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副省级官员、济南人大常委主任段义和伙同其在公安局的侄女婿在济南的大街上炸死情妇柳海平，7月9日案发，仅过一个月即判了他死刑，判决如此之快，是否有杀人灭口之嫌？

据报道“警方刑事侦查总计11天，检方审查起诉五天，法院从接到起诉书立案、开庭审理至作出一宣判仅用15天”。判死刑之快近年罕见，有人为该案判决从快、从重叫好！据说，段犯很快就要处决。

但是急忙处决段义和，却会掩盖很多问题。

（一）快杀段义和，是为了封嘴？

段义和在党内工作约33年（从1974年任党委组织干事算起），而且多在核心部门。他自己参与和知道的贪腐、枉法一定不少，现在公安侦察11天自怎能查清？

处决了段义和，一死百了，从此灭了他的口，多少贪腐事从此断了线索。

段义和长期在党委组织部门工作，在任市委副书记时，还分管过政法委工作，他干了多少坏事，段在任时，很多人不敢讲，现在他关进大牢，正是大家对他揭发的大好时机，把他杀了，有的人也就少了揭发讨论的劲头，这是不是要灭众人之口？

段义和长期在核心部门工作，人们本来可以借老段的时揭发体制问题、制度问题。段被处死了，这会少了议论的中心、射击的靶子，这也等于在灭众人之口。

（二）大快谁人之心

有人说，只用一个月就把段判了死刑，说明党的领导惩办贪腐决心大，速度快，力度强，只有重判、狠狠打击，才能制止贪腐，说速杀老段大快人心。

其实快杀段义和，心中最痛过的是那些与他有关联的同案犯，向段行贿的人，接受段好处的人，在政治上与段狼狈为奸的人，快杀老段，这些人必定是暗中窃喜，从此又少了一个活口。既然老段死了，有些责任尽管往他身上推，反正死无对证，老段死了，和谁去对质？

（三）当权者家丑不外扬

段义和是山东副省级官员济南第三号人物，既是人大主任，又是济南市党委常委，在济南工作30余年，长期分管过组织人事、政法，受惠于他、得利于他的人绝非少数。

对当权者来说，段义和的贪腐枉法罪行都属家丑，家丑不外扬是他们重要的潜规则。如果拖延处死老段，则涉段的案情，必然成为议论中心，家丑通过小道，通过网络继续扩散，这不利于稳定局势，不利于巩固政权，政权是当权者的命根子，对此当局是绝不能大意的。所以必须快杀老段，先灭口消音，尽快结束这一段不光彩的过程。防止拔出萝卜带出泥，防止引火烧身，防止人们进一步议论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

（四）关键在制度，不在震慑

要建设宪政国家、法制社会靠什么呢？过去人们多认为要靠严刑峻法。1949年后中国可以说杀人如麻，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我在上海读中学，当时的《解放日报》一次公布枪决二百多名“反革命”，开大会宣判之后立即执行，“镇反”仅在上海就枪毙了三千人。济南也有一次宣布枪决几十人的杀人榜，“文革”时召开公审大会，宣判之后立即押赴刑场。哪有什么上诉？

那些从快、从严的枪决，制造了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氛。其结果是巩固了极权专政，冻结了人心，延长了黑暗统治的时间。

一个社会的进步，不能靠杀戮，而应该依靠人权的保障、自由的环境和宪政的制度。

（五）缓杀老段，立功可改死缓应该逐步废除死刑

对老段这个案子，不要急杀，可以动员他揭发问题。向他说明，如立大功，也可以改判死缓。几年之前，在宣判大学生马加爵死刑时，我也写过《可否缓杀马加爵？》（收入《呼唤自由》）当时我想，要辨别他是否有精神病，有待时日，不要冤杀了他。

人还是少杀为好，中国以全世界20％的人口，判死刑的案例超过全世界的50％，实在太多。

前年去北京，与贺卫方教授一起吃饭，其间有人问，中国法学界有什么热点问题，他说讨论废除死刑就是热点，他的观点是要逐步减少、最后废除死刑。

世界上很多国家废除了死刑。如果说中国废除死刑条件还不成熟，那么先从减少死刑开始，应是一条可行之路。

2007年8月23日于山东大学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的新诗人朱湘（1904——1933）给远在万里之外的夫人刘霓君写了第一封信。其时朱湘已与霓君结合三载，爱情结晶也已有了两个，因此信中除了称谓“霓妹，我的爱妻”略显亲热，并没有多少甜言蜜语，并没有卿卿我我，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关照叮咛，夫妻间的体贴呵护，至今读来仍使人倍感温暖和亲切。此后朱湘致霓君的“情书”源源不断，每信均郑重其事地编了号，至翌年八月，共得一○六封，成为朱湘与霓君亲密而又有点苦涩的情感生活的重要见证。
   
    谁能料到，仅仅五年之后，已经回国并曾任安徽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的朱湘，因失业和家庭关系日益紧张等众多复杂原因，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清晨在安徽采石矶附近投江自沉。寒江冷月葬诗魂。朱湘之死，成为当时中国文坛轰动一时的悲剧事件。
   
    朱湘不到三十岁就撒手人寰，是继徐志摩“云游”之后中国新诗坛又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新月诗派”的又一个不幸。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朱湘到底是不是“新月诗派”（注意，是“新月诗派”，不是“新月社”，“新月诗派”是更为宽泛的）成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不少朱湘研究者，包括亡友吴方兄在内，都为朱湘正名，认为朱湘曾与徐志摩交恶，也没有在《新月》杂志发表作品，并非“新月派”诗人。但我觉得既然朱湘几乎毕生致力于新诗格律的创建，一直与闻一多互为呼应，既然朱湘曾在徐志摩、闻一多为主的《晨报副镌·诗镌》上发表了其名作《采莲曲》等诗文，既然朱湘又为“新月诗派”后期机关刊物《诗刊》撰写诗作包括十四行诗《悼徐志摩》，既然闻一多“高足”陈梦家主编的《新月诗选》也入选了朱湘的佳作（“新月诗派”名家荟萃，似无必要再硬拉朱湘充数），就不应该把朱湘排除在“新月诗派”之外。可惜吴方兄英年早逝，我已无法再与他讨论求教了。
   
    朱湘之死，开了中国现代新诗人自杀的先河，引起当时文坛的深切悼念和一场大讨论。他的诗朋文友纷纷撰文指责当时社会的冷漠和不公，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朋友秦贤次和王宏志还编了一部厚厚的《朱湘怀念集》在台湾出版。然而，朱湘是特别的，他的特别不仅仅在于在清华学校求学期间就与“校规”格格不入，不仅仅在于他负笈美利坚并不以文凭、学位为重，更在于他孤傲、偏激、敏感，为人处世决不苟且，一言不合就拂袖而去。生活潦倒固然对诗人造成很大的戕害，但“个性即命运”，朱湘这种狷介不阿，孤高自赏，既不见容于当时，如果他活到今天，恐怕也不能见容于当今。朱湘早年同学梁实秋甚至认为，朱湘之死“应由他自己的神经错乱负起大部分责任，社会之‘冷酷’负小部分责任。”（《悼朱湘先生》）
   
