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过去我很少上网看自己的博客。最近因为朋友们建议，也想和网民们交流，所以连着几天，天天上网看大家对我的文章的反应。网络的确是好东西，大家可以无所顾忌地讲出自己的心里话，平等地讨论问题。这在其他场合是绝不可能的。

最近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对我的文章有赞成的，也有批评的。这一点儿也不稀奇。但是从反应的语调、风格来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分类。一类是骂人话，都很短，一般就一两句话。这一类大概占到1／4。其他则是理性的讨论。对网上骂人这一现象很值得分析，它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事情。

下面是骂人话的一些例子：“你好去死了！”、“让阎王老子折磨你！”、“你是你妈生的吗？你他妈的是什么东西？”、“去吃大便！”、“一条老狗！”

这些话很短，但是包含着重要的信息。

首先，说这些话的人，多半是文化比较低，不能够从分析道理来说服人，所以只好用一言半语发泄自己的不满。其实，他们的反对并不是没有道理，可是说不清楚，他们用逻辑组织言词的能力比较差，有苦难言。碰到真正被人欺侮的时候同样讲不出理，往往采用暴力相向的手段。网上骂人和群起的暴力事件有着共同的缘由。他们的拳头胜过他们的头脑。

其次，他们有强烈的不满情绪，所以挑出最恶毒的话来表达。倒未必是真想置我于死地，但对社会的不满是严重的，几乎到了要爆发的程度。这种爆发式的情绪如果广泛存在，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万一发生社会动荡，将对所有的人都不利，包括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历史上一切造反都要靠动员底层群众，造反无非是这一派的底层群众打那一派的底层群众，牺牲的都是底层百姓。得利的都是善于利用和操纵别人的聪明人。这些经验教训普通老百姓是看不到的。他们容易听从煽动，意气用事，上当受骗，甚至当别人的炮灰。

我们要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不会用理性思考，思想简单，容易走极端，产生出爆发式的情绪？恐怕这和我们的初等教育有关。我们的小学校里，教的还是阶级斗争的那一套；标榜的英雄人物还是阶级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人物。再就是无原则的爱国主义，只要是自己国家的都是对的，缺乏正义原则和博爱精神。提倡的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目标去斗争，反对怀疑精神和创造性思维。而且这种教育一直贯彻到大学。老师如果在讲堂上离经叛道，是要受处分的，严重的还要发配劳教。提倡盲从式的教育倒过来会自食其果的。

我国的初等教育还缺乏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的礼貌教育。不是说书本上，而是说在实践中。“文革”时的唯我独左、唯我正确的遗风远远没有肃清。所以才有这种骂人的习惯。现在很多的小学老师就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的言行习惯时时刻刻影响着下一代人。我们否定了“文革”，但是对“文革” 的批判仍不彻底，为尊者讳，不得不吃这个苦果。

社会上有这么多有强烈不满情绪的人，值得我们深思。是什么政策得罪了他们？我的答案是我们这个社会特权分子可以侵犯别人而不受制裁。一边有特权，另一边就连起码的保护都没有了。受人侵犯又没处申诉，当然会产生出强烈的不满。现在老百姓告政府状的越来越多，但是要么法院不受理，要么受理了不能公正判决。百姓能够胜诉的微乎其微。这样一种状态当然是危险的。

现在的社会非常复杂，需要专家来治理。绝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够胜任的。但是当官的人必须为每一个人着想，不能光想着有权有势的人，否则就难免会有社会动乱的可能。“极左”年代的一个口号是保护穷人，保护穷人是对的，错在反对富人。反对富人的结果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穷人国，没有一个富人的穷人国。到后来干脆宣称穷人光荣，愈穷愈光荣，把穷人致富的梦想彻底消灭了。保护富人是重要的，但如果不保护穷人，社会同样会陷入危机。因此，穷人和富人应该同样得到保护。

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其实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可惜的是简单的道理还没有被普遍承认，而是被大范围地破坏着。看看网上骂人，可以知道当今社会处于什么状况。

(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供职于天则经济研究所)

 

互联网在中国出现后，中央中央对互联网的管理一直没有放松，然而直到上个月为止，都存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多头管理，据我所知，至少有包括电讯、公安、宣传部、国安等七八个单位在同时监管互联网和网民。他们不但互不隶属，而且还很少通气。对于网民，这么多婆婆指手画脚，可真是苦不堪言。例如你好不容易写好的贴子被删了，你打电话质问网站管理员，他们告诉你是上面打电话让删的。这个“上面”就有可能是国安部、公安局、宣传部等等好几个部门。

让人想不到的是北京也对这种情况不满意。年中北京举行了互联网出现以来规格最高的会议，商讨对互联网加强管理的问题。会议上传出的消息称，北京高层也对这么多婆婆一起监管互联网和网民有意见，认为弄到最后谁也没有管好、没有管尽。于是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指定一个管理网络的老大哥，由它一统虚拟的互联网天下。

这按说不是什么坏事，可让我不解和不安的是，中宣部竟然被指定成为管理互联网的老大哥。这就是说，作为网民，我和我精神生存的那个虚拟世界今后就是中宣部统领了。

今后不但网络，我们这些网民也有了明确的管理人——中宣部。虽然我们都没有选中宣部来管理我们和那个虚拟世界，但我们其实也没得选择。而且你不一定有权力质疑它有什么资格来管理你，对不对？

但是，作为网民，我们至少有资格问一声，请问中宣部，你准备怎么管理我？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我不知道它要怎么管理我。那么如果中央指定其他单位来管理我，我就知道他们怎么管理我了吗？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这次选择的是公安部来管理我，我就不会提出上面幼稚的问题。因为我知道他们怎么管理我，因为国家有叠起来将近有半人多高的各种法律和制度。不管我是否喜欢这些法律，是否接受这些制度，都无法阻止公安部门按照这些法律和制度来管理网络以及作为网民的我。

由公安部负责网络，你就要小心了，如果你在网上散布虚假消息，根据刑法，你不但要被罚款，而且是要坐牢的；如果你去网络上浏览或者传播黄色图片，你也要被起诉，而如果那图片中有未成年的人，你就不要想在五年内走出高墙了；如果在网络上写文章搞了假新闻或者攻击了某位领导人，人家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来逮捕你，当然你可以辩护，可以澄清……

总之，如果是公安部门负责管理网络，我不但知道他们如何管理，而且我还不怕他们，为啥？因为我会很小心，不伤害他人，更不去犯罪，如果有必要我先去阅读和学习相关法律，来个知己知彼，有备无患。

如果电讯和信息部门来管理网络和我呢？我知道他们财大气粗，很牛逼，也很垄断，自然非常腐败，不过，我同样不怕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按照各种法律和电讯部门推出的国家认可的规定在行事，如果他们不照章行事，想在虚拟的互联网上当老大，挤压我言论空间，甚至剥夺我的言论自由，嘿嘿，别怪我手下不留情，我去法院告他们，告到他们倾家荡产。

还有一个可怕的单位，叫国家安全部，据说也有可能成为管理互联网的老大哥。这部门也有法律，虽然有些法律并不对外，显得特神秘。要抓人都是半夜三更轻轻敲响你家的门，等你开门后，一个在黑夜中还带着墨镜的汉子象太监一样轻声细语地说：跟我们走一趟吧。

