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菲丽丝：接到你的来信很高兴。不过，你说老公当了海滨度假营的老总，其小蜜当了财务总管，你默认并接受了她给你提供的小白脸，我又很不高兴。原因是，不是吃醋，不是恼怒你对我肉体的背叛，而是担心你这么做，引狼入室，今后受制于人。你不晓得夜郎的那个农夫，就是英明领袖花主席，因为怯于情面，接受推荐，将永不翻案的盾小瓶扶上台，最后自己被赶下台的。连足智多谋的老人家看了他的检查，也相信了他永不翻案的誓言，而放了他一码呀！照你这么做，总有一天，你老公的小蜜做正宫娘娘，你只好当个妃子。搞不懂的是，你偷野食，为啥不自力更生，而让老公的小蜜提供货源呢？

你来信中十分关注夜郎的盾小瓶和落四学潮，并希望我能谈谈看法。这叫我怎么说呢？你晓得我的强项是赌博，其次是挑河泥、刷油漆，再其次是写作，具体是写小说。对政治是门外汉，许多政治知识，包括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不瞒你说，都是从刘晓波、陈奎德、胡平、王力雄等先生那儿得到的。再者，我对政治缺乏兴趣，过去也给它弄怕了。文革时期，我们吃辛吃苦免费帮老人家打倒刘少奇，最后老人家过河拆桥，将我们发配乡下。政治这种肮脏，我算领教了。

所以落四开始，我只是旁观者，我认为，这不是推翻供采当的运动，甚至也不是民主运动。它不过是反官倒、反腐败，对取缔西单民主墙、严打、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不满的反弹，不过是党内元老派跟开明派的斗争在社会上的反映，或者说社会思潮和人民的期望激起了党内斗争。中央各部委、各地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声援学生，学生把朝老人家肖像扔鸡蛋的三个湖南人扭送派出所，另外，党内不少权贵和将军反对镇压，也证明了我的看法。当然落四的民主意识十分明显，比如矗立于广场的自由女神雕像，的确让人振奋。

这次盾小瓶的女儿说镇压落四，应该集体负责。言外之意，邓氏家族不想独吞镇压落四这个功劳。在我记忆里盾小瓶可不这么谦让，他赶走了华阁峰，立在敞篷车上，独享了天安门检阅的荣耀，他玩弄胡耀帮、赵之阳，嘴说废除终身制，可军委主席的宝座一直坐到不能动弹，他的确是个垂帘听政的老手，的确是个出色的太上皇！

面对落四学潮，他不学为了国民党的前途，主动下野的蒋介石，或者作电视讲话，向全国人民认错，也不是放手让赵之阳处理，而是不顾党内反对，大开杀戒。拆穿了说，盾小瓶就是为了一己私利，不肯下台，他废黜华阁峰、胡耀帮、赵之阳，玩弄权术，不过十余年，就将供采党推向了危险境地，将解放军推向了与人民为敌的境地。他光天化日用拖拉机和开花弹镇压学生，谁能说这是供采当的集体意愿？秦始皇坑儒，亦是以阴谋手段骗儒生去山谷里的呀，老人家杀AB团也是在江西乡村里的呀！而盾小瓶居然在京城大手大脚的干！纵观历史，还有谁够得上他的辣手！

每个在位的权贵和公务员扪心自问，内心可同情九泉之下的学生？据我所知，有许多在位的官员和衙役，本身就是落四事件的参与者。参与落四的学生、干部、群众，很多是当团员，估计广场上的学生，还有那些勇敢站出来讲话的知识分子，至少70％是当团员。方励之、严家其、万润南，郑义等，估计他们都是供采当员。在我眼里，落四参与者与当今在位者，其实是党内两派，其实就是一根藤上的两只瓜！如若不信，放眼四望，流亡海外的反对派，有几个不是供采当出身的？刘宾雁、林牧、胡绩伟、李锐、鲍彤都是党内的高层干部，甚至异教徒的教主原来也是供采当员。

镇压落四，跟老人家在江西镇压AB团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一己私利，而且都是打了供采当的旗号。供采当成了粪坑，什么粪便、什么脏物都往里面扔，供采当怎么会不臭呢？大家这么利用供采当，供采当不成了揩台抹凳的抹布了吗？拖黄包车的父亲生前常对我说，“儿呀，供采当是穷人的政党！”可这个政党给多少野心家、阴谋家利用呀！愚认为，供采当不是妓女，不应该让这么多的人糟蹋，唯有把各种罪责落实到嫖客身上，供采当才能保持自己的清白之身。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邓氏家族享受如此之多的荣耀，杀了这么多人，理应买单。当然可以暂时赖账，因为夜郎的前任后任囿于恩情，均是他们的保护伞。但要免除清算，只有向全国人民认罪，向受害者认罪，向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们认罪，向王丹、刘晓波、江棋生们认罪，并且应该以全部家产作为落四的首笔赔偿，这样才可能获得当事者的饶恕。说真的，邓氏家族这么多年喝了不少蜜糖，盘点一下存款，估计要好多个亿了，应该像夜郎的股民那样获利回吐了。

菲丽丝，这个话题，我也说不好。你不妨看一下我以前的拙作《我眼中的邓小平》和《赵总书记不吃烂狗屎》，复习一下《跟裸女聊绿肆赔偿》，以加深印象。

时间不早，老婆催睡觉了，今天就写到这儿吧。永远爱你！菲丽丝！我的爱！

你的陆文GG
2007、6、30

 

近两天，不断有记者打电话采访，大都是问：《炎黄春秋》发表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的文章《国务院大院的记忆》，公开赞扬长期被封杀的前总书记赵紫阳，是否意味着中国政治气候的转暖？

众所周知，赵紫阳的名字与六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是因反对太上皇邓小平的屠杀决策而下台，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所表现出的政治良知，是中共建政以来最高决策层中的最大异数，也是必将载入中国自由史册的标志性人物。所以，自六四以来，赵紫阳已经被中共官权视为“叛徒”，他的名字变成敏感的禁区，已经在大陆媒体上消失多年。《炎黄春秋》敢于突破敏感的禁忌，发文公开称赞赵紫阳，在大陆媒体上尚属首次。更何况，该文还是前副总理公开赞扬被软禁到死的前总书记，让外界产生善意的联想或期待，并不让人奇怪。

但是，从胡温官权的角度讲，如果把此文解读为启动政改或解决六四问题的征兆，那么外界的善意期待必然很快落空。正如2005年11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也曾让海外舆论热炒了一阵，但至今见不到任何政治改革的征兆。所以，这样的政治开明秀，不过是胡温政权的花拳绣腿，其最大的意义，是胡温政权对胡耀邦的良好声誉的机会主义利用，以此来笼络党心民意和塑造开明的国际形象，而与启动政治改革或解决六四问题完全无关。

外界很少注意到，《炎黄春秋》公开发表田纪云赞扬赵紫阳的文章，与胡温政权召开纪念胡耀邦座谈会完全不同，决不能从官权的角度来解读，而只能从民间自发拓展言论空间的角度来解读。《炎黄春秋》的文章绝非高层授意的行为，而是这本民间声誉卓著的开明杂志的自发努力，是民间对中共言禁的又一次巧妙突围。而境外媒体之所以更多地从官权的角度提出问题，就在于它们在观察中国问题的时候，养成的眼睛向上的习惯性思维。

如果从民间的角度解读《炎黄春秋》所为，那就不会感到奇怪或惊喜。因为事实上，自新世纪以来，《炎黄春秋》就不断地通过自发努力来测试中共言论管制的界限，不断地发表离退休的党内开明派的言论。特别是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该杂志总是扮演突破言论禁区的先锋角色。前不久，《炎黄春秋》2007年2月号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先生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不仅引发海外舆论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普遍关注，而且引发了国内关于中国未来政治模式选择的大讨论。

在我的记忆中，《炎黄春秋》最为大胆的一次突破是在中共十六大召开后不久。《炎黄春秋》发表了《李锐政改建议书》（2003年1月号），其核心内容是敦促新上台的胡温政权启动政治改革。众所周知，无论是在职还是离职，李锐一向以直率敢言著称且历经磨难，在延安整风、1959年反右倾、文革和六四等政治运动中，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在延安就曾被逮捕审查，还在被囚于秦城大牢7年。他在离开官位后，一直致力于对毛泽东时代的清理和批判，特别是在六四后的十八年中，面对政治紧缩的恐怖，他仍然直言敢言，与李慎之等老人结成坚定的老年自由派，敦促中共平反六四和尽快启动政治民主化。

