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俄语有着特别沉重的政治意蕴，也有着特别跌宕的历史命运，曾由禁忌变为主流，复从巅峰坠落低谷，真可谓与世浮沉了。

何兆武《上学记》记何佶(吕荧)说，在抗战时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选修第二、第三外语，文科的一般都学德文，或者法文，惟独何佶不是这样，他学了俄文。那时候学俄文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表示自己的革命倾向”。与此呼应，当时缪朗山在武汉大学教俄语，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国民党特务欲加之罪，却为校长王星拱严辞反驳：“教俄语是赤化，教日语岂不成了汉奸？！”

而1949年以后，代表赤化的俄语就像地下党迎来了新社会，当然一跃而成为最应时的外语。钱锺书在1952年致龙榆生函中开玩笑说：“孝鲁久无书，近忽来一函，知教俄文，束修甚丰。苏子瞻为当时行货，杜子美、方玄英皆束置高阁矣，一叹。”此处的“苏”子瞻、杜子“美”、方玄“英”，不过借古人名字影射苏、美、英三国。所谓“苏子瞻为当时行货”即指俄语吃香，而“杜子美、方玄英皆束置高阁”则是说英语风光不再。

但再到六十年代，中苏分裂，俄语顿时又成了跌停板的垃圾股。黑龙江大学俄语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郑天林回忆：“文革”时，他和老师两人有一次在食堂吃饭，低声用俄语交谈，旁边的省革委政治部副主任勃然大怒，竟拍桌大骂：“说俄语，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按：将外语与“里通外国”捆绑在一起，绝非新鲜事，至少可追溯到宋代。元史专家萧启庆在论文《元代的通事与译史：多元民族国家中的沟通人物》中指出：“唐宋常用居住中土或边疆之胡人担任译语，不加信任”，而翻译人员至多“处于官僚组织的边缘，地位不高，前程有限，而充任者显然多系来自市井而非菁英阶层”。宋史名家刘子健则写过一篇《讨论“北宋大臣通契丹语”的问题》，更提及出使契丹(辽)的大臣中，余靖曾因“坐习虏语”而贬官，富弼也被怀疑通敌，“一般说来，学契丹语还是罪状。……可以看出北宋君主的心理，怕契丹，猜疑臣下，一以巩固君权为重，宁可让有办外交能力的人员不通外语，不能直接通晓外国情形，不能使外交更有成效。”

降至晚清，中国人面临的外患远甚于契丹，而不愿面对现实的驼鸟式心理依旧。当时主张“睁眼看世界”者，提议设立同文馆，让年轻学子习外语，结果大受保守派攻击，致使有身份有关系者无一人肯入馆，而开明人士如郭嵩焘、丁日昌更被斥为汉奸。《齐如山自传》就说：“(同文)馆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学生，因为风气未开，无人肯入，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

刘子健又总结：“宋代不重外语的习惯，一直传到近代。清末一群名为讲洋务的大臣，有几个通晓外语？在抗战前后，知识分子很少学日文，好像学日文，就有想作汉奸的嫌疑。”以此为参照，就可见上引王星拱“教日语岂不成了汉奸”的话，亦非无的放矢，而是针对那种将学日语与做汉奸画等号的论调而言的。

从古至今，我们所热情学习的外语时常在变，而有一股仇视外语的心理潜流，却始终未变——如果学外语成了卖国，那么，不学外语就是爱国啦？这样的爱国主义，也未免太过轻松了。

 

关于穷人的两个故事

关于穷人，有两个故事令我辗转不眠。

第一个故事来自《穷人的诚信——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故事》：一个名叫希曼的女人，做过多年的女仆，常年洗碗使她的手受损严重，由于双手感染，她不能再做女仆工作，只能以乞讨求生。她已经五十岁了，尽管生活艰难，她仍然保有自尊。这个女人的生活遭际悲苦。她二十岁出嫁，由于丈夫的虐待，婚后不到一年，便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一年后，她嫁给别人做小妾。在这次婚姻中，她受尽了原配夫人的虐待，尤其是生下儿子而得到丈夫更多的关怀之后，她受到加倍的摧残。五年后，她又生下了一个女儿，然而她的丈夫死了，原配夫人将她扫地出门。可怜的希曼只好再次回到娘家。这个时候，她的儿子结婚了，希曼指望儿子能给她带来幸福，可是半年之后，儿子就撇下她与岳母一起生活，希曼只好与女儿女婿住在一起。这个时候，她只能靠女婿来供养，而女婿不过是一个没有土地的、收入低下的劳工。

另外一个故事来自我的老家，湖南北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一位年过六十的老妇人，她有四个儿子，可是儿子们都不愿意奉养母亲，理由很简单，儿子们自己生活已经非常艰难，成群的儿女需要抚养，因此只能将老母亲弃之不顾。老人甚至没有自己的床，每天晚上只能将自己的一套破被子放在临时搭起的门板上。一日三餐也是个问题，每次儿子、儿媳和孙子们吃饭的时候，她只能远远地观看，只有在他们吃完了以后，儿媳才很不耐烦地将剩菜剩饭端过来。我一直不知道这位老母亲的名字，只知道她姓覃，多年来所有人都叫她覃小姐，即使六十岁之后，仍然如此，因为她出身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家殷实的小商贩家庭，从小下人即以小姐尊称。印象中，她上过学，一手不错的刺绣手艺，可是这些却没有换来她晚年的粮食和床。她整日坐在儿子的屋门口喃喃自语，除了已经睡着，从来不停止口中的絮叨，偶尔还会对着路过的行人发出一声大吼，大家以为她疯了。

如何解读这两个故事，是个问题。多数人倾向于道德批判，把矛头指向这两个女人的儿子，认为他们不孝顺；当然也有人谴责这个国家的养老制度，认为正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作为，才导致了老年妇女悲凉的晚景。但是格莱珉银行的管理体系不这么看问题，至少这家银行不参与到简单的、情绪化的道德批判之中，也不参与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批判之中。它选择了具体的金融行为来拯救穷人。尤努斯说得好：“如果你能够相信穷人，尊重他们为过上体面生活而付出的奋斗和承担的责任，一定会收获良多。”相信穷人，对穷人的关怀和尊重成为尤努斯工作的第一出发点，继之，则是一家银行机构通过自己的金融产品向穷人们提供支持。现在看来，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在孟加拉，希曼这样的穷困妇女本来极有可能不被小额贷款机构接纳，但是格莱珉银行相信希曼的诚信品质，也相信她的能力。随着银行技术的创新，西曼现在成为了格莱珉银行的会员，她在自己的村子里自营了一家小百货店，经营资金来源于格莱珉银行提供的无息贷款。她的客户则是她曾经上门乞讨的家庭。

相比之下，覃小姐的遭遇就太悲惨了。一直到死去，她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和机构的援助。好心的邻居曾经将一间废弃的旧屋腾出来给覃小姐住，结果被她的儿媳妇们责怪，认为邻居多管闲事，存心和他们过不去。我春节的时候回老家，看见她在屋檐下绣花，还把她的作品买了下来，给了她50元现金。事实上，那是一件相当粗糙的作品，覃小姐没有基本的材料，只是在一些旧的衣服上折下一些黑色或者是灰色的线头，彩色的棉线肯定是没有了，所以她只是在一块破旧的布上绣上了几朵没有颜色的花儿。她快死之前的几天里，突然不絮叨了，整个人像一根安静的木头，她的儿媳妇们非常不习惯，对着她嘲笑：这老东西是不是快死了，怎么不说话了？等到第二天中午过了，孙子给奶奶送饭吃，才发现老人早就在破旧的被套里断了气。

