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纵观整个意识形态专政的历史，知识分子群体实际处於整个中华民族现代悲剧的中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可以是特定意识形态的创制者、传播者，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奴隶和祭品。共产主义将意识形态统治推至极端，既强化了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专政之中的特殊地位，又将对知识人的奴役，作为向全社会强加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首选和象徵。在意识形态专政的每一个转折点上，知识分子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期悲壮的抗争，凸显了知识分子不甘屈服、追求自由的独立精神。此后，中国社会步入意识形态专政的巅峰时期，驯服乃至成为政权的帮凶一度曾是知识人维系生存的唯一可能。然而，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借助极权主义萎缩的历史契机，重振雄风，为最后彻底推倒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如果将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对“党天下”的批判和一九八○年代以解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主旨的“新启蒙”运动，看作是中国现代史上知识分子奋起抗争、呼唤自由的两大高潮的话，两次高潮的不同结局却提出了值得深思的课题。

反右之后，以独立於国家政权并具有批判意识的社会良心作为定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社会已不复存在。一九八九年以后，意识形态信仰系统解体，极权社会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当今的中国，无孔不入的极权制度虽已失去了乌托邦的光环，但知识分子却又必须面对政治高压与物质诱惑的双重困境。

如果说八十年代意识形态解构的伟大历史运动中，知识分子曾经展现了勇气、智慧和力量的话，意识形态解体之后，知识分子群体是否仍然存在呢？八十年代之后，新启蒙思潮在中国仍然生机勃勃。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儒家、新左派、自由主义等讨论此起彼伏。然而，即使是在九十年代，由西学向“国学”与“实学”的转轨，由激进向保守，由浪漫向现实的转向，也已体现出中国知识界淡出公共领域的前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类似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和九十年代的思潮辨析似已成为时代的绝响。

从世界范围来看，东西冷战结束，意识形态消退之后，知识分子已无用武之地。欧美多数舆论虽然不认为历史从此终结，但知识分子退出时代的前台似乎已经成为当今学界的共识。

有人总结，当代知识群体的隐退除了意识形态退潮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及知识分工的日益细密所导致的知识人的专业化因素之外，决定性的原因是公民社会的壮大，在很大意义上已经取代了当年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反观中国，公民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业已形成，但独立於国家政权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仍处於繈褓之中。知识分子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难道就已消失於中国社会舞台？

（编者注：此文选自作者《意识形态的兴衰与知识分子的起落》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标题为本刊所加。）

参见Didier Eribon，“D’une revolution conservatrice：Et de ses effets sur la gauche francaise”Editions Leo Scheer 2007年3月

 

一、中国悲哀的知识分子：中国悲哀的知识分子在心理上患有严重的知识分子流行性综合症。之一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二个性迷失症；之三集体失语症；之四人格分裂症；之五思想恐惧症；之六恶性的兽性抽风症；之七批倒批臭偏执症；之八“郭沫若现象”传染病。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悲哀的知识分子。

二、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悲哀、可怜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悲哀？因为，头上悬挂着随时可以落下来，而且历史上每隔七八年就真的落下一次的达摩克利斯剑。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期间，许多志士仁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鲜血和心血，走在死亡之途前列的通常是知识分子。在一九三九年山东“湖西肃托事件”中，被革命伤害和杀害自己儿女的不完整名单六十三位干部中，有五十三人是大小知识分子，佔百分之八十四。一九八六年我在项南故乡福建连城县参观烈士纪念馆时，馆长介绍：“在三十年代反AB团、社会民主党时，错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包括原连城县委书记。”“社会民主党”的标准竟然是小学毕业！文化水平达到小学毕业，当年就面临被革命吞噬的死亡命运！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悲哀。

五十年前反右派斗争中，五百万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分之十被打成右派，可能还有不止五十五万的“内部右派”。文革中，知识分子更是全军覆没，只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因此，是“封资修分子”，定性为阶级敌人。

三、悲哀的根源：在一九二六年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中就明确认定：东西洋留学生属於大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死敌”；而国内的大学生，在军阀混战时必然投入军阀队伍，是革命的“敌人”。小资产阶级是动摇的，可争取的、可分化的，即一部分会变成敌人。

当中国一九五三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被抹掉了“小”字，於是“知识分子”性质都成了“资产阶级”的皮上的毛了，又变成了“不齿於人类的狗屎堆”了。

四、冬天太长，但生正逢时：吴祖光的一本回忆录，书名是：《我的冬天太长了》。但是，他乐观地面对严酷的现实，写了条幅：“生正逢时。”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绝望的冬天，人们总幻想有一个希望的春天。我们期望，实际生活能证明：“三个代表”比“阶级斗争为纲”更为和善，“和谐社会”比“六亿人，不斗行嘛”更为人道，“全面小康”将比“反右派”“文化大革命”更尊重人权，领导人开始反复讲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将不再是纸面上的空洞口号。

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命运，也是世界上许多知识分子的缩影和特写，有命运的共性。茨威格写过：“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饱尝了以往历史有节制地分落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一切。？？凡是能想像得出的一切灾难，我们都从头到尾？？饱尝过。”我们“目击人类不可想像地倒退到以为早已被人忘却了的野蛮之中？？所有这一切兽行是我们以前的五十代人所未曾见识过的，也但愿我们的后代人再也不会容忍的。”“在这个使我们的世界在道德方面倒退了将近一千年的时代里，我们是迫不得已的见证人，这是一种应尽的义务，我们始终和时代休戚相关。如果我们能以自己的见证，为下一代人留下我们那个时代分崩离析的真实情况，哪怕是一星半点，也算是我们没有完全枉度一生。”茨威格作为时代的见证人，看透了人生、时代、历史和世界，但是他却在一九四二年自杀了。

作为历史与时代的见证人，我真诚地希望朋友们更勇敢地迎接与承受孤独与炼狱对灵魂、良心、意志？？的考验，以不同的方式尽力而为，能为十分勤劳又十分贫困、十分勇敢又十分善良、十分可爱又十分可怜的中国农民、中国老百姓、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做一些实事、好事，为我们这个既是天堂又是地狱、既是绝望的冬天又是希望的春天的现代，当好一个历史见证人。

 