你一去，就发现原来你违反了国家安全法，他们要逮捕你，你必须交代。这个时候，要是真有啥事，你就赶快交代吧，反正你熬不过他们的十八般武艺的。涉及到叛国和间谍这样的重罪，审讯是不受普世人权价值观监督的。如果你心底无私天地宽，倒也不用害怕。他们虽是秘密警察，但最终也得按照法律办事的，就算是想诬陷，也得伪造点证据。就算他们某个时候或者为了某种目的又或者为了每个个人而不依法办事，你也不必害怕，你是清白的，他们总不能把你秘密处决吧。你总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所以，如果由国安部来管理互联网，大家也不必害怕。只要不泄露国家机密，只要不和国外间谍机关勾结，祝你在网上冲浪到永远。

……

问题就出现在现在管理网络和我的是那个中宣部！！

我这里就不引用焦国标先生的话了，不过象他那样认为的学者是很多的。人家是按照中国的宪法说事，发现宣传部属于非法机构，其职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抵触。我这里不再炒现饭，只是提醒大家注意：虽然现在世界上只有北朝鲜和古巴之流的还设有宣传部，但以前被人民推翻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和波兰等都曾经有过宣传部，纳粹德国也有过，所以这并不属于中国特色。不要一提起宣传部，有些人就紧张，就想把看到一半的文章删掉。

我没有恶意，更不想捣蛋，我在虚拟的世界里很自由，但我也需要人家管理一下。

我只是想搞清楚，中宣部准备怎么管理我呢？进一步问下去就是他们将根据什么法律、政策来管理我呢？如果没有一套法律和规定，我又怎么知道他们是依法在管理我呢？我怎么知道他们不贪赃枉法，为了一小撮坏分子的利益而肆意玩弄我和其他网民呢？

大家看，作为一名公民，作为一名网民，我提的问题合情合理。现在是什么时代？用胡主席和温总理常常说的话就是“依法治国”的时代。虽然我们常说互联网是没有国界的，但我们网民还是有国家的。既然你还没有搞本假护照，或者偷渡了几次都被海浪卷了回来，你就得依法生活和工作，也要依法上网。那么同样的，管理互联网的老大哥也应该依法管理。

问题在于，目前这个要走马上任管理我们的中宣部好象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他们准备用什么法律来治理和管理网络。这，就是让我非常不安的。

对宣传部如何管理网络和我，我们并不是一无所知。很著名的例子就有很多了，我这里不能举例，因为一举例，我就要被管理了。宣传部最常用的管理标准就是看你写的东西是否符合他们发出的舆论导向，以及是否与谐社会能够和谐相处。话说起来好像很含糊，但他们执行起来却一点也不含糊。问题在于，这个判断的标准是掌握在哪些人手里？这些人有什么能力和权力来作出判断和决定？

这个问题很严重，例如，中共党内经常出现诸如“四人帮”、林彪这种败类。林彪没有摔死前，他要求每人手里举一本毛主席语录，后来证明是举错了，结果是好几亿人白白举了十多年。再拿陈希同和陈良宇来说，他们分别是北京和上海直接领导省委宣传部的市委书记，他们的话就决定了两个大市的舆论导向。结果大家看到了，在他们当政时，上海和北京的宣传部发出了非常多错误的舆论导向，很多新闻成为欺骗人民，掩饰这两个指引舆论导向的贪官的丑恶行为的遮羞布。

现在我们能说，某个地方的宣传部就没有被坏人把持？他们就不会借机反对中央，反对人民，谋取私利？我想没有人敢打这个保票，除非他自己就是个腐败分子。宣传部不以法律为准绳，完全以自己的好恶和主观判断作为标准。今后他们怎么管理我们这些网民，让人很有点生死未卜的念头。

既然要依法治国，也应该严格地依法治网，可是宣传部显然拿不出也不想拿出什么法律和制度来管理网络。如果有那么一套法律，那就不单单是宣传部使用法律来管理我们，我们同样可以使用法律来限制他们的绝对权力。这就是法律的作用，这也就是很多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的人和部门不想使用法律的原因。

按照宣传部以前的做法，这次他们当上老大哥后，估计还会继续推行“自律和自觉”这种方法。宣传部将加强对各网站的清理整顿和教育工作，力图做到从基层做起，力争在奥运期间，各网站管理员能够彻底领会宣传部的意思，能够准确无误地自觉地删除那些违背宣传部用来管理网站的指导精神。

神乎其神吧。原来他们管理网站主要是靠某种精神，而且这精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他们的具体手段是让各网站管理员实行自律，从自律到自觉删帖。当然一开始不能靠自觉，他们常常要打几个电话，给你提个醒，如果你还不听，那老大哥就不客气了，你丢掉饭碗，或者网站关闭。当然，只要还想把网站办下去的，其管理员一定要练就心领神会的本事，否则饭碗就没有了。

于是各网站就靠揣摩宣传部的意思和领会精神而争先恐后地制定敏感词语过滤软件，就忙不迭地删贴，宁肯错删一百，也不放过一个。没有法律，没有规定，只有那么一小撮躲在宣传部里的人的主观判断，就决定了我们这些网民今后是否有权力发言——这可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力。

就拿我这篇写的很温和的文章来说，估计有很多网站就不会转载，博客管理还可能会悄悄把它从我博客上删掉。当然我不会得到任何解释，更不用说让我满意的解释——我没有犯法，没有违反规章制度，我在行使一个公民和网民应尽的义务和应该享受的权力。只是诚惶诚恐的网站管理员弄不清楚，我这文章会不会让有些人不高兴呢？

绝对没有人会关心删除了我的贴子，我是否会高兴。其实他们不会考虑任何一个网民的感受。他们更加不记得流传了上千年的古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今天是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的开始，北京要办一个科技奥运、绿色奥运和人文的奥运，全国的网民都积极响应。过去几个月出现的几件大事，从厦门PX事件到山西黑砖窑事件，网民们都也以极大的热情和负责的态度投入到关心国事之中。政府和网民之间一度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互动。有人甚至告诉我，这是1989年至今出现的最好的状况。

那么这种状况是否给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带来任何不利因素？是否对和谐社会造成了伤害？显然没有。与此相反的是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但给广大网民带来了希望，也让我看到了奥运的希望，认为北京政府一定会借这个机会激励人民共同参入治理国家的主人翁精神，借机扩大媒体包括广大网民对政府的监督，减少绝对权力带来的越来越无法控制的贪污腐败……

就在这个时候，中宣部被指定为管理互联网的老大哥，确实让人不解和不安。作为一名关心国家大事、关注民生的网民，我知道自己的声音很微弱，而且还有可能被删贴而根本发不出去，但我还是要问一句：请问中宣部，你准备怎么管理我？

于2007-8-8奥运一周年倒计时 于广州

  从我个人生活看，基督徒在生活中从来没有和儒家信徒打过架——因为生活中没有真正的儒家信徒，所谓多数中国人也只认同《论语》的片言片语，跟信仰差得远！儒家思想毁灭在谁的手上？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今读了蒋庆的《基督信仰于中国文化》，认为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的冲突是永远不可调和的，觉得很多地方有不妥，值得商量。 

1. 基督信仰不受地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限制

 

蒋庆认为——

  “基督信仰不是人类有史以来就存在的，而是人类历史文化发展到某一阶段的结果，如果没有犹太教的发展，基督教的出现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弥赛亚信仰的流行，基督信仰的产生也是不可能的。” 

  蒋先生太不了解基督信仰——基督的信仰是“圣父（上帝）、圣子（基督）、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信仰，上帝是主体，人是信仰的客体，这是基督信仰和世界上任何宗教不同的地方，上帝是自有永有的神，人有时空的局限性，但是神不受限制。

  中国人也说，天不变，道也不变。

  最早的《摩西五经》在汉穆拉比法典时代后（大约公元前16世纪）就存在，最后一卷《启示录》在公元一百年左右完成，全本《圣经》前后一致，怎么可能是“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呢？ 