    然而，朱湘的离去毕竟使人万分痛惜。他是有才的，不是一般的有才，是奇才，也是畸才！他的诗，他的文，他的翻译，乃至他的特立独行，无一不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为了纪念朱湘，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朱湘致刘霓君这一○六封“情书”，书名定为《海外寄霓君》。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徐志摩致陆小曼的《爱眉小札》，郁达夫致王映霞的《达夫书简》，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湘行书简》，都被视为现代“情书”文学的“经典”，虽然作者的风格各异，鲁迅的冷静，徐志摩的缠绵，郁达夫的热烈，沈从文的深沉，均各擅胜场。朱湘这部《海外寄霓君》足可与他们媲美。朱湘生前并不打算公开这些“情书”，因此，我们今天“偷窥”，一个真实的不加伪饰的，感情丰富细腻对爱人百般疼爱的朱湘活现眼前。时至今日，这种委婉动人的古典式的“情书”已成绝响矣。
   
    到了一九三六年三月，由朱湘好友罗念生编订的《朱湘书信集》由天津人生与文学社推出，初版只印一千册，初版即绝版。朱湘“谈笑有鸿儒”，在致当时已各有文名的彭基相、汪静之、梁宗岱、曹葆华、戴望舒、吕蓬尊、徐霞村、赵景深、柳无忌、罗暟岚、罗念生、孙大雨等诗友的信中（书中还收入四通《海外寄霓君》未收的致刘霓君函），朱湘探讨人生，切磋诗艺，臧否人物，指点文事，一以贯之的率性而言，坦诚而不虚假，狂放而又严肃。这些信既是朱湘率直心灵的自然流露，更是研究当时作家创作史、生活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我八十年代与汪静之、赵景深、罗念生、孙大雨四位收信人有过交往，遗憾的是，当时未及向他们请教关于朱湘的点点滴滴，否则，我这篇小文也许不至于这样杂乱无章了。
   
    近年来，随着闻一多、徐志摩、林徽因、陈梦家等“新月诗派”大家的全集陆续问世，朱湘的名字反而差不多被人遗忘了，这实在不公平。朱湘的全集何时也能与诗人见面呢？我现在编订了新的朱湘书信集《孤高的真情》，书中收入《海外寄霓君》、《朱湘书信集》和这些年陆续搜集到的朱湘集外佚简十一通，算是投石问路，也算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这位坎坷薄命的天才诗人的怀念。
   
    朱湘其人其诗其文包括其“情书”，是不该被遗忘的。

    
    《孤高的真情——朱湘书信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出版

 

多维社特约记者易树报导／“《沧海》这部书，写我父亲从画模特儿到画江青，隐隐约约提示一下，再来几点省略号，‘是不是老师跟她真的有说不清的关系？’……好像老人去世后，他便成了唯一的知情人，真是笑话！”刘海粟最小的女儿刘蟾这么表达愤慨。她说的“他”，是长篇传记《沧海》的作者简繁。(chinesenewsnet.com)

　　对于简繁在《沧海》书中关于刘海粟画过江青人体的说法，刘蟾给以断然否定：怎么可能呢？“文革”红卫兵来抄家，仅仅因为家里旧报纸上有“蓝苹”的名字，父亲说了一句江青就是蓝苹，这句话传出去了，“四人帮”就把父亲打成“现行反革命”。真要画了江青的人体，那还不把我父亲整死！(chinesenewsnet.com)

　　刘蟾，是刘海粟唯一继承家风、从事艺术的后代，在上海和高龄母亲夏伊乔一起居住，最近在北京全国政协展览大厅举办了《刘海粟、刘蟾、冯健亲黄山绘画展》。刘蟾告诉多维，去年刘海粟的生平记录照片和他的作品在北京展出，“真的很轰动。听说1979年，我父亲在北京办展览，展览海报贴到哪里，就有人覆盖到哪里。时代不同了，人们对我父亲和他的艺术的评价也愈来愈公正和公平了。”(chinesenewsnet.com)

关于刘海粟的长篇传记《沧海》（简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刘蟾谈得最多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主编何西来作序的《沧海》。刘蟾认为《沧海》中充满歪曲、诽谤、挑衅、谩骂以及所谓“隐私”。“如果我们现在不举出证据和资料据理反驳，澄清事实，谎话就会变成真理，变成历史。”她引述常州刘海粟美术馆负责人张安娜斥责作者的话：“你写这本书给我们两难：反驳你，就是炒作你，把你抬起来了；不反驳你，后人以为刘海粟就是这个样子。”(chinesenewsnet.com)

　　8月4日在多维网一个名叫“黄瓜园故人”的博客上，以《简繁试图制止抢食刘海粟尸骨的血腥厮杀》为题，刊出了简繁致“刘海粟的爱女”刘蟾信，信中说：“听说，冯健亲（现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美协副主席）正组织人研商将我和《沧海》告上法庭，……想明确地恳请你，万万不可参加进去。”(chinesenewsnet.com)

　　简繁在信中声称，他手上有老师（刘海粟）的128卷谈话录音、151卷师母的谈话录音，“如果对簿公堂，为了推倒‘指控’，我势必会拿出全部的证据，包括老师和师母至今尚未公开的录音谈话，以及其他一些我现在还不方便透露的文和物。如果至时是你我对面，那将情何以堪啊！”(chinesenewsnet.com)

　　简繁还声称，他不希望冯健亲等人跟他打官司，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不愿“使老师的形象受到再次而且是更为深重的损伤”，“甚至会殃及到我由衷敬爱的师母”。他指出，“打官司的过程，就是对《沧海》和我的宣传。官司打得越大，时间持续越久，动静越响，影响越广，《沧海》和我的知名度就会越高”。即便自己输了，也不可能“成为‘过街老鼠’”，“在一定的圈子里，我会得到更为广阔的驰骋空间”。如果“书被查封，那在中国的社会、艺术界、文学界乃至文化界，将会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正版书被禁了，盗版书会以正版书的几何倍数泛滥于世。而我，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那里，成为‘被迫害的英雄’，说不定会因此载入史册。总之一句话：赢，我收获；输，我收获。”(chinesenewsnet.com)

　　现居美国加州的简繁还提醒刘蟾：“我人在国外，美国国籍，（中国法院）任何判决对我执行起来都会有程序上的难度”。(chinesenewsnet.com)

