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现实总不能令人满意，失望感往往导致人们对上一代的抱怨。社会学意义上代与代的划分，自然不比血缘上的划分准确，但以政治经历为标志的划分却是大致可用的，比如，陈一谘便曾抱怨胡耀邦“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对不起创造了灿烂文明的祖先，也可能会对不起认为我们无能的后代。但，对不起我们这一代人的却是创造了这种制度的你们这一代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知识分子则抱怨七九民主墙时期的人物未能争取到更好的言论环境，反而给整体社会言论氛围造成不应有的压力；今天，轮到八九民运的参与者承担了，王怡在《六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一文中写道：“对当时的我，这一切都是成年人世界的合谋。他们不惜把从小教导我的那个世界撕碎了。那个夏天，我陷入了虚无主义。”

年龄是一种压力，在下一代的失望与抱怨面前，上一代没有辩解的借口。不过，当我们意识到几代人面对的不过是同一个问题，那么，抱怨和对历史的清算，远不及对历史的阅读和反思更有价值。

由于网络宽带的普及，今年六四期间，我通过海外网站浏览了八九民运时期的部分港台新闻，不得不承认，尽管仍是同一个六四，由于信息的阻塞，十八年来，我对六四事件的全貌是了解是不够的，而对当时世界舆论环境，一直有着过于天真乐观的想象。作为一个十九岁的孩子，一个初次接触政治的人，由于认识的不足，十八年前的幼稚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读到胡平先生的《中国民运反思》和《犬儒病》，有同样的感受。那是一种深深的惭愧感。胡平先生两部着作中的文章多写于十年前，其中《中国民运反思》中的文章，更是写于八九前后，今天读来，仍具十分宝贵的现实针对性，令人不能不敬佩胡平先生的思考和预见能力。但我们更要承认，上一代中的优秀分子的思考成果没有及时转化为下一代的思想资源，在《民主墙：十年后的反思》一文中，胡平先生写到：“每当我回想起民主墙那段历史，我总感到深深的遗恨。我们失去了一个多么珍贵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一次性的，它一去不复返。”尽管他随后写到：“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新机会是会不断出现的。但是，一个人不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下一次机会将不同于上一次机会。因此；就每一次机会而言，它都是不可重复的。一旦你没有抓住这一次机会，你就永远地失去了它。”可是，他能预料到仅仅几个月后，又一次更大的机会被放在中国人面前吗？遗憾的是，一九八九年，中国又一次失去了珍贵的机会。

事后的抱怨与指责，乃至于对整整一代人的轻蔑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抱怨和指责如果总是停留在简单经验层面，而缺少对历史事实的研究与反思，今天的抱怨者可能同样会受到下一代的抱怨。朱学勤先生说过，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在代与代之间，难以看到一条代代相连的思想史连线，能够看到的是思想史资源的一次次浪费，一次次掉头下行，宣告失败；而在写于一九九一年的《辛亥八十秋》一文中，胡平先生表达了同样的感慨：“历史给人们最大的教训是，人很少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很简单：有太多的人根本不研究历史。”

当然，胡平所说的历史也好，朱学勤所说的思想史也好，都不是官方教科书能够给予我们的，恰恰相反，他们是被体制刻意掩盖的东西，由于这种制度性掩盖的存在，作为个人，才可以稍稍宽慰地说，面对迟来的认识，我感到羞愧，而不是耻辱，信息阻断毕竟是我们无法超越的现实环境。

公开政治异见者至少已存在三十年，他们最初的产生并非系统理论或实践的产物，而是生活常识与人的基本良知对强权压制的反弹，这种反弹首先以零星而显芜杂的思想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承认政治异见是一种严肃的思考，那么，广泛性之外，我们应该承认由思想传承和积累所形成的异见领域的专业性，没有对这一专业领域的虚心了解与研究，在现实面前我们就很容易陷入狂躁的挣扎而不是理性的抗争，因此，对胡平的阅读，可能是异议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训练。我们缺少一部完整的中国命运史，屡屡陷入失败的中国民运如果不对极权和民运自身历史进行严谨的脉络梳理，就无法避免以后不犯同样的错误；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如果没有准确的思想定位，如果没有时代背景下的更开阔视野，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也有可能陷入迷途。

追求自由民主不同于暴力革命，思想的力量是必须得到尊重的。由于文化基因的缺陷，即使在异议者当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等概念的常识性认识错误，这很容易使行动者陷入南辕北辙的盲动，因此，许良英、李慎之、刘晓波、胡平、杨建利等思想者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中国民主进程虽然步履维艰，但由于这些重量级思想标杆的存在，中国社会中的民主力量乃至整个社会对自由民主思想的理解终于被提升到一个值得尊重的高度，并为未来中国奠定了一个良好的思维框架。专制社会中，启蒙不是一个特定人群对民众的宣教，而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互动过程，那些有志于推动中国社会走向文明和民主的人们尤其应当思考“知难行易”的含义，以更开阔的思路和更充分的信息充实自己，用一个更充盈的自我来面对现实和未来的挑战，当自由民主思想润物细无声地滋养当代中国，民主力量必将在每分每秒赢得更大的社会权重。

因此，建议更多的人阅读胡平先生的《中国民运反思》和《犬儒病》等作品。

 

