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摇头”有多种含义，最浅的是不以为然，最深的是超越于呼天抢地、指天骂地的难以言表的忧郁、悲愤(如舞蹈家赵青表演的祝英台化蝶前的哭坟动作)。这两天读到的几篇报道，叫我忍不住摇头；不过，并不是上述两种心情所致。说不以为然，太轻；说悲愤绝望，又太重。也许说“教我如何不悲凉”更合适一点。

且说，昨天碰巧看到一本杂志《新生代》，今年8月(下旬刊)这一期的“封面”文章是系列报道《海虹操控药品招投标黑幕》。尽管其揭露的黑幕令人发指，但我相信记者的调查极其专业严谨。以一家杂志社毫不含糊地捋一家财力雄厚的上市公司的虎须，没有过硬的证据怎能不惧人家的起诉？

限于篇幅不能转述报道的内容，只抄几句提要：6年来我们的药价是怎样涨起来的？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海虹旗下的医药电子商务公司为(凭)什么占据了国内70%以上的药品集中采购市场和90%以上的网上采购，并在北京、上海、重庆、广东等地建立起了27个省级交易中心？海虹总经理助理景肖鱼曾表示，其目的就是形成行业垄断。市场准入权利赋予了海虹对药品购销渠道的垄断和丰厚的回报。海南省卫生、医院系统的官员严朝君、刘庭芳、何彦如和“在海南省有极高的官场背景”的阮×德，有国家医药行业招投标首席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医药物流研究中心副主任两个专家头衔的李宪法……这些人是如何参与“神秘的运作之路”、“介入药品招投标”的？一个药企老总是如何亲历招投标时“买通前吉林海虹‘一把手’”的？“惊人的招标费用”具体有哪些项目……细读报道的这些内容，我们对药品招投标制度是怎样背离初衷而导致药价居高不下的问题，可有恍然大悟之感？

看了这篇调查性报道，虽有“黑，TMD实在是黑”的感觉，教我心中憋闷、“浮想联翩”的却是专题结语性的官员答记者问。去年5月29日，卫生部规财司的官员接受该刊记者采访时称，卫生部早已注意到了医药招投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早已”——人家是多么明察秋毫，何劳你瞎操心！关于海虹公司之类问题，人家说：“欢迎向国务院纠风办、卫生部及其他机关举报。”这态度自然比让警察办你的造谣惑众罪要好得多，但怎么听着像崇祯皇帝居高临下的口吻？公民对违法犯罪知情当然有权利举报，但纳税人养的纪检监察人员更有责任主动去调查呀。国务院纠风办官员的回答更是教人心里发冷。除了义正词严的表态“药品招投标市场绝不允许独家垄断”，诸如“海虹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自然形成”、“有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与推行这一制度是两回事，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制度”、“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依旧找不到可以解决医药购销领域所有问题的一个方法”，一副教训人的官腔官调，自我感觉是何等的良好！你要求对症下药处理和防范已暴露的问题，居然也成了要用“一个方法”解决“所有问题”的完美主义的妄想。

联想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近期的答《财经》记者问。对于许多国家通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为什么在我国不能实行的问题，王振川同志的回答是：“关键还是社会发展还没到那个阶段，条件不具备。”他说的“阶段”、“条件”，不是指老百姓的民主意识和监督要求，不是官员的“承受能力”，竟然是技术性条件，“比如国外的实名制”、“如金融体制的完善、健全还有待时日”。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成其为理由。中国老百姓对反腐败的要求远没有那么完美和精致，他们现在只要求把那些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腐败管住就烧高香了。我们承认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都在初级阶段，官员财产的监督制度也相应地处在初级阶段。让官员把财产申报并公示出来，接受众目睽睽的监督，看他们上任与离任时财产的增减量，看大家可感知的他们及家属的消费与公示的合法收入有多大差距，对民众来说，虽然有遗漏总比两眼一抹黑好吧；对遏制官员贪欲，总比一点威慑压力都没有强吧？

又联想到大贪官落马，纪检监察机关的辩词，说什么贪官污吏有欺骗性、复杂性、隐蔽性。这话多好笑，活像老电影里战败的国民党将领讲的：只怪“共军太狡猾了！”我们强制官员公布家庭财产了吗？我们容许群众和媒体全方位地监督和揭露在位的各级长官吗？腐败分子可以欺骗个别官员和组织，却不可能长期蒙骗群众。坚持群众路线，腐败分子哪有那么多欺骗性，反腐败哪有那么多“复杂性”！

我说听了上述那些高论摇头叹息，是因为从那些论调里听不出一点变革现状的紧迫感、责任感，不免心生“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悲凉。说我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吧，可是中国早已不是皇家的，改革也不是皇帝的私事。即便是皇帝，如当年的宋神宗看了御史进的“流民图”，也为“变法”之乱、生民之苦大动感情呢！

 

这个人年轻时为左翼青年不齿。一般来说，人在年轻时，总会表现得激进一些。但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时候，殷海光是一位较为保守的“右翼青年”，与“一二·九”中那些激进的“左翼青年”在政治上大相径庭，如台湾的徐高阮，如大陆的李慎之。左翼愤青李慎之晚年提到殷海光这个人，说那时他们这些“左派”自视甚高，“昆明西面联大有一个叫殷福生的人，年龄大概与我们差不多，专与学生运动作对。十来年后，他在海外华人中以殷海光的大名，被推为提倡民主的一代宗师，不过在那个时候，他是根本不入我们眼中的，因为无非是一个‘反动学生’而已”。

这个“反动学生”曾经对蒋介石顶礼膜拜，在蒋介石发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后，他甚至不惜中断尚未完成的研究生学业，毅然投笔从戎。结束短暂的士兵生活后，殷海光进入了报界，直至做到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的主笔。他支持国民党，年纪轻轻就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但这个年轻的国家主义者并不是狂热的法西斯分子，而是有着坚定的个人主义为支撑的爱国者，因此，他在大陆的时候，就已经跟国民党不太合拍了。1948年11月4日，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猛烈抨击豪门贵族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受到蒋介石的怒斥，并险些丢职。

1949年3月，殷海光随《中央日报》到台湾，仍任该报主笔、代总主笔，同时兼任《民族报》总主笔。他离开大陆的原因，除了一贯的“反动”外，还有对国民党寄予了重生的希望。他和不少年轻人都天真地以为，国民党丢掉大陆该痛定思痛了。因此，他自居改革派，对政治指指点点。5月12日，殷海光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社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说跟随蒋介石逃台的军政人员为“政治垃圾”，再次触怒了蒋介石，受到国民党的围攻、批判，并被迫离开《中央日报》，去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

在大陆时的“反动学生”到台湾变成了台湾的“反动教授”，这个转变是重要的。虽然都是在要求大家长放弃专制、还政于民、给人民自由，但他不再以“政府”的一员考虑问题了，他是以在野在民间的身份思考中国人的前途。他加入了《自由中国》杂志社，坚持以笔的力量来对抗言论思想禁制。他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为准绳，批判党化教育、反攻大陆问题等时政，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代表之一。

蒋介石曾在国民党党部召开的中常委会上说：“殷海光不是与党‘国’一条心的人。在大陆那一段，他反共是积极的，我曾经召见过他，对他期望甚大。……他在《自由中国》上写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是在帮共产党的忙。我们不能养蛀虫蛀自己的船。”这样，来自最高决策的意志决定了殷海光的命运。他被赶出了台湾大学，失去了教职，文章不让发表、著作不让出版，被特务监视着生活，不让出国、不让见外国人，跟朋友的往来也降低到最低程度。“反动教授”再度变为“反动思想家”。

但这个思想家却比学院里的教授培养了更多的人才，他有自知之明：他自己由于成长过程中颠沛流离，以及后来在报纸杂志上秉笔报国，花去许多时间与精力，所以尚未积累足够的资源做最根本、最艰深的研究。但他的独立人格、思想激情感染了几乎一代有青春理想的年轻人，如林毓生、李敖等。1966年12月，殷海光在给林毓生夫妇的信中说：“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这个犬儒时代的思想者因此在历史的纵深里成全了他作为一个启蒙者、思想大师的地位。

 

地方党委换届已基本结束，此次地方换届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减副”，即减少副书记配置。如何安置这些减下来的副书记，成了有关部门煞费心思的一件大事——说实在话，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皇权专制时代，所有人都为皇帝打工，都是只能执行上级命令的行政官吏。这些人以做官为一个谋生的职业——当然，这是个利润相当丰厚的职业，为了获得这份职业，人们可以献出毕生的时间，可以在科举考试中疯狂作弊，可以筹措资金贿买。

现代政治与此不同，出现了一个政治家阶层，比如各级代议机构的议员、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及与行政首长共进共退的行政官员，以及政党官员。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以当官为副业，能否当官，完全取决于选举的结果。被选上就当官，没被选上就仍然是平民，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政府并不管他的生计。而他自己也本来就有生计。当然，即使不担任官职，他仍然可以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只是他此时已不再由政府掏钱供养了。

在这种制度下，政府不能随便解雇他们，而且他们失业之后还需要政府安置的，这就是政府所雇佣的公务员或文官。他们就跟公司员工一样，靠这份职业吃饭。他们甚至可以组织工会，如果政府对他们不公，就可以罢工，比如法国的公务员们就罢过工。

这就是现代政治的巧妙之处：在台面之下活动、权力较小的普通公务员可以终生任职，而在台面之上、掌握较大权力的官员们，却必须是权力的临时工。政治家当然都是以政治为职业，但他们却不能以政府为职业，不能以当官为职业。

