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1957年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最为不幸的一年。他们因为毛泽东三番五次、推心置腹的邀请，义无反顾地帮助共产党整风。结果，他们因整风的言论和思想，而集体遭难。10%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被送去劳改，被打入第十八层地狱。

第十八层地狱就像佛经故事中的无间地狱，刑罚永不间断，是所有地狱中最苦的一个。据说，被打入无间地狱的，都是罪大恶极的人。57年的右派们戴著“反对社会主义”、“攻击共产党”的罪大恶极的帽子被打入无间地域。顾准就是其中的一个。

顾准是革命时期的革命家，经济建设时期的经济学家，而他的最大贡献是他对中国思想界的贡献。他曾对一系列重大的中国和世界历史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具有前瞻性的看法。这些问题是，革命成功以后，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社会主义能不能设定为民主的目？为什么中国没有形成像希腊罗马那样的共和制度？为什么革命理想主义会演化成庸俗的教条主义？等等。因为这些开创性的探讨，李慎之称顾准为20世纪下半期中国罕见的、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

可是这样一个思想先驱，却头顶罪大恶极的帽子，在无间地狱中苦熬了二十馀年，直到去世。顾准的厄运开始于1952年。那一年，在上海任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的顾准，因为对税收业务的独立见解，被冠上“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的帽子，被撤销一切职务。57年反右时因为批评苏联的沙文主义，新老账一块算，他又成为右派，62年摘帽，65年第二次戴上右派的帽子，文革中更受到残酷的迫害，一直到1974年12月3日死于肺癌。

在如此漫长的无间地狱的煎熬中，顾准承受著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折磨。这样的摧残与折磨，在《顾准日记》中随处可见。他在59年11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精神折磨现象现在开始了。下午栽菜上粪时，思及生活像污泥，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一通，卑躬屈节，笑餍迎人已到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

然而，最让顾准痛苦的，莫过于亲人对他的不理解。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的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妻子汪璧在文革中自尽，几个子女与父亲划清界线，断绝关系。顾准为此一直苛责自己，认为是自己害了他们。据他弟弟陈敏之说，一直到临终，顾准还要求他的孩子对他“宽恕”。

在顾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工作单位领导考虑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顾准承认错误。这是顾准所万万不能接受的。但他最后还是在认错书上签了字。签字时顾准哭了。他对吴敬琏说，这个签字是一个奇耻大辱，但他要这样做，因为这也许能够多少改善一点子女们的处境。可是这样一个奇耻大辱，却没有为他换来任何实惠。他仍然见不到与他划清界线的子女，仍然见不到与他近在咫尺、远在天边的老母亲。临终时，他对七弟反覆说：“我想他们，想得好苦呵，想得好苦呵！”怀著从未间断的苦难，顾准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也是顾准在无间地狱中受尽煎熬的年代。

大陆知识分子中有成千上万个顾准在无间地狱中承受不间断的苦难。对他们来说，57年的悲剧既不是序幕，也不是尾声。

 

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1959年的庐山会议。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在那年的7月17日，在与周小舟等五个人谈话时，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话。当时，毛刚刚收到彭德怀的《万言书》，他相当不平静地讲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也就是1937年8月发生在陕北的那档子事——史书上记载的洛川会议。毛忿忿地提起彭德怀的“历史账”。他说：在中共性命交关的历史时刻，彭德怀所领导的“华北军分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毛的用意，是要让周小舟他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过自己的，不要站到这人一边。

在中共党内，谁都知道，“老彭是老毛的人”。洛川会议上的“彭反毛”，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36年的“西安事变”，开始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局面——国民党不可再打共产党，而是和共产党一起打日本。这一局面，不仅使共产党免去遭国军军事围剿之苦，政治上也完全站稳了。但这“战”究竟怎么抗法，怎么才能使得共产党既得一个爱国好名声，又不至于把自己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一点点力量在战场上拼掉？共产党将领们的意见，就相当不一致了。

当时，延安向“蒋委员长”呈报抗战力量四万八千人，其实实际作战部队不过三万人，而南京方面只承认两万。那时正值“七七事变”刚刚发生，政府一再催促，命令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前线，接受阎锡山指挥。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也一次次从南京来电，代为催促。

虽然到了1959年，坚持有话就直说的张闻天也被打入“彭德怀集团”，但在1937年，这位当时的总书记，与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也认为应当立足于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自己坐收“抗日成果”。于是，对于政府的“电令”，总以种种借口推托。

但形势不等人。到“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已经无法再拖。怎么办？大家都记得毛泽东那时候有两顶军帽：八路军的一顶；红军的一顶，那顶有着红五星的灰帽子却是无论如何舍不得丢下的。虽然口口声声“拥护蒋委员长”，八路军三个师的指挥权，也是绝不能轻易交出的。他提议将各地将领召回，举行党的会议，确定军队开赴前线的对策。地点就选在红军指挥部所在地洛川县南90里的一个村庄——此时是1937年8月22日。

这是一次为期四天、仅有22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共历史上并不像对遵义会议那样大力鼓吹。今天之所以将它翻检出来细细审视，实在因为我们中国再度面临国共两大党谈判合作的局面，不得不将过去被双方或掩盖、或改写的史实一一剥出，分清是非曲直，作为今后的借鉴。类似这样的剥离工作，恐怕是免不掉的。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熟悉周恩来在1950年代初所说过的那段话。当时，他为了帮同推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极为诚恳地谈到“革命如何选择了”“在重大历史关头总是正确的”毛泽东。当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已经具有非常高的声望的周总理，在说这一段话时，不知有没有将洛川会议包括进去。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不但在这次会议之前的数年，他曾以上峰的地位，一次次“修理”毛泽东；在长征后的这个洛川会议上，作为“长征军事三人组”成员之一的周，最后失掉了他“军事家”的地位。

1937年的洛川会议，是以张闻天的报告开场的。

由于为人的清正和后来所遭受的磨难，张闻天今天已被奉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等等。惟独这份报告，不见收入他的文集，不知编者认为无关紧要，还是有意为贤者讳。

在他的形势报告里，不乏对于蒋介石在过去的十年如何仇视共党、如何背信弃义的指斥；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评说——这都是我们在日后的史书里读过无数遍的。有趣的是他最后提出的一个的议案。他建议，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的策略。具体到中国么，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毛泽东接着发言，支持张闻天见解，提出“实际策略”；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通过这样的办法“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至于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虽然不可以完全不理会，但要“维持绝对独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报告延安听候处置。凡不利于八路军的，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

但那时不是1966，也不是1959，在全面抗战刚刚爆发的当口，到会的22个人，多不同意这两位领袖的意见。特别是周恩来，他当时不但依旧是最高“军事三人组”成员之一，更是共产党派到南京、处理种种与政府合作事宜的代表。和五十年代以后对毛泽东唯唯诺诺、奉若神明不同，周恩来当时明白表示：既然已经合作，并同意了接受改编，就不可以公开违抗命令；也不可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有利时可打规模较大的运动战——即使因此而蒙受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在人民面前证明了我们努力抗战。