   蒋庆将基督教看作一种党派式的组织了，基督信仰结承了犹太教的遗产，利用弥撒亚的的流行，仿佛是上个世纪中共利用国共合作发展，在抗日战争成长一样。蒋庆秉承的是一种历史权谋来思考信仰问题。 

   基督信仰涵盖犹太人的《旧约》，同时加上《新约》是没错的，耶稣本人是犹太人送上十字架的，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关于弥撒亚，在公元前6－7世纪，相当于孔子生活的时代，先知以赛亚等人就预言弥赛亚来临，这是一个有机的结合，而基督耶稣是一个没有上过一天学，没有做过任何官位的木匠儿子，其人的身份没法和孔子、亚里士多德比的，但是他创立的教会横跨两千多年，是世界上任何组织没法比拟的，他的现在门徒有20亿左右，只有这样，人们才有可能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凡人怎么能成就？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历史起伏不定，许多地域文化兴衰不一，是历史的常态，但是耶稣基督的信仰为何能突破犹太人、亚述人、波斯人、罗马人、希腊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也包括我们华人（我不说中国人）等等种族的限制？！突破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域的拘束呢？！ 

   蒋庆认为： 

“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相遇时表现出一种民族精神（西方民族的精神）” 

什么叫西方啊？犹太人是西方民族吗？这是历史常识的错误。 

   基督信仰一开始就是普世的，面對全人类的，耶稣叫门徒到万人中做见证，传福音，您能说这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文化不过是人的历史成就而已，哪个牛人能成就基督信仰？我只举一个例子： 

   《圣经》的形成：

   前后写作的时间共计1600年。总共花费六十年代的光阴才写成。

   由四十多位不同职业的人所写成，作者包括：君王、农夫、哲学家、渔夫、  诗人、政论家及学者等等：摩西是政治领袖，在埃及的大学里受过教育与训练；彼得是一个渔夫；阿摩司是一个牧人；约书亚是一个军事首领、尼希米是一个斟酒者、但以理是宰相、路加是医生、所罗门是君王、马太是税吏、保罗是犹太人的教师。

   分别在不同的地点写成：摩西在旷野中写、耶利米在地窖中写、但以理在山脚下及皇宫中写、保罗在牢狱中写、路加在旅途中写、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写、其他也有人是在军旅征途中写的。

   写作环境也不一样：大卫在战时写、所罗门王在泰平盛世时写。地理上跨越了三个洲：亚洲、非洲及欧洲。

   他们中间每个人写作的风格与形式大不相同，包括史记、法律（民法、刑法、道德法、祭礼及卫生法）、宗教诗、劝告书、抒情诗、寓言、譬例、传记、个人的书信、个人回忆录、目录，外加圣经特有的预言及启示等。

   由以上所说的看来，圣经的背景确实相当复杂，但圣经绝不只是一本文集，其中有贯彻全书的统一性。文集须由一编者编集，但圣经却没有编者。 

   这种复杂的整体工作如果不是神的灵工作，哪个人能策划完成？谁能用类似的案例说明？ 

二、个人信仰和民族兴旺的简单关系 

  信仰是纯粹个人的事情，但是蒋先生认为：

  

  “人类的生命信仰就不可能具有超越国家民族的纯粹个体性质” 

  他像二战前的德国人一样认为，国家意志应该搞定一切。否定了个人对于上帝或者人类的普世价值观，民族团体只是社会团体之一，不应该上升为信仰，道的层面。

  他认为： 

  如东正教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体现，天主教是波兰民族精神的体现，新教是美国民族精神的体现等， 

  这是给俄罗斯、美国等国的硬性规定，他忘记了希腊人也信奉东正教，难道俄罗斯和希腊是一个民族？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多信仰的国家，蒋庆啊，你就不担心美国的穆斯林、犹太人向你抗议，你将他们开除出“本国精神”？ 

  更荒唐的是，蒋庆认为： 

“人类以民族为单位群居生活，聚集了人类的生命力，孕育了人类的创造力” 

  人类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群居生活，任何“集体”都不能独立思考，因此只有“个人”才有创造能力，这是基本的常识。孔子了不起，是因为孔子本人勤奋好学的原因（《论语》有说）。现代文明社会才强调个性自由，对孩子用兴趣引导教育。 

蒋庆特别担心： 

 “如果某一民族的民族精神丧失了，这一民族的凝聚力就会变得非常微弱”而“儒家信仰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承受着中华民族的民族苦难，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统一，安顿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 

   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两个王朝，汉帝国汉武帝成年以前是以黄老之道治理国家的，唐帝国强盛的时候，也是以老子道家学说治理国家的。这样的历史事实大家不能否认吧。

   可怕的是，蒋庆将道家思想、墨家思想以及早已融入中国文化中的佛家思想通通开除中国文化的国籍，怎么能这么专横？ 

   蒋庆为何要这么做呢？ 

   儒家信仰的这一特权是其它任何信仰都不能取代的，儒家信仰的这一权威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与其他信仰相激荡而形成的 

    这话多么武断，原来蒋庆是要“特权”。 

  “鉴于这一情况，基督信仰应该尊重儒家信仰的这一历史地位与特殊荣光，以其博爱谦卑的精神祈祷儒家信仰复其正位。” 

   《圣经》从来没有要求基督信仰成为国教，信仰是自由，是个人和上帝的关系。美国立国的时候98％的人信奉基督，也没有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一些不成熟的基督徒可能任性瞎说，有君子风度的儒家弟子也当真吗？

   基督徒自创立后，（中世纪有权力腐败），乃至两百多年来，一直主张政教分离，信仰需要个人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不需要抢别人什么“位”，基督教传入韩国，也没有消除大韩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部份，一样也不会。 

三、基督信仰和中国现状的冲突

   这种冲突，如果是真正的个人情绪冲突没有什么好议论的，如果是社会信仰的自由争论也没有什么讨论，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让某些人头痛。 

1、国家意志是宪法，不是传统文化，也不是宗教 

     蒋庆他们很难明白，人类的国家意志经历了三个阶段：

     其一，是血缘为主的国家意志，或者民族意志，比如犹太人和日耳曼人

     其二，是文化传统为主的国家意志，比如二战前的日本

     其三，是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意志，比如现代社会大多数民主国家。伊斯兰国家也一样可以走上宪政民主的根据。 

     只有以宪法为准则，才能保证每一个人的信仰自由，保证个人的基本人权，并限制政府的权力。而宪法的设立、执行和监督需要系列的宪政体制和民间的宪政文化做认同。 

   一部中国人的民主宪法，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任何个人、宗教团体、党派都不能不要脸地认为自己能代表中华民族，更不能擅作主张定民族精神。

   同时，一部充满博爱平等的宪法，也能包涵所有愿意认同中国国籍的世界友人，包括说英语的、说法语的、说俄语等黄色、黑色、白色人种都可以“成为”中国人，只要他“愿意”；所有不认同中国民主宪法的个人，不管是男，是女，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都可以自由离开中国，或者加入他国国籍。 

   真正的儒家信徒是以天下苍生为重的，而不是矮化成某民族的儒家精神。我在网络上看到的真儒家信徒——比如东海一枭，不会将儒家思想弄得这么小家子气的。

   有历史感的人知道，民族主义这个观念是西方的产物，因为西方要搞殖民地，殖民地人反抗西方。历史上，康熙和俄国人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时候，当时的传教士作翻译提醒皇帝要写“中国”，此前中国只有有王朝忠君，何来的爱国或者国家意志。不了解的人可以读一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文章。 

