活动合法化的经济动因是：这个活动会抬升劳工要素价格，并压迫国家降低综合税赋。其结果，与汇率自由化也即政治自由化“异曲同工”。

2007年9月8日写于绵逸书房

 

最近一段时间来，一面是奥运倒计时一周年，中国的言论新闻自由状况受到国内外的广泛批评；一面是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中共开始了新的一轮网络整顿，目的就是打压网络空间，限制言论自由。中共中央常委李长春特别强调，为党的十七大召开创造良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