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社论:媒体需在公共监督中确立自尊

 

深圳宝安区公路局花费近3000万元改建办公楼,这一事件的最初版本曾在网上广泛流传,引起过极大震动。再后来,报纸等传统媒体介入进来,在修正小部分事实的同时,更以确实的报道详细还原了真相。近日,这场完全由媒体发动的“社会征伐”有了新的进展:涉事的公路局局长和党委书记被双双免职,政纪处分虽否认了“3000万元造大门”的这一主要传闻,但它也不得不承认兴建豪华办公楼的诸多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中央正严申要查处各地政府部门违规修建豪华办公楼行为,而当初“豪华门”被披露舆论沸腾之时,局长曾接受记者访谈,其间既含糊又明确地将事件的起因归于内部权力斗争。从这一点看,不能排除该局长因披露官僚运作的内幕,冲撞了潜规则而顺势受到革职。不过,媒体在此事件中依旧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发现并应承了舆论的愤怒,以专业作为厘清事态的脉络,从而将声讨的浪潮引致清晰的行政问责上来。

然而,相较于更高行政架构上的丛生积弊,以及更深层社会层面的困局,媒体在区公路局上取得的进展只能代表微小的胜利,无法证明更多。例如,太湖蓝藻引发水危机,危机初期的报道已含蓄指出导致灾难的利益链,可媒体的环保忧虑仅能止于纸上。类似地,厦门的PX项目抗议活动也提出过许多严肃的思考,比如地方重大项目的决策置民意于何地。但正像现实所发生的那样,行政力量在应对媒体的介入上,采用了比社会对话更复杂的干预方式,舆论被局限于私密的坊间。而在举国震怒的山西奴工事件中,媒体揭开了人性沉沦及文明悲剧的冰山一角。但在推动地方政权扫除阴霾、重塑民众的信心等方面,媒体面临着不可把握、无法预测的前景。

媒体的无力感由大量的社会乱象慢慢累积,并在更多的社会处境中表现出来。这样一种局面实则上体现了媒体与行政部门关系的总体状况,而这一状况很难被称之为正常。舆论之所以在深圳宝安公路局的“大门”上快速生成,仅仅是依赖于对特殊部门条件反射般的不满与愤懑,而这最终被证实不是流言蜚语。媒体从始至终要表达的,并非什么高深的理论,只是一次次地宣介常识,比如特权部门的限权问题、公共决策不该排斥民众参与、克服行政官僚架构的密闭性等等,诸如此类。可结果是什么呢?在一些最应该受到尊重的领域,媒体仍被干扰及遏制。媒体与行政部门本应有光明磊落的政治交流,可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间的正当角力被扭曲,媒体甚至被不可思议地渲染为威胁。

深圳“豪华门事件”作为最新案例,尽管胜利的策动者动机不明,并仍有可能隐匿在行政背景后面,但它提供了一个解读的窗口。作为“棋子”的局长和书记为息民怨而被解职,继续保全行政结构的原生态。这从反面证明,媒体对行政部门的监督不仅面临固执的反作用力,还要突破权术的功利性筹划。显然,官僚内部也存在利益的不同布局,它们之间的动态变化,也有可能造成暂时性开放,向媒体显露有限度的宽容。但遗憾的是,对媒体来说,这是价值无法被长久巩固的“窗口期”,它倏忽而来,急于消逝,可遇不可求。

自然地,媒体不可能依靠行政机构的“赏赐”去监测社会,更不可能在临时性的开放中确立自尊。若要营建理想中的尊严,实践现实中的强大功能,挽救社会悲情引发的无力感,媒体必须有力量拓展其自由度,摆脱在政治协商过程中屡被牵制的命运。如今,山西奴工案的惩治性审判已经开始,厦门PX项目的存废仍旧一团迷雾,中央预算屡被侵犯的窘境似无疗救的希望……类似的景况或许还会发生,假如期待这些社会图景能被正确处置,那就离不开一个大前提,亦即公众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正常媒体渠道而继续施加压力。也只有这样,才可防止深刻的社会伤痛被敷衍了事,避免被纳入官僚内部讨价还价,进而消散于无形。