中国也建立了公务员制度，但这个公务员制度十分具有中国特色，在于它根本没有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把所有在政府里面干活的人，都一锅烩地称为“公务员”。选举产生的正副省、市、县、镇长及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首长任命的部长、厅局长，以及正副书记，都被笼统地归入“公务员”范畴中。

这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不该由政府安置的人也变成政府的负担。按照法律的规定，正副市长、县长、镇长由人大选举产生。按照选举的逻辑，官员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假如人大选举他，他自然就可以继续任职，继续当官，享受当官的一切好处。假如人大不再选举他们，那就说明，民众根本就不需要他的公共管理才能，他就该痛痛快快地卷铺盖回家，该种土豆就去种土豆，该做生意就去做生意。但现在，他们都成了跟普通公务员没有区别的职业官吏。

这恐怕只能说明一点：这些职位，是由上级授予的。职位的来源不同，官员的人事、福利制度安排就会两样。民众可以对官员十分绝情，但上级必须靠下级的忠诚来维持官僚体系的有效运转。获得忠诚的最有效办法就是终身雇佣。因而，官员一旦进入公门，就终生享有当官的资格。并且，人人都盼望沿着科层体系一路升上去。

因为司空见惯，所以人们几乎不觉得下面的事情其实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选举产生的县、市长们竟然还有“升迁”一说！就好像在一家公司里面，员工当然有升迁一说，但谈论董事长的升迁就是十分离奇的事情，除非这董事长不是自己出钱的董事长。选举产生的政治官员只能通过更大范围的选民的选举，在更大范围内施展才华，而不需要任何人提拔。但在中国，好好的县长，任期未到，就可以被“调”到市政府去当副市长。

这样的体制自然导致官员终生靠政府发钱、发福利生活，则官员规模必然呈现出刚性膨胀的趋势。古代的社会危机往往源于财政危机，而财政危机的根源恰在于官员规模日益膨胀，因为，这是一个只进不出的体系。只要进了政府的门，政府就必须对其终生的福利承担责任。这样的优厚待遇，又让当官具有十分致命的吸引力，因此，人人争相挤进政府大门。相对于社会的需求及财政承受能力，官员总是过多。

当官者之所以能上不能下，也不能退，因为他根本就不是生活在一个官员是“临时工”的体制中。

（作者系知名学者）

 

我最近终止了和《南方都市报》的合作。这一决定不能说不痛苦。多年来，我和该报合作甚为融洽，一直将之视为在中国最为敢言的报纸。该报评论版的编辑，个人素质在中国报业中也可谓鹤立鸡群，我一直十分珍视和他们的关系。我最终决定终止合作，乃是在于他们违反了合作的诺言和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封杀了我批评茅于轼的稿件。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中国目前最开明的媒体，对言论自由也未免是叶公好龙，由此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媒体是否有既得利益？媒体监督社会，那么谁来监督媒体？媒体应该有什么样的自律？为了帮助公众和媒体思考这一问题，我不妨将此事的前前后后作一个交代。

不久前，我给《南方都市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矛头指向茅于轼不久前在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众所周知，茅于轼先生最近频频出来为富人说话。前一段说先保护了富人的利益才能保护穷人的利益，富人的赚得第一桶金，也许不干不净，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在这篇文章中则又声称：”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

我在文章中，主要指出了茅文的几个事实错误。第一，中国并没有”穷了几千年”.相反，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大部分时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宋代时，人均GDP也比欧洲高出许多。第二，中国后来的穷困也并非是因为仇富。亚当。斯密十八世纪末就观察指出：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可能再往前走。理由之一，就是贫富分化太大，有钱有势的人得到了十足的保护，穷人则一点保护也没有。而且历史也证明了亚当。斯密的预言。

当然，茅于轼编造出”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的话来，也并非出人意料。第一，他的一切知识，都是从我们二三十年前的教科书上抄来的，自己已经被洗脑。第二，则是出于他”为富人说话”的需要，要把屎盆子扣在老百姓的头上。所谓”仇富”导致贫困之说，任志强早就说过。我也早作了反驳。你看看有几个中国人恨姚明？他不过就是能把一个球装到筐子里，怎么能富成这个样子？事实上，对此中国的老百姓并不在意。相反，大家都是他的粉丝、以他为荣耀。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正当得来的财富从来不仇恨，仇恨的是不义之财。有些正当致富的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其实和一般小民百姓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一样，是我们国家法治不健全之过，怎么能让同为受害者的老百姓担当责任？”先保护富人”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是一回事。市场经济如同体育比赛，在同样的规则下，总有胜有负，有金牌银牌，有刘翔、姚明，也有生活无着落的末流运动员。在这个意义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合情合理。但是，如果你说规则应该先保护那些跑的快、个子高的人，那还有公正的竞争吗？如果法律将富人优先保护起来，穷人则等而下之，难道穷人不该仇富吗？

这就是我的道理。我还告诫《南方都市报》，请名人写文章应该负责。茅文通篇没有证据，信口开河，”先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这类刺激性的语言，在当今社会公平问题严重的时代，对穷人有侮辱性，降低了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比如，在美国的媒体上，你很难想象有知名人士会这样说话。如果有时有人不小心这样说漏了嘴，也会招致全国的抗议，要不停地澄清、道歉，有的甚至为此丢了工作。我们的报纸有保护弱势的责任，不应该纵容这样的言论。

编辑部当然对这样的观点不认同。编辑部主任特别给我来了封信解释说：”茅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学人与长者，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所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坚持以民间的立场对国内政策发言，对政策之下弱势群体的利益有积极的代言与争取。尤可贵的，是茅还能做到知行合一，最为国人所知的，是他在国家并无政策支持的前提下，拿出自己的资金来积极试验中国的扶贫项目，他先是在山西吕梁地区试验’小额贷款扶贫项目’，因而被称为中国的尤努斯，这项投入持续至今。此外他也同样拿出资金来开办保姆学校，收费低廉却坚持亏本经营……”因此，他认为我在道德上对茅于轼提出严厉的道德批判，让他们无法接受。另一位编辑也回信说：”茅于轼不是不能批评，但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人家扣上一顶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我认为是非常不妥的。薛兄如果偏要这样行文的话，恐怕不仅光是我们不发，如果有媒体就这样发了，那是编辑的失职。我去过茅于轼家，他就住在北京那种破旧的老房子中，茅于轼所举办的小额贷款，帮助了很多穷人。人家是在脚踏实地的为穷人做事，如果没有证据就攻击他，我认为有失厚道。”

这番解释不能说不诚恳，但很难让我接受。茅老是好人，这我愿意相信。但是，难道好人不会说错话吗？难道好人就有说不负责任的话的特权吗？好人说错话，报纸就有为贤者讳的道理吗？我接受的基本学术训练是：只认文字不认人，看见错误观点就批。我不会查三代后再决定是否批判。另外，那位编辑说我”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人家扣上一顶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言下之意，我是个红卫兵了。这其实才是一顶不小的帽子。可是我一查我的原文，清清楚楚写着我读了茅的文字后”很难让人相信他’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没有得到富人的好处。学者讲话，观点自然可以有不同。但是，如果刻意歪曲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就要问其动机为何了。”一句话，我因为他错得太离谱，觉得他的话不能令人深思，而怀疑他是否有些什么动机。可见，《南方都市报》连让人家表示怀疑的权利也不能容忍。其实，茅于轼最近接受记者的谈话，已经为我的怀疑提供了证据。他先说许多富人是靠经营个体经济奋斗上来的，是创造财富的英雄，不象国营企业，有各种背景和优惠。这我当然同意。但是，他马上举出一个例子，把声言不给穷人盖房的任志强描绘成这样创造财富的英雄。难道任志强不是既得利益吗？茅于轼把富人说成英雄可以。我确实相信有许多致富的英雄。但是，放着那么多个体户他不提，单提一个国企的老板，难道不是在为既得利益说话吗？人们不能对此”怀疑” 吗？

这是我和编辑部以及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个根本不同。不久前我批判吴敬琏，编辑部就很不高兴，闹得大家的关系很紧张。其实，在意识形态上，我和吴敬琏一样是市场派。我所不理解的是，这么一个拥护市场经济的人，为什么不为街头巷尾的个体摊贩说话，而跑到国营企业当独立董事？茅于轼也是一样，要说富人是英雄，怎么不拿一个贫穷中起家、忍辱负重致富的小生意人作例子，而非要举出一个高干出身并在国营企业当总裁的任志强？

其实，说了这么多，编辑部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两位经济学家不代表既得利益。不过，编辑部至少应该尊重别人不同的想法。你在网上作个民调就明白：如果你为任志强说话，多少人会说你不代表既得利益呢？再举个例子，你看美国的选举，政敌之间，永远会攻击对方代表既得利益。你找不出一个政治家不被贴上既得利益的标签的。难道你能以一句”缺乏证据”为由，不让大家说这样的话吗？

也许是因为在国外住久了，我和国内的编辑打交道，常常有些不适应。有时觉得他们简直不知道自己是老几。比如，一次一个编辑退我的稿件，理由是对美国的描述不对。我问她：”你在美国生活过一天吗？””没有。”我并不是说我一定比她高明、正确。我只是想说，她对美国有自己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她没有道理说她一定正确，我的观点连上版的权利也没有（这是约稿）。毕竟我不傻不苯，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我的观察和她的印象不同，总还有点参考价值吧？茅于轼的问题也是一样，我不坚持我一定正确，我也不强迫别人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不同意、不接受并不是封杀的理由。

