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我对于赵紫阳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晚年赵紫阳，已经告别了乌托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列宁主义，踏上了世界主流文明的道路。他明确指出：“没有什么特色模式”，“所谓现代化……就是要同西方现代文明汇合”， “同西方现代文明接轨”。“西方文明并不全是资本主义的，也并不是为资本主义所专有”，而是“世界潮流”，“应为全人类所共有共用”。
赵紫阳对于作为学者、思想家的马克思仍然给予高度评价，但他基于国内外实践的检验，已经放弃了对于作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说：“马克思的观点，确有乌托邦成分”。“马克思过去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有两点估计不足：一是对于资本主义容纳科学技术的能力；一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的能力。”“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是很大的”，“目前，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社会主义成分比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还多”。“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可走向现代文明，他只设想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这一条途径进入现代文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事实不符”，“私有制也能为社会带来繁荣，这是马克思所没能预见到的，但这却是资本主义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事实。”共产党“硬要推行‘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理想”，“实行的封闭极权统治比国民党还厉害，可以说，人民什么自由都没有。”“对于生产力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死人也是极多的。”
事实上，主张“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赵紫阳说：“经我和邓小平打了八年交道，摸清了他的性格，……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邓小平对所有制看得比较轻，对采取什么所有制形式并不在意。”邓小平并不排斥市场机制，也不死抱着公有制不放。他至死没有放弃的是列宁主义。正如赵紫阳所说，无产阶级专政—党专政—领袖专政的“整套理论是由列宁所创立，并不是马克思”；“这套‘领导人就是党’的学说是列宁所创立，并不是马克思”。“邓的指导方针是，经济上无论怎么改革都行，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都无所谓，但党的领导权力决不能放。就是说，只能单纯地进行经济改革，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绝对地不能动摇，这是邓的绝对定律。”“邓在政治上坚决走的路是党的领导权要集中，决不能分权”。告别列宁主义和邓小平的绝对定律，就必须如赵紫阳所说的那样，“结束一党专政的政体，实行现代民主政治”。而顾准已经指出：“现代民主只能是议会民主”，议会政治是“民主政治唯一实现的途径”。
赵紫阳高度评价顾准和李慎之。他说：“顾准是个大思想家。”“顾准、李慎之是大彻大悟者，已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决裂。”顾准的议会民主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界具有转折点的性质。我和何家栋在《顾准的议会政治思想》一文中指出了“他在议会民主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特殊意义与贡献”。“现在发掘大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所发掘出来的大部分民主的追求者，他们所憧憬的也只是南斯拉夫式的社会自治或者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像顾准那样直接指向世界文明主流的议会政治传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正是顾准思想最为可贵之处。”赵紫阳完全认同顾准的议会民主思想。他说：“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政体模式，固然要走向专制独裁的道路；就是实行直接民主这种政体模式，所谓人民当家作主也要走向无政府，最终也会导致独裁专政。”“现在世界上只有两种民主：一种是议会民主，有合法的反动派制约政府；一种是列宁式的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起来，实际形成为领导人的专政工具。”赵紫阳的最终选择是明确和坚定的：“议会民主是今后必走之路。”
赵紫阳这样谈论朱容基：“搞经济还是可以的，开始是我推荐去上海的，当时江泽民还不大同意，是我将了江泽民一军，我说听说朱容基去你们那里工作，你们不大同意是不是这样。江泽民说没有，没有。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定啦!是这样朱才去了上海。”“六四”之后，朱容基在支持邓小平重新启动经济改革和开放上是有贡献的，但他在实行市场经济方面的彻底性远远比不上赵紫阳。赵紫阳说：“看来朱容基是强调控制这一套办法的，还是计划经济思想体系。”“过去房维中和现在朱容基，也还是计划经济思想。”赵紫阳自己是主张实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的。他说：“如果改变所有制，实行私有化，如同实行市场经济那样，都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有利；应该说，也可实行私有化，来发展资本主义。”他还主张实行联邦自治制度。“最好让各省自治，就是让各省根据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各自去发展，那就会形成穷省有穷办法，富省有富办法，各省根据自己的能力条件去发展。”
此前我并不知道赵紫阳对朱容基的评价，但我和他在对朱的看法上是完全一致的。我在1999年的《朱容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是柯西金？》一文中指出：“朱容基有个绰号叫做‘经济沙皇’。这不仅表明他在经济问题上享有的最高权力，而且也反映了他在经济问题上的集权倾向。朱容基虽然为邓小平所赏识和提拔，但他更像是陈云衣钵的传承者。”“朱容基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导向上立场暧昧，人们难道能够指望他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具有民主化的导向吗？套用一句朱容基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话，这纯属天方夜谭。”“朱容基、江泽民这一代人，并没有实行邓小平所说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的全面改革的气魄”。“朱容基在江朱体制中的地位与作用，基本相当于柯西金，尽管他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为，将会胜过柯西金一筹。70年代初的苏联人，对于柯西金的好感和希望要超过勃列日涅夫，但是这并没有什么用。柯西金既当不了勃列日涅夫的家，也没有机会使自己的政治寿命超越勃列日涅夫时代。朱容基的命运大致如此。”
朱容基们既没有能力推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也没有能力启动政治改革，导致了制度性腐败、两极分化和社会断裂。赵紫阳说：“目前中国一半是市场经济，一半是计划经济，必然产生腐败官倒：政府管得越多，腐败就越厉害，经济效益也越低。”“这种借助权力形成的官僚资本，所产生的特权阶层，是要阻止市场经济向公平竞争的现代化方向发展，使市场经济向畸型的方向发展，成为腐败的市场经济。”这“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是“最糟糕的一种选择”。“这都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同步造成的。”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基本上属于经济改革的范畴，这种瘸腿的改革已经走到尽头了。今后的改革，必须是全面改革和宪政改革。这种改革要符合赵紫阳所说的三个特征：第一，“改革开放就是要扭转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使之向和平的方向发展”，各国“逐步联合，建立利益共同体，携起手来共同发展”。第二，“改革开放就是要把国家纳入现在世界文明和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去。”第三，“改革开放就是高举民主旗帜，要实行民主政治，结束无产阶级专政”，“使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产生多元化”。
最后，顺便指出《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涉及到我的一处错误。该书131页记述了1994年4月12日的谈话，内有宗凤鸣告诉赵紫阳：“对曾经被监禁后又被释放出来的异议人士，如陈子明、魏京生等便是这样，当地派出所和公安局二十四小时在家门口值班看守”。有关的事实是对的，但时间不对。我是在1994年5月14日凌晨第一次“保外就医”的，随即被公安局带到河北省平山县一带“打游击”，连续搬迁了四个招待所，6月8日方回到北京家中。此后才有公安局下属多个机构共五十余人“二十四小时在家门口值班看守”。或者是在4月12日的谈话中提到了魏京生而没有提到我；或者是在此后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我，但在整理记录的时候排错了时间。希望再版时能够更正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