1986年刘蟾和父亲刘海粟、母亲夏伊乔、大哥刘虎在法国莫奈故居留影。（刘蟾提供）

　　刘蟾在接受多维专访时並未谈及诉讼，也未表示自己是否将采取法律途径，但她强调，凡是君子与小人斗，都会遇到“反驳还是不反驳”的“两难”，我们不要忌讳太多，要索回真实和公正。(chinesenewsnet.com)

　　多维记者对刘蟾指出：遵循文学创作规律进行虚构，是作家的权利，但刘蟾认为：此书中几乎全用真名，而且作者在《沧海》自序的第一句话就声称：“我写的不是传记，也不是纪实性的小说，书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乃至于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chinesenewsnet.com)

　　刘蟾举了大量事例来揭露她所认为的简繁及《沧海》的不实之词。她说简繁在书中自称、在名片上也印着“刘海粟唯一的研究生和助手”，刘蟾专门向现任南京艺术学院校史办公室副主任、江苏省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丁涛等熟悉简繁的人，询问了情况。(chinesenewsnet.com)

　　刘蟾援引原任南京艺术学院教务长丁涛的话说，简繁本名简德才，是我校1979年9月招进来的研究生，其研究生导师表格是丁涛本人亲自填的，简繁说是刘老的“唯一研究生”，这是弥天大谎。刘蟾说，1979年我父亲复出后，国内恢复研究生招生。南京艺术学院以几位著名老教授的声望获得几个硕士点。所以在当时背景下，研究生是集体指导，中国画由我父亲挂名，水墨花卉由陈大羽老师指导，工笔花鸟是李长白，人物是沈涛，山水是张文俊。简德才是南京艺术学院恢复招生后的第二届研究生，研究生编号22号。如果从挂名的意义上讲，中国画研究生都算我父亲的研究生。1979年8月27日南京艺术学院上报的第二届中国画研究生共三名，简德才是第三名。他凭什么说自己是“唯一研究生”呢？(chinesenewsnet.com)

　　当时简德才的指导老师为中国著名的工笔人物画家沈涛教授，后又补了陈德曦老师。沈涛在带简繁之前，已带过一届研究生。简德才82年毕业论文，专业和专业基础课的评语和成绩都是由沈涛亲笔批覆和签发的，沈涛才是简繁的指导老师。(chinesenewsnet.com)

　　刘蟾透露：最近92岁高龄的沈涛教授听到“简繁”两个字后，仅崩出两句话：“简繁没良心，简繁不是个东西”。(chinesenewsnet.com)

　　刘蟾认为，简繁为什么在名片上印“刘海粟一生所带的唯一的中国画研究生”？无非是要让人相信他所写的是真实的，好打着我父亲的旗号招摇撞骗。《沧海》书中就炫耀：“在深圳，而冲着我的‘刘海粟惟一研究生’招牌，许多女孩子都主动投怀送抱”（542页）；“冲着‘刘海粟惟一研究生’招牌，市委书记亲自过问……把房子卖给了我”（635－636页）。(chinesenewsnet.com)

　　刘蟾说，简繁还拿我父亲给他申请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的推荐信作“凭据”，说我父亲说他“是我一生所带的唯一的中国画研究生”，“他日当独执中国画坛之牛耳也未可量也”（637页）。我父亲那封推荐信是否是真的，我没看到原件。丁涛老师质疑说像简繁这样善於说谎的人，造假也是家常便饭。我则认为，以我父亲的大度心胸，简繁若声称要“出国深造”，让我父亲签字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我父亲从不吝啬对年轻人的支持，他们以此为鞭策和努力目标，唯有简繁到处张扬，对美术系学生辅导员狂妄地声称：刘海粟都这样赞誉我，“你算什么东西？不用多，再过五年，你就是跟在屁股后面巴结我都还不够资格呢！”（381页）(chinesenewsnet.com)

　　刘蟾说，简繁面对知情人的责备，支支吾吾：“写东西总要有点夸张吗。”《沧海》中处处可以领教他的“夸张”。比如说第五章写到1982年12月25日，江苏举办刘海粟从事艺术教育和美术创作70周庆祝活动，其中一项是著名画家笔会，钱松嵒、黄胄、华君武、亚明等名家都到会。简繁在书中描绘：(chinesenewsnet.com)

　　（刘海粟）正要下笔，他突然抬头张望，大声喊：“简繁在那里？”我在人群里答：“我在这里。”刘海粟招呼我：“你过来。”我挤到刘海粟的跟前。他把毛笔伸给我，说：“你来画。”刘海粟此语一出，把我和大家都震住了。我怯然地抬起头，正遇到华君武斜递过来的不屑目光。我受到反激，在心里说，你华君武算什么东西？你不就会画两笔烂漫画吗？……我没有再犹豫，接过毛笔……（57页）(chinesenewsnet.com)

　　刘蟾说：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当时南京艺术学院的艺术史论教研室的主任，周积寅教授和丁涛、李国杰等人从头到尾都在场。据当时的南京艺术学院行政副院长郁宏达回忆：“那次活动由我具体组织和安排的，简繁根本没有被邀请，也没有资格被邀请。”丁涛教授说：我看到此大笑，简繁吹牛水平不低。《沧海》一书不是“白皮书”，而是“牛皮书”。(chinesenewsnet.com)

　　简繁说刘海粟挂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的《曙光普照神州》“其实主要是我简繁画的”（521页），刘蟾引用知情人亲眼所见的事实，也给予完全否定。(chinesenewsnet.com)

美国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的艺术租售画廊发出的1991年9月6日到10月10日举行画展的请柬。请柬并无“现代绘画秋季大展”标题。请柬下方一行英文小字为“Art Rental and Sales Gallery”（艺术租售画廊）。

　　简繁为他是在美国三大艺术博物馆之一的大洛杉矶艺术博物馆“迄今所邀展和签约的惟一在世华裔画家”而引以为傲（上卷封三）。《沧海》写道：1991年9月，简繁刚来美国一年多，即受邀参加该馆“现代绘画秋季大展”，大展共邀请五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他是惟一的华人。书中还借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张国强之口，将自己大吹特吹，说这是中国画家在美国“零的突破”（1106页）。(chinesenewsnet.com)

　　刘蟾说：1991年9月有人打电话问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对方回答“没有任何中国画家”在那里展画。《沧海》在文字上有意省去一行英文即“Art Rental and Sales Gallery”（艺术租售画廊）。原来，简繁的展览是在该博物馆的艺术出租和销售画廊展出，而并不是在该馆展览大厅展出！美国和中国的许多博物馆为适应观众需要和广开财源，在博物馆一角开礼品店、纪念品店、餐厅和租售画廊，在租售画廊展出与在正式博物馆的展出根本不是一回事，档次有天壤之别。(chinesenewsnet.com)

