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７月７日，是卢沟桥事变７０周年的日子。再过些时日，我们还会迎来南京大屠杀７０周年纪念。所以，对中日两国来说，今年是不折不扣的历史之年。历史之年，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特别是那场在７０年前的今天全面拉开战幕，深刻影响了战后历史的发展轨迹、两国国民的历史观及看待对方国家时的情感取向的惨烈的战争？

大体说来，这个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诉诸同为历史当事者的彼方的情感、道义及法律责任的诉求；二是返求诸己，把投向对方的视线收回，审视自己怎样面对历史，何以捍卫历史的真实。

前者，我们经历了一个怪圈：无视法西斯主义赖以产生的内在肌理和文化风土，一厢情愿而又机械地把彼邦划分为“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同样是战争受害者的广大人民。这种两分法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二元对立的逻辑支撑。其有效性在于能把复杂的问题简约化。但是，因导致产生战争机器的社会病灶、文化毒刺没有被清算，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反省殊难期待，从而种下了其历史认识不彻底的外因。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的发展，当国民以一种觉醒的权利意识重新审视过去被“代表”了的包括战争善后处理在内的历史问题悬案的时候，他们长期被压抑的权利表达与历史事实混杂在一起，发生了某种“化学反应”。于是，受害情结过度发酵，客观上构成对此前所谓两分法的惰性思维的逆反。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进入１９９０年代以后，日本的战争暴行开始被集中曝光，民间索赔、保钓等对日民族主义的言论明显增多的原因。

大量的对日民族主义诉求，让东邻深感困惑：作为价值多元的战后民主国家，日本并没有像中国“文革”那样的文化断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大致存量相同的历史认识，在父辈可以与中国相安无事，而到了不知战争为何物的年轻一代，却反而出了问题，且问题一再升级呢？一些对“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问题丧失了思考能力，也丧失了耐心的人，干脆付诸“你们早干吗去了”的情绪性表达。

公平地看，日本人确有对“加害者”的责任认识不足，历史反省深度不够，或把严肃的历史认识问题做政治、外交性考量，权宜色彩过重，动辄摇摆等问题。但与此同时，不能不看到，我们对历史真实的捍卫，一向是诉诸别人有余，返求诸己者寡。

靖国神社一方面是为侵略者招魂的罪恶渊薮，但同时却安放着自１８７４年台湾出兵以来，日本近现代史上历次对外战争中阵亡者的灵位，甚至包括那些为日本而战的台湾、朝鲜籍佣兵的冤魂。在每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战败日）举行的“战殁者追悼会”上，天皇、皇后、首相及全体阁僚与逾６０００民众一起缅怀先人，祈祷和平。除此之外，还有广岛、长崎的原爆纪念活动及部分右翼政治势力的靖国参拜。

与之相比，我们没有类似日本“战殁者追悼会”、韩国“光复节”（８月１５日）那样的全国性公祭。除了３５００万（抗战伤亡人数）、３０万（南京大屠杀罹难者数）等概算数字之外，我们拿不出精确到个人的具体伤亡统计，遑论铭记他们的名字。

不仅如此，抗战结束６２年，我们迄今还没有一部堪与台湾吴相湘教授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相媲美的、涵盖对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评价的权威抗战史。这不能不说是学界的羞耻。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抗战的最好纪念，莫过于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对于那场战争，我知道多少？

首发南方周末

 

编者按：随着中国社会的利益分化、公共领域内多元博弈的出现、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民意表达热情的高涨，公众参与的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迫切。从沪杭磁悬浮事件到太湖蓝藻污染事件，从厦门化工事件到山西黑窑事件，公民表达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力被证明不容小窥。如何扩大公众参与，已经是政府公共决策不可回避的问题。当我们说到“民主”时，其实它不应该仅仅指向宏观叙事的大型选举，更需要落实为琐碎而实在的公众参与。然而，与巨大的公民利益表达需求相比，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渠道目前还供应不足，这种供需不对称甚至导致了某些公共危机的发生。我们的访谈对象贺卫方先生观察到，公众参与渠道的不足，也使得中国的互联网承载了太大显示民意的功能。我们将之称为“公众参与的网络依赖症”。针对这一征候，我们相信最有效的药方就是，让公众参与得到更宽的渠道、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贺卫方

贺卫方:1960年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和教学领域包括法理学、法制史以及比较法学等。著有《司法的理念与制度》、《法边馀墨》、《具体法治》、《运送正义的方式》等。

多元博弈需要公众参与

南都周刊：近年来，政府在制定公共事务的重大决策方面，慢慢遭遇到了来自民意的种种抗衡和舆论的多方压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公共决策体制必须随着这种民意博弈的发展，应当发生一些变化了？

贺卫方：从理论上来讲，民主体制要追求的就是这样的目标：民意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和尊重。因为涉及到公共事务，就应该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决策，否则的话，这样的决策就缺乏正当程序。有时候带来很大的抵触和逆反心理，人们就会把这个决策视为外部强加给自己的，一个跟自己息息相关的事项却无法参与决策，人们当然会不满意。

今天的社会越来越趋向多元，利益参差，观念歧异，视角不同，所以，某种全体共识的达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决策的时候，由于涉及到利益的分配，那些认为自己利益受损的人们少不了要表达自己的不满。例如，政府要建设一家工厂，好像有很多的好处，外来投资的增加，就业机会的扩大，GDP增长……但是，如果这样的工厂可能带来污染，直接危及所在地方居民的健康和安全，居民提出质疑甚至出来抗议是完全正常的。

南都周刊：面对抗议，或者说面对公共危机，政府如何进行应对和决策，就决定了事态的发展和政府决策机制的成熟度。

贺卫方：是的，这种局面之下，政府应该敢于让百姓共同参与、见证决策，当然，风险也由决策者共同承担。我们需要为这种民主决策提供适当的程序，让不同的利益集团能够参与其中，各展其志，经过充分的审议，最终作出决议。不少国家的情况表明，议会正是这类决策的最好平台。为了使得各种意见都能得到表达，游说者们使出浑身解数，合纵连横，极尽摇唇鼓舌之能事；代议士们唇枪舌剑地展开辩论，把不同的利益诉求清晰地展现出来，也把相关决策的利弊得失加以细致地论证。与此同时，通过多种媒体让公众及时准确地了解完整的信息，从而有助于决策的执行。

不过，道理虽然如此，真正实现起来却是相当不易。最严重的困难来自政府总是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一切对立的观点都是必须压制的，压制的结果只能使得不满愈发强化，对抗日趋激烈，一些最初抱着善意和建设心态的批评者逐渐被推到敌对的一边，最终走向一种不可收拾的结局。

南都周刊：就是说，民众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发出声音之后，政府的决策体制还没有来得及改变，而且应对这种公共危机的方式常常是压制多于疏导，透明度仍然不够，决策机制改变的过程过于缓慢，滞后于大众对于政府的期待了。

贺卫方：确实是非常缓慢，可以说是过分缓慢。不仅仅是全国的某种决策，而且也包括地方、包括非常具体的企业内部的、村子里面、大学里面（的公共事务），所有的这些看起来都没有能够及时地采取民主的逻辑进行决策。

南都周刊：在您看来，改变过程比较缓慢的原因是什么？

贺卫方：我想可能有这几方面的原因吧：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体制，长期以来并不是一个能够让相关的社会成员参与决策的体制，民主变得多余，甚至认为对于任何决策过程进行制约，无论是来自民主还是法制的制约都是多余的。但是为什么需要有制约呢？因为所谓代表根本利益是需要论证的，关系到利益调整与分配的决策必然要有民主的过程的，否则就是对某些群体利益的无端剥夺。

第二个原因，在任何参与的过程中，有不少地方的人们愿意进行参与，但是参与的热情得不到官方的任何响应，也缺乏合理的程序。对于涉及公共事务的重大决策，关系民众利益的，属于民生范围的，这种重大决策，民众是有充分的参与的利益驱动的，但是这种热情和愿望，往往缺乏固定的途径和正当的方式。

比如说从西方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民选的代议机关是参与的最重要途径。另外一种途径，我们可以在媒体上发表我们对某种事物的看法。无论是谁在推动这个决策，我们仍然可以发出自己清晰的评论、批评。这种批评对于决策过程会产生影响。这也是一种参与的模式，但是这个前提离不开新闻方面的合理的管理体制。第三种模式的参与看起来有点消极，但是非常重要，在所有社会力量中显得特别重要，那就是抗议。这种权利看起来比较消极，但是它能够唤起更多人对于相关决策内涵的关注。如果公共决策只是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即使是民主体制下也是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少数人的权利怎么保障？有时候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唤起人们对少数人权利或者利益的关注。

大家何以过多地依赖互联网

南都周刊：近几年来，由于互联网的发达，互联网上面传达的民意也慢慢受到了重视。假如我们只有互联网或者是民间的通讯工具这样一些相对分散的，不成体制的方式，是不是远远不够、甚至说明恰恰是正规体制的不完善？

贺卫方：当然，互联网这种民意的显示机制是空前的。过去我们没有过这种比较直接能够显示民意的途径。现在我觉得它至少是一个最接近于直接民意现实的重要途径。

但是互联网也有互联网的问题，比如说这种民意只是来自社会的部分成员。可以说直到今天能够上网的人仍然是社会中的少部分成员。你很难想象，穷乡僻壤的农民也上网，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上网。所以网上的民意不一定真正代表这个国家所有人的真实感受。你要深入地了解所有社会成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仅仅通过互联网了解还是远远不够的。也许可以说没有一种模式是完美的。但是互联网有它的缺陷这一点是应该承认的。

第二个方面，媒体类型现在呈现出不合理的两极化。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的互联网承载了这么大的显示民意的功能。大家平常都还是看传统的报纸。英国人看《卫报》，德国人看《明镜》，美国人看《纽约时报》，他们觉得这已经显示了不同的观点，而且是比较规范和成熟的，只有在我们这儿，大家这么多地依赖互联网，觉得互联网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情绪的宣泄。所以有时候在我看来不是一种健全的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

南都周刊：当恰当的渠道和途径不够畅通的时候，互联网等诸种民间形式的优势体现到了极致，但是也出现了您所说的这种种弊端和局限。

贺卫方：是的，我们的社会在面对公共事件、某种社会危机的时候，需要有一种大致上被认为在程序上是非常正当的方式来解决危机。单靠互联网等民间途径，它的功能是非常有限的，甚至由于正当途径受阻而表现出来的另外一种情绪，就是消极和不够理性的。比如说，按照目前的司法模式，很多案件在网上引起大量争议，是由于人们不相信它的结果是公正的，这个时候就容易表现得情绪化。我们必须要采取一种更加被社会成员认可、更加透明、公正的程序来化解危机、解决问题。