与穷人有关的指标

《穷人的诚信》的中文翻译者朱民先生有一句不错的感叹：“当我们在无数个激动的不眠之夜后终于得以为最后一行文字画上句号时，我们都经受了一次人文道德和银行服务及管理理念的洗礼。”我注意到，朱先生把人文道德这样的抽象概念放在了专业概念之前。这正是格莱珉银行的伟大之处：它首先是一家典型的扶贫银行，其次才是一家必须要努力赢利的银行；它首先是一家关怀人的价值的银行，其次才是一家有着卓越金融技术的银行。尊重穷人的价值，成为格莱珉银行的最好目标，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像希曼这样孤苦无助的孟加拉老年妇女，才可能进入到格莱珉的银行体系之下；否则，任何的金融技术分析，都不可能将希曼拉入一个现代化的银行体系中。而所谓尊重穷人的价值这样的表述，显然必须包括尊重穷人的诚信品质，给予穷人必要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本，最终通过金融手段来捍卫穷人的自由经营权利和自由生存权利。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格莱珉银行对穷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绝对不是某种道德高地上的姿态，不是基于一个地理区域的形象性救助，而是落实到了每一个具体的穷人。在这一点上，格莱珉银行进行了非常到位的细分。比如，格莱珉银行关心的是那些寡居、离异和被遗弃的妇女，乞丐、保姆、信差、清洁工，独居或住在娘家但生活条件凄苦的妇女，居住在房顶渗漏并且不足以遮雨挡风的房屋里的人，通过在别人家提供体力劳动谋生的人，没有能力满足基本开支、没有能力供养子女读书或者将子女送到别人家工作的家庭，人口多但只有极少收入获得者的家庭，有成员可以工作但是由于缺乏资本不能赚钱的家庭，没有男性可以工作的家庭，投入生产型的获取收入工作但是没有资本、通过向他人借贷小额资金维持生意的妇女，必须购买全年粮食的家庭，必须通过借钱种植庄稼并且收割以后必须还钱的农民，男子为打短工、搬运工、人力车夫的家庭，女子通过小手艺、缝纫、刺绣养活家人，但是收入过低的家庭。

在如何界定一个穷人已经摆脱贫困的问题上，格莱珉银行也制定了非常翔实的细节性指标。格莱珉银行建立了一个清晰的贫困审计制度来跟踪借款人经济状况的变化，并用指标来评估他们是否摆脱了贫困。

书中罗列了这样的业务指标，似乎有点枯燥，但仔细一想，这正是格莱珉银行的伟大之处：他们深入到了每个穷人的生活细节，深入到了每个穷人家庭的点点滴滴，他们的银行业务终点不是一个区域，不是一级政府，也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穷人。正是通过对每个人的生活细节的关怀，格莱珉银行才调动了穷人的生活力量和创造力量，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穷人的诚信品质。

也就是说，在格莱珉银行金融服务的角度看，穷人的诚信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模糊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可以操作的细节问题、技术问题。

需要引申的话题

有必要提到正在广袤的中国农村风起云涌的新农村建设。

相信有很多出生在农村、此时在城市里生活得比较舒适的人们，在近一年之内都不同程度地接到过来自家乡的求助电话，大致内容是：国家开展新农村建设，每个村庄都能享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基本原则是，在村子拥有一定资金储备的前提下，政府会就具体的项目进行一定资金的配套支持。但是现在，政府的配套资金就摆在那里，可是村子里却没有自有资金，这让村支部书记和村长们都急白了头。

我的村长当然也是三番五次地给我电话，希望我能给家乡寻找到一笔资金。在电话里，村长焦虑地说道，乡政府管理的公路都修好了，全是水泥路面，路的两边还修了花池；邻村的村级道路也都修好了，钱多的打了水泥路面，钱少的，也铺上了沙子，只有我们这个村还是泥巴道路，汽车还是开不进去，乡亲们出门，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意见很大。

我哑然，一些疑问随之而来。美好的新农村建设，难道仅仅是给农民修几条马路么？有没有更能改善农民具体生活的手段？能不能像格莱珉银行那样，设计出具体的技术指标，找到需要帮助的一个个具体的人，用具体的市场手段，比如小额贷款的金融手段来改变农民的生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用行政的手段、施舍的手段？

或者，我们有必要再思考，当政府用财政拨款的方式来周济农民，有没有想到过，我们是否低估了农民的创造能力，低估了农民的道德水准？或者，我们更进一步推想，在广袤的乡村修建一条条平坦的公路，农民固然能够体会到方便，但更多的是不是为了展示政府的政绩和慈悲？

格莱珉银行前主席雷曼·苏班教授曾经说过：“不管格莱珉的命运如何，为穷人设计共同基金的概念创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化机制，使穷人可以走出乡村经济，融入到更有活力的公司部门，使穷人可以拥有相当比例的公司财富。在国民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将最穷的农村家庭转变成利益相关者，这不仅使穷人的结余扩充了储蓄基础，而且增大了整个社会的投资能力”。

这段话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制度设计，通过尊重穷人的权力来谋求穷人的幸福指数，强调的是要把穷人纳入到市场经济的体系中去，让穷人成为利益博弈的一个方面，并最终让农民成为市场的投资者，而不是被施舍、被同情的弱势群体。

这是一个可以展望、可以努力建设的利益链，而在格莱珉银行看来，金融手段可能比行政手段、慈善手段要有效率得多！沿着这样的思路，尤努斯和他的格莱珉银行坚定地认为，无论穷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艰苦，他们都愿意偿还贷款，他们还会存下很多钱。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处在一个良性运转的市场利益链里，一旦放弃诚信，自己就会被这个利益链放弃，而这样的代价是一个具体的穷人所接受不了的。所以，穷人不需要我们的同情，他们只需要一只援助之手，以金融服务的方式给予援助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如此看来，我们与其站在道德的高地同情农民、施舍农民，不如相信农民，相信他们的创造能力，相信他们的诚信品质，而这样的信任，也是农民最重要的幸福指标之一。

　　《穷人的诚信——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故事》，(孟加拉)阿西夫·道拉、迪帕尔·巴鲁阿著，朱民等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8月版，35.00元。

 

一江污水向北流。这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面临的最可怕的威胁。

东线建设正在转变成中国东部地区河湖污染系统治理的问题。140多亿的治污投入直追工程建设本身的费用，但东线的主要流经地江苏和山东目前正处于工业化急剧发展的阶段，相对于目前持续加重的污染来说，这些投入是不是杯水车薪？

更重要的是，中国水污染治理的行政体制颇不顺畅，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利益协调难度极大，科技成果的支撑乏力，亦缺乏符合国情、切实可行的融资体制。东线治污不容乐观。