即使在党内，毛泽东“伟大战略家高瞻远瞩”的意图也只能意会，如果大家在会上公开摆道理，对“自保中求发展而自保第一”派显然不利。毛于是建议休会三天。在这三天一里，周恩来被请到一旁“休息”，毛则坚守岗位，亲自对带兵打仗的将领们苦劝——想来，彭德怀就是在那时候发表他“与中央不同”的意见的。工作做通之后，正式发布了很看得过去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共产党的军队接受改编。

会后，新当选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安排八路军的三个师循不同路线先后开往前线。他当时最担心的是周恩来（他这回当选为军委副主席），担心他按自己的意思有所动作；以及将领们一不小心去充当抗日英雄。还好大家党性都很强，直到11月9日太原失守，三个师都稳在游击状态。

周恩来没有返回南京——以洛川会议的精神，他是无法回去面对的——他去了山西。丢下一句话：“去前线看看，帮八路军干部办点外交”，实际一呆三个月。对此，毛很不满意，一再催他，周只借故不动，还在9月底主持策划了平型关大捷。这场简直成了日后共产党抗日金字招牌的“大捷”也不能让意志坚定的毛改主意。他当时的评价是“以后要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并正式向周恩来、刘少奇发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

在后世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的颂扬中，有一条“在危机的时刻挽救了党”。正是洛川会议策略，使共产党的军队在八年抗战期间，从三万人发展到了近一百万，使得毛泽东的理想：“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得以实现。

 

导语：于丹的衰落从一个侧面上证明，大陆文化安全政策试以古典快餐形式贩卖新国家主义的操作完全失败，相反，引来声浪汹涌的批判，颠覆历史的民间反思形成了热潮。

大陆出现胡温新政以后，强化了党控军队模式，大力推进军事现代化，使中国军队初步具有了象征性地区威胁意义，也给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增加了干扰因素；再就是，对知识分子特性的认识有所提高，不再整体上认为人文知识分子就是“潜在的敌人”或天然的不合作者，镇压异议人士的策略更加有选择性。

在这两种倾向下，国家安全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努力加强经济安全与文化安全，使之成为新国家安全观念的战略主体。

中国经济究竟走向何方，无人能确切测知，但崩溃的迹象日趋显现。在另一方面，中央权力枢纽可以随时动用“非常之策”对付经济风险，如提高印花税率抑制股市过热，可谓传统集权政治与现代经济政策相结合的成功一例，即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搭配不协调的情况下，运用中央决策权力突然转向税收政策调整。如此小试牛刀，为温家宝带来了股民与基民的一片骂声，但更多地是体制内经济精英的喝彩声，从而使温家宝“如果股市发生重大动荡即请辞职”的狠话成为大博彩头的胜算赌注。

至于说到尚为大多数国内外观察家所生疏的文化安全政策，其运行状况则大不如温家宝小试牛刀之良效，反而是失败得一塌糊涂。

“于丹策略”引起精英声讨

于丹肆意解读中国古典，引起了一波商业热潮，但很少有人知道于丹就是国家在文化安全领域物色的领军人物之一。内部消息表明，于丹一套又一套古典阅读心得的印刷与发行资金，完全来自于称为“国家文化安全基金”的秘密渠道。其出版者中华书局对此项资金的来源亦讳莫如深。

中华书局因出版于丹心得系列，扭亏为盈，内部也就有人故意放风，说于丹的父亲曾任中华书局高层主管，云云。这种制造热点掩盖真相的操作并未被学界关注，反而是大家一路“揭批”，先有十博士抵制，又有资深学者指出：于丹胡乱解读《论语》，企图把国家利益放诸人民利益之上，完全违背孔夫子在“子贡问政”中的本意，更是为国家主义进而是新法西斯主义张目的行为。继于丹《论语》心得印出之后，于丹的其他书目少有读者问津。据图书发行业内人士估计，于丹书系的积压码洋（印刷物标示金额）已达近亿元，印制成本2000余万元。中华书局是否为此再陷“扭盈为亏”，外间不得而知。

于丹的衰落从一个侧面上证明，大陆文化安全政策试以古典快餐形式贩卖新国家主义的操作完全失败，相反，引来声浪汹涌的批判，颠覆历史的民间反思形成了热潮。

民族主义在文化领域大贬值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败后，大陆意识形态向民族主义退守暨转型，成为中国当代政治的一大特色。为配合这一转型的完成，民族主义精神在文化领域被哄抬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政策的一部分。从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到2005年的《狼图腾》，十个年头，民族主义精神在文化领域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但是，从2006年以后，整个社会的不公平程度与腐败“越反越腐”的悖论格局，使70后与80后两代人对民族主义宣传大为反感。

以奥运为主题的争议也越来越炽烈，有网民在网易论坛上公开批判中国的金牌意识是对民生的蔑视，并且该帖子被网易作为热点推荐给读者。更有甚者，有民间音乐家作词谱曲，推出《奥他妈的运》那样的歌曲。歌曲甫出，立遭文化管理当局查杀，并且媒体报道并未涉及歌曲内容，但是仅从歌名上看，就能够知道它的“反奥运”主题。

大陆政治利益集团为扩张全球软实力，在国外大建孔子学院，并让于丹一类的伪劣学者担负“文化大使”的职责，出国（境）到处宣扬所谓的中华文化，但是在国内以奥运精神空心化为代表的趋势却恰恰勾画出了全球软实力（文化扩张）的外强中干之状。

文化重镇面临尴尬局面

1897年建馆的商务印书馆，在民国时期及中共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为大陆民间思想积累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商务印书馆与三联书店、中华书局是国内人文知识分子推崇的三大文化重镇，三联书店早在2000年以后就“半左化”，再也拿不出象样的文化精品，甚至也加入了只有“烂社”才干的卖书号行列。在商务印书馆建馆110年之际，中共意识形态与宣传主管要员李长春与刘云山分别以贺信的形式要求商务印书馆效法中华书局的归正做法：李长春“希望商务印书馆以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己任”，刘云山则要求该社“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做出的贡献”。

这种归正召唤把百年老店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该店的品牌是汉译西方学术名著与工具书两种，与所谓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不搭界。如果其选择三联的“半左化”，汉译名著这条传播西方学术经典的路子肯定要断，至少要萎缩；如果它选择中华书局的完全归正路线，必然全面牺牲自己的学术品位。

一个百年老店的丧亡钟声已经敲响，真正的软实力生产基地又会损失一个。面对中华书局的归正，商务印书馆忍不住要发出反对声音，声称“我们培养名牌而不是捕捉猎物”。但是，不加入制造各种型号于丹的行列，肯定是不识时务，路子将越走越窄，直到名存实亡。

对屠门而大嚼的软实力梦想

靠死孔丘传播活文化，显然是一种产业化思路，与扩张软实力的国际战略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一个文化大国的真正竞争力不在于古典而在于创新的活力，对一个有文化古国底子的国家更是如此。可悲的是，由于江泽民时代的思想禁锢，中国的文学湮灭了，目前纯文学形式即小说与诗歌的双双丧亡，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没有影响的文学作品而奢谈软实力，不过对屠门而大嚼而已。