比如说黄静事件，人们会不会相信，湘潭市的公安部门甚至法院最后作出的决定是公正的。有时候就难免瓜田李下的效应。河北省的聂树斌案件也是前年报道出来的被认为是误判死刑的案件，最终得出结论的，居然还是河北省当地的有关部门。所有这些案例，都凸现了目前我们在社会管理方面的重大缺陷。这种欠缺，最终还是应当由这个体制的改革来解决，而不是靠互联网，靠民意，靠群情激奋来解决，毕竟被披露出来的，并且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大量的事情的公正解决，需要依赖牢固、正当的途径和体制来保证。

我们现在所谓的条块分割、以块为主，整个国家的管理完全陷于一种割据当中。对一些重大事件没有办法给人们一个令人满意的交代，你做错了人们愤怒，你做对了人们也愤怒。

在什么问题上该使用民意

南都周刊：做对了，也遭受怀疑，是因为程序本身欠缺正当性，决策过程欠缺透明度？如何保障整个程序的正当性和公正性？如果没有保障的话，人们往往就会怀疑，即便举办了所谓的听证会和专家论证的程序，人们也会怀疑你如何保障这些论证不被权力所利用。

贺卫方：对。你到底怎么做的？你毕竟有利益在其中，谁会相信你？我们现在的听证还停留在非常幼稚的阶段，或者说根本没有走向轨道的阶段。比如某次听证，居然听证头天还要彩排一次，每个人发表的观点提前都要了解一下，这哪里是听证？完全是演戏给大家看。再早几年包括“非典”的时候，也是因为知情权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而引起了民众的反弹。这些激烈的反弹往往都是因为我们应当拥有知情和参与的权利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

南都周刊：在您看来，当下这种条件之下，我们如何通过整个体制的改善来达到应有的公正？让民意诉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贺卫方：首先是观念的改变。不能够想象政府机关所做的决策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对的、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这是不可能的。现在看来，政府本身也可能犯错误，他们的判断也可能出问题。有时候他们会受到腐败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有时候政府机关也会有他们不同于人民利益的自己的利益。比如说GDP增长对政府官员升迁起到的作用，这方面都会使政府决策出现问题和错误。所以我们必须有政府可能会犯错误，而且经常会犯错误的观念，这是建立政府应当更加容忍人民表达自己不同意见的制度的前提条件。

另外一个方面，要逐渐开放更多的空间、提供更多的平台让人民能够显示出自己对某些问题意见不同的看法。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会议，是否能够逐渐地把职能加以拓展，能够让会议里面经常出现一些不同意见的真实的争论、激烈的争论。我们是否能够让新闻更加多元化，而不是一元化。还有是否可以拓展听证会适应的规模，让听证会具有能够显示不同民意的机会。

最重要的在于让不同的利益群体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是什么样的声音，我们应该相信人民自己本身的判断能力。

南都周刊：还有一个问题，政府在什么问题上该使用民意调查，什么时候动用的民意调查是滥用？比如说2006年四川泸州对“钉子户”事件首次动用所谓民意调查，调查了2000户，有94%支持政府必要时强拆，认为居民的要求是过分的，只有98户投了反对票。有住户认为，政府此举可能是在作秀走过场，可能在滥用民意。

贺卫方：这主要看民意调查是不是能够保证客观、中立。政府来组织民意调查，人们对它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提出怀疑是非常正当的。因为很多数据怎么统计出来的还是不知道的。所以调查这种事情还是放给中立的媒体、调查机构来进行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在这方面，我们的体制几乎没有什么途径来保证这些调查的进行，也无法充分让民意调查成为一项常规的决策依据，成为政府部门自我评价的一个标尺，一个调适官方和民间立场的杠杆。

南都周刊：而且这也涉及到在什么问题上该使用民意调查，什么问题不该。像拆迁这种涉及到如何处理私人物权的问题，在西方也似乎并没有通过民意调查来强行决议。

贺卫方：对。处理私人物权的问题不能通过民主的逻辑，大家表决该不该剥夺一个有钱人的财产，这也是很恐怖的。这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力了。

 

透过“历史的缝隙”

或许正是“历史”的熏染，使我不知不觉养成了用“历史的眼光”四周张望、上下打量的习惯。甚至从许多人认为是“小说家言”、远离现实的卡夫卡的一些小说，我也以“另类”方式从中读出了一段段“历史”、尤其是与中国有关的一段“历史”。

《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

“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这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名言。初读此言时，我进入历史研究这个“行当”未久，对此自难有体会，甚至颇有疑虑：果真如此？而今，对这门“高投入、低产出”学科的甘苦深有体会，同时也深感布洛赫所言不虚。或许正是“历史”的熏染，使我不知不觉养成了用“历史的眼光”四周张望、上下打量的习惯。甚至从许多人认为是“小说家言”、远离现实的卡夫卡的一些小说，我也以“另类”方式从中读出了一段段“历史”、尤其是与中国有关的一段“历史”。或许，这也是一种“职业病”罢。

读书、读史全凭兴之所至、毫无目的，是我的“陋习”之一，因此《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一书所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可谓“庞杂”。内容固然“庞杂”，但无非是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折射出那个时代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进一步说，历史人物必然处身历史事件之中，而历史事件也只能通过历史人物发生、表现出来，所以说到底，这些“杂乱无章”的文章还是分析、透视不同时代、不同国籍、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思想的历史人物在历史缝隙中的洞见、矛盾、困惑与思考，人性的闪光与幽暗。

却说正是给清王朝带来希望的“同光中兴”之初，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却在1867年就预感到清王朝在半个世纪后必然崩溃的命运，并且中国将陷入“方州无主，人自为政”的军阀混战局面；历史，惊人地应验了他的洞见。相反，曾国荃却缺乏这种历史的洞见，一再拒绝要他带兵驶援上海的命令，执意要争得打下“天京”的头功，结果却“功高震主”反被清廷严斥；而李鸿章却因此“自立门户”，并因援求上海而开始与外国人打交道，进而奠定了自己在晚清政坛的“超级地位”；曾国荃不知道上海在中国近代将起重要作用、驶援上海比攻克“天京”其实要重要得多，正是曾国荃缺乏“历史感”的短视，成就了李鸿章以后的那一番事业。1905年预备立宪的清王朝似乎开局不错，可惜它未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同样，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也昧于历史大势，拒绝历史赐给它的最后机会，它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政治资本”完全为突然来临的巨大财富所吞噬，终于导致民心尽失、江山易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历史的缝隙中，人性的光辉与幽暗面往往表现得格外充分。几年前，有人为了成名、为了能够“进入历史”，不惜制造血案，以“罪恶”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与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百三十多年前的小说《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的观念几乎如出一辙，不能不令人感叹陀氏对人性的洞幽烛微。托斯卡尼尼是意大利著名指挥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于对理想的追求，一度支持、参加当时还受压制的法西斯党，早早就与墨索里尼建立交情。然而，当法西斯渐渐得势时，他却以少有的洞见看透了法西斯的本质，成为坚定的反对法西斯分子；手握大权的墨索里尼想利诱、威胁他当法西斯“音乐沙皇”、掌控全国音乐界，被他冒着生命危险断然拒绝，表现出令人敬佩的良知。同是指挥家，富尔特文格勒、卡拉扬却缺乏这种洞见和良知，未能抵挡住法西斯主义的威迫利诱。爱伦堡是前苏联著名作家，历经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三朝元老”，这三个时代后者彻底否定前者，所以很少人能“三朝得意”。然而他却这“三朝”都红得发紫，确实少见。不过，他最后面对历史、为自己辩护时，却不能不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

历史要给人教益，要有让人爱读的“历史”是一个重要因素。我非常喜欢现代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1980年，白先生感叹历史叙述的干瘪无文，史学家似乎已经不会“讲故事”，往往将丰富多彩、生动无比的历史简化成几个抽象枯燥的“公式”，所以将他在1961年发表过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重新发表。他认为：“今天，我们史学界，应该在这方面向司马迁学习，要使我们的作品能吸引人，能让人爱看，才能发生更大的效果。一般读者反映，说我们的历史书，写得干巴巴的，人家不爱看。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意见，改变我们的文风。尽管做起来很困难，但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重发此文，说明白先生对史学界那种“干巴巴”、已丧失“寓论断于序事”能力的焦虑。此事看似容易，但白先生深知其实“做起来很困难”，一种定式、习惯一旦形成，已经“格式化”，则非朝夕之间便可改变，所以我们应如先生所说，继续努力，“使我们的作品能吸引人，能让人爱看”。

古罗马的西塞罗有言：“人若不知出生以前发生之事，则将永如幼童。”说明了历史的重要。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的记忆，知识的积累、进步，必须以记忆为基础。历史，确是我们心智成熟、健康成长不可缺少的精神维生素。遗忘、丧失、涂抹历史，则将如托克维尔所说，“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

 

在广东省河源市蓝口水电站打工的重庆籍民工，因业主公司和承建公司发生经济纠纷而被卷入群体斗殴，致十余名重庆民工伤亡，其中１人死亡，２人失踪，６人伤势严重。

发生于６月２９日的这出惨剧，其实并非孤例。据媒体报道，两年前的东江水利枢纽工程，也因重庆开县民工追讨工程款，“对方叫来几车人，也是统一着装，拿着木棒。七八个开县民工被追下了河，他们还把石块往河里扔，该事件造成两人死亡。”

惨剧就这样此起彼伏。起因都是民工讨薪，回应的都是残忍的暴力，结局都是民工不仅大败而归，而且死伤累累。情节完全雷同，不同的只是时间、地点和人物而已。

无论蓝口事件，还是东江事件，要害都不在于打死了人——打死人在今天已很平常，已经不能构成新闻的要素了。它们的要害仅仅在于：多达数百名的暴徒，何以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项目业主哪来那么大的能量？

蓝口如此，东江如此，并非蓝口和东江那样偏远的中心城市，也往往如此。就在５月底，首都北京的朝阳区北沙滩８号院也发生过一起血案。因业主阻止开发商占用绿地修建“配套楼”，小区保安队长一声令下，百余名持械男子即呼啸而来，把业主打得头破血流。

不是几个人，十几个人，而是动辄纠集数百人的队伍，统一着装，全副武装，指哪打哪。这种发生在和平时代的场景，才真正十足讽刺，十足刺激。

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有组织的暴力从来只能是国家垄断。如果国家不能垄断有组织的暴力，但凡有权有势，都可以拥有队伍庞大的私人武装，那么这个社会势必堕落为弱肉强食的丛林地带，所谓法制，所谓秩序，所谓公共安全，就都无从谈起了。