   在《圣经》《撒母尔记》，上帝谴责以色列让专制的国王统治他们，是对神的背叛；在《罗马书》中，上帝要求政府官员做神的仆人惩恶扬善，这是他们的基本职责。基督的福音没有到罗马前，古希腊罗马人的民主只是“贵族的少数服从多数”，可以杀死苏格拉底那样的智者。基督福音的副作用就是促进了现代宪政的诞生，所以哪怕英国人没有成文宪法，也是宪政国家。而某些国家的宪法一改再改，也只是參考文书，是聋子的耳朵——给人看相的。 

   儒家思想的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制度，当然《圣经》也没有规定人类的社会制度，但是基督信仰和宪政是相互相存的。 

2、都是小人，没有一个君子 

   《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亏欠了上帝荣耀，每一个人都有犯罪的可能，所以基督福音的一个果效，就是我们要时刻警醒，提防魔鬼利用人的贪恋、好色等弱点攻击我们。耶稣对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

    有这个信仰的根基，人们就有理由将统治者被关进笼子里，不管他自以为是“为人民服务的”，还是“圣人君子”，我们不相信他这个“人”，只相信神。

   而且，信徒单单信靠神，任何社会权贵和集团都是扯淡的，就是最普通的人也拥有了“独立之人格”，是许多人不希望看到。 

   《摩西十诫》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宪法”，和我们的社会冲突如下： 

   1、我们以前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基督信仰反对偶像；

   2、我们认为财产权可以力格隆冬的，但是基督信仰捍卫人的私有财产（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

   3、不能让工人连续加班，要守安息日，血汗工厂的老板很难做到

   4、不可以通奸，对于喜欢一夜情的人来说，是一种冲突

   5、不可偷盗，对于腐败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冲突

   6、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会给很多司法带来“困扰”，这是也是一个矛盾

   7、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对于喜欢享清福作样子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冲突

   等等 
 

   基督信仰没有抹杀民族的文化特性，以上的教义多数能让人认同的，只会和特权集团相冲突，而不是和中国文化冲突。 

3、不能利用信仰去升官发财

  

   基督告诫说

   “将凯撒的还给凯撒，将上帝的还给上帝”，是要信徒一方面尽人世间的义务比如纳税，一方面尽天国的义务，政教分离，不矛盾。利用教会或者信仰谋求公共权力是不对的，反过来政府也不能干涉教会信仰自由。

   这和现实会有冲突，中国历代的皇权已经收拾佛教了，他们想用类似的方法，比如成立三自教会，将信仰纳入宗教事务局管理，但是绝大多数基督徒不干，自立家庭教会，让老爷们气死了。 

   基督在世的时候，对利用圣殿做生意的人大发雷霆，说他们是贼，教会长老的生活来源只能是信徒的自愿捐献，长老不能官方俸禄的，更不能利用信仰讲道收人家的钱，这是违背信仰原则，当然害群之马另外一说。

   …… 

   儒家思想强调以仁待人，以义修身，建立以“和”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基督信仰一点也不冲突，中国文化是从人和人的关系为出发点的，基督信仰以上帝为本体，相信信靠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要人和人的相“爱”。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予人”，耶稣说“爱人如己”。

   孟子说，杀身成义，舍身成仁，强调灵魂对仁义的追求

   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

   基督福音传播中国，冲突是有的，但是不会将中国优秀成分去掉，因为基督徒相信一切真善美都是来自神，神通过《圣经》给予救赎启示，通过自然和社会变化给人普遍启示。 
 

   肖遙

   2007-8-7

 

如果说暴力和谎言是极权政治的两块基石，特务统治则将二者的功用发挥到极致：通过为所欲为的逮捕、酷刑和株连行为，迫使受害人承认子虚乌有的“罪行”，继而借口这些“罪行”将更多的“同案犯”逮捕，于是，一轮又一轮的迫害便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整个社会陷入无处不在的恐怖气氛，全体社会成员噤声，最高统治者终于掌握了不受挑战的权力。

此前，从来没人建立起斯大林治下那么强大的特务王国，也甚少统治者曾赋予特务如此巨大的特权，而且这一特务王国只服从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在托洛斯基被迫离开军事委员会之后，“契卡”终于摆脱了一切约束，而只听命于斯大林个人了——对当时的“契卡”首脑缅任斯基来说，服从革命的需要与服从领袖的个人需要，本来就是一回事。

许多当代中国人对缅任斯基的了解是从一则小故事开始的，与列宁关系密切的早期社会民主党人格?亚?所罗门回忆缅任斯基到火车站迎接列宁的情形：

“我首先看到的是满面病容的缅任斯基，而后才看见列宁。缅任斯基病得不轻，他从巴黎来时整个人都因肾病而浮肿了，而且几乎是身无分文。我为他找了一个医生，治疗后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样子仍然相当可怕：眼袋下垂，双腿肿胀。

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因为病痛而全身发抖的缅任斯基，从下了电车以后一直满头大汗地为列宁提着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宁却轻松地跟在他后面，手里只拿着一把伞。我赶紧奔上前去，一把从缅任斯基手里抢过那马上就要掉在地上的箱子，知道提重东西对他的病会多么有害，一面埋怨列宁：‘您怎么能让他提这么重的大箱子，您看看，这人连喘气都够困难的！’

‘他怎么了？’列宁高高兴兴，满不在乎地问：‘难道他有病么？我还真不知道??????不要紧，不要紧，他会好的。’”

所罗门的注意力显然全部放在了列宁身上，“从此，我不禁记住了列宁性格中的这一面：他从来不注意别人的痛苦，他根本看不见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痛苦全然不放在心上。”这时候，在所罗门眼中，缅任斯基只是一个可怜的家伙，一个为革命、或者说革命领袖而甘愿赔上老命的小人物，他肯定想象不出二十年后的缅任斯基会成为一个杀人魔王。

一般而言，说起列宁的特务控制，人们会想起捷尔任斯基，说起斯大林的特务控制，人们会想起贝利亚，在克格勃历史上，缅任斯基是不怎么显眼的领导人，虽然他领导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达8年之久，这比亚戈达和叶若夫两个人的任期加在一起还长，“他制订出来的工作方法全部为他的后继者们所沿用，他要比他们聪明得多，他们只是沿着他所指出的道路朝前走，他所设想出来的一切是他们所想不出来的”。

缅任斯基不太显眼的原因部分在于：他活着的时候，斯大林的清洗还没进入最疯狂的状态。另外，和自己的同行们相比，缅任斯基也有些与众不同，从个人性格上看，甚至不是一个特务头子的理想人选。他性格温和，招人喜欢，彬彬有礼，谦逊，无私，是个知识分子型的人物。缅任斯基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曾任律师，在早期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生涯中，与捷尔任斯基或斯大林这些人不同，他总是想方设法尊重法律，不象其他人那样无法无天。也许，这一点正是他不受列宁等革命领袖赏识的原因之一。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列宁曾经谈到缅任斯基，说他是个善良的人，但完全不明白事理，也不知道怎样把伟大的思想贯彻到生活中去。

列宁不仅在政治上不重视缅任斯基，生活上也不在意他，格?亚?所罗门回忆说：“这种对待亲近的人所持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是缅任斯基性格中的一大特点。这个缅任斯基，当他从基辅来到莫斯科的时候，虽然害着严重的小肠疝气，还是抢着搬自己和同志们的行李，而年轻的同志们却心安理得地轻松走着。为此，他病倒在床，一卧不起数星期之久。他毫无怨言地忍受着自己的痛苦，带着他那特有的温和的微笑。曾有几次我向列宁谈及缅任斯基的艰难处境。由于极端谦逊且害羞的天性，缅任斯基宁死也不会向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们求助。（我曾看见他病得要死的样子，而且十分贫困，但是他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自己的处境。）可是列宁一点儿也没有为他做什么。”