导语：在中国古代，守成者阶层主要是文人；在中国当代，异军突起的是工程师阶层。但是进行政治体制的开创，并不是工程师的特长，……政治是制度化的利益协调这一法学观念，将代替政治是一个可调控的系统工程观念。

容易被观察家们忽略的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第14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政治从“革命家时代”步入“工程师时代”，这个时代在16大达到鼎盛，预计在17大上将走向尾声。

“工程师王朝”

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政治局有25名成员，包括1名候补成员。其中工科出身并有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职称的17名，占全部中央政治局委员的68%，下面是他们的学历和职称情况，凡用黑体字标出的，就是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

1、王乐泉，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2、王兆国，哈尔滨工业大学动力机械系涡轮机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工程师；
3、回良玉(回族)，省委党校大专学历，经济师；
4、刘淇，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钢铁冶金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5、刘云山，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师范学校学习，中央党校大学学历；
6、李长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毕业，工程师 ；
7、吴仪(女)，北京石油学院石油炼制系炼油工程专业毕业，大学文化， 高级工程师；
8、吴邦国，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电真空器件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工程师；
9、吴官正，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研究生毕业， 工程师；
10、张立昌，天津冶金工业学校学习北京经济函授大学经济管理专业毕业；
11、张德江，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毕业；
12、陈良宇，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建筑系结构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工程师；
13、罗干，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压力加工系学习，民主德国富莱堡矿冶学院机械铸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高级工程师；
14、周永康，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学习，大学文化，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5、胡锦涛，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站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工程师；
16、俞正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弹道式导弹自动控制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 ；
17、贺国强，北京化工学院无机化工系无机物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高级工程师；
18、贾庆林，河北工学院电力系电机电器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高级工程师；
19、郭伯雄，战士出身，解放军军事学院毕业，大专学历；
20、黄菊（已故），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工程师；
21、曹刚川，苏联炮兵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大学学历；
22、曾庆红，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 ；
23、曾培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电子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24、温家宝，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 工程师；
25、王刚，吉林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更值得注意的是，第16届中央的核心领导集体——中共中央常委会的9名成员全部是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其中工程师7名：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黄菊、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高级工程师2名：罗干、贾庆林）。如果有人想把这届执政党政府称为“工程师王朝”，还很难找到反驳的理由。

承前启后的一代

贞观10年，唐太宗在中央常委会上说：“你们说，帝王大业，是开创难，还是守成难？”

常务副总理（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冲锋陷阵，胜王败寇，没有两下子不行呵，当然是开创难呀！”

人大副委员长（谏议四大夫之一）魏徵说：“搞革命没有什么难的，人家的江山丢了，你抢来了。难的是得了天下之后不欺负老百姓。”

唐太宗笑了：“玄龄同志跟我打江山，万死一生，亲历开国艰辛，所以认为开创难；魏徵先生与我安天下，考虑的是腐败问题，弄不好江山会改姓，所以看到守成难。开创的卷子做完了，成绩还好；以后要考的是守成，同志们不能交白卷哦。”

相对于抗日与驱逐国民党，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开创；相对于旧体制的不得人心，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是开创。邓小平本来是开创派中的守成派，但毛泽东不是唐太宗，他对守成不感兴趣，他是开创专业户，搞了经济政治军事革命，还要搞文化革命，结果中了魏徵的所说的：“百姓欲静而徭役（毛泽东时代读作‘运动’）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毛泽东时代读作‘斗争’）不息”。于是，国家“衰弊”。

这把邓小平从开创派中的守成派又逼成了守成派中的开创派，他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不是“出万死而遇一生”，但他本人和他所领导的团队从精神到肉体上的折磨和牺牲，是天下共见，可表日月的。不过，改革与革命毕竟不同，改革的最大难度是在守成中开创，在开创中守成。在中国古代，守成者阶层主要是文人；在中国当代，异军突起的是工程师阶层。工程师首先是文人，但不是坐而论道的文人，他们是起而做事的文人，是操作性文人。因此，在经历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开创之后，迎来一个守成的工程师王朝，是不足为奇的。

有趣的是，在中国政治进入工程师时代的同时，西方政治则进入了律师时代，美国的克林顿和小布什，英国的布莱尔，德国的施罗德……工程师与律师有一个共同点，两个不同点。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是操作性文人；两个不同点是：律师的职业眼光是批判性的，而工程师的职业眼光则是遵从性的；律师更关心制度问题，工程师更关心“工程”问题。因此，即使是文化和精神，在中国都变成了工程问题，比如“五个一工程”。

但是，即便是执政的工程师们可能也注意到了，邓小平的开创并没有大功告成，他生前想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进入轨道，进行政治体制的开创，并不是工程师的特长，在他们的孕育下，另一个时代已在妊娠。

法学博士领衔的新生代领袖

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这些看起来像套话的政治表述，似乎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带来了实际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中国政坛也开始进入法学、经济学时代。说第四代领导人的接班团队将会在中国共产党第17次代表大会上显露雏形，可能为时尚早；但如果说下面这个名单里所列各位已经在中国政坛上露出头角，则可能不是无稽之谈：

1、李克强，1955年7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在职研究生毕业，法学学士、经济学博士。辽宁省委书记。
2、李源潮，1950年11月，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1986年获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硕士学位。1998年获中央党校法学博士学位。江苏省委书记。
3、习近平，1953年6月，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学普通班毕业，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在职研究生，法学博士。上海市委书记。
4、汪洋，1955年3月，中央党校理论宣传干部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管理科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在职学习，1996.06获工学硕士学位。重庆市委书记。
5、张高丽1946年11月，厦门大学经济系计划统计专业毕业，大学文化，教授。天津市委书记。
6、马凯，男，1946年6月生，上海金山人。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研究生毕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
7、王歧山，1948年7月生于青岛，山西天镇人。高级经济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金融学院研究生部兼职教授。北京市长。
8、薄熙来，1949年7月生，山西定襄人。198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1月参加工作。曾在北京市二轻局五金机修厂做过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后获学士学位。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商业部部长。
9、周小川，1948年1月出生，1975年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1985年在清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修经济系统工程专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10、周强，1960年4月生，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1985年研究生毕业，湖南省代省长。
11、赵乐际，1957年3月生，1977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陕西省委书记。

