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担心奥运:政府陋习远甚民众陋习

 

8月8日,北京奥运会正式进入一周年倒数计时。为此,主办该届奥运会的北京奥组委展开高调的宣传造势活动。与此同时,由法轮功和其他民间团体发起的“人权圣火”传递,也于8月9日在希腊点火。这两件事情,标志着,围绕北京奥运会的争议,进入白热化阶段。

针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媒体反复批评中共恶劣的人权纪录,中共方面强调“反对将奥运问题政治化”,还引用奥林匹克宪章中载明的“体育竞技不得有任何歧视”的原则,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然而,围绕奥运会,中共强化人权迫害,尤其强化对异议人士的监控,本身就是“将奥运问题政治化”;同时,中共为奥运会开出黑名单,将11类43种人排斥在奥运大门之外,专门下发所谓《关于严格开展奥运会及测试赛申请人员背景审查的通知》,更是公开歧视,公然违背奥林匹克宪章。

说到“奥运问题政治化”,早在1980年,中共就曾参与。当时,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半数国家,抵制并拒绝参加在苏联举办的奥运会,中国是响应美国号召、参与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国家之一。中共今天高唱“反对将奥运问题政治化”,显然是搞双重标准,与当年的“壮举”自相矛盾。

中共方面要求“外国媒体应提建设性批评”。事实上,外国媒体呼吁中共改善人权,停止迫害中国同胞,本身就是“建设性批评”,中共却置若罔闻。国际上的反对声音是:“宁要人权,不要奥运。”国内的反对声音是:“要奥运,也要人权”。这类要求,何其简单!毕竟,人权与奥运,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为减轻国际压力,中共当局也做了一些假动作,比如,从今年1月1日起,“允许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自由采访,无须经由外事部门批准。”然而,半年多下来,在外国驻中国记者中,40%的人表示,采访过程,受到中共各级政府的干扰;67.6%的人认为,中共没有兑现自由采访的承诺。这表明,中共依然是说一套做一套,有口惠而无实惠。

中共官员声称,北京奥运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民众的“陋习”,诸如乱丢垃圾、排队打尖、随地吐痰,等等。这种说法,实为顾左右而言他,避重就轻。企图把北京奥运的不良形象和可能的失败推到北京市民头上。

中共不断强调北京奥运会将带给中国或中国民众的种种“好处”。然而,为北京奥运修建的体育场馆达37个,连同庞大的开办经费,先后数次曝光的北京奥运总开销(数字来自中共官方或社科院),分别为85亿美元、380亿美元、670亿美元,各次曝光数字,差距奇大,而且越来越高,仿如无底洞。这是有史以来,全球最昂贵的奥运会。沉重的财政负担,将分摊在中国老百姓头上。中国民众为奥运买单,买下的,不过是中国政府的面子。

规模巨大的北京奥运工程,首先成为中共贪官污吏垂涎和争夺的肥肉。担任奥运建设总指挥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已经落马。当局不便公开刘某人在奥运工程上的贪污,只笼统地说,这名奥运建设总指挥“生活腐化堕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落马前不久,刘某人还曾在广播电台上与市民对话,题为《精打细算建场馆,着眼奥运谋发展》。沐猴而冠,冠冕堂皇。何等的金玉其外!何等的败絮其中!奥运建设总指挥因腐败入狱,这恐怕是奥运史上最大的丑闻。这种天大的丑闻,也只能、并必然发生在共产党中国。

这就是中共官僚的真实面目。由此推知,不管中共当局说什么、辩护什么,都毫无意义。比较民众的“陋习”和政府的“陋习”,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上行下效。围绕北京奥运的争议,将持续下去,事关人权,也事关腐败,更事关制度。北京奥运开幕之日,世界人民都将睁大眼睛。

铁 流:中共党内最大的右派——沙文汉和他夫人陈修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是中共党内最大的“右派分子”。时间刚好相距十年。

刘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中,直接被毛泽东迫害至死,其夫人王光美也被捕关押于秦城监狱,险被枪决。沙是上当受骗误中老毛“引蛇出洞”的奸计,于1956年在浙江省第二次党代会上发表了“要求实行党政分工”、反对“以党代政”的独裁专制的“一言堂”,而被打成中共党内最的大右派分子,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成为降职降薪六级的“高级贱民”(他降级降薪后还保留着行政十五级,至少衣食无忧,故为“高级贱民”)。1964年郁郁死于家中,没有祭奠,没有纸钱,留给儿女是一堆书籍、资料,二百元人民币存款。他的夫人陈修良,也和他一样生性耿直,胸无城府,矢志不渝地追求国家民主自由,因在 “整风运动”中向省委领导人的不良的思想作风和独断专横的霸气,提出尖锐的批评,又因1930年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时,曾对斯大林指派的校长米夫控制中国留学生有过不满,即以“反党”、“反苏”双重罪名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连降六级,被下到嘉兴农村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到残酷折磨,批判斗争,打吊捆绑,游街示众,剃阴阴头,坐喷气式飞机,整得死去活来差死于非命。1977年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获得“改正”,早已心力憔悴,再无斗志,于1998年11月怀着无限的爱和恨而死。

两个争民主求自由的英雄,一对恩恩爱爱的革命夫妻,一生历经艰险,出死入死,留下的是眼泪、不平、怨忿,道与谁说:“古今多少事?都在渔樵笑话中。”

沙文汉出身名门乃殷实之家,有弟兄三人,大哥沙孟海为一代名书法家(因受其弟沙文汉的诛连,所书题的杭州“灵隐寺”竟长期为当局凿去),二哥沙文求和他一样是个职业革命家,在大革命的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他原名沙文沅,字文舒,化名陈元阳、张登。浙江鄞县人。早年考入宁波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半年后转入甲种商业学校。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在宁波带头参加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爱国斗争。1926年夏毕业后回乡从事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成立村中共支部,任书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秋任中共宁波市委监察委员,兼管东乡农民运动。11月任中共奉化区委书记,参与组织发动奉化农民暴动。1928年1月转移至上海,考入东亚同文书院学习,担任共青团法南区委书记。1929年夏担任中共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7月赴苏联入莫斯科列宁学院深造,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30年结业后于5月回国到上海,被派任共青团法南区委书记。同年秋被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工人部部长兼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从事秘密的工会运动。1936年后参加文化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同年冬任全国各界救国会组织部干事。1937年春担任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参加重建统一的上海党组织的准备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并分管上海学委和文委系统工作,后兼省委军委书记、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参与领导开展苏南、苏北等地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春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1942年秋随省委撤到淮南抗日根据地。1943年起先后任中共华中局党校教务处处长、中共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城工部部长。国共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并分管南京、杭州的地下工作。1948年秋兼任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副书记,主持指导策动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和第二舰队的起义。毛夺取天下坐上紫禁城的皇帝宝座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厅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4年12月担任浙江省省长兼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

他的夫人陈修良素有“女中豪杰”之称。她原名陈秀霞,1907年出生于宁波市中心呼童巷一所四面高墙的古宅里,家境十分富裕。但她与其孪生姐姐刚出娘胎不久,年仅23岁的父亲即因病早逝。族人为争夺孤儿寡母的财产,不惜勾结官府,雇用流氓,使年轻有知识文化的母亲袁玉英,陷入霜刀风剑相迫的日子,加之又深受五四文化的影响,故常向女儿讲述白莲教、红灯照的故事,并特别崇拜秋瑾,常声泪俱下为女儿讲述秋瑾生平,教读秋瑾的诗句:“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和绝命词语“秋风秋雨愁煞杀人”;并告诉他们姊妹出生之日,正是秋瑾殉难之日,要她们成为救国救民的志士仁人。为把女儿培养为有用之材,不惜花去巨资聘请名师给两个女儿教授国文、英文、数学、书法,所以她自幼是个嫉恶如仇,好打不平的才女。1922年,年方14岁的她考进宁波女子师范读书,“五卅”运动后,陈修良提议成立女师学生自治会,被选为会长兼宁波学生联合会代表,积极领导学生运动,她还发表了《救时刍议》,被学校作为“赤色分子”开除。

1925年10月,她考入浙江省立女子中学继续学习至中学毕业。她回忆道:“杭女中特别令我高兴的是,我可以在课外自由地阅读党和团的刊物——《向导》、《中国青年》等,这些精神粮食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她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广东省共青团宣传部委员兼团省委机关报《少年先锋》编辑。由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推荐,她担任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向警予的秘书,由向警予介绍转为正式党员。1927年11月至1930年7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11月,她与共产党员沙文汉结为伉俪。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正式成立,沙为省委委员,她为妇委书记。1942年11月,她受陈毅的委派创办中共华中分局机关报《新华报》,任总编辑。后又在华中党校任党总支副书记。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中共为扩大势力范围结集华中分局大批久经考验的白区工作干部,从事恢复和开辟中共在华中各城市的工作。陈修良被任命为南京工作部长,次年4月受命带领一批干部潜入南京,与那里的地下革命力量汇合共同组建中共南京市委,她出任市委书记开展领导秘密工作。行前,其夫沙文汉挥笔写诗赠妻:“男儿一世事横行,帼国岂无翻海鲸?不入虎穴焉得子,如今虎穴是南京。”

当时南京是国民党统治中心,刀光林立,军警森严,无异于提着脑袋在玩。在这之前的中共南京市委组织,曾遭受过8次重大破坏,伤的伤,死的死,逃的逃,可她委采取了高度统一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活动形式,将党的上下级组织、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分开,在一些重点部门还建立了多个平行组织,以确保工作的连续。她还要求党员干部做到“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这种斗争策略不仅有利于中共党员在群众中隐蔽,也有利于在中共党组织周围组织起多层次的群众社团。

1947年初,国共两党内战全面爆发,国统区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经济危机加剧,国民党征兵征粮、加捐加税,造成民怨沸腾、民变蜂起,争生存、反内战的呼声一日高一日,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逐步将爱国民主运动推向高潮。根据中共上海分局的指示,陈修良领导南京市委毅然承担率先发动斗争的重任,在民盟等民主党派支持下,于5月上旬陆续在国立中央大学、私立金陵大学等,以争取公费待遇为由发动罢课、请愿,直至串联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代表参加。5月20日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当日,在南京爆发了5,000多名学生参加的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响彻石头城。自此,在蒋介石先生治下的各大中城市地下党机构均效仿南京“5。20”,发起了声势号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搞得国民政府焦头烂额,进退维谷,受到了毛泽东大加赞扬,亲笔写了《蒋介石政府已处于全民的包围之中》。认为此举是“继军事战线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谁知五年后却被视为南京地下党“成份严重不纯”是“特务党”,其中不少人受到肃整和关押,她也不得不离开南京去了上海和浙江。
 
由于南京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居于政治、军事、经济决策中心位置,就必然成为中共开展情报工作的重点地区和目标。陈修良除负责市委全面工作外,分管情报和策反工作。经过她精心谋划和运作,以中共党员为主体的南京市委情报系统组织十分精干,人员最多时约40人左右,凡国民党各关键要害部门都安插有耳目。在她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南京市委先后给老毛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对渡江战役、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中共政权的巩固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她还先后亲自策动国民党空军B—24重型轰炸机起义、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国民党军97师即首都警卫部队起义、江宁要塞起义,南京大校场机场塔台、431电台起义等。这些起义、倒戈事件由于发生在临近解放的前夕,因而具有特殊的军事、政治意义。
在1949年4月22日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决定弃守南京,并下令撤离时炸毁港口、火车站、机场、重要仓库等设施。由她领导的中共南京市委,立即组织的各种“纠察队”、“巡逻队”、“自卫队”和策动起义的约2000名警察和工委系统组织起来的几千名义务警察,联合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城市公共设施。南京解放时,除下关车站、司法部部分被烧外,其余均保存完好。全城水、电、电讯、轮船、火车、公共交通等均未停止供应和运行。当年领兵攻占南京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曾说,南京实际上是“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是有别于北平和平解放和天津武力攻占的另一种模式。这么一个有功于中共的老党员、老革命家,自全国解放后她和她的夫君沙文汉逐步被冷落排斥,最后挤身于右派行列成为万劫不复的“贱民”。“革命”不仅吞食了它诸多的同志、亲友、儿女,也吞食了像沙文汉、陈修良这一代为中华民族自由民主真正打拼的人!
 