蓝口事件就是这样的一个严重的信号。

必须承认，蓝口事件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那些残害重庆民工的歹徒，多数属于无业游民。在中心城市暴打小区业主的歹徒，也多数属于无业游民。无业游民广泛存在，他们往往不仅在物质上极度贫困，精神上也极度贫穷，以致有奶便是娘。不良建筑商和不良开发商只需要极低的成本，就能够把他们组织起来，挥师南北。

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化不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现在终于结出了苦果。没有正常的组织化，必然催生反常的组织化。文明的、阳光的、合法的民间利益集团不能组织起来，那些不文明的、不阳光的特殊利益集团却很容易组织起来，很容易武装起来，散漫的无组织的弱势群体根本无从阻止他们的暴力侵犯。但他们决不只是挑战社会，决不只是弱势群体的噩梦，他们的私人武装今天可以针对平民，明天就可以针对国家政权。当他们发育到一定程度，必然构成整个国家的噩梦。

这绝非危言耸听。那些不文明的、不阳光的特殊利益集团，在局部地区已经尾大不掉，已经事实上形成割据一方的地霸。以国家的全部力量，来铲除黑社会化尤其是黑武装化的特殊利益集团，已是刻不容缓。

 

邯郸市日前给全市50强企业发了50个小轿车特别车牌，并颁发了特别通行证。这些特别牌号车可以免查进入市委、市政府及市内党政机关，便捷办事。除此之外，挂这些车牌的小汽车还享有多项免费特权和违规豁免特权(《燕赵都市报》报道)。

把特权当奖励，在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大概是君王觉得这些特权自己享受起来很过瘾，于是就恩赐给自己看得起的人一同享用，如御赐黄马褂、带刀上殿、紫禁城跑马等等，不一而足。不过细细想来，这些所谓的特权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就是穿穿黄衣服、拿把刀、骑个马而已，但正是因为大多数人不能够这样做，才成全了能够这样做的少数人的优越感。有禁忌、有限制才会有特权。而“小牌号车可以免查进入市委、市政府及市内党政机关”这样的规定，看起来还真像是现代版的“赏紫禁城跑马”——市政府大楼本来就是纳税人出钱盖的，“去政府大院转一转”这个权利本来就是人人都享有的，只不过通过特殊的政府规定，才成了“紫禁城跑马”一类的特权，然后少数能够这样做的人就觉得很荣耀。所以特权真正的本义不是“少数人拥有比别人更多的东西”，而是“多数人本该拥有的东西被剥夺了”。

至于有人认为像上述这些特权没有什么危害，伤害不到自己的利益，这很明显是错误的认识。什么叫特权？就是有少数人可以侵犯别人、侵犯公共利益而不受惩罚。少数人有了特权，其他人就不可能有人权。如在邯郸市的政府规定里，这些小牌号车“除高速公路外，其它各类收费站免收通行费；各停车场(点)免收停车费；非严重违章行驶，不罚款，不扣车，不扣执照；不经批准，不得封车、吊销专用车牌照；免费审验车，随到随审”。这看起来没伤害到其他人，但问题是，法律的执行也是需要成本的，所谓“收费减免”，无非是慷人民之慨、慷纳税人之慨。可以想见，如果这部分费用没有收，而收费的指标又要完成，以保证地方发展资金或者是偿还贷款，那么解决的办法无非是提升费率，把少数人享受特权所带来的损失转嫁到社会公众头上。

最要命的是，“小特权”是来自上面“大特权”的赏赐，有无特权全凭人家“老佛爷”高兴与否。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破坏正常的秩序和规则，还会培育出恶劣的政府文化和恶劣的企业文化。甚至当有的城市要求取消特殊牌号时，却遭到了交警的反对，原因是“特殊号牌最好还是保留，因为这给我们执法带来很大方便，一眼就明白对方的身份，免了很多麻烦”。正因为特权本身是超越法律的，法律规则不行，则政府行为、官员道德皆会没落。

同时，享有特权对企业家来说也不一定是好事。在很多情况下，“违规而不受处罚”的特权几乎可以肯定会纵容持有车牌者更多地违规、违章。也许这些企业家本来是诚实守法的人，但“人上人”的感觉感受得多了，自己就会对自己有不正确的判断，可能就这样从一个好公民一步步地变成一个恶棍，到时候恐怕要为特权的享有付出更大的代价。当年雍正赐年羹尧紫禁城跑马，备极殊荣，后来却连贬年羹尧18级，最后一刀杀却。这世界上本来没有暴君，特权享用得多了，也就成了暴君。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绝非国家之福，也非企业之福。

当然，所谓特权也不是一概就要否定的。就算是在号称最民主、最平等的国家里，其部分人员、机构、车辆也是享有特权的，特别是在执行救火、警务、领导人出行等特殊任务时。但不同的是，这些特权是由人民所同意的法律规章所规定的。如果人民不同意这种特权的设置，那么这种特权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所以问题的关键好像又不在于有没有特权，而在于这种特权是否得到了“被特权者”的认可。

 

政府用行政手段调控房价，引来许多赞歌。有作者说，政府就该努力把房价赶进笼子。不过，总是有些学者怀疑政府有没有这种能力，或者是否该这样。于是，这位作者就接着说，楼市急需破除“市场原教旨主义”。

听起来大义凛然。

但不幸，今日中国的楼市根本就没有市场，扯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

不是说政府卖地、开发商卖房子、消费者买房子，就有了房地产“市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上世纪60年代也就有市场了，毕竟，你进了商店，也不可能拿起东西就走，你跟商店也是买卖关系。

作为一种制度的市场，是有其一些基本构成要素的，如果不具备，就不能叫做市场。这些基本构成要素就是，平等的交易主体，要素的自由流动，企业的进入自由。

如果用这几个标准来衡量，房地产领域根本就没有市场。首先，作为房地产最基本要素的土地，根本不能自由流动。法律禁止农民盖房子向城市居民出售，也禁止城市居民到农村去买房子。民众要成立个住宅合作社，集资合作建房，政府同样禁止，或者根本不理睬。

可以说，在房地产领域，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消费者没有最基本的选择自由，对消费者来说，不存在市场。甚至连开发商也没有选择自由———他们不能向农民直接买地建造房子，因此，开发商也不是生活在市场环境中。

想象一下，一个地方的所有开发商只能到政府那里去买地，这跟市场相去不止十万八千里。不论从哪个方面看，房地产行业都没有市场制度。如果非要说这样有市场，那也至少存在双重垄断：第一是政府对房屋建设用地的独家垄断；第二是政府授予房地产开发商垄断城市房屋供应的特权。在这么一个双重垄断格局下，不管是土地与房屋的供需，还是其价格，都必然高度扭曲。

所以，房屋价格高，不要怪市场。相反，解决房屋价格高企的唯一出路是把房地产领域还给市场。为此，需要政府放弃对房地产行业的控制，尤其是放弃对土地的垄断。一旦政府做到了这一点，市场机制自然运转起来，必会让房屋价格与人们的支付能力大体相称。

实际上，这样一个真正的房地产市场之形成、发育，也根本不需要政府来扶持，因为人们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天性，自然地就会创造出市场来。近些天来大家议论纷纷的小产权房，就是这样一个市场。城市居民有一定的消费需求，农民们知道了城市居民的这一消费需求。于是，农民就开发出满足城市居民需求的房屋。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然的自由”的市场就此出现。

如果说房地产领域存在市场，这个小产权房市场才是真正的市场。就好比在计划经济时代，自留地才是真正的市场一样。在这个市场上，买卖双方，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交易是自愿进行的，这里不存在垄断者，一方不可能把不合理的交易条款强加于另一方。同样，民众自发地成立住宅合作社，集资建房，也代表了一种市场的力量。

那些呐喊着楼市急需破除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人士，想来十分关心民众疾苦，所以绝不会反对这个真正的、原教旨的市场的发育。但是，假如这才是真正的房地产市场，那他们所反对的对象，就不可能是市场。你不能说黑板和粉笔是同一个颜色，或者猫跟老鼠是同一种动物。

明白这一点，这些关心民众疾苦的人士才能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可以设想，如果这些自发的市场力量聚集、扩展，必会发展出相对完整的房地产市场制度。但是，今天，个人组建合作社自愿合作建房的努力，似乎没有得到政府的良性回应，小产权房市场似乎也免不了当年自留地被政府“割尾巴”的命运。真正的市场的发育已经触碰到政府管制的硬壳。这个时候，鼓吹在楼市中破除市场原教旨主义，想说什么？是不是告诉政府把手伸得更长一些，让政府去查禁小产权房，从而全面控制房地产领域？

 

胡锦涛主席刚刚离开香港，两位香港朋友就先后打来了电话，一位是生意人，一位是媒体工作者，虽然告诉了我相同的内容，但两人的口气和心情却各异。生意人说，没有想到，国家主席胡锦涛到香港很受欢迎，喜欢他的人非常多。我问何以见得，他说，他公司里就有二十几位香港职员，大家星期天聚会，说到胡主席来香港，都很兴奋。这位老兄还不忘记告诫我一句，今后你写文章要注意点啦，不要拂逆民意。

稍后打来电话的媒体人则忧心忡忡地说，没有想到，胡主席访问香港，港人对他的喜欢几乎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位到访香港的国家领导人（包括英国的和其他国家的），他说这是报社今天下午才做的抽样调查，虽然不一定准确，可是毕竟也能反映一些情况。

我从网上和新闻上，以及早前和香港朋友的交流中，也有此印象。看起来胡主席受到港人欢迎是肯定的。我也能够理解两位打电话来的朋友的态度差异，对于那位经常和大陆打交道的生意人，港人欢迎北京领导人自然是求之不得的；而对于媒体人，自然看得稍微要远一点、也深一些，大概更希望港人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任需努力”的忧愁和激情。

接下来我们说到了胡主席受港人欢迎的原因，除了赞扬他有涵养、彬彬有礼又很随和外，主要说到港人对中央政府实行“一国两制”的满意。挂下这两人的电话，我意犹未尽，又拨打了几位香港朋友的手机，想听听这些在街道闲逛的香港朋友的意见，也顺便通过电话线感受一下香港的喜庆气氛。

我不知道香港的媒体是否已经做出较准确的民意测验，但据我这几位朋友所言，胡主席来香港受到的欢迎，确实是存在的，甚至也出乎一些人的意料。过几天香港一定会有民意调查机构做出准确的统计，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实事求是地说，回归十年后的香港，虽然在民主进程上还需要加快步伐，但从香港的自由经济以及法制和言论媒体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方面来说，都切实实行了“两制”。

