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南京捡食面包片的新闻肯定让大大小小的中国官员颇为不爽——相形之下，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节俭之举，使无产阶级先锋队代表的光辉形象黯然失色。
默克尔的简朴当然不仅体现在薄薄的面包片上，她的“小气”是全方位的：在南京，她拒绝总统套房，只住一般套房；拒绝VIP包间，象普通住店客人一样去餐厅吃自助早餐。这样的食宿标准，大约等同于中国的一个县长出差，但我们不要忘记，默克尔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大国的总理，实际上的德国最高领导人。
但在德国人看来，默克尔的简朴算不得什么新闻，有资料说，上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同样“寒酸”，他只有一辆大众牌私家汽车，私人时间里就驾驶这辆车出行，更有趣的是，1998年，施罗德带着家人乘坐一架政府喷气机前往西班牙旅行，为此被收取2620英镑，这位总理的家人从此吸取了教训，从那以后，为了省钱，每次出门度假，施罗德都让家人另外乘坐普通航班。
对中国人来说，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正因为如此，默克尔的简朴才会成为广受中国人瞩目的新闻：相对于中国，德国无疑是个富有的国家，再怎么说也不必寒酸至此吧！
德国总理的简朴确实超出了我们的经验认知：在我们身边，并不需要达到县长的级别和权力，官员就可以“酒必茅台、烟必中华、出必前呼后拥、住必五星酒店”，早已不知节俭为何物了。
饮食上的奢侈之风甚至扩散到民间，请客下馆子，哪怕是个人掏钱，也往往点上一桌吃不完的菜，以显示待客的诚意。这种虚荣心理造成的浪费已成社会公害。如果探求其中的原因，除了中国人爱面子的性格特点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官场恶习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现如今，怀揣支票，大笔一挥十万八万宴请各级领导的场面并不稀奇。有一次，和一位军队家庭出身的朋友聊天，我问：“以我们现在的军队实力，能否拿下台湾？”朋友说：“你到万寿路附近的高档酒店看他们请花多少钱请客就明白了。至少一半的军费都让他们给吃光了，哪里还有钱打仗？”
他的话可能有夸张成分，但当今官场的奢靡攀比之风并非来自人们的恶意虚构或揣测，以餐饮消费为例，全国每年的官场招待费已突破3000亿。对那些请客者和被请者来说，他们在意的其实并不是吃饭吃什么，而是饭局的档次。如果花两万块请了李处长，那么，就必须花两万块请张处长，否则便是不尊重张处长。也就是说，请客首先看级别和权力大小，招待规格是官位级别的附属品，官本位的影响处处不在，下级请上级的献媚恶习之下，奢侈浪费自不必说。
而官场规矩历来是上有所好，下必行焉。于是，一级一级便程度不同地浪费着社会资源，你招待我，我招待你，反正花的都是公款，落下的是私人的情谊，不吃白不吃。这种心理之下，谁会在意一张薄薄的面包片呢？
官场的奢靡自然不只表现在衣食住行上面，就连房子、车子、办公室装修乃至于情妇的漂亮程度都已成为攀比的内容，种种无约束的消费已成社会难以承受之重。俗话说，民以食为先，官人却不在乎吃饭的这点“小钱”：一个官员可能为受贿一万元丢掉官帽，可谁听说过他们为十万八万元的吃喝招待而下台？可以说，时至今日，“反腐败”早就不管吃喝之事了。
就在这些官员不计代价地消费的同时，底层民众却对一斤白菜和一度电的价格辎珠必较，不是他们不想消费，而是消费不起，低收入的状况下，生活本身成了一种负担，奢侈浪费自然与他们无关。官员没钱请客的时候，随便出台个什么收费项目就解决了，小民却只有被收费的资格，有反对意见也找不到地方诉说。
于是，社会便形成分裂：一个显性的中国和一个隐性的中国，一个奢侈的中国和一个贫穷的中国，一个天天请客的中国和一个在自家烧菜的中国。奢侈当然只属于显性中国的，充斥人们视野的只是这个显性中国的声音：你抽中华，我抽黄鹤楼1916；你开奥迪，我开奔驰；你喝茅台，我喝XO；你住300平米豪华公寓，我住500平米高档别墅。
在企业家阶层而言，这样的消费无可指责，商业活动的特点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的商业界都不会象德国总理这样“寒酸”，但身受纳税人供养的公务人员如果沉溺于这样的高消费，并且以其无可挑战的身份与地位向社会示范一种奢靡之风，简朴与节俭这种“落伍”的消费习惯，自然就不受重视，甚至会受“场面人”的嘲笑。
这是很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原因之一。从极端困难的战争年代走来的传统共产党官员虽无力限制毛泽东将行宫盖遍全中国，但在一般消费上面，还是有所克制的，“败由奢侈成由简”的古训，那个时候还没有被全然遗忘。
但毛泽东时代的相对清廉，并不值得我们怀念，那个时代的官员或许会带着馒头下乡，但他转眼就可能拍脑壳上马一个毫无效益的工业项目；他可能不会建造豪华办公楼，却会把毛泽东的雕像树得满大街都是。浪费同样是一种奢侈。而权力的不受制约正是腐败和奢侈成风的根源。
反过来也可以说，默克尔与施罗德的简朴来自于法治对权力的约束。在施罗德家人不得不为“搭便车”行为偿付2620英镑的制度环境下，久而久之，简朴的习惯会被养成。山东高官李群在《我给美国市长做助理》一书中记录了一个小故事：当李群结束几个月的培训实习时，纽海文市市长决定请这位实习助理吃顿饭，但他的公款招待标准不得高于9美元，对于一个即将离去的外国朋友来说，这样的标准有失怠慢，可市长又不敢突破9美元的规定，于是他决定把李群请回家中，自掏腰包招待了李群一顿西式晚餐。
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习惯于吃自家饭的市长，从根子上就不会养成奢侈浪费的习惯。纽海文每年的财政支出超出6亿美元，但市长每餐的招待费只有9美元，而且必须严格执行（如果想玩花样，他所面对的不是上级领导，而是下级民众和独立媒体的监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李群记录了这个情节，但在中国特色的官场里，他是不可能向纽海文市长学习的。
对普通居民的私人消费而言，财力不及的情况下注重简朴节俭是一种美德，但我们不能指望官员揣着不透明的公共钱袋子而主动限制自身消费，“八荣八耻”之类的要求，只能是道德范畴内的软约束，无助于官员们简朴习惯的养成。让中国官员象默克尔那样节俭起来的办法只有一个：在民主与法治前提下，强行限制其职务消费的标准，并让民众和媒体对此加以监督，如有违反，“炒”它个铺天盖地，看哪个败家子还敢糟蹋纳税人血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