作为一个资深革命家，缅任斯基在十月革命后的新政权中先后担任军事、金融、外交等领域不太起眼的职务，直到1919年秋天，捷尔任斯基在全俄肃反委员会里为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二号人物，并在捷尔任斯基去世后继任这个机构的最高领导。

仅就个性而言，缅任斯基似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好人”，但是，对于革命的忠诚和奉献精神，却又使他超出了自己的个性局限。有人认为，缅任斯基只会任劳任怨地为列宁一个人提箱子（在列宁去世后则是斯大林），这显然是违背事实的，缅任斯基不仅顺从领袖，也关心自己的同志，这一点似乎与他相对平庸的个性有关，在革命事业中，除了任劳任怨地做事，他没有太多过人的闪光点，“他那曲意逢迎别人的微笑和隐晦的目光闪动有时会表明，一种极力想摆脱自己不出众的窘境的热切愿望在折磨着此人”。不过，仅仅用性格平庸无法解释他的行为动机。如果我们不承认他的一切行为首先是来自对革命的忠诚，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他在进入全俄肃反委员会以后的性格“突变”。

和捷尔任斯基一样，缅任斯基同样有过坐沙皇监狱的历史，这种阶下囚的生活经历可能比主义和理论更有效地培育一个人对革命的忠诚，并使之在革命竟然真地能够成功以后，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革命成果。他们都曾有过理想主义的过去，理想主义色彩多少保留在1918年2月18日“契卡”负责人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密探只用于投机倒把一类案件的侦破，对政治敌人不采用这种手段，对他们的斗争只用‘干净’的办法，通过苏维埃人员的思想促进来进行。”但捷尔任斯基并没有遵守这个决议，来自“敌对分子”的威胁使他采取了现实的态度，对政治案件的侦查从一开始就利用派秘密奸细潜入敌人内部“卧底”的方法来进行。没有进行过真正的侦查——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本事，侦查员只要能弄到犯人的口供就好。

作为缅任斯基的前任，捷尔任斯基并不认为“契卡”是秘密侦查机构、反间谍机关或政治警察机构，在他看来，“契卡”是有权独立消灭敌人的特殊部门。他认为：“‘契卡’工作人员是革命的士兵，他们不用去做什么侦查或暗探的工作：专门人才用不着去干这种事。不应把警察的工作交给‘契卡’这样的战斗机构去做。对‘契卡’来说，有枪决犯人的权力是无比重要的。”

在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看来，“契卡”工作人员是革命的士兵，而不是警察，更不是一般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终生呆在战场上，而战争的基本要求就是杀死敌人，保护自己。

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杀死敌人，哪怕误杀也在所不惜。误杀和错杀在他们看来都是不可避免的。缅任斯基代替捷尔任斯基担任“契卡”最高领导之后，并没有把他温和、谦逊、彬彬有礼的个性带入“契卡”的工作中，在他的主持下，“格帕乌”总局决议“把富农作为唯一个阶级消灭”，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通过完全超出法律约束的“过火”行为，在1930-1931两年间，将150万农民和他们的家属关进了“格帕乌”总局的集中营或劳动居民点，约有50万农民自动逃往城市和建筑工地，还有近200万农民是作为第三类被迁移的，这种人在本州范围内迁移，但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而在“工业党”系列案件中，缅任斯基则直接配合斯大林制造冤案，借助于“格帕乌”线人的栽赃陷害，缅任斯基为斯大林收集打击政治对手的所谓证据，并通过被告们交代的“坏分子”如何破坏国家经济的计划，为斯大林解脱了责任，使他在数十年之内都可以不为经济失误负任何责任。这时候，缅任斯基的革命热情堕落为充当斯大林充鹰犬的动力，而在斯大林尚未担任总书记之前，缅任斯基则提醒过更有实力的托洛斯基留意斯大林的阴谋：

“最后，他终于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问我是否知道斯大林在搞反对我的复杂的阴谋。

‘——什么，什么？——我感到完完全全的莫名其妙，那时我连一点点这类的思想准备都没有。’

‘是的，他想让列宁等人相信，您纠集了一些人在自己的周围，专门为了反对列宁。’”

应该说，缅任斯基的“党性”是很强的，除了顺从唯一的领袖列宁，同时也在维护党内的团结与公道。不过，当他意识到托洛斯基不具备“人主”潜质的时候，便迅速投靠斯大林（他的这一性格特点，使我想起中共党内的不倒翁许世友），而斯大林比列宁更加重用他，原因正是因为他的平庸，没有斯大林的提拔，他坐不上“契卡”最高领导人的位置。

在缅任斯基管理“契卡”的8年间，他有理由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8年里他建立了国家安全机关的广泛网络，在农业集体化时期镇压了农民暴动，成功地组织了轰动一时的对“破坏分子” 的审判，而且还在国外形成了强有力的情报网，为后来的克格勃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捷尔任斯基一样，对那些曾让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服苦役的家伙，缅任斯基当然不会心慈手软，因此他才如此残酷无情。但与捷尔任斯基不同的是，他更注意将国家安全机关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缅任斯基任职期间，“格帕乌”总局高层领导人员的任免事宜都要经过党的办公厅批准，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同党的其他成员一样，经常接受清洗。缅任斯基无限忠诚于斯大林，他明白为党服务就是为党的总书记服务的道理。

如今，提及克格勃臭名昭著的历史，人们往往想起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乃至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克留奇科夫，这些被专制君王或民主革命剥夺了权力乃至死于非命的著名鹰犬，无论在苏联还是世界的其它地方都已是声名狼籍，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却因寿终正寝并将骨灰安放在克里姆林宫墙之下，从而获得了相当的尊重，某种程度上，他们被视为革命家而不是杀人魔王，这一点，部分与他们任内的苏共最高领导尚未对党内“战友”展开大规模清洗有关，也就是说，死在他们手里的，主要是各种无产阶级的老对手。

但是，没有捷尔任斯基的廉洁、热情、无私的奉献，没有缅任斯基忠心耿耿的任劳任怨，就不会有斯大林的庞大特务王国，在建立苏联特务机构的过程中，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都不曾克制自己对阶级敌人的报复欲望，都在极力扩大特务机关的权力，无论捷尔任斯基还是缅任斯基，都不是思想型的政治家，其才能主要表现为一种行动的决心与韧性，这一点，即使更具人格魅力的捷尔任斯基也未能从列宁那里得到满意的评价，“捷尔任斯基没有独立的思想??????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永远需要别人的直接领导?????在1921年，也许是1922年，自尊心极强的捷尔任斯基以顺从命运的口气对我抱怨说，列宁不把他看成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不认为我是个组织者，不认为我是个国务活动家’——捷尔任斯基坚持这样说。从广义上讲，捷尔任斯基的确算不上是一个组织者。他以自己个人的品质，而不是以自己的方法来吸引、组织他部下的工作人员” 政治上，捷尔任斯基确实不太走运。他没有成为政治局委员（而设立政治局的做法却是因他的建议而起的），而只是候补委员，党内一些远不如他有威望的人都轻而易举地超过了他。不知什么原因，列宁并没特别重用他，也并未把他提拔到最高层。