《炎黄春秋》之所以敢于并善于打擦边球，就在于今日中国毕竟不是毛泽东时代了，无论是党外还是党内，价值多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非黑即白的言论管制早已无法维系，言论的灰色地带不断扩张，让开明媒体、党内民主派和自由知识分子能够在打擦边球的游戏中生存下来，也让中共言论管制效力不能不逐渐弱化。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和快速普及，为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越来越多的勇敢者通过网络进行自由言说，言论监狱的“漏洞百出”已经无法修复。

权利意识觉醒的大陆民间已经意识到，与其等待官方自上而下的恩赐，远不如致力于民间自下而上的争取，自己争来的自由就将永远属于自己。正是在民间的自发努力下，通过开明媒体的一次次突破言禁的尝试，通过民间对打压异见的一次次反抗，官方的言禁边界才一点点退却，民间的言论空间才一寸寸扩张。

在今日的国际大势和国内民心的情况下，推动中国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可以缓开，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

2007年7月14日于北京家中（《观察》2007年7月14日）

 

国家质检总局7月11日发出公告明确表示：牙膏生产企业不得使用二甘醇作为原料。这一公告的背景是：在美国政府警告消费者避免使用中国生产的牙膏之后，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相继召回数百万管中国制造的牙膏。中国牙膏出口企业遭受重大损失。

更为严峻的是，最近接连出现的宠物食品、问题水产品、含铅油漆等一系列产品安全问题，已经在海外市场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西方媒体迅速构建了“中国产品质量问题”的议题，国外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怀疑已经不再具体到牙膏或是某一项、某一类产品，“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已经不再简单地意味着廉价，现在更包含着危险、有毒、质量不过关的暗示。如果不能有效地扭转局面，短期内中国企业将面临产品滞销的困境，长期看“中国制造”可能会成为劣质品的代名词而难以翻身。

国家质检总局前天发出的公告，当然是危机公关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牙膏生产企业不得使用二甘醇作为原料，这条禁令并非针对出口产品，而是出口与内销一视同仁。但同时，质检总局又再次重申他们那个备受批评的结论：长期使用二甘醇含量低于15.6%的牙膏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因此质检总局未建议在售含二甘醇牙膏下架，消费者也可以放心使用。这个细节几近反讽，既然认定二甘醇是安全的，为什么又要禁用？如果为了打消国外消费者的疑虑，何不单纯针对出口产品实行禁令？

其实中国官方并不避讳出口产品和内销产品的质量差异。7月10日，质检总局表示，中国出口产品的合格率达到99%，略高于美国出口中国食品的合格率。与之形成对照的是，7月3日，质检总局公布国家监督抽查结果，2007年上半年，供应国内消费的产品有19.1%不合格。但是，这个勉强超过80%的合格率，已经被认为“质量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内销产品的质量由此可见。而出口与内销之间的质量差异，也不难比较出来。

官方全面提高牙膏生产的质量标准，并非出于国内消费者的压力——因为这样的压力并不存在，牙膏事件闹了这么久，没见国内消费者有什么成规模的抗议。国内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现状已经习以为常，不懂生气也不会制造压力，国内消费者也缺少民间组织和参政通道去传递压力。官方对出口内销产品一视同仁，仍然是为了让国外消费者放心——因为国外的媒体已经在关注中国国内沉积已久的产品质量问题了。这话听起来有点伤自尊，但其实在前述的相当严重的危机面前，国家质检总局如此作为也是可以理解的。

值得回味的是，国外消费者(至少是国外舆论)为何要关心中国国内消费品的质量？他们当然不是要拯救中国消费者于水火。总结国外媒体近来的言论，其中逻辑非常简单，大概就是他们因为中国国内市场的质量问题，而对中国的质量监察系统不信任、对中国的企业信用没信心，从而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没信心。这是信用社会的逻辑，和美国人当年试图弹劾克林顿的道理是一样的：你因为私生活而说谎，你就有可能在公共事件上说谎；中国国内消费品一塌糊涂，出口产品怎么可能有质量保证呢？他们这套逻辑甚至是罔顾具体事实的，因为他们现在正在试图否定这个国家的信用：否定了主体，就不必顾及这个主体的具体作为了。

不管国外舆论的这种倾向是否包含了恶意、包含了偏见和预设、包含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阴暗动机，我们都不能否认他们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面对的问题，一个我们自己早该面对的问题：我们的产品质量监管体系是否还需要改进？我们的许多企业为何始终没有信用意识？我们的社会为何能够长期包容、理解甚至鼓励那些弄虚作假？对于我们身在其中的这个人群、这个社会，它的问题我们似乎都清楚，但又没有人愿意提起，愿意面对，反正世界一直在变化，似乎总还有希望，似乎一个更好的明天自己就会到来。现在，一管质量安全的牙膏也要靠外国人质疑的眼光才能获得，中国社会是严厉地面对自己的时候了。　

 

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因受贿罪被处死刑，这是近年来少见的对高级官员处以极刑的案例，许多新闻报道采用了“顺民意”、“大快人心”、“给无数贪官污吏一次棒喝”、“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愿”、“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坚强决心”等词语。从法制社会的观点看，郑筱萸触犯法律，依法当诛，这就已经够了。这些报道的措词听上去痛快，但与法律的尊严关系不大，还会让人想到过去“以儆效尤”、“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治”思维。

所谓“人治”，就是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民众与法律负责，这是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郑筱萸大学本科毕业，为官多年，不可能不懂法律，也不可能不知道已有三名省部级官员被处死刑的前车之鉴，但他仍然无所畏惧，究其原因，并不是他不怕死，而是他把权力授受看做是“私家事”，认为只要不得罪上级领导，便不会翻船。所以，当民间反腐人士高纯起诉国家药监局行政不作为后，郑筱萸大光其火，冲他吼道：“你有什么资格起诉我？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实际上，这句话也正反映了许多贪腐官员的真正心态，在他们看来，手中职权乃是政府私家之事，高纯不过是一介草民，竟敢过问权力的行使，郑骂他是神经病而没有给他扣个意图颠覆的帽子，还算是客气了。

但是，从古至今，“人治”社会也需要社会稳定，这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腐败官员可以不顾忌民众，更高当局却必须体恤民意。一旦民愤达到一定程度，危及社会安全，当局就要痛下决心，杀几个官员，让民众情绪得到释放，让其他腐败官员收敛一点。所谓以儆效尤，以平民愤，便是出于这一原由。因此，尽管郑筱萸刑当其罪，但关注点却都不在犯罪本身，而在此案的审结是顺应民意，是体现政府反腐“决心”。

郑筱萸并不傻，公民高纯曾多次在北京向法院起诉药监局，都遭到驳回，便说明他的想法是有现实根据的。事实上，郑案的处理最终仍然是高层介入的结果。在人治社会，一旦“家事”变成国事，尽管一个官员的受贿金额少于其他许多官员，尽管他“主动坦白”，“认罪态度较好”，但此刻对他来说，这已经不是受贿的问题，而是“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问题。也就是说，论法律他可以死，论政治他必须死。据报道，二审宣判后，郑筱萸表现得还算镇静。对此他应当无话可说，死而无怨。

人死为大，郑筱萸的人生其实是一个悲剧。说到底，是不受监督的权力制度害了他。贪欲是人人都有的，也无所谓善恶，但如果制度完善，比如说，高纯的揭发能早早得到有关方面重视，司法机关能独立立案，也许就会阻止他越陷越深，不至于非要发展到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引起“民愤”、“公愤”，最后丢掉了卿卿性命。这样的结局并不值得庆幸，就社会与他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零和的结局。

这件事给人们的启示是，要依法治国，就应当让司法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不仅要让法律在民众心中建立起权威，更要让法律在官员心中也真正具有权威，使他们不致将权力的授受看做仅仅是“家事”，是法外之权。否则，再杀多少个郑筱萸，也与法律的尊严无关，与法治无关，至多只是满足了民众的心理，而“大快人心”一类终究也不过是看客的快感而已。

 

捧读易新农教授和他的弟子夏和顺先生的《叶启芳传》，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从1950年进入中山大学念书开始，我的一生与中山大学难解难分，书中涉及的人和事都有或浓或淡的记忆。

提起叶老师，现在知道的人恐怕很少了。但当代中国知识阶层读过洛克《政府论》和考茨基《基督教基础》等汉译世界名著的人不少，其译者就是叶启芳先生。

我认识叶启芳老师已经是他被划为右派以后的事了，只是见了面点点头，没有深交；留下的印象是沉默寡言。读了这部书才知道，早在我出生前十年间，叶先生在香港、北京和广州等地已经叱诧风云。1927~29年，出任广州名校培英中学校长，在学生记忆中：“叶校长身材短小，却风度翩翩，娴于词令，声音雄壮。演讲时，如行云流水，亦谐亦庄，饶有风趣；且对所阐述问题，条分缕析，娓娓动听，是五位校长中最能言善辩的演说家。”