 

一、因环境污染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将超过“三年自然灾害”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中国的ＧＤＰ每年以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的速度持续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亮点”。但是中国为之付出的生态资源环境的代价，现在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据《金融时报》２００７年７月３日的报导∶世界银行在中国有关部门的合作下，几年来对中国的污染情况进行调查，并撰写了一份题为《中国污染的代价》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污染每年造成７０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空气污染每年导致大约３９万４千人死亡，中国农村地区的水污染每年致使大约６万６千人死于严重腹泻、胃癌、肝癌和膀胱癌。另外，燃煤和食用油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每年使大约３０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专家还指出，中国的污染问题是全方位的。除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外，中国的土壤、食品污染也引发慢性病或癌变。

每年七十多万人过早死于环境污染！人们不知道这个平均数是来自过去多少年的统计数据。是过去十年的数据？还是过去二十年的数据？如果是十年的数据，一共有七百多万人过早死于环境污染！如果是二十年的数据，一共有一千五百多万人过早死于环境污染！这就是中国高速经济发展付出的巨额代价。根据中国政府第十一五计划制定的环境保护目标，主要就是维持现状，不使生态环境继续恶化。换句话说，就是维持每年七十多万人过早死于环境污染的水平不变。如此维持下去，过早死于环境污染的人数将超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因为“三年自然灾害”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二、环境保护的两个指标

中国政府第十一五计划的环境保护目标集中在两个指标上∶
——二氧化硫排放量；
——化学需氧量。
二氧化硫排放量涉及的是空气污染，化学需氧量涉及的是水污染。

中国能源组成中煤炭占主要部分，燃烧煤炭时，煤炭中的硫变为二氧化硫排放到空气中，然后又随着降雨回到地面，这时的雨就是酸雨。酸雨又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经济损失。

化学需氧量（ＣＯＤ）又称化学耗氧量。水中有机物质和还原性物质被化学氧化剂氧化，根据残留的氧化剂量，折算成每升水样消耗氧的毫克数，称为化学需氧量。化学需氧量主要反映水体受有机物污染的程度，ＣＯＤ数值越小，说明水体受有机物污染程度越低。

根据中国环保局局长周生贤的讲话，２００６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了０．４％，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增加了０．５％。周生贤认为总体环境没有恶化。

其实，把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放在控制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上，是过于简单化了。因为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污染并不仅仅只体现在空气和水污染上，而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的增减也不能全面地、完整地体现空气和水污染的状况。只有在其他指标都不变的情况下，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减少才能体现空气污染程度的减轻；只有在其他指标不变的情况下，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减少才能体现水污染程度的减轻。

中国环保局把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选做环境保护的最主要的指标，也许是因为，减少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事，而其他指标的改善则比较难做到，比如减少二氧化碳放量，或者减少水体中有害重金属的含量。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只要在火力发电厂中安装脱硫装置便可以达到，这个技术并不难，成本也不高。又比如工厂采用水循环系统，就可以大大减少化学需氧量的排放；生活废水经过机械和生化处理，也可以大大减少化学需氧量的排放。如果只是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这两个指标降下来了，而其他指标有所上升，空气和水污染的程度还是可能加重，因环境污染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还要增加。所以根据二氧化硫排放量略有减少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略有增加来判断总体环境没有恶化，是过于简单和武断了。

三、环境评价指标

环境是否受到污染？这取决于政府制定的环境评价指标。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空气中的微粒含量的安全标准是二十毫克，而中国绝大部分城市空气中的微粒含量是这个安全标准的五倍以上，但是根据中国的标准这是安全的、合格的。

这就象评价一个共产党员一样。这个党员是否不合格？这个党员是否是优秀党员？这取决于党委制定的党员评价指标。根据动向杂志２００５年１２期报导，近日河南省委下达指示，公职人员评先进的条件，要具备五“不”∶一不能搞婚外情、二不能参与赌博、三不能到色情场所、四不能收万元以上的礼品、五不能有吸毒行为。河南省委把评价标准降低了，先进党员的质量也变味了。同理，把环境评价指标的标准降低了，受严重污染的环境也会是“合格”的环境。

再说水体中的化学耗氧量，上面已经谈到，化学耗氧量越小水质越好。下面是１９８８年版和２００２年版国家标准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的对照∶

１９８８年版国家标准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化学耗氧量
一类水∶小于等于２毫克／升；
二类水∶大于２毫克／升但小于等于５毫克／升；
三类水∶大于５毫克／升但小于等于８毫克／升；
四类水∶大于８毫克／升但小于等于１５毫克／升；
五类水∶大于１５毫克／升。

２００２年版国家标准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３８３８）
一类水∶１５毫克／升；
二类水∶１５毫克／升；
三类水∶２０毫克／升；
四类水∶３０毫克／升；
五类水∶４０毫克／升。

一份水样中的化学耗氧量为１５毫克／升，按照２００２年版的国家标准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这份水样是一类水，最好的水；而按照中国１９８８年制定的标准，化学耗氧量为１５毫克／升是四类水，不能作为饮用水源，只能作为农业灌溉用。

另一份水样中的化学耗氧量为２０毫克／升，按照２００２年的标准，是三类水，可以作为饮用水源。而按照中国１９８８年制定的标准，是五类水，是污染水，不能作为饮用水源，不能作为农业灌溉用水。

同样的水，就是通过国家标准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的改变，五类的污染水变成了可以作为饮用水源三类水，四类的轻污染水变成了质量最好的一类水。这和河南省委制定的先进共产党员的标准一样，一个不断地只收取万元以下的礼品的腐败党员，还可以是一个好党员。饮用水符合现行的标准，空气符合现行的标准，还是不能阻止每年七十多万人过早死于环境污染。

四、检测数据的可靠性

在一个没有学术的自由、没有民主的制度的国家中，水质检测只是权势人物手中的一个玩物。哲夫在“淮河生态报告”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工厂排放废水的一份同样的水样中的化学耗氧量，可以得到三个完全不同的值∶９９１毫克／升，５４０毫克／升和２４９毫克／升，唯一的差别就是工厂的领导是否在场，哪位领导在场。这个实例就说明中国目前的水质检测的现实，实验室出来的数据，并不一定反映真实的情况。

松花江水污染后一周，政府宣布水质符合要求。去年笔者亲自考察了松花江，发现水质不可能符合要求。笔者还专门品尝了松花江的鱼，其肉有一股化学药品的味道。问哈尔滨的居民，他们大多不相信政府的话，至今还是购买瓶装的矿泉水。

在２００７年无锡太湖水污染事件中，有无锡的居民自己做了水样分析，然后把结果和照片都登到了网上，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所以，无锡的水到底能不能喝，水质是否符合标准，无锡人心中有数。

五、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求世界银行删除报告内容

减少水体中有害重金属的含量，比减少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难度大许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比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难度大许多。不久前在德国举行的Ｇ８峰会上，发达的工业国家承诺到２０５０年之前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这是一个好消息。德国则计划到２０５０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５０％。中国在会议上没有承担任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义务，认为这是发达工业国家的事，“发展中国家”没有这个义务。