2001年，时任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院副院长的夏青主持制订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治污规划》，这份规划也成了东线治污的指导性文件，但工程开建５年之后，治污规划在基层遭遇了诸多困境。

2007年7月10日，夏青先生接受了本刊记者的访问。

2007年完成治污规划比较困难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7月1日到9日，我从江苏到山东，一路采访，从基层部门获取的信息是，当年您负责制订的治污规划，现在完成的情况似乎不尽人意，对于治污目标的实现，您现在保持乐观吗？

夏青（以下简称夏）：当年规划制订出来之后，江苏、山东两省政府可是跟中央签了责任状的，保证东线能够输送水质达标的水往北方去。压力最大的应该是山东省，而山东现在本身又不是特别缺水，加上治理成本的考量，造成他们积极性不是太高。

不过，因为调来的水主要还是山东自己用，他们也做了很多努力，各项治污指标都定得很高，执行很严格。但是这些从西方国家引进来的各种标准，还是没办法适应中国北方河里无水的现实，效果也就不那么明显，污染还是非常严重，想在2007年完成治污规划，还是比较困难。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确实有瞒报者，二呢，主要是沿线排污企业总量增加了，2000年做规划的时候，我们是有个调查数据的，当时要求，到2007年东线一期工程通水时，排污总量上要削减75%，90%的污水不能进入输水渠道。但是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讲，相比于2000年的情况，排污总量不降反升，而且是大幅度上升。当时是36.8万吨，现在，环保总局说是80.9万吨，水利部说是120万吨。

《南》：前景呢？完成一河清水向北流的目标，可以实现吗？大概需要多久？

夏：这个没有人能打包票，现在，沿线的工厂越来越多，即使所有的工厂都能达标排放，水质也不可能达到规划的要求。所以，现在环保总局又开始提排污总量，但地方政府不喜欢这个概念，他们只提达标与否。

但是，我可以向你透露个事实，当初做这个规划的时候，我就预留了空间，一个是水质标准的空间，就是说，我们在规划上提必须达到稳定的地表3类水，其实，即使是4类水标准，基本上也可以完成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的需求，第二就是削减排污总量的指标，即使超过20%，其实也没有问题，还是可以满足调水需求。

预留空间，是充分考虑中国国情，以及环保政策和执行的不确定性。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不知道，两省实际执行的力度到底如何，排污控制的现状到底如何？如果超得太多，那肯定是完不成一河清水向北流的目标。那样的话，整个东线工程也就变得毫无意义。

一个部门喊，其他部门看

《南》：为什么在预留了这么大空间的情况下，情况还如此悲观？基层环保部门不少人抱怨，环保政策的可行度存在很大问题，是这样吗？

夏：我们的体制确实有问题，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是环保局的定位有问题。美国的环保局是在潜心做标准，做出来之后，自然有人去执行，而我们的环保局是在四处喊，成了救火队，可事实上呢，根本也救不了火。

环保局关键是要拿出一套可执行的技术手册，不能只是喊口号。胡锦涛说，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问题，必须要靠原创性科技和体制成果。这话说得很精辟。可问题是，我们根本拿不出什么原创性成果啊，既没有科技成果，也没有体制创新。

比如草浆造纸的污染问题，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不存在的。但在中国却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治理呢？自己又没有一套具体治理模式。

以太湖治理为例，2001年做太湖治污规划的时候，有一次给国务院领导汇报，我就提出，应该有两个配套规划来支撑，一是科技规划，二是融资规划，可到现在，这些东西也还只是停留在口头阶段，治污的体制一直没有任何创新，依然停留在“一个部门喊，其他部门看”的阶段，这怎么可能完成太湖治理呢？

现在环保总局成天嚷嚷着要升成部，升了又怎样呢？关键是要有切实可行的政策。环保总局拿不出这样一套符合中国国情又切实可行的技术手册，只能到处派人去检查，造成的结果是，我们把地方政府都当成了对立面，似乎他们天然就是地方保护主义，是瞒报的，这是不对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不是互相扯皮，我就不相信，难道地方上那些官员就不希望自己的城市环境好起来？

《南》：您提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可是，如何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拿东线治污最大的难题济宁来说，如果严格按照南水北调的要求来做，对这个城市来说，其工业经济面临的将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些地区的困惑可能是，为什么为了保障北京有清水用，就要牺牲水源地以及沿途地区的经济发展？谁来补偿他们？

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有个说法“因地制宜，因水而宜”嘛，用到现代社会里，一个地区环保到了一定标准，就决定了你不能再发展了。从整个国家的布局来看，你所说的济宁，大概就属于此列。还有中线工程的丹江口附近，有几十个国家级贫困县，都属于此列。

其实，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北京的密云，张家口的官厅，这些地方都是北京的水源地，这就决定了张家口和承德附近大片地区根本就不能再发展经济。为此，北京市每年要给张家口等地财政补偿。还有上海的淀山湖地区也是一样。

美国的旧金山海滩上，有家做罐头的企业，因为污染海滩后来改成了博物馆。这些地区其实慢慢都已经适应了这种发展模式。南水北调涉及的同类地区，最终也要慢慢适应这种发展模式。当然，我们应该逐步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科学家之间的争论质量不高

《南》：但是，这些例子都是局限在一个城市或地区内的发展与保护的协调补偿问题，就南水北调这样一个举国工程来说，一条贯穿整个中国东部的大运河，流经不同区域，有穷有富，行政层级不等，工业结构不一，在我们没有明确的可执行的标准和利益协调模式的情况下，补偿起来是不是太难了？这些问题，国家在工程决策前没有组织相关专家充分研讨吗？

夏：1978年，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国家就组织专家研讨多次了，从提出到开工，都研讨了快半个世纪了。对各个层面的争论当然是有的，可是，我个人觉得，科学家之间的争论质量不高。

在我们国家，完全超脱的专家很少。比如当初争论，建设部的专家说根本不缺水，只要城市节水措施做好，北方地区的水资源完全能够自给，而水利部的专家就说北方缺水，不可能自给。各有各的背景，这样的争论再进行100年，也还是没有结果。

现在，既然国家已经做了这么大投入，工程也都进行了这么多，就应该一心一意搞建设。可是，你看看现在，一会是该不该立项的争论，一会是新调水线路的争论。

《南》：很多生态学者认为，这些重大工程的立项中，生态和环保学家是缺位的。比如有一位学者就跟我说，工程立项之初根本就没考虑过水污染的问题，现在麻烦大了，水利部门终于开始考虑了，但他们的屁股仍然是坐在工程上的，只是在考虑怎样用最经济的方式把最好的水引到北方去，但之前对江河、湖泊污染的科研投入比较漠视。

夏：我是学水利出身的，他的说法我同意一部分，过去几十年，我们的决策者确实只重视工程，爱花钱上项目，因为这些都有看得见的作用，但对于理念、机制的问题不重视，说得通俗点，就是不舍得花钱买主意，不重视软的东西。这是我们的一个大问题，现在确实有些被动。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80年代以来，国家在科研上的投入还少吗？可以算算，国家花了多大一笔钱在科技上。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老百姓，因为这么多年来，根本没拿出什么具体的东西和成果来。