反差太大了！转折点是1950年。

这一年，应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广东省卫生厅长陈汝棠（稍后任副省长）的邀请，到广州出任私立国民大学教务长。校长是陈汝棠，是民革中央委员兼民革广东省领导人，公务繁忙，无暇兼顾校务，希望叶先生为他代劳。有丰富教育工作经验并在香港中国新闻学院、达德学院与中共合作愉快的叶先生，做了两个重大决定：一是舍弃在香港英华女中月薪1200元、太太收入也不菲的优裕生活，接任薪金微薄的国民大学教务长；二是把独子叶孟德送去参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行动后面是思想：同当年许多挚爱自己祖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深信中国共产党取代贪污成风、独裁专制的国民党，已经为国家富强、民主扫清了障碍；是美帝发动了这场被金日成称为“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的以中美两国为主力的战争。思想深处是与饱受折磨的祖国割不断的深情！

可是，他毕竟是缺少实际政治经验的书生，根本没有察觉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像他这样的党外知识分子不再是夺取政权的合作者，而是“党要领导一切”的体制框架下的“团结、教育、改造”对象。也许他想大展身手，像当年办培英中学那样把国民大学办成一家著名的私立学校，但时过境迁，不管校长多么信任，实权只能掌握在共产党派来的副教务长手里！这个规矩体现着无所不在的体制，与某个人的品德无关。这位副教务长名叫朱瓒琳，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40年代末经营一家规模不大的建筑师事务所。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身为中共候补党员的他被派到国民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国民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后长期担任中山大学总务长，是人人皆知的圆融通达的好好先生；共产党员的候补期通常是一年，他因为“斗争性不强”，一再检讨还是过不了关，候补了五六年才勉强当上正式党员。就个人而言，他绝不是争权夺利的角色，却偏偏是这位对办大学知甚少、忠实按上级指示办事的他让叶先生身劳心拙。

1957年叶先生捞到一顶右派帽子，也是体制与个性冲突的必然结果。当时中文系四位才华横溢个性鲜明的教授：董每戡、詹安泰、吴重翰和叶先生被被诬为“反党小集团”，唯一的“罪证”是对系主任王起教授的工作不满。王、叶两位老师都是民主同盟的成员。按正常逻辑，这些无非是同事之间的工作分歧，也可算是盟员之间的矛盾吧，反党、反社会主义云云，真不知从何谈起！不幸，这里通行另一种逻辑，批评共产党支持和信任的人，同批评共产党员一样，就是冀图推翻这个制度！

个人品德和恩怨解释不清令人瞠目结舌的政治风暴！以王起老师来说吧，从即时场景看，他不是中文系这场斗争的领导者（据参与当时中文系反右斗争的朋友告知：当时由四位中共党员教师组成领导小组负责这件大事）。更长的时段中，这位研究古戏曲的权威，有引发四位教授不满的一面，也有奖掖后进和晚年不屈不弯的动人故事。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个体制出了毛病，容不下个性张扬的公民！

说到个性，使我想起更多的老师。中山大学是南国学术重镇。从进入这个学术殿堂之始，耳濡目染的是老师们的骨鲠。我读经济系，入学不久不知哪位同学就给我们的系主任林伦彦教授起了一个绰号“大只林”。在广州语系中所谓大只，意思是自命不凡的巨擘。同学们用一句话说透奉上这个绰号的根据：“老子天下第六”！当时动不动就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怎样教导我们，除了他们就到我们的系主任！这个座次不低。出于对独裁专制的不满，林老师跟随国民党反蒋派主要领袖之一的李济深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奋斗多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急流勇退，告别政治，回归学术，毅然南下，到中山大学执教。我们念一年级时的主要基础课——政治经济学由他亲自讲授，藐视流行的教科书，口气之大给我们这些刚入学的小青年留下深刻印象。顺理成章，他逃不过1957那场风暴，同叶启芳老师一样，一顶右派帽子戴在脑袋上了。

更令我们大开眼界的是中大还有不屑位居天下第六的教授——外语系的梁宗岱老师！看看他的学生黄建华教授编写的《宗岱的世界·生平》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记录的故事吧，比我道听途说的准确多了。

1924年，他21岁，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晚祷》。翌年到法国留学，不断将陶渊明和其他中国诗人的诗翻译成法文，将法国的名诗译成中文，分别在两国著名的报刊上发表。他和罗曼罗兰、徐志摩、茅盾等中法文艺界的著名人士都有密切交往。1931年28岁回国，立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法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直至1934年。以后在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执教。译作很多，蜚声海内外。1943年，他40岁，国民党中宣部长梁寒操提名他为立法委员，每月薪金500银元，且挂个名即可。“梁宗岱不但断然拒绝，反而规劝梁寒操辞去宣传部长职务。”1944年秋蒋介石三次派人召见，“最后一次由留德同学徐道麟坐蒋介石的高级轿车到复旦来接，均被梁宗岱以各种托词一一谢绝。”

他比毛主席还要牛！有人正在墙上写巨型标语：“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梁先生走过，看了一眼，便对在场的人说：“‘所以’两字不必要，删去更简洁一些。”说罢扬长而去！呵呵，连毛主席语录他都敢改，而且这类“大不敬”的言行比比皆是！

对学校行政对教学的不当干涉，他坚决拒绝：“我不管你们的教学大纲怎样订，我还是按我的办法去教，如果你们有意见，你们自己来教好了！”不要以为这样的事简单，现在的大学和整个社会一样：行政权力独大！昨天晚上在餐桌上才听到中山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的系主任愤愤不平谈起一件荒唐事：根据艺术教育的特点，全世界艺术院校的有些课程都是集中教学的，即连续几周大部分课时都上那门课，上完一门再上第二门。这天下午教学行政部门却要迫使他们改为每周几个课时的“正常教学”，不管他们怎么说，就是不听。他们无可奈何，只好听命！

这些老师都有一身傲骨。他们要和国际、国内的政治家平起平坐，甚至不屑与他们交往，在现代社会也是非常平常的现象。中国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家号召人们前仆后继摧毁旧制度不是为了建立更民主、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吗？有一种流行甚广的观念：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旧社会不同，服从领导就成了天经地义。这是对革命理论的背弃。不过，如果懂得书本和实际生活的差别，看清楚自己生活在不容非议的体制下，三缄其口，或以顺从一切的姿态出现，天下自然太平。不过，这些老师书生本色还在，还没有练就那么柔软的身段，轻信纸上的东西，狂言放歌，冲口而出！

在把叶先生打入地狱的所谓中文系反党小集团中，情绪最激昂的大约是董每戡先生。1957年，他坦开心扉写道：“书生自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倘若推诚真信赖，自能沥胆与披肝。”立即传唱各方，连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也在他发言时插话：“你最近写了几首诗，说‘书生自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很好。”不幸，董老师犯了两个让他后半生受尽折磨的错误：一是不知道政治家的脸孔会变，而且不能不变。二是盯住交情，忘了根本在体制，而这个体制当时看起来还如日中天，绝对不能触犯！于是，他越说越来劲，共产党员有两副面孔之类的话一一见诸报端，转眼之间就掉进深不可测的陷阱中去了。

这可不能苛求董每戡、叶启芳等老师和其他55万受难者。君不见睿智如鲁迅尽管同专制统治者势同水火，也没有看透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基础，法治是保障个人自由的基本制度。否则他就不会鄙薄为人权、宪政不断抗争的胡适、罗隆基等人是焦大，是提醒主人衬衣脏了的奴仆了。

在劫难逃！扣问历史，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为何那么疯狂？为什么把人权、法治国家、宪政、个人自由视同洪水猛兽，直到上一世纪90年代才羞羞答答、半真半假把它们请回来？归根到底是群体愚昧，建构了愚昧的体制！治愈愚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知识，叶启芳老师翻译的世界学术名著，就是扫除愚昧的消毒剂，他的名字永远刻在播种者的行列中了。

识破这些疯狂和愚昧需要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和一切文化、所有民族共同的美德——正直。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这些智识和美德当然的载体。中山大学贡献了陈寅恪，他在1953年重申：“自由之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振聋发聩，是中国知识阶层的骄傲。我们还有堪与陈寅恪比美的容庚教授！

当人们闻笛起舞，批判中文系反党小集团的时候，这位海内外公认卓有成就的古文字学家公开说这几个人不是什么反党小集团，还跑去找校党委副书记刘望远要求改正这个错误决定！反右運\動正酣，他仍然有話直說，在一个大会上，刘望远在台上说：“容庚，你己到右派边缘了！”坐在下边的容庚老师大声回应：“我退休！”刘望远说：“划了右派才让你退！”这可吓不倒他，继续我行我素，见到被划为右派的同事大声打招呼！当时这可是会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的“同情右派”，对抗运动！