也许，列宁对捷尔任斯基的使用，与斯大林对缅任斯基的使用恰恰体现了知人善任的政治智慧。热情、无私、疯狂工作却又没有独立的思想，这不正是一个担负为革命而杀人的组织的最佳领导人人选吗？手握大权又不被允许进入党内的最高领导层，这表明列宁和斯大林在利用特务的同时，也在防范特务头子对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胁。与捷尔任斯基不同，其手下乌里茨基是一位在布尔什维克党里受人尊敬的人，曾在牢狱和流放地度过多年，他就为在“契卡”工作而苦恼，不愿意作孽去大搞镇压，在担任彼得格勒“契卡”的领导工作以后，他立刻争取到了废除死刑的决定，甚至对那些犯了重大罪行的人也是如此。于是，捷尔任斯基主持的各地肃反委员会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建议中央解除乌里茨基同志在彼得格勒‘契卡’中的职务，用一名更加坚定不移和雷厉风行的同志来代替他，以便坚决、不屈不挠地推行对那些要扼杀苏维埃 政权与革命的敌对分子进行无情打击与斗争的策略??????”这说明即使是在当时，“契卡”内部对敌对分子的“镇压力度”也有分歧。可惜的是，疯狂的捷尔任斯基已经习惯于寻找隐藏的敌人，并让仇恨战胜了理性（如果说在他那种人的头脑中还有理性的话）：“要无情地镇压叛乱者，无需任何怜悯之心，枪杀他们，俘虏也包括在内。”对于捷尔任斯基时代“契卡”们的所作所为，当时就有苏共党员集体给中央写信表示不满，“共产党员一旦参加了惩罚机构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了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是机械化的??????长时期在惩罚机构中干着单调的、枯燥的、机械式的工作（这工作仅在于寻 找和消灭犯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他们慢慢地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冷酷的利己主义等等。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酷似旧时的宪兵??????”

捷尔任斯基的传统被缅任斯基完全继承下来（作为最主要助手，缅任斯基参与了捷尔任斯基的大部分工作），而且，缅任斯基以特有的忠顺，将“契卡”变成了斯大林的私人打手，如果说捷尔任还曾有勇气表达与列宁的意见分歧，那么，缅任斯基连这点勇气都不具备。“老好人”的角色历来少有对抗上级的先例，他真正地让自己成了“另一个人的影子”，但其工作热情之高，并不亚于捷尔任斯基，“缅任斯基时常犯病，甚至他到卢比扬卡去办公时，还不得不躺着接待来访者。情况总是如此，也没人感到惊讶。”

但缅任斯基毕竟与捷尔任斯基不同，如果说近乎偏执的“苦行僧”捷尔任斯基对敌对分子大开杀戒尚且容易被理解，那么，性情温和、平庸并且曾经做过律师的缅任斯基，其坐牢时间远没有捷尔任斯基漫长，对敌的切身仇恨应不会太深，为什么对于大规模的杀人，表现得同样积极而无异议？尤其是，当斯大林的矛头开始对准党内对手时，缅任斯基为什么表现得如此配合？

当我们说到列宁、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恐怖，我们应该切记，那并不只是列宁、斯大林之过，协助建立恐怖体制的人，是同样有罪的，没有他们的疯狂与卑鄙，专制统治的基础绝不会如此牢固。曾经深受共产主义运动之害的前苏联地区对这个问题的反思似乎远远不够，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05年底做的一项名为“如何看待十月革命人物”的民意调查显示，54.5%的俄罗斯成年人对列宁持正面评价，名列榜首，捷尔任斯基紧随其后，约有46%的受访者对他怀有好感。而缅任斯基由于其平庸的性格和平庸的领袖地位，摆脱了历史评价的纠缠。事实上，如果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多活上一些年头，仅在斯大林时期，他们就会被“批倒批臭”，捷尔任斯基的波兰人身份以及同情托洛斯基的态度，决定了他一定会被清洗，而身为“契卡”首脑，他甚至无法得到托洛斯基那样的流亡待遇，枪毙或死在牢中，是他唯一的结局；缅任斯基的下场也未必会好到哪里，缅任斯基之后的亚戈达、叶若夫，表现得一个比一个残暴，但这些“契卡”首脑的命运，并不因其忠诚于领袖而获善终，革命绞肉机绞入的绝不仅仅是敌对分子的血肉。曾经身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晚年对毛泽东的极权统治深有反思，并认识到建立“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可是在1961年，当一贯左倾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建议不要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周恩来于1962年3月2日宣布宣布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陆定一却强烈反对给知识分子重新定性，使已经接受周恩来意见的毛泽东最终改变了主意，可是，不久以后，陆定一竟也身陷囹圄。我不禁设想，如果缅任斯基和捷尔任斯基，乃至于亚戈达、叶若夫活到今天，他们又会如何反思苏共及其本人的历史？

应该看到，为了革命的浪漫狂想，而放弃使用暴力防卫的底限，并且在谎言面前闭上眼睛，甚至为了维护领袖的尊严和权力稳固而参与谎言的制造，这些革命家的人品本来就是成问题的。暴力与谎言无疑是违背人性的，可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借口之下，它们却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违背人性的政治必然是违背常识与基本逻辑的，苏联统治下的民众为这种违背人性的政治付出了巨大代价，如果缅任斯基和捷尔任斯基能够多活些年头的话，他们将和亚戈达、叶若夫一样明白什么叫作害人害己。

在理想和事业面前保持做人做事的基本底限，遵守人性的基本常识，这才是一个政治家赢得历史尊重之道。否则，越卖力地工作，对于社会的危害就会越大，最终沦为罪恶暴君的帮凶，成为忙忙碌碌的“另一个人的影子”。这种影子式人物在中国实在并不少见，运气好的话，一次触及自身的政治斗争之后，他们被迫离开权力中心，清灯孤影地回顾自己的过去，空留余恨，另一些人则被政治斗争的绞肉机绞杀，连一次反思的机会都没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个人悲剧，对手握大权的官员来说，除了保持做人的道德底限，了解专制政治的内部斗争史是明智的选择。任何为专制政治而忙碌的行为最终都可能伤及自身，没有法治的保障，无论以“阶级斗争”为名也好，以“反腐”为名也好，政治斗争总在继续，那些倒在专制政治绞肉机前的政治人物都不过是可怜的牺牲品罢了。

唐锡阳(前中)和环保青年们在一起

据中央社马尼拉三十一日专电，菲律宾麦格塞塞奖基金会宣佈本年度得奖人名单。麦格塞塞奖是由纽约「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於一九五七年四月创立，以纪念菲律宾前总统麦格塞塞，有「亚洲诺贝尔奖」美誉.今年度得奖人分别来自中国、香港、印度、韩国、尼泊尔和菲律宾.麦格塞塞奖颁奖典礼将於八月三十一日在菲律宾文化中心举行。

中国的唐锡阳先生获得了和平暨国际关系奖。由於实行奴隶黑社会主义的盲目开发、疯狂掠夺，使得中国的自然环境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出生於一九三零年、在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时又受沖击、在劳改营中度过数个春秋的唐锡阳深深体认到：环境有自己的法则，这项法则一旦被冒犯，大自然必将报复；而社会也有自己的一套法则，那就是「民主优於独裁」，没有民主，中国不会有「长久的青山和绿水」。

唐锡阳先生湖南汨罗新市人，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员，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是《北京日报》的编辑、记者。一九五七年响应毛泽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号召，给《北京日报》编委会和中共北京市委提了几条意见，结果跌入了陷阱；《北京日报》经请示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后，以「给市委提意见就是政治问题」定案，於该年六月二十四日被宣佈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工资降三级。下放北京郊区八宝山鲁谷生产队劳动改造。第一任妻子、也是《北京日报》记者的郑兆南受株连，被下放五十二中学当教师。在西安外语学院的弟弟唐松阳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十年浩劫中，郑兆南被五十二中学红卫兵活活打死；郑兆南是一九三O年出生的，她只活了三十六岁.她的学校决定把她火葬，并说「像郑兆南这样的人，不能留骨灰，家里人也不必去火葬场」。郑兆南死后，唐锡扬和两个分别十二岁、六岁的女儿，则继续遭受着极大的苦难.唐在单位写《检查交待》，晚上十点半才能到家；早晨四点半就得离家，赶在五点钟去扫大街；两个月后，连家也不许回了。两个女孩一切生活只好完全自理。

一九六九年，「初中毕业生」的大女儿去了内蒙古农垦兵团，家里只剩下妹妹了。小女儿最困难的是两件事：一是一个人睡觉害怕；另一件事是邻居的孩子们骂她是「狗崽子」，这给孩子心灵的创伤是深刻的。以后有好几年她都不敢亲切地叫声「爸爸」，唐先生说：「我那颗父亲兼母亲的心是什么滋味，现在想起来都发颤……」「她们刚刚失去母亲，怎能再失去父亲呢？说实在的，如果不是这两个孩子，我早已自杀了十次。」「没有自杀的自由」，这是唐先生对外国朋友「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大痛苦是什么」问题的沉痛答案。这就是一个右派分子、他的妻子及其子女的苦难.五十多年来，中国人特别是知识份子受了太多的苦难.