……

11个人中有9位封疆大吏，其中4位执掌京、津、沪、渝4个直辖市，5位生于50年代，5位生于40年代末，1位生于60年代初；有4个法学博士、硕士或学士（李克强、李源潮、习近平、周强），6个经济学或经济管理学博士、硕士与学士（李克强、李源潮、周小川、马凯、张高丽、汪洋），2个历史学学士或硕士（王岐山、薄熙来），1个哲学学士（赵乐际），有高级经济师，没有一位是工程师。

在这11个人里，领跑的好像是前4位，最大的57岁，最小的52岁，他们会在未来的政治戏剧中扮演重要角色么？不论他们的前途如何，中国政治的工程师时代肯定接近了尾声，政治是制度化的利益协调这一法学观念，将代替政治是一个可调控的系统工程观念。国家不是什么人设定的轨道上跑的动车组，而是由个人和团体组成的利益共同体。

 

最近，中国政坛上爆发了一场老年人的战争，虽然没有直接交火，但是，左右阵营的泾渭分明，炮声隆隆，而且多少都跟十七大有关系，跟胡锦涛的领导素质有关联，叫做隔山打牛。先是右派老人要求党中央赔礼道歉，进而提出国家赔偿的要求，算是首先发难。接着左派老人也不示弱。在“毛泽东旗帜网”上，登载了一封由老干部马宾牵头的七千字的公开信，签名者都是离退休的高龄老人。信中痛陈黑砖窑等种种弊端，认为改革开放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邪路”，因此要求“拨乱反正”，或者说拨“右”反“左”。

为什么说跟十七大有关系呢？因为中国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境地，而十七大将决定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故关系重大。其次，胡锦涛左右失凭，中心空虚，却还假装镇静自若，希望自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假大空骗左右不讨好，一条臭水沟而已。因之，左右两岸都对他放心不下。夫子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而，左右营垒的老人其鸣不哀，其言不善。左派老人仍然杀气腾腾，阶级斗争，而右派老人仍然铮铮铁骨，寸土必争。在我看来，这都怪胡锦涛后生无能，既不能安老，也不懂怀少，如此一来，如同挑动老人斗老人。老人之悲也。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必然的。十七大是如此重要的会议，但大多数年轻人并不关心，即使关心，也不知道如何关心。胡锦涛执政五年，政治遗产如同一个拙劣小说家笔下的幻想世界，与青年人的现实世界完全无关。陈词滥调，令人生厌。然而，老人家们就不一样了。首先，他们没有顾虑，这么一大把年纪，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其次，他们多少年风风雨雨过来了，对共产党那一套知根知底，虽说生理上老眼昏花，但政治上火眼金睛。胡锦涛那点花样岂能逃得过去呢？因之，胡锦涛最怕老年人，不但右派老人他怕，左派老人他也怕。他一定觉得，如果中国人都像少先队员一样天真烂漫，该多好啊。这个情况十分有趣：初生牛犊有顾忌，老牛伏枥不畏“胡”。

但是，中国的确到了山重水尽的地步，前路渺茫，故老马识途，老牛拉车，未尝不是一个办法。老年人是中国政治的宝贵财富，他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值得重视，因之，在十七大这个节骨眼上，一定要发挥他们的余光余热。怎样发挥呢？我们恭请老人家们带头挑起一场中国前途的大论战。文斗固然很好，可以大鸣大放大博客大辩论，趁势就把这个封闭的体制打开了。但是，武斗也不怕。前苏联的一党专制不就垮于一次左派发动的军管武斗吗？总之，中国面临一个历史性的抉择：究竟要发展民主还是巩固专制？这个决定是迟早要做的，在我看来，早比晚好。因为，早做抉择可防患大规模长期动乱于未然，虽然小规模的局部动荡不可避免。早一点下决心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胡锦涛是一个昏庸无能的领导人，难以阻挡中国社会的总体走势。这对大局比较有利。

比如，左派希望挽救一党专制，乃至恢复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我看唯一的办法是胡锦涛称帝，如此方可“拨乱反正”。但是，胡锦涛有没有这个胆量呢？即使有这个胆量，他有没有这个本事呢？我认为都没有。这就是非常有利的条件。一党专制发展到今天，光有个党组织已经不够了，还要有一个党皇帝。呜呼，一党专制，病入膏肓，没有一个皇上，谁也不听谁的，谁也不怕谁，闹来闹去，就是一党乱制，不可能长久。因之，随着形势进一步恶化，左派必然要推动一个左派人物来称帝。清末民初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拖着长辫的遗老遗少，面对新局，无论如何不能适应，先是“重振纲纪”，也搞“先进性”，这一招不灵，怎么办？下一步就是恢复帝制，于是群起建议袁世凯称帝，救党救国，顿足捶胸，痛哭流涕。今天，共产党的遗老遗少好像也强不到那里去。遗憾的是，胡锦涛没有袁世凯的本事。袁世凯“洪宪”称帝一共八十三天，胡锦涛“红先”称帝，焉能长久？

无论如何，中国还是要向前进的，老百姓要人权、要自由、要民主、要法制，十三亿人不可能永远甘心做奴才。如今老人冲锋在前，隔山打牛，拉开战幕，后生不可无动于衷，而应全面介入这场世纪大决战。言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定理。正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一定要冲破胡里胡涂的“锦涛骇浪”，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关于邓小平在六四血案中起的作用，一直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即，邓小平决定动用军队镇压学潮，是受了李鹏等人的误导。根据这种说法，89民运初期，邓深居简出，不了解学生的真正诉求，因此被李鹏、陈希同等谎报的“军情”所蒙蔽，错误的调动军队，血腥镇压了学生运动。有人甚至因此而把邓小平比作三国中受了愚弄，中了反间计的蒋干。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不符合邓小平的政治个性。