我在批评吴敬琏时，因为和编辑部闹得很紧张，就对他们提出一个合作方案，以《纽约时报》的专栏制度为基本模式。众所周知，《纽约时报》是左翼报纸，但多年来一直有右翼的专栏作家。专栏作家的观点当然会不断和编辑部发生冲突。但是，编辑部只能根据专栏作家的总体水平决定是否开这个专栏。一旦开了专栏，就不能毙稿子，以保证发出不同声音的权利。这也是美国报纸的普遍规矩。据我所知，这个规矩仅在前几年破过一次，闹得满城风雨，形同丑闻。我据此和《南都》交涉：你们觉得我的稿件质量总体上可采，就用我的专栏，但不能在我的文章中只挑你们喜欢的东西。我当然知道中国的国情。季羡林先生活了快一百岁，也悟出个道理： “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如果我有些话不合上面的尺度而被枪毙，我无话可说。但是，如果因为我说的话编辑部不高兴，编辑部无权退稿。编辑部也接受了这样的合作模式。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君子协定。

老实说，我对其他报刊，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和《南都》提，是因为我一直把他们看成是中国第一块言论版。如果他们也不能坚持这种言论自由的原则，那我就不要再做这个言论自由的梦了。我一直把《南都》的编辑，当作和我一起追求言论自由、推动中国进步的同道。可惜，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则，居然几个月也坚持不住。导致了今天合作的破裂。

讲到这里，我不得不再次引用那位编辑的话：”茅于轼不是不能批评，但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人家扣上一顶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我认为是非常不妥的。薛兄如果偏要这样行文的话，恐怕不仅光是我们不发，如果有媒体就这样发了，那是编辑的失职。”言下之意，中国应该讲舆论一律了。这位编辑在业内是素质相当高的，竟也在这里撞墙。可见我们的社会一些潜规则或者显规则，对人们的心灵毒害多深！我在美国住久了，看共和党一天到晚说希拉里代表利益集团，民主党一天到晚说布什代表利益集团。这些也许都是政治偏见。你发出任何声音，都会发现有人激烈地和你唱反调。相反，如果只有一种声音说话，发出不同的声音就等于 “编辑的失职”的话，我们还有自由吗？茅于轼自己也说：”骂我也可以的，但是不要谩骂，那样没意思。如果骂我能讲出道理来，我很喜欢的。”我不妨将我 “骂”他的文章贴出来，让大家看看是否是”谩骂”，是否一点道理没有。

我批评茅于轼的这篇文章，当然不是面面俱到之作。因为指出其基本的事实错误就占去许多篇幅，剩下的仅够作为一个引子，希望能导向对贫富问题的深入讨论。可惜，《南都》的封杀，使这种健康的讨论很难进行下去。我在文章中曾有一句提示：”如果你说穷人创造不了财富，这一观念一旦被接受，穷困就会世代化，贫富就会遗传。”这句话，本身希望在贫困问题导引出一些国内知识界和媒体没有意识到的面向。看来编辑在读稿件时，对这句话下面的深意毫无意识。

茅于轼积极扶贫，当然比关在屋里高唱”海晏河清”的文化偶像要人格高出许多。我当然也对此表示敬意。但是，如果认真检讨自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以来美国对贫困开战几十年的经验，我们就不难发现，茅于轼所谓的”先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理论，至少会好心办坏事。美国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到了九十年代，大家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如果你把富人当作创造财富的人，把穷人当作需要帮助的人，把各阶层这样脸谱化，你就会在穷人心灵深处塑造一种被扶助的情结，降低了他们的自尊和自我期待，培养了他们对救济的依赖，最后使贫困固定化、世代化。也就是使贫困遗传。所以，到克林顿时代，才有两党合作下对福利制度的改革，逼着穷人摆脱对福利的依赖，最后大大降低了贫困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理论，实际上也如同”伟大社会”时代一些自由派的理念一样，充满了精英主义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以为某些人是创造财富的，需要保护；某些人是需要帮助的，要给他们办事。这其实是制造贫困的理论，不管其出发点是多么善良。我希望茅于轼这样的经济学家，要为穷人说话，让穷人自己去办自己的事情。这才能让穷人有尊严地走出贫困。

当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也许我们不应该对”好人” 茅于轼求全责备。但是，《南都》封杀了对他的观点的讨论，则封杀了许多对我们社会有益的思想。这是很难让人原谅的。我从来坚持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从来肯为自己的错误认错甚至道歉。关于这一点，我在针对麻省理工版画事件中的表现就可以为证。但是，报纸出了错别字都应该更正。如果我指出了茅于轼文章中的硬伤，《南都》也拒绝刊发，这无疑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我必须提出抗议。

我还是祝愿《南都》越办越好。但是，我需要提醒编辑：创造性的思想，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哪怕自由会带来许多错误、误解。再好的编辑，不过就是那么几个人而已。如果以自己的立场决定什么样的思想可以面世、什么样的思想必须封杀，那其实根本不用约稿，自己坐在编辑部给读者写文件是最方便的了。我这次决定停笔，严格地说也并非出于一时之愤。因为在合作中我已经渐渐感觉到，编辑的视野非常有限，并且不断要根据自己的视野决定稿件的取舍；乃至写作时，我下笔之前就不自觉地想着编辑到底喜欢什么。这样还能写出好文章吗？

我希望，中国最终有一家敢为天下先的媒体，率先公开采用货真价实的专栏制度：只要专栏作家的言论不触犯国家的言论尺度，就不根据编辑部的好恶枪毙稿件。这样，每个专栏作家才有原创力可言。言论自由的原则才能贯彻。

 

● 美国历史学家拉克尔今年出版《欧洲的后日子》，感叹欧洲在世界事务演主导角色的日子已成为历史，最糟前景是成为人们凭弔的古迹。

● 2007年3月欧盟27个领袖聚会纪念欧盟诞生五十周年。

欧洲以其深远的历史、辉煌的遗产，一直被视为西方文明的孕育之地。人类进入科技和工业发展迅速的二十世纪以来，虽经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时苏联的威胁，但欧洲仍和美国一起，抵抗共产主义、发展资本主义，不仅成为全球最有经济实力的洲际大陆，更给共产铁幕下的人民带来自由的希望。

但是，曾几何时的辉煌欧洲，近年却一步步走下坡路。它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不仅远不能与当年相比，甚至有美国学者写好了「欧洲的墓志铭」，认为已经迈向寿终正寝的日子。欧洲到底得了什么病而迅速「衰老」？纵观其现状，并总结众多学者而的分析，人们起码可以看到四个明显的症状：

第一，人口危机

当今欧洲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出生率太低，人口不增反降。根据「人口替代率」，平均每个女性生二点一个孩子，才能保持人口稳定。但欧洲人越来越倾向不要孩子，欧洲国家的平均生育率目前只是一点三七。这种现象导致很多国家人口萎缩，像德国、意大利、俄国、西班牙等国的生育率都不超过一点四；瑞典一点六，丹麦一点七，挪威一点八，英国一点九，也都低於人口替代率。

民调显示，二十多岁的德国人，四分之一男性和二成女性都表示，不会要孩子。按这个发展趋势，到本世纪中叶的二○五○年，德国将会失去相当於全部原东德的人口。

意大利的生育率更低，才一点三，首胎的男性平均年龄三十三岁。学者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六成的意大利人，由於一胎化，将不知道什么是兄弟、姐妹、叔叔、舅舅。

俄国的情况也相当严重，现有一点四七亿人口的俄罗斯，到本世纪中叶，将会减少三千万，只剩一点一四亿（过去十三年，俄国人口减少了五百八十万）；欧洲中、小国家也是如此，保加利亚、比利时、爱沙尼亚人口都将大幅减少。

法国在二战结束后十五年内，人口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当时戴高乐政府乐观地说，到二千年，法国将有一亿人口。但现在法国人口才六千三百万。按联合国预测，到本世纪中叶，非洲、亚洲人口将大增，小小的也门都将超过整个俄国；而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将超过原欧盟十五国的人口总和。

人口多少对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国力等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生育率近年多保持在二点一，去年人口增长百分之五，达三亿人。人口多，明显将增加人力、生产力、军力，以及整体国力。也增加内部的消费能力。美国的大众消费佔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出口佔不到美国经济的二成。即使美国不与整个世界做贸易，它在国内仍有七成多的市场。

第二，年龄老化

欧洲人口下降的直接后果，是人口老化，社会负担加重。欧洲历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超过了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目前是每六人有一人超过六十五岁，到本世纪中叶，老年人数量将会佔三分之一。

据统计预测，今后二十五年，欧洲的劳动力会下降百分之七，同时六十五岁以上者增加百分之五十。有工作能力的人口下降，这一反一正，自然加重社会的负担。二○○一年，欧洲五国（法国、德国、比利时、丹麦、瑞典）的社会福利支出佔国民生产总值（ＧＤＰ）的百分之二十七到二十九（美国在同年才是百分之十四点七）。

在欧洲，六十岁以上者的就业率远低於美国。据二 ○○三年的统计，五十五到六十四岁之间的美国人，六成有工作；而德、法、意都只有三成。再加上欧洲人的退休年龄较早，人的平均寿命增高，退休金、全民医疗保险等等福利，都给政府增加更大的财政压力，加重经济的滞缓状态。

第三，穆斯林移民涌入

在欧洲人口下降的同时，外来移民增多，目前已有两千万，其中百分之九十来自穆斯林国家或阿拉伯世界。恐怖主义兴起后，欧洲的穆斯林社会，出现反美、反犹、反西方文明的激进风潮，甚至呼应恐怖份子，袭击自己所在国，滥杀无辜。英、法、德、西班牙、荷兰等地尤为显着。