我很佩服那些农业科学家，像袁隆平那样的，人家才是真正的科技工作者，研究出技术来，老百姓用了真能致富，有实际的作用，但在其他领域呢，根本没有拿出什么东西来嘛。

比如治污领域，现在面临的状况是，我们需要行之有效的技术，但是我们的科学家拿不出来，人家国外的技术则拿来就能用，这对政府来说，就只是选择的问题。

作者：王则柯  中山大学教授

对于兰州市物价局“牛肉面限价令”，虽然大家已经明白那是违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法规，顶多只是“有姿势，无实际”的花架子，可是也有一些朋友觉得，说了虽然没用，总比不说好，至少表明了政府部门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的态度。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就是这些朋友漠视政府公信力的价值和意义。

记得在三四十年前我们这里流行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以至于小孩子埋怨小伙伴不守信用，也会赌气地说“你不是中国人”。

再早个三四十年，那时候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留守处的布告，常常这样结尾：“本府本军言出法随，勿谓言之不预”。可见，作为政府部门，“言出法随”关系政府的公信力，实在是起码的要求。像牛肉面限价令那样无法“言出法随”的，说了肯定做不到的，就不要嚷嚷。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话算数变得无关紧要，政府的公信力遭到公然的漠视。下面两个骗子命运的“比较研究”，是漠视政府公信力的生动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冒充离休的人民解放军中将行骗，结果免予起诉。据“粤纪宣”报道，有一个“退休工人”，吹嘘自己“原是某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离休后被中央派来广东协助反贪工作”。消息说，省政府的一些干部，直至副厅长和厅长，也“上当受骗”，陪着这位“中将”先后到粤东的普宁、潮阳、汕头、南澳、潮州、揭阳等地巡视。那么离谱的骗局，却居然还有政府高官“上当受骗”，陪同巡视，真叫人叹为观止。

想不到事情败露以后，上级主管一方面认定行骗者“已构成冒充国家工作人员从事招摇撞骗活动罪”，另一方面却以“客观上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主观上已有悔改之意，且年事已高”等因素，“不再起诉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上当受骗”、为虎作伥的厅级领导干部，则从轻认定“思想麻痹，政治敏感性不强，为招摇撞骗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造成了不良影响”，要求“认真吸取教训”了事，并委托他们“责成”最初把行骗者介绍上来后来升为处级干部的科长“作出书面检讨”。

第二个例子是冒充大军区司令的女婿行骗，被判刑15年。原来，广东省廉江市有个梁姓青年，冒充某大军区司令员的女婿行骗，以通过司令的关系替上钩的两位生意人搞“批文”为由，骗取80多万元“活动费”，以通过司令员帮其中一位生意人的儿子进入军事院校读书为名，骗取44万元“活动费”。事情很快败露，梁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

我们是赞成严惩欺骗行为的，所以为法院的这个判决叫好。我们不理解的是，冒充中将的骗子，为什么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上当受骗”以后客观上帮着骗子行骗的官员，为什么没有受到应有的处分。

这里，非常关键的问题是“严重后果”如何认定。让我们比较一下两个行骗案例行为和后果之轻重。首先，冒充“中将”案的冒充程度要厉害得多，因为“中将”比仅有女婿身份的顶多是“上将的女婿”的人，位置重要。我们的社会总不至于颠倒了这个次序吧？

第二，从涉案金额来看，冒充“司令女婿”案高达百万元，冒充“离休中将”案至少也数以十万计，因为单是“某厅厅长、原副厅长、厅办副主任”及行骗者“一行五人，先后到普宁、潮阳、汕头、南澳、潮州、揭阳参观，所到之处，当地的领导或部门的领导均出面接待，陪同活动”，大家都不难想象那些“接待”和“活动”消耗了多少民脂民膏。

最重要的，是给政府公信力带来的损失。冒充“离休中将”案，因为有厅级现职官员陪同骗子到好几个县市视察，政府的公信力真是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你想想，县市领导和群众知道现职厅长陪同要下面接待的“中央要员”，竟然是一个骗子，他们有什么感想？而冒充“司令女婿”案，除了两个生意人实在利令智昏以外，其他方面的影响要轻微得多。

可见，冒充“离休中将”案比起冒充“司令女婿”案，其后果和严重性至少是不相上下，可是冒充“离休中将”案，不但不把骗子送交法办，而且对于“上当受骗”为虎作伥的官员，一点严肃的行政处分也没有。这里关键的一句话，是“其行为在客观上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把民脂民膏的滥用和政府公信力的巨大损失当成“尚未造成严重后果”，这就是一些官员信奉的叫老百姓万思不得其解的逻辑。政府的公信力就这样被那些位居要津的人漠视，你说可悲不可悲？

回到牛肉面限价令来，我们不能拿政府的公信力不当回事。

 

我一直认为“红钻帝国”拥有自由的话语权，我也一直认为法律是按照发生事实和违法犯罪后果惩戒人的，可是当我却看到济南公安局下历分局惩戒了网友红钻帝国，据说前后拘留了5天，就认为济南公安办案件不那么认真，而且有些执法犯法，有些胡闹。7月18日，济南下了三个小时大暴雨，突然死了34人，还有若干失踪的，还有171人受伤，多少家庭为之悲哀，包括被拘留的23岁女网友红钻帝国本人及其家人的悲哀。8月2日，我看到诗人安琪写了这么一首诗歌：《7月18日，济南下雨了吗》，实在觉得有必要全部转到此处，以此可纪念7月23日-7月28日因言论而被拘留的红钻帝国不自由的5天，以及非正常的死难者：

7月18日，济南下雨了吗？
没有！完全没有！

自打红钻帝国网民因为讨论
济南银座是否死人
态度太过激烈被抓后
网民们自发进行民意调查
内容为
7月18日，济南下雨了吗？

没有！完全没有！
回答如此一致
如此斩截
如此嘲讽
如此无奈

7月18日，济南没下雨
死者们从死亡里站起来
回家吃饭睡觉
银座广场货架一一挺直身子
回到该有的位置
人群不用惊慌
汽车不用像船一样浮着
所有网络、纸媒
全部恢复干燥