邓小平的政治个性有几个特点。其一，大事清楚、小事也不糊涂。毛泽东在1975年对唐闻生说起身后事时提到，叶剑英大事不糊涂，邓小平则是小事也不糊涂。其二，果断果敢，喜欢说了算。毛曾说过，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还能压住邓，他死了，没有人能压住他。邓自己也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其三，不妥协、不认输，像“钢铁公司”一般强硬。毛泽东曾在1973年12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军委扩大会议上，公开称赞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不妥协，不认输”，“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邓的政治个性，在他文革期间下放江西拖拉机厂时，显得无足轻重。但到了70年代末，四人帮倒台之后，这种政治个性就有了用武之地。那时在中共党内，邓小平在资历、阅历和实力方面的优势，无人可比，所以，老邓一出，谁与争锋？本来，具有这种个性的政治领袖，在有限制、有监督的权力结构下，可以成为促进中国转型当仁不让的推手。可是，邓的政治个性，在没有限制没有监督的一党专制下，演变成一言堂、家长制，并最后酿成了举世震惊的六四惨案。

诡异的是，毛泽东的一言堂和家长制随著毛泽东灰飞烟灭了，而邓小平，在清算了毛发动的将他家人整得死去活来的文革之后，继承了毛的一言堂和家长制。最经典的邓氏一言堂案例就是鲍彤所列举的六四公案。鲍彤说，一九八九年五月，赵紫阳曾获得政治局支持，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民运，但后来被邓小平一人推翻，后者决定以武力镇压。

这种“一言堂政治”，在六四期间被邓小平的政治个性推向了极致。邓小平的政治个性显示，他不是蒋干，他一点儿也不糊涂，他没有误信李鹏等人的汇报。李鹏等人像小丑一般上窜下跳，向邓小平“谎报军情”，实际上与邓内心对学潮的判断正相吻合，而李等人在运作“四二六”社论时，动作极快，效率极高，不是摸透了邓的心思，就是受到邓的鼓励。

而邓小平从学运一开始就表示反感，到后来为其定调，最后命令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平民开枪，一直是他主宰大局，一直是他“说了算”。当然，当他决定开枪时，心里可能有点儿不踏实，但即便不踏实也绝不后悔，绝不认错。他还在世时，就应当已经确认，只要他健在，只要受惠于六四的江泽民健在，甚至只要他隔代钦点的胡锦涛健在，六四就不能平反。

有些人在探讨谁制造了六四这个问题时，把胡耀邦的天真，赵紫阳的聪明，杨尚昆的权欲，李鹏的诡诈，知识分子的自私，还有学生的幼稚，一网打尽，大有让所有参与者平分六四责任的架势。诚然，许多因素许多人物起了许多作用，但是，六四屠城的主角，仍然非邓小平莫属。而邓小平以他绝不认错的政治个性、“我说了算”的一言堂和家长制，及其对中共一党专制的绝对坚持，制造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大倒退。而这个大倒退，正在使今天的大陆付出惨重的代价。

 

据报载，毛泽东和那站在坦克面前的青年，被美国〈新闻周刊〉列为本世纪具有最大影响的两名中国人。

这实在非常有趣。因为，如果不问所谓“丰功伟绩”，只就内心所崇奉的政治与人生理念，比如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而言，这两位所代表的，恰成两端——以强权剥夺个体的尊严和自由；或者，为保有内心的尊严与自由，不惜以性命相搏。

毛泽东对中国的大影响，我想，即使被害得家破人亡的中国人会承认——当然不会是“大救星”、“缔造者”等等。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某些至关重要的内心理念，一旦掌了权，会不会在具体决策上发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呢——比方说，毛泽东到底是怎么看待自由？

非常幸运的是，他年轻时和一个一起玩的朋友的一番对话留了下来。

1921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并不如后来那样，成了写进法令章程、并不时挂在穿着蓝制服的亿万中国人嘴边的八股。那时候，“共产主义”还是一种纸面上的美丽述说。

当时，毛泽东有一个好朋友，即与他联手创办“新民学会”的萧瑜。毛劝他加入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并通过革命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萧瑜当时对俄国的革命已略有所知，二人之间于是有了一场争辩——

萧认为，革命如一辆两个轮子的车子，如果失落了一支轮子，车子就会倒下并且寸步难移。这两个轮子就是自由与共产主义。萧瑜说他“反对资本主义，并且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原则；但如果人民受俄式共产主义的统治，这辆车就失去自由之轮”；

当时尚不满三十岁的毛认为靠“提倡自由而达成理想”无非痴人说梦，他说，即使只有一只轮子，只要有足够的力，照样能使革命的车子向前：“这种维持一个轮子的力，正是政治斗争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成功地保持这种力量，这就意味政治是良好的。一言以蔽之，政治实力就是不断地保持这种力量。”

萧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最应珍惜的，是“经过几百年的斗争流血，中国人所获得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他认为“如此辛勤得来的宝贝东西，必须加以悉心守卫。”

毛反驳他说，“实行共产主义，并不是说人民就没有自由啦。”

但萧当时好象就预见到了1949年之后的“毛泽东时代”，他说：“自由有好多种。人类所向往的自由与猪所享受的自由全然不同。猪也有自由，只限于猪栏之内，直到被宰杀。共产主义国家所给予人民的自由，只是猪的自由。”

毛当即举出“法”这一利器。他争辩说：“群众必须受法律控制，每一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在必要的情况下，他必须自我牺牲以成全国家利益。”我们可以看到，就在他不过是一名有志的青年的时候，“法”在他的心目中，并不是为保障自由而共同制定的相互制约，已经定型为“上而治人者”的“笼头与鞭子”。

萧瑜反对他的这一见解，虽然他那时不可能预见到“解放战争”、大跃进和抗美援朝，但他根据原理，对没有限制的权力作出了解释：“国家的权力太大了，就成了神的化身，而每一个人只是苍蝇或蚂蚁。如果国家命令某些人去杀死国内的另一些人，他们必须照办。如果国家要人民吃少一点，人民就必须吃少点。如果国家要人民死，就死。与国家相比，个人就根本不成为东西。”

毛认为国家嘛，就不能各行其是。他争辩说，“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实行一种新民主。”

萧当时不可能想象出这“新民主”就是后来毛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他只好以俄国为例：“以俄国的共产主义来说，与其说是新民主，不如说是新极权更为恰当！今天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比中国历代最暴虐的皇帝还不如。”

