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不得我挑选
毛泽东晚年因病长期病榻，有一次，他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起他去世后讣文应该怎样写。对共产党人来说，没有东西比讣文开头那几行字来得重要，不要小觑这几句看似陈腔滥调的字句，实是对那个躺在棺材里的人的一生定论。
工作人员怯於毛皇帝的威严，哪里敢作声，况且如何盖棺怎样定论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正当各人不知如何回话时，毛泽东自己却先说了，他什么称谓都不要，只要「导师」这个叫法。毛泽东说，他在湖南当过教师，这个称谓最适合。毛去了见马克思后没有人把这句话放在心里，最后讣文出来变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把毛泽东称为「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马力去世那天，曾荫权发出声明表示哀悼，其中有这么的一段﹕「民建联在他担任主席期间，成为特区政府紧密的合作伙伴」。
曾荫权当然没有权力为马力写讣文，但他既然说了这句话，那末，马力的讣文里总不能缺了这一段。这话昭昭明甚的是，把民建联公开并正式地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的执政联盟，也昭昭明甚的视马力为特区政府的盟友。这种政治上的盖棺定论，表面是对爱国爱港人士的肯定，然而，把民建联列为执政联盟到底是不是香港传统左派的最大利益，又或者说，这类和特区政府肝胆相照的关系，是不是民建联真心想要的？
我们当然到这一刻都不可能知道马力的讣文会是什么内容，不过，曾荫权对於马力去世的回应却让人想得更多﹕香港传统左派应如何检视并确认自己的身分（identity）。对於曾钰成谭耀宗等根正苗红的传统左派来说，他们在香港的身分，几十年来都如南唐李煜那样「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他们为了爱国付出极大代价，牢坐过了，失业也经历了，个人一生前途就在爱国的大旗下付诸东流，可是祖国却从没有真正看重过他们，永永远远要他们干跑龙套的角色。
左派身分定位不由已
一九六七年，香港左派发动了他们称之为「反英抗暴」的六七暴动。事隔四十年，社会学者不讳言，事件之初这确是一场改革社会的运动，和当年的美国校园反战、法国学生运动互相辉映。但到了后来，受到大陆文化大革命冲击和极左派影响，令这场足以涤荡心灵的运动走上了激进的歪路，最终遭到全港巿民唾弃。一九六七年底，香传统左派全部偃旗息鼓，孤身渡过最寒冷的冬天﹕六七年五月前得到的俱付诸一炬，紧跟祖国的结果是祖国要你韬光养晦潜龙勿用。
一场本质是反帝反殖追求公平的社会运动以扭曲了的形态走到终极后，传统左派应往何处去？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九日，当时负责港澳问题的廖承志就公开要求传统左派做好在野角色，他在接见香港出版界参观团时说，「香港的现状，看来要维持相当长的时期，香港问题，将来可以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但是绝不是短期的事。这就要肯定两条，一是现在不可能用其任何方式比如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二是承认香港同胞是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和内地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这在短期内是不能改变的。所以香港搞宣传工作就必须承认这个现实」。
否定反英抗暴
大陆政治语言精炼，廖承志讲了这一大段说话，总结起来只有四个字，请香港传统左派「实事求是」，顺带也否定了「反英抗暴」，廖承志那句「不可能用群众运动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还夹「承认香港同胞在英国统治下」，就是说传统左派你不要想马上回归祖国，好好当英国治下的港人。
廖承志这些话今天来看是「客观、务实」，可是传统左派会怎样看呢？文革武斗是北京要搞的，香港左派死了徐田波何风一大批人，得来的结局是我们错了。换转任何人，当会从头一遍思考未来的走向，事实上，六十年代中共大搞文化大革命时，它的海外附庸或盟友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思想调整，有人与中共割蓆，也有人更加附从，日本共产党就曾经一分为二，日共的名称变成了「日共（正统）」。但香港的传统左派却没有这种醒悟，照旧耷着头跟着中共默默走。