7月9日，山东济南街头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爆炸案，一辆挂着公安内控车牌的“飞度”牌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爆炸，死者尸体碎块散落周围。据称，死者为三十一岁的济南市国土局女干部刘玲，她曾是济南人大招待所服务员。虽说刘玲已过而立之年，但从网上流传的照片看，仍然颇有几分姿色。据悉，在现场验出了炸药成分，已定性为安装炸药引起的蓄意谋杀。被炸车辆挂的是政法系统的“鲁O”车牌，警察到场后马上把车牌收了起来。因为被害人身分有些特别，故当地的《齐鲁晚报》等媒体均对此事不作任何报道。

既然刘玲在人大招待所做过服务员，自然会接触到济南市的高层官员。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今的中国官员更是逃不出这种人性的羁绊。该案发生当天，中国公安部便派出专案组人员抵达济南，并于七月十一日夜晚将济南市公安局支队三大队副队长陈志拘捕，七月十三日，专案组将济南市人大主任段义和扣查。很明显，段义和以及陈志与此案有莫大的关系。

香港的人权机构中国民运信息中心引述不明来源的传闻称：“是因为刘玲威胁段义和等一批山东省高官，准备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举报他们包养情妇、收取贿赂，结果引致杀身之祸。”案发以后，山东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决定罢免段义和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至此，段义和等人涉嫌策划这起爆炸案已经没有任何悬念。到7月18日，中国民运信息中心又传来消息，称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长孟富强因为该炸弹谋杀案而被停职。到目前为止，该爆炸案已牵扯出山东多名高官，中纪委已委派专案人员到达济南调查。

中国各大媒体在刊发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开除段义和党籍和罢免其人大代表职务的公告文章中称：“段义和长期包养情妇，给其情妇大量钱物，为其情妇谋取利益，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行政纪律，并有涉嫌爆炸杀人严重犯罪问题。”可见，此前海外媒体的报道并非是空穴来风，段义和等人的腐败和谋杀行为在不久的将来会越发明显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建政之前的中共曾是个有理想的组织，虽说已经被大多数国家弃之如弊履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先进，但在当时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志士看来，这种信仰并不是表面文章，而是需要一以贯之的精神动力。然而到了今天，马克思主义仅仅在中国的媒体眼中被看得异常神圣，在各级官员的心目中，它只不过是一堆可有可无的思想垃圾。马克思并不主张腐败，现在的官员却偏要腐败；马克思并不主张淫乱，现在官员却偏要淫乱；马克思并不主张乱杀无辜，现在的官员却偏要乱杀无辜……段义和只是中国官员的一个缩影，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的中国官员已经蜕化堕落到了何种地步。

即使共产主义的理想已经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破灭，但每一年仍然有不计其数的人踊跃加入中共组织，在血红的党旗前信誓旦旦。在权力决定一切的中国，入党就意味着高人一等，意味着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分一杯羹，除此之外，别无其它功用。入党动机的不纯为中国官场官员前“腐”后继提供了有力的保证。邓小平一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使得不少的官员摇身一变成为腰缠万贯的大款，官商勾结的恶劣现象在中华大地上巍然成风，之前一直号称“无产阶级”的中共一下子就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利益集团。

江泽民的十几年统治开创了中国官场腐败的新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贪官污吏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在毛泽东时期，贪污一点点公私财物就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现在就是贪污上百万的钱财都不会让人觉得震惊。中国虽然有严苛的法律，但对于腐败官员来说几乎是一纸空文。近年来，似乎因为腐败而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其实要看其所占的比例，仍然是微乎其微。老百姓一旦犯罪，等待他们的就是深牢大狱或者开花子弹，而贪官污吏出事的风险却几乎为零，不少以腐败为名拉下马的官员其实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90年代初，中国官员的腐败也许大多数仅限于贪污公款，后来就慢慢流行行贿受贿和买官卖官，再后来就开始流行包二奶。如今，中国官场几乎呈现出无官不贪的局面，像段义和这样拥有二奶的贪官更是比比皆是，有些贪官的情妇数目竟然达到了100多个，这是一般人所不敢想象的。有人作过统计，落马的官员中，几乎每一位官员都有情妇，这是中国社会所独有的特色，比中国繁荣富强的国家比比皆是，但还没有像中国这样官场如此淫乱的。

包二奶是中国官场的一种时尚，二奶可以满足官员们生理的需要，与此同时，也埋下了暴露自己的隐患。纵观近年来落马的官员，因为情妇揭发而乌纱落地的人确实不在少数。赤裸裸的金钱与肉体的交易注定无法笼络情妇的人心，一旦关系破裂，包养情妇的官员就有可能大权旁落，甚至锒铛入狱。正是因为担心情妇出卖自己，身居高位的段义和才觉得有必要运用流氓和恐怖手段将刘玲除之而后快。

和前不久畏罪自杀的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相比，段义和缺少自知之明，对权力和财富的迷恋加上他残忍的本性，导致他走上了杀人灭口的不归路。中国有句熟语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原以为万无一失的谋杀计划在成功实施不到几天后就彻底败露，如此恶行不但不能保住自己官位，反而将自己推向了死的边缘。段义和损人又不利己，实在是得不偿失。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段义和之所以敢于无视党纪、国法，无疑是因为有他那不受监督的权力在作祟。在一党专制，在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大环境下，中国的官场正一步步向黑社会迈进。如果不能尽快地启动政治改革，还权于民，诸如段义和这样的流氓官员必将层出不穷！