毛争辩道：

“这不是暴虐不暴虐的问题，而是身为领袖者是否有魄力的问题。”接着抒发起自己的理想：“如果领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就不可能推行他们的计划。领袖的权力越大，就越容易使计划实现。为了改革国家，有一些人必须牺牲。”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后来确实就是这么作的，不必说政治对手和底层百姓，就连他的战友们，也一个个给牺牲掉了。

萧说：“我不同意牺牲某一部分人以帮助另一部分人的原则。更不同意牺牲每一个人以使未来的世代获得一种虚无飘渺的远景。”

毛反驳说：“如果我们斤斤计较这些小事情，社会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不会实现的！ ”

萧说：“如果我们能在一千年内进入理想的社会，就应该心满意足了。”

具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则说：“我佩服你有等待百年千年的耐心。我十年也等不及。我希望明天就达到目的。”

三十年之后，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但给中国百姓带来的又是什么呢？

 

民族主义符号长城，最近再次成为一场喜剧的中心。2006年1月3日，新华社发布电稿，宣称世界七大奇迹正在重新评选，中国长城榜上有名。但这则新闻当时并未形成大的波澜。今年5月28日，八达岭长城管理当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宣称目前长城的票数位居第八，于是“中国长城将无缘新七大奇迹”的消息，才开始被媒体广泛炒作，在民族主义社群里，形成戏剧性的舆论反弹。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急不可待地发言，称“该活动属非政府民间行为，有商业活动在内，主办方也不是法定的国际组织。”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长罗哲文也质疑这是“一场商业操作”。单霁翔甚至宣称，对此评选活动既不抵制，也不会组织投票。

这些政府官员和专家的言论，煽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否决运动，还有网友发文揭露评选内幕，甚至连该基金会的“皮包公司老底”都摸得一清二楚，而长城入选这样的组合，简直就是莫大的“耻辱”。更有网民在网上发帖，掀起轰轰烈烈的“抵制”运动。这种浓烈的酸葡萄意味，跟入选的渴望发生激烈冲突，民族主义者再次陷入了集体性精神分裂。

毫无疑问，无论发起者是谁，面对长城入选危机，，最合情合理的方式，就是鼓励民众投票以扳回败局，这既符合游戏规则，也能体现大国风度。但有人竟宣称“不会组织投票”，并以釜底抽薪的方式，通过否定基金会的合法性，来达到否定评选结果的目的。这种迷信威权、自我闭关的鸵鸟政策，再次暴露了文化管理官员的精神弱点。

但中国移动和网通还是向网民提供了高价手机投票（1元1票）的机会。高校学生大批卷入，仅一个月时间，事态就发生戏剧性转变，世界“新七大奇迹”在7月7日揭晓，长城因得票最多而名列榜首。这项结果出乎官员的意料，却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在玩投票游戏方面，显然没有任何国家能跟中国匹敌。仗着人口基数的绝对优势，又经历了超女和好男儿海选的演练，中国人将在所有投票事件中稳操胜券。

此后，中国媒体再掀炒作浪潮，把一个先前判定为“非权威性的商业活动”，又一次弄成了民族主义的狂欢盛典。要不是联合国官员批评该次评选因非洲缺席而“有失公正”，这场自相矛盾、自扇耳光的喜剧，还将继续喧嚣下去，因为它终究满足了民族主义的精神饥渴。

耐人寻味的是，被指斥为“商业性运作”的评选机构没有拿走中国人的钱财，倒是鼓噪投票的中国长城学会和两家电信公司，得以从中渔利，饱赚了一笔。但长城修缮和保护的危机，却始终高悬在国人头上，犹如一把犀利的宝剑。

长城问题却再次成为我们关切的焦点。这座庞大的建筑物，过去一直是专制主义的象征，表达奴役人民和精神专制的帝国立场；但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聂耳和闻一多等人的书写，却转变为民族尊严的伟大象征。这种语义的剧烈滑动，构成了长城价值的两重性。

本次长城评选事件，重申了它在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作为历史遗存的砖石长城，正在面临被严重拆毁的危机，亟需沿线各地政府承担起护卫的职责，但另一方面，作为专制象征的精神长城，却颇有加以仔细甄别的必要。在高唱长城的民族价值的同时，千万不要遗忘孟姜女的哭泣。一个秦代农民工妻子的眼泪，痛切地指证了城墙杀人的暴行。这是何其感人的民间传说，向我们揭出长城的黑暗语义。无独有偶，与长城一同入选的其他奇迹如金字塔、斗兽场和泰姬陵等，都建造在大量尸骨之上，并且都是暴政的产物。这就是古老文明的残酷代价。

一方面是民族主义的伟大象征，一方面是极权国家主义的阴郁符号，长城的双面性已经昭然若揭。而在颂扬长城的同时，它的负面价值却一直缠绕着我们，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隐形障碍。看不到这点，就无法对长城做出全面正确的评估。

长城曾被秦始皇和朱棣两次打造，这两个著名的暴君，犹如一对跨越千年的孪生兄弟，把暴政的文化基因植入了长城，令它的每一块砖头，都染上农民工的鲜血和苦难，比现今的山西黑窑，更为黑暗暴虐。而那些导游词和教科书，一直企图回避这个真相。不仅如此，作为冷兵器防御体系的主体，它是中国人的马其诺防线，从未阻止过北方入侵者的大规模南下，反而成为中国人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心理屏障。它的心灵意义，远远超过了军事价值。在七大奇迹事件之后，重新反思长城的这种双面语义，对国人正确解读和保护“文化遗产”，应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人大极严重的失职

山西黑窑童奴案曝光，海内外舆论滔滔。尽管六月十五日以来，胡温中央和山西、河南的地方当局作出了一系列动作，然而，鉴於黑幕的进一步曝光和救援奴工的低效，鉴於至今山西、河南两地的高官中无人辞职，更鉴於官方有意回避悲剧的制度根源，民间舆论仍然不依不饶，继续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问责，进一步反思黑窑案的制度和道德的根源。

在民间的追问和反思中，中共人大制度及其代表自然成为主要对象之一。直到胡温作出批示十天后，中共人大终於出面了。据新华社二十四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在审议「劳动合同法草案」时，一些人大常委高调抨击「黑窑」事件。常委会委员丛斌说：「「黑砖窑」事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应发生的悲剧。劳动合同法草案通过后，应在全国大力宣传、认真贯彻执行，避免再次发生类似「黑砖窑」这样的事件。」另一常委会委员郑功成表示：「最近发生的山西「黑砖窑」事件让大家深深地感到，最高立法机关发出这样的信号是非常必要的。」