这也是常识:媒体有尊严的社会才是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而一个合法的行政架构必会推动媒体尊严的确立。

彭小明:她以心灵眺望西藏

 

最近,著名海外流亡女作家茉莉在中文世界推出她的新作《山麓那边是西藏》。这是作者以文学的笔调和心灵的呼唤凝聚下来的10年心血。作者多次参加汉藏对话的会议,走访印度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会见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跟流亡的西藏官员和平民交朋友,跟深入印度和西藏难民中记录口述历史的台湾女记者交流心得。这本书将是中文世界绝无仅有的珍本,从不同于中国官方宣传的角度,讲述西藏的历史、人物和他们的思想、言行。

理解西藏人的想法

西藏是一片神秘的土地。那一片没有污染的高原雪域,无云的晴空,清澈的湖水,布达拉宫的景色,寺庙长号的呜咽,不仅让西方人民满怀无限的憧憬,而且也让中国内地人民心向往之。可是1959年达赖喇嘛率众出走印度,嗣后的整肃、镇压,心灵的重负压在西藏人民心头挥之不去。俗话说,“一人向隅,满座不乐”。西藏不安宁,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也不得安宁。

在西藏问题上,全世界面对的一个超级强大的共产党军事强权。一边是一个手转法轮,俯伏跪拜的民族,另一边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一代又一代决不放下屠刀,甚至直接戴上钢盔(胡锦涛1989年3月)实行军事统治的独裁者,一方是甚至不敢伤生的藏传佛教,另一方却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然而在西藏问题的认识上横亘在汉藏两族人民之间有一种严重的思想隔阂。许多出身于中国大陆的汉人同胞,长期接受党政当局的党化教育,绝大多数都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思维定势,戴上了有色眼镜而不自知。作者很注意自身的这种教育背景,在叙述中不断地十分讽刺地引述“翻身农奴把歌唱”,“毛主席来了苦变甜”之类现代藏族改编民歌歌词和“帝国主义阴谋”之类的宣传说辞。

为了揭穿过去中国党政宣传的说教套话:西藏农奴被砍断手脚,农奴主用农奴的头盖骨作用具,作者特地在访问达赖喇嘛时,提出了这些问题。达赖喇嘛告诉作者,“旧西藏社会是落后的,但是绝不像中国共产党所说得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西藏农奴制度跟中国的、印度的、乃至欧洲的农奴制度并不相同。由于存在着佛教的慈善因素,主奴关系更加不可同日而语。今天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深入,所谓刘文采收租院水牢和周扒皮半夜鸡叫等阶级压迫的谎言已经真相大白,汉族地区的地主和农民之间也不是共产党、毛泽东所宣传的那样黑暗,何况全民信佛的藏族地区。中国农村的地主由祖传或购买占有较多的土地并不是什么罪恶,(今天很多党政官僚及其子女也占有大量房地产),为什么地主就应该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罪大恶极的敌人?如果地主犯有黄世仁那样侮辱少女的罪行,也应当由刑法判罪,而不是由工作队领导农民私设公堂判罪行刑。国内出版的《中国农民调查》描写了今天农村的县乡贪官恶吏作恶多端,比当年的土豪恶霸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及彼,我们也可以理解西藏的农奴制度虽然落后,但是并不是党政宣传的那样恐怖,那样残忍。作者重复了达赖喇嘛和已故班禅喇嘛异口同声的说法:旧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饿死人的事情,祇有中共来了之后才有大批藏人饿死。班禅是一贯认同中国为祖国的西藏领导人,因为实话实说,在文革中被关押九年,历尽磨难。他的说法可以反衬出农奴制度虽然落后,但是人民还不至于饿死于沟壑,共产党打倒了农奴主,反而饿死了成千上万的藏民。共产党来了苦变甜了吗?