　　刘蟾还说，简繁描绘我父亲简直就像“色狼”，其实，他自己是一个色情狂，不惜把自己扒光，在书中连篇累牍谈性经验：在公共汽车上耍流氓，骗上文工团演员，与医院护士胡搞，搭上学校进修生，在路边上勾引女学生，甚至做梦还抓住我母亲……但书中居然有一段，简繁在用不堪入目的语言描写了刘海粟的“命根子”之后，义正辞严地大骂：“这是刘海粟的罪恶之源！你（指刘海粟）说徐悲鸿是枭獍之徒，我看你才是！你勾引康有为的遗孀陆太，打击自己的老师周湘，和自己的师母孙静安通奸，不敢承认自己的亲生儿子臧兆和，牺牲好朋友傅雷，出卖学生赵丹，对表妹杨守玉始乱终弃……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你根本就没有人格！”“真是一个老混蛋！”（518页）(chinesenewsnet.com)

　　刘蟾指出，这出于他的报复心态。简繁曾对丁涛说：“有仇报仇。”我父亲以前一直鼓励他，后来察觉他心术不正，对他很失望，感到无药可救，因此拒绝了他。简繁就忌恨在心，他要报复我父亲，报复所有我父亲周围的人，要把大家统统都搞臭。他一再强调是“刘海粟唯一的研究生”，好混淆事实。知情者知是假，不知情者便以为真——一些文学评论家称赞此书，他们哪里知道该书并非“纪实”，而是说谎？！(chinesenewsnet.com)

　　刘蟾还一一批驳了该书其它许多说法。《多维时报》《多维月刊》将全文刊载这一长篇专访。

 

 

面对现在的社会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一种议论流传得很广泛，即改革前的“过去年代没有腐败”。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固然取得了经济增长的成绩，但付出了道德、社会风气和社会公正的代价，是得不偿失、弊大于利。它认为：改革前年代的特权、腐败比现在轻微得多，人民生活不富裕，但很公正。

简单地支持或是反对这个说法，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但在这个口号影响下，确实有不少人，尤其是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真的相信那是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平等的时代。

有必要首先破除这个一厢情愿的美化。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决非伊甸园，同样存在特权、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存在社会矛盾和民众的怨气，“四清”运动可以说明干部利用职权贪污腐化谋取私利有多么严重，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利用“反官僚特权”的口号获得民众的狂热支持，说明当时社会矛盾有多尖锐。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人们可以想一想，毛泽东的话描述了一幅什么样的社会不公和社会对立的图景。

那个时代的不平等并不是首先表现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上。党员和非党员、团员和非团员，甚至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之间，在升学、提干、参军等前途攸关的大事上待遇是大不一样的，而更广泛、更严重的是，人们根据家庭出身的不同，从一生下来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以后的个人努力和个人表现基本上不作数。

在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曾有一个叫杨国庆的青年，因为“阶级路线”政策而对前途绝望，在友谊商店砍伤一名非洲和一名欧洲外交官。杨犯被处死刑当然属于咎由自取，但反过来也可以想想，当时没有铤而走险但类似绝望的年轻人有多少。这种整体性的歧视政策在文革中发展成为赤裸裸的血统论，以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著称，最突出的表现是1966年在“红色恐怖的8月”中北京大兴县原地主、富农及其子女300多人被杀，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

后人了解和评价以前的社会状况，基本上依靠流传下来的文字材料，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现在回忆当时的情况，多半依赖自己的个体经验。问题在于，和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媒体时代相比，当时是极其封闭的，所以，关于以前的贪污、腐败，从文字和记忆中能了解的情况是少之又少。

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关于飞机失事，直至80年代还属于“阴暗面”不准报道，难道我们可以说，中国真是今不如昔，以前飞机从不出事，现在经常出事？第二，以前谈论“阴暗面”消息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要受到处罚。比如60年代初城里的职工回乡探亲后知道农村饿死了很多人，回来后谈论就被加上“丑化社会主义”等罪名。

在这种情况下，负面信息的传递是非常困难的。可以想一下，60年代初仅河南信阳地区饿死的人就达100万以上，但有多少人知道？所以，凭抱怨声音的多少和大小来评判腐败的程度，是不可靠的。

上面说了这么多，并不意味着否认现在的特权、腐败、社会不公问题不严重，也不意味着因为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对任何单项指标作今昔对比时就只能说现在好。应该看到，因为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贪污、腐败的机会、诱惑比以前不知大了多少。在今天的中国，贪污、腐败的原因主要是钱权交易，毛泽东时代是突出政治和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钱还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经济的空间比现在小很多。纯粹就事论事，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的腐败比过去严重，我们需要澄清和争辩的，是那种言外之意，即对改革开放作整体性的否定，主张回到过去。

其实，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尽管过去年代与现在年代，在腐败上有程度和规模的不同，但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清楚的。如果把“腐败严重不严重”或“有没有腐败”作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社会的定性，那就大错特错了。

 

 

最近一系列的新闻事件、谣言事件以及由此触发的种种争论，引出了一个在我们这个社会中需要特别认真对待的问题：一个社会应该如何对待舆论，包括不完全真实的传言，抑或谣言。

由各种真假新闻或谣言引发的争论，往往会使人们感觉一头雾水，尤其是在将主观动机这样难以判断的因素也扯进来之后，事情就更是无法判断。也许，对当事人的处理是否依法有据的问题，还需要法学家继续争论下去，或许这些事件中的某一个会成为未来我国讨论相关言论立法时不断援引的经典性案例。但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有关谣言与言论的问题，主要在于如下几点：

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有关事件争论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几乎很少有直接引用我国的有关法律条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警情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这是人们引用的惟一法律条款。但这一条款，不仅由于缺乏具体的判断标准而显得含糊，而且也将散布谣言和谎报险情等相并列，并涉及“故意”这样的主观因素。我认为，在讨论我们社会中的一个案例时没有频繁引用我国更为明确的法律条文，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相关法律条文。于是，人们就只能引述政治哲学中关于言论自由的论述、外国的相关法律以及国外发生的类似案例。比如两年前美国南部发生了卡特里娜飓风悲剧，1500人死亡。起初消息混乱，媒体报道的死亡人数高达几万甚至更多。人们迅速将矛头指向布什政府反应迟钝，救援不力，甚至有人提议弹劾总统。布什总统则狼狈不堪，却从来不敢怪罪媒体造谣，更不敢想象警方因为说错死亡数据而抓人。一年以后，还有电视主持人“造谣”说：“今天是卡特里娜一周年，当然，如果从布什总统知道它的时候算起，还有两个月才到……”如果按照上述简单而笼统的法律条款，如何对这个事件进行处罚？