我不是研究57右派的专家和学者,而是个彻彻底底的受害人。沙、陈是我的前辈,也曾是我们五十年代年轻人的学习榜样,如果他(她)们在1949年前死去,就是刘胡兰、江竹筠等堪称《红色记忆》中的英雄烈士。可是他(她)们幸存地活了下来,便是难以逃脱的叛徒、、右派,反革命。因为他(她)压根儿不是“无产阶级战士”,是戴着资产阶级原罪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仅因在上世纪二三十年的特定年代,受着马列主义新思潮的影响,接受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礼物”一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薰陶,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极为不满,加之又没有看请毛泽东两面三刀、假民主、真独裁的伪善面目,一个时候对外国洋胡子(马、恩、列、斯)寄于希望,对毛泽东和中共佩服得五体投地,视为国之希望,民之救星。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三年内战到新中国建国伊始,他(她)们都是披肝沥胆,忠实的拥护者、执行者、追随者,但随着各种不断的政治运动和人为的阶级斗争,他(她)终于发现毛不是马列主义者,更不是民主共和政体的奠基人,而是彻头彻尾扑杀民主自由的极权统治者,甚至不是解民于倒悬的明君明主。于是,有了不满与失望。在这不满与失望中只能作出两种选择,要么做新独裁者的帮凶,要么继续抗争?他(她)选择了后者,故在中共“整风运动”中,发出了不同调子的声音和音见,立即打出相府,成了所谓革命的反面教员——右派分子。我认为,沙文汉夫妇就是这类右派分子的典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美好幻梦落空的一个缩影,但不知这些迷途的羔羊一一千千万万民主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能否彻底批判这个残酷的历史现实?这是我的觉悟,也是我的忏悔。

杨宽兴:“爱狱如家”的豪气与精彩

 

网络能使人读到精彩的禁书。《中国第一罪——我在监狱的快乐生活纪实》是秦耕先生对一段坐牢生活的回忆,乍一开卷,便令人拍案叫绝,欲罢不能,废寝忘食,一气读完。读罢仍觉余香满口、余音绕梁——此番溢美是否言过其实,诸位可先行阅读,再作评判。

当然,监狱总不是什么好去处:狭小、阴暗、潮湿,囚禁秦耕先生的监狱,也大致如此。因为少了开阔、明净和干爽,自古人起,一旦与监狱扯上关系,便会有“牢狱之灾”的说法。这不是什么错误,对一个守法公民来说,身陷牢狱,自是莫大的灾难,但在秦耕的回忆中,却无灾难面前的恐慌、沮丧和焦虑,相反,正如该书书名所言,秦耕的监狱生活是“快乐”的。

尽管阴暗潮湿的环境使秦耕的腿部湿疹发炎、流血流脓、浮肿到无法行走,而食物缺乏更导致长期饥饿,以至于“我还记得在那次与父亲难得的会见中,我告诉他,希望以后不要给我送吃的东西,理由是:肚子每天都饿,你送来的东西只能管几个小时,管不了每天;吃完之后几个小时又饿了,而且饿得更强烈、更难受,如果因为吃了腥荤消化不良造成拉肚子,还得不偿失。”可在秦耕笔下,这些不够快乐的监狱生活构成只是一些细枝末节,他不仅笑着入狱,笑着出狱,而且做到了将监禁生活的每一天都过得有滋有味。这种快乐的“感受”,即使对有过坐牢经历的人可能也是具有吸引力的。

秦耕先生的文笔美而精练,史料之外,兼具文学价值,因为这个缘故,我一度怀疑他的所谓“快乐”,只是一种“零度写作”的技巧。然而,作为纪实,所写又是亲身经历,作为具有痛感的人,饥饿和病痛面前,如何能够“零度”得起来?清代方苞的《狱中杂记》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该文展示的狱政弊端,至秦耕时代尚未结束,但作为文人书生,方苞身处监狱时的震惊感,在秦耕这里确确实实已不存在。1989年,秦耕先生的牢狱之灾是他生命中的第一次经历,但秦耕先生在入狱前已有充分思想准备,所以,《中国第一罪——我在监狱的快乐生活纪实》中的秦耕先生虽然面对的是无法预知刑期的“中国第一罪”,却无慌张,也无焦虑,仿佛他不是被囚禁在陕西的监狱,而是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度假。

那么,秦耕先生的从容快乐是否是一种矫情?

从文中透露的秦耕先生的经历看,他曾是一个年轻有为的机关工作人员,但当干部年轻化和知识化的东风吹落他的头上,他拒绝了被提拔为局长的机会,局长属于官员序列中的低层级别,但在一个县城里,那可就属于中层干部、是手握实权的人物了,而且,当时的秦耕先生年仅23岁,前途不可限量。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由化思潮”影响下,秦耕想都不想便拒绝了做官的机会,此后,秦耕走的实际是一条民间学者的道路。拒绝体制的招纳、并且绝不以此作为博取“名士”声誉的策略,或许只在秦耕成长的时代才成为具有文化支撑的人生模式,此一模式的放大,便是民间社会自觉意识的生成。由于这样的人生选择,秦耕主动远离权力、贴近民间,这就使他与方苞的士大夫心态迥然不同,对他来说,入狱不过是从民间的一个角落走入另一个角落。

正是这种主动自觉的民间身份定位和追求,使秦耕先生既不以官为荣,也不以囚为耻。相反,活在一个罪恶的时代而飞黄腾达,正是一个人的耻辱。在六四这样一个善恶分明的历史时刻,秦耕先生“甚至固执的认为,在中国,作为一个清醒、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被抓进监狱就是必然的命运,否则就一定是在罪恶面前有意沉默、有意回避和暗中屈服;监狱,也只有监狱才能洗刷一个知识分子在专制面前表现出的懦弱、恐惧、麻木、选择性沉默或精明算计而蒙受的层层羞耻,才能与专制罪恶保持起码的距离。”

有了这样的意识,入狱便是心灵的自我救赎。当高墙挡住了外视的目光,人就很自然地转朝向内的自视,在一个知识分子而言,这样的内视正是难得的契机,也就是说,监狱囚禁了人的身体,却未使之丧失心灵的自由,乃至于我们可以说,监禁成就了秦耕先生的自由。

当然,《中国第一罪——我在监狱的快乐生活纪实》并非秦耕先生的心灵独白,也不是卢梭式的漫步遐思,佛家有云:一树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对乐观、积极地热爱生活的秦耕先生来说,监狱还是他接触特殊人群的独特视角。草根的秦耕与儒雅的杨建利不同,同是坐监的政治犯,杨建利先生从不打探身边囚犯的案情,只以人与人的平等姿态与之相处,由此赢得了囚犯的尊重与敬佩,秦耕的做法却是与囚犯“打成一片”,短暂的戒备之后,秦耕便与同室囚犯“情同手足、亲如兄弟了”,他不仅详细了解并记录同室囚犯的案情,还兴致盎然地参与各种囚室内游戏,直至恶作剧般地捉弄看守警察。《中国第一罪——我在监狱的快乐生活纪实》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普通刑事犯罪者的故事:飞檐走壁的关双喜、行窃乡里的张新良、“撮”瘾甚大的少年赵红兵••••••这不是法制类报纸居高临下的报道,也不是以讹传讹的民间故事,而是对身边人的真实记录,为研究当代中国底层生活提供了真实的范本,这些故事自然穿插于书中,连同秦耕对监狱管理者的观察与记录一起,使《中国第一罪——我在监狱的快乐生活纪实》成为一本可读性极强的社会记录。司法制度掌控者大概无法想象,将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混同关押的做法,一方面增加了政治犯对社会底层生活的了解,一方面也让政治犯的思想影响波及最底层的社会人群。

实际上,秦耕的快乐生活在我看来并不快乐,当同室囚犯为能拣到一个看守丢弃的烟屁而制定复杂周密的“香烟行动”时,我们能够想象监狱生活的单调、困乏和无助,但无论会见亲属时提出的“三不主义”,还是戏弄女警官卢某时的“不怀好意、不露声色”,都显示出秦耕先生“蛮不在乎”的性情,而这些都发生在六四刚过、第一罪的刑期长短尚在未定之天的时候。如果说解除收容审查时秦耕的“表演”比较容易理解(“我想了想,觉得也表演得差不多了,就说:‘把笔拿来!’于是我在解除收容审查通知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那么,从抓捕到审讯以至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他却总能以这种幽默、快乐的心情坦然面对,不能不说是一个“奇人”了。

“奇人”非指具有特意功能、而是那些行为处事超出一般想象的人。面对秦耕的如下文字,谁能不为之称奇称怪:“我在监狱反复争取、申诉、抗议,要求得到的选举权,其实就是准备再投一次庄严的弃权票。后来监狱正式投票时,有人鼓动大家抵制,郭铁汉表扬说秦耕还不错,还主动要求参与选举,我说:不,我是为了投弃权票才争取投票权的。”其实,类似的怪人并不少见,如果由一个人所处的交际圈子而判定其是否奇人,那是一种愚蠢到家的做法,可是,十多年间,在政治异议这个圈子里,着实可以见到许多既奇而怪的人士,由于这个缘故,初识任何一个形容衣着寒怆的前政治犯,我都不敢怀有轻慢之心,在他们的背后,往往有着曲折离奇的故事,有着一份干云之豪情,即使多年的底层生活已经打磨掉他们脸上的棱角••••••

由于一个足够强大的内心世界,由于对良知与正义的自信,监狱的墙壁对秦耕这样的政治犯来说,实在是不够坚硬的,如果一个人铁了心要趟一趟监狱的“混水”,那么,空洞的四面墙又算什么?“我要认认真真、一本正经、心安理得的度过我的监狱时光,因为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作为这个监狱后来的囚犯之一,我在监狱期间,脑海中从未闪过越狱的念头,甚至我希望自己被关押得更长久一些,因为我坚信坐牢与中国人的自由直接相关,坐牢的人越多,中国人离自由的距离就越近;不再惧怕监狱的人越多,中国人得到自由的机会就越大;只有在监狱再也无法使人们感到恐惧、再也无法使人们屈服时,只有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慷慨赴狱,把监狱变为不是惩罚罪恶的场所而是反抗罪恶的场所时,只有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心确信中,把坐牢当作最高奖赏、最高享受和最高荣誉而不是一种拙劣的惩罚时,只有当一个知识分子光荣入狱、更多的清醒者就迫切等待自己也光荣入狱的时刻来临而不是莫名恐惧、竟相逃避甚至互相推委时,中国人才能真正获得希望!”

一个“认认真真、一本正经”选择监狱生活的人必是一个傻子,但秦耕这个清醒、自信而又快乐进出监狱的傻子,却会让很多聪明人怀疑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信念:监狱是否是世间最不可承受的痛苦?如果入狱是一种莫大的荣光,知识分子的莫名恐惧和竟相逃避是否不过是一种胆怯和无力把握生活的表现?也许,种种现实因素使我们无法象秦耕这样坦荡、快乐地走进监狱,但由于秦耕先生的快乐的监狱生活,“我们要战胜内心的恐惧”、“勇敢说”不就是一种基本的人生境界和修为吗?人们未必敢于追随勇士所为,但当勇士将勇敢者的游戏玩到如此精彩,使人读来欲哭欲笑,苦笑不得后不由击节赞叹,人们难道不会萌生出寻求快乐与精彩的冲动?生活未必需要悲壮,毕竟却总不能少了快乐。

内心世界充盈的秦耕让我们明白了快乐的源泉在哪里,这与一个人身处的环境无关:监狱中同样会有快乐,脑满肠肥的优游同样可以使人失去生活的兴致。当然,舍身入狱未必关乎政治追求,我们知道秦耕是不喜做官的人,大到局长、小到牢头都引不起他的兴趣,他只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知识分子,仅仅为了“不肯继续以猪狗的方式接受奴役”而借监狱洗除耻辱而已。这甚至算不上富有策略的政治抗争,在“自由本身就是罪恶”的地方,他的入狱仅仅是为真正做一个人。

入狱并非实现做人愿望的唯一方式,但对1989年的秦耕来说,他无悔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一般来说,异议者的第一次入狱多不能令自己满意,秦耕却能在离开监狱之际“看着他们尴尬的样子,我大声说:‘其实我最后想告诉你们的是,监狱对我没有任何改变!我进去时满面笑容,今天我依然笑着走出来。’”这是足可让他可以骄傲一生的经历。自由民主必胜的未来预期之下,无须以短暂的成败来论英雄,对秦耕来说,在1990年他就已经取得胜利,他战胜了监狱,更重要的是战胜了自己,并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战胜了卑琐和恐惧,同样重要的是,他还以一本书战胜了一个读者的懦弱:种种现实牵绊之下,我不敢说自己能够达到秦耕先生的人生境界,但是,如果有一天被迫再次面对高墙,我希望能象他那样活得平静一些,快乐一些。

谢谢秦耕先生以及秦耕先生的作品!