2007年7月20日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余英时说，国人的仇外心理有很多原因。只要跟外国人一发生矛盾，你必须毫不含糊毫不打折扣地仇外。如果你稍微说几句公道话，说外国人有外国人的道理，你不能不尊重外国人的习惯，那你马上就被看成“二毛子”、“汉奸”。这是中国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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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诸问题，如近代仇外心理的来源、中国早期外交与贸易方法、“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美国在中国近代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和角色，以及关於中国教科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角色，在中国官方史学界和海外的中西方学界有不同的版本和解读。人类经验证明，一个民族某些历史问题经常牵扯那个民族的当代神经，它们因此成为那个民族历久弥新的敏感问题，也是那个民族的当代神经源。诚如德国遭受欧洲国家外侮的历史记忆导致德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仇外心理，成为希特勒后来发动二战的民族意识温床，中国近代史中上述重大事件是否获得真实的陈述，也关系到中国当代对外反应与认知方式是否到位。1950年离开大陆至今，成为海外首屈一指的中国史学重镇的余英时教授，如何看待上述历史问题和中国教科书上的有关陈述？针对上述敏感问题，北明数年前对余英时教授进行专访，文稿一直藏之未发。《多维月刊》上期登载他与中国流亡知识人畅谈“中国当代社会诸问题”一文，本期首次登载他这次访谈。发表前业经余英时教授於2007年3月两次校对订正，小标题为采访人北明所加。

采访时间：2002年2月17号

采访地点：美国普林斯顿

采访人：北明（作家）

被访人：余英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历史学家）

关於仇外心理

北明：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问题上，西方史料与中国官方以及学界说法完全不同，就是：义和团暴乱是导致八国联军进兵北京的具体原因；而仇外心理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我的问题是：中国民间普遍的仇外心理是必然要产生的吗？外国传教运动兴起於殖民主义时期，好象只有在中国遇到了普遍的抗拒，引起了庚子之祸。清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有可检讨之处？

余英时获得克卢格人文学术终生成就奖。（北明提供）

余英时：仇外心理的产生有很多原因。从清朝政府被外国欺压以后，它的权威日益下降，所以它发动仇外运动。义和团实际上本身不会有那麽大影响，如果不是慈禧太后一定要把他们找来的话。慈禧太后为什麽要找义和团呢？主要原因就是戊戌政变以后，慈禧想把光绪废掉。要用他信任的另外的一个侄儿，叫大阿哥的（溥俊，慈禧的近亲，载漪的儿子）。但是外国人都希望光绪做皇帝，都支持光绪。在这种情况下，她不能废光绪皇帝，所以对外国人越来越仇恨。她没有办法，忽然听说，有义和团这种事情。

很久以来有义和团这个组织存在，它们在山东、河北闹过很多次了。这些本来都是民间的团体，最早它们是反清复明的地下社会，本来不完全是仇外，仇外只是一部分。因为它们对外国人许多教会很不满意，在地方上跟那些吃教饭的、相信基督教的人有冲突。义和团的人对国际大事、帝国主义等问题并不了解，只是觉得外国人势力大，许多人依附外国势力，就可以压倒他们。在他们看来，清朝的官吏也偏向於保护外国人。比如早在曾国藩时代，1870年左右，在天津的时候就有教案争端。其实清政府官员也未必人人袒护外国人，怕洋人则有之，无论如何他们处理这类冲突，常常引起绅士阶层和一般人民的不满。

我们中国一向有一个舆论（传统），就是只要跟外国人一发生矛盾，你必须毫不含糊毫不打折扣地仇外。如果你稍微说几句公道话，说外国人有外国人的道理，你不能不尊重外国人的习惯，那你马上就被看成“二毛子”、“汉奸”。这是中国一个传统。

北明：为什麽会有这样一个传统？

八国联军在北京紫禁城内操练。（资料图片）

余英时：这个传统在中国很早就有，最早从南宋开始就有。宋朝人跟金人打，打不过也不能和。和就是汉奸。实际上“和”是常态。列宁跟德国攻击俄国的人订立和平条约，俄国并没有人说他是“俄奸”。但是在中国，只要你一求和，就是汉奸。不顾一切就是要打。包括甲午战争，李鸿章知道不能打，但是慈禧太后一定要打。舆论逼得也非打不可。不打就是汉奸。这是士大夫方面。民间方面，我刚才说过，有许多小的争端。外国人当然也有很多事做得不好，总会引起摩擦，摩擦以后就仇外。中国对外国人一向是仇视，而且鄙视。后来外国势力大了，又变成媚外。所以这是很复杂的心理。

上层，中层，下层，政治中心都有一股仇外的很大的势力。这个势力就造成了慈禧可以把义和团招进宫来，做试验。用枪打，好象“刀枪不入”，相信他们真的可以打外国人。这些民间地下组织的人本来是“反清复明”的，就改了口号，叫做“扶清灭洋”。所以如果不是慈禧太后，中央政策有这样大的改变，义和团不可能出大事情。袁世凯在山东一直是镇压义和团的。其他的比如东南，也有仇外的行动，都被镇压住了，因为觉得这不是一个解决国际问题的方式。你不可能靠民气把外国人真的赶掉——做不到的事情。所以稍微有知识的人，都知道，要对付外国人，只有用外国人的方法，以外国人的方式才能解决问题。过去历史上叫做“以夷治夷”。不是靠意气、靠热情，就可以解决这样大的一个问题，把外国势力全部从中国赶出去。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症结所在。