中国政府在第十一五计划中，提出到计划期末,单位ＧＤＰ的能源消耗减少20％。有人则把这个指标也推广到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即单位ＧＤ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20％。这个目标在中国媒介上也登得很多，也宣传得很利害，似乎是中国政府对世界气候改善的贡献。但是考虑到十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的ＧＤＰ总量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增加，这样到十一五计划末，尽管单位排放量减少２０％，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比十一五计划开始时增加３４％！根据荷兰研究机关的报告，目前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政府认为中国目前没有（经济）能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的一些科学家也附和这种观点。其实，中国政府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财政资源，其控制、并且可自由支配的财政资源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政府。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所以中国目前没有（经济）能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论点不能成立。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得利者应该是中国的老百姓。因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必然会减少空气污染，而空气污染是造成非正常死亡的最主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要求世界银行删除报告中的一些数据和内容？

据说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点是“以人为本”。但是世界银行《中国污染的代价》的核心，是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与此背道而驰。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致每年七十多万人过早死于环境污染，这怎么可能是“以人为本”呢？世界银行的报告直接挑战的是中国的发展政策，所谓的“以人为本”的发展政策。

“以人为本”的最基本点就是活着。人不能活着，还空谈什么“以人为本”？中国大陆现在流行的一句话∶五十岁前拚命挣钱，五十岁后用钱买健康。这反映了中国人目前生活的哲学。五十岁前是“以钱为本”，五十岁后才“以人为本”，五十岁后才明白生活的哲理。

其实，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卫生部是参与了世界银行《中国污染的代价》这个报告的编写。中国空气污染每年导致大约39万4千人死亡，水污染致使大约６万６千人死亡，室内空气污染造成3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这些数据、特别是分地区用于绘制地图的数据，都是这两个部门提供的。而世界银行只是利用这些数据，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分析方法和评价标准进行分析和做出判断，从而得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以人为本”，其付出的代价是太高的结论。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卫生部要求世界银行删除一些数据和内容，是表示他们主观上对世界银行报告的结论的不赞同，为了向上级机关和领导表示他们的立场。无论世界银行是否尊从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卫生部的要求，都不可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以人为本”，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太大，过早死于环境污染的人数将超过“三年自然灾害”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保加利亚前总统、东欧知名反共人士哲列夫25日来台访问并发表演说，他呼吁人们认清，共产主义是最完美的极权政府形式，对于人类的危害比起法西斯有过之而无不及，民主社会应共同谴责共产主义。

哲列夫出生于保加利亚，原本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员，在1965年遭开除党籍，1989年保国共党崩解后，经国会选举为总统，1992年依据新宪法首次总统公民直选，他胜选连任，成为东欧原共产国家知名的民主领袖，与波兰华勒沙总统、捷克哈维尔总统齐名。

受台湾民主基金会邀请，为其40年前著作《法西斯主义》中译本问世，来台访问演说，题为“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孪生一体的政治体制”。

剖析极权著作 屡屡被禁

哲列夫表示，《法西斯主义》书使用对比分析，比较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西班牙佛朗哥将军等三大独裁政权。完成于1967年，但是，一直到1982年才顺利出版。

15年中，这本书在保国各出版社四处碰壁，没有出版社愿意承印这本书。他曾用打字机一本一本缮打、用影印机印，甚至用手一本一本的抄，使得手抄本在保加利亚在地下流通。

一直到1982年，保加利亚出版商Narodna Mladezh，建议将原名《极权主义国家》改为《法西斯主义》出版，以逃避审查制度，首刷1万本。上市三周遭查禁没收，已有6千本流通于民众手中，但是，出版社的编辑遭开除，发行人被迫解聘大学院长一职，哲列夫自己也因此丢了工作。

有趣的是，共产党向来自许为法西斯头号死对头，却对深入剖析法西斯主义的出版社却大力迫害？哲列夫认为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解析法西斯的同时，反映了共产党的本质。

共产主义危害甚于法西斯

他说，法西斯是一党专政、党政合一的独裁统治，让人们对国家领袖疯狂膜拜，并四处设置集中营，进行疯狂的屠杀。但是，法西斯和共产党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在1939年9月1日二次大战爆发前，希特勒杀不到1万人，包括1934年上台之初，清除冲锋队员的长刀之夜，及1938年的水晶之夜对犹太人集体屠杀事件；但是，同样在1939年9月1日前，史达林杀害了1千万人，甚至至1千5百万人。

这个数据显示，共产党比起法西斯的危害更深，也更危险，是更完美的杀人机器，人们根本不应该纵容共产主义。

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是两个在20世纪，发展的不同种类的极权主义。

法西斯在政治和思想垄断进行控制，但未完全掌控社会经济，人们还是拥有私人财产，不见得非得向政权靠拢。

但是共产主义透过一党专政，透过国有化、征收，私人财产遭到清算，大小事业收归国有，文明社会遭到排除，人民无法独立自主，共产极权成为极权政府中最彻底最完美的模式，也是危害最深的极权形式。

人们应谴责共产主义

哲列夫也提到，令人不解的是，人们对于共产党的容忍度比法西斯的容忍度高。

过去人们从道德、法律等层面批评法西斯，包括在纽伦堡审判中，法西斯被抨击为反人类的罪犯，不再受到认同，但是这样的情形却没有发生在共产主义，从1989年共党相继瓦解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国际组织敢谴责共产主义。

然而，共产主义在东欧并没有像法西斯一样在欧洲消失。1989年苏联共党政权瓦解，捷克共党在“丝绒革命”中垮台。但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则爆发流血冲突，也证明了“国家主义是共产主义最后的避难所”。

哲列夫强调，对于共产政权容忍的态度，不代表共产主义是对的。许多原因都支持人们应该强烈谴责共产主义。

他指出，因为共产主义是第一个以国家为层级对人民进行恐怖迫害的政权；共产余孽再度复兴共产主义，让人们以为没有恐惧和大屠杀；年轻一辈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蔓延并不重视，甚至将其当成英雄人物；为悼念千万名死于监狱的受害者，甚或为了维护当代民主发展，人们都应谴责共产主义。

会后哲列夫接受记者提问时，被问及如何看待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受到中共的打压？哲列夫说，台湾应该受到更多国家承认才对，并成为联合国会员，不应让中国的共产政权剥夺台湾在国际发声的权利。

 

冒着大雨沿着青石路上随园南山，今年每次从南通回到南京，哪怕再忙都要去书衣坊张望一下，看看朱赢椿又在做什么书。去年，因为父亲生病，很久没有去书衣坊，再去时，朱赢椿搞了一个《不裁》出来，得了一个莱比锡世界最美的图书奖。朱赢椿得奖后，很多出版社找他做图书装帧，江苏文艺、译林、江苏教育、江苏人民等等都是家门口的近水楼台。不说这些话题，近来提到书，想到书，就心里烦，如同掉进一个瓮里。
    