武宜三:反蒋功臣如何变成了右派分子?--再论右派分子刘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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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至少有一百万热血青年们和知识精英一夜之间由革命左派、天之骄子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试图从受害人本身的角度来探索其中的变化机理。本文再以《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右派分子刘时平作个案分析,结论仍然是:这些当年的热血青年们和知识精英在不择手段地用造谣、诬陷、栽赃、欺骗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时候,就已经为他们自己后来当右派分子挖好陷阱,他们吞下的只是自己亲手种的苦果罢了。同时我又提出一个疑问,今天在台上张牙舞爪、为维护一党专政的狗崽子、狗崽女、或准狗崽子、准狗崽女们,会不会有一天又变叛徒、内奸、工贼、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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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几个有心的朋友发起寻找右派分子、为反右派运动受难者建立网络纪念碑的活动,这个网站由于几个义工的共同努力,基本框架已经搭起来了,我诚恳邀请朋友们都来做纪念碑的搬砖工,为现在的虚拟纪念碑和将来的黑色大理石纪念碑添砖加瓦。欢迎大家光临http://www.ziyouren.org/index1.htm,并予批导和支持。我有幸参与做一些收集资料的工作;在翻查大量资料过程中,发现许多右派分子其实都是反蒋的勇士、中共的功臣,是如假包换的真正左派。如葛佩琦,明明是心甘情愿地把脑袋别在腰带上,深入虎穴替共产党去做间谍的,为共产党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在档案室里也有案可查,许多当事人都健在;然而,毛泽东偏要咬他是“国民党的少将军官”,要诬陷他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而他的战友、上司和下级,统统都装聋作哑,见死不救,有的还落井下石。《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右派分子刘时平也有同样遭遇。

反蒋勇士成了右派分子

刘时平,原名刘光兴,笔名胡笛。出身于内蒙古包头市临河城内一个商户之家,其父刘福中,曾任临河商会会长,是开明士绅。一九三六年刘时平在归绥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受学友影响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刘时平到山西岢岗八路军一二零师民运部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奉中共之命,赴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当了“职业学生”。任文学院党支部委员、书记,以“爱国抗日”之名,大搞学潮,破坏抗日后方的团结安定。

一九四一年所谓“皖南事变”后,遵照中共“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他先后在云南石屏师范学校、云南滇缅铁路督办署、昆明青年会军人服务部、贵阳汽车运输处、《星期周刊》、重庆中央分社等处潜伏,从事破坏抗日、宣传暴力夺权、分化拉拢、窃取情报等颠覆民国政府的活动。

利用枪击事件,煽风点火

一九四五年初,刘时平这个职业学生又根据共产党的决定,回到西南联大,并兼任云南《朝报》、《和平日报》记者。在此期间,他参加著名的“一二•一”学生运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晚,反对执政党、颠覆现政权的李公朴教授被枪击事件发生后,刘时平急忙奔赴云大医院探望李公朴及其夫人张曼筠女士,煽风点火,演了一场“激愤的怒火燃遍全身”的活剧,鼓动几个记者跑到军事治安当局聚众上访、无理取闹。

枪击事件后,出现“会不会是地方势力有意造成这类事件,企图分裂中央与民盟的合作感情”,甚至“李公朴是共产党阴谋杀害”的分析,本是正常。但刘时平却一口咬定是“国民党反动派暴行”,极尽造谣中伤、颠倒黑白之能事。惟恐天下不乱的刘时平主动向中共地下党和学联请求去上海“报导事件真相”。经上级同意后,刘时平只身飞往上海;在《文汇报》记者唐海配合下,连夜写出李公朴“遇害”新闻稿,用“本报加急电”在第二天发表。刘时平一面承认“李公朴先生这次在昆明惨遭暗杀,不治殒命,虽然事实真相,到现在未下判断,还嫌过早”,一面又大言不惭地以昆明人民代表自居:“生活在昆明的人,都异口同声而且毫不犹疑地说:这是特务的暴行,这是好战的反动派将在昆明施行恐怖政策的信号。”文章最后写道:“公朴先生惨遭暗杀,他英勇而安详地离开了我们,这一个民主的斗士,青年的导师,他的肉体虽然在十六日用烈火化烬了,但是,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却永远活在大众的心窝里。” 中共享李公朴的血为自己涂上了一层“民主、抗日”的油彩。

嗣后,刘时平又受吴晗之邀在民盟在沪委员会紧急会议上介绍李公朴被害经过,并决定召开李公朴先生追悼大会;于是“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便从昆明飞到上海、传向全国、传向海外,栽赃成功,成了“铁案”。刘时平、吴晗万万没有想到,十年和二十年以后他们便遭到了“报应”:刘时平成了肃反对象和右派分子,吴晗成了三反黑帮。

写到这里,我又想提出一个疑问,今天在台上张牙舞爪、为维护一党专政的狗崽子、狗崽女、或准狗崽子、准狗崽女们,例如薄熙来、安民、邓林会不会有一天又变叛徒、内奸、工贼、特务、卖国贼、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呢?

“沈崇案”的始作俑者

中国共产党从它哇哇坠地那天起,就一直在制造寃假错案,杀AB团、肃托、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彭德怀里通外国、佘祥林杀妻、聂树斌强奸杀人,可以说无案不冤,有反必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所谓“美军强奸沈崇案”的疑点,几十年来不断的被提出来。最新证据是:作为报导这宗案件的通讯《沈崇小姐》的泡制者刘时平,在报导这一事件的时候,采取了极不严肃的手法。可以说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传奇记者刘时平》吹捧他“一生为党的事业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工作”,而泡制“沈崇案”就是刘时平的一个丰功伟绩。《传奇记者刘时平》承认:为“向社会公布真相,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北平《益世报》采访部主任的刘时平,千方百计查询沈崇的确切身世。”查真相变成查身世,目的仅仅是“掀起反美反蒋的高潮”。

刘时平,在事件“发生”后,先到北京大学,又到辅仁大学,再到北京大学,靠当时的采访自由条件,查到了“沈崇是先修班法文组新生,住在北平东城八面槽甘雨胡同十四号的表姐家;沈崇祖父沈葆桢是清朝两广总督,父亲是国民政府交通部的处长;沈崇性格沉静,举止文雅,平日深居简出,与美军素无来往,是一个正派、朴实的女大学生。”也就是说,刘时平当时并未见到当事人沈崇;他仅以“身世”为满足,凭以上一点数据连夜“赶写”了通讯《沈崇小姐》,就寄到上海他任特邀记者的《上海晚报》登了出来。该文写到:“圣诞之夜,在华灯初上的时候,美兵两名竟敢公然在北平东单练习兵场强奸年方十九龄之女大学生。”居然写得有声有色、如历其境。于是中共北平地下党学委(南北系)便借机生事,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三十日掀起了一场“抗议美军暴行”、以推翻合法政府为目的的动乱。

值得注意:宋美龄亲自到特别军事囚禁所,恐吓嫌犯皮尔逊:“要知道你这不是一般的强奸罪,你强奸了美国的援华政策,强奸了中美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你的案情不但惊动了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连美国总统先生都拍着桌子骂你。”宋美龄犀利的言辞使皮尔逊仿佛尝到坐电椅或处以极刑的滋味儿,连忙向夫人求饶。宋美龄拿出一卷纸:“只要你写一份真实的认罪书,我一定在美国总统面前说情,最多判你十五年徒刑,决不会处死你!”美国军事法庭果然判了皮尔逊十五年徒刑。(《人民文摘》,二OO三年 第十期)宋美龄为什么要这样做?是迫于舆论压力还是有什么特别原因。但这样做,显然就是干预了司法,使案件得不到公正审理。果然,不久美海军法务长官复审皮尔逊案,便认为强奸罪难以成立。只好把皮尔逊无罪释放,恢复原职。

窃取国民党偷袭西柏坡的情报

一九四八年九月辽沈战役打响后,蒋介石从沈阳来到北平部署剿共,决定趁冀中共军兵力空虚之际,组织一支快速部队,打着“援晋”的幌子突袭中共中央所在地石家庄,端掉中共中央,打乱解放军的指挥系统。其时北平新闻界的外勤记者联谊会组织了到傅作义的骑兵十二旅驻地涿州采访的活动。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刘时平等亦以北平《益世报》和《平明日报》记者身分前往,恰好骑兵十二旅旅长鄂友三是刘时平的中学同学和老乡,故他们到涿州,很受鄂友三的欢迎,以贵宾相待。刘时平借机写了吹捧鄂的文章,鄂友三更加信赖他,同学加老乡的关系更加牢固。回到北平后,刘时平继续以《益世报》采访部主任的身分与鄂部军官混在一起,吃饭喝酒,在席间了解有关军事动向。

当刘时平得知十月二十三日华北“剿总”开了一次紧急秘密军事会议时,他就以同学、老乡关系请鄂友三及国防部保密局华北站长兼“剿总”爆破队长杜长城、宪兵三团营长刘建龙饮酒欢聚。席间刘时平一面殷勤劝酒,一面设词激将:“老傅升任一年了,继庄疃之后连吃败仗,满城进剿,弄得十二旅好惨。咱察绥人真他妈窝囊!”鄂、杜属蒋介石嫡系,对傅作义反感颇深,听了刘时平的话,更是牢骚满腹。鄂友三趁醉叫道:“委座有令,要老傅明天就去端共产党的老窝。这次兄弟要大显身手了。”刘时平如获至宝,冒着极大危险,立即通过地下党崔月犁等人,把这份关系重大的紧急军事情报送到了周恩来手里。

结果,鄂友三的骑兵溃败而逃,傅作义部损失兵力三千七百余人,国民政府又一次蒙受重大打击。刘时平功劳可谓大矣,他确实是“一生为党的事业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工作”。然则,这样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者,最终却成了反革命,而且是夫妻同榜。这是为了什么?

成了肃反对象和右派分子

刘时平为党、为革命事业做了“太多”鲜为人知的秘密工作,所以到了一九五五年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时就说不清楚了。他的党和同志们反而要对他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了;以至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妻子蒋如芝要出来为丈夫鸣寃叫屈:“大刘不是反革命,把他斗错了!”等到反右派,蒋如芝就顺理成章变成了攻击肃反的右派分子。接着,说刘时平是蒋如芝的幕后操纵人:“如果不是幕后操纵人,蒋如芝怎么知道把大刘斗错了?”于是,刘时平成了没有说话的右派分子。“你没有说话,骨子里也是反党的!”刘时平的党和战友们这样对他说。

当年刘时平这些热血青年们不择手段地用造谣、诬陷、栽赃、欺骗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时候,就已经为他们自己后来当右派分子挖好陷阱了,他们吞下的只是自己亲手种的苦果罢了。                      

  (2007年8月3日校正)

齐家贞:我的 XX / 7 和我(5)我与庭长孙白亮的一席话及其它

父亲和我出狱后与三个弟弟合影(母亲亡故,二弟坐牢)

五, 我与庭长孙白亮的一席话及其它

(第二十三章  一张纸举起的问号)

毛泽东死了,许多人活了。七九年以后,我在监内认识的人,阴一个阳一个的陆续开始平反。

我为胡薇薇、黄达成等友人的平反庆贺,但是对齐家贞我自己,在平反问题上我相当地冷眼旁观,与父亲不还我清白誓不罢休的态度天壤之别.

