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我出狱后与三个弟弟合影（母亲亡故，二弟坐牢）
五， 我与庭长孙白亮的一席话及其它
（第二十三章 一张纸举起的问号）
毛泽东死了，许多人活了。七九年以后，我在监内认识的人，阴一个阳一个的陆续开始平反。
我为胡薇薇、黄达成等友人的平反庆贺，但是对齐家贞我自己，在平反问题上我相当地冷眼旁观，与父亲不还我清白誓不罢休的态度天壤之别.
这不仅因为有父亲为平反打沖锋，我“大树底下好歇晾”，更因为我缺乏政治是非感，看问题很浮泛，感性肤浅，反应迟钝.二十年来，我已经习惯自己有罪，到底什么罪，为什么有罪？我不曾问过.还是那句话︰“电脑里没有设置那个程序”。
我不懂得作为一个人，应当拥有哪些天赋的权利，从而为捍卫自己的权利战斗；我不懂得国家政权与老百姓的正常关系，从而对这个政权的反客为主，倒行逆施产生正义的愤怒；我不懂得作为一个政党在政权中的合法地位和权力限制，以认识共产党一党专政是民主死敌的本质.同时，我没有任何的经历和相关的知识作为参照，去明辩生活中所见所闻所历的是与非，从而坚信自己无罪无错，产生一种不可遏止的要求伸冤的欲望。总而言之，一切就该如此，“存在即合理”。
我的态度像两旁偏倒的小草，与父亲截然相反，他的言行举止始终表现了做人的不二法则，像清教徒一样严正。
他既目睹了“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到底有多么的“暗无天日”，他也体会了“无比美好”的新中国究竟有多么的“无比美好”。二十多年的铁窗生活，使他看到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人权的漠视，对生命如草芥的冷酷，这不是只针对他齐尊周一个人和他的一家，不是只发生在一群人和这群人的家里，而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幌子下，遍及整个中国大地，祸及整个中华民族。从四九年走到七九年，父亲从三十七岁，人生中最成熟最有作为的年龄，走到通常人们认为的离高烟囱（火葬场）不远了的六十七岁，他付出三十年的岁月为代价，等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平反机会。
唯独因为父亲对人对事有严格的信条，唯独他有亲身的经历作参照，他对共产党专制独裁的本质才会有深刻的认识和痛恨，才会对那些与事实正好相反的扔在他身上发出恶臭的“罪名”难以忍受、愤怒万分。他认为共产党早就应当给他平反昭雪，早就应当为他们最大的罪恶暴殄天物——对人才的扼杀承担罪责了。
父亲伏案疾书，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写申诉信，寄向四面八方︰重庆市铁路局、重庆市法院、北京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重庆市政协、重庆市侨联……
我对父亲的冤狱愤愤不平，力主伸冤。我代表五姐弟写了一封信给江华，针对当时海外关系忽然粪土成金的现象说︰“早爱国不如迟爱国（当然，我不敢写上另外两句想说的话──迟爱国不如不爱国，爱国家破人亡），假如父亲四九年离开大陆，既避免了我们一家的灾难，也不会有要求你平反的麻烦，现在回国，还可以享受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殊荣，一举三得。”
父亲用血泪书写的数公斤重的信和申诉材料，除了花瓶单位“政协”、“侨联”的隔靴搔痒的答复外，没有一封回函，全都惨烈地死在不知哪个角落里了……
一九八一年，法院正式受理重审我俩案子后，心急如焚的父亲不计其数的去法院催案，每次去，法院都说太忙叫他耐心等待，都不会忘记问问，你女儿现在怎么样。
直到八二年春，区法院才在积案如山的繁忙中腾出手来正式重新审理我们的案子。
父亲的事情显得甚为单纯，第一次坐牢，集体加入国民党，后自动脱党，三个月挂名区分部书记；第二次坐牢更加简单，还是二十年前的“不知道”三个字，法院只叫他去问过两次。
我的事，倒搅得相当复杂了。
负责重审的是市中区法院的孙白亮庭长，他白净的皮肤，端正的五官，正派稳重的举止，温和轻柔的讲话态度使我吃惊，想不到名声恶劣的“公、检、法”机关里，竟有一位气质作风完全不同的法官，我信任与尊敬之情油然而生。在这位庭长面前，我完全有勇气讲真话讲人话。
我又看到了二十年前那本厚厚的，每一页都盖有我的大拇指印、我认帐不迭的口供笔录本。进监之前，我的确放过一些“屁”，打过一些“嗝”，逮捕后，为了迎合王文德的口胃，放了更多的“屁”，打了更多的“嗝”，现在彻底忘了个干净，想不起这个“潘朵拉”盒子里究竟关了些什么妖魔鬼怪，一时间坐立不安，紧张难耐起来。