英国有二百万穆斯林（七十万在伦敦），一万六千人参与或支持恐怖主义，三千人曾在阿富汗的盖达基地等受过训练。前年七月伦敦被这些移民恐怖份子袭击，造成五十三人死亡。多项恐怖袭击阴谋被破获。

法国的情况更严重，穆斯林移民有六百万，佔人口近百分之十。一九九九年以来，一直以每年十五万穆斯林入籍，二十万非法移民进入的速度增长。前年丹麦杂志刊登穆罕默德的漫画事件时，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和阿拉伯世界反西方的疯狂举动同调，游行中高举的标语牌是﹕杀死侮辱伊斯兰的人。欧洲左派们热衷「文化多元主义」（即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没有先进落后之分，文化要多元），因此没有致力於把穆斯林移民融入西方文明。在英国，伊斯兰的清真寺有一千七百个，法国有一千六，德国有二千二。不少年轻的穆斯林移民，在清真寺「洗脑」后，参加了恐怖组织；或去袭击、杀害当地的犹太人。

德国的移民也佔人口百分之十，最多的是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约三百二十万（德国的犹太人只有十二万），他们在德国形成一个自己的社会，很多父母甚至不许他们的孩子学当地语言，只是送去清真寺学《可兰经》。 在荷兰，穆斯林有一百万，佔人口百分之六。几年前，画家梵高的后代、电影导演特奥．梵高因拍了一部揭示伊斯兰欺压女性的影片，就被当地穆斯林青年用割断喉咙的残忍方式杀害。

根据英国一项全国性调查，二成六的穆斯林表示，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忠於英国；四成支持用伊斯兰宗教法代替英国的法律；一成三支持盖达恐怖活动。在有些英国城镇，穆斯林甚至讨论建立「伊斯兰议会」，为将来在英国境内建立「穆斯林省」做准备。英国的红十字会甚至把圣诞树等标志从他们办的「慈善中心」拿掉，怕冒犯当地的穆斯林。

信奉真主的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曾宣称：「已有很多迹象显示，真主将引领伊斯兰在欧洲获得胜利｜｜不是用刀，也不是用枪，也不用征伐；在未来几十年，五千万穆斯林进入欧洲，会把它变成伊斯兰的洲际大陆。」

第四，福利社会主义捆住手脚

在经济走向全球化，亚洲，甚至美洲的经济都在腾飞的今天，欧洲的经济却发展滞缓。被称为「旧欧洲」代表的法国和德国，失业率长期在百分之十左右，美国现为百分之四点五；经济增长率则不到美国的一半。

总部在巴黎的「经合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去年指出：今后十年欧洲经济将进一步衰落；二十年后，平均每个美国人的财富将比德国人和法国人多出一倍。加州国民生产总值相当於整个法国；新泽西州相当整个俄国，佛罗里达州相当南韩，马里兰州等於整个香港。

欧洲和美国的差距之所以越拉越大，主要由於哲学理念不同。美国更看重「自由」，通过减税，削减福利，鼓励充分市场竞争，从而激发人的想像力、创造力，保护「个体主义」（ individualism ）。而欧洲则热衷「平等」，通过高税收、高福利，「劫富济贫」进行财产二次分配，在本质上仍是实行「集体主义」，以群体的名义（「公共利益」）剥夺个体的权利和自由，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果和共产主义相似，「杀鸡取蛋」最后大家一起受穷。

通过高税收而「劫富济贫」的做法，是高举「追求平等」的道德大旗而实施的严重不道德行为。在西方民主社会，财富是能力和努力的标志，「劫富济贫」就是蔑视才智、践踏勤奋；就等於是褒扬愚笨、鼓励懒惰。

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创造着成绩的人们是幸福的；不劳而获者，永远是所有社会中最不快乐的群体。据统计，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的工时，比德国人多百分之二十二，比荷兰、挪威人各多二十五；即使是英国人，也比美国少百分之十。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工作是人生幸福的最主要来源」；八成九的美国人满意自己的工作。ＧＳＳ显示，百分之五十六的美国人感到人生「非常幸福」，而法国是三十五，德国才是三十一，虽然他们有更多的付薪假期。

美籍德裔学者给旧欧洲写墓志铭

上述这四个症状（当然不只这些）显示，欧洲确实「病了」。近年有多位英美学者撰文指出欧洲陷於危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林蔚（ Arthur Waldron ）曾撰文「欧洲的危机」。英国作家、政治评论员普赖斯 – 琼斯（ David Pryce-Jones ）在「欧洲的灾难性变形」一文中指出，欧洲对伊斯兰主义的妥协，就像当年英相张伯伦对德国法西斯的「绥靖主义」，是可怕的历史重演。英国当代历史学家约翰逊（ Paul Johnson ）在「欧洲到底需要什么」中结论说﹕欧洲已是正在死亡的洲际大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塞谬尔森（ Robert Samuelson ）文章的标题就是「欧洲的终结」，指出欧洲这么高调反美，正说明他们在默认自己的衰落。

美国历史学家拉克尔今年出版《欧洲的最后日子》，感歎欧洲在世界事务扮演主导性角色的日子已成为历史，最糟前景是成为人们凭弔的古迹。

二○○七年七月二十日於纽约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致词

今天的对比新闻，我们要对比介绍海内外媒体对北京奥运人权的不同报道，以及对现状满意度调查的不同解读。

*京华庆典*

本周，中国官方隆重举行了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的纪念活动。

北京奥组委还专门聘请重量级歌手，为这次倒数一周年的纪念活动发布主题歌《We Are

标语“我们准备好了”

Ready》。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这首歌表现了“中国和北京在距奥运开幕一年时的精神抖擞、箭在弦上、整装待发的精神面貌”。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北京倒计时一周年庆祝活动将要办成奥运历史上“历次奥运节点日活动中最为重要、最为隆重、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庆祝活动将是这次活动的高潮。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北京奥运的主题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北京奥组委特别聘请被中国大陆媒体誉为“诗人部长”的中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题目，写了一首歌的歌词。中国媒体形容说，这位”才华横溢“的部长在车上一蹴而就，写成了这首歌。

据中国媒体介绍：“中国申奥成功后，李肇星先生兴奋地来到街上庆祝这一盛事，当时只穿着短裤和拖鞋。……申奥成功的喜悦以及对世界和平的期盼，使得这位公务繁忙的前外交部长利用从外交部到钓鱼台国宾馆开会路途中的短暂间隙，一气呵成这首献给北京奥运会的诗作。
　　

知识分子公开信发起人之一刘晓波

不过，北京四十名知识分子，在奥运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奥运主题《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提出补充，认为应该在后面再加上“共同的人权”。

这封公开信是连续数年被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六四天安门母亲群体代表丁子霖女士和北京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刘晓波等人发起的。

北京四十名知识分子的公开信对奥运主题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提出质疑。他们在信中说：

“我们，这些普通中国公民，对这样一个美好的口号，对能在自己的祖国举办这样一个象征人类和平、友谊和公正的盛会，本应感到毫无保留，充满自豪和欢欣。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的种种负面现象，包括奥运筹备中的一些现象，让我们不得不追问：这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所倡导的，究竟是何种世界、谁的梦想？中国如何才能成功举办一届让世人赞美、国人同庆、真正发扬奥运精神的盛会？ ”

北京四十名知识分子的公开信分析说，“一个美好而人道的‘同一个世界’存在的前提，必然是全世界的人们都享有最基本的人权。而一个基本人权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的世界，只会是一个分裂而破碎的世界，不可能有尊严、 平等与和睦。所以，那人人共享的‘同一个梦想’不应该是别的，恰恰是《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肯定的那些 人人应享有的普世人权。”

北京四十名知识分子的公开信建议北京的奥运口号应加入改善人权的内容，以期更确切更完整，也更符合奥运精神。信中说：

“借此世界瞩目之机，中国政府应该向全世界展现其符合普世文明的良好形象，庄重地履行中国宪法中保障人权的规定，切实地兑现中国政府在申奥时就改善人权所作的承诺。”

北京四十多位知识分子在公开信中认为，北京奥运的口号应该是：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

*奖牌难掩人权缺失*

公开信还对中国在奥运一周年倒计时之际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关注。

信中说， 中国政府不但没有履行诺言，在奥运举办之际拿出更实质性的具体措施，改善人权，“相反，我们目睹的、听闻的、乃至亲历的，却是对新闻和表达自由的更严厉的扼杀，对人权捍卫者的变本加厉的迫害，对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的任意践踏，对贫弱群体权益的肆无忌惮的侵犯，甚至奥运筹备过程本身也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及官员侵犯人权、盘剥弱势群体的堂皇口实。这一切，严重违背了奥运精神，正在使中国政府失信于世界，失信于国民，以至于民怨日兹、危机日深，政治领导人的亲民形象日损。 ”

北京40名知识分子在公开信中承认，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共领导人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并且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口号。但是，这些中国独立知识分子认为，这些口号扬汤安能止沸。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口号的鲜亮，而在于行动的切实；不在于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而在于宪法早有规定的公民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无法平等地落实到每个国民的身上，即使动用各种资源强行美化城市、修建壮观的场馆、夺得众多的奖牌，又怎能掩盖人权缺失这一国家发展上的致命弱点？那庆祝奥运的焰火，又怎能掩饰矛盾激化的社会和污染严重的环境等严酷现实？如此政府作为，又怎能奢望国民会有同一个梦想？ ”