这不仅因为有父亲为平反打沖锋,我“大树底下好歇晾”,更因为我缺乏政治是非感,看问题很浮泛,感性肤浅,反应迟钝.二十年来,我已经习惯自己有罪,到底什么罪,为什么有罪?我不曾问过.还是那句话︰“电脑里没有设置那个程序”。

我不懂得作为一个人,应当拥有哪些天赋的权利,从而为捍卫自己的权利战斗;我不懂得国家政权与老百姓的正常关系,从而对这个政权的反客为主,倒行逆施产生正义的愤怒;我不懂得作为一个政党在政权中的合法地位和权力限制,以认识共产党一党专政是民主死敌的本质.同时,我没有任何的经历和相关的知识作为参照,去明辩生活中所见所闻所历的是与非,从而坚信自己无罪无错,产生一种不可遏止的要求伸冤的欲望。总而言之,一切就该如此,“存在即合理”。

我的态度像两旁偏倒的小草,与父亲截然相反,他的言行举止始终表现了做人的不二法则,像清教徒一样严正。

他既目睹了“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到底有多么的“暗无天日”,他也体会了“无比美好”的新中国究竟有多么的“无比美好”。二十多年的铁窗生活,使他看到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人权的漠视,对生命如草芥的冷酷,这不是只针对他齐尊周一个人和他的一家,不是只发生在一群人和这群人的家里,而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幌子下,遍及整个中国大地,祸及整个中华民族。从四九年走到七九年,父亲从三十七岁,人生中最成熟最有作为的年龄,走到通常人们认为的离高烟囱(火葬场)不远了的六十七岁,他付出三十年的岁月为代价,等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平反机会。

唯独因为父亲对人对事有严格的信条,唯独他有亲身的经历作参照,他对共产党专制独裁的本质才会有深刻的认识和痛恨,才会对那些与事实正好相反的扔在他身上发出恶臭的“罪名”难以忍受、愤怒万分。他认为共产党早就应当给他平反昭雪,早就应当为他们最大的罪恶暴殄天物——对人才的扼杀承担罪责了。

父亲伏案疾书,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写申诉信,寄向四面八方︰重庆市铁路局、重庆市法院、北京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重庆市政协、重庆市侨联……

我对父亲的冤狱愤愤不平,力主伸冤。我代表五姐弟写了一封信给江华,针对当时海外关系忽然粪土成金的现象说︰“早爱国不如迟爱国(当然,我不敢写上另外两句想说的话──迟爱国不如不爱国,爱国家破人亡),假如父亲四九年离开大陆,既避免了我们一家的灾难,也不会有要求你平反的麻烦,现在回国,还可以享受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殊荣,一举三得。”

父亲用血泪书写的数公斤重的信和申诉材料,除了花瓶单位“政协”、“侨联”的隔靴搔痒的答复外,没有一封回函,全都惨烈地死在不知哪个角落里了……

一九八一年,法院正式受理重审我俩案子后,心急如焚的父亲不计其数的去法院催案,每次去,法院都说太忙叫他耐心等待,都不会忘记问问,你女儿现在怎么样。

直到八二年春,区法院才在积案如山的繁忙中腾出手来正式重新审理我们的案子。

父亲的事情显得甚为单纯,第一次坐牢,集体加入国民党,后自动脱党,三个月挂名区分部书记;第二次坐牢更加简单,还是二十年前的“不知道”三个字,法院只叫他去问过两次。

我的事,倒搅得相当复杂了。

负责重审的是市中区法院的孙白亮庭长,他白净的皮肤,端正的五官,正派稳重的举止,温和轻柔的讲话态度使我吃惊,想不到名声恶劣的“公、检、法”机关里,竟有一位气质作风完全不同的法官,我信任与尊敬之情油然而生。在这位庭长面前,我完全有勇气讲真话讲人话。

我又看到了二十年前那本厚厚的,每一页都盖有我的大拇指印、我认帐不迭的口供笔录本。进监之前,我的确放过一些“屁”,打过一些“嗝”,逮捕后,为了迎合王文德的口胃,放了更多的“屁”,打了更多的“嗝”,现在彻底忘了个干净,想不起这个“潘朵拉”盒子里究竟关了些什么妖魔鬼怪,一时间坐立不安,紧张难耐起来。

孙庭长讲了他的开白场,他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你所有的交待,发现里面有许多水份,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除去这些水份,除去不实之词,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也许,因为时间太久,有的事情记忆不清,你不必着急,我们一起慢慢清理。”

我不再是一条鞭子下奔命的狗,我以人的资格告诉孙庭长事情的真实经过.他翻着那本记录,不时提一些问题.当他问道︰“你说过你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是吗?”我讲过这句可怕的话吗?为什么要讲?想不起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不胜惊愕,张口无言望着孙庭长.见我失神慌张的样子,孙庭长和霭地说︰“这样吧,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把你思想发展的脉络清理出来,写一个材料给我。看过材料,我们再谈。”

我从刚解放扭秧歌打腰鼓,重庆市第一批加入少年儿童队,带着红领巾慰问志愿军伤病员和父亲抱着椅子跳舞,高唱“走,跟着毛泽东走”,我们打心眼里热爱这个繁花似锦的新社会,热爱伟大的共产党毛主席写起,我写初中、高中因出身不好给我的压抑和痛苦,写高中时我把一切精力都用在读书上,希望考取好大学,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原子核物理。我强调两次去广州,最初和最终的动机都是出国读书,我还详述了王文德对我逼供、诱供和强加於我的思想罪行。

我写道︰“经过审讯后,我发现‘原来是这样一回事’。不是我自己清楚我是怎样一回事,而是别人告诉我‘你是这样一回事’。至此,我已经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老谋深算,刻骨反动的反革命恶魔了,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深深的悲哀。”

在写这份申辩信时,我第一次把屁股坐在“事实”的基础上,认真阅读了我的判决书,并非像二十年前坐在他们指定的“小铁椅”上,背诵判决书上的词句,以便认罪和深挖犯罪根源。

我顺着判决书上写的,用事实一句一句驳斥下去,最后我难以置信,它竟被我驳得一句不剩,换句话说,我一直信以为真的判决书,通篇似是而非,竟没有一句站得住脚.

材料的最后部分,我提到了蒋忠梅,在平反这件事上,我无法不提到她。

我写的材料解释了当时在撒不来谎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交待了别人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对朋友的背叛出卖,我痛恨自己。可是当有空子可钻时,我保护了蒋忠梅,把她讲的所有的反动话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说成是我讲的。我对自己李代桃僵的抉择并不后悔。现在,一切已成过去,十年牢我分分秒秒坐了,所有损失我斤斤两两承担了,我相信昨日的“风”吹不冷今天的“饭”,为了恢复事实真相,我把与蒋忠梅有关的往事讲出来,哪些话是她讲的,哪些事是她做的,不会给她的利益造成任何损害。

我简述了从六一年春末蒋忠梅作为经济户籍来我家发副食品票,我们相识并且迅速成为好友的经过.我说︰事实是,和蒋忠梅结识,对我思想的急剧发展起了极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我被逮捕的数天前,我讲过几句特别反动的话,这是和蒋忠梅竭力怂恿密不可分的。不过我说的反动话,仅仅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沖动,并没有身体力行。

这份材料我一律讲真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天大的责任该我承担,我认帐,不是自己的,再小我也得说清楚。进天堂或者入地狱,我不作考虑,只想据实陈述,图个痛快。对蒋忠梅,我只是把为她背了二十多年的那堆属於她的东西,物归原主,并不想惹事揭她的老底。

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我用词不得不字斟句酌,处处以拥护共产党毛主席,相信党的政策为前提。即便如此,当我把判决书上的“画皮”完全剥光之后,我为自己的勇气震惊.

材料交上去之前,我给两个人看过,其中一人说︰“你怎么这样傻,你应当把讲过的反动话一律否认掉。不然,他们会依此为据,维持原判。”

我愿意为诚实付出代价,一字未改交给了孙庭长.我对庭长说︰“凡是材料上提到的人,从现在开始我停止接触,以利你了解情况”。出监以后,我只同朱文萱、尹明善有来往,那段时间,我一个也不见。

两个月后,一天上午,孙庭长通知我去。他已看了我写的材料,问了一些问题,然后告诉我,他去北碚找了吴敬善,他不幸中风瘫在床上,几乎不能讲话。孙庭长也见到了朱文萱、尹明善,向他们了解到了一些情况.最后他提到了蒋忠梅,他说︰“蒋忠梅否认你材料上提到的问题,她说‘总不能为了自己平反,把责任推到别人的头上。’”

蒋忠梅会否认她做过、讲过的一切,我早有预料,否则,她的职业就光明正大了,而且,这也是她当公安走狗的特权。不过,我绝对想不到她会倒打一钉钯,我成为推诿责任的卑鄙小人了!

“杀人可恕,情理难容”,我火气一下子窜到头顶,站了起来,不知道要怎样发作才好。孙庭长进去倒了一杯温开水给我,叫我冷静,坐下来慢慢讲.他说︰“我知道你很生气,可以诚实地告诉你,我在法院工作了十五年,接触过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人,蒋忠梅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不自然的一个。你不要为此着急,她一个人的讲话不会影响你案子的处理,我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瞭解。”他告诉我,近期他可能会去广州一趟。

真的,我是个粗人,我才不在乎平反不平反,无论到哪里,我从来不把坐过牢放在心上,要不是父亲“拖着我跑”,我根本不会为这件事跨法院的门.

这次,整个重审过程中,我开心的是让我讲了真话,讲出这引起十三年十五年冤案的真实故事。讲真话其实是一种美妙的享受,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快乐的源泉,至於讲真话引出来的结果,我认为并不重要,我重视过程。蒋忠梅反咬我一口,我并非耽心这将影响我的平反──当时,我根本不知要平了反才允许出国──而是看到了人性中太丑恶太卑劣的一面,感到自己灵魂深处一种美好的情愫受到无可弥补的伤害。

中午,我回到厂里(当时父亲和我从电大回来在长江仪表厂上班),蒋忠梅那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怎么也放不下,我甚至可以想象她对孙白亮讲这句话时那种轻描淡写、意味深长的表情,就像过去无数次她对其蠢无比的齐家贞讲话那样。我既愤怒又痛心。忍到下午两点上班,我打电话给孙白亮︰“小人求见,现在。”

我回到了区法院,要求孙庭长不作记录,纯粹是一次私人拜访.我对“陌生人”的故事回避不提,只详细告诉孙白亮,朱文萱夫妇对蒋忠梅身份怀疑的几点根据,我的母亲和弟弟的同感,和我自己的一些新发现.我说我相信蒋忠梅是为公安局跑二排的。

听完了我的讲话,孙白亮庭长一点不惊讶。他说︰“公安局采用什么手段破案,它不会告诉法院,法院也无权过问。根据你讲的情况,蒋忠梅很可能就是你说的那种人。但这是一段时期的历史现实,是当时政策的产物,是上面的需要,而不是某个人自己想这样做。所以,你不能把责任归咎在个人身上。”

我答︰“你讲的有道理。如果那个跑二排的仅仅是混进去打听情报,或者最多顺水推舟帮着划了几浆,这种跑二排勾当的人,尽管见不得天,倒也可以不多责怪。”

想起蒋忠梅,我的气又冲上了顶:“但是,像蒋忠梅,她讲了很多具有极大煽动性的非常反动的话,一个人忙什么”单线联系“、”外围组织“、”发展对象“,什么”十六字纲领“,她是在画鼻子添眼睛无中生有。对於我这个刚出校门不久、涉世不深的年青女学生,蒋忠梅才是个货真价实的教唆犯,她已经不是一般的刺探,不是一般的告密,而是在这个所谓的反革命事件中,她当指挥,搞策划,一手制造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就像有的化学反应,没有催化剂的加入,反应不能进行。蒋忠梅不仅是催化剂,她还是参与化学反应的元素。没有蒋忠梅,就没有元素,就没有催化剂,”化学反应“就绝对不可能发生,这个反革命集团连影子都不可能存在。蒋忠梅搞二排搞得翻过了山!所以,事实上的主犯,不是我,更不是我父亲,而是蒋忠梅。我认为,公安局要承担审讯我时搞逼供诱供编织罪名的责任外,蒋忠梅也应当承担她翻过了山的那部份,那是个很重要的决定我命运的部分。”

见我愤怒地发出这么一长串连珠炮,忠厚长者般的孙庭长笑了,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把心里的怨愤发泄了一通,气消了不少,冷静了不少。我清楚地知道,道理上我是对的,但是,公安局是讲道理的地方吗?世界上如果只剩下一个地方不讲理,那就是公安局。它会承认蒋忠梅是给他们跑二排的吗?它会因为蒋忠梅跑二排跑过头而惩罚自己的忠实走狗吗?这简直是在与虎谋皮﹗事实上,公安局正鼓励这帮跑二排的人翻山,翻得越过越好,还因此给他们极大的奖赏.很可能,蒋忠梅对父亲和我的陷害有力,还受到公安局内部的通报表扬和获得巨额奖金,名利双收哩!想一想王文德是怎样审讯我的,他与蒋忠梅不是异曲同工有过之无不及吗?我齐家贞又能把王文德怎么样?啃他的头,梆硬,啃他的屁股,梆臭!“你该知难而退了。”我对自己说.