事无大小跟中共走
一九七九年，中共打倒四人帮后三年，香港传统左派收到北京通传，应如何正确看待未来的角色和工作。一九八一年九月，廖承志在与香港亲中传媒负责人的讲话内容，可以看清楚这正是香港左派近三十年来划地为牢，跳不出新天地的主因﹕「我们的爱国报纸，在宣传安定团结形势上不能打折扣，有利安定团结的就宣传，不利於安定团结的不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首先要问，这个新闻究竟是否对国家有利，对革命有利。」这种事无大小都要跟中共走的做法，对香港传统左派究竟有利还是不利，在后来的几件事可以看得很明白。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群情最激昂时香港左派系统内几乎无一不上街支持学运，有人抬横额有人联署声明有人哭倒街头.大镇压之后，左派传媒义愤填膺，《文汇报》社评开天窗作无声抗议，《大公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人民不会忘记」。可是，过了不久，这些声音都被压了下来，寻且慢慢出现支持附和镇压的报道文章。香港左派究竟为何会变成万马齐瘖，究竟中间的转折如何发生，究竟为什么才不过十几天，这些两星期前高喊打倒邓李杨的传统左派霍地变成另一个人，侃侃而谈安定团结反对西方策动的和平演变？
近乎宗教信仰
要拆解这个谜，得从香港传统左派的根本说起﹕香港传统左派不像其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那样，是通过认识社会真像来改变自身的政治和社会立场，相反，香港传统左派出现是因为国共内战的延续，他们是跟随父执辈的政治倾向支持中共，对生活在中共治下的经验不多。易言之，在成为左派的道路上，香港传统左派靠的是接近宗教追随者的政治信仰，他们讲的是血浓於水式的感性认知而非亲身经历的理性认识，这种没有认识基础的政治立场，容易出现没有反省的盲目倾向。
「六四」之后，几个照面香港左派基本上都回归北京，都听北京的话。其后在几个关系到今天香港现的争论，譬如应否要有普选，譬如中港关系的演进，这些在「六四」中一度反对北京当权者的传统左派，纷纷变成北京利益的辩护士，毫无疑问，这是服膺当时「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需要。人们应该还记得，江泽民提出的井水不犯河水论，在香港巿民支持内地民主运动热潮高涨时，的确起着另一种声音作用。巿民这次在传媒上得到的信息，便是传统左派站到北京那边。
注定不是主角
回归之后，传统左派在行政会议立法会都有人在，一场翻身仗后左派的角色已然改变，浸浸然以主人自居。然而这一改变的过程犹如从猿人演变成人类般漫长複杂，传统左派没法真正做好当家作主的新香港人，他们充其量是一批穿上了西装的毛派，有需要时就会像革命样板戏英雄人物般大吼一句，「该出手时就出手」。他们扮演的依是救火队角色——《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民建联全力支持董建华在先，曾钰成轻蔑耻笑五十万游行人士在后，结果是变成过街老鼠，以致○三年冬天的区议会全面崩败。
像传统左派这种先天角色分配，注定它当不了主角。董去曾来，民建联不满曾荫权几乎是街头巷尾妇孺皆知的，可是他们又能把曾荫权怎么样？最后还不是北京一声令下，民建联马上把黑脸改涂红脸，换了衣服替曾先生打拼。到了第三届曾荫权正式登大宝，整个班子明的暗的都是跟着姓曾的，左派不服气，马上赏你一个民政局长，就像小娃儿哭声震天之际，保母朝她嘴里塞一颗糖立即让她静了下来。曾荫权在悼念马力的声明里，说民建联在马力任主席期间，成为特区政府「紧密的合作伙伴」，这句话到了民建联诸公处，端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没有独立政治人格呼之则来
乒乓球迷应该记得一九八七年世界赛女乒单打让球风波，何智丽坚拒让球的下场是黯然离开国家队离开国家。对待自己人，中共自有其一套规章和纪律，一个好同志，是一个可以牺牲自己一生、是可以任由个人利益在国家利益下扭横折曲的同志。香港左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近六十年来的崎岖之路，从六七暴动到「六四」事件，从基本法谘询到井水不犯河水，从董建华年代到曾荫权上场，他们失去了一己的政治人格，得到的却是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处理。尽管曾钰成说过，香港左派只有辱没有荣，然而这些话只能视作为曾的一时之气，作不得准，因为，当他们十几岁决心跟随共产党走的时候，命运已经替他们做了抉择，那是一个永远没有选择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