先拿经济来说。香港回归前四年我都在香港工作，从当时的情况看，国内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些共产党官员对于“一国两制”根本就不当回事，也认识不清。他们以为香港要收回了，自己的机会也就来了，所以在回归前几年，我就碰上很多哭笑不得的事。例如最典型的就是内地的一些高级干部纷纷打听如何让自己的子女和亲属“南下香港工作”或者开后门搞一个“户口”来香港定居。

诸如此类让我哭笑不得却绝对让港人胆战心惊的事情在回归后并没有出现，得力于中央的严格管制以及那个只有在国与国之间才存在的海关和移民局。

现在大家不妨看一下中港两地的海关和各种关卡，我走过那么多地方，还不得不承认，对于大陆人来说，这里仍然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移民局和海关，在这里持护照和大陆通行证排队的人仍然是世界国界之间排得最长的。虽然已经开放了四十多个城市居民到香港的自由行，但至今内地多个省份和非城市居民、农民要到香港去旅游还是非常困难的。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那么多的自由行中几乎看不到一个农民或者农民工的影子——不要忘记他们总人口超过九亿，在香港隔邻的广东省就有上千万的农民工。

这就是香港，全世界以及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香港，为了保持它的自由和安定，四十多个城市的中国居民要去旅游必须花钱申请通行证，而广大的内地居民和九亿农民要想去看一眼则是困难重重。

我请大家思考一下，当今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政府有能力阻止本国十几亿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内自由旅行？而目的则是为了保持一个城市里六百万居民所享受的独一无二的自由？

 

《财富》杂志宣布香港已死的时候，我有一阵子是相信的，虽然我相信的原因和他们所说的有所不同。我想大家都清楚，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可以保持它的某个城市的生活水平高于全国近十倍以上，在一国之内的两个城市之间设立海关、移民局和驻守警察把守。

我想不用多说了，就像印度人永远搞不好计划生育一样，中国目前如果实行任何一种西方式的民主制度，香港和大陆之间的海关将立即消失。我很难想象一个不肯拆除国家内海关和移民局的候选人会得到九亿农民的选票，我也不相某个大陆选民会为了某个城市六百万居民的自由，而“自觉地”牺牲自己到那个城市去旅游的自由！

估计资讯发达的香港大众也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没有理由不感激北京政府强有力落实“一国两制”政策，我只是提醒他们，也记住感激大陆人民特别是比你们穷几十倍的农民兄弟的自愿或者不自愿做出的牺牲。

 

香港的朋友对我上面提到的看法莫衷一是，有的认为我钻了牛角尖，也有认为这种事是心照不宣的，说出来就很没有意思。我想那就不说了吧。不过我们下面探讨的，则是每个人都深有同感的。

还是从我第一次到香港时的见闻讲起的，那是1989年7月份，我经过香港到美国。那次在香港没有到处走，只在附近街道随便逛了逛。说实话对香港林立的商店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也不以为意，至于香港人，除了女孩子脸上稍微光亮一点，胸脯塞得高一点、屁股包得紧一点之外，也没发现有什么特别，再说那时又听不懂广东话，也不知道电视里的人在那里嘀咕些什么。

可是我却被街道上隔不多远就有一个的书报摊深深吸引了。书报摊上大大小小十几种报纸和几十种杂志，包括六七种政论为主的杂志，光看看那政论杂志的封面就够吓人的。都是些对北京政府和领导指名道姓批评甚至带辱骂的语言，如果出现在大陆，不要说放到文革时是会割喉咙或者拉去打靶的，就是放在当时，也是万万不可的。

可是香港的街道却到处都是。实话实说，我当时一下子不能适应，有点为这些办杂志写文章的人、甚至整个香港担心，担心被秋后算账。后来我到香港工作了，一呆就是四年，我也逐渐了解和理解了香港，也从内心接受了香港。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冉冉升起时，我虽然也知道中央下决心保证香港制度不变，毕竟还是有些担心的。

1998年我在华盛顿和美国智库人士有一场争论，他们说香港的言论自由已经完蛋了。我表示了不同意见。当我们都无法说服对方时，我开始拿香港和美国的报纸杂志作比较。我说，在美国，你们有名的政论杂志大概有十本左右，你们可以报道白宫会议，可以报道白宫主人的丑闻，可以议政，这些香港所有的报纸和杂志都可以做到，只是你们看不懂中文。我说，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美国的杂志如《时代周刊》《美国新闻报道》等绝对不敢写一件未经证实的美国国家领导人的丑闻，例如贪污腐败等，因为他们吃不起官司。但中国的香港就不同，那里的报纸和杂志报道北京和其领导人时，虽然大多报道的是有事实根据的，但确实有些捕风捉影，甚至不排除有些故意造谣的，可是，你们看见中国政府干涉了吗？

虽然我说的这一点不能完全代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但绝对是最重要的指标。直到今天，如果大家不是抱着某种成见和偏激，就不会看不见香港街道上的杂志和报纸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而那些直言不讳报道和揭露北京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杂志仍然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也依然是最好卖的。

但是这些报纸和杂志的存在并没有影响港人对胡主席的欢迎和喜欢。

 

和1989年那次到香港时的心情正好相反，如果我现在到香港突然看不到那些报纸和杂志，我会非常难受的。我会在不需要任何进一步调查的情况下，宣布“香港已经死了”。但事实真好相反，香港不单没有死，而且还依然充满活力。

根据毛泽东的理论，我们当然首先要把香港不死和充满活力的功劳归功于香港人民——人民创造历史嘛，对不对？事实也是如此，我对港民充满信心。1997年8月我离开香港前往美国时，一位送行的朋友问我，你说最能够保证香港像以前一样充满活力的是基本法，还是香港的法制和自由，还是廉政公署，还是北京政治局、还是特首董建华……

我说，都不对，那些东西说变就变，靠不住，唯一能够决定香港前途的是香港人自己。我补充了一句，我和他们朝夕相处了四年，我了解他们，他们会决定自己前途的。

至今我还是这样认为，香港能够有今天，首先应该归功于香港人民。可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还有一个功不可没的功臣——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今天下午就在我和一个正在香港街道上闲逛的朋友通话谈到这些问题时，电话那头传来嘈杂声，我问他在哪里。他说，你知道的，这边有游行和抗议活动。朋友的声音很平静，却一下子打破了我的平静。我怎么竟然忘记了，除了享受世界上最好的媒体和新闻自由外，香港人民还拥有言论、游行和聚会的自由。

大概听到我没有说话，朋友在电话里问，你怎么了？我说，我一时忘了，听说游行示威的规模还挺大的。朋友笑一笑说，每一次都这样，很正常。我说，奇怪，这些行为不影响港人对胡主席的欢迎吗？

朋友怔了一下，爽朗地说，杨子，你怎么一会清醒，一会糊涂呢？我们香港人喜欢胡主席，欢迎胡主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不正是因为这些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还能够进行吗……

朋友还想解释，我却已经挂断了电话。因为我突然悟出了一些道理，而且也来了写这篇文章的灵感，我不想朋友打断我的灵感，我要把自己想到的写下来，和我的读者分享。

 

北京党中央十年来坚持“一国两制”，不但保持了香港经济的平稳发展，提高了港人的生活水平，而且还保持了香港人民享受的完善的法制和高度自由，包括媒体和新闻自由，言论和游行示威的自由。

“一国两制”是前所未有的，同时现在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情也是前所未有的，除了前面提到的牺牲全国人民在自己国家内迁徙的自由而保持了香港的自由之外，让我再提另外两条：

第一条，              在人类历史上，有没有一个共产党国家曾经成功发展或者统治过一个享受法制、自由以及部分民主的地区？无论是原苏联还是东欧，都没有过，可是今天的北京政府却做到了。这一点说明什么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至少可以促使那些认为共产党和民主水火不容的人多一些思考，也给双方多一种选择。

第二条，              第二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有没有出现一个最高领导人（皇帝、总统或者主席）在自己的国家内受到抗议和示威而不出动军警驱散和屠杀的？有没有一个中央集权允许攻击自己的报纸、杂志存在于自己的国家里？没有，绝对没有，皇帝时代不可能，蒋介石也没有做到，毛泽东时代更不可能……但现在毕竟出现了。

如果还要列举，还会有很多条。有些让人困惑，有些鼓舞人心。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生活在最糟糕的时代，但也可能是最好的时代，我们生活在想象力无法跟上现实的时代。

 

行文结束前，请读者允许我提两个假设，第一假设香港没有那些充分享受言论自由的报纸和杂志，假设香港人已不再被允许上街游行喊口号，那么胡主席还能受到这么多香港人欢迎和喜欢吗？我们还能不能通过报纸去调查了解港民是否喜欢自己的国家主席？

对于这个假设，我没有答案。不过大家可以想一下，当今各国领导人，有哪一个在自己国家行走参加活动时从来不会受到民众的抗议和游行示威呢？我想，你一下子就可以猜对，因为这种国家并不多，都灭亡得差不多了——不错，就是古巴的卡斯特洛和北朝鲜的金正日。如果你认为没有民众抗议和游行的地方就是和谐社会，你大可以立即移民古巴和北朝鲜

相反，当今世界最强大、人民最富裕、社会最和谐的国家如美国、澳洲、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甚至俄罗斯，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在出席活动时，经常会被场外高喊的抗议声骚扰，他们的行程甚至也会被迫改变或者打断。

在这种鲜明的实事和不言而喻的道理面前，连我也为香港人民感到高兴，为胡主席在香港受到的欢迎和其他待遇感到自豪和兴奋，看起来，我们国家真有希望了。

感谢香港，只因有你，才让我知道中国人也能够享受那么多天赋的美好东西而天并不会塌下来；感谢香港，只因有你，才让我觉得自己的国家开始从北朝鲜和古巴的行列中脱颖而出，迅速崛起……

不过且慢崛起，请允许我提出第二个假设。假设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山西视察，准备与民同乐。大家猜一猜，会不会有人去聚会、XX、去表达意见，当然不会，——可是我就不明白，黑窑里也就关了上百个奴隶呀，其他的人不都是自由的吗？难道都变成了比奴隶还可悲的奴才？

也许山西人民比香港人更欢迎和爱戴我们的领导人，我也说不准，要不然我们做一个民意调查，看一看——哎呀，我忘记了，这里是大陆，不是香港，因为好像这类民意调查是不适合我们国情的，适合我们国情的民意调查就是那些诸如：当今世界你最想得到哪一位男人的精子？刘德华？比尔盖茨？金城武？