一九八O年，唐锡阳调北京自然博物馆创办《大自然》杂志，任主编，从此与大自然结下不解之缘。先后考察中国、苏联、德国、瑞士、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及香港等五十多个国家的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写了大量文章，发表过许多环保讲话。他在《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学的一面旗帜——何祚庥先生〈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及网上有关言论读后》中特别指出：「人吃人甚於虎吃人」，真是把专政独裁主义的一切画皮都剥得一乾二净了。唐先生近几年出版了《自然保护区探胜》、《天鹅之歌》（蒙古文）、《珍禽异兽跟踪记》（台湾版）、《到自然保护区去》、大型画册《从世界屋脊到三江平原》（香港版）、《环球绿色行》（中、英文）、《错错错——唐锡阳绿色沉思与百家评点》等专着。

今年是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从去年以来，海内外健在的右派分子及右派分子家属集体签名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提出彻底平反、作出物质和精神损失赔偿等各项要求。目前这股追讨经济赔偿、追究责任、要求惩办元凶和打手的浪潮正方兴未艾。中共当局一方面对反右运动受难者及其亲属的正义呼声、正当要求充耳不闻、装聋作哑；一方面又动用包括专政工具在内的一切资源，对右派分子及其家属软硬兼施，实行新的迫害。右派分子唐锡阳获得「亚洲诺贝尔奖」和平暨国际关系奖，似有特殊的象徵意义.

中国的陈光诚和香港的杜聪则获得了新兴领袖奖。失明的「赤脚律师」陈光诚为残疾人士维护权益、反对野蛮「计生」，如今还被山东当局囚禁在黑狱中。杜聪的智行基金会，协助弱势团体预防爱滋病，照料爱滋病患及受影响的子女，资助父或母患有爱滋病的儿童受教育及过正常生活的计划，也遭河南省当局刁难和迫害。可见，从「他为人民谋幸福」，到「三个代表」、「新三民主义」，涂在脸上的油彩虽在「与时俱进」，但「无产阶级专政」的绞肉机杀人功能并未衰退，这制造了无数苦难的机器及其制度没有受到任何触动。我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感谢菲律宾麦格塞塞奖基金会把有关奖项颁给唐锡阳、陈光诚和杜聪。

二OO七年八月五日於流浮山寨

作者吴欢为吴祖光、新凤霞之子，1953年出生。幼时便随父母遭尽苦难，勤奋用功，有“京城才子”、“香江神笔”之称。现为香港作家、书画家。他幼时从其父习文，随其母学画，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吴欢是全国政协委员。

1996 年2月2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沛瑶在自己家中被人杀害。2月3日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在会上介绍说，罪犯是一位名叫张金龙的武警战士，1994年12月入伍，1995年3月开始到李沛瑶住所值勤。张金龙入伍前就有多次偷盗行为，2月2日四时许，他利用值勤之机，潜入李家行窃，将李沛瑶惊醒，遭到李沛瑶严厉申斥和教育。张见事已败露，速从李家厨房拿出两把菜刀行凶。李沛瑶与之英勇搏斗，并夺过菜刀自卫，但终被杀害。白景富特别指出：“这是一起没有政治目的和其他背景的案件，罪犯的作案动机是谋财害命。”

事过多年，人民政协报又发表《李沛瑶遇害以后》，重谈旧调。我跟李沛瑶相熟，忘不掉他那张生动的笑脸，但案发后我却发现这起案件迷雾重重：

一、张金龙既然负责李沛瑶住所的保卫工作，何时不能监守自盗，何必等李沛瑶在家时才下手？

二、既然将李惊醒，迅速出逃就是了，为何还要面对“李沛瑶严厉申斥和教育”？以副委员长的能力和口才，为何安抚不了一个小战士？

三、张金龙20来岁，被选来给副委员长看家护院，自然身手不凡，他若想杀害一个63岁的老头子，不过举手之劳，何必再去厨房拿两把菜刀？

四、要杀人，一把菜刀足矣，何苦拿来两把？让李沛瑶表演“空手夺刀”吗？

五、两个人的力量对比相去云泥，李沛瑶居然从张手里夺过一把菜刀，除非他是武林高手；但我知道他会跳舞，从未听说他会武术。

六、既然是“谋财害命”，致人死命可矣，何必把对方捅成马蜂窝（多少刀已经记不清了，依稀记得是20几刀）？没有深仇大恨，可能吗？

七、既然杀人的目的是掩盖自己，张金龙何必又投案自首？

八、既然是谋财害命，部长大人何必特别强调”没有政治目的和其他背景”，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种种疑问表明，要么张金龙有精神障碍，要么整个案件的情节全是编造。但从张金龙被迅速处决来看，他精神正常。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

过了没多久，我果然获得了被掩盖的真相。原来李沛瑶夫妻感情失和，长期分居，张金龙见他一个人很可怜，就把自己的妹妹从农村叫来给他做保姆。没想到李沛瑶强奸了她，致其怀孕后又将其赶走。面对耻辱，张金龙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打掉牙齿往肚里咽，含垢忍辱，继续为委员长看家护院，见了委员长照样笑脸迎送，打躬作揖；二是铤而走险，以暴易暴，以鲜血浇灭胸中怒火。可惜性格暴烈的张金龙选择了后者。也许他看《水浒》之类的旧小说太多，太羡慕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英雄好汉了吧？道德家会谴责说，张金龙为何不拿起法律的武器？其实，这是连道德家自己也不相信的鬼话。因为谁都知道，我们的法律虽然汗牛充栋，却不过是权贵的妾妇，柔媚无骨，委琐下流。受命去惩办弱者时，它雷霆万钧，无坚不摧；需要保护弱者时，它往往装聋作哑，推而不动，乃至隐迹遁形。这些年来蒙冤受屈者数不胜数，小到普通百姓，大到国家主席；少则十年八年，多则几十年不得昭雪。一位小战士和一位农村小姑娘企图以法律来对抗副委员长，无异于孤豚咋虎，胜负不卜而知。

可悲可叹的是，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虽然50年前就被宣布为国家的主人，但在权贵眼里，他们始终是路边的狗尾巴草，猪可以吃，羊可以啃，牛可以踩，狗可以尿；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奸污女秘书、机要员、女护士的恶习已久，奸污小保姆更是小菜一碟。农民一夜醒来，发现自己的土地已经被贪官们低价卖掉，只好到城市流浪；城市居民正在梦中，推土机已经来到自己门前。对于这些，因为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人们只能默默地忍受；最激烈的反抗，也不过是把汽油淋在自己身上点燃。张金龙奋然一击，仅如流星一闪，随即便消失在茫茫太空。时光照样流驶，街市依旧太平。