孙庭长讲了他的开白场，他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你所有的交待，发现里面有许多水份，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除去这些水份，除去不实之词，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也许，因为时间太久，有的事情记忆不清，你不必着急，我们一起慢慢清理。”
我不再是一条鞭子下奔命的狗，我以人的资格告诉孙庭长事情的真实经过.他翻着那本记录，不时提一些问题.当他问道︰“你说过你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是吗？”我讲过这句可怕的话吗？为什么要讲？想不起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不胜惊愕，张口无言望着孙庭长.见我失神慌张的样子，孙庭长和霭地说︰“这样吧，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把你思想发展的脉络清理出来，写一个材料给我。看过材料，我们再谈。”
我从刚解放扭秧歌打腰鼓，重庆市第一批加入少年儿童队，带着红领巾慰问志愿军伤病员和父亲抱着椅子跳舞，高唱“走，跟着毛泽东走”，我们打心眼里热爱这个繁花似锦的新社会，热爱伟大的共产党毛主席写起，我写初中、高中因出身不好给我的压抑和痛苦，写高中时我把一切精力都用在读书上，希望考取好大学，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原子核物理。我强调两次去广州，最初和最终的动机都是出国读书，我还详述了王文德对我逼供、诱供和强加於我的思想罪行。
我写道︰“经过审讯后，我发现‘原来是这样一回事’。不是我自己清楚我是怎样一回事，而是别人告诉我‘你是这样一回事’。至此，我已经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老谋深算，刻骨反动的反革命恶魔了，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深深的悲哀。”
在写这份申辩信时，我第一次把屁股坐在“事实”的基础上，认真阅读了我的判决书，并非像二十年前坐在他们指定的“小铁椅”上，背诵判决书上的词句，以便认罪和深挖犯罪根源。
我顺着判决书上写的，用事实一句一句驳斥下去，最后我难以置信，它竟被我驳得一句不剩，换句话说，我一直信以为真的判决书，通篇似是而非，竟没有一句站得住脚.
材料的最后部分，我提到了蒋忠梅，在平反这件事上，我无法不提到她。
我写的材料解释了当时在撒不来谎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交待了别人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对朋友的背叛出卖，我痛恨自己。可是当有空子可钻时，我保护了蒋忠梅，把她讲的所有的反动话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说成是我讲的。我对自己李代桃僵的抉择并不后悔。现在，一切已成过去，十年牢我分分秒秒坐了，所有损失我斤斤两两承担了，我相信昨日的“风”吹不冷今天的“饭”，为了恢复事实真相，我把与蒋忠梅有关的往事讲出来，哪些话是她讲的，哪些事是她做的，不会给她的利益造成任何损害。
我简述了从六一年春末蒋忠梅作为经济户籍来我家发副食品票，我们相识并且迅速成为好友的经过.我说︰事实是，和蒋忠梅结识，对我思想的急剧发展起了极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我被逮捕的数天前，我讲过几句特别反动的话，这是和蒋忠梅竭力怂恿密不可分的。不过我说的反动话，仅仅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沖动，并没有身体力行。
这份材料我一律讲真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天大的责任该我承担，我认帐，不是自己的，再小我也得说清楚。进天堂或者入地狱，我不作考虑，只想据实陈述，图个痛快。对蒋忠梅，我只是把为她背了二十多年的那堆属於她的东西，物归原主，并不想惹事揭她的老底。
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我用词不得不字斟句酌，处处以拥护共产党毛主席，相信党的政策为前提。即便如此，当我把判决书上的“画皮”完全剥光之后，我为自己的勇气震惊.