唉，我的精子你想不想要！

 

hRG?2007-7-1

 

6月25日，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新京报》发表文章《如此”国家级正规刊物”》，公开批评新闻出版总署垄断刊号资源，导致一些纯学术文章找不到刊物发表，而另一方面却是以敛财为目的的刊物比比皆是，他这样质疑说：”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一方面这类杂志（指《星星》、《新课程研究》等专业杂志）可以肆无忌惮地敛财，并为学术腐败推波助澜；另一方面，要为纯学术刊物申请一个刊号难于登天。三年前，我曾联合教育部百余个重点研究基地的主任上书高层领导，要求为这些中心主办的纯学术刊物提供刊号，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但如石沉大海，至今杳无音讯。而”征稿启事”自称”《星星》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国家级正规刊物，中文核心期刊。荣获第二、三届国家期刊奖。是国家百种重点期刊，是新闻总署双效期刊（恕我寡闻陋见，不见何为’双效’）。”如果这些都是真的，政府主管部门何以厚此薄彼如此？如果这些是假的，难道就能容许如此胡作非为？”

有网友对此评论一针见血，他认为：中国的学术腐败由来已久。谁能阻止的了？中共的权力失控导致了方方面面的腐败和衰退。集权是万恶之首。我们没有必要为所谓的GDP而欢呼。那是黑色GDP、血汗GDP。老百姓没个好。公平的社会是藏富于民，而不是藏富于国。一笔款子，交给个人投资远比将给集权者投资要好得多。

有意思的是，葛剑雄教授的该文章居然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中国记者网转载，可见这样的讽刺已经让这个出版总署麻木了。在这个惟利是图的年代，良知还能值几个钱？难怪葛剑雄教授批评如此”国家级正规刊物”。如今一个多礼拜过去了，也不见新闻出版总署回应，恐怕他们也不会回应，他们只顾当官做老爷，怎会发慈善心怜悯小民的疾苦。

附：葛剑雄《如此”国家级正规刊物”》

2007-06-25 :新京报

忽然收到一份”《星星》下半月刊编辑部稿件采用通知”：”您的文章《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7）（原文如此）》，经审定，拟被《星星》下半月刊录用，刊号为：ISSN1003-9678/CN51-1075
/I.（《星星》下半月刊为学术理论刊，中文核心期刊。）接此通知后，请在2007年5月28日前，按以下地址寄来版面费。收费标准：二千字以内每篇880元；二千字以上，每增加100字，加45元。您的论文按2000字，需交纳880元。此篇文章安排在第6期发表。”下面是寄款方式，落款是《星星》下半月刊编辑部，2007年5月10日，还印着一枚鲜红的圆形公章。

信封中附有一张打印的小条：经杂志社推荐，您的文章质量较好，可录入中文核心期刊《星星》学刊中发表，详见采用通知。另，如需换稿或想在其他期刊，如《新课程研究》（高等教育版，2000字以内680元）、《长江教育》等，（详见”隆重推荐”）中发表，请来电来函说明。另，您的文章若超长，每增加100字，需增加45元，若全文发表，请来电来函联系或在汇款时注明即可。另一张标明”隆重推荐””郑重刊发””国家正式期刊”的纸上是《星星》等六种刊物的名称、主管单位、刊号、邮发代号，注明”为给广大科教工作者提供发表科研成果的更广阔园地，也为适应晋职晋级评定，应广大教育工作者要求，我处特向老师推荐以下几种国家正式期刊。有意者请来函来电联系。我们将不遗余力为您推荐直至发表。”在”征稿启事”中还保证”所有文稿根据质量均在一周时间内做出处理”。看来只要按价付款，什么样的文章都能发表，而且立竿见影，时间不超过一星期。

以前我也不时会收到类似通知，但一般都是告诉我哪一篇已经发表过的文章被一种什么书（无不有一个冠冕堂皇又紧跟形势的题目）收录，并声明不收费，但需要”入选证书”或购书的话得付多少钱，购书满若干册的话可以优惠，甚至返回若干现金。看来这类收版面费的杂志行情也看涨了，”晋职晋级评定”的需求更旺了？联想到不久前看到的小学教师也能评教授的消息，莫非这又诱发了那些杂志的促销积极性？

不过这个”编辑部”实在是过于草率，或者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因为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一篇文章，更没有在哪里发表过。况且我没有向他们投稿，凭什么又由谁能”审定”呢？实际上这是我曾经指导过的一位博士生的博士论文，去年被评为”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或许是某一报道中提到了我是这篇论文的指导教师，就张冠李戴”审定”我为作者。经办人大概也不知道，这篇论文的原文超过30万字，根据他们开出的价格，如果全文发表就得付十多万元的版面费。即使发一个数千字的摘要，没有两三千元也不行。

早就听说不少杂志要收版面费，而一些在学期间必须发表论文的研究生已成为它们这些杂志的主要作者。有些杂志还无限扩大专辑，只要付足版面费，立即可发录用通知，保证刊登。研究生数量的扩大给这些杂志带来滚滚财源，”晋职晋级”的需求更是新的商机，《星星》的”稿件采用通知”本属寻常，只是寄错了对象，才引起我的诧异。

但我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一方面这类杂志可以肆无忌惮地敛财，并为学术腐败推波助澜；另一方面，要为纯学术刊物申请一个刊号难于登天。三年前，我曾联合教育部百余个重点研究基地的主任上书高层领导，要求为这些中心主办的纯学术刊物提供刊号，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但如石沉大海。而”征稿启事”自称”《星星》是经批准的国家级正规刊物，中文核心期刊。荣获第二、三届国家期刊奖。是国家百种重点期刊。”如果这些都是真的，政府主管部门何以厚此薄彼如此？如果这些是假的，难道就能容许如此胡作非为？（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

 

人们总是喜欢用“天灾人祸”来形容社会的不安定，其实“天灾”哪里都有，甚至很多自然灾害难以预料，但“人祸”则不同，人为制造社会灾难是专制国家常有的现象。如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深重灾难，就连当时的中共二把手刘少奇都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专制制度下，如果说，天灾是偶然，那么，“人祸”就是常态。年年矿难，是人祸；水资源、土地、空气、海洋等污染严重，是人祸；对中国劳工被剥削被压榨，甚至出现大规模的奴工、童工现象，更是人祸……，可以说，人祸连连，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山西砖窑奴工、童奴被揭露刚不久，7月4日这一天，中国的南北两个城市又发生了重大事故。湖南衡阳一家影院发生大火，波及邻里，官方媒体公布死难仅一人，财产损失还没有公布。而辽宁本溪一家歌厅发生大爆炸，死亡25人以上。湖南衡阳的大火和辽宁本溪的爆炸，是否天灾？能否避免？民间对此发出普遍的质疑。

中国有法律，中共有问责制。但问题在于，这些法律和制度对于中共官员究竟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对那些树大根深的权贵而言，究竟对其仕途有何影响？

大家都知道，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不仅是现行胡温体制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而且在众多政治新星中名列第一的最亮一颗。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胡温的人事布局已经基本排定，李克强晋升至中央政治局甚至中央常委，似乎已经指日可待。但这颗新星的仕途似乎并不顺畅，从河南到辽宁，在李克强的治下，艾滋病严重扩散，矿难连连，恶性事故不断，如此劣迹斑斑，他却依然坦然自若，毫发无损，谁去问责？就如同厦门远华案，涉及到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最终也不过是“刑不上大夫”。在人治下的权力斗争中，所有的法律制度对于中共大员不过是“儿戏”而已，哪里当的了真？

这次同一天发生的两个灾难性事故，辽宁本溪的爆炸事故至少死亡25人已上，湖南衡阳的大火死亡一人，但中共媒体却重点报道衡阳大火，而本溪爆炸案放在其次。正如《苹果日报》所指出的，“内地传媒、网络对辽宁本溪歌厅爆炸新闻的处理手法，令人诧异之余，也令人心寒。姑不论辽宁省禁止当地传媒到现场采访、报道，连新华网、人民网等中央传媒、网络也将这单新闻淹没在首页的万千消息中，一向挑选新闻以读者口味优先的网易，头条竟然是衡阳大火，而不是本溪爆炸。”

中国媒体怎么了？网络怎么了？答案只有一个：胡温中央要保护李克强过关，媒体当然要听话！

本期新闻聚焦之眼，就是要通过梳理李克强与本溪爆炸的关系，来凸显胡温中央的问责制抵不过中共官场的潜规则。而潜规则的最大源头，无疑是独裁制度本身。只要这一制度不变，无论最高独裁者的交椅谁来坐，都逃不脱潜规则的摆弄。

●媒体和网友对李克强的指责

▲《苹果日报》发表文章《中宣部护主心切 李克强或成传媒杀手》。文章指出，内地传媒、网络对辽宁本溪歌厅爆炸新闻的处理手法，令人诧异之余，也令人心寒。姑不论辽宁省禁止当地传媒到现场采访、报道，连新华网、人民网等中央传媒、网络也将这单新闻淹没在首页的万千消息中，一向挑选新闻以读者口味优先的网易，头条竟然是衡阳大火，而不是本溪爆炸。

这种新闻编排的一致性，相信不是辽宁省可以“买通”的，而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下了指令。中宣部为甚么要如此袒护辽宁省？如果结合近期海外有关中共高层人事异动的传闻来看，中宣部可能是“护主心切”──袒护即将晋身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

今年52岁的李克强，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爱将，一直被视为政坛明日之星。海外传媒多次报道，今年秋天中共举行十七大时，李克强可望与胡锦涛当年一样，跳升政治局常委，为五年后接班暖身。

李克强在2004年12月由河南省委书记调任辽宁省委书记，两年多来的建树，最受内地官方传媒吹捧的是棚户区（简易平房区）改造，令120万人迁入新居。他当年上任时曾许下“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百姓搬出棚户区”的豪言，至今年初基本兑现，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总理温家宝先后前往视察。

但今年来，辽宁灾祸不断，先是抚顺老虎台矿难造成29人死亡，再有铁岭特钢厂钢水倒泻夺32命，近日又有本溪歌厅爆炸致25人惨死。李克强处理这些灾难的手法，都是快而狠，并且极重视传媒、网络反应。

入京前封杀负面新闻

抚顺矿难发生时，李克强正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他下令辽宁官员如实向传媒报告情况，因此避过舆论炮轰；铁岭惨剧、本溪爆炸发生后，他都是亲赴现场指挥救援、处理善后，第一时间扑灭死者家属可能出现的谴责和舆论反弹。