其次，我们如何对待可能会夹杂失实因素的言论。目前发生的一些事件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除了言论自由这个老话题之外，还在于如下两点：第一，所谓谣言，最近几年中似乎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敏感的问题，而这种敏感性又往往是与频发的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第二，在日益普及的互联网上，由于可以匿名发帖，且网络传播的速度快，如何对待以匿名的方式发布的消息，尤其是不实或不完全真实的消息，成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谣言”的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在于其本身的模糊性。纯粹的谣言，处理起来比较简单，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也都不会容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谣言。但问题是，在现实中，谣言的边界是很难界定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即使是在大体真实的消息中，也会含有不完全真实的因素。这样，当社会取缔了不完全真实的舆论的时候，往往也就取消了舆论本身。因此，一个社会在用法律的手段制止谣言的时候，如何通过法律保护正常的舆论，包括含有某些不真实成分的舆论，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近些年来反腐败的过程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几乎所有担任领导职务的腐败分子，在其腐败行为被有关部门查证之前，均没有在媒体上揭露过。换言之，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媒体和公众舆论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但这个问题不能看作是媒体偶然性的失职。

再次，如何界定谣言，如何区分谣言与非谣言的边界，之所以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与我们这个社会对于谣言的过分敏感有关，与我们这个社会面对谣言时的过分脆弱有关。的确，在特定情况下，谣言会对社会造成危害，比如在飞机上高喊一声有炸弹，或在人多的商场里高喊失火，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倾向并不多见。为什么？因为在正常情况下，社会对谣言会有一种免疫力，这种免疫力，是由一种正常的舆论生态提供的。在正常的舆论生态中，由于对于一件事情可以有多种消息来源，其中一些消息来源，人们只需根据日常经验，就知道其具有权威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判断哪些消息是比较可信的，哪些消息是不太可信的，而这时谣言就很难具有很大的威力，也很难对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而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谣言之所以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也许就在于缺少一种正常的舆论生态。权力神秘化运作导致的信息匮乏，信息来源单一导致的对信息进行比较的困难，权威性信息来源公信力的下降,有时甚至会引起本能的逆反，这些都在损害着正常的舆论生态，从而使得谣言能够具有杀伤力，并由此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种敏感的地位。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网络中的谣言和不完全真实信息的传播。网络和传统的媒体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匿名性，人们可以匿名发表意见和消息。于是，有人主张要实名制，其实，这种主张完全是一种倒因为果的做法。人们为什么热衷于用匿名来发表意见？一个基本的原因，是用真名发表意见的条件还很差。但当许多意见或消息的传播都使用匿名的时候，匿名不负责任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强行实行实名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相反，如果人们可以较为自由地用实名发表意见或传播消息，人们就会更多地选择实名，假如有人突然用匿名发布消息，引来的只能是怀疑，即使其传播的是很有危害性的谣言，其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甚至只能成为社会的笑料。

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舆论管理上的法治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两年多前我就曾撰文指出，和谐社会的构建，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如果没有相应的机制，有关的政策措施就没有保障。而正常的舆论环境，无疑就是这样的机制之一。

 

 

读了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我对于赵紫阳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晚年赵紫阳，已经告别了乌托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列宁主义，踏上了世界主流文明的道路。他明确指出：“没有什么特色模式”，“所谓现代化……就是要同西方现代文明汇合”， “同西方现代文明接轨”。“西方文明并不全是资本主义的，也并不是为资本主义所专有”，而是“世界潮流”，“应为全人类所共有共用”。

赵紫阳对于作为学者、思想家的马克思仍然给予高度评价，但他基于国内外实践的检验，已经放弃了对于作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说：“马克思的观点，确有乌托邦成分”。“马克思过去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有两点估计不足：一是对于资本主义容纳科学技术的能力；一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的能力。”“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是很大的”，“目前，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社会主义成分比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还多”。“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可走向现代文明，他只设想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这一条途径进入现代文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事实不符”，“私有制也能为社会带来繁荣，这是马克思所没能预见到的，但这却是资本主义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事实。”共产党“硬要推行‘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理想”，“实行的封闭极权统治比国民党还厉害，可以说，人民什么自由都没有。”“对于生产力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死人也是极多的。”

事实上，主张“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赵紫阳说：“经我和邓小平打了八年交道，摸清了他的性格，……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邓小平对所有制看得比较轻，对采取什么所有制形式并不在意。”邓小平并不排斥市场机制，也不死抱着公有制不放。他至死没有放弃的是列宁主义。正如赵紫阳所说，无产阶级专政—党专政—领袖专政的“整套理论是由列宁所创立，并不是马克思”；“这套‘领导人就是党’的学说是列宁所创立，并不是马克思”。“邓的指导方针是，经济上无论怎么改革都行，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都无所谓，但党的领导权力决不能放。就是说，只能单纯地进行经济改革，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绝对地不能动摇，这是邓的绝对定律。”“邓在政治上坚决走的路是党的领导权要集中，决不能分权”。告别列宁主义和邓小平的绝对定律，就必须如赵紫阳所说的那样，“结束一党专政的政体，实行现代民主政治”。而顾准已经指出：“现代民主只能是议会民主”，议会政治是“民主政治唯一实现的途径”。

赵紫阳高度评价顾准和李慎之。他说：“顾准是个大思想家。”“顾准、李慎之是大彻大悟者，已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决裂。”顾准的议会民主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界具有转折点的性质。我和何家栋在《顾准的议会政治思想》一文中指出了“他在议会民主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特殊意义与贡献”。“现在发掘大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所发掘出来的大部分民主的追求者，他们所憧憬的也只是南斯拉夫式的社会自治或者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像顾准那样直接指向世界文明主流的议会政治传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正是顾准思想最为可贵之处。”赵紫阳完全认同顾准的议会民主思想。他说：“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政体模式，固然要走向专制独裁的道路；就是实行直接民主这种政体模式，所谓人民当家作主也要走向无政府，最终也会导致独裁专政。”“现在世界上只有两种民主：一种是议会民主，有合法的反动派制约政府；一种是列宁式的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起来，实际形成为领导人的专政工具。”赵紫阳的最终选择是明确和坚定的：“议会民主是今后必走之路。”

赵紫阳这样谈论朱容基：“搞经济还是可以的，开始是我推荐去上海的，当时江泽民还不大同意，是我将了江泽民一军，我说听说朱容基去你们那里工作，你们不大同意是不是这样。江泽民说没有，没有。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定啦!是这样朱才去了上海。”“六四”之后，朱容基在支持邓小平重新启动经济改革和开放上是有贡献的，但他在实行市场经济方面的彻底性远远比不上赵紫阳。赵紫阳说：“看来朱容基是强调控制这一套办法的，还是计划经济思想体系。”“过去房维中和现在朱容基，也还是计划经济思想。”赵紫阳自己是主张实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的。他说：“如果改变所有制，实行私有化，如同实行市场经济那样，都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有利；应该说，也可实行私有化，来发展资本主义。”他还主张实行联邦自治制度。“最好让各省自治，就是让各省根据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各自去发展，那就会形成穷省有穷办法，富省有富办法，各省根据自己的能力条件去发展。”