材料交上去之前，我给两个人看过，其中一人说︰“你怎么这样傻，你应当把讲过的反动话一律否认掉。不然，他们会依此为据，维持原判。”
我愿意为诚实付出代价，一字未改交给了孙庭长.我对庭长说︰“凡是材料上提到的人，从现在开始我停止接触，以利你了解情况”。出监以后，我只同朱文萱、尹明善有来往，那段时间，我一个也不见。
两个月后，一天上午，孙庭长通知我去。他已看了我写的材料，问了一些问题，然后告诉我，他去北碚找了吴敬善，他不幸中风瘫在床上，几乎不能讲话。孙庭长也见到了朱文萱、尹明善，向他们了解到了一些情况.最后他提到了蒋忠梅，他说︰“蒋忠梅否认你材料上提到的问题，她说‘总不能为了自己平反，把责任推到别人的头上。’”
蒋忠梅会否认她做过、讲过的一切，我早有预料，否则，她的职业就光明正大了，而且，这也是她当公安走狗的特权。不过，我绝对想不到她会倒打一钉钯，我成为推诿责任的卑鄙小人了！
“杀人可恕，情理难容”，我火气一下子窜到头顶，站了起来，不知道要怎样发作才好。孙庭长进去倒了一杯温开水给我，叫我冷静，坐下来慢慢讲.他说︰“我知道你很生气，可以诚实地告诉你，我在法院工作了十五年，接触过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人，蒋忠梅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不自然的一个。你不要为此着急，她一个人的讲话不会影响你案子的处理，我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瞭解。”他告诉我，近期他可能会去广州一趟。
真的，我是个粗人，我才不在乎平反不平反，无论到哪里，我从来不把坐过牢放在心上，要不是父亲“拖着我跑”，我根本不会为这件事跨法院的门.
这次，整个重审过程中，我开心的是让我讲了真话，讲出这引起十三年十五年冤案的真实故事。讲真话其实是一种美妙的享受，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快乐的源泉，至於讲真话引出来的结果，我认为并不重要，我重视过程。蒋忠梅反咬我一口，我并非耽心这将影响我的平反──当时，我根本不知要平了反才允许出国──而是看到了人性中太丑恶太卑劣的一面，感到自己灵魂深处一种美好的情愫受到无可弥补的伤害。
中午，我回到厂里（当时父亲和我从电大回来在长江仪表厂上班），蒋忠梅那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怎么也放不下，我甚至可以想象她对孙白亮讲这句话时那种轻描淡写、意味深长的表情，就像过去无数次她对其蠢无比的齐家贞讲话那样。我既愤怒又痛心。忍到下午两点上班，我打电话给孙白亮︰“小人求见，现在。”
我回到了区法院，要求孙庭长不作记录，纯粹是一次私人拜访.我对“陌生人”的故事回避不提，只详细告诉孙白亮，朱文萱夫妇对蒋忠梅身份怀疑的几点根据，我的母亲和弟弟的同感，和我自己的一些新发现.我说我相信蒋忠梅是为公安局跑二排的。
听完了我的讲话，孙白亮庭长一点不惊讶。他说︰“公安局采用什么手段破案，它不会告诉法院，法院也无权过问。根据你讲的情况，蒋忠梅很可能就是你说的那种人。但这是一段时期的历史现实，是当时政策的产物，是上面的需要，而不是某个人自己想这样做。所以，你不能把责任归咎在个人身上。”
我答︰“你讲的有道理。如果那个跑二排的仅仅是混进去打听情报，或者最多顺水推舟帮着划了几浆，这种跑二排勾当的人，尽管见不得天，倒也可以不多责怪。”
想起蒋忠梅，我的气又冲上了顶：“但是，像蒋忠梅，她讲了很多具有极大煽动性的非常反动的话，一个人忙什么”单线联系“、”外围组织“、”发展对象“，什么”十六字纲领“，她是在画鼻子添眼睛无中生有。对於我这个刚出校门不久、涉世不深的年青女学生，蒋忠梅才是个货真价实的教唆犯，她已经不是一般的刺探，不是一般的告密，而是在这个所谓的反革命事件中，她当指挥，搞策划，一手制造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就像有的化学反应，没有催化剂的加入，反应不能进行。蒋忠梅不仅是催化剂，她还是参与化学反应的元素。没有蒋忠梅，就没有元素，就没有催化剂，”化学反应“就绝对不可能发生，这个反革命集团连影子都不可能存在。蒋忠梅搞二排搞得翻过了山！所以，事实上的主犯，不是我，更不是我父亲，而是蒋忠梅。我认为，公安局要承担审讯我时搞逼供诱供编织罪名的责任外，蒋忠梅也应当承担她翻过了山的那部份，那是个很重要的决定我命运的部分。”
见我愤怒地发出这么一长串连珠炮，忠厚长者般的孙庭长笑了，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把心里的怨愤发泄了一通，气消了不少，冷静了不少。我清楚地知道，道理上我是对的，但是，公安局是讲道理的地方吗？世界上如果只剩下一个地方不讲理，那就是公安局。它会承认蒋忠梅是给他们跑二排的吗？它会因为蒋忠梅跑二排跑过头而惩罚自己的忠实走狗吗？这简直是在与虎谋皮﹗事实上，公安局正鼓励这帮跑二排的人翻山，翻得越过越好，还因此给他们极大的奖赏.很可能，蒋忠梅对父亲和我的陷害有力，还受到公安局内部的通报表扬和获得巨额奖金，名利双收哩！想一想王文德是怎样审讯我的，他与蒋忠梅不是异曲同工有过之无不及吗？我齐家贞又能把王文德怎么样？啃他的头，梆硬，啃他的屁股，梆臭！“你该知难而退了。”我对自己说.