李克强的危机处理能力受到肯定，但今次在新闻报道上的表现则令人心寒：当局竟然封杀当地传媒的现场采访权，勒令他们采用统一的报道！显然，李克强不想在入京之前让更多的负面新闻传出，但最令人担心的，也正是他一旦形成如此作风，势必成为传媒杀手！

▲《东方日报》发表文章《敏感期爆炸 李克强倒霉！》，文章说，本溪歌厅大爆炸，建筑物夷为废墟，二十五人粉身碎骨，三十三人缺手断腿。辽宁本是爆炸火灾多发省份，按国务院○五年颁发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定性，今次惨案仅为“重大事故”，还算不上最高级别、一次死亡三十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只是当前内地已进入“以最好成绩迎接十七大”的政治敏感期，而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又是十七大进身中共核心的大热人选，有了这一背景，今次爆炸理当引起各界关注和联想。

五十二岁的李克强由团中央书记步入仕途，先后在农业大省河南和重工基地辽宁主政，其学历、经历和背景相当完整，是中共第五代核心的热门人选，十七大.跻身政治局的呼声极高。

“与灾难形影不离”

不过说来也奇，李克强治豫治辽期间的政绩不为人所乐道，而重大灾难不断，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网民戏称这位身影经常出现在灾难现场的书记，是“与灾难形影不离的省委书记”。

二○○○年三月，焦作一间录像厅火灾，烧死七十四人。同年十月，洛阳歌舞厅一把火夺走三百零九条命，成为建国以来第二大火灾，时任省长的李克强向国务院递交书面检查请求处分，结果安然无恙。其后河南又发生两起特大矿难，罹难者多达一百八十人。○四年李克强调任辽宁省委书记，时来运未转，一个月后孙家湾矿难、铁岭烟花爆炸，总计一百五十二人丧生。就在一个多月前，该省朝阳市一酒店十多旅客又惨死于熊熊大火。

平心而论，爆炸火灾事出有因，将责任全部推到省委书记身上有失公正，然而重大伤亡事故集中爆发，危及社会稳定和百姓安居乐业，暴露执政之缺失，作为保一方平安的第一责任人，李克强难咎其责。

今次本溪爆炸又正值举国迎接十七大之际，时间敏感，政治影响很坏，难免给这颗“政治明星”带来“麻烦”。看来，无论是李克强本人，还是要扶李上位的胡温，少不了就此向十七大代表作个交代。

截至本报发稿时，官方仍未公布今次爆炸缘由，然而爆炸地点在歌厅，巨量炸药又来自矿区，容易让人联想到非法采煤、官商勾结等官场黑幕。这对李克强的“更上一层楼”，只能是减分。

▲网友对本溪爆炸案及问责李克强的议论

◆李克强治省无方，保不了一方平安。当年在河南任内，艾滋病扩散成灾；到辽宁后特大矿难、钢包事件、歌厅爆炸相继不断。而他徒有“高度重视”。

◆李克强书记的地盘出事？意味深长哦。

◆为了人为树立青帮弟兄李克强的威信，青帮头子胡锦涛什么表面上的公平都不讲了。

◆治下民众发生如此灾祸，他居然连连升官，就是民国处年也不能这样吧。

◆一个多月前，该省朝阳市一酒店十多旅客又惨死于熊熊大火。两个多月前，1600度钢水包浇活人，死32人。每次重大事故他都能免责，就因为他是胡锦涛的青帮弟兄，不用承担责任了？这没道理，老百姓背地里要骂的。

◆青帮头子胡锦涛对非青帮的干部一套政策，那就是尽可能丑化，赶下台。对自己的青帮弟兄则是百般包庇。这种对非青帮干部的政策歧视，对青帮干部的特殊优待，人心不服。说了死人30以上要承担领导责任，李克强为什么从来不承担？不撤职还往上升官？胡锦涛说话还有信用吗？

◆李克强走到哪里就把灾难带到哪里，中央为什么不问责？

◆背一些丑闻在身上进了中央好使唤，这是提拔的原则。例如夹XX（指贾庆林——编者注），远华丑闻在身上，所以尽管身居高位，但谁上台听谁的，比狗还听话。

◆2007年7月4日晚8时30分，位于衡阳市石鼓区的衡阳进步影城突然发生火灾，目前确认1人死亡。同日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田师付镇天赢歌厅发生爆炸，目前事故已造成２５人死亡，３３人受伤。从这两起灾难中使我们看到资本在疯狂逐利的动机支配下，往往把安全投入当做多余的成本“节约”掉的通病。同时每当事故发生，最终只追究一些较低级别官员的责任，问责制在这里陷入了泥潭，也因此埋下了今天再次发生大火和暴炸的隐患。

◆上联：领导高度重视，下联：群众情绪稳定，横批：继续和谐。

◆有没有当官的呢?我希望炸死他们。

◆死伤事件的频繁发生，到底是谁的错？是国人意识不够？还是国家部门监管不力？

●本溪歌厅大爆炸的相关报道

▲南方都市报报道：辽宁一歌厅爆炸26死33伤 疑因私藏上吨炸药。报道说，发生爆炸的天赢歌厅集洗浴、KTV于一身，位于田师付镇东南，也是当地规模最大的一家娱乐休闲场所。天赢歌厅是一幢二层楼，门前是该镇一条主要道路。爆炸造成楼体及周边部分房屋全部坍塌，现场留下一片300平方米左右的钢筋、混凝土废墟，最高处堆积3米左右，废墟里面还有多辆汽车被埋。

歌厅两侧相邻的房屋所受影响不是很大，但是歌厅正门对面的房屋却严重受损。与歌厅正门相隔一条马路和一条宽约10米的小河对岸，有一排二层砖楼，爆炸的巨大冲击波使这排楼房窗户震碎，瓦片掀起。一些居民分析，这可能是因为爆炸冲击波没有向歌厅两侧横向传播，而是前后纵向传播的缘故。

据了解，爆炸发生时，有一批学生在歌厅内过生日，人员较多。加上歌厅门前就是田师付镇一条主要道路，爆炸时路上有一些行人，因此伤亡严重。

昨晚（5日）7时，现场警察并不多，只有几名勘察人员在爆炸废墟的一个坑中勘察。据现场有关人士介绍，这个坑就是爆炸中心。曾经去过歌厅的杨先生称，这里是个地窖，炸药就存在里面的。现场勘察人员说，爆炸的威力非常大，所以炸药量非常大，“应该有上吨”。该名勘察人员分析，如果要需要实施爆炸，想偷偷埋这么多炸药，太难了。

当地群众刘先生告诉记者，歌厅老板比较有钱，还经营着煤矿，这些炸药也就是老板偷偷存放在家里的。事发当地小镇有很多煤矿，有证无证的共有三四百个，还有一个炸药厂，专制TNT炸药。爆炸后，在现场发现有雷管。

据了解，歌厅老板曲某在爆炸中丧生，警方已将老板的妻子、歌厅服务员等控制。直至昨晚8点，当地尚未正式公布事故原因。

炸飞出歌厅惨遭车轧

一歌厅员工死里逃生，医生称炸伤不重轧伤更重

25岁的顾元艳躺在本溪县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二楼的病床，一会清醒，一会昏迷，被子下垂出的一个尿袋里有几毫升淡黄色的尿液。她身上大部分的地方都缠满了纱布。医生介绍，病人腿关节粉碎性骨折、骨盆出现裂纹、肺部积血、右锁骨断裂。姐姐顾元虹满脸泪痕地半蹲在病床前，抚摸着妹妹的头发。

爆炸后交通混乱轧伤人

顾元艳是天赢歌厅的员工，她刚上班3天。“我们不是本溪县当地人，家里没什么挣钱的营生，一年前我来到本溪打工，今年我妹妹也跟着我来了。”姐姐顾元虹说，妹妹在天赢歌厅前台工作，主要负责记账，这份工作是不久前经朋友介绍得到的。“虽然每月只有300块工资，可妹妹已经十分知足了，她上班第一天还跟我说，她要好好干争取早点升职加薪。”

顾元艳间断地告诉记者，4日晚上8时50分左右，生意刚刚开始，她在前台算账，突然抬头看见男厕所方向冒烟，第一个念头是喊平时负责烧锅炉的曹老头关电闸，可是这时就出现巨响，爆炸发生了，“我一下子就被冲击波弹了出去，被炸飞摔在地上”。

医生说，顾元艳被炸飞其实受伤并不严重，关键是事后被车碾轧。原来，爆炸导致一片混乱，歌厅前马路上行驶的车辆也乱了，有车从顾元艳身上轧过。

去救火被炸飞的门板打翻

与歌厅相邻20米的洗车铺杨先生也听到有人叫救火，他带着徒弟刚冲到门口，爆炸就发生了，冲击波掀开门，将他打翻在地，双眼被击伤，徒弟的额头鲜血直流，“还好当时没开门，否则就没命了”。

爆炸发生时，任信军在离歌厅50米左右的地方散步。任信军说，巨大的爆炸声把他“震懵了，半天没缓过劲”，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多人都跑到爆炸地点附近，自发在废墟里搜寻幸存者。在歌厅西边的废墟里，任信军听到一个孩子在喊救命，就和几个人掀开废墟，将他救了出来。旁边的邻居介绍，这一家姓马，孩子的父母都在爆炸中丧生。任信军说，孩子大概十二三岁，当时被水泥板压住了腿，众人合力把他救出后，发现他的母亲被爆炸冲击波炸出了屋子，死在水沟的对面。

吊开水泥柱　小女孩自己走出来

在当地做煤炭工人的贵州人刘登云，当时在500米外的饭店喝酒，听到爆炸声后，他立刻赶到现场，帮忙抬水泥。他发现“八元小炒”餐厅塌了里面埋了人。他上前抬水泥柱子，但抬不动，又叫来附近的群众帮忙，还是没有用。最后等到救援人员赶来，用钩机吊开水泥柱，被埋的一名7岁左右的小女孩自己走了出来，一名妇女被人抬了出来。

疑点

官方通报25死　有工作人员称26亡

前晚10时许，天空下起了雨，加上停电，一度给搜救工作带来了困难。截至5日上午11时30分，对事故幸存者的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官方透露，目前事故已造成25人死亡，33人受伤。

现场一名工作人员对官方通报的死亡人数有疑问。该名工作人员说，事发后，他一直在现场，从爆炸发生后到凌晨3点，一共抬出的死伤人数是16人，其中确定11人死亡。从凌晨3点到早上8点半左右，抬出7人，到早上9点，又抬出9人，这其中不包括，本溪满族自治县天赢歌厅旁边洗车房2人、歌厅对面另一个练歌房里1人，马路上骑摩托车1人、从歌厅里炸飞出来一人等。该名工作人员表示，这些人抬出来时，有的死亡，即使活着“送到医院也估计很难救活”。该名工作人员称，现在在镇医院的太平间里收了26具事故尸体。