我认为，海内外对黑窑奴工案的强烈关注已经半月有余，号称民意代表和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才出面关注，实在是过於迟到的表态，很有点「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忸怩。事实上，无论是黑窑案曝光之前还是曝光之后，全国人大和山西、河南的地方人大的无所作为，都是极为严重的失职。

人大制度的缺陷

巧合的是，在此次黑窑事件中，有两位人大代表颇受瞩目，恰好从正反两方面凸显中共人大制度的缺陷。

一位是黑窑主王兵兵之父、曹生村原党支部书记王东记，他是洪洞县两届人大代表。「黑窑」案发后，王东记因在王兵兵「黑砖窑」案件中涉嫌违纪问题，被撤销村党支部书记职务，但该县人大并没有启动罢免其人大代表资格的程序。只是在曹生村五十名村民代表联名给洪洞县人大常委会写信，要求罢免王东记的县人大代表资格之后，县人大才於六月二十二日作出罢免王东记县人大代表的决定。

一位是湖南省石门县新关镇人大主任、省人大代表陈建教先生，他曾孤身一人与黑窑进行过长达九年的搏斗.早在一九九八年，他就凭着个人良知和省人大代表的身份前往山西，解救出上百名黑窑奴工，其中也有多名童奴。当陈建教经过长期的孤军奋战而感到无能为力时，他想到了求助於胡温中央。二○○六年九月八日，他直接写信给温家宝总理，为了从总体上解决黑窑奴工问题，建议中央政府在全国开展一次整治「黑砖厂」的行动，全面解救被囚禁的奴工。然而，这位省人大代表却没有得到来自温家宝或中央相关部门的任何回音。

帝制时代，严重的天灾人祸发生后，皇帝本人会下「罪己诏」，严惩「消灾免祸不力」的官员，有时连老臣和皇亲国戚也决不刀下留人。在中共治下，无论发生多么严重的公共灾难，被问责的永远是下级官员，而作为最高决策层的政治局常委决不会被问责。所以，中共特色的政治问责，与其说是追究责任的纠错机制，不如说是用替罪羊来卸责的机制。也就是，每当政府犯下重大罪错造成重大公共灾难之时，最高决策层为了平息社会义愤和推卸责任，低层级官员就将作为替罪羊被抛出。

只要没有独立於行政权力的议会，体制性的监督和问责就是一句空话。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的中共政权，尽管也时不时地唱唱政治改革、党内民主的调子，三代党魁的说法也有区别，但他们在坚决拒绝西方三权分立上的态度则高度一致。

对官权失职渎职无所作为

曹生村黑窑主之父、该村党支部书记王东记做了两届县人大代表，不过是官员人大代表中的最小官职而已。近年来，因腐败而落马的局级以上的官员中，几乎全是各级人大代表；其中的省部级官员都是全国人大代表。二○○○年九月十四日被执行死刑的大贪官成克傑，案发前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

所以，在中国，人大监督的缺席由来已久，人大制度建立的历史有多长，监督缺位的历史就有多长，而人大监督的长期空白，恰与政府滥用权力的由来已久相互配合。当人大的制度性监督完全缺位，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就只能寄希望於个别代表的良知。正如独裁制度下的廉洁，只能寄希望偶尔有清官出现.

所以，在此次黑窑奴工案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大的几百万人大代表中，只有陈建教这么一位省人大代表有所作为，而其他的人大代表却对如此骇人听闻的罪恶不闻不问，对各级官权如此恶劣的失职渎职无所作为。截止本文完稿时，我只看到一位山东籍全国人大代表王全傑通过电子邮件向山西省长于幼军提出「籲请山西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厅厅长辞职的建议」。

这样的人大，还有什么资格声称自己是民意机构和最高权力机构！

这样的人大代表，还有什么脸面宣称自己代表民意！

所以，在对党政权力的监督上长时间无所作为，才是中共人大的实质.而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山西黑窑奴工案的关注，不过是在胡温中央作出「亲民秀」后的又一次奉旨表态而已。

二○○七年七月一日於北京家中

首发动向月刊2007年7月号

 

一则《读书》主编换人的新闻，使这本已有28年生命的期刊再度引起世人的关注。这些年来，围绕《读书》主编的价值取向、癖好有不少议论，《读书》的订户、读者不断流失也是不争的事实。《读书》在创刊之初就有自己比较清楚的定位，那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上世纪80年代曾经引领潮流，占尽风光，在读书人中有着良好的口碑，可以看作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期刊，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惯性下，10年来尽管在办刊方向、文风等方面有了很大变化，但还是吸引着一部分忠实的读者。有关《读书》的是是非非恐怕还不到细说的时候，我关心的是，在今天市场化和泛娱乐化的夹缝当中，包括《读书》在内的思想文化期刊能走多远？

毫无疑问，在这个人心浮动的时代，多数人留意的是实用的发财术、升官术、保健术，只有“暴富指南”、“娱乐宝典”之类能吸引他们的目光，既无实用价值、又无娱乐效应的思想文化期刊对大众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早已是不能承受之重。也许一本期刊创造一个时代，一言而为天下法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文化类期刊从此要退出历史舞台，一本有着自己独立追求的期刊，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通过编者、作者、读者之间的相互砥砺、相互激发、相互讨论，良性互动，潜移默化，依然可以在培植新的社会风气，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有自己的作为，从而影响时代的面貌。远的不说，即便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东方》、《方法》等人文思想期刊，感受时代的呼吸，抓住时代的真问题，都曾引发读者广泛的共鸣，并以各自独特的品格载入了中国期刊史和中国思想史。它们的陨落或许各有原因，但它们的命运惊人的相似，《读书》能幸存至今已是一个异数。