7月18日，济南
真的没下雨！

看了这首好诗，我却觉得诗歌好不好无所谓，只是这首诗针对红钻帝国因言被拘事件嘲讽了这个不诚信的帝国。正是这个帝国，如此纵容济南公安如此愚蠢的做法，岂不是让帝国更加快速地走向穷途末路？7月18日，似乎“18”都是好事情，可济南一场三小时的暴雨，竟罕见地使山东济南的中心城区几成泽国，导致济南市中心最繁华的银座地下超市，在半小时内变成了水箱，这难道不是灾难？不是济南的“911”？8月2日，济南又换成了郑州，新闻说，8月2日上午九时许，郑州市遭遇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侵袭，城区到处水流成河、积水成泽，多处路段交通受阻。在该市紫荆山路立交桥下，一辆公交大巴当场被水淹没，辛亏一消防队人员及时赶到救出乘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我不知道郑州以后会不会因为这场暴雨成为灾难，有人网络友发言而被抓几个人？一场暴雨，不会因为人的关注或不关注它就不发生了，新闻就是讲究事实真相，言论发表肯定有其真实背景。今天我在网络上找到龙应台说过的一句话，正好可以说明济南或郑州领导者的素质如此差，一场大雨就可以死34人，一场大雨就可以淹没公交车，可青岛德国人一百年前设计的雨水污水排水系统一直良好，这又说明了什么？至于龙应台这名在德国生活的台湾女子，台湾作家，她面对别人的提问“如果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如何分辨它是否发达”，她说：一场雨足矣——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了一阵，发觉裤脚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个先进国家；如果发现积水盈足，店家的茶壶头梳飘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窝子捞鱼，这大概是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所以要等一场大雨才看得出真面目来。龙应台可觉得不会想到，居然因为有两个网络公民对暴雨说了牢骚话就被拘留，今后谁还敢说话？难道发展中国家的济南——这个发展中城市，就必须抓人才能证明不是城市排水设施出了问题，不是暴雨下错地方，而是仅仅因为红钻帝国上错了网、说错了话？济南，这个城市曾经出现过全国公安学济南交警的光荣，又是一个喜欢宣传的明星城市，可自从出了红钻帝国被抓的事情以后，这个城市就有点臭名昭着了，我不妨在这里再转录一首安琪的诗歌《7月9日，济南》，也和《7月18日，济南下雨了吗》一样，主题都“与济南有关”，让人们知道济南城市领导者素质和公安的真面目：

并非无聊
也不是穷开心
最近我总在网络溜达
阅读7月9日发生在
济南的爆炸案
在一条名为建设路的路上
路人行走
车辆奔驰
如果没有那声炸响
路人会依旧行走
车辆会依旧奔驰
可是现在
一声炸响
飞出了一截躯体
只有上半身的躯体
头朝右俯卧在地
清楚可见
长发、脸、红色的衣服
和血，清楚可见
旁边若干躯体的残余
在红色衣服的碎片里
散落
正是这半截躯体
让她的主人身败名裂
主人名柳海平
山东聊城服务员
17岁时认识了
到聊城挂职的
48岁男人段义和
遂勾搭成奸
遂平步青云
从聊城，到济南
从服务员
到公务员
31岁就混成正科级
顺便把自己的
父亲和妹妹
一起从聊城，带到济南
带成公务员
已有三窟的柳狡兔
因为若干
目前尚不明了的原因
终于让自己变成
7月9日济南建设路
爆炸案的死者
捎带揪出
实施爆炸的凶手陈志
陈志，济南公安局某大队
副大队长
段义和的侄女婿
段义和，此爆炸案的主谋
给柳海平荣华富贵
包括死亡的
前情人
前济南市人大主任
现阶下囚。

这就是济南，市议会的第一把手（起码是四品大员），居然杀人越货，另一公安大队长，也居然直接实施残暴，拿炸药结束别人的生命。这难道就是济南的共产党员、济南的公安的“杰出手段”吗？

对于济南，我还想说的是：

济南公安，你抓了红钻帝国以后，更加臭名远扬，你们不仅败坏了济南的形象，还彻底让这个国家的宪法人权给糟蹋尽——你们在为自己掘墓，正如济南那个叫陈志的公安大队长、那个叫段义和的前济南人大主任、市党委副书记一样。

 

陈良宇沉冤近一年了！

自200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违规违纪问题立案调查，到200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宣布对陈良宇实行“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海内外是一片喝彩声，难见人为陈良宇申辩几句。这公平么？极不公平！

说陈良宇有冤，并非说陈良宇与上海社保资金挪用案没有关系，并非不相信陈良宇有“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玩弄女性”等六项腐败问题——在中共这个禁止民主监督的专制腐败的大染缸里，无论多好的人进去了，都难以洁身自好，始终清白。老百姓说得好，“处级以上干部，隔一个枪毙一个，不会有冤”，如果对中共上下“核心干部”都采取调查、监控陈良宇那样的手段，至少会发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三个代表”都像陈良宇一样腐败了。陈良宇之腐败，如同中共查处的无数贪官污吏一样，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共专制腐败体制，因为中国大陆的腐败，是制度化化的整体腐败，陈良宇作为专制体制污染的受害者，有权向中共索讨赔偿，就像如今一些因环境污染而致病者可向造成污染的企业依法争取赔偿一样。陈良宇之冤在于“借经济案由惩处政治异议”，调查他、监控他的真正原因并非是因为他腐败，而是他依仗有“江后台”，想争取“政治局民主”，政治上不与“新核心”保持高度一致——据报道，陈良宇在2005年的一次政治局会上疾呼“宏观调控失控”，并以若“宏观调控失控”逼温家宝下台。

“钳口术”只会加速“宏观调控失控”

如若当时的胡温不以“诛心之论”看待陈良宇的“宏观调控失控”批评，而是将陈良宇疾呼“宏观调控失控”视为“党内民主”、“政治局民主”的正常民主监督现象，从而抓紧反省是否“宏观调控失控”，为何“宏观调控失控”，如何亡羊补牢，那么，今日的“房疯”、“股疯”、“肉疯”之通货膨胀危机是可能避免和化解的。
事实证明，陈良宇在2005年疾呼“宏观调控失控”，不论其动机如何，醉翁之意何在，是否项庄舞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早在2005年，中国大陆就确实出现了“宏观调控失控”的迹象！其症状很明显，仅仅从全国矿难等安全事故年年高发久控不降，从全国环境污染日益恶化令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足以说明“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根本调控不了各地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主导下的GDP形象工程。胡温本以为让央视黄金时间禁播反腐电视剧，各种媒体舆论一律，就可“宏观调控腐败”了，就可让人们感觉不到中共还在整体腐败，却不料，如此“钳口术”只会加速“宏观调控失控”——失去民主监督批评，经济发展必然失控失误，贻害民生。
然而，胡温秉承中共全党必须服从中央主席（总书记）的专制传统，对一切批评和民主监督，只猜动机不论事实，就像毛泽东当年对彭德怀批评大跃进，首先不是分析彭德怀“万言书”是否合乎事实，而是猜测彭德怀在搞“反党集团”，想抢班夺权，胡温对陈良宇批评“宏观调控失控”，首先想到是陈良宇在搞“上海帮”，想在十七大夺权，于是乎先发制人，运用“谁不听话就查他腐败”法宝，让“一查就灵”的中纪委挂帅出征，抓捕秘书，监控电话，三下五除二，顷刻就“温酒斩华雄”，查出了陈良宇的多种腐败线索。

胡温压制陈良宇贻误了及时解决“宏观调控失控”的时机

整整两年的宝贵时光，胡温的主要精力就花在整倒陈良宇，瓦解“上海帮”，控制十七大。如今，陈良宇是倒了，“上海帮”也可能完了，可是，“宏观调控失控”的恶果也让全国人民惨不忍睹了——中国几乎没有一块没有被污染的净土，几乎没有一种食品有可靠安全保障，可以接受国际监督；大陆物价一路扶摇直上，连以报喜不报忧为天职的国家统计局都不得不承认 CPI涨幅每月至少超过3％，通货膨胀逼宫十七大已成定局。事实证明，因为胡温专横压制陈良宇的批评，贻误了及时解决“宏观调控失控”的时机，酿成了今日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食品有毒，治安恶化，民怨沸腾等全面社会危机。

