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意识形态专政的历史，知识分子群体实际处於整个中华民族现代悲剧的中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可以是特定意识形态的创制者、传播者，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奴隶和祭品。共产主义将意识形态统治推至极端，既强化了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专政之中的特殊地位，又将对知识人的奴役，作为向全社会强加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首选和象徵。在意识形态专政的每一个转折点上，知识分子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期悲壮的抗争，凸显了知识分子不甘屈服、追求自由的独立精神。此后，中国社会步入意识形态专政的巅峰时期，驯服乃至成为政权的帮凶一度曾是知识人维系生存的唯一可能。然而，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借助极权主义萎缩的历史契机，重振雄风，为最后彻底推倒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如果将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对“党天下”的批判和一九八○年代以解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主旨的“新启蒙”运动，看作是中国现代史上知识分子奋起抗争、呼唤自由的两大高潮的话，两次高潮的不同结局却提出了值得深思的课题。
反右之后，以独立於国家政权并具有批判意识的社会良心作为定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社会已不复存在。一九八九年以后，意识形态信仰系统解体，极权社会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当今的中国，无孔不入的极权制度虽已失去了乌托邦的光环，但知识分子却又必须面对政治高压与物质诱惑的双重困境。
如果说八十年代意识形态解构的伟大历史运动中，知识分子曾经展现了勇气、智慧和力量的话，意识形态解体之后，知识分子群体是否仍然存在呢？八十年代之后，新启蒙思潮在中国仍然生机勃勃。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儒家、新左派、自由主义等讨论此起彼伏。然而，即使是在九十年代，由西学向“国学”与“实学”的转轨，由激进向保守，由浪漫向现实的转向，也已体现出中国知识界淡出公共领域的前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类似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和九十年代的思潮辨析似已成为时代的绝响。
从世界范围来看，东西冷战结束，意识形态消退之后，知识分子已无用武之地。欧美多数舆论虽然不认为历史从此终结，但知识分子退出时代的前台似乎已经成为当今学界的共识。
有人总结，当代知识群体的隐退除了意识形态退潮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及知识分工的日益细密所导致的知识人的专业化因素之外，决定性的原因是公民社会的壮大，在很大意义上已经取代了当年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反观中国，公民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业已形成，但独立於国家政权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仍处於繈褓之中。知识分子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难道就已消失於中国社会舞台？
（编者注：此文选自作者《意识形态的兴衰与知识分子的起落》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标题为本刊所加。）
参见Didier Eribon，“D’une revolution conservatrice：Et de ses effets sur la gauche francaise”Editions Leo Scheer 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