他的轶事太多了，再说三件小事吧。

1954年批判胡适、胡风。他却在校刊上写文章，说胡适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对的。

1971年听了林彪事件的传达后，他直言不讳：“这是你们阶级斗争斗出来的！我没有枪，要是我有枪，我也会造反的。”朴直的语言表达了对文化革命的抗议！

文化革命结束，智识开始吃香，媒体蜂拥而至，要宣扬容老的学术成就。他一口拒绝：“有什么好报道的！我的主要成绩都是1949年以前做出来的！”沉痛的语言后面是历史的真实和傲然壁立的人格！

一个生气勃勃的国家和民族需要坚强的脊梁。看看我们的老师吧，历数千年不衰的浩然正气活在他们的身上，政治高压，饥饿折磨，精神威胁，都打断不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新农、和顺兄史识深邃之处是把叶先生的一生放在历史洪流中去考查，让读者不但分享叶老师的悲欢，并在重温20世纪中国史过程中感受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这部优秀传记纪述的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承史。

2007年6月7日星期四

编者删节后刊登在《南方周末》2007年7月12日星期四D27版，标题改为《教授的风骨与悲剧的诞生》。

 

进入21世纪之后，作家韩少功就像候鸟一样在“湖海”之间飞翔，一半时间在湖南汨罗八景峒大同村“务农”，一半时间履行海南省文联主席的职责。为了找到“务农”的理想去处，他遍寻长沙周围的宁乡、浏阳等地。“有些地方有山没有水，有些地方交通又太不方便，都不够理想。八景峒离长沙不算太远，80公里的高速，外加30来公里的山乡公路。更重要的，离我当年插队的地方近，我可以讲一口当地话。”——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韩少功讲述了选择此地的理由。

在乡土中国，由于交通和通讯困难，精英离开乡土之后常年在外，不可能在春节期间与家人团聚，更不可能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与乡亲父老保持密切往来。但默认的告老还乡传统，与明文规定的丁忧制度（父母去世，官员一般需要离职回乡，守墓三年）使得精英和乡土之间保持一种较为顺畅的联系，精英不至于脱离群众，群众也不用通过信访就可以将民情转达给高层。陶渊明由于不堪忍受上级的检查评估，辞官归田，已经成为一个经典传说。有种说法认为陶渊明有经济问题，因此在督邮来临之际畏罪潜逃，这里暂且不去讨论。单就隐居的陶渊明是逍遥快活还是红尘难忘，就存在很多争议。主流的看法是前者，施蛰存先生则指出：“采菊东篱下”，必然要转过头才能望见南山，这种姿势不可能“悠然”；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昔欲居南村”，也证明他“身在东篱，心在南山”，是因为南山有着诸多牵挂。按照这种解读，陶渊明的隐居很有可能只是一次不得已的战略撤退。

有人把韩少功称作21世纪的陶渊明，韩少功表示自己“没有陶渊明的悲苦”，也不赞同把归田与“失意”联系在一起。确实，陶渊明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韩少功不仅没有衣食之虞，还可以在家上网，开着捷达出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无可非议，对此过于计较，很容易成为一种道德批判。但是，当他在《山南水北》里深情地写道：“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这种自我崇高化的表述，就值得怀疑了。最自由、最清洁、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等于农民的生活么？融入山水是有条件的，韩少功可以到处为自己居住的地方选址，农民却只能在他出生的地方终老，没有选择（当然，现在还可以出门打工）。如果像绝大多数农民那样，流汗劳动却没有热水器和自来水洗澡，接近土地和五谷但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还会有最自由、最清洁、最可靠、最本真的感受么？虽然韩少功表示自己“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但他接下来还是忍不住“矫情”地将乡土和城市对立起来，痛说家史，证明自己返乡之心早已有之。陶渊明通过否认欲望来缓解欲望无法实现的焦虑，韩少功则是在欲望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否定欲望，

城乡对立的模式由来已久，有的把城市等同于现代文明、认为乡村愚昧无知，有的相反，把城市视为异化的空间、把乡村视为理想的家园。韩少功属于后者，把城市视为欲望之都，把乡村视为精神家园，文章里不时出现城市（都市）如何如何、乡村如何如何。韩少功之踵，在于他的写作实践和生活实践是背离的，在于他“城乡对立”的写作理念和“城乡合一”的生活理念是完全相反的。冬天到温暖的海南履行文联主席的职责，顺便买点蔬菜的种子，春暖花开的时候回去耕种。韩少功“最自由、最清洁、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看起来仿佛是农家生活，但这一切都是以城市生活作为保证。如果没有在城市里积累下来的各种资本，如果不能游刃有余地游走于城乡之间，田园生活很有可能就不是那么温情脉脉。韩少功“务农”的住处，是城市在乡村的一块飞地，就像很多城市楼盘开发的田园景观。

韩少功获得众多读者的关注，与“农家乐”获得广大游客的青睐，与“农家菜”获得广大食客的好评，殊途同归。韩少功曾经感慨：“眼下都市人的某种文化怀旧之风，不过是商家敏感到了情感的商业价值，迅速接管了情感，迅速开发着情感，推动了情感的欲望化、商品化、消费化。”他描写“务农”生活的《山南水北》，又何尝不是满足了都市人的某种文化怀乡之风。

韩少功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城乡差别”，他也会稍微批判一下乡村，承认“有的人甚至也作恶”，但接着又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胡作非为大多发生在别处，比如去城里溜门撬锁乃至杀人越货。只要一回到家乡，他们大多回归了往日的角色，成了安分守己之人，忠厚传家之士。”“罪犯为什么常常把家乡排除在作案区之外？”他自问自答：“回到家乡的人们，彼此之间熟门熟路，知根知底，抬头不见低头见，亲友关系盘根错节，无形的做人底线不难约定俗成。”按照惯例，不偷不盗不抢不杀人应该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的“做人底线”，但在“城乡对立”的框架下，只要不在家乡胡作非为，“去城里溜门撬锁乃至杀人越货”似乎都是可以原谅的事情，不但没有残酷的血腥味，还表现了罪犯的人情味。“兔子不吃窝边草”居然成为“做人底线”，真可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城乡对立”像是阶级矛盾，比其他一切都重要，这个框架使得韩少功的叙述简单又充满快意，这也是最容易获得读者认同的叙述方式。

相比大段大段感情丰富的描述，《山南水北》里那些不带强烈感情色彩的文字更值得关注，比如他和邻居的“冰箱外交”和农妇之间的“瓜菜外交”，比如非典时期的朴素防疫观。如果不是韩少功的文字充满简单的“城乡对立”，他那种“城乡合一”的生活方式并无太多值得非议之处。相比之下，另一位作家、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他还曾兼任龙口市委副书记）的文字和行动更为分裂。

张炜在小说和散文里无数次地呼唤田园乌托邦，终于在山东龙口成立万松浦书院。根据书院网站的资料：一期工程占地110亩，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接待处面积为4500平方米，有海浴馆一座，书院办公楼面积为2200平方米；二期工程占地50余亩，已建面积750平方米的第二研修部，预建面积3500平方米的学者公寓及五座点式楼——万松浦书院坐落于龙口北部海滨万亩松林，又在港栾河入海口（江河入海口为“浦”）附近，因此得名。韩少功一度打算用青砖修建乡居，但不是工艺失传，就是造价太高，他最后感慨“怀旧是需要成本的”。但从万松浦书院的规模来看，似乎是不计工本的。现在无法得知它的造价究竟是多少，李锐曾经在一封公开信中透露一期工程就用了3000多万，张炜对此不置可否，而是使用了一套外交式辞令，表示书院是“国家财产”。书院在自我介绍时又特别强调“独立的院产”，“国家财产”如何成为“独立的院产”，这是我无法理解的一个问题。

最让我震惊的还不是书院造价，而是张炜的《筑万松浦记》。这篇散文充满他一贯的抒情文字，其中几句漫不经心的话却显得格外刺目：“事至半截有野夫纠集一起，有零零散散的阻拦，这些当不出预料。有人出面化解鼎力相助，更是感激在心。”这段文字过于春秋笔法，让我这种迟钝的读者难以理解其中究竟。我只能这样“翻译”：在万松浦书院修建过程中，有些当地居民阻拦书院修建，有关部门出面帮助张炜解决了这个问题。当地居民为何阻拦书院修建，是愚昧无知，还是利益受到侵害？有关部门如何鼎力相助，是打压恐吓，还是合理赔偿？这些细节张炜都一笔带过，只告诉读者“野夫”试图阻拦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伟大实践，最后“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果然是微言大义。再看看《筑万松浦记》的其它章节，不时地出现安静、心灵、梦想、静谧、祥和等等超凡脱俗的词汇，不过在“野夫”的映衬下这些词汇让人无法信赖。