所以我认为义和团问题，我们不要把眼光看在老百姓仇外上。如果不是慈禧太后主动要用他们，煽动他们，不会闯下那麽大的祸乱。这是清朝朝廷上做出来的事情。

北明：让我重复总结一下：民间地下组织舆外国传教冲突早在1870年代就有，从来没有引起外国武力干预。只是由於清政府的支持和煽动，才导致庚子年间中国的祸乱？

余英时：如果没有官方正式支持，不可能有义和团事件，也不可能有“八国联军”。

关於早期外交

北明：从外交的角度，清政府的做法是否跟中国政府跟外国人打交道没有经验，不懂如何使用正当手段，没有协约意识有关？

余英时：最简单说就是不懂。不懂的例子我可以举。费正清最早是研究东南沿海地区，鸦片战争前后到五口通商定条约这段历史的。他依据的都是档案的材料，尤其是英国，美国各领事馆的报告，跟中国的记载。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中国人跟外国人打交道，根本不懂外国人有法律、有制度，而不是靠私人套交情就可以解决问题。中国人一向官场习惯私下跟人家称兄道弟，杯酒交换，觉得公事也可以这样解决。这完全是文化上的一种差异。所以每次中国广州的官吏跟外国人打交道都不懂：我们私下里是很好的朋友，到谈判桌上他们马上就变了一副脸。公事是公事，私人交情是私人交情，决不可能靠私人交情让人家在原则上让步的。他的原则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情，原则都是可以商量的。外国人经商他有一套negotiation（谈判）的办法，就是商讨，大家讨价还价。怎麽样讨价还价，一方面当然看你的实力，另外也看你的技巧，看你能不能拿出说服人的根据来——你可以说服他的。但是中国人不懂这一套。以为靠私人交情，要是私人交情到公家场合没有用，他马上认为外国人是如何的“混蛋”。所以我们对付他就只有用武力之类的——许多误会就是这样起来的。

北明：在义和团暴乱之后和八国联军进兵北京之前，清政府把原先跟各国公使馆打交道的总理衙门的五个官员撤换了。这五人从义和团暴乱开始就直接跟外国打交道，他们虽然不能自己作主，但是至少明白外国人如何一步步被逼到决定自己派警卫、派武装的情况。这五人后来在清政府对外宣战时还被杀了头。换上了四个不懂外交的主战抗外官员。

余英时：对。现代史上，二十世纪下半叶最接近义和团的事情就是中国大陆的“文革”。“文革”时把所有外交部的人员都要撤掉。陈毅也是被批判的，说他对外不够硬。要找一批人，无知的、狂热的、仇外的人主持外交。一样的道理。（北明：所以唐德刚教授在他的《晚清七十年》里，把义和团跟红卫兵相比较。）是呀，一点不错的。当然还不完全一样，因为红卫兵（运动）整个是毛泽东发动的。红卫兵作为下层可能对某些社会现象不满，但是对社会现象不满，这是任何社会都有的情况。如果没有人挑拨利用，系统地组织，（大规模暴乱）那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义和团的事情绝对不应该把重点放在老百姓身上，老百姓仇外，政府跟着仇外？相反的。如果政府不仇外，他就（把暴乱）镇压住了，至少可以向老百姓解释，这个办法不行的，只能带来更大灾害，或者更多的屈辱。这不是办法。政府为了国家独立，要用正当的方式，要用一种合乎文明轨道的方式。所以怎麽样参加国际社会，这是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中国也许到最近才慢慢了解。

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也完全不知道什麽叫“国际社会”。只知道跟苏联集团走，或者跟苏联集团联在一起。然后革命，把全世界都改变。所以在这样一个愚昧无知的简单的口号之下，坚决拒绝跟世界打交道。

 

中共一九五七年将大批非党人士打成右派，不仅举世无双，而且也毫无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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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本华：1951年生於台北，远赴大洋彼岸留学，1978年於纽约州立大学毕业，取得硕士学位，曾长住纽约光明禅寺，陶习中华传统文化。

二零零六年仲夏，「加拿大道歉」震撼全球。事情来龙去脉是：一八八五年至一九二三年，加拿大政府硬性规定华人移民入境须缴纳「人头税」，由五十加元猛增到五百加元，相当於当时一名华工两年的工薪。在其后近四十年的时间内，加拿大徵缴华人二千三百七十八万加元「人头税」，足够再造一条太平洋铁路。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加拿大华人喊出了为「人头税」平反的强烈呼声，加国政府终於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五日首次向华人公开道歉。总理哈珀在众议院开口说出一句生硬的广东话「唔该（抱歉）」，让许多老华侨潸然泪下。人们不由想起中国历史上最大冤案之一的反右运动的平反与道歉。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在北京的大型会议上信誓旦旦敦请非党人士给中共提意见，帮助「整风」。然而，中国天真的知识分子做梦也想不到这一敦请居然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阳谋」，居然是运用了对敌战略中的「引蛇出洞」和「诱鱼上钩」两条计谋，从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除中共在建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大肆处置非共人士，包括给他们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外，至今尚未见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公然给其他政党成员予以处分。

尽管中国民众对於中共横行无忌的行径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但是，请中共扪心自问：在中共党章中及中共领导下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中，可有这种处分其他政党成员或非党人士的条款？可见反右运动不合法，理应全盘否定，向右派分子公开道歉。

中国宪法开宗明义：由於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遭到损失的公民，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所以，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人，在平反后补发了当初被扣发的全部工资。而右派分子在一九七八年十月「改正」文件下达以前二十年或更多岁月的工资，一毛钱也未得到发还。如同十年文革一样，反右的时间达到二十年，比文革长过一倍，为何厚此薄彼，公理何在？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林希翎。一九五七年她正就读於中国人民大学，在急风暴雨般的反右斗争中，心直口快的她自然在劫难逃，被划为了右派，而且名列大学生中的「大右派」，至今五十年过去了，一直未获平反改正。