据了解，事发时，在歌厅内有数十名学生在举行生日宴会。目前对于事故中有无学生伤亡，具体人数，官方尚未确认。

爆炸现场附近的一栋楼房的窗户多被震碎。

网友分析爆炸案发生爆炸的天赢歌厅为一栋二层小楼，与它连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洗浴中心，它们皆为曲某所开，曲某也在爆炸中丧生。天赢歌厅位于田师付镇东南面，门前是该镇一条主要道路。如今洗浴中心和歌厅都已全部坍塌，现场留下一片300平方米左右的钢筋、混凝土废墟，最高处堆积3米左右，废墟里面还有多辆汽车被埋。爆炸还造成全镇大面积停电，周围多幢房屋受到波及，导致门窗玻璃被震碎，瓦片被掀开，现场工人正在对歌厅附近被炸断的高压线路进行维修。

歌厅老板曾开煤矿

据当地人说，曲某为当地人，46岁，原来开有一个小煤矿，后来煤矿在政府整顿中关闭。

事故发生后，有关方面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施救。但截至昨日傍晚，现场仍被警方封锁。“目前警方已在爆炸现场提取了相关物品送辽宁省公安厅鉴定，以判断爆炸原因，预计5日傍晚可获得鉴定结果”，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事故原因尚不清楚。

老板私藏炸药惹祸？

事故发生后，有网友对死者表示哀悼、分析事故原因、制作爆炸示意图……对于事故原因，众多网友指出是歌厅老板私藏炸药引起的。

网友“yzcjse”在“本溪论坛”发帖称，“爆炸原因可能是业主私藏土炸药存放不当引起的（业主是开矿的）。”

网友“jemewang”说，“本溪县田师付镇天赢KTV因私藏1吨多煤矿炸药，在起火后扑救无望，炸药爆炸！破坏房屋100多间。”

赌钱得罪人遭报复？

而另有一说法是，歌厅老板赌钱得罪了人，有人用炸药报复。“平淡的幸福”在博文中称“我就是田师付镇的，刚才我看到网上许多网友对天赢歌厅爆炸发表意见，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有同情的有幸灾乐祸的！做为一个正常人都会为那些无辜的死者感到痛心，对家属表示同情啊！有人说是老板赌钱得罪人了，有人开车进去车上一车的炸药！”

现场回放

隔街小楼玻璃被震碎

虽然歌厅两侧相邻的房屋所受影响不是很大，但是歌厅正门对面的房屋却严重受损。与歌厅正门相隔一条马路和一条宽约10米的小河对岸，有一排二层砖楼，爆炸的巨大冲击波使这排楼房窗户震碎，瓦片掀起。一些居民分析，这可能是因为爆炸冲击波没有向歌厅两侧横向传播，而是前后纵向传播的缘故。

当地人说，爆炸的响声极大，方圆几里都能听到。爆炸发生后，附近的人们惊慌地出门探望，发现尘土弥漫，空气中似乎混杂有炸药的味道。

事后人们发现，死伤者不仅有当时在歌厅和洗浴中心的人及行人。

河的对岸有多处做生意的小平房。一位妇女说，“我孩子的五叔就在歌厅对面一卒平房经营烧烤店，当时他送一个顾客出门，顾客走后，他又在门前站了一会儿，就在这一刻，爆炸发生了，造成他头部和腿部受伤。”

距歌厅不远处，有一家洗车店，父母和一个孩子都住在店中，爆炸发生时，男主人正在洗浴中心玩牌，结果遭遇不幸；正在洗车店中的女主人也受了伤，她的孩子被人救出后就对人说：我爸还在洗浴中心里！

据当地人讲，随着气浪和纷飞的砖石，有人竟被抛到了歌厅对面的河中。

当事人回忆

当时包房满员

在歌厅负责前台工作的顾元艳回忆说，当时刚开始营业，她正在低头算帐，忽然听到有人大喊“着火啦！”。看到着火，顾元艳就喊平时负责烧锅炉的曹老头关电闸。她刚跟曹老头说了几句话，一声巨响让她几乎失去了知觉。

“朦胧中我感觉自己被炸了出去，摔到了马路上。”顾元艳称，随后她又被一辆汽车拦腰辗过，之后，司机在倒车中又一次从她身上压过，造成了她目前重伤。

据她回忆，歌厅的服务生全部跑出来了。不过，当天包房是满的，死亡的主要是年轻人。

邻居余悸

幸亏锅炉没爆炸

孟宪玲租了两间平房开海鲜摊，出租房在歌厅一侧，只有一巷之隔。她家屋顶的大部分石棉瓦已被冲击波掀起，室内玻璃震落一地。孟宪玲说，这家歌厅院内有一个锅炉房，她一直担心锅炉爆炸，幸好没事。

冲击波冲开房门

今年77岁的陈晓宏老人就住在离歌厅大约50米的房内。当晚，他正在陪孙子复习功课，只听到轰的一声巨响，家里虚掩着的房门被巨大的冲击波推开，电灯也随即熄灭，所幸他们爷俩没有受伤。

歌厅老板爆炸中丧生

涉案人员已被警方控制

辽宁”7.04″歌厅爆炸事故处理小组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警方已经将爆炸歌厅的老板娘、服务员等涉案人员控制，对他们的讯问工作正在进行。

这位负责人介绍，这是一家私营歌厅，歌厅老板曲某已在爆炸中丧生，警方已将老板的妻子、歌厅服务员等控制。

目前警方已在爆炸现场提取了相关物品送辽宁省公安厅鉴定，以判断爆炸原因。

事故的原因正采用技术手段进行鉴定。

勘察人员说，爆炸的威力非常大，附近300多平方米都被炸成废墟，达到这样爆炸的威力，炸药”应该有上吨”.

探视伤员

伤员多为骨折

事故发生后，本溪县第一人民医院收治不同程度伤情病人30人。其中3人重伤，此外的伤员较多存在骨折伤情，部分人员轻伤。此外，爆炸发生地田师付镇医院、本溪县急救中心和中级医院也在分头收治伤员。第一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全院员工都在为救援忙碌。

▲美国之音（VOA）报道：中国辽宁歌厅炸死多人居民感不安。

 
辽宁本溪一歌厅被炸成平地

中国辽宁本溪县一家娱乐场所星期三晚间发生爆炸事件，造成至少25人死亡，33人受伤。当地政府正在紧急调查处理。一些居民表示，爆炸让他们感到不安。

爆炸发生在本溪满族自治县田师付镇的天赢歌厅。有报导说，当时这家卡拉OK歌厅里有许多刚刚考完期末考试的中学生聚会联欢。这次威力巨大的爆炸造成至少25人死亡，33人受伤，死者中包括歌厅老板。这个两层楼的娱乐场所被炸成废墟，周围的一些房屋也受到殃及，爆炸现场附近停放的一些车辆被炸得面目全非。

中共本溪县委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对表示，省市领导非常关注，已经派人到事故现场。她说，领导正在开会，爆炸的原因及性质等涉及保密的情况公安局仍在调查取证，目前不便透露。

*工作人员：死亡人数暂不确定*

这位女工作人员说：“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现在正在调查当中。善后也在我们领导的积极处理当中。(记者：什么时候能公布调查结果呢？)我想，会很快吧，我们领导夜以继日地、一直到现在都不休息、没睡觉。伤员也在积极治疗当中。(记者：死亡人数现在是多少？)死亡人数现在暂时还不太确定。”

据报导，这次爆炸造成这个城镇大面积停电。不过，本溪县洪发电站的蒋先生表示，他们电站虽然与田师付镇的供电系统联网，但是由于距离较远，那里的电力供应没有受到影响。他说，他以前去过有4万人口的田师付镇，知道那里有很多煤矿已经停产，很多采矿用的炸药散落在民间，可能会构成重大隐患。蒋先生说：“那里的矿山多，散落的炸药肯定多。那里属于一个老矿区。矿区几乎各家都有，炸药反正能不少。”

家住田师付镇附近的陆小姐说，她在镇上有朋友，听说了有关爆炸造成很多人死伤的情况。她说，这样的爆炸让她感到不寒而栗。陆小姐说：“(感到)非常紧张，觉得很不可思议，只是觉得人的生命很脆弱。今后让我们觉得，到娱乐场所去很不安全，所以心里觉得非常恐惧。心里面想，以后再也不带家人或者朋友去娱乐场所消遣什么的。”

同一天，在湖南省衡阳市，一家电影院发生了火灾，目前已经确认这家电影院的值班经理邓衡祁在救火的过程中丧生。火灾蔓延了电影院的整个5层楼，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

▲齐鲁晚报报道：辽宁本溪歌厅爆炸前曾起火 不排除蓄意引爆可能。报道说，本溪“7.04”歌厅爆炸案经初步调查，系大剂量烈性炸药爆炸所引起。爆炸前歌厅还着起大火，起因是否是歌厅老板私藏的炸药被大火引爆，专案组表示还不能下定论。公安部专家认为暂时还不能排除人为蓄意引爆的可能。

废墟中未再发现新伤员

7月6日下午1点半，记者赶到本溪县田师付镇东南的爆炸现场时，挖掘机还在废墟里面工作着。上百名武警正在帮助清理废墟。到下午三点，现场清理搜索工作基本结束，废墟中未发现有新的死伤者。

站在爆炸点附近，放眼望去，一片狼藉。屋无完瓦，玻璃尽碎。歌厅南侧电业公司的一栋七层高的家属楼已经被震歪。歌厅门口的摩托车竟然飞出去百余米，成了一堆烂铁。

歌厅爆炸前曾经起火

在本溪县人民医院，躲过一劫的谢先生还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爆炸当晚，谢先生正在天赢歌厅洗澡。突然他闻到空气中有股焦煳味，还没缓过神来，浓烟便溢满了洗浴中心。谢先生意识到着火了，穿上内裤拎着衣服就往外冲。跑出门口不远，伴着震天动地的爆炸，一股强大的气流把谢先生扔了出去……

在歌厅前台结账的小顾告诉记者，7月4日晚8点50分，她不经意间抬头发现，男厕所方向浓烟滚滚，隐隐还有火光出现。她正要找人关电闸，一声爆炸后自己便被震飞到了歌厅前面的马路上。小顾讲，当时有股皮子烧着的味道，据她估计很可能是电线短路引起着火的。