也许进入2007年的“猪肉风暴”以来，胡温有些忧心“宏观调控失控”了。但时机既失，其解决的方法又是南辕北辙。在胡温看来，最根本的“宏观调控”在于抓好“两杆子”——枪杆子与笔杆子。只要借“井冈山精神”八十周年纪念，大力强调“党指挥枪”，“一切行动听从军委主席”，就能牢牢掌握枪杆子，就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要牢牢控制了笔杆子，就可以舆论一律，制造“无声的中国”之“和谐”。

可惜，这个毛皇帝时代的老皇历，今日行不通了——如今尽管连网络博客都以实名制“监视居住”了，连用手机发个暴雨受灾现场的疑惑都可以“制造谣言”拘捕了，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今天让“宏观调控失控”的，既不是“枪杆子”，也不是“笔杆子”或“网络暴民”，而是“食品安全”、“环境污染”、通货膨胀、“深圳先疯”（房价先疯）、山西黑砖窑、桂林导游大游行等等“经济事件”！如今世界通行的是“经济繁荣政权稳”，“民主监督出政权”。

试看胡温执政五年，从来没有真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是以加强“钳口术”之思想专制独裁为中心。胡温自以为全国的媒体都只剩下自己的回声和掌声，这中国就一定“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了，孰料恰恰相反！精心准备了五年的十七大，如今却要靠天天出动“最新防暴武器大游行”（如贵阳市近日武警大游行）来维持，真是可叹可泣—— 一个自称要领导“和谐社会”的执政党，竟然天天要靠展示暴力威胁来护航，太戏剧性了！

以胡温能占据中国领导最高层来看，其智商不应该比陈良宇低，但何以陈良宇能在2005年预警“宏观调控失控”，而胡温却熟视无睹呢？胡温何以不能采取一个两全之策既接受陈良宇的意见，维持民生，又让其“杯酒释兵权”，保证自己大权不旁落呢？

无论陈良宇有多少腐败，其能在2005年就预警“宏观调控失控”，总是一大功绩。中共能否像今日重论林彪一样，以“功是功，过是过”的思维，重新讨论陈良宇事件——既追究陈良宇腐败，更要追究贻误及时解决“宏观调控失控”时机的重大渎职者？如果说，中央政治局不经中央委员会讨论就开除陈良宇党籍是违反党章，那么掩盖陈良宇预警“宏观调控失控”有功，放纵“宏观调控失控”的主要渎职者，更是与中共自诩的“民主追求”格格不入的。

愿中共十七大能认真讨论这一问题。

2007年 8 月 1 日于深圳 早叫庐

 

中国大陆的房价，不再是相对于居民收入低下之高，更已具备世界范围内的普遍“高”度，与身居国外的朋友电话聊天，惊讶地发现：同为美国一个州或中国一个省的首府，房价已不相上下，若仅以单位面积价格而论，美国可能稍高一些，但美国的房屋出售时以居住面积计算，中国以建筑面积计算，美国房屋的四周是私家草坪，中国房产却只是悬在高处的空中楼阁，如此折算起来，孰高孰低可就是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了。

我们知道，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是中国人的十倍以上，也就是说，可怜的中国百姓，拿着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却要以发达国家的价格购买住房，其生活压力可想而知。

但中国经济社会中长期流传着许多有关房产消费的似是而非的“共识”，如嘲笑中国人保守性住房消费观念的美国老太太买房的故事、美国人自有住房率只有30%的传说以及近年房价攀升之初对温州炒房团“狼来了”的可怕渲染等，在权力与主流媒体的这种“共识”合唱中，政府对于保障民众住房权的责任几乎被推得一干二净，房价高企的真实原因也被刻意掩盖。

全面探讨近年房价暴涨的原因非我所能，但许多国内着名经济学家在房价变动趋势上令人大跌眼睛的预测结果说明房价暴涨很可能并不是一个纯粹经济学问题。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司长李镭的公开谈话为这一猜测提供了论据。李镭指出，土地部门违规收费已经成为房地产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据称，发改委今年针对北京、石家庄、济南、广州、成都、西安六市的一次涉企收费检查显示，土地部门违规收费为10.97亿元，城建部门违规收费为2.16亿元。

李镭并指出，这些收费依附于行政审批和审查，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也就是说，尽管收费是违规的，开发企业却不敢不交，因为中国社会的现实是权力高于一切，但这样一来，开发成本超出预期当然也就不可避免，而开发成本的提高最终必然转嫁到房屋销售价格上去。

我们知道，自2005年以来，国务院经济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宣称要稳定长势过猛的房价，如今，两年过去了，房价继续呈加速上涨趋势，面对普通居民已无力承受的房价，从上到下似乎都没了当初的信心，恐怕再也不会有官员敢象广州市长张广宁那样信誓旦旦地声称政府会把房价降下来，呼吁中低收入家庭不必急着买房。于是，房价是否上涨不再有疑问，相反，房价还会涨多久，房价还要涨多少，却成了中国经济学领域难以破解的终极疑问。

实际上，除了地方政府极力推高房价的内在冲动，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本身就对房价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是提高新屋交易契税，还是以高额税率限制二手房流通，在增加政府税收的同时，消费者被迫承担更高的交易成本，交易过程中增加的成本，几乎全由购买者承担。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使一部分人短时间内因为靠近权力而暴富，他们的成功大多不是对生产成本精打细算的结果，所以，在购买房产上他们同样不在意交易成本的提高，房产领域内的宏观调控对他们的购买行为几无限制作用，根本不会降低他们的购买欲望，而且，对二手房交易的限制措施，变相减少了可以上市的房产供应，供应的减少导致价格上涨，房产商们自然喜上眉梢。

但与交易成本的提高相比，土地供应更能影响房价。宏观调控的政策背景下，各地土地市场拍卖价却不断创下新高，显示政府在土地供应问题上“轻调控而重私利”。土地国有的产权制度下，政府是唯一的土地供应商，其土地供应价格当然直接决定着房产价格的走势，而近期部分地区更是加大了对“小产权房”的整治力度，显示出政府确保唯一土地供应商身份的决心和意志，将其与民争利的真实心态暴露无遗。

土地国有作为基本的土地产权制度，决定了土地出售中无法避免寻租现象的发生，无论采取出让还是拍卖的方式，只有靠近权力者才能拿到土地，这就使房产商成为与权力勾结的强势者，由于权力的统一性，即使不考虑其它因素，他们也可以相对容易地联合起来抬高房价，再加上官员对银行放贷行为的巨大影响力，使政府、金融与房产开发商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这一利益集团可以联手操纵房价，而不必顾及实际开发成本与社会底层的购买能力。

因此，李镭所说的违规收费只是房产开发成本上涨的部分原因，甚至根本就不是主要原因，合法的收费同样可怕。房产开发算不上一个垄断行业，但土地供应是被垄断的，房产开发的资格（而非资质）是被垄断的，垄断必然需要暴利。如今，手握大权的官员哪一个不与房产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候，实际上就是有权决定土地归属的官员的亲友们直接从事房产开发，如果说其中不存在腐败黑幕，鬼才相信。

说穿了，房产开发就是一个没有垄断形式的垄断行业，其中各个环节当中合法与不合法的暴利需求决定了房产的价格将持续走高。既然权力控制一切土地资源，并且不受限制和监督，而房产开发可以产生巨额利润，那么，房产市场的价格走向还有什么疑问和悬念呢？