8年来，每当回忆起这件案子，我都感到不由自主的愤怒：为什么在这个“太平世界”里，大人物的面子比小人物的尊严更重要？大人物人面兽心，因惹火烧身而死后，还要把他的“兽心”挖空心思掩盖起来，并精心为他整修出一张正人君子的面孔；小人物受尽屈辱，死后还要在他的身上泼满污水。张金龙为报仇雪耻而行凶，主动以自己年轻的生命来偿债，当局居然忍心污蔑他是小偷；李沛瑶因奸被杀，官府竟为他编造出一个与盗窃犯英勇搏斗而牺牲的故事。最可怜的是张金龙的父母，女儿被糟蹋，儿子被枪毙，还要为儿子背上盗窃犯、杀人犯双重罪名，从此只能在含垢忍辱中消磨残年，不只何时才是尽头；奇怪的是，8年之后仍有人往他们滴血的伤口上撒盐。

李沛瑶被杀真相，在全国总工会机关尽人皆知，《李沛瑶遇害以后》的作者难道就不知道？

（原题：大人物的面子与小人物的尊严——评《李沛瑶遇害以后》）

 

今年8月1日是中共解放军建军80周年纪念日。有消息传来北京的军事博物馆举办一大型的展览——《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这个展览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被中共官方否定的林彪元帅照片、说明等也赫然在列，由此引发了社会上的不同反响。在众多的评论中，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声音，那就是林彪元帅的长女——林晓霖对林彪的评论。据广州的《南方都市报》报道，林晓霖在梅州大埔县参加“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纪念活动时接受记者的采访。作为林彪元帅的长女，其言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特别应该予以辨析。

林晓霖对记者表示，自“913事件”三十多年后，林彪的照片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这是一种官方的认可，作为林彪的女儿，她感到非常欣慰，身上的一个包袱终于卸下了。林晓霖的这个说法实在是莫名其妙。

林彪作为中共军队最杰出的军事家，在中国现代史上有过辉煌的记录，这是人所共知的，也是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的。然而，中共在林彪倒台后极尽诋毁诽谤之能事，意图在历史上彻底抹杀林彪的功绩消除林彪的影响。因此，举凡相关历史的记载上都刻意抹去林彪的名字和记录。比如，在抗日战争中的平型关大捷一事上，人们看不到战役指挥者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的身影，战斗的指挥者变成了副师长聂荣臻。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也被说成是罗荣桓、聂荣臻等人所指挥。实在绕不开林彪其人时，就以各种手段予以贬低，诸如，红军时期林彪就怀疑“红旗能够打多久”，从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抗日战争时则惧敌怕死躲到后方养病；解放战争时更是对抗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命令不敢在东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等等。中共在妖魔化林彪三十多年后，终于作了少许的改进，知道篡改历史的结果并不会改变历史，而是适得其反，暴露了中共自己的外强中干。如今，中共在这个建军80周年上这么一点点改进竟然换来了林晓霖女士的感激涕零，声称什么“身上的一个包袱终于卸下了”。

显而易见，中共在对待历史人物的功过方面并未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变，他们在所谓“实事求是”的幌子下，对林彪早期对中共的功绩稍稍有所涉及，但是在总的结论下依然罔顾事实地维持毛泽东、邓小平对“林彪事件”的定论。面对如此的事实，笔者不知林晓霖女士放下了什么包袱？难道军博纪念馆里放上了几张林彪的照片就证明中共真的“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林彪的一生？中共官方三十几年来妖魔化、脸谱化林彪，将他打成所谓“林彪反党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罗织了大量不实罪名，诸如“篡党夺权”、“阴谋政变”、“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等等，三十多年来我们怎么从未听到林晓霖说过哪怕一句质疑之话？不仅如此，林晓霖还与官方御用文人们如图们、萧思科等打的火热，热衷于他们那些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说辞。事实上，林晓霖不仅认同官方对林彪元帅的种种诬陷不实之辞，加入他们的行列，甚至充当起官方的传声筒、应声虫，起了官方起不到的作用。林彪元帅有林晓霖这样的女儿岂不哀哉？一些知情人直言，此乃林帅家门之不幸，所言诚不虚也！

林晓霖还有一段似是而非的论点。林晓霖称，“她有一个很坏的后妈叶群。林彪后来有‘913事件’这样的悲惨结局，与叶群有很大的关系。因此，‘913事件’都是叶群惹的祸。”这以说法竟然出自林晓霖之口，实在令人惊讶。林彪与毛泽东的分歧，实乃政治上的分歧，绝非官方现在宣传的什么“林彪要当国家主席”，或是某些人声称的“林彪与江青的权力之争”。正是因为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起对文革极左派张春桥的斗争，毛泽东发现林彪在毛氏文革大业上与毛并非一条心，因此毛泽东才处心积虑要拿下林彪。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林彪步步紧逼，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就是“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有话不当面对林彪讲，却南巡各省背后散布林彪的坏话，毛泽东在南巡途中首次发明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谎言，将林彪定性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如此这般将林彪逼上绝路。历史证明，“913事件”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就是对林彪的绝交书、宣战书，毛泽东一心要将林彪打成刘少奇一类反党集团，以确保其文革大业的继续进行。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政治斗争、政治迫害，林彪在最后关头毅然与毛泽东和平分手，与之决裂，林彪在毛泽东意想不到之处打乱了毛氏整人计划，使毛泽东的文革步入穷途末路，种下了后来文革翻盘的种子。如果说叶群在此一事件中有什么过错，最多也就是轻举妄动而已，中了毛泽东调虎离山打草惊蛇之计。林晓霖将“913事件”归结到叶群的身上，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曲意逢迎官方的意图嫁祸于人罢了。事实证明，毛泽东倒林计划实是毛泽东又一项战略部署，没有“9.13”事件，也会有“10.13”事件，林彪在劫难逃。林彪的倒台与叶群是否“坏”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综观林晓霖的这一番谈话，林晓霖实在是官方驯化好的一个典型。几十年来的思想教育思想改造，使得林晓霖对官方的宣传深信不疑，乃至亦步亦趋。官方指责林彪“篡党夺权”，林晓霖就认同认可，官方将文革的罪责归结到林彪身上，林晓霖就大讲“林彪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老战友、对不起老部下、对不起他战斗过的地方的父老乡亲”。毋庸讳言，林彪在文革之中是有过错，但是林彪之过与毛泽东相比实是天壤之别，那个发动文革制造文革浩劫的毛泽东竟然还是世纪伟人，被供奉在北京天安门的纪念堂里，中共有什么理由让林彪独自背负文革的罪责呢？更何况林彪敢于在毛泽东在世时出手打击毛泽东的文革亲信张春桥，表现出一个军人的英雄气概，最终被毛泽东所不容所打倒。虽然林彪身死大漠，但是林彪功绩不容抹杀，日后的华国锋等人一举粉碎“四人帮”根本就是继承了林彪的遗志，完成了林彪当年庐山会议上的未竟之业。而这正是目前官方所竭力歪曲和掩盖的。林晓霖的言论实际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也就是人的心理被彻底驯化和奴化。中共在给那些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予以平反后，再通过他们的口向世人证明，党虽然曾经犯过错误，但依旧“伟大光荣正确”，正是这个党“有力量纠正自己的错误”，而这些人的现身说法则显示出与党保持一致，受到党的表彰、赞扬，充分显示出“思想改造”的成功，他们自身的处境也获得某些程度的改善。中共建政以来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思想驯化、奴化和迫害人权的历史，成千上万的人身处其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接受了这种驯化和奴化，不幸的是林晓霖恰恰就是这种驯化奴化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