此前我并不知道赵紫阳对朱容基的评价，但我和他在对朱的看法上是完全一致的。我在1999年的《朱容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是柯西金？》一文中指出：“朱容基有个绰号叫做‘经济沙皇’。这不仅表明他在经济问题上享有的最高权力，而且也反映了他在经济问题上的集权倾向。朱容基虽然为邓小平所赏识和提拔，但他更像是陈云衣钵的传承者。”“朱容基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导向上立场暧昧，人们难道能够指望他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具有民主化的导向吗？套用一句朱容基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话，这纯属天方夜谭。”“朱容基、江泽民这一代人，并没有实行邓小平所说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的全面改革的气魄”。“朱容基在江朱体制中的地位与作用，基本相当于柯西金，尽管他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为，将会胜过柯西金一筹。70年代初的苏联人，对于柯西金的好感和希望要超过勃列日涅夫，但是这并没有什么用。柯西金既当不了勃列日涅夫的家，也没有机会使自己的政治寿命超越勃列日涅夫时代。朱容基的命运大致如此。”

朱容基们既没有能力推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也没有能力启动政治改革，导致了制度性腐败、两极分化和社会断裂。赵紫阳说：“目前中国一半是市场经济，一半是计划经济，必然产生腐败官倒：政府管得越多，腐败就越厉害，经济效益也越低。”“这种借助权力形成的官僚资本，所产生的特权阶层，是要阻止市场经济向公平竞争的现代化方向发展，使市场经济向畸型的方向发展，成为腐败的市场经济。”这“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是“最糟糕的一种选择”。“这都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同步造成的。”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基本上属于经济改革的范畴，这种瘸腿的改革已经走到尽头了。今后的改革，必须是全面改革和宪政改革。这种改革要符合赵紫阳所说的三个特征：第一，“改革开放就是要扭转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使之向和平的方向发展”，各国“逐步联合，建立利益共同体，携起手来共同发展”。第二，“改革开放就是要把国家纳入现在世界文明和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去。”第三，“改革开放就是高举民主旗帜，要实行民主政治，结束无产阶级专政”，“使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产生多元化”。

最后，顺便指出《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涉及到我的一处错误。该书131页记述了1994年4月12日的谈话，内有宗凤鸣告诉赵紫阳：“对曾经被监禁后又被释放出来的异议人士，如陈子明、魏京生等便是这样，当地派出所和公安局二十四小时在家门口值班看守”。有关的事实是对的，但时间不对。我是在1994年5月14日凌晨第一次“保外就医”的，随即被公安局带到河北省平山县一带“打游击”，连续搬迁了四个招待所，6月8日方回到北京家中。此后才有公安局下属多个机构共五十余人“二十四小时在家门口值班看守”。或者是在4月12日的谈话中提到了魏京生而没有提到我；或者是在此后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我，但在整理记录的时候排错了时间。希望再版时能够更正过来。

 

  
  

The Human Bomb

 