可气的是，当人们被迫以西方发达国家的价格购买住房时，与西方国家不同，他们无法享受购房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平米单位房价动辄上万的情况下，工薪阶层不仅无法享受购房免税的补助，还要面对逐渐收紧的个税政策，相反，那些不靠工资吃饭的人，他们的收入本来就是秘密，税收对他们当然不起作用。

可见畸高的房价畸形的权力是一对共生体，黑箱操作的权力必然带来黑幕重重，权力体系的腐败与落后本来就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最终由社会一般弱势者来承担，权力及其裙带者在房产市场中上下其手、利益均沾，民众却被迫承受望房兴叹的沉重压力。没有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我们恐怕难以看到房产市场的规范与健康发展，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之下，房产持续上涨的趋势更是没有疑问。或许用不了多久，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房地产总值就能超过整个美国，那时候，官员和御用学者们便会兴高采烈地以此炫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社会的GDP总量了，尽管让他们兴奋的其实是他们越来越鼓胀的钱包。

 

美国国会议员蓝斯托先生，您好：

闻悉您促使美国国会着手调查雅虎公司在中国的犯罪行为，十分高兴。您的这一正义举动，也纠正我对美国民主党在克林顿时期给中国人权造成伤害而致的过激指责。

事实上，雅虎公司不仅在师涛一案上参与了中国内部政治事务、损害了师涛先生的人身安全，而且有证据表明雅虎公司正在与中国特殊利益集团合作，对所谓影响稳定的上访者的举报信息进行拦截。

对上访者人身活动范围的限制以及对他们的举报信息截留，叫“截访”。

中国法律规定，上访是公民合法权利。“截访”是一种违法行为。

不幸的是，中国的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把“截访”当作一项政治牟利事业来做，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一直在持续。

今年7月份，我接受中国河北省泊头市王武镇赵漫河村民王希财先生的请求，帮助他解决民事诉讼执行款被法院人员延押即拒不按法律程序交付的相关事宜。中国河北报业集团信息联络部的一位吕姓记者也愿意对此事进行采访，并计划按官方报纸特定的作业程序向上级反映。但是，在我与吕先生的电子邮件传递过程中，相关资料遭到了雅虎（中国）公司的拦截、偷窃。具体情况如下：

（一）我分别使用我与太太的邮箱，于7月初，给吕先生的雅虎邮箱发邮件，吕先生48小时内，未接到我的信息。

我使用的邮箱分别是：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吕先生使用的邮箱是：

[email protected]

我使用的vip.163.com邮箱设有该公司的敏感词过滤拦截措施。因为我替王希财先生写的材料中有“中纪委”（他曾上访的地方）这样的词汇，信件丢失了。不过，vip.163.com是纯粹的中国公司，我能原谅它，只以停止使用[email protected]邮箱的方式表示抗议。然而，为什么雅虎（中国）这样的一个外国公司也要拦截、偷窃中国用户的邮件呢？

原因就是它也参与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截访行为方面来。

（二）稍后，在记者吕先生要求我补充材料即相关信息时，我为了将信件及时交给他，使用了[email protected]对[email protected]邮寄方式。结果是，重发了三次，对方仍没收到全部信件，仅仅看到系列材料的题目而已。

发生这种情况，断然不是技术原因，因为我在吕先生回电话告知第三次仍未收到时，做一个试验，从[email protected]上，给自己新开设在www.gmail.com上的一个邮箱发了两封邮件：1，第一封只简短的一句话：“Sent  you  a  gift.”；2、第二封仍是王希财先生的控诉材料即有“中纪委”的文字信息。

简短的英文函件在gmail邮箱上收到；而王希财的控诉材料仍然被雅虎（中国）所拦截与偷窃。

他们有什么权力如此而为呢？

他们又有什么资格不受追究呢？

我所举证的细节是真实可靠的，您完全可以委托懂中文的工作人员向王希财先生与吕记者求证：是否存在邮件收到不全或根本收不到的情况。

对于上文所指的那份补充材料，我和王希财先生只好改用特快专递纸质信件寄给记者吕先生。前后耽误了5天的时间。

本文所说的王希财先生，今年64岁，有一笔胜诉的执行款遭到法院办案人员的延押即拒不按法律程序交付，以致于他耗用了六年的时间上访。对于这样一个灾难深重的老人，雅虎（中国）公司的截访行为，无疑间接地加重了他的灾难。

王希财先生的中国身份证号码是：132901430816141；他的电话是：0086－317－8096652.

河北报业集团信息联络部吕记者的办公电话：0086－311－88631095；移动电话：

13582007611.

最后，请您仔细阅读我的公开信。再次，谨对您对雅虎公司在中国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

进行查而致以谢意。

——————

2007年8月5日于中国河北泊头市

 

（一）、怀璧其罪的现代版、香港版

香港广播处处长朱培庆与艳女把臂外出桃色风波，转眼很快又成了旧闻，无人再提了。然而偏喜炒冷饭、又爱寻根究底的武宜三先生仍然浮想连翩，还在怀疑此女有什么来头，负有什么使命。众所周知，香港广播处辖下的香港电台一直北京当局及其在香港代言人、打手徐四民、曾宪梓之流的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朱培庆有什么罪？是香港电台有罪，是香港电台让朱培庆犯了罪，这是怀璧其罪的现代版、香港版。桃色门，桃色门里充满着阴谋，充满着妖魔鬼怪。看当年反共最力、今天媚共也最力的某报系对“撑港台”极尽讽刺之能事，亦可窥其中奥妙之什一。

读者诸君子、诸淑女如不健忘，应当记得曾任胡耀邦秘书的林牧先生怎样痛骂过罗干同志的徃事：“罗干非常反动，本性就是一个反动的法西斯分子，质量低劣，无耻下流，坏透了，根本不够人的资格，豺狼虎豹”。

（二）、用男女绯闻对付七十多岁的老人

林牧先生说：罗干多次派出安全部门的特务监控我，骚扰我。最令人发指的一件事是2000年的时候，我以前没有讲过，今天才披露出来。当时罗干到西安发号施令，布置如何镇压群众。他跟陕西省主要领导谈到如何对付我时说：对付这个人，你们不要去抓他的政治问题，如果抓他的政治问题，国际上就要造反，你们就抓他的经济问题，制造男女关系的绯闻。对付一个70多岁的老人，用这种手段，可见这个人低劣到何种程度。是怎样一个质量恶劣、无耻下流的东西？真是无耻至极！在政治上没有办法，就用经济问题或者男女关系问题把你搞臭。他们的特务工作就是这么干的！实在可耻。罗干就是最卑劣的特务头子、反动头子、法西斯反动头子。这件事是在场的人辗转告诉我的，千真万确。他们所谓的保密的事情其实根本保不了密，总有人主持正义，揭露他们。罗干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法西斯分子，毫无人性，坏事干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其实这一招不是罗干的发明，毛泽东和中共一小撮早对这一套工多艺熟、得心应手了。例如，要搞臭高岗，就翻出他怎样乱搞女人；要搞倒刘少奇，就说他娶过几个老婆；要搞臭江青，就传出她半夜打电话叫庄则栋练乒乓球；要搞臭叶群，就说她与黄永胜打情骂俏让儿子录了音……