“不追虚名，不恋热闹，不借威焰”，张炜的“三不原则”听起来很美，做起来如何？2005年春天，围绕“精神的背景”包括李锐的质疑产生争论的时候，万松浦书院的网上论坛以“不以院长为话题形成热点和焦点”为由，拒绝了相关帖子，张炜谦虚地表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有利用公器炒作自己之嫌”。可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点击了这个“公器”网站的首页，赫然看到这么一行字：“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张炜长篇《刺猬歌》，迅速引起热烈反响。评论称之为‘一本奇书’，更是一本怪书！先睹为快……”张炜在《筑万松浦记》里如此描写自己理想中的读书处：“沉着安静、风清树绿；一片自然生机，会助长人的思维，增加心灵的蕴含；这里没有纠缠的纷争，没有轰轰市声，也没有热心于全球化的现代先生。”万松浦书院是这么一个理想去处么？只怕风已止而树欲动。

虽然韩少功和张炜只是作家中的少数，但是他们拥有不少忠实读者，这也说明当代文人的欲望空间不是消失了，而是正在以“城市包围农村”的隐蔽方式进行战略转移。“穷人爱上了富人的红砖之时，富人倒爱上了穷人的青砖；穷人吃上富人的鱼肉之时，富人倒是点上了野菜；穷人穿上了富人的皮鞋之时，富人倒是兴冲冲盯上了布鞋……市场正在重新分配趣味与习俗，让穷人与富人在美学上交换场地。”韩少功的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夫子自道，他的行为与他所说的“富人”如出一辙。如前所述，他们不是从城市回到乡村，而是一边在生活中试图“城乡合一”，一边制造着“城乡对立”的文字。当代文人并没有像他们所说修练到无欲则刚的境界，只是以否定欲望的形式一步一步让欲望升级。否定常见的欲望方式，给现代文人提供了超越一般公众的道德感。同时这不等于否定欲望，而是对欲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现代文人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满足感。

 

在香港住得愈久，愈是能体会什么叫做「有自由，但没有民主」。

经济上，香港的自由世界第一。自由港的传统允许全面的贸易自由，进出口一般商品不收关税。企业经营完全自主，市场自动调节供求，政府不加干涉。没有外汇管制，外汇、黄金，在这里自由地进进出出。金融市场完全开放，本地银行和外国银行平等竞争；只要合法开业，任何银行可以在这里从事任何境内境外的金融活动。

货品、外汇、黄金以及人员的自由进出，造就了香港的繁荣。自由港的多元、开放，政府的「不干预」经济政策，也使得外人对香港的「自由」印象深刻。自由，很理所当然地，就被解释为：政府很小，民间很大。

带著这种过度简单的对「自由」的想像，来到香港，住下来，东看看，西看看；没几个月，大大吃了一惊。我看见的，却是另一个香港：民间很小，政府很大。

譬如说，我看见一个地方叫「数码港」，在港岛美丽的海边。名称叫「数码」，想必是个为发展数码科技而开发的科学园区。但是与科技有关的办公大楼只有一小块，房地产建筑却是一大块，而且地产买卖的广告巨大无比，看房子的买客络绎不绝，数码大楼那儿却空荡荡的，鸟儿飞到地面来抢啄掉下的面包屑。怎么回事？

香港人一脸的无可奈何，原来政府口口声声说这块地大部分是科技用地，没想到却把大部分批给了一个特定商人，变成那个商人的昂贵地产。当然一切都看起来合法，我就笨笨地追问：奇怪啊，那么记者怎么不去做跟踪调查报导？政府的监察系统为什么不去查明责任？议员为什么不去调出所有的财务报表，为什么不要求检阅所有的合约内容？你有太多团体可以监督政府啊。

每个香港人都给一个不同的答案，但是所有不同的答案其实最后又都汇到一个答案：要不到内部资料，政府不给就是不给。

我觉得纳闷：哪有那么强大的政府啊，又不是共产党？

然后又发现九龙海边有块空地，「填海多出来的，」香港人说。四十公顷地，最灿烂的海景。政府已经决定要在那里建四个博物馆、三个表演厅，然后用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棚子将全部罩起来。咦，我说，政府又怎么知道香港需要四个博物馆，三个表演厅？政府又凭什么敢决定建一个大到不知如何修理、不知要花多少钱维护的巨无霸大屋檐？政府怎么知道那么多，敢做那么多啊？

香港人一脸的无可奈何，说，我也不知道。

然后就是马英九事件了。港大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邀请马英九来演讲，港府发给他的两个幕僚签证，但是不给马英九签证，整个华人世界为之哗然。新闻事件通常只有一两天的热度，第三天就像脏的洗碗水一样咕噜旋转著消失在水槽出口，但是马英九的消息闹到第八天，还继续发酵。媒体对港府的抨击持续猛烈。

同样的事情在台湾，马英九或陈水扁会被媒体「堵」到不行。人们会不断地看见市长或总统在电视萤幕上，被成堆的麦克风粗鲁地压近脸庞，尴尬地或不情愿地，被迫对媒体做出解释，对人民做出亲口的、不容闪避的「交代」。政府部门在议会或国会的压力下，早就将通话记录或者证件影本交出，供民意代表检验政府官员是否说谎。决策过程早就在媒体和议会的「审问」下，一个一个环节曝光。

但是在香港，到了第八天，所有的问题：究竟决策是谁在做，不发签证的理由为何，决策过程是什么，「一国两制」怎么「圆」这个事件，港台关系如何走下一步，已造成的伤害如何补救…政府到第八天仍不做任何解释。董建华，没有一次被记者「堵」到，没有一次发言，没有一个字的「交代」。整个社会，在猜测，猜测，猜测。没有人敢去质问特首，特首也不觉任何压力。好像有一个黑色的玻璃罩，牢牢地罩著政府，外面的人民垫起脚尖拼命想看见里面，焦急而不安；里面的官员就是不出来，安稳，傲慢，笃定。

于是我发现，自由与民主，差别就在这里：没有民主的自由，或许美好，但是政府赐予的，他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你。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污泥，这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自然环境中，强者总是占据食物链上端，弱者随时可能成为牺牲品。

人类标榜自己为文明社会，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脱离了自然界的丛林法则，用法律和道德规范世人行为：强者不能为所欲为，弱者受到司法保护，贫者得到社会救助，人人共享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成果——这就是所谓公平正义。

人类一旦选择了丛林规则，会比自然界弱肉强食凶残千百倍。在自然状态下，掠食动物仅限于填饱肚子，被捕食动物种群平时还能自由生息。欲壑难填的人类掠食者会把凶狠、残忍、邪恶、贪婪以及种种匪夷所思的恶行推向极致，还会用伪善、狡诈、奸佞、无耻进行杀人不见血的掠夺。因此，人类丛林法则乃是弱势群体的灾难。

丛林法则基本特征是强者掠夺弱者。这是不变的规律。因为弱者挑战强者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谁也不敢轻易冒险。强者“不杀穷人不富”，巧取豪夺轻而易举，所以强者都是欺侮弱者的好手。中国自古以来就维持着等级森严的专制制度，金字塔顶端的皇帝是最大的掠夺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依此类推，一层层官吏豪强无不把尖牙利爪指向手无寸铁的百姓。

乱世是强者的天堂。京剧《沙家滨》中胡传魁说得透彻，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强者都想用枪杆子夺取政权，草民的性命便不如蝼蚁。

盛世是强者的仙境。草民与能得温饱的猪狗无异，游戏规则都由强者制定，游戏过程都由强者掌控，弱者根本没有人的尊严。

为了争夺最高掠食者宝座，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变革，然而无论谁执掌权力，倒霉的总是老百姓。因此古人得出结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民主制度，才改变了丛林规则。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选票决定谁来当官，由人民制定目标交给官员落实，由人民定规矩让官员执行，人民可以通过媒体及各种形式对官员进行监督，防止他们滥用权力。人民还要让由不同政党互相竞争，以选择更好的执政者。司法机关的头等大事是保护人民的宪法权利不受侵犯，否则就会受到严惩。这样的社会制度彻底颠覆了丛林规则，有了人人平等的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将近六十年，文革结束已经三十多年，经过多年依法治国建设，为什么还会出现类似奴隶制的黑砖窑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当今社会依然在奉行着丛林规则。也就是说，当今的宪法不能有效保护弱势群体。