四十名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在公开信中围绕“人权奥运 ”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如“对良心犯实行大赦，释放那些因言论、信仰、结社、维权和其他政治原因被判入狱的中国公民，使得他们能够在自由的氛围里享有与家人一起观赏奥运的权利”； “允许因政治、宗教和信仰等原因被迫流亡海外的中国公民回归故土，能在自己祖国而不是异乡观赏奥运”； “落实中国政府有关外国记者到 年 月 日可以自由采访的规定，并让中国媒体的记者享有同等权利”等等。

*奥运政治化？*

国际人权组织和人权活动人士呼吁借北京举行奥运的契机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状况。这种做法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成是奥运政治化，干涉中国内政等等。

四十多名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在公开信中指出，提出改善人权的建议“没有将奥运政治化的意图。这些建议符合‘没有任何歧视’的奥运宗旨，符合国际人权人道的原则，符合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符合中国政府的相关规定和政策乃至中国传统的人之常情，也是北京奥组委提倡的‘开放、绿色、人文奥运’最应该体现的。”

英国伦敦广播公司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认为，这封公开信似乎是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最重要的联合维权行动，必定引起当局的严重关注。评论界分析说，这封信的对象不仅仅是中国最高领导层，而且还包括国际奥委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关注人权的体育界精英，除非北京作出积极响应，否则很可能要置身于尴尬境地。

*罗格温和谈人权 北京不报道*

在北京出席奥运倒计时一周年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也谈到了北京奥运和人权的关系。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表示，不能单靠北京奥运解决围绕中国人权纪录的问题，但北京奥运可催生建设性的人权对话。

距离北京奥运开幕还剩一年，罗格表示，国际奥会无权向中国当局就他们认为是自己内部事务的事情施压。

罗格说，“人权团体及其它组织自然会利用北京奥运吸引各界注意，他们认为中国应尽速作出各项改革。”他说，“但北京奥运仅能在紧迫时间内进行复杂而敏感的转型中，起建设性对话的催生作用。”

罗格坚称，奥林匹克运动不会漠视未来进展，不过它影响中国人权问题进展的程度是有限的。

罗格关于北京奥运和人权关系的谈话，北京奥运官方网站没有加以报道。在北京奥运会官方网站上刊登的对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专访文字记录中，没有一个问题提到中国的人权问题。

*国际组织提醒世界*

尽管罗格声称奥运对中国人权问题进展的影响程度有限，但是美国，欧洲的很多国际组织，人权活动分子纷纷利用奥运倒计时一周年的时机，举行各种活动，提醒世界关注中国的人权。

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一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抗议中国当局没有兑现北京奥运会前对新闻媒体开放采访报导自由的承诺。中国当局对前往报导抗议活动的外国记者实行了短时间的拘留。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二发表报告指出，中国对媒体的打压违背了承办奥运会的承诺。报告呼吁国际奥委会敦促北京实行它自己新制订的新闻自由条例。

人权观察的报告说，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倒计时整整一年的时候，中国政府违反了它自己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所作的实行新闻自由的承诺，继续骚扰、恐吓、扣押记者。

在北京奥运进入倒计时之际，中国加强打击非法接受海外卫星信号的行为，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最近封杀观点亲中国政府的香港凤凰卫视在中国落地。

*共产党钳制言论远超国民党*

2008年北京奥运一周年倒计时之际，中国政府面临一个又一个危机处理，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和维权人士实行打压，观察家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还不如六十年前的国统时代。

著名分析人士傅国涌最近在香港开放杂志上撰写文章，重温了被打成大右派的储安平60年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观察》周刊上给国民党治下的中国社会下的结论。傅国涌认为，当年储安平对国统区的结论，用来形容今天的社会，无比贴切。

储安平在60年前写的文章中说：“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

傅国涌指出，当年储安平先生至少还能堂堂正正地说出自己的良心判断，公开发表在自己主办的刊物上面。而今天共产党对言论的控制，比国统区的国民党不知要严厉多少倍。

傅国涌呼吁中国应该开放新闻自由。他说，如果光看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国无疑处于盛世。“经济繁荣，物质丰盈，全民娱乐，钢筋水泥的森林一座座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到处伸展，车流滚滚，人欲横流，典型的盛世景象。然而，如果没有独立媒体，中国人民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中国人“将会愚昧下去”。

*民调满意度高因为言论自由度低*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一项全球民调结果显示，对本国政府的满意度，中国人（限于城市人）以89%高居全球第二；对照之下，美国人为51%，日本人只有22%，韩国人只有9%。对本国现状的满意度，中国人最高，达83%；对照之下，美国人只有25%，日本人只有22%。

从这个数据可以得出“中国政府最受中国民众欢迎，中国人对现状最满意”的结论吗？独立政论家陈破空认为，“这种结论，对任何一个理智健全和头脑清醒的人来说，都是不可能成立的。”

问题在于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和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媒体。陈破空分析说：在西方国家，人们对政府的批评和苛求，都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媒体上，影响民众的视听。于是，民众对政府和现状的满意和不满意，如水一般，起伏不定。正因如此，反映的，才是真实的民意。 而在专制国家，所有媒体都受政府控制，为政府宣传，不知不觉间，民众对政府的印象，就是官方媒体塑造的“政府形象”，就是“伟光正”。

观察家认为，中国官方媒体对奥运的宣传，从某种程度上，同样是把奥运政治化，让成功地办好奥运为执政党提供继续掌权的合法性。在灿烂的礼花绽放中，忘记了前三十年残酷阶级斗争的历史，掩盖了今天纸醉金迷的现状。

政论家陈破空总结说：“ 前三十年，中共破坏生产、荒废教育、挑动内斗、怂恿残杀，制造人间地狱；后三十年，中共鼓吹享乐、引诱堕落，官场充满腐败和淫秽气息，民间弥漫唯利是图、盛行男盗女娼。中共的极端手法，把中国社会，生生拉回到北宋西门庆时代。扭曲了经济改革，也堵死了政治改革。”

*为官民良性互动打基础*

这也是四十多名中国知识分子在公开信中的担忧。他们知道虽然不能靠举办一次奥运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但他们希望起码可以把奥运作为中国人权事业进步的新起点，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的良性互动奠定一个新的基础，也使北京奥运成为中国政府向世人展示其改善人权的诚意、以人为本的一个机会。

四九年后作者一家唯一的全家照：父母、作者（后排中）和四个弟弟，作者当时读高一

一 、飞来的“好朋友”（第十二章 “叫花子”和她的“集团”）

六一年六月初的一天，天清气爽阳光明媚。我坐在窗前看书。

一位女士敲了敲开著的门，我的眼睛从书上移到她的脸上。

这是一张看上去年轻仔细看又不太年轻的脸，头一眼看上去美丽，但多看几眼又似乎觉得有较大缺陷的脸；水灵灵的眼睛很大但似乎包含了太多的冷静，过於平塌的鼻梁冲淡了嘴鼻线条精细的神韵。眼睛周围诸多的皱纹叙说她饱经过风霜，无袖裙衫裡伸出的手臂，肌肉开始松驰，朴素的穿著遮掩不住隐隐的艷冶。总之，是个曾经美丽，但开始衰惫，一眼望尽，却又有点“山重水復”的女人。

我笑著迎向已经朝我走过来的她。她的眼睛因为笑而发亮，脸变得生动。她自我介绍是我们较场口十五段的经济户藉，专门负责发放肉票、煤票、油票、军属病号优待票等各种票证。她亲切地问我家裡有没有病号，只要有医生证明，就可以在定量外多发半斤肉票，凭病号票可以购买膘厚一点的猪肉。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她，除了六张想打牙祭的嘴，除了饿捞病，什麼病都没有。

我们马上便相互吸引热烈地交谈起来。我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成员，父母和四个弟弟，她告诉我她叫蒋忠梅，廿九岁，她八岁的女儿和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住在上清寺。我讲父亲齐尊周的遭遇，我家的不幸和我对前途的惆悵。很快，两人便无话不谈，成为好朋友。我去过她家几次，见过她也有一对明亮眼睛的女儿蒋小梅，和白髮盈盈善良好客的母亲。她请我在夫子池一家冷饮店喝过橘子水，夸奖我聪明，对我家的不幸深表同情，并且对父亲表示十分的敬佩。

重庆人说“叫花子都有三个朋友”，除了新认识的蒋忠梅，我还有朱文萱、尹明善、吴敬善三个老朋友。

我同蒋忠梅越来越投合，她告诉我小梅的父亲因歷史反革命罪在新疆劳改；她的弟弟蒋忠泉聪明能干，少年得志，二十岁出头便当上某地公安局长，是一心为共產主义献身的热血青年，后来被冤枉打成反革命判刑八年，她曾长途跋涉去劳改队看望过弟弟，为他的无辜受屈很抱不平；她的母亲解放后在农村被评为地主，无法活下去，只好投奔她家，三辈人相依为命。

我对蒋忠梅不仅有同病相怜的感觉，更对她经常讲到的“寧愿输脑袋，不情愿输耳朵”、“眼睛夹不得沙”的人格不胜敬重。在不知不觉中，我疏远了那几个“叫化子朋友”。

六月中旬，我收到广州莫斌（后来判决书上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之一），转给我一封别人写给他的信，前面称呼“莫兄”，后面没有署名，以“三月十五日草於河边”结尾。