正弟：
　　我以至悲痛，至恳切的心情给你写这封信。
　　你还记得前年我回家的时候吗，有一回，在去上海的火车里，我给你看“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同时对你发了一通议论，后来，你疑心地问我：“你这种看法会不会犯错误？”当时，我很不以为意，然而，不料，时间不到一年，你的话竟应验了。
　　看到这里，你也许已经了解怎么一回事了。我成了一个右派了。
　　这个消息，对你想必是一个极严重的打击，但是你也一定会相信，这件事情给我自己的打击要更严重一百倍，一千倍。
　　确实，如果说，你不会想到，那么，我更是绝对不可能想到事情会这样的发展。但是回头检讨，则所谓“不会想到”正说明了自己从根本上说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完全沉醉在资产阶级民主的理论里，因而不辨是非，把毒草当鲜花放，做了错事还自以为是好心好意做好事而已。
　　你一定要想知道，事情的情节是怎样的。你久已脱离了机关生活与学校生活，有许多情况可能不大了解。但是实际上也并没有什么可说的，无非是五月初在墙报上写了两篇文章，以及在与几个下级人员的私人谈话中发表了一些“狂论”而已。在我来说，我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身为领导者，我在整风一起头就强调防止偏锋，加紧领导，并且自己曾成为右派分子攻击的目标。反右开始以后，我也积极参加指挥。我以为自己写的文章与说的话不过是“学术性的探讨”而已。然而不知道，在过去一年多中间，由于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同我原有的资产阶级思想结合起来恶性发展的结果，我的怀疑与否定已推广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上层建筑的许多根本方面去。因此在党仔细研究了我的文章与言论以后，终于确定了我是一个右派分子。而且由于我的地位较高，影响较大，理论涉及的面较广，较深，“情节”不能不算是比较严重的。
　　你感到惊奇吧！我也曾是惊奇的，但是现在不了。我的犯错误是有深刻社会根源（家庭出身、学校教育、职业环境）和思想根源的。而且，你可能也已理会到，在这一次出现的右派分子中，历史好、表现好、工作好，“政治好”如我者，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整整一大批（当然大多数并没有登在报上），我曾以为自己是一种例外，现在知道得多了，才知道并非例外，并不奇怪。许多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表现得很不错的战士，因为没有巩固地建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又因为接受了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影响，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都成了右派。我平素所倾心敬慕，而且一向为众人所交口称誉的人就有好几个。
　　我比较早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是为了要充分利用这个“反面的教员”，充分利用这株“毒草”来做肥料，对我的斗争曾进行了近两个月（九月中到十一月初）。我已经坚决干脆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本来在这封信里不应该再说许多似乎为自己辩护的话，所以还多说这么几句，不过是为了让你知道，你的哥哥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右派，是一什么样的人。
　　虽然你没有像我这样的政治经历，但是也许也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没有比犯这样的错误更悲痛的了。这算是属于叛变性质的错误的，然而犯错误的人在犯错误的当时甚至以后很久都不知道自己已成为罪人了。忽然一旦发觉自己的处境的时候，那痛苦是远非“痛不欲生”这样的话所能形容的。有几个月，我天天半夜惊醒过来，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还是我不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应当有什么样的感情。
　　尽管有这种错误的出人意表的严重性质，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尽管从批判的角度来说，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共产党员了）我是不会逃避错误的。只要需要的话，我甘愿让革命踏着我的尸体前进。我向群众承认了一切错误，并且作了检讨。这些是被认为是好的，但是，尽管如此，党是大公无私的，它的纪律是铁的，处理还得严肃处理，我要痛苦地告诉你，我不但已被撤销领导职务，而且已被开除党籍。虽然如此，我也要告诉你，尽管我“触了这样大的霉头”，却并不是由于私怨，有什么仇人要整我，相反，领导上倒一直是关心我的，包括总理在内。然而党纪无私，我自己在白纸上写了黑字，砍也是砍不掉的。纵然有人想“救”我一把，也是没有办法的，“救”我的办法，现在只
能是斗争我，处分我。但是，我知道，党会继续关怀我，只要我在今后的考验中表明确能改正错误，我就一定能够恢复过去的荣誉和地位，并且继续前进。
　　但是，不容讳言，现在是我最困难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考验的道路是相当长的，而我的信心还有时不足，两脚还有时发软，我必得咬紧牙，鼓足气来接受这一考验。
　　我原来准备在最后处理以后，再把这信寄给你，最后处理本定下月十日结束，但是，现在忽然又推迟了，看来还得半个把月，为了怕处理以后，可能立刻走，我还是先把这信寄给你，无论如何处理的结果是定了的，开除党籍，降级撤职是一样都免不了的，我现在已经有五个月没有工作了，不过薪水还是照拿。 　
　　正弟：我初步要说的就是这些。这件事情，我瞒了家里快半年，现在至少必须对你说清楚。我的最后处理，不日即将作出，开除党籍，降个三四级，都是必然的。应我唯一的要求，是去农村参加劳动。这一点愿望，社长最近同我谈话表示，大致可以实现，我的事情，我不能再不告诉你们了。
　　想来想去，这件事件必须要告诉你，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父母亲知道，也不能让芍姊、小姊知道，至于应当不应当让侬姊知道，我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我想总是越少人知道越好），我要请你决定，但是就是你决定要告诉她，也必须先写信征得我的同意。
　　我现在就这件事情的家庭方面讲几句话。这件事情对我个人的物质生活与家庭生活无疑是有影响的，例如薪水收入就要减少几十元，但是这并不是很重要的。张贻已经证明是一个党在政治上的好同志，也是我在困难中的好妻子，几个月来，她表现了惊人的刚强与忍耐，处理了这样一个于她来说也是极其难堪极其矛盾的问题，她总是支持我而不包庇我，批评我而不疏远我，她负担着自己的、全家的以至我的感情重担，而表现得完全若无其事，我真是感激她到极点。对老家说，我认为对父亲母亲无论如何不必告诉他们，他们听了也许会急杀，而事情（从其世俗的方面说）却并没有什么严重。你们回家，说起我，可以只当无介事，他们也不会生疑心的。至于每月费用，我同张贻两人每月还有二百五十元以上的收入，按（月）寄回四十元是没有问题的。经此大波，过去大手大脚，马马虎虎的地方抓紧一点，估计每月多积的钱倒反而可能比过去多一点。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白李。从你和侬姊的来信可以看出你们是主张她回北京的，而且在无锡长（期）下去也有缺点。可以说，张贻和我在去年六七月间本来已经决定要她来了，但是不料，发生了我的问题。现在按照张贻的性格，她倒好像不在乎，而且很愿意白李来的。但是，我的考虑，在目前情况下，白李还是不来的好。第一，我下乡以后，张贻一
个人照顾三个孩子已嫌吃力，再加上一个实际上是不行的。第二，在我目前的处境下，白李来京，对她的（心）理状态很可能有不良的影响，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跟着我们只有好处。胖胖五零到底是小，不了解许多事情，但是白李是能领会的了。我相信，这个意见，你也会同意的。侬姊那里如果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她也会同意，如不告诉她，就要你另编些理由了。下面一个关于家庭的问题是以后三四年，我可能不会回家了。父母年纪大了，我这几年心里有打算，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是应当尽到儿子的职分的，然而现在，背负着这样重大的包袱，在得到机会把它卸下来以前，我是不会想回家的。正弟，我不是一个孝子，但是父亲从小教育我的封建感情，到现在还是强烈的，想到这个问题，我每每会泪下，但是，我现在宁愿负寡情不孝之名，而不愿在我摘掉帽子之前回家（现在回家，恐怕是要戴着帽子回的），带回我的恶名来增加他们的羞辱。正弟，多少年来，都是你代替我担负着对家庭的责任，解放以后，特别是这几年来，看到天下太平，我原来想，除了工作关系不能承欢膝下而外，其他方面是可以期望尽到儿子的职分了，然而不料，不自检点，居然出了这样简直不可思议的大毛病。写到这里，我的心里像绞一样的难过，然而，我又不能不再一次把责任推委到你和三位姊姊的身上。正弟，我不敢要求你原谅我，饶恕我，但是，我要请求你可怜我的不得已。