中国公民只有世界上最小的选举权——农民只能选村长，市民甚至没有选举居委会主任的权利；

中国公民只有极为有限的新闻自由，媒体是官方喉舌，个人只能在互联网的博客上发点牢骚；

中国公民的结社集会自由只限于与政治无关的团体；

中国公民的知情权仅限于官方想让公众知道的情况；

中国公民有游行示威权利，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除了官方组织的游行示威，公民几曾使用过这项权利？

中国公民有罢工的权利，可是自新中国成立后，媒体从未披露公民使用过罢工权利；

中国公民有批评政府的权利，可是没有哪家媒体敢于刊登批评指责官员的文章；

中国公民有选举县级人大代表的权利，可是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只是官方推荐的代表当选。

宪法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是上述公民政治权利几乎全被他人代表。弱势群体没有政治地位，如果遭到掠夺伤害，往往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要么为求得公正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黑砖窑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数以千计的童工，乃至农村打工者之所以沦为任人宰割的奴隶，就是因为那些窑主、包工头、打手们清楚，被掠食者根本没有还手能力。自己与上层监管者结成利益共同体，罩上官方保护伞，什么事情都能摆平，所以他们什么都不怕，恶行遂愈演愈烈。

事实上，早在十多年前，黑砖窑就被揭露过，甚至有媒体报道过，有的政府官员甚至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由于没有引起最高当局的关注，终于发生了上千名童工被买卖，当奴隶的当代奇迹。

事情不引起中央领导人关注就得不到解决。这样的社会现实必然使天下强者欣喜若狂，十几亿分之一的概率，等于没有任何风险。强者们怎能不各显其能，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

于是有了近乎疯狂的买卖官帽，久治不愈的三乱，眼花缭乱的造假，登峰造极的腐败。所有这一切，最终要由弱势群体买单，草民们要么吃哑巴亏，要么上访讨还公道，从此中国有了访民大军。

公民依靠宪法就能顺利维权？还是等待领导开恩才能受到保护？这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处于丛林状态的分水岭。

黑砖窑事件曝光后，不少人提出当地官员必须引咎辞职。但我认为，对个人的处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这一事件暴露的绝不仅仅是数千人受到伤害，而是行政体制、司法体制、党委组织、人大机构等官方机构在基层全面失灵出现的文明断档，不从这个层面认识解决问题，就不可能有真正进步。

美军在伊拉克虐囚事件出现后，我们的媒体比苍蝇见了大粪还要兴奋，一天到晚占用黄金时间、大量版面集中报道。咱们的媒体拼命为美军关押的囚犯打抱不平，足见国际主义精神非同凡响。如今，咱们数以千计童工乃至数以万计的合法公民受到了非人折磨，成为当代奴隶了，各家媒体却集体哑火，有限的篇幅也是官方如何解救窑工，只字不提导致这一切的幕后原因。如此这般，让我们如何理解公平正义？如何相信社会良心！

只有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早日归还公民全部宪法权利，才是根本出路。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不让弱势群体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必定会有更多黑砖窑式的麻烦接踵而来。

 

6月28日，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Miyazawa Kiichi）在东京涩谷区的家中去世，享年87岁。

1919年10月，出生于东京都。在现代日本政治的血缘路线图中，虽不算口含金匙一族，但从政治DNA上说，仍然有相当的因袭。其父宫泽裕曾做过政友会重要的政治家望月圭介的秘书，母亲则是曾出任国势院总裁和司法、铁道大臣的小川平吉的次女。宫泽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旧制武藏高校毕业后直接进入东京帝大法学部，受的是完整的精英教育。还是东大学生的时候（1939年），就作为学生代表赴美出席日美学生会议。

1942年，东大毕业的宫泽，顺理成章地进入大藏省，在战时曾当过地方税务署长。日本战败时，负责战争保险方面的工作。战后，因其家族与池田勇人的关系，加上宫泽自身完美的精英背景，尤其是卓越的英语能力，在大藏省很快崭露头角，1949年，成为池田勇人藏相的秘书官。直到后者过世，宫泽一直侍奉左右，亲自见证了战后初期日本政治重建的全过程。从大藏省官僚时代就作为英语翻译和涉外担当与GHQ（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等美军机构频繁接触，成为参院议员后又多次随池田访美，在从旧金山对日媾和（1951年）到日本再军备会谈（1953年），一直到池田—肯尼迪会谈（1961年）等一系列决定战后日本发展方向的重大关头，与前辈政治家一起，折冲尊俎，被称为“战后政治的活字典”。

1953年，受恩师池田的劝诱，退出大藏省，参加参院选举，一举成功当选。从那以后，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共两次当选参院议员，12次当选众院议员。在做成自己的政权之前，历任外相、官房长官、藏相及自民党总务会长等职，始终活跃在日本政治的中枢地带。

宫泽的政治理念，简单概括的话，便是轻军备、护宪，主张通过积极的财政来谋求经济增长，在公然打出自主制宪纲领的自民党内，属于所谓“保守本流”的鸽派。

1991年11月，在党内竹下派的支持下，72岁的宫泽喜一就任首相。但似乎时运欠佳，由于接连发生了“共和事件”（自民党议员阿部文男接受共和公司贿赂，被媒体曝光的事件）等丑闻，尤其是经济泡沫崩溃后的景气低迷，加上对国民承诺的政治改革没能如期推进，93年6月，在野党提出的内阁不信任决议案在自民党内造反势力的策动下被通过。宫泽虽然在最后关头采取了解散众院的极端措施，但没能取得过半席位而引咎辞职。细川护熙率领的非自民党联合政权诞生，“1955年体制”落下了帷幕——宫泽喜一成了该体制下最后一任首相。

尽管在后来的小渊和森政权中，又作为藏相、财务相再度登场，且一度被媒体誉称为“平成的高桥是清”，但面对经济泡沫崩溃后，恶性膨胀至天文数字的不良债券，包括宫泽在内的政治家，却没能做出有效的政策应对，导致日本经济陷入“失落的十年”的噩梦，也造成了小泉纯一郎政权之前，日本政坛像走马灯似地更替政权的政治奇观。

吊诡的是，宫泽尽管是自民党内护宪鸽派的代表性存在，却在其首相任内做出了一个“创举”，相当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日本和东亚的政治路线图：受海湾战争的刺激，出台了海外派兵法（联合国维和法，即PKO法案），战后首次把自卫队派到了柬埔寨，从而确立了后冷战时代日本国家战略的调整方向。此后，直到现在安倍晋三政权所大力谋求的有关制宪、扩军等课题，无不以此为出发点。

宫泽喜一是日本政治家中公认英语能力最杰出者。这个在当学生时“吃过整部辞典”的前大藏省官僚，凭借其一口流畅、“有教养”的英语，与基辛格、施密特、李光耀等世界一流政治家多有交游，在一般被认为不擅长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日本政坛，绝对是一个异类。有两则轶话可为诠释这点提供旁证：

其一是宫泽还是东大学生时，作为全国学生代表赴美参加日美学生会议。大约彼时的宫泽“小荷才露尖尖角”，尚未出道，火候也欠成熟：在与美国大学生交流时，无意中说了个词，美国学生听不懂，反说宫泽发音有问题，英文中没这个词。宫泽红着脸，搬出《韦氏大辞典》，翻了翻，指给美国学生看——这回轮到美国学生红了脸；

其二是宫泽任首相时，美国总统老布什访日。晚宴上，老布什龙体欠安，突然呕吐，弄脏了宫泽的膝盖——这事大了。翌日早晨，国内外各路媒体杀到首相官邸，记者招待会上提问之多可想而知。30多分钟的记者会见，宫泽几乎全部用英文直接回答所有问题，从目前总统的健康状态，到访日前得流感的背景，直到晚餐会上的情况及食物的内容、品种等，不紧不慢地一一解释，具体、专业，彬彬有礼而不卑不亢。那份从容，简直像白宫的新闻发言人一样。那些本来把这件闻所未闻的“丑态”，当作噱头做了种种揣测的美国媒体，看到日本首相如此坦然地应对，反倒没话说了，炒作就此打住。

 

中国的各级妇联按说担子还是不轻的，不仅要顾及到政治上需要的“半边天”，还肩负着维护儿童权益的诺言。幸亏由党直接领导，像任何其他官办“社团”一样，主要起些党与群众间的“桥梁”作用。联合国有关组织曾对中国在儿童权益维护方面，多次给予表扬和肯定，例如联合国儿基会专家、英国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东方研究学院发展学系教授伊丽沙白·克劳尔教授“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教育重视的提高，在改变对男童和女童的传统态度方面进展显著。中国妇联干部们看到这样的话，自然是会喜出望外的；北京世妇会上的气氛也会让妇女官员们放松些。但官员就会哼哼哈哈的一套，而国际民间妇幼维权组织却常犯“傻劲”，来到东方礼仪之邦，不过是在重警保护的“样板”场所活动活动而已。伊丽沙白·克劳尔教授或许还是沉默着为好，这更接近真理。