等我完全平静下来,孙庭长和颜悦色地同我交谈。他说︰“回顾一下你这个案子,你都接触的什么人。你去广州碰上莫斌、汤文彬,重庆遇上个蒋忠梅,后来又是这样一个审讯员,而你自己又胡诌乱说,整个事情你说像不像那么一回事。到了法院手里,已经没有一点办法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都希望要是当时没有判你那么重的刑期就好了,你就不会吃那么多的苦,遭受那么大的损失。我个人是很同情你的,包括当时判你刑的人(审判长杜德华,也已升为庭长)。”

孙庭长这番难得的很带人情味的话,温暖了我的心,我甚感安慰,气消了。

八二年九月三日,法院来电话通知父亲和我去一趟,可是父亲不在厂里,他到区政协开会去了。於是,改在第二天九月四日上午十时,那天,是母亲逝世十周年纪念日。

在提出申诉三年半之后,我和父亲并排站在一起由孙白亮庭长向我们宣布平反,就象二十年前我俩并排站在一起,由杜德华宣判父亲十五年我十三年的刑期一样。

我俩木无表情,对孙白亮庭长念的东西令人吃惊地无动于衷,倒是中途从楼上掉下来一条木块,打在玻璃窗上发出噹的响声,把我们昏昏欲睡的神经刺激了一下。父亲说那是妈咪打招呼,通知我们,她也在关心。

宣读完毕后,孙庭长对我说︰“齐家贞,你的案子有争议,但是,你的诚实拯救了你。”怪不得平反书上还留有我“与莫X汤XX相互说过些不满甚至反动的话,回渝后,还将莫、汤的反动言论向其同学、好友讲过,这显然是极其错误的”这样的尾巴。不过,它最后说︰“撤销本院(62)刑字第650刑事判决;对齐尊周、齐家贞宣告无罪。”对父亲第一次“历史反革命”罪的宣判是︰“撤销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一九五二年院特刑字第15号刑事判决;对齐尊周宣告无罪。”

我的三个叫化子朋友,朱文萱、吴敬善、尹明善,我挨打,他们也挨打,现在,我“坐席”(赴宴),他们也“坐席”,每人得了一张平反的纸。

顺便说一句,三个“叫花子”中,除吴敬善中风倒床外,风韵犹存的朱文萱是重庆市颇有名气的业余歌手,花腔女高音,同她走在街上,你得适应她像国王出巡,不断有认识她的人向她招手致意。尹明善既没有当成数学家,也没实现做作曲家的梦,现在是尽人皆知的重庆“轰达集团”总裁,全国最成功的私人企业家之一,全国政协代表。父亲齐尊周在被重庆铁路局抛弃、与英文隔绝三十多年后,当了工业局电视大学英语辅导老师;本人自学高等数学,成为同一个电视大学受欢迎的数学辅导老师。

如果不受人为的摧残,谁能估计这些他们称之为反革命的人,可能为国为民建立怎样的功勋。

蒋忠梅们也一样,虚掷了一辈子光阴。

杭州异议作家、民主党人陈树庆一审被判入狱四年

 

狱委会杭州消息:今天(8月16日)下午三点三十分,杭州市中级法院对浙江异议作家、民主党人陈树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做出一审判决,陈树庆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陈树庆当庭表示上诉。

陈数庆今年43岁,毕业于浙江大学,理学硕士,他是浙江省著名网络作家,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近年来他在网络上发表了大量宣传自由、民主、法治,反对专制、独裁的政治理念的文章,遭到浙江地方当局的打压,失去工作。陈树庆靠自学考取律师资格,但是浙江地方政府因为他的政治观念而拒绝颁发律师资格证书。2006年9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对陈树庆刑事拘留,此后曾两次移送检察院起诉,2007年7月16 日陈案在杭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判,陈树庆拒绝认罪,并且当庭表示拒绝承认当局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他的辩护律师也为他做了无罪辩护。

辩护人李建强律师认为,对陈树庆的定罪完全错误,且量刑畸重,因为陈树庆的政论文章只是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根本没有煽动推翻现政权的任何言行,对其定罪量刑没有任何合法依据。

文革资料: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的罪行

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卓绝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是,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贫天之功为已有,吹嘘自己是抗美援朝的“功臣”苏修也吹捧彭贼是什么“国际英雄”“天才的战略家”等等。_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

让我们看一看历史的_象吧!

当美帝侵略朝鲜并严重威胁到我国安全的时候,毛主席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决定:“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周总理根据毛主席指示,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事实证明,我们出兵朝鲜,我们抗美援朝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世界革命人民,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它所谓的军事优势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再一次证明了主席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

在出兵问题上,彭贼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再一次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反对毛主席的决定,胡说“不要去朝鲜打!我的志向只是打倒蒋介石。”甚至恶毒地说: “让它(指朝鲜)亡两年!”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时,窃踞志愿军司令员要职的彭德怀却到处胡说: “我可不是志愿来的。”

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打了五次大的战役,这五次战役,毛主席都有具体指示。但是,作为前线指挥员的彭德怀,他经常独断专行,拒不执行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命令和指示,以致使有些战役未能消灭更多的敌人,未能取得更大的胜利,未能避免可以避免的损失。

第一次战役(19501025──1125

对入朝作战第一阶段的作战方针,毛主席的指示是“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并对打好第一次战役作了周密部署。毛主席指示:在目前情况下,决定先将予调至 个师于10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区,一方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一方面将我们装备起来,以后配合朝鲜同志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由于彭德怀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部署。预调至 个师没有在1015日出动,在这段时间里侵占平壤的敌人向鸭绿江分兵冒进,妄图在“感恩节”前灭亡朝鲜。根据这一形势,毛主席果断决定, “几天内完成战役部署,争取战机,歼灭敌人。”并且具体指示,“决定先将新义州和东西海岸放弃,利用朝鲜北部大块山地,创造战场,隔断敌人的联系,打乱敌人的布署,有计划的各个歼灭敌人。”

而彭贼却错误提出:“争取时间,准备反攻条件”并片面强调“三生(人生、地生、敌生)竟要从龟城到长津一线布阵,在朝鲜北部山区守半年。”如果按照彭贼这个计划打,就会让敌人把分散冒进的兵力集合起来。这样就不能“隔断敌人的联系,打乱敌人的步署。”就会“失去战机,”反而使我军处于被动地位。

在这紧要关头,毛主席批驳了彭贼的错误,指出“现在是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争取战机,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歼灭敌人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在毛主席一再指示,三令五申之下,彭德怀只好被迫执行。战争结束,完全如毛主席所判断的那样,打断了敌人的联系,打乱了敌人的布署,我军旗开得胜,歼灭了大量敌人,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辉煌胜利。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彭德怀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有的部队和敌人打成了遭遇战,在我军英勇战斗下,虽然也打败了敌人,但没能更多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彭贼反毛主席的罪恶后果。

第二次战役(19501125──1224

敌人把我军的军代号,误判断为团代号,大大低估了我军的兵力,说我军是“象征性出兵”麦克阿瑟(美帝当时的侵朝司令官)据此错误判断发动了“圣诞节攻势”。毛主席抓住敌人判断错误的致命弱点,做出英明决定,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毛主席并指示调一个军到 方面去,以便加强战役合围。

第二次战役按毛主席指示又打胜了。一举粉碎了敌人的“圣诞节攻势”。解放了平壤,将敌人赶至“三、八”线以南。但由于彭贼没执行毛主席调一个军到 方面去加强战役合围的指示,影响了战果的扩大,放跑了一部分敌人。

第三次战役(19501231──195118

毛主席打电报指示彭要认_准备,组织第三决战役,并强调指出:“第三次战役,政治意义很大。”

但彭贼大唱反调胡说:“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并错误提出“过冬休整”的口号。在毛主席四次下令督促下,彭才被迫同意打仗。结果我军一夜突破“三、八”线,迫敌至“三、七”线,解放了汉城,震惊了全世界,使联合国乱成一团。大长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美帝威风,事实正如毛主席所说:“政治意义很大。”

可是由于彭贼在战争中不积极执行毛主席指示,解放汉城动作迟缓,并自作主张,撤回炮兵,结果使汉城敌人逃跑。

第四次战役(1951l27──421

敌人于一月二十七日向我发动反攻。毛主席根据“敌进我退”原则,指示部队退至“三八”线进行调整以便诱敌上来有效歼灭其有生力量。

彭德怀又一次抵制毛主席指示,不是集中兵力消灭弟进里的美军,而是反击横城地区敌人,结果放走了一批美军主力。

第五次战役(195l422──521

战斗开始前毛主席指示:“要迟一点打”并指出:“如能在此战役中消灭敌军一万五千至二万人,则于今后作战很有利。”主席一再指示:“组织战役,不能口张得太大,不能野心太大,要先小歼灭,再大歼灭。”但彭德怀拒不执行主席指示,竟狂妄地说:“这样多的部队……还要那小手小脚,这是机会主义。”彭在其“左” 倾冒险路线思想指导下,他分散兵力,张开大口,企图一口吃掉敌人几个师(五个师,又三个旅)他竟派一支部队孤军深入敌后,遭到敌人突然袭击,使我军受到损失(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同志在此战役英勇牺牲)。在打败仗后,彭德怀又惊慌失措,向毛主席报告这里守不住,那里守不住,甚至在给聂荣臻电报中叫苦说:“马克思在天不灵,望兄良策教我。”其实我志愿军打得十分英勇顽强,在敌人强大进攻之下连我第一线都没有突破。

事实证明,如果按照彭贼一套方针行事整个朝鲜战争只能是一败再败。无论从历史上看,或是从朝鲜战场上看,彭贼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常败将军,他没有任何可以值得吹嘘的地方。

这个常败将军,在吹嘘自己为“功臣”的同时,他却大骂后方支前的其他中央同志。当时,周总理为支前工作日夜操劳,聂荣臻同志累得脑出血,晕倒过去。但彭德怀在前方大骂:“军委的工作交给周总理,聂荣臻,包你垮台。”甚至在一次回国时当著总理骂“后方是吃饭的?要杀头!”相反,彭贼对其反党集团的高岗却百般吹捧,胡说什么:“抗美援朝的功劳,如果是一百,高岗的功劳是六十。”_是混蛋透顶。

篡改历史,攻击毛主席

朝鲜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历史的结论,任何人不容歪曲,但是,彭贼为了达到他篡党篡军的目的,则极力篡改历史,把朝鲜战争的伟大功绩窃为已有,以此作为他篡党篡军的政治资本。一切牛鬼蛇神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面前,都必将原形毕露,因此,彭贼这个顽固透顶的个人野心家,就必然对毛泽东思想恨之入骨,怕得要死,他必然要大反毛主席,大反毛泽东思想。现把彭贼在抗美援朝时期大反毛主席的黑货拿出来示众:

1.彭贼抵制毛主席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的伟大战略部署,他攻击毛主席说:“毛主席历来决心多变。”

21951年一月在朝鲜某地的人民军干部会议上,彭德怀作了一个报告,一个总结,根本不提毛主席的领导,讲到胜利的三个原因时,他只说由于实行了正确的指导原则,即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等,根本不讲这些原则是毛主席制定的。妄图把抗美援朝的功绩硬写在彭德怀的账上。

3.彭贼在第五次战役中吃了败战。战役结束后,毛主席批评彭德怀说:“口张大了,打远了,打急了。”这个批评实际上也是毛主席战前指示的思想,提得英明中肯。但是,彭贼不仅不接受,反而恶意攻击毛主席说:“毛泽东同志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讲有这种可能,有那种可能,因此,他永远不会犯错误的。”_是反动透顶。