对我来说，人生最大愉快：就是把写出来的文字印成装帧雅致、别致的书。这书的内容与形式的融会统一。拿在手里喜欢；翻开里面内容，原汁原味的自己所写，还是喜欢。爱书胜过爱钱，爱书胜过爱时装，爱书胜过爱细软，平生最耿耿与怀的就是：对写作内容的出版审查和书做得粗糙简陋。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落红三部曲》做得好，五年了，三本书怎么看怎么喜欢。《四季十二时》也是可以这么好的，只因内里纸张太差，减分些许。《四季十二时》朱赢椿贴六百元，我贴六百元，做了塑封，为的是让读者能得到一本完美的书。我一个出版了十九部书的作家跑出版社无数趟，跑出版局三趟，像个偏执狂，全是因为先前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后三本书制作质量太差。书的品质不好影响销售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对不起读者。买我的书的人都是爱书人。我一向不做文字之外的动作，是沉默的写作者。知真正喜欢读我文字的人，才卖我的书。我希望他们花同样的钱，买一册有韵味、有品位的、值得收藏的书。
    
书衣坊是充满质朴情趣的地方，当今浮躁的中国，在一个城市里，这样的淡泊去处是很少的。朱赢椿是金陵爱书人之最。很多爱书人是以藏书为乐趣的，而他以做书为乐趣。他也藏书，他的藏书是收集来的世界各地希奇古怪的书。人到书衣坊，烦躁的心情随即被书衣坊的氛围感染，变得平静淡定。今年，朱赢椿在书衣坊养了一些兰花和一些充满书卷情调的植物，清新的绿在古旧的家具和一些没有油漆过的原木板钉成的书柜背景中形成了对浮华时尚的拒绝，因为意境悠然而显得心境开阔。
    
朱赢椿和太太周宗伟都喜欢古琴，书衣坊的音乐总是古琴名曲。这次听到的古乐是“平沙落雁”。我把这首曲子口误成:“沉鱼落雁”。哈，成了“羞花闭月”的美人曲！不过也没说错，《平沙落雁》是唯美的中国十大古曲之一。前一次到书衣坊，在这里遇到著名古琴演奏大师成公亮教授。再前一次遇到成公亮教授的女公子红雨。暮春午后，听红雨弹奏《归去来兮辞》，沉醉意境之中，那音符来自风中、斜阳里、原野上。纯净、透明，完全忽略了这是弦上之音，也忽略了弹琴的美人。今年以来，每回到书衣坊，朱赢椿都要在古琴上弹奏一曲给我听。最早是《阳关三叠》，后来《归去来兮辞》，这次又弹《平沙落雁》。他弹奏出来的曲子，怎么听都有水墨丹青的韵味。我这么夸他，他笑着回道：你分明说我弹得拖泥带水。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按谱弹琴，不同的人弹出来弦外的意境都不一样。
    
看朱赢椿为译林出版社的一套少年读物做书封，他做了五、六种设计小样，下午译林出版社的编辑要来挑选。我对他说：我想做一本书。他却郑重地说：你首先要考虑，这本书做出来给谁看，哪些人会成为这本书的读者。他说这话，我着实吃惊。以前他从来不这么说的。以前他很在意自己的感觉，作为一个艺术家自己的感觉是第一的。随后他又说，哪些哪些书压在书库里卖不掉。他这么说话，我非常非常惊讶，仿佛书衣坊的门楣倾斜了。
    
做《四季十二时》装帧的时候，我总是说，要做一本人见人爱的书，因为人见人爱而热卖。我是拿版税的作家，希望自己的书不至于被读者冷落。朱赢椿却说：小众读物，搞那么喧哗干什么？人总是指向缺失的，我正是因为欣赏这种艺术的清高，才一趟趟到书衣坊来的。希望自己的书能多买一些，这一个世俗的愿望，但我更希望脱俗，别致、具有个性，这才是本真的我。《不裁》获了一个世界最美图书奖，一次又一次开机，印了三万册。如果没获奖，中国的大众读者是否有如此的鉴赏品位？不管怎样，我的下一部小说，再下一部小说，无论放在哪家出版社，都有一个附加条件：要朱赢椿做设计，敲上“书衣坊”的红印。
    
中午吃饭的时候，朱赢椿又说：“书衣坊不只是我一个人，如果是我一个人，想怎么搞个性，就怎么搞个性，现在书衣坊还有六、七个年轻人，当今城市的物价指数不断上涨……很多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书衣坊靠书吃饭，出版社也是靠书吃饭，吃书的饭。如果书卖不出去……书卖不出去的原因很多，装帧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么多出版社找书衣坊做装帧，就是为了书能有一个好卖相，大家都有饭吃。”这话语气沉重，我望着窗外厚厚的雨云，认同现实归认同现实，雨过天晴，又是另一番说法。

 

曾看到一幅照片，煤矿老板女儿出嫁，租用10多辆超长林肯轿车排长龙，花半天时间在都市大街游行炫耀，引起当地民众一阵惊叹；听说北京商场的一只名表，标价10万元人民币，乏人问津，老板改动标价，100万元一只，当天就被人买走了……没有最贵，只有更贵。

有人说，这是“中国式奢侈”文化。时下有钱人多了，有人夸张地展示财富，炫耀自己，对此，舆论原本也不该干涉，从尊重个人选择来说，政府和公众都不该过多谴责。奢侈是一种生活方式，奢侈品也是一种美学，包含着情趣和精神文化。不过，“中国式奢侈”文化，目前只是少数人享有。时下，对奢侈文化应具有理性态度。

中国式奢侈已经成为社会奢靡之风的特定用语。北京和上海一些都市，天价夜店、餐厅、洗浴中心灯红酒绿，争奇斗艳。据北京《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北京高档餐饮店用餐的，只有20%至30%是个人消费，70%以上不是出自个人腰包，而是公款消费。当今中国流传那句俗语：买的不吃，吃的不买。

河南省许昌市超级市场的“福娃西瓜”就是买的不吃，吃的不买。所谓“福娃西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圆形，而是有五个面，每个面上分别有一个奥运福娃浮雕形状，瓜的顶部还配有“福娃”的字样。这种福娃西瓜，在当地超级市场的售价是每只398元人民币。这样的西瓜是普通西瓜价钱的100倍。福娃西瓜身价再高，依然是一只被人吃的西瓜，而不是用来供奉的。谁会买这样高价的西瓜消暑解渴？不会是普通百姓，但它必定有市场，否则不会精心生产，商家不是傻瓜。难怪有人说，今年夏天不收礼，收礼只收福娃瓜。购买者用来送礼，收礼者吃掉，是福娃西瓜的归宿。于是人们说福娃西瓜是腐败瓜。

政府官员的奢侈性消费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各地时有各种反腐展览，展示的是贪官拥有的豪宅名车，日常生活的一掷千金，这种奢靡与普通百姓的上学难、求医难、就业难、买楼难相比，对百姓的心理刺激相当强烈。不少人羡慕的说，还是这些贪官有门路，有关系，有后台，才能在吃穿住行方面极度奢靡。时下，社会上出现一种“羡腐心理”，它往往会对腐败行为形成激励机制。人都有消极从众心理，在羡腐心理支配下，人们很容易产生从众行为，由此导致腐败行为的的合理化、社会化。