信上称莫斌是“振臂一呼，天下英雄豪杰云集的领袖”，他们愿意合併在莫斌的麾下。它描绘了“没有烛光的黑黝黝的农村”现状，坚信“饮美酒吐苦水那一天定会到来。”最后鏗鏘有力地指出“我们失去的是镣銬，得到的是整个世界。”看来好像是两个对现实不满的组织正在切磋，打算联合。

我马上把这封两页长的信拿到上清寺，蒋忠梅认真地读完之后说：“嗯，这封信真的写得很好，特别是这十六个字很重要。”“十六个字？”我心裡想。字，我没有数过，但字字珠璣，句句瑰宝，从头到尾都好，说不出哪一点最好。“你说的是哪十六个字？”我问，同时为自己不能发现文章中最好的部分而深感羞愧。蒋忠梅指著第一页信纸的中间部分说：“这裡，‘我们的主张是’”她加重语气念下去：“团结起来，唤醒民眾，军政并举，联合外力”。看了我一眼说，“这十六个字提得很好”。

破天荒第一次读到这样的文章，从文字到内容都令我既兴奋莫名又心惊肉跳，我对“草於河边”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与其说是因为它出格的内容，不如说是因为它精彩的词句。正如机器人没有被输入相应的程序，便不会在参观的人群中搓著手说：“呵，多麼冷的天气﹗”我的头脑裡没有“政治”，这封所谓很政治的信，我读到的却是雋永的文彩。
色魔盯著女人的胸脯与婴儿含著母亲的乳头，有著绝对不同的含义。

我对这十六个字实在不敢恭维，乾巴巴的，我甚至不明白它在讲什麼。同我十二年学的数理化等功课相比，它代表了一个我一无所知的世界。以至於后来受审交待时，我可以把这封信从头到尾背出来，唯独这十六个字我搅过来搅过去就是搅不清。

可是，当时，不知为什麼，也许为了掩盖我的无知，不愿意蒋忠梅小看我，也许为了表示英雄所见略同，我赶紧附和说：“是的，是的，我也这样认为。”蒋忠梅用指头敲著信上的这十六个字说：“我们应当遵照它去做。”我哑了，蒋忠梅考虑问题总是深一步，多一著，她已经想到要行动了。

我俩手挽手漫步在上清寺街头，她把她丰富的知识传授给我，我静心地听，像在读小说，像在看电影。她讲到解放前共產党搞地下活动时，组织工作的原则是“单线联系”。“单线联系？什麼是单线联系？”孤陋寡闻的我不好意思地问。蒋忠梅解释说：“就是在搞地下活动的时候，只允许一个人单独与另一个人联系，比如说我只能同你联系，你只能单独同你下面的人联系，不允许我出现在你下面人的面前，正如我上面的人不能出现在你面前一样。这样，一旦你出问题叛变了，你最多只能出卖两个人──你的上线和下线，其餘的人你不认识，使组织受破坏的程度减到最小。”

蹓躂间，蒋忠梅指著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女人对我说，“她叫×××（名字我没记住），她的丈夫也遭整，被判了刑正在劳改，今后可以是我们的发展对象。”后来，她用眼睛瞄著一个女人叫我看，“就是这个正在朝我们走过来穿灰布衣服的女人，她对共產党很不满，可以作为我们外围组织的成员。”

人的一生中，有数不清的“第一次”，除了没有经歷过惊心动魄的“第一次上吊”之外，我觉得最深刻难忘的第一次要数听到“单线联系”、“发展对象”、“外围组织”这类政治专用名词了。我惊羡蒋忠梅知识的广博，也钦佩她积极準备行动的勇气。但，我并不真心的打算和她一起干，我心的深处，是渴求读书。

我去过两次广州――在闭塞的重庆人眼里，广州离敌佔区香港近，去广州就是去了香港――第一次是五九年九月中旬，我卖掉了母亲的浪琴錶；第二次是六一年七月，我卖了自己的血。

经过两天三夜火车硬坐，我第二次到达自己国家的“敌佔区”。在广州火车站我花一分钱买了一盆洗脸水，湿了一下脸，漱了一下口，带著满身尘埃和汗酸臭，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下。这次没忘记，走前找吴敬善要了一张学生“王小萍”回海南探亲的“学校证明”，便于住旅馆，又享受半价优惠。

一天傍晚回旅馆，服务员告诉我，我是去海南，不能在广州久住，要我第二天就搬走。我暗自纳闷，哪有这样的道理，难道我的亲
戚不能从海南岛到广州与我团聚，我在这裡逗留长一点时间？没听说过在正常情况下，旅馆可以规定旅客什麼时候离开。

我搬去汤文彬（后来判决书上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之二）家和他母亲睡，她是个朴实憨厚的渔家妇女。

偶尔，几个準备第一批偷渡的人在裡面房间同汤文彬商谈，他们不理睬我，汤也从未叫我进去过。

等待使我日子变得更加无聊无趣，我想回重庆。汤文彬说也好，回去等，如果他弟弟几个人试的那条路通了，他马上来信，我和父亲再南下一起走，时间也来得及（莫斌和汤文彬都愿意帮助父亲和我出去）。

九月十二日上午，我从坐了五十来个小时的慢车车厢裡出来，拖著两条肿得难以弯曲的腿，径直到了上清寺蒋忠梅的家。

她的家门永远为我开著，她的母亲永远用笑脸迎接我。小梅呼唤“齐孃孃”的时候，每个字都裹著蜜糖，我把剩下的最后的钱，在广州为她买了几对扎小辫子的彩色缎带和几块美丽的小手绢。走前，汤文彬和他母亲送我三十来个粤式高级点心。路上，无论白天黑夜，火车每停一个站，那怕是小站，我都睁大双眼盯著我的高级点心包，以免有人下车时顺手牵羊。我留下四分之一的“羊”给了蒋忠梅。
我爱这个三辈人的三口之家。

父亲在綦江集改队修铁路公路，整日与石头泥巴打交道。该地交通很不方便，离重庆又远，他极少回家。五九年九月我第一次去广州后，父亲回来过一次，得知我不在家，高兴地写信鼓励我。他说，你做得对，不要坐地等花开，天下没有坐享其成的事，光明的前途要靠自己去奋斗。他说，你勇敢地冲锋，受了伤退回来，家庭永远是你温暖的后方。你不要怕失败，要有失败了再干的顽强精神，最终，你会达到出国读书的目的。

父亲第二次回家，正好又碰上我第二次去了广州。两次赴粤，都是我自己作的决定，事前没有去信同他商量，事后也没有去信让他知道，免得惹事。这次父亲回家，发现了“草於河边”那封信，写得太可怕，他把它烧了。

同时，受蒋忠梅友好的邀请，他们也一起在外面喝过饮料。父亲说蒋忠梅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九月二十七日晚饭后，我去蒋忠梅家，顺路先到两路口中学看吴敬善，他送我出门，闲著没事陪我顺著中山四路朝上清寺走去。那晚，我心裡难以言说的烦闷，怨气窜上窜下找不到出口。我说：“真想找个反革命组织参加进去，接受指导，叫我干啥就干啥。”吴深有感触地说：“活得真的很无聊。”

快到蒋忠梅家门口时，碰到吴敬善的两个朋友（名字我已忘记）正要去学校找他，乾脆，四个人齐步走进了蒋家。

那晚我住在蒋姐家里，大家耍得很晚。所谓耍，就是吹牛，不怕打胡乱说，只怕没得话说地瞎扯。在这个被判决书称为从广州回渝后我召开的反革命集团会议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讲了些什麼，我已经无从记忆，记得我曾提到那封文彩华美的“草於河边”的信，他们根本无兴趣反应很冷淡，远不如蒋忠梅热情且有独道见解。那晚，她对那十六个字又强调了一遍。

很巧，蒋忠梅一个从自贡农村来的姓梁的表兄到她家投宿，也加入我们吹牛。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不容他人置喙，马上成为主讲人，把那晚的“黑会”推向了高潮。他主要讲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两个独立自主又互相监督的警卫系统，每个当权人既受保卫又被监督，每个人设法监视对方，又同时被对方所监视，还举出几个中央首长为例来说明这个事实。然后，他讲中国农村数百年前就有的自製火药武器的传统，自贡农村现在就有不少农民家庭作坊生產火器。他给我的印象是，中国农民即将用武器暴动反对中共统治了。

这个姓梁的表兄，从他瘦骨嶙峋的脸、黝黑的皮肤和朴素的穿著看，是个农村人，但他锋利的谈吐、敏捷的思维、準确的用词和翔实的例证表明他不是正在种地的农民，或者曾经是农民，但早已从农村脱颖而出。

不过，他的谈话内容，对我们这群青年而言，则完全是另外一个领域，一个我们不曾企及的做梦也想不到的领域。特别是我，我好像在听一个恐怖的神话，被神话搅糊得云里雾里，甚至我现在也只能復述当时我大部分听不懂的神话故事的十分之一。

我觉得他很反动。

九月二十八日晚上，我试穿了母亲为我织的那件粉红色毛衣──毛线是父亲四六年从美国带回来的，我一直很瘦小，又不爱干净，等待了十五年，才等来了妈咪说肯定让我穿了它庆祝国庆。

我像记住生日一样地记住我的“死日”，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那天，五个男公安加一个女公安到和平路我的家裡把我逮捕。同时，我的“集团”──父亲和朋友们，也被“一网打尽”。

 

被新华社记者指责为“号称‘民间环保卫士’”的无锡市宜兴“农民”吴立红，2007年8月10日被戴上“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的帽子，一审被江苏宜兴市人民法院当庭作出有期徒刑三年判决的，其中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这个报道是新华社记者王骏勇于2007年8月10日23：12：30在新华社的《北京新华网》发布的。