4.彭贼在“抗美援朝经验总结” “志愿军战史”等文件中,都做了别有用心的删改,他亲笔将所有“在毛泽东同志英明领导下”的句子划上黑杠,打上问号。

5.“志愿军战史”第一次稿递彭贼审查时,他恶毒地诬蔑和攻击说:“你们太夸大了毛主席的作用,毛主席在战略上是高明的,在战术上不见得,有些我还不知道,他怎么知道!”实际上,一、二、三次战役到五次战役,毛主席都有具体指示,编委会研究后都写上了,但在最后定稿时,全被彭贼砍掉了。原来在序言上写了 “毛主席英明决策,中国人民敢于同美国作战……”这段也全部被这个大野心家砍掉了。

彭贼反对毛主席是一贯的,这是他资产阶级世界现的必然反映,正如毛主席所说:“犯错误的几个同志,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到现在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一切反党反毛主席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他们的最后结果必然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庐山会议上,彭贼的反党反毛主席的可耻行径达到了顶峰,他们背叛了党,背叛了人民,他们遭到历史的无情惩罚,变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 ◆ ◆ 【以上全文完】 ◆ ◆ ◆

    以上《彭德怀在朝鮮战塲上的罪行》,是以1967年10月「首都紅代会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联合总部宣傳组」、「天津市大方向資料联絡站 」編印之《打倒三反分子彭德怀(續)》同名內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原文簡繁體字並用。網際網路首發【析世鑒】。

1967年7月26日,北京红卫兵主持批斗彭德怀(台上左一)大会,张闻天陪斗

郑  义:“生活在别处

 

请让我试着回答梦邦网友的批评。

梦网的批评,是我与薛涌争论所引起。我说了句美国那么不好,还赖在美国干什么?这句话是有点叫人不舒服。你比移民局还厉害?一般来说,我不会这么横不讲理。我是先讲理,讲完了,没忍住找补了那么一嗓子。往后呢,最好不冒那一嗓子,改改脾气。但这话又得说回来,那句话其实还是讲理的。有些人,对美国的不顺眼不是二三十、四五十点,而是九十九点,这就使你压不住那一嗓子。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美国是拿铁丝网圈你了?梦网友见谅:那句话也是让这点不舒服逼出来的。又不是中国,不给你护照。现在倒是给了,好地方人家又不让你落脚,但从美国回中国这条路还总是顺畅的吧!那句话我也就说过一两次,都冲着中国人。他总在中美制度性对比中骂美国,甚至以美国为敌。我就心说纵容自己一回如何,问狗的为什么还赖在美国?是打算贴身战斗呢?我承认那句话是不够绅士的,但我仍然认为那句话是朴素而锋利的。真认为美国不好,谁会自愿移民呢?莫非是觉悟太高,放弃了自由富足的老家,支援世界的落后地区?这儿有个参照物的问题:以人类理想为参照,批评美国,如何尖锐,本人皆心悦诚服。以中国现行体制为参照,我就忍不住想回敬他那句话。这点差别,请梦邦网友注意。

反省起来,我对美国的批评确实很少。何以如此?难道真如梦邦网友所问,在民主制度下就该高唱颂歌了吗?当然不是。我完全赞同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在专业领域有杰出贡献,对自己身处的社会持批评态度。也即是说,如果对民主社会不持批评态度,就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个道理,我还是能懂的。记得911后,一位宾州美国朋友来吃饭,对政府特别是警方扩权持严重批评,说,如此下去,也许会产生一个远比恐怖分子更加恐怖的政府,到那时,我们的自由将荡然无存!对这种警惕与批评,我深怀敬意!我和妻子感叹道:这正是美国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石。在美国,我应该算中派:既赞同左派的批评精神理想主义,也赞成右派对基本价值的坚守。

我仍然没有回答好梦网友的问题,我确实没有怎么批评美国。或者说明白点,我很少操美国的心。911后,到处唱《上帝保佑美国》,我就说,美国这么好了,上帝实在应该保佑中国!我渐渐发觉我与一众新移民不同:我生活在别处。那个别处,就是我的父母之邦——中国。虽然住在这里,但心却在大洋彼岸。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都在中国,我的希望梦想苦难奋斗也都在中国。我一生为之奋斗的梦想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中国人的自由!

拉拉杂杂。也不知这样的解释能不能过梦邦网友的关?
最后再扯一句砍树。我是个环保主义者。砍那儿的树我都冒火,不管是中国的,西伯利亚的还是印尼的非洲的。当然,我所反对的,并非采育平衡的正常采伐,而是破坏性的疯狂采伐。

 

巫氏父女合写历史:沧海一滴泪,云霄一羽毛

 

近二十年来,以个人记忆来投射历史影像的纪实文学频频诉诸笔端,其中代表作品有《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张戎,1991);《红杜鹃》(闵安琪, 1994);《往事并不如烟》(章怡和,2004)等。回忆是一种主观行为,而且受制于视觉广角和思维纵深的局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本个人传记都是 对还原历史全貌的一种可贵的补充。而巫氏父女合写家国之痛,大“巫”小“巫”落玉盘,雏凤清于老凤声,实属文坛奇观。

本周四(8月16日),旅美华裔女作家 巫一毛(Emily Wu)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Feder im Sturm – Meine Kindheit in China)将在德国发行上市。14年前,其父巫宁坤在纽约出版英文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轰动西方世界,荣登《纽约时报书评》畅销书榜。

 

一事无成两鬓霜

巫宁坤曾经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教授,上世 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的翻译,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受左翼思想和救亡运动的影响, 1951年,巫宁坤放弃在芝大就要到手的博士学位,立志参加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万里迢迢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后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曾翻译菲茨 杰拉德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hc案 據說網路上可找到 }、《白求恩传》、狄兰·托马斯诗选、伊修武德散文等。历经“反右”、“文革” 等政治风浪,蹲牛棚,挨批斗,掏茅坑,接受劳改,在屈辱、饥饿、病痛和铁拳之下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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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至1993年发表以1951至1980年个人遭遇为蓝本的英文自传《一滴泪》,巫宁坤的声名似乎也少人知晓,而昔日留美同窗,如李政道、杨振宁早已蜚声世 界,名扬四海。所谓“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当年巫宁坤和李政道、杨振宁、穆旦等人在美国成立“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巫宁坤、穆旦主张回国, 杨振宁、李政道反对。若干年后,杨、李二人成为学术泰斗,荣归故里,巫宁坤被整得九死一生,穷困潦倒。穆旦则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从此放弃诗歌写作, 靠翻译打发时光,59岁便以一介罪人的身份告别人世。巫宁坤在书中回忆了1951年的这段历史性告别。临行前,李政道帮他整顿行装,还在行李上用白漆端端 正正地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几个大字。巫宁坤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国去为建设新中国出力呢?”李政道“脸上带着一丝会心的微笑”,回答说:“我 可不想回去让别人给我洗脑。”

二十八年后, 这对老友在北京饭店重逢。“他当时是芝大中国研究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我们都叫他小弟弟。如今他已五十,看上去仍然很年轻,皮肤细嫩,还是那张娃娃脸,只 是略微有些谢顶……我谈起我自己和朋友们这些年的经历,他并未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或是异样。我蓦然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中,其间有一道不可 逾越的鸿沟……他愉快而安定地生活在‘美帝国主义的堡垒’里,现今更是头顶‘爱国科学家’的桂冠,住宾馆坐轿车,与高级领导人会面,而我呢?听从‘党的召 唤’,千里迢迢回來,却被当作‘人民公敌’……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午后,是我送他回国,那么也许我会坐在他的扶手椅里。 不,不会,我不愿用接受‘再教育’时品尝的苦酒,去换那些掌握着无产阶级专政大权的老爷们为他敬上的一杯杯美酒……如果有一天,他读了我的自传,或许会 说:‘这不是真的,宁坤又在那里编爱国的故事了。’”(第341-342页)

“一事无成两鬓霜”——这便是巫宁坤对自己生平境遇的概括,动荡人生又可简略地归纳为“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谈及著书立传的动机,他在序言中写道:

“但我是否徒然半生受难,又虚度短暂的余年?这 是我不得不正视的问题。为了不辜负苦难余生,不辜负千千万万同命运的死者和生者,我至少可以把我们一家三代人在中国大陆数十年的亲身经历忠实地记录下来, 其中的悲欢离合和众多知识分子家庭大同小异,沧海一泪而已,只不过我们的故事涵盖了整个新中国的历史时期。这样一部纪实作品,尽管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 不仅可为当代中国生活提供独特的见证,而且对于以悲悯情怀理解人和历史或有所裨益。”

万古云霄一羽毛

德文版封面Bildunterschrift: 德文版封面

时 隔14年,巫宁坤之女、原职美国加州多家计算机公司高级主管的巫一毛回忆录《暴风雨中一羽毛》英、中、德文版先后问世。日前正在德国参加新书宣介活动的巫 一毛表示:“这两本书,有人说是‘大巫小巫落玉盘’,相辅相成,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述同一个家庭的故事。这个故事就讲全了。我写这本书,不光是写我的家庭, 也是在写一个时代,一个国家。”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的政治运动远未 得到彻底梳理,特别是去年(文革开始40周年)和今年(反右50周年),历史伤疤尤其严禁碰触。巫一毛说:“每个近代知识分子家庭都是一本书,都有着类似 的经历。惊天地泣鬼神,听了让人目瞪口呆。我们出来的人,能够写,又有把它写出来的才能,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每一本书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是在为历史建 一座纪念碑。我们每个人的每本书都是一块砖。”

巫一毛自传是从1961年三岁生日去劳改农场和 病危的父亲第一次见面开始,到1977年考上大学结束。 以个人视角展示了一个无辜的小女孩好比一枚在暴风雨中飘来荡去的羽毛,任由命运摆布顽强求生的故事。巫一毛说:“这本书,是用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动乱的中 国。回忆往事,特别是一些生死离别的情形,确实非常痛苦,有时人哭得回不过来。好多天,就像生病一样难受。但总的来说,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尽量保持一种平和 的心态。因为我自己,我的家人,已经算是非常运气的。在文革时期,在整个49年以后,无数的家庭家破人亡,而我们一家都还活着,而且过上了平和的生活。”

巫一毛1958年生于北京。在她出世的前七个星期,父亲巫宁坤因“极右罪行”,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农场。“一毛”这个名字取自杜甫赞孔明的名句——“万古云霄一羽毛”,是身系罗网的父亲送给不曾谋面的女儿的礼物,“祝愿我家生于忧患的女儿有朝一日翱翔云霄”。

由于家庭的牵连,巫一毛没有了童年,受尽欺凌污辱;八、九岁就先后遭“解放军叔叔”和父亲在安徽大学的同事强暴;年仅10岁就要照顾5岁的小弟弟,住进孤儿院一样的临时收容所;目睹儿时好友和周围的大人因各种原因悲惨死去。

1969年,好不容易全家团聚,又被下放到安徽一个穷困落后的村庄。文革后期,她随父母回到安徽芜湖市念高中。高中毕业后,适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她又到深山老林“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直到1977年考上大学,苦难才告一段落。

1981年,巫一毛自费来美留学后,开始动笔撰 写回忆录。“写作本身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同时也是疗伤。对过去,对我受过的苦难,有一个交待。所以也是一种解脱。”在此期间,巫一毛先后获圣母大学英美 文学学士、金门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硅谷数家计算机公司高级主管,并结婚、生儿育女,然后离婚。她的写作也因此断断续续,写写停停。

大巫小巫落玉盘

作者:巫一毛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作者:巫一毛

1993 年初,旅居美国的巫宁坤发表英文自传《一滴泪》,好评如潮,这给女儿树立了榜样。但是,由于书中披露了一些历史细节,招致当权者的报复。巫一毛回忆道: “他的书一出来,他原来工作的单位——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就把父亲、母亲两个人的退休金全都停了。而且直到今天为止,这笔钱都没有补上。然后,来了一帮解 放军,把门撬开,家里所有的东西一箱子没剩,全都扔掉。比文革抄家的时候还要厉害。”

遭到扫地出门的巫宁坤夫妇只好死心,在70余岁高龄的时候移居美国。历史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巫宁坤几乎用一辈子的时间,绕了一个没有意义的圆圈。

2000年,巫一毛认识了美国作家拉里‧殷戈曼 (Larry Engelmann),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作出书。殷戈曼主要负责语言和结构上的润色和修改工作。几经波折,巫一毛英文处女作终于在去年10月由美国著 名的兰灯书屋(Random House)出版发行。2007年5月在香港推出中文版。德语版则从8月16日开始上市。

