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俄语有着特别沉重的政治意蕴，也有着特别跌宕的历史命运，曾由禁忌变为主流，复从巅峰坠落低谷，真可谓与世浮沉了。
何兆武《上学记》记何佶(吕荧)说，在抗战时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选修第二、第三外语，文科的一般都学德文，或者法文，惟独何佶不是这样，他学了俄文。那时候学俄文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表示自己的革命倾向”。与此呼应，当时缪朗山在武汉大学教俄语，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国民党特务欲加之罪，却为校长王星拱严辞反驳：“教俄语是赤化，教日语岂不成了汉奸？！”
而1949年以后，代表赤化的俄语就像地下党迎来了新社会，当然一跃而成为最应时的外语。钱锺书在1952年致龙榆生函中开玩笑说：“孝鲁久无书，近忽来一函，知教俄文，束修甚丰。苏子瞻为当时行货，杜子美、方玄英皆束置高阁矣，一叹。”此处的“苏”子瞻、杜子“美”、方玄“英”，不过借古人名字影射苏、美、英三国。所谓“苏子瞻为当时行货”即指俄语吃香，而“杜子美、方玄英皆束置高阁”则是说英语风光不再。
但再到六十年代，中苏分裂，俄语顿时又成了跌停板的垃圾股。黑龙江大学俄语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郑天林回忆：“文革”时，他和老师两人有一次在食堂吃饭，低声用俄语交谈，旁边的省革委政治部副主任勃然大怒，竟拍桌大骂：“说俄语，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按：将外语与“里通外国”捆绑在一起，绝非新鲜事，至少可追溯到宋代。元史专家萧启庆在论文《元代的通事与译史：多元民族国家中的沟通人物》中指出：“唐宋常用居住中土或边疆之胡人担任译语，不加信任”，而翻译人员至多“处于官僚组织的边缘，地位不高，前程有限，而充任者显然多系来自市井而非菁英阶层”。宋史名家刘子健则写过一篇《讨论“北宋大臣通契丹语”的问题》，更提及出使契丹(辽)的大臣中，余靖曾因“坐习虏语”而贬官，富弼也被怀疑通敌，“一般说来，学契丹语还是罪状。……可以看出北宋君主的心理，怕契丹，猜疑臣下，一以巩固君权为重，宁可让有办外交能力的人员不通外语，不能直接通晓外国情形，不能使外交更有成效。”
降至晚清，中国人面临的外患远甚于契丹，而不愿面对现实的驼鸟式心理依旧。当时主张“睁眼看世界”者，提议设立同文馆，让年轻学子习外语，结果大受保守派攻击，致使有身份有关系者无一人肯入馆，而开明人士如郭嵩焘、丁日昌更被斥为汉奸。《齐如山自传》就说：“(同文)馆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学生，因为风气未开，无人肯入，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
刘子健又总结：“宋代不重外语的习惯，一直传到近代。清末一群名为讲洋务的大臣，有几个通晓外语？在抗战前后，知识分子很少学日文，好像学日文，就有想作汉奸的嫌疑。”以此为参照，就可见上引王星拱“教日语岂不成了汉奸”的话，亦非无的放矢，而是针对那种将学日语与做汉奸画等号的论调而言的。
从古至今，我们所热情学习的外语时常在变，而有一股仇视外语的心理潜流，却始终未变——如果学外语成了卖国，那么，不学外语就是爱国啦？这样的爱国主义，也未免太过轻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