等我完全平静下来，孙庭长和颜悦色地同我交谈。他说︰“回顾一下你这个案子，你都接触的什么人。你去广州碰上莫斌、汤文彬，重庆遇上个蒋忠梅，后来又是这样一个审讯员，而你自己又胡诌乱说，整个事情你说像不像那么一回事。到了法院手里，已经没有一点办法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都希望要是当时没有判你那么重的刑期就好了，你就不会吃那么多的苦，遭受那么大的损失。我个人是很同情你的，包括当时判你刑的人（审判长杜德华，也已升为庭长）。”
孙庭长这番难得的很带人情味的话，温暖了我的心，我甚感安慰，气消了。
八二年九月三日，法院来电话通知父亲和我去一趟，可是父亲不在厂里，他到区政协开会去了。於是，改在第二天九月四日上午十时，那天，是母亲逝世十周年纪念日。
在提出申诉三年半之后，我和父亲并排站在一起由孙白亮庭长向我们宣布平反，就象二十年前我俩并排站在一起，由杜德华宣判父亲十五年我十三年的刑期一样。
我俩木无表情，对孙白亮庭长念的东西令人吃惊地无动于衷，倒是中途从楼上掉下来一条木块，打在玻璃窗上发出噹的响声，把我们昏昏欲睡的神经刺激了一下。父亲说那是妈咪打招呼，通知我们，她也在关心。
宣读完毕后，孙庭长对我说︰“齐家贞，你的案子有争议，但是，你的诚实拯救了你。”怪不得平反书上还留有我“与莫X汤XX相互说过些不满甚至反动的话，回渝后，还将莫、汤的反动言论向其同学、好友讲过，这显然是极其错误的”这样的尾巴。不过，它最后说︰“撤销本院（62）刑字第650刑事判决；对齐尊周、齐家贞宣告无罪。”对父亲第一次“历史反革命”罪的宣判是︰“撤销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一九五二年院特刑字第15号刑事判决；对齐尊周宣告无罪。”
我的三个叫化子朋友，朱文萱、吴敬善、尹明善，我挨打，他们也挨打，现在，我“坐席”（赴宴），他们也“坐席”，每人得了一张平反的纸。
顺便说一句，三个“叫花子”中，除吴敬善中风倒床外，风韵犹存的朱文萱是重庆市颇有名气的业余歌手，花腔女高音，同她走在街上，你得适应她像国王出巡，不断有认识她的人向她招手致意。尹明善既没有当成数学家，也没实现做作曲家的梦，现在是尽人皆知的重庆“轰达集团”总裁，全国最成功的私人企业家之一，全国政协代表。父亲齐尊周在被重庆铁路局抛弃、与英文隔绝三十多年后，当了工业局电视大学英语辅导老师；本人自学高等数学，成为同一个电视大学受欢迎的数学辅导老师。
如果不受人为的摧残，谁能估计这些他们称之为反革命的人，可能为国为民建立怎样的功勋。
蒋忠梅们也一样，虚掷了一辈子光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