在与德国之声记者谈到读者反馈时,巫一毛表示: “我的书和我父亲的书在国内都是禁书。我的书一出来,第一个星期就上了禁书榜,所以在大陆是看不到的。就台湾和香港的读者反馈来看,反响总的来说都是非常 积极的。很多人都是拿起来就放不下,一夜没睡觉就看完了。”尤其令她感动的是,“有一次,一个美国读者对我说:‘我不愿意合上书本,把这个小姑娘放下来, 让她一个人在黑暗里面。’我好感动。她看懂了这本书。”

因为在动乱中失去了童年,巫一毛对于自己的孩子特别地溺爱。她说:“我听不得看不得孩子受罪的故事。我自己——不算领养,也在保一个艾滋病的孤儿——一个河南小姑娘。她的父亲卖血得了艾滋病,穷得一塌糊涂。我定期给他们寄钱。”

下一个月,巫宁坤老先生就要过88岁生日了。“他的身体非常的好,还算我们的福气,我妈妈也是。我母亲是天主教徒,她能活过来,把家保住,跟她的信念有关。我父亲也是因为有这个家,有两个孩子,还有一个爱他的妻子在等着他,才熬过了动乱年代。”

经历了暴风骤雨侥幸存活的巫一毛希望看到中国会 有重新反省历史真相的一天。她说:“一定有可能,一定要有信心。总的来说,情况比以前好多了。文革期间,如果有人说一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话, 马上就会去坐牢甚至被枪毙。现在就只是软禁起来,像我们独立笔会的会长刘晓波——允许你写,但家门口一定有人24小时站岗。”

 

王小强:乌有之乡讲座

 
 

王小强乌有之乡讲座

——话说<<史无前例的挑战>>

    在美国鹰派眼里,共产党中国是”冷战结束之没有最后胜利”.南有巴基斯坦,北有朝鲜,中国崛起,威胁美国安全。颠覆共产党政权,中国必将走向分裂。

    铁桶包围的战斗已经打响。石油﹑铁矿砂涨价,纺织品制裁,人民币汇率市场调节一把尖刀,直逼心脏。美国拉扯日本”入常”,用朝核危机替日本核武装说事,日本趁势咄咄逼人。2007年香港特首换届,中国共产党17大;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湾实施新宪法。内忧引爆外患﹑外患激变内忧的各种可能性剧增。

    主讲人:王小强(经济学家。1996年获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经济系博士学位。曾任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等职。现为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成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

    时间:  2007年4月29日星期日下午3:00地点: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   乌有之乡书社

    (本文根据讲座录音稿整理,已经主讲人审阅。)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乌有之乡,参加今天下午的这次活动。这次是我们组织的一个内部交流活动,很高兴请到著名经济学家王小强先生,给大家做这次交流。这次主题是王先生2006年的一本书,叫《史无前例的挑战》。

    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怎么分析这些问题?未来我们的前途命运如何,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组织这次交流。王先生的观点在这本书里头有系统的介绍,我想大家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话,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看一看这本书。恐怕今天到会的朋友们,未必都看了这本书,所以我们开始交流之前,先请王先生做一下简单介绍,就他这这本书的内容、观点、思考做一个介绍,然后展开讨论。下面我们欢迎王先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王小强:谢谢乌有之乡,使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换意见。我原来想是我要说的,都已经写在书里了,希望大家坐在一起交流,不是我一个人在这讲。但是,程序上,总得先有个引子。为此,我先简单介绍一些补充想法。

    第一我想说说,这本书,我基本上就说了一件事,就是美国需要敌人。这是我在美国生活经验当中的一个强烈的感受。美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国家,作为一个国家,没有统一﹑主导的文化。最早是1986年,金观涛去美国回来,得出一个结论,说美国没文化。那时候,很少人去过美国,我也没有去过。所以,我当时不太理解他这个意思。等到我生活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感受非常深。美国是个移民社会,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可以说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国庆,美国都庆。因为美国人都是从各个国家来的。你比如说中国城就特别典型,十一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人在中国城里庆,双十是国民党庆,青天白日满地红。谁钱多,谁庆得欢。在美国,庆得最厉害的是以色列。美国人从不同国家来的,也分堆居住。纽约有钱人比较多,纽约的犹太人就特别多。有一次我去纽约,看见花车游行非常隆重,我说这是怎么了?就像美国国庆似的那种花车游行,后来说是以色列国庆。

    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到美国以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讲理是讲不清的,只好六亲不认,法律治国。我在美国,对它这个法制社会体会特别深,就是任何事情没有例外,一律按照法律办事。这是我亲身体会,你比如说我在美国读书,那个时候是从学英文开始,然后读硕士、然后接着要考博士,甭管你年龄多大、过去干什么,反正一律按分说话。这对我就很痛苦,因为很多东西我都学过,只不过是把英文的变成我中文原来理解的这些知识。所以,我就不愿意在美国读下去。在美国两年,我虽然都得了A、也因此拿到奖学金了,最后我还是选择去英国。英国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法制社会,可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你比如说,我如果在美国读博士,没什么可说的,甭管你年龄多大,原来干的是什么,一律是考试、评分,该怎么着怎么着。到了英国以后,我就提出来,我说我能不能不上这些课了,直接进入写论文的阶段﹖这些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们一开会,根据我的简历说,这家伙在国内做了多年调查研究,写过什么什么,出过什么什么书,特别是有些还被翻译成英文,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可以特殊对待,上课﹑考试全部免除!

    后来我写博士论文,《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当时我给剑桥大学的政治和经济系的学术委员会写了很长的一封信,我说我在国内做了多年研究,我对中国改革带了一脑子问题,我不愿意按照一般博士论文的规格,花三年时间,选一个小题目,然后翻来覆去浪费我三年时间。我希望利用这段时间,在改革思路上清理我自己在过去实践中积累的一般性问题。我心里说了,我的资格应该是带博士生的!你就是不同意,我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也不会浪费我三年时间。因为博士学位,它是一个教育过程,是假设你没做过研究,所以需要一个教育﹑训练过程。这封长信,英语不好,但是写得诚恳,发自肺腑,经过他们学术委员会讨论,又通过了!就是说我可以不仅不上课、不考试,而且可以按照我的想法,超出博士论文的固定规格,随便写!我的论文题目非常大,我的博士论文是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的价格改革》,一篇是《中国的企业改革》。那时候,我曾经给老朋友,美国的哈佛大学的帕金斯教授写过一封信,问他对我的论文提纲有什么建议?他从美国回信说,你这个题目可以做二十个PHD,他说没有听说有你这么做博士论文的!因为一般博士论文,一定是做一个很特殊、很具体的题目,然后把这个题目里里外外全吃透,让人提不出反驳意见,论文才容易通过。而且,怎么做,像八股文的起承转合一样,是有一定规则的。第一段写理论综述,现有理论对这个具体问题进展到什么程度;第二段分析别人的理论碰到什么问题;第二段展开写你的贡献是什么等等;最后是结论。我的论文附标题是”批评科尔奈和萨克斯的改革理论”,反对他们的”休克疗法”,当时,1991年,哈佛大学教授科尔奈的《通向自由之路》,在所有美英大学,是理解东欧和前苏联国家”转轨”的必读书;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过去是南美国家﹑如今是波兰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总设计师”.我的博士论文,用中国渐进式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和两位西方改革理论主流全面论战,写作结构完全从论战需要出发,根本没有考虑一般博士论文的固定格式。这在美国学术界,是根本不能想象的。到英国,又可以例外,别人不行你行(我的博士论文,1998年,英文麦克米兰出版社﹑中文牛津大学(香港)出版社出书。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所以我说,通过我的这种切身体会,美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没有统一文化﹑只能靠法制勉强维持的国家。任何一件事情,在咱们国家也是这样,包公办案子,先说法,法完了说情,情完了说理。为什
么能说,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系统,有一个共同的是非观念﹑价值观念。所以,就算大家都得依法办事,但是同时还可以有各种各样合情合理的特例。这个特例的基础,是共同的文化基础、共同的是非基础﹑共同的价值基础。美国社会缺乏这个基础,美国三亿人口上百种不同文化价值观念,如何凝聚立国,实在是任何其它国家根本没有大难题。二战期间,所有日本裔美国公民不问青红皂白,统统关进集中营,就是最好的说明。

    美国这个社会如何凝聚?正好我在那的时候是伊拉克战争,就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给我非常强烈的印象,就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绝对是疯狂的,非理性的,超出了一般理性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这篇文章、我这本书,主要论证的就是美国这个特殊社会要想凝聚立国,要在比任何国家都严重得多的,种族纠纷、贫富差距﹑信仰分歧﹑价值分歧基础上,找到一个一个比较共同东西,勉强凝聚成一个”普通”国家,只能是爱国主义。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宣传,爱国主义情绪,有意无意拔高到你在英国看不见﹑在中国看不见﹑在日本看不见﹑在德国看不见,在任何一个国家都看不到像美国这样强烈的爱国主义。而这个爱国主义要可信,要有根据,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对美国足够强大的敌人,需要这种现实的威胁。看看美国历史就知道,战争没有一天停止,独立战争﹑南北内战﹑墨西哥战争﹑菲律宾战争﹑一战﹑二战﹑韩战﹑越战﹑冷战……。这些不间断的战争,既是在外部为美国人在世界范围谋利益,也是缓解内部纠纷的内政需要。

    我这本书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析主线,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展开的。就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敌人。咱们讲话,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美国需要敌人,是她特殊社会的内政需要,不是简单地说,我们之间存在什么不理解,中国想和平崛起,你美国闹不明白。有双方之间的理解问题,不简单是这个理解问题,是它从自己社会内部的内政需求产生的对外部的一种反应。这是我认为我这本书,具有学术贡献的一个成果。这个成果,来源于我在1989以后去美国、去英国,和我过去去过不同国家的这种切身体会。

    说到这里,想补充一点。我现在正在准备出一本《投机赌博新经济》。如果说《史无前例的挑战》,提出美国需要敌人的社会原因;《投机赌博新经济》则揭示美国需要敌人的经济原因。这个也比较直观,大家也容易理解,就是美国今天的制造业,大概在17%不到20%的这个状态,许多消费品的制造生产,早就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了,转移到日本、转移到台湾,现在转移到中国,比如说彩电、冰箱﹑服装﹑鞋类﹑自行车﹑打火机等等。与此同时,美国的制造业高科技化了,就是现有的还保留的这些制造业都是高科技化了。高科技化的同义语是什么呢?就是军工化,就是说美国的制造业,已经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与军工有联系,大多是生产设备不让转移到国外的﹑甚至产品也不让往中国出口的这部分,还留在美国。如今,美国贸易部管制的需要申请出口许可证的有两千多种技术。这些技术,在广义上构成美国制造业军工化的经济基础。

    运转这个经济基础,运转到2001年,格林斯潘一年时间十一次降薪,带着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利率逼近零了。在这个时候,宏观调控已经无法刺激美国经济的时候,正好来了一个911,从那以后,一个阿富汗战争,一个伊拉克战争,一个全球的反恐战争,打得美国的财政从盈余重新恢复到赤字,美国经济全面复苏,带动全球经济复苏。所以,可以说,美国军工化的经济本身,需要爱国主义,需要敌人,需要战争。什么是美国的制造业,就是这些大军工﹑大石油巨头。当然,有兴趣可以深入展开分析。我们研究部梁晓写过美国军工振兴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我在《投机赌博新经济》强调美国的经济繁荣需要军工繁荣。咱们老说高科技,所谓高科技,根本不是中关村这点”.COM”!真正的高科技,从人类历史以来到今天,所有的科技、所谓的高科技,都是从军用转为民用的。我推荐大家去看亨廷顿的书。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实际上,说直白了,就是发展军工。一方面,美国移民社会只有靠爱国主义凝聚立国,一方面美国经济军工化只有靠军工繁荣娼盛,两方面造就了美国需要敌人,需要有一个很现实﹑足够强大的持续威胁。我们如今连自己家里的事情都忙不过来,哪里来的”中国威胁论”﹖除了我们自己<大国崛起>这样帮倒忙的,在美国,你是妖魔化也好,007﹑《一滴血》也好,各种学术分析﹑媒体夸张,总得有一个东西在威胁着他们国家安全,或者威胁着他们所信奉的自由、民主这套制度。我这本书里我引的,都不是我杜撰的,都是布热金斯基﹑亨廷顿他们的原话,那他们现在确定的两个敌人,一个伊斯兰极端的原教主义复兴,一个是中国。伊斯兰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真正能够替代苏联的﹑和冷战思维能够顺理成章结合起来的,就是我们中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你不说是打败了、打和了也好,总归是美国没占着便宜。所以,《史无前例的挑战》这本书,说挑战,很多人看到2008年奥运会前后,内忧外患在一个时间点上”共振”的可能,这也是我强调的现实意义。藉助今天这个机会,我想强调的理论意义是,美国需要敌人,是她经济﹑社会的内政需要。不是简单的理解问题,沟通问题,再理解,再沟通,你不另外给他找一个更合适的,你还是她的需要的大敌。所以,增加理解,增加沟通是必要的;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较量,斗争,是想回避也回避不开的。我认为,这是《挑战》这本书,从我切身生活体会得出的学生贡献。这是我准备作为引子汇报的《挑战》这本书的主体思想。

    另外,我准备就今天这个机会,补充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政治本身也是利益。我们过去用政治代替经济,一切经济都是政治。今天,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拿经济代替政治。这里有我一本《摸着石头过河拆的困惑》,最后一篇是<世界杯内外有三讲>。虽然是调侃的语气写的,只要稍微实事求是一点都能看出,我对中央提出”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的由衷拥护。我认为,经过30年经济利益驱动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太不讲政治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宣传,好像一说”利益”就是经济利益,我认为是误导。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也可以解释成政治追求的终极目标。哲学上可以这么说,但是,在历史进程中,经济不等于政治,不能替代政治。真正的危险在于,我们以为国际惯例就是做生意赚钱,人家﹑尤其是美国,从来都是讲政治的!