要办好一个期刊尤其是思想文化期刊，固然离不开外在的社会空间，缺乏健全的制度保障，生存尚且成为问题，遑论其他。但是，一个人、一个期刊的力量毕竟有限，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改变外在空间。因此，作为办刊者能不能、能在多大程度上守护自己内心的空间，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能以陈寅恪的十字真言坚守内心的空间，即使外部空间有着层层限制，也能够在螺丝壳里有声有色地做自己的道场。从这个意义看，“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决不是诗的夸张。何况，外在空间并非永远一成不变的，两者之间实际上也是相辅相成甚至此长彼消的。能否坚守内心空间的关键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学问和才气，而取决于他们的诚意，对自己脚下这块土地的诚意，对人类基本价值的诚意。有了这样的诚意，就有可能言人之未言，言人之欲言，就会找到自己的方向感，而不至于迷失在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的俗世诱惑中。有了这样的诚意，才会有责任感，才会有忧患意识，才会有批判眼光，才会获得站在时代前面乃至超越时代的勇气，这种勇气当然不是李逵式的匹夫之勇，而是“温柔的坚持”自己所信奉的价值，任何时候都能听从良知的召唤，竭尽所能地守住做人的底线，不苟且，不因循，不伪饰。没有这样的诚意，即便文字游戏玩得如何漂亮，学术游戏玩得如何高妙，那也不过是没有生命的花朵，无论看起来多么娇艳，终究是塑料花、电子花。

当年办《大公报》成功的报业巨子胡政之一再苦口婆心地告戒大公报人，在一个变幻莫测的大时代里，要牢记“操心危，虑患深”这两句话，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要有无比的自信和无穷的忍耐，下笔之时要避免呈一时之快，切忌嬉笑怒骂，而是要言之有物，也就是要有诚意。一个人有了诚意，即便批评也是建设性的，是从公心出发的。一个人有这样的诚意，就可以在坚守内心空间的同时拓展外在空间，脚踏实地，得寸进寸，细水长流，最终汇入滚滚东去的时代江河。《读书》等思想文化期刊到底能走多远，归根结底还是要看主事者的有没有这种诚意，看他们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这种诚意。

 

——可以理解陈用林 却不能理解华社

中国前驻澳大利亚外交官陈用林6月3日到12日对加拿大4个城市进行访问，他在包括首都渥太华国会大厦新闻发布会等处，多次公开表示，中国内部文件披露中国驻外有大量间谍和线人，他并指出，像覆盖全球的华人组织”华联会”、”促统会”等团体都是中共操控的政治工具。陈用林并表示，中共在海外华人社会建立了许多外围组织，进行操控，目的是为国内的政治服务，这些做法使得海外华人社会被离间和分裂。

现年39岁的陈用林，是前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总领事馆政治领事，一等秘书。他在2005年5月26日出走，并在2005年6月4日悉尼六四纪念活动中首次公开露面。2005年7月8日澳大利亚政府向陈用林及其家人给予永久居留权，陈用林和妻子女儿居住在悉尼。

笔者应邀主持陈用林于6月11日在多伦多的公开演讲会。当地中国大陆移民开办的网站《加国无忧〉于当天，发表了一篇由网站老板赵平波亲自执笔的文章”可以理解陈用林，却不能理解盛雪”。文章说：”对于陈用林，我完全可以理解，他是走到了这个地步，是不这么做不行了。而对于您，盛雪女士，笔者却不能理解：我们都生活在加拿大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会去相信在我们加拿大华人中，居然会有上千名间谍呢？这意味着，我们百万华裔人士中，间谍的比例高达千分之一。”

赵先生先在文章中谈了对陈用林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转变: “对于陈用林，我当初最无法理解的是，此君为何要叛逃？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他做出了何等”壮举”，以至于中共当局要”迫害”他，以至于他不得不叛逃？事实上，他完全可以选择”装病”或其他原因，先回国去，然后再找机会出来，实在没法子正式移民，先当一阵子难民也不妨——中国目前已经开放到了这种地步了，这应当不难：我就知道有一位前中国驻加拿大的外交人员目前成了中加贸易的生意人，他目前并未移民加拿大，但他若想混个加拿大身份，可以说是易如反掌。陈用林为何不这样走正道移民出来，却要采取叛逃的方式让人唾骂？这的确难以让人理解。”

赵先生的意思是，他理解不了为什么陈用林竟然会因为看不下去别人受迫害而叛逃；为什么傻到要自断发财升官的康庄大道；为什么不像他认识的那位中国驻加拿大外交人员，做中加贸易的生意人两面通吃。赵先生说陈用林选择脱离中共是：”如某一对”狗男女”，不是离了再结，而是偏偏要选择私奔……。”所以他理解的陈用林是”人生的一步棋一旦走错，接下来也就只好将错就错了”。

接下来，赵先生在说到对本人的不理解之前，洋洋洒洒地费了些笔墨说，虽然和本人从未谋面，却拜读过不少文章，所以肃然起敬等等。赵先生说：”然而，令人惊讶异常的是，这么一位让笔者钦佩的女中豪杰，怎么会成为如此令人鄙视的陈用林演讲会的主持人呢？这实在是荒诞不经的”加拿大有一千名中国间谍”，怎么会让盛雪女士相信呢？忽然之间，笔者对盛雪女士，又不得不另眼相看。””这实在是让我无法理解。所以，我昨天在给盛雪女士的电话里，还斗胆问了一句：你是否拿了什么机构组织的钱，要求你盛雪女士”逢中必反”，以至于”加拿大有一千名中国间谍”这事，你也只好力挺？结果，电话那边，盛雪女士非但没有生气，反倒发出一阵”咯咯”的、像年轻少女般的悦耳的、清脆的笑声：”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的确，一位连百万巨款都不为之所动的坚强女子，怎么会为了几个小钱而动摇自己观点呢？”

文章登出后两天内就有 102 条跟贴和评论。其中大部分是支持赵平波提出的论点的。现摘录几条如下：”为了国家的利益有再多的间谍也无所谓！难道别的国家在中国的间谍就少了？”；”陈和盛都是混饭吃的，只不过混的是反华卖的是自己的同胞的生命和幸福。”；”支持老赵，姓陈和盛又不是共党谍报部门出身，又不是安插在加拿大谍报人员，没有组织活动，何以得知1000人间谍在加，显然是自已凭想像拟加上去的！”；”1000人间谍之说对华人是有伤害的, 我们应向加拿大官方发出反对的声音, 从”法理程序上”反对”间谍”说。”