如今，年过古稀的林希翎独居法国巴黎，贫病交迫，知其真实状况者，无不唏嘘恻然。对这样一个耄耋老人，中共能不能放下身段，对她右派分子的名号给予改正，道一声「对不起」？这一小小的要求，又有何难？如若这一道歉的讯息传到华人世界，多少人会额手称庆、拍手叫好，中共也让人见识自身如何从善如流、倾听忠告、具备公平正义。这看似一件小事，实则对於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件大事，中南海不可不慎对！本人提请中共就林希翎平反之事予以重视，万万勿使这位老人再苦等了。

中国有良知的人士都明白，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的是一个封建极权等级社会，邓小平留给中国人民的是一个封建专制特权社会。在那场反右派斗争风暴席地而来的前夜，毛泽东乾纲独断，将国人的财产化私为公，实质上便是中共各级官僚按各自的等级分享民众的财产。邓小平假改革开放之机，率领统治阶级大搞特搞「特权阶级自由化」，大大小小的太子党联手无官不贪的各级干部，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和蚕食鲸吞民众财富，「大共特共」国有资产，霸占了大批国家资产，形成了货真价实的官僚资产阶级，恣意享乐。大约从反右至今这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中华民族的资产，历经了上述两次「拉锯式」的掠夺侵占，几乎耗散殆尽。作为新的历史时期暴利行业的住房、教育、医疗的「新三座大山」，特权分子自然要竭力维护既得利益，一厢情愿地希冀「稳定压倒一切」，当然不肯给反右平反。

因为，这个缺口一旦被打开，中共建政五十八年所推行的种种「运动」、「斗争」，无一不得不进行彻底纠正和平反，於是他们不寒而栗地意识到，其统治根基将动摇，既得财富将被人民剥夺和清算。从这一背景来考虑，彻底平反右派自然不是一件易事。

二零零三年离世的李慎之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明白人」，他穷毕生之心得，在晚年坚定地断言：「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

世界华人中有见地的政治家普遍认为，中共若打算浴火重生，必须彻底检讨历史上的错误，真心向人民忏悔，向广大受害者道歉，只有真正认错，中共才可能重沐曙光，才可能和平转型，才可能在未来保有一席之地。中共难道连敢於宣示「罪己诏」的清末慈禧太后也不如吗？

 

一、缘起

早晨起来，我从窗口抬头望了一眼灰蒙蒙的天空，看见云彩在火红的空气里疲惫地穿梭。我意识到了，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时光一刻也没有停步。 不知不觉中，世纪学堂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 ，“忘却的救主”早已降临了吧。

一年里，和谐社会深入人心，喜剧闹剧悲剧连轴上演。从奥运会倒计时到黑砖窑，从股市风云到重庆大水，老百姓的好日子过得这么红火，这么有声有色，谁还记得一个网站的生死存废？  我原本并没有打算就世纪学堂写点什么。可事与愿违，世界领着人在走。上网的时候，蓦然间，看见漫步冬季有世纪学堂一周年祭的征文，尤其是在默默拜读了容止君和松萝先生的文本后，又勾起了我那根脆弱而多愁善感的神经，心有戚戚焉。容止君从茫茫网海细心地打捞出一篇当时有一定影响的“百名知识分子就世纪中国网站被关闭的呼吁书”（http://my.clubhi.com/bbs/661424/113/55380.html）。因为这件事与本人和几位朋友有重大关系，为不使历史沉沦，特追忆于后。

本来有意从网上世界退回书斋，退守自己的专业学术领域，“岁月犹余几许存，欲将心事寄闲言。”现在又只能食言而肥，再作冯妇一次了，就算“为了忘却的记念”吧。

二、从“思想的境界”到“世纪学堂”

说起我跟世纪学堂的渊源，还得从交待我上网的经历开始。99年初，我从长沙回来，最急迫的一件事就是买一台自己的电脑。二十年前，对一介书生来说，买车买房是梦想。那时也没房子可买，最大的愿望之一便是拥有一台自己的电脑。一方面是用起来方便，另一方面是不少硕士、博士时期的同学先后去了美国、日本和加拿大，其中几位还是非常好的心灵相通的朋友。好朋友之间，免不了需要经常交流。打越洋电话太贵，写信却又太慢太费力，于是新兴的互联网，成了我们联系与交流的首选。这其实是我急于买电脑的最初动机。

电脑买回来后，就开始整天上网。那时还没有现在大家普遍使用的ADSL。我选用的是ISDN(一线通，在当时，据说这已经是最先进的)。可能是因为当时网民人数尚不多的缘故，速度比现在至少要快一倍。海外网站也没有被封锁，那真是一个网络信息畅通无阻的年代！唰，唰，唰，鼠标点到哪里，网页立时就出现在你面前。那真是一个“爽”字了得！那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园地。包括海外最为自由的中文论坛，北美自由论坛、新观察、万维论坛、多维网、大参考、隧道、枫华园、华夏文摘……都是我时常光顾的精神超市。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上网人数的几何级增量，上网速度却日益减缓，海外网站的封锁也日甚一日。大约半年后，就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给完全封锁了。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聪明的人类随之发明了破网专用软件——代理服务器。一时间，封锁与反封锁，双方如同当年所谓的解放区与敌占区一样，在网上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迄今战事仍酣。