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眼下并不富裕的国家，还有数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中国还是一个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国家。笔者每个月都会在各地采访，不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就连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都在你追我赶大造豪华楼堂馆所，大兴奢华之风。这些年笔者去过德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瑞士，这些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的办公室和会议室，总是让人出乎意料的简朴狭小，却又不失庄重。他们接待宴请用餐也相当简单。在中国公款挥霍已经司空见惯，“我一不贪污，二不受贿，用公款吃好点多喝点玩多点算不了什么”成为官场潜规则。

公款接待至今没有严格标准，相当随意，即使有过“四菜一汤”的说法，却也没有严格执行，这无疑是公款消费所花资金始终居高不下的原因。公务接待标准化是公款消费接待改革的方向之一。曾读到一篇讲话，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李云龙说，目前公款吃喝还只是一个违纪问题，尚未升为贪污、定罪的高度。应当给公款吃喝者定罪立法，因为实际上公款吃喝挥霍，已经侵占了社会财产。也有专家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应要求政府公开公务接待的预算数字，一旦突破指针，违反预算，就是违法，对超标消费者依法给予惩戒。目前中国法律还没有针对公款奢靡挥霍的调整内容，应该从定罪角度约束之，严惩公款消费奢靡者。为什么公款消费如此挥霍奢靡、如此前仆后继，十个官员九个贪，无疑是反腐制度出了问题，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没有人怀疑中南海高层堵截公款挥霍的决心，但如果不运用法律手段，设立”挥霍罪”，公款奢靡是根本无法遏制的。

 

中国有1亿多网民，更有数亿会接收、发送手机短信的移动、联通、电信小灵通用户，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因为发帖子、发短信、发个人观点等评论而被追查，这不仅仅是有可能，而是已经有人被抓、被拘留。

公安部门拘留发言者的通用、常用依据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警情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2007年7月25日南方都市报记者虞伟援引山东济南当地媒体报道称，一名在网上留言谈论济南”7.18″暴雨危害的普通女网友被当地公安查处并拘留。这名网友姓李，当地报纸援引治安部门的意见称：”7月21日至22日注册网名’红钻帝国’在某论坛恶意散布谣言，意图在群众中制造恐慌气氛，性质较为恶劣。”中国新闻网报道，7月18日傍晚，济南市遭受了45年来同期最大的一次暴雨袭击，从下午17时左右到晚上20时，济南市区降下了135.2毫米的雨量，特大暴雨给济南造成了重大损失。截至19日11时的统计数字显示，济南市因特大暴雨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到25人，失踪4人，受伤171人。7月20日山东省民政厅的统计数据显示，”7.18″特大暴雨灾情全省受灾人口41.7万人，32人因灾死亡，失踪10人，伤197人。其中，济南市遇难人数升至26人，失踪6人，受伤171人。暴雨时由于当时正好是下班交通高峰期，暴雨导致济南市交通出现严重瘫痪，上千辆私家车和公交车被水淹熄火，道路上的积水达到半米多深，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还不清楚具体数字。

当地媒体还报道，济南暴雨受灾后，网友”红钻帝国”因为发帖”内容有明显的唬人噱头，营造了暴雨过后的恐怖气氛，里面有灾害造成多少人死亡的虚假信息”而遭举报，后被警方找到后，警方对其进行了治安拘留。红钻帝国是舜网论坛暴雨大讨论中的激进派，特别是在银座商场进水是否有人被淹死的问题上，她认为肯定有人死了，只不过真相没有公布出来。像很多网友一样，她在回帖中转载了其他网友的现场描述，还引述了自己朋友的说法，不过也承认自己并未亲眼看到死尸。在济南，记者采访过的大多数人都曾听自己朋友说过商场有人淹死的传言，但并没有任何证据。也有网友问红钻帝国要证据，她说自己没有义务提供证据，只是不相信那些辟谣，并称”我只信我身边朋友对我说的话”.论坛上部分网友质疑商场淹死人的网络传言，并有人发表澄清谣言的帖子。红钻帝国认定这些论坛新注册的新手都是商场的”枪手”，言辞非常激烈地抨击这些网友，骂他们是”狗奴才”.红钻帝国激烈的态度引起了部分网友的极大不满，一度有多名网友与她笔战，双方炮火不断升级。有网友劝诫红钻帝国不要谈论这个话题，以免被以传播谣言的罪名拘捕，”你毕竟只是怀疑，真相你永远不知道，把你抓起来理由很充分！”当地记者调查发现，被拘留的这位23岁女子只是一名普通网友，在婚纱影楼工作，济南暴雨后情绪激动地参与了论坛里的很多主题讨论，但数据记录显示她并未发过主帖。事实上暴雨确实造成200多人死伤，这难道也是谣言吗？当地的记者还采访了当地警方，但警方不愿透露”红钻帝国”发帖内容，理由是担心帖子内容再次引发社会恐慌，同时也拒绝透露该网友的具体身份。

在网络上讨论暴雨就导致拘留，我想关心气象的人都有了恐惧感，我们每一个自己是否有一天也会以如此荒唐的理由而被拘留？

我的回答是有可能。假如你说明天泰山可能要崩了，又在网络上留下了证据，那么，后天就有可能有山东的公安找上家门，直接拘留了事，因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疫情、警情或以其他手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或者并处以200元左右的罚款。

或者你突然异想天开地在网络上留言”明天下暴雨打雷要死人”，也有可能被制裁，因为他们指控你散布谣言、谎报疫情、警情或以其他手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就是铁证如山，就是铁案，且不管明天是否真的打雷下暴雨死了多少人。

这就是中国的当下言论空间的紧缩，又是中国特有的国情，假如孔子生活在当代也要拘留。从史记上看，孔子死前叹歌如下：”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假如他生活在今天，并在网络上留言，恐怕他也要被拘留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据说孔子说完这话七天后而死，若要拘留的话，恐怕孔子就要死在拘留所里了。万幸，孔子没有生活在今天。

济南拘留李姓网友，而上个月另有无锡拘留丁某，原因是他发送手机短信。2007年6月6日，无锡太湖有蓝藻，无锡市民丁某发短信130多条，给了130余人，被当地公安指控为散布谣言，谣言便是：”太湖水致癌物超标200倍”这十来个字，拘留10天。