看到这个报道，我第一反应就是报道“内容”似曾相识，为什么呢？

原来，两个月前的6月5日，新华社记者王骏勇已经“未审先行宣判”

吴立红的罪名了。王骏勇记者6月5日这样报道：

“据悉，吴立红以举报、媒体曝光所谓‘环保’问题相要挟，敲诈勒索、谋私敛财，蓄意已久，他曾在日记中把敲诈勒索对象分门别类，制定敲诈额度。”（2007年6月7日见于《新华网》，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7版）

既然吴立红前面已经“敲诈勒索、谋私敛财，蓄意已久”，后面果然是“敲诈勒索罪成立”。8月10日，新华社记者王骏勇这样报道一审判决：宜兴法院认为，被告人吴立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给东方厂设置业务障碍相要挟，两次索得人民币1.5万元，数额较大；吴立红还通过私刻企业印章，虚构事实，骗取人民币30，000元，数额较大。

吴立红的行为分别构成敲诈勒索罪、诈骗罪，应予数罪并罚。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法院据此依法作出上述判决──等于该法院对公安、公诉的指控依法给予了一一确认。

看新华社6月5日的报道正是这样写的：

“宜兴警方依法查明，2003年10月～2004年12月期间，吴立红从宜兴市环保局得知常州某除尘设备厂（作者注：即东方厂）承接了江苏某钢铁有限公司（作者注：即宜兴市乾震钢铁厂）一起环保任务，即找到该厂业务经理戴某（注：业务员戴燕华，现任公司经理），自称‘环保卫士’，与省、市环保部门领导有较密切的个人关系，以其能阻碍该厂顺利结算工程款及通过工程环保验收为要挟，向戴某索要所谓的‘业务费’。戴某担心吴立红制造麻烦，先后两次将1.5万元人民币交给吴立红。”

对于8月10日的法院判决书，几乎是按照这个步骤一步步“确认”的8月10日，宜兴市法院经审理查明也是两次“索得”人民币1.5万元。

两条新闻，同一个人的报道，却有明显的区别：警方认为吴立红是拿了常州某除尘设备厂（即东方厂）的钱，而法院查明吴立红拿的也是东方厂的钱，只不过与东方厂签订供货安装协议的是中国第十七冶金建设公司，而非前面警方依法查明的承接了东方厂业务的江苏某钢铁有限公司（即宜兴市乾震钢铁厂）。如此重大误差？到底是公安查明的正确，还是法院查明并确认的正确？如果两个中有一个错误，新华社就应该更正，不要诬陷吴立红，要实事求是地报道。

再仔细看新华社8月10日报道：

2003年10月，被告人吴立红得知常州市武进东方除尘设备厂（以下简称东方厂）与中国第十七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冶金公司）签订了袋式除尘器供货安装合同的信息后，先后找到东方厂负责人和业务经办人，称自己是“环保卫士”，与省、市环保部门有较密切的关系，以该业务不给他参与，就通不过环保工程验收及结算不到工程款相要挟，以“业务费”的名义索要钱财。

2004年春节前（春节为2004年1月22日），被告人吴立红又通过手机短信向东方厂索要30，000元。东方厂担心吴立红阻挠结算工程款，分两次给吴立红1.5万元。

新华社同一个记者，却有两份明显有差异的报道，而且不同的事情却都一个相同的“犯罪方式”──先后两次将1.5万元人民币“业务费”交给吴立红：前一个是6月5日报道指吴立红在2003年10月～2004年12月期间，东方厂业务代表先后两次将1.5万元人民币交给吴立红。后一个报道是8月10日指吴立红在2004年春节前（春节为2004年1月22日），“又通过手机短信向东方厂索要30，000元”──既然是“又”，说明前面还有“敲诈勒索”──可前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敲诈勒索。如果没有，为什么记者要写上“又”呢？所谓东方厂担心吴立红阻挠结算工程款，分两次给吴立红1.5万元“，给来给去，不还是这1.5万元吗？为什么后面还有个”又“字呢？

懂得简单算术的人都知道，两个1.5万元正是30，000元。新华社记者于8月10日一审宣判后“又”这样写下了另一个“犯罪事实”：2004年12月，吴立红私刻了东方厂的印章，购买了空白的收款收据，指使他人在收款收据的交款人栏、摘要栏、金额栏分别填写了“鞍宜兴市乾震钢铁厂”“北东栋方厂（工程款）”“三万元正”等内容，并在该收款收据上加盖了私刻的印章，吴立红持该收款收据至宜兴市乾震钢铁助材厂，以东方厂的名义收取工程款，从乾震钢铁助材厂获取现金30，000元。

西祠胡同论坛上一个署名“来到无锡30年”的人这样发帖子，其中用非常准确地描述提到：

“2、2004年12月24日，吴立红找到宜兴乾震钢铁助材厂董事长陆乾，谎称代常州市武进东方除尘设备厂收取工程款30，000元，陆乾要求吴立红出具武进东方除尘设备厂的收款凭证，吴立红即伪造了常州市武进东方除尘设备厂的印章，并自购票据，骗取乾震厂现金30，000元。”

可这个帖子和新华社记者的报道一样，里面都是有疑问暴露：比如6月5日前面提了“常州某除尘设备厂（作者注：即东方厂）承接了江苏某钢铁有限公司（作者注：即宜兴市乾震钢铁厂）一起环保任务”，可后面8月10日却又称“常州市武进东方除尘设备厂（以下简称东方厂）是与中国第十七冶金建设公司签订的协议”，既然后面的东方厂没有与宜兴市乾震钢铁厂签订协议，那么，为什么吴立红能够“突发奇想”地用私刻的东方厂印章盖章的收款收据，给宜兴市乾震钢铁助材厂，以东方厂的名义收取工程款，并最终“从乾震钢铁助材厂获取现金30，000元”，骗子骗钱真的这么容易吗？如果真象网络上帖子所言，常州市武进东方除尘设备厂只是从总包给中国第十七冶金建设公司取得了其中一部分宜兴市乾震钢铁助材厂设备安装除尘业务，乾震钢铁厂就没有义务付出吴立红安装费，也不应该直接付给东方厂，只需与十七冶结算就可以了。可疑问就在这里，一个堂堂大企业──乾震钢铁助材厂的董事长陆乾（肯定不是初傻子），为什么偏偏相信一袭农民的吴立红，并愿意给他30，000元？最后这30，000元和前面指控的1.5万元，都成了吴立红的敲诈勒索和诈骗罪证，最后吴获刑三年。

8月10日，新华社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2004年12月，吴立红私刻了东方厂的印章，购买了空白的收款收据，指使他人在收款收据的交款人栏、摘要栏、金额栏分别填写了“宜兴市乾震钢铁厂”“东方厂（工程款）”“三万元正”等内容，并在该收款收据上加盖了私刻的印章，吴立红持该收款收据至宜兴市乾震钢铁助材厂，以东方厂的名义收取工程款，从乾震钢铁助材厂获取现金30，000元。

而6月5日新华社同一个记者王骏勇所报道的

“2006年3月～2007年1月间，吴立红又以曝光污染问题相要挟，敲诈勒索有关单位现金40，000余元”

却在8月10日没有再提到。但是，他却在8月10日提到这么一个事实：江苏宜兴农民吴立红涉嫌敲诈勒索、诈骗一案在宜兴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吴立红的家属、新闻媒体记者及当地群众等旁听了庭审。庭审结束后，我只见新华社一家（境外不算）在报道，难道他报道中提到的“新闻媒体记者”不是自己而是别人吗？事实上，吴立红家人透露，当时，美联社、《纽约时报》等多家境外媒体也前来采访，均被法庭拒之门外。

今年39岁的吴立红家住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周铁镇，新华社记者已经把他已“丑化”的历史公布出来了：

2002年8月曾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宜兴市公安局行政拘留15日。200 7年4月13日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诈骗罪被宜兴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30日经宜兴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5月24日被依法提起公诉，宜兴市人民法院于8月10日下午开庭审理。

看来，新华社记者王骏勇对吴立红“厚爱有加”，非常巧合地在6月5日世界环境日这一天把吴立红被捕的消息公布出去。当年的环保日主题是“污染减排，共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可对于“环保卫士”吴立红来说，真是一个大的讽刺。他为了环保事业，还于2005年先后获得中央电视台年度“感动中国”候选人提名并当选十大环保杰出人士，可不幸却因此进了监牢──还在“号称‘环保卫士’”之外多了两顶帽子：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

8月10日下午5点多，《天网》黄琦接到吴立红妻妹许静华电话称，宜兴法院当天下午2点30分开庭审理吴立红案，审判刚结束，吴立红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成立，还处罚金3，000元，追缴非法所得45，000元。许静华解释吴立红向东方厂业务经理戴燕华索要业务费1.5万元及另一笔30，000元：“这些都应该是吴立红的工资”。目前，吴立红及家属都已提出要上诉，上诉法院为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吴立红被抓等待审判的6月份，无锡太湖蓝藻又一次大规模爆发，自来水发臭，居民饮用水告急，引起人们对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深刻思考。令人痛心的是，水污染在我国是普通现象，相对欧美日发达国家清澈见底的河流，十年国家投入巨资和人力治理太湖污染，何效之有？越治湖越污染，治理者的颜面何在？今天，新华社记者还能在这个真真假假的被污染的世界看清楚真相、告知人民之真情吗？

 