我上网不久，便找到了一角灵魂的居所。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的李永刚先生，以一己之力，创办了熔思想与学术于一炉的“思想的境界”。如茫茫苍穹上的一颗明星，开始在网络世界里熠熠生辉，吸引了大批思想者在那里安营扎寨。诸如余英时、王元化、李慎之、刘晓波、钱理群、何清涟、贺卫方、戴晴、李泽厚、王力雄、徐友余、苏绍智、包遵信、金观涛、远志明、谢选骏、何博传、刘青峰、袁伟时、朱学勤、刘梦溪、毛寿龙、秋风、高尔泰、王若水、高华、王小波、李银河、王绍光、汪晖、汪丁丁、王鹏令、陈破空、苏晓康、郑义、刘军宁、黄翔、陈奎德、张承志、何怀宏、艾晓明、陈平原、陶东风、王晓明、陈思和、王焱、浦志强、陈小雅、邓正来、邓晓芒、杨百揆、王逸舟、秦晖、傅国涌、刘东、林贤志、郭罗基、曹思源、钟健夫（童天一）等海内外知名学人，都在思想的境界辟有个人文集板块。

从禁锢的年月出来的人，看到这片思想的海洋，如同饥渴的人从荒漠看见绿洲一样的兴奋。我一头扎进了那块思想的甘泉。尽管当时的网易、新浪等国内门户网站，也偶尔发一些思想性的文字，并提供交流的平台，但大都很零散，而且多以口水居多。当思想的境界一出现，我就成了首批顾客。每次打开电脑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思想的境界而入。

 不到半年，思想的境界人气急升，后来又开辟了论坛等几个板块。当时正值台海局势空前紧张之际，双方剑拔弩张，大陆官方与民众武力犯台之声不绝于耳。感时伤怀，我当时写了“中国不需要战争”等几篇文字，贴于论坛，并先后以禾平、红炉点雪为名发言。后来和李永刚还有一些联系。

由于思想的境界人气越来越旺影响越来越大，在官方的不断施压下，李永刚不得不选择放弃，最后无奈地关闭思想的境界。后来尽管有人在海外做了镜像网站，但因为没有了更新，尤其是没有了论坛与交流，没多久便烟消云散了。网站关闭后，大家星云四散各奔东西，时过境迁，也就渐渐疏远了。我后来又在西祠胡同等几个网站流连忘返，但都找不到在思想的境界出没的那种感觉。

终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了“世纪中国”这块新大陆。我在那里，重新找到了“思想的境界”那种精神依归的感觉。这里海一样绿天一样蓝的版面，散发出一种静谧柔和的气息，给人以宁静舒适温暖的感觉。既没有为吸引眼球而搞得花里胡哨的图画与标志，也没有半句漂亮肉麻的广告词，只有掩不住的书卷气，和浓浓的学术与思想的氛围，如和暖的春风，扑面而来，似柔软的泉水，直入你的心灵世界。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 在世纪沙龙（学堂的前身，后来之所以更名为学堂，显然也是官方的压力，为规避政治风险所作的策略性选择）开办不久，我便成了这里的常客。但或许与自己的性格、职业有关，我从来没有发言的欲望。在02至03年间，我先后在南都和一家行业报刊写过一年余的专栏。每周5篇的速度，写完端的是筋疲力尽，就像刚出产房的母亲一样腹中空空，也厌倦了写东西。

此后漫长的3年时间里，除了专业论文和几篇嬉笑怒骂的足球评论方面的文字，我就只写了两篇拿得上台面的东西（当然有几篇是没有办法公开的）。一篇是就那一年的高考作文写的一篇时评性文字“救救孙子”。除了朋友之间交流外，该文当时以“玉溪满贮伤春泪”的马甲贴于世纪沙龙。当时并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后被“新语丝”和中国学术批评网转载。 本人生性木讷，既不喜欢凑热闹，也不喜欢多说话，尤其缺乏急智，所以在世纪沙龙流连忘返经年，我从来就不跟帖。看见那么多人在那里高谈阔论，我一直是个冷静的看客。再后来，连自己注册马甲的密码也忘了，我就整天在那里潜水，不想浮出水面。时至今日，我也从未使用QQ这类聊天软件，甚至固执地认为那是个流氓软件。

转眼到了06年，世间风云变幻，网上阴晴圆缺。在这个千年未有的盛世，作为传播思想、交流信息的媒体，在现实社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民间与官方的博弈，如一场马拉松比赛，时疾时缓，起伏不定。官方对纸面与网络媒体的打压与整肃，却从来未曾停止过。从八十年代深圳特区青年报的被关闭，到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理论信息报、新观察和学习月刊的被严厉整肃；从南方周末、新京报、南风窗的大换血，到冰点的停刊复刊，再到一塌糊涂、新青年、燕南等思想性网站的被悍然关闭，潮涨潮落，都是一个悲情时代社会风云变幻的写照。我们躬逢“盛世”，参与其中，何其幸耶！何其不幸！