通过种种努力，我和丁某有过简单交流，但他沉默不语，至于这个处罚是否公正，我想他应该有自己的判断，毕竟法律不是任由公安局一家使用的。

除了最近两个月被拘留之外，还有一些人因言陷入文字狱，如河北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一些官员收到所谓低级趣味的短信，手机持卡人因此被撤消县妇联副主席职务。该事件发生在2006年9月28日，一条内容低下并有矛头所指围场县人事局局长和副局长并涉及县委县政府的短信，由号码为13231482610的联通卡发出，8名县级领导和包括一些乡镇书记在内的10名科级干部收到了这条侮辱性短信。被侮辱人之一的县劳动人事局局长关利民，虽然未收到短信，但从别人的手机上看到了，于是在第二天即9月29日到县公安局刑警队报案。经查此卡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司机齐庚伟帮他姑姑———县妇联副主席齐凤雁买的。被传唤到公安局刑警大队后，齐凤雁承认卡是她的，但否认发了上述信息。10月1日上午，齐凤雁再次被传唤，办案人员之一、刑警大队教导员周剑介绍说，这次齐凤雁说这张卡不慎丢失了。鉴于她的供述前后矛盾，案情复杂，10月1日当天便对她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后来又因为有合伙作案的嫌疑，公安局又将拘留期限延长至30日。10月31日，公安局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未予批准。11月3日，公安局把对齐凤雁的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期限一年。齐凤雁表示，公安局对她经常传问审讯，最长的一次四五个小时，有一次，半夜里还对她进行了测谎，长达三个多小时。12月6日，县委常委会研究讨论决定，免去其县妇联副主席一职，她的丈夫王春雨通过打听得知，免职理由是”不向组织说实话”.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齐凤雁、王春雨觉得”忍无可忍”了。他们决定讨个说法，于是向省市两级纪委进行申诉，他们申诉的理由是：一是公安局搞有罪推定，而且超期羁押，刑事拘留长达34天；二是县领导干预司法。而且他们的矛头直指县委书记陈志乃。他们认为是陈书记直接插手此案，干预司法。而他们的依据是：在审讯期间，公安局领导多次向他们提起过陈书记。他们也找过陈书记要求早点放人，但遭拒绝。很明显，围场县委书记陈志乃就是迫害这名妇女干部的幕后人和直接拍板人，他自己辩称他2006年9月30日在（承德）市里开会。中午，公安局长打电话给他，汇报了一些干部收到低级趣味短信的事情。当天晚上9点多，齐凤雁从公安局打电话给他，说卡是别人让她买的，此事涉及领导和政治斗争，要对他当面说。陈志乃告诉齐凤雁有什么话直接对公安局说。陈志乃还向记者强调，免职不等于撤职，不是纪律处分。可实际上发短信的人已经被拘留，还取保候审，很明显是一个犯罪嫌疑人了，而决定她犯罪嫌疑人命运的正是县委书记这个”党的大法官”.党权高于一切，书记亲自兼任法院院长、公安检察院的一把手，严重干预司法，干预公安（县委书记不通知公安局长，公安会直接抓人吗？）还有什么司法公正可言。

一些公民因言被拘留、打击，无非是揭穿了”官员个人利益等同于公共利益”这一真相，公安局搞有罪推定，而且超期羁押；县委书记陈志乃插手此案，干预司法，有不同意见者就是党的敌人，就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比如在重庆”彭水诗案”中，仅仅因为县一名普通职员秦中飞转发短信有讽刺意味并涉及当地主要领导，如县委书记蓝庆华等人，就被当地警方以”诽谤罪”立案侦查；在山西的”稷山诽谤案”中，几名干部的举报信涉及县委书记，也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甚至被判刑；还有安徽五河短信案件，乃是因为两个在民间口碑不错的老师向县领导发短信反映情况，结果被刑事拘留，并且上了本县电视台，名誉扫地。由此可见，当言论自由不是公民理所当然享有的权利并得以保障时，若有任何言论冒犯了党官，损害了”官员的利益”就等于损害了公共利益，所以权力之下，官员强令警方立案侦查，最后倒霉的正是那些说出不同意见的人，说出真话的人，被拘留、逮捕和审判的案例就比比皆是了。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法律没有效力，那么只能证明这样的法律只是保护官员的道具，只能说明言论自由权如同厕所里的手纸，随手一扔了之。

用专家的话讲，如此处理公民就是打击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利。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认为，对于传播不实信息的公民和媒体从业者通常不宜采取刑事手段。因为公民有其宪法权利和其他民事权利，而媒体从业者造假的结果是在业界和社会上身败名裂，惩罚已经相当严厉。当然，如因当事人发布的虚假报道因特殊的发布时机，造成的后果比较严重，可能触犯了刑律。但处理过程仍需坚持公开透明的法治原则，坚持公正的司法程序，避免不当处理发生。至于济南女网友把道听途说的暴雨淹死人的消息发到论坛上，是否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南方都市报转述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的话说，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应与传播小道消息区分开来，后者不属于违法行为。前者属于结果犯罪，不单单要有基本散布谣言的行为，如果不造成后果，则不违法。造成的客观结果是有具体指标的，比如造成人心惶惶，抢购，秩序混乱，大家不敢出门等等。对于网上发帖的行为，还要看这个帖子有多少人看到，有多大的影响面。比如被广泛转载，就证明大家对这个消息感兴趣，也是衡量社会危害性的指标，还要看在什么情况下发帖，比如政府已经辟谣，还在发帖，这也是一个衡量指标，不能笼统地看待这一行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评论北京电视台《透明度》栏目组聘用人员訾北佳制作”纸做的包子”后被指为假报道，为此，从中央电视台转来北京电视台工作的訾北佳也被刑事拘留，展江认为”北京电视台对此次事件的人事处理由下而上、层层减码，显然不很妥当”，他对比2003年《纽约时报》发生假新闻事件，极大损害了报纸公信力，结局是记者除名，总编辑辞职，报社经历了一次制度重建的震荡。相形之下，訾北佳已经被拘留，会受到司法机关”严肃处理”，但看司法机关的处理方式，比如事件来龙去脉不公开不透明，恐怕难免不当处理发生，导致司法失去公正。如果司法部门对于传播不实信息的公民和媒体从业者按照”通常不宜采取刑事”的手段，起码尊重和保障了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利，因为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和其他民事权利，再者当事人发布的虚假报道造成的后果也没有特别严重，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宣传一些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呢？如果不正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条，尊重人权从何说起，免去不被拘留的恐惧的自由又从何来呢？

人人生而自由，却又无时不在因言论而被拘留的枷锁之中，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现实，也是中国网民和手机用户人人所担忧的”后果”.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余英时说，贸易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色，为了要扩张，要获得新的资源和市场，说它是帝国主义也可以，说它是扩张政策也可以，但是目的还不是要占你的领土，不象俄国和日本对中国都有领土野心。要看你怎麽应付。中国的反应是一个失败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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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明：我想确证一下，台湾史学界根本不存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个课题，是吗？

余英时：这完全是共产党政治运动造出来的东西，根本不是“历史”。外国也有许多研究的，但是都是比较客观的。还有些研究民间文化心理的，象加州有位学者专题研究这个。Wellesley女子学院有位教授叫Paul Cohen最近也写过一本书，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人民的心理和民间文化。都没有特别强调八国联军、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方面。

北明：在中国大陆做这类课题，在性质上应该如何判定？准历史？

余英时：“准历史”都不是，是伪历史，伪造的历史，为了政治宣传而造出来的伪历史。

北明：为了把伪历史颠覆过来……

余英时：那只有将来学术完全自由以后，资料开放才可以。你必须根据原始资料说话，比如你在美国国会找到的资料，还有中国档案，各地方的县志和记载。共产党也编过义和团的一套书，也有些资料，资料是可靠的。所谓资料可靠就是当时的记载（可靠）。但是还不完整，因为有删节，它是找的自己需要的放进去，不需要的就没有放进去。所以要从多方面看，历史研究的第一步是把一切事实整理出来，不可未研究之先，已抱着道德判断的结论。研究义和团事件也应如此。