　　正弟：在你收到了我的信以后，请你立刻给我写一封信。要写得十分简单，但是要告诉我几件事，（1）收到我的信，（2）是否同意我对 白李的处置办法，（3）是否告诉侬姊，我想，恐怕侬姊还是得告诉，但是我一定要请示你的意见，你一定在得到了我的回信以后再告诉她吧。
　　正弟：你一定关心我的前途。我曾是情况知道得最多的人，但是现在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切都按照政策办事，我是彻底地被孤立了。每天我都一个人坐在我那空落落的大办公室里，看报，读书，写反省笔记，写思想汇报，除了参加一些极少的、人人都参加的会议而外，是绝对地不与人来往，只除了张贻，不过她是一个大忙人，一天要开好几个会，累得精疲力竭，同时她也应当同我“划清界限”，因此，就是我们也谈得不多，实在闷得发慌得时候，我就到城外去散步。你还记得那粪场旁的天宁寺宝塔吗？你以为很远吧，我现在随便一走就可以走到那个地方呢！
　　至于前途，处理是定了，就向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就世俗的意义上说，这可以说是很宽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简直照样吃饭穿衣，没有什么（也正因此，可以完全不必告诉父母），但是，就精神的意义上说，帽子要长期地戴在头上，要继续保持目前众人对我，我对众人的关系，而且，也不能不提到一个现实情况，这几年我实在是一个受宠过甚、踌躇满志的人，突然从云霄掉到深渊，从狂热之际归于冱寒，从自认满怀忠心而被认为叛逆，这个痛苦，我不能向你诉说。实在的，我并不知道有任何艺术作品曾表现过这样的痛苦。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也许我不该跟你说这么多痛苦，但是我可以说，正是因此，下乡劳动，现在是我可能得到的唯一最大的幸福，在紧张的、单纯的体力劳动中，在一个新的环境、新的人中间可以忘掉过去的一切而得到新的感情。有不少（人）上山下乡去了，但心里有顾虑，有疙瘩，但是我，我却把这当作现在能得到的最大的幸福。正弟，你能了解我吗？
　　正弟，我真不知道如何诉说自己的惨痛，但是，我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我还是可以恢复我的荣誉的。我定下了一个三年计划，如果还不行就来个五年计划，再不行就是十年计划，但是可能第一个计划就是现实的。在这个期间，我一定要争取摘掉帽子，然后，我还有信心，回到党的队伍里。固然，我现在是在极度的孤寂与耻辱中生活，但是，如我上面所说的，有不少负责同志是关心我的（就个人的角度说，我是好交结朋友的，说起来这些人，对我都还有较深的私交），他们都在期待我，在鼓励我，我的愿望是可以达到的。我希望父母亲能长寿，我还能以一个有荣誉的家庭成员同你们团聚。正弟，在这样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上，我万幸有张贻这样的妻子，给我以力量和支持，现在，我请求你，也助我一臂之力。
　　正弟：我现在想谈一谈，我的问题对你的意义。
　　我相信，我的问题一定会引起你的震动，让你震动吧，震动得越强烈就越好。
　　你应当从我的问题得出深刻的教训，毕生的教训。你应当明确地看到，你的思想是几乎是完全没有经过改造的，你出问题、出危险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你不妨把你的哥哥看成是代你受惩罚的一人，如果你不希望他再翻第二次跟斗（一个人短短的一生，这样的跟斗是经不起几次好翻的），你也就要立志不再陷他的覆辙。
　由于你目前特殊的情况，你没有参加整风反右运动，我实在为你惋惜失去这样一个机会，老实说不经过这个运动，你要知道今后如何进行思想改造，如何在社会主义时代“做人”，几乎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现在是后悔也来不及了。我但愿我的教训能够深深地刺痛你，让你能发愤补上这一课。正弟，市面上出版了不少反右的小册子、大册子，我劝你务必不要爱惜钱，统统去买来，好好地精读，一字一句地读他两遍三遍，拿来同自己平素的想法对照一下，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以后一言一动好心里长存警惕。另外，我劝你，把你的“江南园林”放一放吧！到图书馆去把去年四月以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好好地读一遍。花它个把月时间，如果你这辈子能免于遭受我已经受了半年，还要继续受几年的痛苦，这是十分值得的。开始有意识地自觉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吧！这是第一件我希望于你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你不能再做“梁上君子”了。无论如何，要立刻参加工作。否则太危险了。许多像你这样生活着的人都出了毛病。我寄给你一张剪报“王科一的道路”，我希望你拿他作为镜子来进行自我检查，你上次来信谈到就业问题，我在复信中劝你立刻找到工作，但是因为我没有把自己的问题告诉你也就没有说穿，现在，我代你拿主意，立刻进民用设计院去罢！不要再犹豫了。老老实实受一个组织的管束，什么个人志趣，个人事业，先抛开一旁，等到组织上同意你做的时候再做吧！脱离了组织，脱离了群众，脱离了革命的气氛，受不到教育，暂时也许会“免于一难”，但是终究要摔大跟斗。我虽然在组织中，但是这几年实在也是走顺风，太得意，太浮了，自以为一切都看穿，看通、看透了，然而结果竟摔了如此惨绝的大跟斗。你看看我的榜样，下定决心吧！愿你从现在起，即注意学习政治，学习理论，当然，我倒是一直学习理论注意政治的，但是我是以前的孽根
未除，苏共二十大以后看了无其数
的修正主义的东西，才出了问题。你现在学政治学理论，是不会碰到像我碰到的那类东西的。
　　以上，我以为都是你应当从我取得的大教训，也要取得小教训。用我自勉的话说，慎择交，慎择言，慎择书。我名慎之，然而却大不慎，出大漏子。希望你务必以我为戒，为人处世，说话做事，事事谨慎，谨慎又谨慎。像你那种烧利利的性子一定要改掉，庶几可以免于陨越。你现在见不到我，如果见到我，也许可以发现，我是换了一个样子了。真个是低头伏小，恻静无声了，然而我还害怕，我改得不够，对儿女，我的脾气还很暴烈，这说明内心还没有变透，你千万不要等到受了我这样的痛苦再改吧。
　　正弟：如果你看了我的信感到痛，那就痛吧！我只怕你不痛，我希望我的信会狠狠地刺痛你。如果你看了我的信，会感到吃不下饭去，会有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会像我一样不知其所以地在马路上狂走，那么，我只会感到，我的痛苦多少有一部分移植到了你的身上，是给你打了防疫针生了免疫力。正弟，我不会愿意你痛苦，然而，这一次我却不希望你轻心地寻常地看待这样一件事情呢！
　　正弟，我这封信原来在九月间就准备写的，张贻怕登报急坏了二老，早就写好一信给你打招呼，但是我估计不至于，一直到现在才写。写了一个头以后，又因为宣布二月十日就最后处理结束，我想等最后结果出来再告诉你，但是现在又拖下来。大致可以确定最后处理（开除党籍，撤职降级）至迟二月底一定完成，而结果大致是在宣布以后即同意我的要求下乡了（下乡的地方在冀中，是很富的地方，并不苦，我的下去，也决不会到强迫劳动那一类，不过帽子是要戴着的）。虽然这几个月是拖着，但是行动起来也可能很迅速。想来想去，把我的问题告诉你现在正是时候，我希望在一周以后得到你的回信，再给你写一封信，在下去以前再得到你一封回信。以后，同你，同父母亲，同伊白的书信往还就同一般下放一样，谈谈家常不必介意那过去的一段了。希望你接信后立即给我回信。信请写得简单些含蓄些，就可以了。
　　话可以说的也就是这些了，再谈一点俗务。我下去以后北京家里的物质生活是基本上不会有变化的，你不必为我担心，我只请你在旧衣服方面支援我一下，我现在几乎已没有布衣裳了，为了准备下放，买了一套新棉袄新棉裤，已把一家五口的布票用去了四分之三，单衣衬衣之类还缺得不少。我希望你为我收罗一下你自己和父亲的旧衬衣之类给我寄一些来（你的单衣，我大概穿不得不必寄，但有相似者给我当衬衣，倒是欢迎的）。我请你做这件事，实在是因为跟母亲说了她总是不寄，或者一寄就寄新的，很是浪费，这回我请你帮我办一办，我也恳求你，千万不要买什么新的，我收到了，心里会不知怎么难过的。另外，张贻现在已是忙到极点，我走了之后，为三个孩子张罗更是忙不过来了。白李的旧衣服，过去给孩子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但是母亲也总是无心想理出来，我也请你给我理一些出来，寄给我，不要以为女孩子的衣裳，其实五零五四都是可以穿的（包括旧鞋子，旧袜子，旧大衣等都可以）。这就算是对张贻的一个重大支持了。但是我也求你，千万别买一件新的，过去就因为你们寄新的，使我不敢再开口，请你们相信我这话是诚心诚意说的。
　　这封痛苦的信，就写到这里吧！我不知道要用什么话来结束这样的一封信。不论我现在陷身于如何的痛苦之中，请你相信，我还是有信心的，我可以经得这个严酷的考验，你不要为我担心，我只希望你，充分地从我身上得到尽可能多的教训，在你的人生之旅途上顺利地前进。
　　也许要几年以后才能再见了，我希望那时我能以不辱没我们家庭的荣誉的一员的身份与大家相见。白李这几年的教育是要拜托你了，希望你把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严格地要求她吧！

慎 之

（1958年）二月十二日

载《往事》第六十一期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主讲人：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