就在世纪由沙龙改为学堂，网上一派风声鹤唳之际，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的身边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生命惨案：我们学校一位在读的二年级女博士生，就在自己所读专业的教研室，于晚间加班时被一名闯入的歹徒残忍地奸杀，死后又被放火焚烧，面目全非。这一年，被害者还不到二十八岁。一个年轻的无辜生命，就这样惨死于魔鬼之手；一个花样年华人见人爱的好姑娘，一个学有所成前程似锦的女博士，就这样突然消失了！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震惊和悲伤的！想想他的父母，想想他的恋人，有什么比失去自己最亲最爱的人，更令他们伤心欲绝，而且是这么年轻，这么突然，以这么悲惨的方式失去！我想到诗哲死时的惨状，想到她的无助，想到她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绝望与恐惧，想到她花一样美丽的生命被魔鬼践踏，死后又被流言羞辱与中伤，就禁不住悲痛莫名，那种钻心钻肺的伤痛啊！谁都知道，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生命对于任何人都只有一次，人死就不得复生。尽管有所谓“在天之灵”、“泉下有知” 的说法，我知道，那不过是用来安慰活人的美好愿望而已。诗哲带着未竟的理想，带着满腔的遗憾，带着说不尽的伤感，决然地离开了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好人命不长，也许她的一生注定就是悲剧。她要把悲剧，永远地留在人间，以见证“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连续几天，诗哲惨死的消息像阴霾一样，一直沉重地压在我的头上，“使我艰于呼吸视听，哪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尽管在这个荒唐的国度，在这个纷乱的城市，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死人，可诗哲的死还是理所当然地吸引了世人关注的目光。广州的各路媒体包括《羊城晚报》、《新快报》、《南方都市报》等纸面媒体都先后作了详细的报道；南方电视台、广州电视台和凤凰卫视等声讯媒体也接连作了报道；新浪、腾讯等网络媒体也作了报道。令人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媒体似乎都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目的是吸引公众的眼球，为自己争名争利，绝少以怜悯恻隐之心，从珍惜生命爱护死者的角度，来作客观公正的报道。有的甚至道听途说，想当然地胡编乱说一气，就像在诗哲残缺的尸体上再扎上一刀，在死者亲友受伤的心口撒上一把盐。这也正好凸现了当下的中国，普遍的缺乏同情和悲天悯地之心，享乐主义盛行。很少有人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如果是自己的亲人朋友遭遇这样的惨状，该是怎样的心情。

起初，案情扑朔迷离，一时流言蜂起，议论纷纭。面对此情此景，我无论是作为老师，还是作为同行，都感到悲伤和愤怒。在这个无良而无聊的社会，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博士突然被人奸杀，无疑具有吸引眼球轰动社会的作用。于是，从周围的人到不相识的人，都在张着大嘴谈笑风生地议论这件事。我看不出人们对死者的同情，对被死者亲人的关心和抚慰，而是如一把把闪着寒光的冷剑刺向死者残缺的躯体和亲人们就要破碎的心脏。这让我看到了人性最阴暗的一面，也触摸到人心最冰冷的一角。 从社会意义来分析，死者的被害与那个劳什子大学城不无关联。因为正是这个当权者强行建立的面子工程升官发财工程，将大部分学生和教师如羊群一般驱赶到了大学城，出现“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局面，才使歹徒有可乘之机，也还有学校保卫部门的失职。但关键时刻没有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而是各种流言纷纷出笼。 我于悲愤中，连续写了两篇祭文、一组诗（包括几首古体诗），以表达我的悲伤与愤怒。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我的控诉状。我想起了鲁迅当年《记念刘和珍君》里的话：“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 “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我在一篇祭文里写道：“诗哲的死不是一般的死，她是被残忍的杀害，死后还被世人羞辱，而且至今杀人犯还逍遥法外。随便浏览一下新浪和腾讯的有关报道及网友的大量回帖，就跟臭烘烘的口水一样，湮灭了人的理性和良知，也淹没了诗哲残缺的躯体。大多数人都是以讹传讹，还有些人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更有一些人幸灾乐祸。” 尽管后来案情真相大白，杀人凶犯受到了制裁，但那又怎么能挽回逝者年轻的生命，怎么能抚平逝者亲人创伤的心灵呢！

 我将自己的上述几篇文章首次用三户王勤的马甲发在了世纪学堂等网站。或许，这只是一个普通青年的死，或者因为“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做‘流言’的种子。”忙忙碌碌的世人并没有心情和义务来关注他人的命运，因此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也被人遗忘了。不过，我通过此文，结识了同在广州的网络大虾袁新亭，并从此结为至交。也从此，我开始和网友有一些网上与现实中的交流与接触。

两个多月后，正值世纪学堂风雨飘摇之际，我写就一篇“相约在自由的旗帜下——一次网友聚会侧记”，贴于世纪学堂，引起较大反响。此文后来被海外著名中文网站“观察”及国内多家网站转载，由此亦可见世纪学堂的影响力颇大。也是通过此文，我和利维坦、油葫芦、时间草原、自由左岸等几位网友有了一些网上交流。当时利维坦指出了我文章中的一个史实错误，自由左岸指正了我文章中所引用的一首诗的出处。尽管当时自由左岸说得很不客气，但我至今仍感念他们几位。

三、死亡与抗争

不到一个月，也就是06年的七月下旬，世纪学堂就走到了她生命的终点。有朋友甚至开玩笑说，世纪学堂的被关闭，可能与我的那篇文章都有一些关系。但我知道，其实早在拙文发表之前，世纪学堂就已经是岌岌可危了。具体到学堂被关闭的细节，迄今外人仍不得而知。

学堂关闭前夜，我除了惋惜，还有愤怒。关闭前一天，我和几位网友一直坚守了近二十个小时，从头天下午坚持到次日凌晨。就像柳宗元《捕蛇者说》一文里的那位捕蛇者：“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驰然而卧。”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第二天夜里，终因寡不敌众，我们弹尽粮绝后，世纪学堂还是被永远地关闭了，就像一个垂危的病人，我们作为医生回天乏术，眼看着病人慢慢闭上了双眼，没有了呼吸心跳，从此天人永隔，徒留记忆在人间。