    举个例子说,1989年底,我在美国的时候看电视。有一天布什来国会演说。布什说,今天戈尔巴乔夫给我打电话说,冷战你们赢了!就这一句话,全场议员全部起立,掌声经久不息,无数两鬓沧桑的老议员热泪磅礴,长时间都不坐下开会。气氛激动热烈得令人难忘,到今天讲起来,在我脑海里就像昨天发生的场景。所以,以后我甚至不能理解,为什么克林顿
能赢了这个老布什。在看他们的这个电视直播的时候,我脑子里马上想起,现在全世界还剩四个共产党主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越南、北朝鲜、中国。而在当时,1989年底,古巴、越南、北朝鲜、都是美国法律禁止,连游客都不许去的国家。只有中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和美国实现暸正常外交关系,剩下的那三个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对中国的未来产生忧虑,虽然没有现在感觉这么明确,当时心中确实掠过一丝寒意:共产党中国的今后,生存和奋斗的条件更艰难了。

    今天,小布什眼看着走不下去了。连任了两届以后,再想连任,我看没有希望。小布什的任期是2009年。陈水扁也”跛脚”了,他的任期是2008年。我们今年开十七大,2008年开奥运会。这个时间表,结合刚才说的布什在国会宣布冷战胜利的一幕,我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危机感。我就认为这些人,在这一﹑两年,就是今明两年,要对我们下毒手。我这本《挑战》是2005年底写完的,先是写了一篇长文章。2006年,连战﹑宋楚瑜都来认祖归宗了,陈水扁贪污闹得沸沸扬扬。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因为实际上,陈水扁原来宣布的是2006年修宪,这个修宪闹得不得不拖延了。2006年底,《挑战》加印,我补充了几句话,像陈水扁这样牛二式的”街头”政治人物,你越让他被动,朝不保夕,他越可能狗急跳墙。结果,不幸而言中,是吧?现在这个”四要一没有”,那就是公开地、猖狂地宣布”台湾要独立、台湾要修宪,台湾要正名”,搭配一个台湾要发展。”一没有”说的是再也不存在任何模糊,就是义无反顾的台独了。所以我说,在这个问题上,《挑战》这本书的逻辑推断,至少从2005年到现在,到2007年是验证了的。我不是算命,预测,我是学术研究逻辑分析。因为台湾大选的时候,我去了台湾,一些知识分子跟我说,我们这里的民主虽然乱了点,但是基本上走上美国、英国的两党制了,能够没有社会动荡实现轮流做庄,可以非常理性地街头抗议,等等等等。后来我问,你们民进党和国民党,在岛内的社会政策上究竟有什么区别?我说两党制在美国很清楚,共和党一上台就减税,减少政府福利措施,减少公共开支,有利于资本家赚钱;民主党一上台就加大福利开支﹑教育开支﹑社会救济,有利于穷人生活。你们在这类问题上,民进党﹑国民党究竟有什么区别?回答不上来,没有区别。我说,那你们蓝绿之间,只有一个区别,就是”统独”.这”统独”可不是什么轮流做庄,那是南北战争啊!这个社会分裂的鸿沟,根本不可能像美国共和党、民主党那样稳定运作下去的。台湾社会危机到如此程度,病入膏肓,危在旦夕,怎么还自鸣得意,以为进入了什么现代民主社会了?

    所以这是我想补充第一个观点是,要研究﹑要面对小布什﹑陈水扁的政治利益。不能认为美国要跟我们做买卖,或者台湾有五十万人在大陆做生意,就是中美﹑台海的全部利益所在。政治本身也是利益。我们过去说”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我们现在抓住了这个基础,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经济,对吧?但是,特别在所谓”民主社会”里,政治尤其不等于经济!选票不等于GDP,也不等于人均收入。咱们都学过上层基础,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政治相对独立于经济,既服务经济,同时反作用于经济。否则,美国那么多产品不让出口赚钱,而且是赚大钱,你怎么解释﹖为了赚钱,美国哄着﹑劝着﹑逼着台湾买军火。推荐看看我《摸着石头过河的困惑》里面描述的欧洲军工,”欧洲战机”让美国竞争得难以为继,硬是至今不肯卖中国。意识形态斗争,宗教信仰斗争,国际政治斗争,包括没有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斗争,在民主社会,尤其是现实而巨大的政治利益。这也不是我在这里自作动情。《挑战》书里引用的都是布热金斯基﹑亨廷顿等美国顶级智囊的原话。你再强调和平发展,你13亿人口的统一国家,持续高速增长30年,就是对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最大威胁。说一千倒一万,只有中国变成欧洲,分裂成为松散联盟,才是美国全球霸主地位长治久安的根本。就是说,再没有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完整国家,能够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向美国挑战,站在美国精英角度来看,这才是他们的大政治,长治久安的大利益。这个利益,比你拿多少亿美元买多少架波音,堵住几个大资本家的嘴,要大得多。因为这个利益太大,这个嘴,布热金斯基的嘴,亨廷顿的嘴,为美国决策者分析利害的这些嘴,你拿钱也堵不住。当然,波音那些资本家的嘴也不小,我们现在能堵上一张算一张。但是,不应当由此得出糊涂认识,波音那些资本家的嘴就代表美国政府的嘴。只把功夫花在这方面,很多时间效果是两面的。有的时候,如果不是大多数时候,少数资本家这张嘴越替中国说话,政治家越不敢大张旗鼓亲爱中国。因为,总统是由几千万张选票决定的。上海50万台湾商人越投国民党的票,台湾那些因为工厂投资大陆而就业不足的百姓,越可能投民进党的票。连战﹑宋楚瑜认祖归宗是好事,但不会增加台南那些深绿土著对外省人的信任。所以,美国也好,台湾也好,想当总统的政治家,一方面不能不讨少数资本家的欢心,否则没有政治捐款闹竞选;另一方面,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是,不能不计算选票。政治口号不对头,政策取向不对多数人的胃口,竞选花车再花哨,没有足够的选票,还是白搭。为此,我推荐一本加拿大人写的《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出的,基辛格推荐是写的最好的一本罗斯福传。好就好在展开一幅美国政治,究竟是怎么玩的历史画卷:就希特勒这样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念处处格格不入的专制狂魔,罗斯福想对着干,把美国拖入二战,谋求美国的最大利益,必须费尽心机,处心积虑,政客﹑政党﹑资本家﹑媒体﹑人民群众,多种要素之间,因势利导,精心互动,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选票 — 广大多数。这是我想补充的书里没有的一条意见。

    第二条我想补充是,我说小布什要”下毒手”,不是说他准备向中国扔原子弹,与我们发动战争。因为我这书出来了以后,也听到一些议论,说如今美国一个伊拉克战争已经闹不过来了,反恐需要咱们支持,北朝鲜核危机需要中国来协调等等。换句话说,美国的重心,由于有了911,有了本-拉登,伊拉克战争陷进去了,已经没有能力再在我们这个方向开展一场斗争。从军事上说,确实如此,像老布什打第一次海湾战争,亨廷顿的书里说,摆上美国常规状态60-70%的兵力。现在伊拉克驻军14万,还要不断增兵,还有阿富汗,还有全世界要驻军,美国这个时候,确实不容易下决心,直接在军事这个意义上,在东亚再和13亿人口的中国发生全面军事对抗。我同意这个判断。但是,我提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这块用得着动武吗?除了一个台海危机,我书里列了几条,譬如贫富两极分化和腐败蔓延引发的”群体事件”,譬如日益迫近的金融危机,香港的民主运动,进口能源原材料和出口加工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都不是需要军事对抗的问题。我提出的”共振时间表”,说的是,很多问题我们一个一个地说,都可以解决,不好办的是一下子都来了。一个桥梁可能能通过载重卡车,一队士兵,如果齐步走的话,这桥就塌了。我担心的是内忧外患齐步走,在2007、2008年这两年,或者2009、2010年,这段期间,趁着我们开奥运,需要尽可能创造一个和谐、和平﹑发展﹑又能体现中华民族振兴形象的奥运。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机会。比如说李登辉就公开在刊物上说,2008年台湾共和国参加北京奥运会。

    这些内忧外患,除了台海,不需要动武,不需要派一兵一卒。其中,最危险的就是金融危机。2002-2002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投机赌博新经济的挑战》,其中有一节叫<等待中国的金融危机>。这次出书《投机赌博新经济》,已经改成<迫近中国的金融危机>一章了。2006年至今,中国股市﹑房地产狂涨,在我眼里,已经是金融危机的”前戏”了。

    到目前为止,除了美元霸权,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最后一块,没有被金融危机洗劫过的处女地。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包括英国英镑,包括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欧洲最发达﹑欧盟的核心国家,都被金融危机洗劫过了。中国经过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坏账。这两个条件,是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早就满足得让国际金融大鳄鱼垂涎欲滴了。万事俱备,只差一个人民币可兑换了。就这一点,索罗斯早就做出定语,在2000年他那本《开放社会》的书里说,如果人民币是可兑换货币,亚洲金融危机根本躲不过去。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机在欧洲发达国家,就是金融危机。1989年年底,苏联解体,冷战结束。1990年,欧盟六个核心国家货币实现可兑换,资本项目放开了,1992-1993年,索罗斯冲击欧洲联系汇率机制,打得鸡飞狗跳,整个欧美十几个发达国家连手,一败涂地。但是,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德国也好,当时打完了以后,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英国财政大臣辞职而已。到了日本,1985年”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实现可兑换,1989年股市崩溃,金融危机导致全面经济危机,高速增长一蹶不振,十几年时间,一直到现在也缓不过气来。到了亚洲,泰国1994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逼迫下实现泰铢可兑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印度尼西亚两亿人口,苏哈托三十二年强权,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两极分化,腐败蔓延,信仰危机,积重难返。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接搀和,金融危机迅速经济危机,社会动乱,政权颠覆,祖国分裂,亦步亦趋。到后来就是喝凉水都塞牙缝了,海啸、地震连续不断。所以我担心的是,你说是乌鸦嘴也好,说是危机意识也好,我这本书,想强调的就是,我们这个奥运不好开。美国不用派一兵一卒,只要高盛总裁,现在是财政部长,”中国通”跟你整天高级”战略对话”,就非常危险!更何况,所有敌对势力,都盯着这场奥运呢。台独李登辉想借着奥运捣乱。前一段,我们扫荡了新疆”东突”一个恐怖活动基地。我看中央台电视节目,说为什么必须扫荡它?就是它是为北京奥运会准备的!所以,我这本书强调,各种敌对势力都在蠢蠢欲动,认为奥运会是个机会。因此,这个时候,内忧外患势必集中起来,对我们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形成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

    我就简单说这么多。希望大家能够给我提出批评、提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