1998年中国卫生部曾首次（1949年以来）公布该年1至10月食物中毒情况通报──近两年来，全国发生多起食物中毒事件，仅学生集体用餐中毒1997年就有2307人。而1998年1至10月卫生部收到的48起中毒报告中，学生集体用餐中毒人数高达3003人。其中12起是由集体用餐引起，6起发生在9月份开学以后，发生中毒人数最多的是学生集体食堂。中国1995年公布了食品卫生法，1996年又出台了《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监督办法》，而食物中毒的事件却不断发生，并且愈演愈烈。（引自1998年11月7日《中国青年报》苏敏 文）

人们在总结教训时，总是说到食品生产者见利忘义。但是，所谓“经济利益的驱动”只说出了食物中毒的半个秘密！还有半个公开的秘密是：政府及其官员的品质才是真正的毒源！

钱这个东西真是一定要拆穿堂皇的仪式、迷人的高调的。是钱，让几岁的孩子从国旗下校长的爱国主义高调中听到了别的声音；是钱，让几岁的孩子看到了老师不仅有丑陋的面孔……

在广州市消委会收到的投诉中，一位家长反映，他两岁孩子就读的黄沙大道铁路系统办的一所幼儿园，每学期要收150元的兴趣费，学些剪纸、贴纸之类，每月50元的游泳费，冬天到了还照收不误。女儿在某艺术幼儿园的张姨算了一笔账：每月600的保教费，88元伙食费，另有500元赞助费，花在女儿身上的收费就占了她月收入的一半，这还不包括一入园时缴的18万元的储备金。（取自1998年2月20日《羊城晚报》梁爱娜 子剑 文）

湖南某小学学前班原准备评9名“好孩子”，只因孩子们都按老师的要求交了5元钱，结果全班31个人全“评”上了。不过，“三好学生”可就没这么便宜了。据《法制日报》披露，有个学校，在入学收费表上，一股劲儿地开列了报名费、学费、书费、资料费、实验费、辅导费、住宿费、课桌费、体检费、保险费、集资费、押金费等20余种“费”以后，又在说明栏内说，凡多缴30元者，期末均可评为“三好学生”，并由校长亲自颁奖。表面上，该校“三好学生”30元钱一个。但如果把多收、重复收的“费”加进去，绝对不止30元。（取自1998年9月11日《中国经济时报》聂神佑 文）

“行贿”是中国儿童教育的一大必修课程，不是吗？什么是好学生呢？被动“行贿”乖的就是！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文锋小学，按照颍州区文峰办事处的文件精神，全校师生共认购自行车税牌1303个，而该校实际骑车的师生不足300人。为了完成任务，学校将指标分解到各班，由班主任发动学生缴税，不管是否骑自行车。结果有的学生在表扬声中购买了多个税牌。（取自1998年2月28日《经济参考报》默言 文）

1997年底，南京市江宁县禄口小学要求学生每人缴200元的养老保险金，缴的学生可加50分，不缴的学生则要扣50分。这50分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学生的紧张自不在这50分，而在于：虽说这养老保险要等到50年后才兑现，但眼下却有“三好生”要评、有考试成绩所牵连的“童心”尊严、有“学生操行评语和操行等第”的“标准”、有能否当上干部的“一票否决制”、有升留级的悬剑……于是一个个回家要钱。一位家长有两个孩子“命”系禄小，孩子们哭着跪求，他就心软了，于是，先交了一份；可另一个孩子哭得更惨、跪得更认真了，这回心软也不顶用，因为确实拿不出钱了。家长哪有不疼孩子的；但疼归疼，200元钱对农民来说确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最主要的还在这钱缴得顺不顺。怎么办？多年来南京交通台“听众热线”的主持人东升成了市民、农民心中的“编外市长”，一个个电话便到了东升那里。区区一个主持人有何能耐？便将电话打到学校。校领导回答说是镇政府让搞的，工资捏在政府手里，只有执行。于是问镇政府，镇政府回答说是县民政局让收的。于是东升又将电话打到江宁县民政局。县民政局答复说是市民政局让收的。结果呢？市民政局说谁也没有让收。东升就在节目里将情况反馈给了听众。我猜，最后的处理往好处想，大概只能是“根据自愿原则，缴不缴听便。”果然，过了两天看到记者王为的报道：已缴30%，且缴了的已兑现“政策”。可既然有了强迫在先，后来的“自愿”恐怕还会罩在强迫的阴影里。而这阴影又会给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人格等等，带来什么影响，我则无法想象了。

禄小的事情节简单，喜欢复杂的读者会认为我把“社会”弄成了枯燥的“线描”。这里借不畏烦难的记者满足一下这些读者的阅读兴趣，尽管我转述时一点也不觉得有趣味。

事情是由哈尔滨市安和小学四年级小姑娘谢卓左腿上的肿瘤引起的。1997年暑假，肿瘤只有指甲大的时候，医生就要求谢卓手术。可校医张蓓说，找不到公章没法办《保险给付金证书》，就得不到保险公司赔付，等等再说。一等就是一年。等到1998年暑假，谢卓腿上的肿瘤已经长到蛋黄那么大，疼痛难忍。医生说，肿瘤已经开始压迫神经，必须马上手术。谢宝林只好先安排女儿手术，再继续找张蓓交涉。张搪塞推诿的态度，让失去耐心的谢自己闯到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名单则让谢宝林大吃一惊：从二年级开始，他的女儿就没有参加保险！更让他吃惊的是，安和小学400名学生，在保险公司名单上的，只有180多名。

无独有偶。1月份因急性肾炎住院的安宝峰的爸爸，拿着各种手续和票据找张蓓，也被张蓓推来推去，直到9月份也没跟保险公司联系上。找到学校时，却得到了校长冯胜家这样的回答：他的儿子1997年没有保上险，要赔只有让校医张蓓个人来赔。这样一来，家长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学校里有200多名学生的1万多元保险费下落不明了！

安和小学的保险费，由学校统一收取，先交到教委再由教委交给保险公司，家长与保险公司之间没有任何手续。所以，索赔向来由校医与保险公司联系。即使家长急得团团转，也得找校医再说。1996年有的家长已为孩子投了3年期儿童保险，可安和小学却不承认，仍然硬性要求参加学校的保险。

这是怎么回事？夹在家长和张蓓之间的是班主任老师。据安宝峰的班主任介绍，1997年，全班57人中，开始有33人参加了保险。按学校的要求，她又收取了9名学生的保险费450元交给校医张蓓。四年级2班班主任的记事本上，则记录着23个孩子的保险费已经交给张蓓，可保险公司的名单上只有6人……

张蓓说：“1997年11月17日，六年级3班一名学生生病，家长要求索赔，我害怕事情被人发现，赶紧回家拿钱给家长‘报销’。又用1565元按学校475人全额保险提成10%的‘规定’分别给校领导和老师提成，校长冯胜家收了300元，总务主任王国忠收了100元。后来，索赔者越来越多，那笔钱已经‘贴’进去7000多元了。”

记者赶到安和小学时，校长冯胜家说最近特别忙，正要去谈一个项目。保险费的问题，找总务主任王国忠谈。说起学校领导也拿了代办费的事，王主任说：“我不能说，我也不知道，你们问教委去吧。”记者赶到哈市道里区教委的时候，刘英贤主任说她也忙着要去开会，车在楼下等着呢，“安和保险费的事，跟我们教委没有关系。”记者问：“既然安和校的事与教委没有关系，区教委为什么就此事提出5点处理意见呢？”主任说：“我没时间，了解得也不那么详细，让纪检书记马新庭和你们谈吧，她负责处理违纪的事，最清楚。”

11月10日，记者终于电话采访到了马书记。可惜，马书记说她“刚刚上任，许多问题不清楚。”看来，可能是刘主任记错了。马书记是这样说的，8月中旬，教委接到家长举报，安和校保险费出了问题。20日就在全区校长大会上点名批评了安和校。区教委十分重视此事，并开始逐级上报，直至移交区反贪局。不过，10月27日，区教委已经公开发表了对安和小学保险费一事的处理意见，认定此事是“张蓓个人行为”。谈到道里区教委对此事的调查进展情况，马书记说：“到现在，张蓓到底截留了多少学生的保险费，还不清楚。”

“那么，学校领导和教师提取的代办费呢？”

马书记说，也不清楚。

“那么，保险费为什么要各个学校统一交到教委再交给保险公司呢？教委和保险公司有什么关系呢？”