专家暂不排除蓄意引爆

在爆炸现场，一个直径二十多米的大坑格外引人注目。至于是不是有人蓄意引爆，专案组人员表示，如此爆炸所需炸药数量大，要想偷偷掩埋成功，可能性不大。但能否就此下结论，事件的起因就是歌厅老板私藏的炸药被大火引爆，这名工作人员表示还不好说。

本溪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付清斌表示，目前事故原因还在鉴定过程中，尚未出具任何结论，警方正在调查歌厅部分服务员和老板娘。前往现场的公安部专家认为目前还不能排除人为蓄意引爆的可能。目前县里已经派人安抚死难者家属，善后赔偿问题正在逐步展开。

▲BBC（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东北华中分别发生娱乐场所安全事故。报道说，星期三（7月4日）夜间，中国辽宁和湖南分别发生娱乐场所的安全事故，共造成至少27人死亡。
辽宁本溪田师付镇天赢歌厅在星期三晚间8时50分左右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5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官方尚未透露爆炸的原因。

而同晚8时30分，湖南衡阳市石鼓区的衡阳进步影城突然发生火灾，目前已经确认两人死亡，但有人称火灾发生时有约100人被困在电影院内。

据透露火灾发生时，影院正在放映电影《变形金刚》。消防人员初步认定起火原因为外围电线短路。大火在凌晨3时多被扑灭，电影院大楼已经只剩框架，大火还烧毁附近一辆汽车和14辆摩托车。

进步电影院地处衡阳市区繁华地段，是一栋五层楼房，除电影院外，这里还有部分居民住户和办公室。

首发民主中国

 

我此前写了《“香港大陆化”还是“大陆香港化”》的帖子，是从李嘉诚对香港的担心说起，提出了香港与大陆在互动过程中谁化谁的问题，把人们的思考引向“一国两制”的终极困境。这次再从香港回归10年间，香港左派突然翻身解放的怪现象说起。

一、香港左派翻身解放现象

对香港左派来说，1997年7月1日那天，仿佛时光倒流，终于迎来了他们的1949，亲人解放军进城了，香港左派翻身了。10年时间，香港左派的崛起，已成为一个不可小看的现象，希望人们观察香港的视角，也能深入到被庆祝回归10年的喜庆场面完全遮盖住的另一面。

毋庸讳言，回归10年，香港与大陆的关系空前密切，正在走向融合，从过去的经济依赖扩展到文化认同、祖国认同和政治依赖，大陆对香港的了解也摆脱了空洞概念，从过去单纯羡慕香港经济繁荣，体会到了两地文化冲突、制度冲突、法律冲突甚至价值观冲突所带来的苦涩。在这10年间，香港与北京之间发生的种种不愉快，莫不是上述冲突的具体表现。连续不断的京港冲突，被解读为一国两制已成功经受住考验，也有人解读为一国两制正面临严峻考验。无论何种解读，不能否认的是冲突。但在冲突之外也有与北京和谐的一面，这就是香港左派的意外崛起。

最引人注目的标志性事件，是这次曾荫权改组香港政府后，由著名左派曾德成出任民政事务局长一职。这位曾氏德成何许人也？他是被香港人称为香港“土共”的民建联创党主席曾钰成的弟弟、香港最坚定的左派报纸《大公报》的前总编辑、从七届人大就开始担任港籍全国人大代表，已经连续四届20多年任职全国人大代表，可谓根正苗红。更令人拍案惊奇的是，他和自己的妹妹都是香港“67暴动”的参加者之一，并被判刑两年。曾氏出任港府高官，让观察家深刻领会了什么是“昔日阶下囚，今日座上宾”，而曾氏已从“昔日阶下囚”一跃为“今日座上主”了，可谓天地翻覆。

左派在香港的翻身解放，决非左派曾氏升官一例。在香港回归10周年前夕，《香港左派斗争史》一书也应景出版，电影《老左正传》在庆祝回归10周年的前一天也隆重上映。仅仅翻身做官还不行，还要出书籍拍电影，修史立传，仿佛左派们在香港奋斗几十年，今日终于修成正果，昔日臭不可闻的香港左派，一时变得炙手可热，俨然成为今日香港的嫡传主子了。《香港左派斗争史》一书，仅名字中的“斗争”二字，使吃尽阶级斗争苦、目睹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陆幸存者，一下子就回到了文革岁月。该书历数左派在资本主义香港的孤绝之地，如何秉持马列信念，反抗阶级压迫、反抗殖民统治、反抗资产阶级政府的壮烈历史，尤其是1967年，香港左派呼应大陆“文革”高潮，乘机发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暴力运动，更是香港左派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从这本书中也许可以隐约找到香港左派和世界上那些坚持阶级斗争观念、认同暴力手段颠覆政府、对抗现有生活秩序与法律制度的其他马列政党的内在血缘关系。

电影《老左正传》在大陆上映时，为了不刺激刚走出文革历史的大陆人而改名《老港正传》，讲的是一个左派电影放映员在40余年间与香港资产阶级斗争的人生际遇，表现了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对他和他一家人的压迫，在电影的结尾，香港已经回归，他一家人的命运终于得到了改变，真可谓左派翻身记。

我曾接触过被当作香港所谓左翼团体的“亚洲专讯”，他们本来是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亚洲劳工待遇关注组织，他们关注社会公平，为社会底层呼吁，但他们不反对政府、不宣扬暴力使用暴力、不对抗社会秩序，更不发动反社会的运动，与前述那些热衷于阶级斗争的香港左派不是一回事。“亚洲专讯”为大陆血汗工厂的伤残劳工募捐、呼吁改善大陆血汗工厂工人待遇，为大陆血汗工厂、甚至拘禁人身自由的“监狱工厂”劳工争取权益等等。他们更像西方社会关心公平的左派或大陆的公民维权者。他们在97香港回归后在并未翻身解放，他们也不需要翻身解放，一如既往做他们该做的事。翻身解放的是崇尚接街头暴力和革命运动的香港左派，是那些被海外媒体认为属于大陆政权早期派遣组织、或所谓中共精神党员的香港左派。

香港左派的意外崛起，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颇值得玩味。如果继续崛起下去，不需10年，香港现在的第一大党民建联正式更名为中共香港特别区委也许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在我看来，这很可能验证了我对香港未来前途的担心，左派崛起是“香港大陆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或环节。香港回归10周年的喜庆，也可能是自由只剩40年的悲叹。

二、何俊仁为何不能回家

在庆祝香港回归中国10周年的喜庆气氛中，我忽然想起另外一个人，他定然无法和自己的同胞一起分享这种快乐。他就是现任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何先生曾当面告诉我：全世界那里我都可以自由往来，也去过很多地方了，但就是不能回自己的国家一次。

全世界都知道香港回归中国了，但少有人知道，10年来香港还有一批人，始终无法回归中国，何俊仁就是其中一个。不是何俊仁不肯回归中国，而是自己的祖国拒绝何俊仁等人回来。港英时代香港与大陆之间有一条国界阻隔，何俊仁等在那时就被限制入境；回归后的香港与祖国大陆之间已无国界阻隔，按说可以往来自由，但奈何自己祖国不肯接纳他们，一国之内，他们仍然无法踏足大陆土地一步——他能够踏足的中国土地也许只有日本军舰重兵把守的钓鱼岛吧。拒绝给香港民主派人士发放回乡证，禁止他们出入大陆，是香港回归后，各方面与大陆快速融合的大背景下的强烈反差，甚至与10年来“香港大陆化”的主调也极不协调。

拒绝何俊仁回家，是因为他不爱国吗？不，何俊仁恰恰是一个炽热的爱国者，是一个敢冒生命危险登钓鱼岛宣示主权、当面责骂李登辉给中国丢脸的爱国者。早在香港回归中国前的1996年，他参与发起成立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同年任香港保卫钓鱼岛总指挥，亲率30多艘保钓船只前往钓鱼岛，与拦截的日本军舰进行激烈搏斗，最后登上钓鱼岛，亲自把五星红旗插在钓鱼岛上。此后在97、98两年仍然连续任赴钓鱼岛示威行动总指挥，两次从香港出发前往钓鱼岛宣示中国主权。1999年的时候，他作为香港立法会的议员去台湾访问，李登辉接待了他们。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对李说，你讲的许多话比如中国对日索赔是勒索、自己三十岁以前是日本人等等让中国人非常丢脸，非常伤心。你忘记了台湾也有很多的慰安妇还没有得到尊严。他当着李的面就骂李，骂到李脸红。他讲了以后李站起来，反驳何是搞大中华主义。他再跟李说，那些是公益的事情，不但中国人，世界上很多爱好和平的人也都支持我们，你怎么可以讲这些话？！

那么何到底干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应该得到禁止回国的惩罚？也没有。何是香港知名律师，一个由香港人直接投票选举出来的现任香港立法会议员。不能回国，也许是因为他太爱国了。大陆人对一般香港人的印象，是勤奋工作，努力赚钱，但比较自私，不太关心他人的事，更别说关心香港以外的事了。中国某领导人不就曾经大声教训香港记者应该懂得“闷声发大财”吗。也许长达150年的殖民统治，使很多香港人的目光，只能看到香港岛的弹丸之地了。在这一点上，何俊仁根本不像一个香港人，他拥有广阔的大陆视角，是第一个能从大陆整体民主化进程的大背景来看香港双普选问题的民主党主席。如果他只满足于在香港做一个能够赚大钱的成功律师，只满足于把立法会议员当作香港名流来当的话，他也许会成为风光无限的北京贵宾。但他太关心大陆人的疾苦了，太盼望大陆人也能够像香港人一样享受民主的恩惠，沐浴在自由的空气中。比如作为香港人，他热心于呼吁改善大陆律师的执业环境；比如作为香港人，他为支持大陆的公民维权每逢周三就例行绝食一天；比如作为香港人，他总是站出来为大陆遭受迫害的人士，向国际发出抗议之声……正是他这些善良而伟大的公民行动，使他丧失了回乡证，身处香港，可以看到大陆的灯光、喝到大陆的水、吃大陆的蔬菜，自己的脉搏也与大陆民众一起跳动，但就是无法踏足祖国大陆的土地一步。

从“大陆香港化”的角度来看香港民主派人士的回乡难题，也许可以得出乐观的结论，今天解决不了，明天也许就可以解决，只要你有一颗中国心，总能亲吻祖国的土地；如果从“香港大陆化”的角度来看，结论则要悲观得多了：未来“香港大陆化”的完成之日，也许就是何俊仁被迫逃离香港之日，那时他们不但回不了祖国大陆，恐怕连祖国的香港也不允许容身了。呜呼！

（写于2007年7月1日－4日）

首发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