记得当时坚守到最后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时间草原、油葫芦、袁新亭、我爱你、糊涂的旁观者、布拉格之春、袁启清、槟郎、齐楚周、浦志强、刘松萝、空方代表、会飞的猪、另我、居柔守弱、zyzg、西风、斯诺克、踏雪寻梅、同志们辛苦了、半点儿正经、利维坦、胆小鬼、斯兰似馨、赵老湿、枯瘤、我心飞扬、党员二愣妈、萧瀚、Shalala、慈天元（玄子）、旁听生、Aries、群体事件、最后一个大侠……

 因为我们当时并不认识，也不曾想认识世纪学堂的任何一位版主或管理员，甚至它的背景也不甚了了，这就如同我不了解赫赫有名的人民日报的社长编辑一样。当学堂被关闭后，我真的仿佛成了无家可归的精神流浪者，精神无所寄托，灵魂没有归依，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我在考虑，咱们不是整天忧国忧民指点江山吗？现在好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被强盗入侵，被敌人破坏占领了。咱们怎么失去了抵抗的勇气和力量？说实在的，当时除了对强权的愤慨，还有伤心与失望，尤其对那些名声在外的网络大侠颇感失望。怎么平日里高谈阔论，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关键时刻就没人站出来了？我们期待学堂主办方站出来将细节和各种缘由予以公布。遗憾的是，学堂除了几位编辑发了个声明（当然也有抗争，只是背后的事情不得而知），似乎就没有了下文。这让我联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软骨症与国民性格的软弱。当外敌入侵时，既没有官方有组织的顽强抵抗，也没有普通百姓组织起来捍卫家园，而是任人欺凌由人宰割。我倍感失望和感伤，也很难释怀。

在苦苦思索后，我联系了读书会的几位朋友进行讨论，希望我们能就此一强权者意在掐断自由知识分子喉咙的严重事件，公开表明我们的态度。会上，大家讨论了通过网络呼吁和法律程序向官方施压的两种途径与可能性，希望学堂争取如冰点复刊那样的结果。 于是，唐律师提议请华明律师执笔起草一份正式声明，并在海内外征求公开签名。华明花了两天时间，便将草稿一挥而就。大家看后都很满意。因为事不宜迟，次日便由吴伟电邮给刘晓波刘军宁范亚峰等人。他们在文字上略作改动后，便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各方人士签名。后来大概有一百余人签名，并对外公布。因当初考虑到现实影响力，倡议大家签实名而非网名。加上学堂的突然关闭，学堂网友大部分失去了联系途径，故主要是征求了一些比较有知名度的人士签名。这便是容止君现今从网络海底打捞出来的“百名知识分子就世纪中国网站被关闭的呼吁书”。

初稿发出后，我觉得还有一些需要补充，于是赶紧给老吴发邮件，希望做些补充。原文如下：

“紧急建议    读罢呼吁书颇受感动。我紧急建议如下： 第一，   在呼吁书的最后明确写出我们的具体要求和呼吁：一、要求执行关闭任务的北京电信部门，给社会公众和广大网民一个负责任的解释，公开说明关闭世纪中国和世纪学堂的理由，即世纪学堂和世纪中国的哪一篇文章哪一处内容，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是什么部门命令北京电信部门强行关闭世纪中国与世纪学堂，有什么法律依据？二、呼吁官方和民间共同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通过真诚的沟通与对话，保持宽容与克制，共同促进一个和平、理性、宽容、和谐而有活力有竞争力的社会的形成；三、呼吁海内外华人社会与国际社会关注并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渐朝着一个开放、自由、民主与负责任的大国的方向努力。 第二，   建议尽可能多地考虑各种不同背景的知名人士的参与，比如季羡林、茅于轼、吴敬琏、余英时、方励之、徐文立、王希哲、黎安友、杜维明、汤一介、钱伟长、李敖、厉以宁、朱厚泽、鲍彤、林牧、胡绩伟、龙应台、张维迎、高尔泰、苏绍智、郭罗基、郭 雄、曹思源、王蒙、高xx、黄翔、北岛、何清涟、何博传、韩少功、陈奎德、王元化、朱学勤、王安忆、章诒和、曹长青、王军涛、毛寿龙、王绍光、汪晖、王小东、王晓明、陈思和、谢泳、丁东、赵诚等等。 第三，   尽管可能上面的很多人不愿意联署，但我们还是应该征求他们的意见。                                  8月1日午后 ”

为了赶时间，晓波他们已将呼吁书散布给各路媒体，故我的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

四、绝响

后来的结局众所周知，世纪学堂终于未能起死回生，就像呼吸心跳停止的生命无法挽回一样。难道这是天意？还是定数？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渐渐淡忘了曾经的风风雨雨，曾经的喜怒哀乐。“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阴晴圆缺本是自然规律，悲欢离合亦为人间常态，勉强不得。

此后那些个知名的不知名的网友也是各奔东西，有的从此退隐网上江湖，有的还在继续努力，传播思想，交流感悟，探讨未来。尽管学堂网友们后来也分分合合，一部分先后去了凯迪、天涯、百灵等网站，还有一部分先后聚集到了慵散、麦田，后又重组了冬季、天益、学术中国，以及我说故我在，但都很难达到学堂时期那种温文尔雅，那种宽容与和谐的氛围与人气。可以说，世纪学堂的那种精神与品质，那种繁荣与风度，既是思想者的追求，也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追求永远的伤痛。

末了，忽然想起总理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愿春风传佳讯的时候，我们再来重建家园，重开学堂。学堂精神不死，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