北明：由於伪历史的存在，就产生一种揭穿伪历史的必要。

余英时：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现在整个教育还在它掌握之下，小学生、中学生学的听到的东西大概还都是如此。这个你如果收集一下大陆的教科书就会明白。

关於早年外国对华贸易

北明：整体上如何看待当年外国对华贸易，说它是一种对华贸易的侵略行为成立吗？

虎门大桥下是鸦片战争古战场遗址之一的威远炮台。（资料图片）

余英时：要看你所谓“侵略”用在什麽意义上。我们一般讲“侵略”是指武力占领别人国家，如果别人要跟你做生意，你也有市场，这是否是“侵略”，那就很难说了。如果这样算“侵略”的话，那麽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是“帝国主义者”，中国也是。中国不是很早就向东南亚展开贸易吗？象今天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中国要把丝绸卖给中亚国家，一直卖到罗马。中国也要打开外国的市场，那是否可以说中国早就是“帝国主义”了？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定义的问题。如果把做生意都当成“帝国主义”的话，那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帝国主义”。

北明：应当具体看看那些贸易协定的条款是什麽样的？是否公平合理？

余英时：公平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公平。中国没有参加国际社会活动，根本不知道有国际公法。国际公法要到清政府成立总理衙门，中国第一个外交部以后，从前只有对满、蒙的少数机构管理，没有外交部，只有理藩院。后来和西方打交道，成立了管理“夷务”的“总理衙门”。那是第一个中国外交部。这个外交部以后，才开始翻译国际公法之类的东西，才让中国想办法进入国际社会。这当然是外国人逼着你出来的。但是他们逼你出来当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商人的贸易可以说是从希腊就开始的。贸易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色，他们的商人到处都去的，这是他们生存的条件。所以，在16、17世纪以后，包括美国开发也是贸易，也是为了要扩张，要获得新的资源和市场。所以才向全世界扩张。这是西方的一个特色。你说它是帝国主义也可以，说它是扩张政策也可以，但是主要要看你怎麽应付。像日本，也是西方贸易扩张对象之一，但是日本就应付得很好，后来慢慢它自己也站立起来了，不但没有被牺牲，而且变成了列强之一了。所以这是反应问题。

中国的反应是一个失败的反应。所以就变成好象老是被欺负的感觉。事实上，人家逼你做生意，你很难说它完全是欺负你——欺负你是它用大炮，在后面做后盾。例如五口通商，林则徐要把他们关在外面，他就非要打开不可，最后就打仗了。那就是鸦片战争了。当然，打败了你就签条约了。所以这可以而且当然是帝国主义。（北明：这是被迫……）被迫开放。他的目的还不是在你的领土，不是要占你的地方，不象俄国和日本，日本、俄国对中国都有领土野心，其他的国家都悬在外面，尤其美国更远，所以他们对中国并没有领土野心。所以那种所谓“侵略”是另外一种，就是他希望，既然中国是一个市场，大家都要来，不能那些国家有了条约特别有利。要是订条约，大家都来订。是这样一个问题。

这就是费正清所说的所谓“条约系统”代替从前的“朝贡系统”。从前政府做生意是靠朝贡的方式。外国人来贡献些东西，实际上是要问你要同样的东西回报。所以汉朝要用丝给匈奴，要用米，要用酒。这是中国市场供应的。他给你送一些马或者其他的中亚特产，算是象徵性的朝贡，然后你在这个朝贡条件之下做生意。所以朝贡实际上也是一个做生意的方式。一直到清朝中叶、到鸦片战争订立条约以后，才发生变化，从此变成不是来朝贡了，是根据条约作生意。你这个口岸必须向他开放，你不能不让外国富人进来。这个你可以解释为“侵略”，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没有办法应付，你不会应付国际贸易怎麽做。

19世纪，西方的海洋国家都是要向外扩张的，政府在后面支持商人。西方人到中国来跟到非洲去一样。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来传教的，一种是来做生意的，这些活动都是推展他的影响力或势力。你可以说他是有侵略性的，这是他的文化本身内部不可消灭的东西。到今天还是如此，它到全世界还是要做生意，对不对？他的宗教人士还是要到全世界去传教，就是看你会不会应付的问题。我们的应付失败了，所以造成一个时期被侵略，我们变成侵略的对象。

我并不否认“侵略”这个词可以用，但是这个词，要看你怎麽用法？为什麽日本就不能被侵略呢？（北明：而且日本国家那麽小）那麽小，1853年也订了条约的，很快他就翻过身来了，它想了办法——我用你的办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怎麽来我怎麽对付。是这样来的。

 

湖南记者师涛控告雅虎泄露私隐案昨日有新进展。博讯新闻网昨日将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向雅虎香港索取师涛电邮和IP地址等资料，以及雅虎香港覆函等证据曝光。另外又揭露雅虎香港向内地国安泄露用户资料有前科，曾令另一名内地男子王小宁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10年。

何俊仁：对官司帮助不大

负责为师涛打官司的本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昨向本报记者表示，虽然此前未见过北京国安局与雅虎香港有关索取师涛电邮资料等文件，但“相信这些资料是真的”。但他指出，这些证据对师涛在美国控告雅虎总公司泄露私隐案，相信帮助不大，“因为雅虎并无否认向中国当局提供用户资料，雅虎的辩护重点是基於受中国法律制约而被强制要提供”。他又证实，另一名内地男子王小宁与师涛，在美国是委託同一名美国律师，控告雅虎总公司，“有关官司已经打紧”。博讯新闻网昨日流传的“关於师涛、王小宁的中国法院判决和安全局文件”，其中首度曝光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先后在2002年和2004年，向雅虎香港股份有限公司发出的调取证据通知书，内容包括索取王小宁和师涛雅虎邮箱有关的註册讯息，登陆时间、对应IP地址、及相应邮件内容。本报昨致电雅虎香港，但无人接听。其中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师涛的刑事判决书中指出，雅虎香港提供的IP地址，查明用户地址正是师涛的工作单位湖南《当代商报》社。师涛其后被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监10年。本报记者

师涛控告雅虎泄露私隐事件簿

04年11月湖南《当代商报》编辑师涛，涉在04年中，将中共有关要求严防纪念六四活动的文件摘要，用电邮发送到海外一个中文论坛上，被公安拘捕。05年4月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指，师涛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判入狱10年，并列出“雅虎香港”证明材料。06年3月私隐专员收到师涛在港代表投诉，但其后裁定对雅虎香港的指控不成立。07年5月师涛母亲高琴声委託美国律师入禀加州地区法院，指控雅虎总公司泄露私隐。07年7月雅虎香港向北京国家安全局提供师涛IP地址等资料证据曝光。

资料来源：《苹果》资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