说终于，是和十多年前的陈希同案比较而言。那时，全国人民可谓义愤填膺，甚至有著名作家写文章，呼吁“杀陈希同，平民愤”。

陈良宇终于让人民麻木了，表现在陈良宇案出来以后，除了CCTV上连篇累牍的报道“全国上下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现实中的人民群众却表现的“麻木不仁”，没有了陈希同出现时的愤怒。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

实事求是的说，大部分的普通民众对于现在的领导人比江核心时期的印象是要好的，特别是农民从现在不得不采取的农业保护政策中受益。出现对于陈良宇案件麻木不仁是因为：1.许多人认为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无非是一朝君子一朝臣。所以和自己没有关系。

2.更加多的人认为，现在腐败现象比比皆是，抓出来一个或者两个已经无济于事，甚至有许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

我不怀念毛泽东时代，我认为这个时代比那个时代要好许多，至少人民有了吃饭的基本生存条件，尽管现在离民主政治还有非常远的距离。陈良宇现象的出现和人民对于反腐败的麻木绝对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人民对于现政权的反腐败的力度产生了怀疑乃至失望。这个信号更加说明：如果只做花里胡哨和杀一儆百的表面工作，人民会对共产党彻底失望。

要想重新树立在人民心目中的公信力，执政党必须用壮士断腕的决心进行彻底的反腐败，决不能仅为一时政治斗争或形势的需要而有选择性地惩治某个腐败分子。

 

命运不得我挑选

毛泽东晚年因病长期病榻，有一次，他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起他去世后讣文应该怎样写。对共产党人来说，没有东西比讣文开头那几行字来得重要，不要小觑这几句看似陈腔滥调的字句，实是对那个躺在棺材里的人的一生定论。

工作人员怯於毛皇帝的威严，哪里敢作声，况且如何盖棺怎样定论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正当各人不知如何回话时，毛泽东自己却先说了，他什么称谓都不要，只要「导师」这个叫法。毛泽东说，他在湖南当过教师，这个称谓最适合。毛去了见马克思后没有人把这句话放在心里，最后讣文出来变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把毛泽东称为「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马力去世那天，曾荫权发出声明表示哀悼，其中有这么的一段﹕「民建联在他担任主席期间，成为特区政府紧密的合作伙伴」。

曾荫权当然没有权力为马力写讣文，但他既然说了这句话，那末，马力的讣文里总不能缺了这一段。这话昭昭明甚的是，把民建联公开并正式地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的执政联盟，也昭昭明甚的视马力为特区政府的盟友。这种政治上的盖棺定论，表面是对爱国爱港人士的肯定，然而，把民建联列为执政联盟到底是不是香港传统左派的最大利益，又或者说，这类和特区政府肝胆相照的关系，是不是民建联真心想要的？

我们当然到这一刻都不可能知道马力的讣文会是什么内容，不过，曾荫权对於马力去世的回应却让人想得更多﹕香港传统左派应如何检视并确认自己的身分（identity）。对於曾钰成谭耀宗等根正苗红的传统左派来说，他们在香港的身分，几十年来都如南唐李煜那样「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他们为了爱国付出极大代价，牢坐过了，失业也经历了，个人一生前途就在爱国的大旗下付诸东流，可是祖国却从没有真正看重过他们，永永远远要他们干跑龙套的角色。

左派身分定位不由已

一九六七年，香港左派发动了他们称之为「反英抗暴」的六七暴动。事隔四十年，社会学者不讳言，事件之初这确是一场改革社会的运动，和当年的美国校园反战、法国学生运动互相辉映。但到了后来，受到大陆文化大革命冲击和极左派影响，令这场足以涤荡心灵的运动走上了激进的歪路，最终遭到全港巿民唾弃。一九六七年底，香传统左派全部偃旗息鼓，孤身渡过最寒冷的冬天﹕六七年五月前得到的俱付诸一炬，紧跟祖国的结果是祖国要你韬光养晦潜龙勿用。

一场本质是反帝反殖追求公平的社会运动以扭曲了的形态走到终极后，传统左派应往何处去？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九日，当时负责港澳问题的廖承志就公开要求传统左派做好在野角色，他在接见香港出版界参观团时说，「香港的现状，看来要维持相当长的时期，香港问题，将来可以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但是绝不是短期的事。这就要肯定两条，一是现在不可能用其任何方式比如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二是承认香港同胞是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和内地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这在短期内是不能改变的。所以香港搞宣传工作就必须承认这个现实」。

否定反英抗暴

大陆政治语言精炼，廖承志讲了这一大段说话，总结起来只有四个字，请香港传统左派「实事求是」，顺带也否定了「反英抗暴」，廖承志那句「不可能用群众运动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还夹「承认香港同胞在英国统治下」，就是说传统左派你不要想马上回归祖国，好好当英国治下的港人。

廖承志这些话今天来看是「客观、务实」，可是传统左派会怎样看呢？文革武斗是北京要搞的，香港左派死了徐田波何风一大批人，得来的结局是我们错了。换转任何人，当会从头一遍思考未来的走向，事实上，六十年代中共大搞文化大革命时，它的海外附庸或盟友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思想调整，有人与中共割蓆，也有人更加附从，日本共产党就曾经一分为二，日共的名称变成了「日共（正统）」。但香港的传统左派却没有这种醒悟，照旧耷着头跟着中共默默走。

事无大小跟中共走

一九七九年，中共打倒四人帮后三年，香港传统左派收到北京通传，应如何正确看待未来的角色和工作。一九八一年九月，廖承志在与香港亲中传媒负责人的讲话内容，可以看清楚这正是香港左派近三十年来划地为牢，跳不出新天地的主因﹕「我们的爱国报纸，在宣传安定团结形势上不能打折扣，有利安定团结的就宣传，不利於安定团结的不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首先要问，这个新闻究竟是否对国家有利，对革命有利。」这种事无大小都要跟中共走的做法，对香港传统左派究竟有利还是不利，在后来的几件事可以看得很明白。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群情最激昂时香港左派系统内几乎无一不上街支持学运，有人抬横额有人联署声明有人哭倒街头.大镇压之后，左派传媒义愤填膺，《文汇报》社评开天窗作无声抗议，《大公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人民不会忘记」。可是，过了不久，这些声音都被压了下来，寻且慢慢出现支持附和镇压的报道文章。香港左派究竟为何会变成万马齐瘖，究竟中间的转折如何发生，究竟为什么才不过十几天，这些两星期前高喊打倒邓李杨的传统左派霍地变成另一个人，侃侃而谈安定团结反对西方策动的和平演变？

近乎宗教信仰

要拆解这个谜，得从香港传统左派的根本说起﹕香港传统左派不像其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那样，是通过认识社会真像来改变自身的政治和社会立场，相反，香港传统左派出现是因为国共内战的延续，他们是跟随父执辈的政治倾向支持中共，对生活在中共治下的经验不多。易言之，在成为左派的道路上，香港传统左派靠的是接近宗教追随者的政治信仰，他们讲的是血浓於水式的感性认知而非亲身经历的理性认识，这种没有认识基础的政治立场，容易出现没有反省的盲目倾向。

「六四」之后，几个照面香港左派基本上都回归北京，都听北京的话。其后在几个关系到今天香港现的争论，譬如应否要有普选，譬如中港关系的演进，这些在「六四」中一度反对北京当权者的传统左派，纷纷变成北京利益的辩护士，毫无疑问，这是服膺当时「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需要。人们应该还记得，江泽民提出的井水不犯河水论，在香港巿民支持内地民主运动热潮高涨时，的确起着另一种声音作用。巿民这次在传媒上得到的信息，便是传统左派站到北京那边。

注定不是主角

回归之后，传统左派在行政会议立法会都有人在，一场翻身仗后左派的角色已然改变，浸浸然以主人自居。然而这一改变的过程犹如从猿人演变成人类般漫长複杂，传统左派没法真正做好当家作主的新香港人，他们充其量是一批穿上了西装的毛派，有需要时就会像革命样板戏英雄人物般大吼一句，「该出手时就出手」。他们扮演的依是救火队角色——《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民建联全力支持董建华在先，曾钰成轻蔑耻笑五十万游行人士在后，结果是变成过街老鼠，以致○三年冬天的区议会全面崩败。

像传统左派这种先天角色分配，注定它当不了主角。董去曾来，民建联不满曾荫权几乎是街头巷尾妇孺皆知的，可是他们又能把曾荫权怎么样？最后还不是北京一声令下，民建联马上把黑脸改涂红脸，换了衣服替曾先生打拼。到了第三届曾荫权正式登大宝，整个班子明的暗的都是跟着姓曾的，左派不服气，马上赏你一个民政局长，就像小娃儿哭声震天之际，保母朝她嘴里塞一颗糖立即让她静了下来。曾荫权在悼念马力的声明里，说民建联在马力任主席期间，成为特区政府「紧密的合作伙伴」，这句话到了民建联诸公处，端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没有独立政治人格呼之则来

乒乓球迷应该记得一九八七年世界赛女乒单打让球风波，何智丽坚拒让球的下场是黯然离开国家队离开国家。对待自己人，中共自有其一套规章和纪律，一个好同志，是一个可以牺牲自己一生、是可以任由个人利益在国家利益下扭横折曲的同志。香港左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近六十年来的崎岖之路，从六七暴动到「六四」事件，从基本法谘询到井水不犯河水，从董建华年代到曾荫权上场，他们失去了一己的政治人格，得到的却是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处理。尽管曾钰成说过，香港左派只有辱没有荣，然而这些话只能视作为曾的一时之气，作不得准，因为，当他们十几岁决心跟随共产党走的时候，命运已经替他们做了抉择，那是一个永远没有选择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