当然其中也有提出不同意见的：”我已讲的很明白了,每一届的主席都要到使馆汇报.客观上就是线人 ,如果按使馆的命令办事,就是间碟。”自己的国家是自己的母亲” 没错，自己的国家不好,那我们就把她变好。在国外几年,你也应该明白党和国家不是一回事。”；”我不是条反华的狗! 我是反共的人,只有张口就骂人的没素质的,才是。”

我对陈用林不但理解而且深深佩服。陈用林在许多场合都说明了他为什么选择不继续作中共的外交官，而作一个普通的自由人的全过程。真实感人。今天的中国社会可以说到处充斥的是物欲横流恃强凌弱的社会价值；中共利益集团利用强权大肆搜刮掠夺人民财产，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官员的全面腐败已经让全社会习以为常，多少人为了顺手捞一票拼命要挤上顺风车。陈用林在这种背景下，决意背弃这个党，放弃自己的官运仕途，丢掉手上已经获取的权力和利益，需要何等的大智大勇，需要何等的公益悲悯。

他说，中共的外交官不是人干的。这话道出了他的清高和正派，点透了他的善良和正义。如果有点基本道德和常识的人都得承认，为中共这个独裁政权效忠必须放弃良知、泯灭人性、善恶不分、助纣为虐，要跟着它的政治需要走，不管是伤天害理还是谋财害命都得做。在中国历次的政治迫害中，一批批官员手上都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陈用林决意和这样的政权分道扬镳，是不想做一个工具，一个渐渐丧失人性的”外交官”，而决定作一个干干净净的自由人。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

不好理解的到是那些不理解陈用林的人。他们觉得陈用林不够精明。外交官是多少人要拼命捞取的政治地位，它能带来多少利益？他们认为陈用林不够冷血。迫害民主人士，迫害法轮功和你有什么关系，又没迫害到你头上，你何必见义勇为，牺牲自己的利益呢？他们认为陈用林不够犬儒。今天的中国大家都对罪恶视而不见，都在趁火打劫，都在同流合污，凭什么你要撕掉蒙眼的黑布，打破潜规则。

陈用林多次申明，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有一千名中国间谍的说法，正是中共内部文件披露的。陈用林在多伦多的演讲会上引用一份他从悉尼领事馆带出来的文件，文件记载到：”我国在澳大利亚有1千名特工和线民，他们所做的贡献……。” 陈用林解释说，间谍一词是特工、线民、和专业间谍的统称。陈用林还向观众展示了一份2002年12月23日，名为”侨领组情况反映”的悉尼中领馆内部文件。 上面写着：前来参加我领馆招待会的华人服务社某某某和某某某，向我反映了”法轮功”分子伺机渗入当地侨界的情况……。”记录的文件有些是是口头报告，有些是书面报告，而且都是要留档的。有些被认为重要的信息会直接发电报或传真送到外交部和国内有关部门备案。他指出，中共正是为了彰显自己在海外统战的功绩，将所有为当局提供信息的线人都记录在案进行统计。陈用林并以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为例，说明中共在向海外派驻间谍发展线人的做法上不计成本。

所以，笔者认为，更不好理解的是那么华人社区的所谓社团领袖们。大部分中国人都是经过千辛万苦来到西方民主国家，不论具体是因为留学、经商、探亲，还是什么原因来到加拿大的，基本上都是为了换个生活方式，多一份自由，少一份压制；多一份民主，少一份强迫；这应该是绝大多数移民的想法。但是，中共为了在继续海外控制人民，操纵设立一些社团，树立一些所谓华社领袖。这些头头儿们为了讨好使领馆，争相恐后到使领馆汇报工作，提供所在社团成员和侨社华人的信息，致使许多人，虽然来到民主国家，还是噤若寒蝉，不敢说不敢动，不敢表达真实思想，不敢对共产党进行揭露，生怕被打了小报告，影响了回国探亲，两地贸易等。

我建议，那些华人社区组织成员们，都应该义正词严地质问一下你们组织的领导，有没有将你平时的言行汇报给使领馆，看看有几个跟着使领馆跑的社团的头头儿能够理直气壮的说：没有。

所以，不可理喻的是这些人，他们为了诸如能够被邀请回国免费考察访问，能够在中共领导人来访时被安排合影拍照，能够获取经商的方便和特权，能够得到当局的器重施以好处，总之是为了个人捞取利益，不惜出卖同胞利益，为共产党控制华人效力，当特工线人。这样的间谍并不是人们一般理解的针对当地主流社会，窃取经济、军事、科技情报的，而是针对华人自己的，是共产党国内的政治斗争向海外的延展。这些人自己不好好珍惜在自由民主国家的生活方式，反而为了一己私欲继续为共产党集权统治卖命，不惜分裂社区，制造仇恨，连累普通华人民众，让当地社会对华人侧目抵触。

中国到底在加拿大等国有没有千名线民和特工？我们只要想想我们当年的街道居委会大婶大叔、单位的政工干部、机关的人事部门领导，还有身边到处都是随时随地主动自觉向组织汇报工作的积极分子。他们都是共产党控制社会所依靠的力量，他们都是积极主动向公安、国安随时汇报情况的线民和特工。

东欧共产集权垮台后，披露出大量惊人的事实，显示哪里的共产党都是利用军、警、宪、特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严密控制。这里只以东德为例，将近四十年的恐怖统治，东德特务机关的档案室规模令人叹为观止。位在东柏林的国安部总部，光人名卡片索引就有五百多万张，等于被刺探的”受害人”有五百多万人，连同十三个分部的文件、影像和声音档案，排列起来足足有一百八十公里长。东德的情报局（Ministerium fuer Staatssicherheit，简称Stasi）”Stasi”的正职人员共有九万一千人，另外还有上十七万五千名的业余线民，而东德的总人口是一千八百万，也就是说，特工和线民占了东德总人口的1.5%。可以说，东德政府监控人民撒下了天罗地网。显然，中国共产党比东德共产党统治时间更长，发动人民的能力更强，控制社会更有效率，手段更严密高超。说中国人的社会圈子有千分之一的共产党线民特工，应该不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数字吧。

2007-7-2

首发动向2007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