（三）、日本驻上海外交官死于中共美人计

中共是苏共的儿子党，苏共女克格勃屡建奇功，中共也擅用女色出奇制胜。二○○四年五月，一位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官员自杀身亡；一年半后，日本杂志《周刊文春》披露这位外交官自杀的内幕，指出该名外交官与中国一名特种行业女子发生关系，中国情报人员掌握内情后，威逼该名日本外交官交出日本的外交机密，甚至在该名外交官请调到俄罗斯之后，仍要求他继续为中国情报部门服务。然而，该名日本外交官不愿出卖国家，留下遗书，自杀身亡。台湾方面评论说日本外交官误中美人计，固为憾事，但其具有高度爱国心，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宁可自杀的勇气，仍令人感佩，并应成为我公务员的借镜。

（四）、香港民主党观塘区议员何伟途选途尽毁

二○○四年，香港民主党观塘区议员何伟途，在东莞因嫖妓被判劳教半年。这起桃色纠纷不仅打得何伟途身败名裂，也使民主派在九月间的选举大受影响。这是中共为民主党和何伟途设下的“政治仙人跳”，是为了消灭香港民主声音。香港民主为这个政治仙人跳付出了代价，但也让很多人看清共产党的“党品”、“党格”。

何伟途说：“他不让我打电话，不准我找律师，我毫无保障的情况之下，被利诱之下﹐我签了悔过书。我知道去推翻它，是非常困难。是我个人的力量，这么大的公安机构，我根本没有可能和他们作长期的斗争和争执。”何伟途处在没有人权、没有法治的中国，面临的是无法无天的恐怖世界，除了束手就范、任其宰割之外，还有什么“伟途”可言？！

（五）、余杰们的遭遇

中国青年作家余杰不只一次在公开场合说过他在上海遭遇的故事。有一次他去上海，他的一个女读者陪他逛书店，爱书如命的余杰买了一大堆书，这个女孩子就帮余杰一起把书拿回他住的宾馆。余杰说：“我和那个女孩子进房间后，约十五分钟，就有五六个大汉撞开门冲了进来，当他们看清我们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谈话的时候，显得非常失望。他们把时间计算得十分精确，不过落空了。”

其实，中国的盖世太保们的失望，固然有时有之，但多数是有斩获的；例如把民运人士、异见分子、官场对手，以嫖妓罪抓捕、判罚，或收为线人，或搞倒搞臭，则时有所闻。如本港一位政论刊物总编辑，便是在大陆被捉了“黄脚鸡”，从此之后，他变得驯服，刊物也明显转向：对中共小骂大帮忙，对台湾和自由民主派则横挑鼻子竖挑眼了。

（六）、中国对台统战无所不用其极

台湾报纸也曾报导过：最近传出我国公务员赴中国观光时买春，遭公安临检查获并照相存证，被迫写悔过书，提供服务机关机密，甚至威胁返台后如果有台独言行，将把嫖妓相片交给台湾媒体及友人，使其身败名裂。另外，更有民众爆料身分证和他人重号，竟是赴中国旅游时由对岸人士告知，让人怀疑中国是否有一份台湾户籍资料备份。

台湾当局警告说，我国公务员赴中国观光，若有不当行为，无论是受到诱惑，自己迷失了心性，抑或遭到设计，误蹈中方陷阱，势必成为中国的瓮中之鳖，加以当事人若无上述日本外交官的爱国心与勇气，惟恐丑事外扬，便只有任其宰割了。

然而，公务员访中的脱轨行径，犹可事先防范，至于国内统派政治人物与中国往来密切，在酒色财气的糖衣炮弹下，中国得以轻易透过这些人抵制本土政权，如杯葛重大军购案，企图影响台湾政局等，则政府束手无策了。台湾部分退役将领，打着反共的旗帜而享尽一生的繁荣富贵，不思对台湾斯土斯民感恩，反而成群结党至中国定居，临老入花丛。这些人曾经担任重要军职，对国防重要机密知之甚详，一旦心向中国，万一向中国和盘托出台湾的国防机密，对台湾恐将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七）、朱培庆不会是最后一个

江西赣州市交通局副局长兼港航处处长曾凡旺，人称“资深老嫖”；1998年5月，时任宁都县副县长的曾凡旺在赣州嫖娼时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这性质比跟一个艳女同行的同处长严重多了吧。可是，曾县长却照样官运亨通，如果不是后来受贿案发，曾处长还要继续做他的“资深老嫖”。广东省河源市市委副书记卢建中，在当县长的2001年嫖娼遭勒索150万，但卢同志靠部下代付赎金，事情也就被摆平了。然而，朱处长却无此幸运。

为了保护一小撮特权阶层的特殊利益，为了一党专政之苟延残喘，朱培庆式的挑色门事件，就一定会不停地搬演下去，朱培庆也一定不会是最后的一个受害人。

（2007年8月1日）

【2007年8月7日狱委讯】民生观察工作室/今天晚上，民生观察收到《法制早报》山东记者站齐崇淮的妻子焦霞发出的一封公开信。随即，我们对焦霞进行了电话采访，据焦霞讲，齐崇淮6月25日被抓，到现在已有一个多月了，滕州警方现在既不放人，检察院又没有批捕，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焦霞更对滕州当局将其丈夫定性为涉嫌“招摇撞骗罪”感到非常不满。焦霞在求助信中呼吁社会各界关注齐崇淮和她一家的命运。 据悉，齐崇淮因揭露社会时弊，投稿海外而被捕。 2007-8-6 附 齐崇淮的妻子焦霞的求助信： 看到此信的各位好心人，请帮我出个主意。 我是《法制早报》山东记者站齐崇淮的家属，网上文章里传齐崇淮假记者站之事纯属无稽之谈！齐崇淮的《法制早报》的工作证、任命书已在25号午夜被滕州警方强行搜走，现有《法制早报》全国记者站会议合影为证！相信雪亮眼睛的您会看出来一些端倪！ 25日晚，滕州公安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破门将齐崇淮强行带走并作拘留，至今杳无消息。试问：一个家中一贫如洗、在媒体工作十三年连自己房子没买上一间的记者；一个被东营某单位十几万收买不了一篇稿子的记者；一个为民请命、为菏泽百姓追回被骗十几万，敢于揭露社会真实面的记者；一个敢于揭露房地产界丑闻、不惜牺牲自己安全的记者，会是这种人吗？会是吗？！该不会几天后又给我们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吧！ 齐崇淮被带走已有一个月了，但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我曾几次到滕州看守所要求取保候审，但屡次遭拒，他现在的情况，我是一无所知。我独自带着两个孩子，日子非常艰难，家中仅有的５００余元的存折被滕州警方强行带走。我既担心他，又担心即将开学的两个孩子，请大家告诉我，绝不诬蔑和诋毁政府的我、一个本分的、无正当职业的家庭妇女，该怎么办？天理何在？正义何在？ 望有能力的好心人助我一臂之力，必当永世心存感激！ 齐崇淮之妻焦霞联系电话：13361078736 地址：济南市窑头小区10号楼3单元402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