马书记很快说出了第三个“不清楚”。

记者专程来到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该公司副总经理章洪湖和市场信息处副处长李雪庭接受了采访。

记者：对安和保险费事件，作为保险公司你们怎么看？

李副处长：我们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对方是教育部门，是育人的，在我看来老师是非常高尚的。这件事对我们保险公司是有促动的，给我们很多启示。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印制手册，以后学生投保都会有一本小册子，这样就不会出现学生交了保险费还不知道是否真的入了保的现象。

记者：保险合同应该是保险人与投保人签约，学校又不是投保人，你们保险公司与学校签约有法律效力吗？是否可以理解成非法？

李答：那不能这么说。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我们与学校属于集体保险，这样签也没有什么不对的。

记者：据我了解，集体保险大都是某集体为其成员出资投保，是一种福利性的，而安和校学生的保险费是家长出资，属于福利性质吗？

李答：应该说也有福利性。因为学生有病及意外事故，一旦发生，就由保险公司承担费用，家长就没有经济负担了，学校组织保险是对学生的爱护，为家长解除了后顾之忧。

11月10日，一些家长又找到记者，对哈尔滨市道里区教委和安和小学对此事的处理表示不满意。他们说，现在，一切都说成是张蓓的个人行为，那学校的代办费怎么解释？保险费先交到教委，再统一交给保险公司又怎么解释？一句“不清楚”，是个答案吗？至于为何出现以上现象，有的家长脱口而出，还不是“提成”闹的。他们举例，张蓓私吞的1.14万余元保险费中，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提成”竟高达2356元，能说不是有利可图？据了解，安和小学并不是唯一这样签约保险的学校，只不过出了事罢了。（取自1998年12月15日《中国经济时报》尚志新 董时 文）

中国保险业的违规操作、黑箱操作与中国金融业的基本品质是相一致的，我曾说过一句气话：“最保险的办法是不买保险！”有人说了，都怪中国的保险乱来，保险还是需要的。需要的东西太多了，只是一到中国就成了祸害！

1998年6月11日，湖南省株洲市教委监察科在株洲市第二中学高中961班和964班就1998年以来补课和收费情况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救救我吧！老师强迫+家长希望=无可奈何”，补课“束缚身心，好比笼中鸟，园中兽，苦不堪言”，一些同学在问卷中这样写道。同学们反映最为强烈的是语文资料多，质量差，价格贵，收费高。“语文资料，错误百出，有些是盗版的。”有同学反映，有一份语文资料收费高达25元。在填“共收取补课费金额”一栏时，绝大部分同学填的数字在150元至200元之间。除补课费外，资料费、模拟考试费、毕业会考费，名目繁多。有的同学反映，1998年上学期各种资料费、试卷费就达一两百元。有一同学在补课费“收取方式”一栏这样写道：“软硬兼施”；在“收取补课费时是否有发票”一栏填的是“一无所有”。

株洲二中从高一到高三不同程度地存在乱收费现象，尤以95级高三最严重。95级高三学生不但寒暑假要补课，星期天、每天的第八节课也要补课，有一段时间甚至晚上也要补课。短短的一学年内，95级年级组向学生统一收取的补课费、资料费、模拟考试费达700多元。8月31日，几个96级同学在清扫95级年级组办公室时，发现一捆捆95级高三遗留下来的各种资料，有的还未拆包。他们不寒而栗。

有人算了一笔帐，95级高三有学生390人，年级组一学年的“进项”就近30万元。

株洲市教委曾经发文，允许高三年级补课，严格按物价局的标准（高中每节0.55元）收费，其他年级一律不准补课、收费。但这一收费项目1997年12月23日株洲市物价局曾发文予以取消。而株洲二中95级、96级年级组收取的补课费大大高于这一标准约一倍。资料是按明码标价推销给学生的，成批购买资料有数额可观的“回扣”，这是公开的秘密。有部分教师反映说，各年级组都热衷于组织学生到外地参观旅游，南岳衡山、韶山、安源、井冈山、桂林都组织去过，因为这也能“创收”。

“小金库”的钱花到哪里去了呢？有人算了这样一笔帐，96级高二全年级7个班，共收34000多元，全年级总共补课735节，平均每节课40多元，而发给教师的津贴每节只有20元。有一部分钱用于教师旅游。还有一部分用于教师福利。

据了解，一些在“收费”方面很有“作为”的年级组组长反而被提拔了。就在这一事件的调查处理过程中，96级年级组依然我行我素，1998年暑假、周一到周五的第八节课、星期日依然组织学生补课。10月13日，记者电话采访了96级年级组主任刘振元老师，他说：“全国没有哪一个地方不补课的，二中是做得最好的，我们是严格按照上级规定补课，按每节0.55元的标准收费的。”有家长举报，从7月初到9月初，年级组共收取补课费270元，他肯定地说：“不属实”，但他又说不出一个具体数额。大部分同学在问卷中不约而同地反映，从7月初到9月初一共收取补课费270元。而且都没有开收据。（取自1998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吴湘韩 罗旭辉 文）

多少年了！一些重点和名牌中小学，公然违反义务教育法，以办民营班和民助班等等名义，高收费办学。对此，各级主管部门都只是满足于发文件，查处禁止者则少见，叫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治从来就是如此的！

校园的拜物教乃源于校外，而且校内外的铜臭气味很相似。诸如200元保险费的事情，人们可以作多种推测，决不会像加减50分那么简单。放到整个社会链条中看，学校首先是受害者。而受伤害最大的自然是我们的孩子。

若干年来，除了获取回扣和赚点贴补，一些学校也干了些诸如替商家、厂家强行推销商品、强制学生在校就餐等丑事，其它乱收费则大多迫于校外权力的压力。

9月1日是全国中小学新学期的开始日。但是，在河南省卢氏县范里乡，部分中小学生因家长交不齐税费而被拒之门外。据东寨村村民反映，1998年8月，乡里给各村下达了“一税两费”的征收任务。农林特产税是按人头摊派的，不符合政策规定；“两费”是按农民人均纯收入1600元摊派的，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么高。群众反映负担过重，交不起。因此乡领导决定，凡是“一税两费”没有交齐的学生家长，其子女不准在新学期入学。乡政府还以村民代表大会的名义，给各村印制了“入学便条”，学校须凭村民代表大会会长和村民组长开具的税费已清的便条才能接纳学生入学。（取自1998年10月12日《报刊文摘》）

济南市桓台县一些学生家长反映，他们的子女在考上县一中时，一入学学校就要求借款1000元，三年后毕业时再归还，不给利息。据了解，这所中学共有30多个高中班，共有学生2000多人。这些学生分为两种，一种是统招生，一种是自费生，两者的界址就是一年一度的中考分数线。像1998年，超过580分的为统招生，入校时一般要借给学校1000元；580分以下的为自费生，需交3900元学费，此外还要借给学校500元。记者采访了三个年级的几十名学生，他们均称学校向他们借了款。几位农村学生说他们的家长有病，交这钱有困难，个别同学干脆退了学。该校分管财务工作的李副校长说，1991年桓台一中进行了校舍改造，县里为此投资180万元，余下的380万元欠款由一中自己解决。学校迫不得已，只好从1992年开始向学生借钱，三届学生借款额130万元左右。这些借款基本用来还了欠款，而380万元欠款目前也已基本还清。但他表示学生的借款没有停下来，因为不借后面学生的款，前面学生的款就还不上。（取自1998年10月19日《生活日报》刘建波 赵志祥 文）

完全可以说：中国的儿童已经成为权力通过学校压迫剥削父母们的人质！于是自然有压死孩子的最后一块石子！吉林省公主岭市四道岗乡中心校有12个分校，3000多名学生，184名教职工。9月下旬以来，省、市和有关部门下发通知，要求订阅10余种指令性报刊。于是学校让每个学生交10元报刊费，这也只能完成订阅任务的50%。10月29日，黄花村小学6年级学生赵月因取不来这10元报刊费服农药自杀，经抢救脱险。神志恢复后，赵月哭着说：“老师说，谁取不来钱就不让上学，要挨收拾，没办法才自杀。”乡中心校校长盖如宽对记者说：出现这样的事我们十分痛心，不该向学生摊派报刊费，可6万多元报刊费，我们无法承受。学校每年最多只能拿出3000元。眼下企业不景气，乡里唯一姓“公”的就是学校，各方面都管着我们。他们不知道，我们目前连教师工资都拖欠，上哪儿去弄6万元的报刊费！记者见到乡中心校的校长室墙上挂着一排杂志，还订有十几种报刊，其中竟无一份和教育及孩子有直接关系。（取自1998年12月24日《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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