作者提到一位西藏妇女佩戴着母亲遗留的一片颅骨作为珍藏,是他们民族亲情孝心的表现,是他们特殊的民俗,跟残忍、黑暗、野蛮风马牛不相及。中国共产党利用西藏民俗蛊惑人心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

汉族同胞不容易理解西藏人民的心理反应。我们不妨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他们。当德国报刊上宣传说欧洲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服从黑社会的控制,中国餐馆的金鱼缸都是各帮派不同的代号云云。我们听了都觉得十分委屈,由于没有掌握外文的主要媒体,所以感到无法把冤屈向主流社会解释清楚。作为少数民族处在共产党的舆论监控之下,西藏人民被误解,他们的民俗含义被误导,他们的冤屈和愤懑无法表达。这种心情不是几乎完全一样吗?

作者的视角与多方面信息

从90年代开始,许多中国人来到海外,我当时就接触了一些德国的西藏朋友。为了独立还是自治,大家有不同看法。情绪也是相当对立的。但是我当时就向他们,其中也包括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达瓦才仁先生提出建议。他们应该跟中国的留学生、出国人员和华侨主动接触,达成谅解。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连我们这些人都不能说服,都无法沟通,怎么可能去说服中国的党政领导人和国内老百姓?大概他们听到了不少这样的建议,西藏流亡政府就翻印了一些外国人的著作,例如:《雪域境外流亡记》(美国约翰。艾夫唐着,尹建新译)。 让一部分历史真相在海外留学生和知识份子当中有所披露。但是这些书籍毕竟仍是外国人的著述,角度还是西方的,被中国当局指斥为帝国主义言论。另外,台湾女记者林照真的《喇嘛杀人》问世,也因为是台湾人的角度,并不能完全破解中国大陆人对西藏问题的先入之见。

现在茉莉女士的《山麓那边是西藏》完全是中国大陆人的视角,通过对达赖喇嘛的访问,对达兰萨拉的走访,跟流亡藏人促膝谈心,跟海外支持西藏活动的外国朋友交往,把中国大陆人民的真诚想法表达出来,也把藏人心中的情绪和思虑发掘出来,呈现给中国读者。这就是《山麓那边是西藏》的独到之处。这本书到底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哪些引人入胜的信息呢?

西藏的反右斗争惩治了许多汉族知识份子,实际上他们的言论最符合当时的西藏实情。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或称中庸之道,究竟是什么?书中有达赖喇嘛本人的阐述。愿意在中国的框架下实行自治。达赖喇嘛如何看待政教合一,他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回到西藏,不再担任政治领导人。西藏流亡政府的组成,跟西藏旧贵族几乎没有关系。该政府实际上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而旧西藏上层人士多半不是投靠国民党,就是投靠共产党,西藏流亡政府却是平民政府。这个流亡政府实行民主,人民可以批评政府,可以直接对达赖喇嘛表示不同意见。达兰萨拉的报刊也没有舆论一律,十分尊重反对派的声音。流亡藏民可以在达兰萨拉收看西藏自治区电视台的节目。不怕百姓看了拉萨的电视宣传而变心,正说明流亡政府充满自信。反观中国当局,对西藏流亡政府,对海外民主人权力量怕得要死,拼命封杀,毫无自信。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的宣传经常指责西藏人民的反抗斗争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而四水六岭反抗武装力量(一支西藏武装反抗游击队)则抱怨美国,“答应了我们的事情,最后不管是政治也好,武器也好,统统都没有做到。”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指出,根本就没有外来势力鼓励藏人抗暴,西藏的反抗是很自然地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共无法向世界交待,所以找藉口把帝国主义的大帽子扣上。

作者造访达兰萨拉,必须途经印度,少不得对印度文化和印度人民有所观察。作者将印度人民最优秀的代表诗人泰戈尔跟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这两位不同时代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作了有趣的对比。着重强调了他们超越民族主义的局限,展现人类智慧的思想灵光。作者还大略介绍了西藏流亡人群中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诗人。用藏文,中文和英文创作的西藏诗人。西藏民族绝对不是一个野蛮的民族,而是一个文学的民族,诗的民族。家国不幸诗家幸。流亡藏人的悲剧玉成了他们的多种语文的诗歌。

作者记录了与达赖喇嘛见面交谈的内容和许多细节,令读者相当人性地近距离观察这位被北京长期丑化的世界名人。谈话从宗教、宿命、反暴力、汉藏两族的恩怨,交际礼仪乃至非常个性化的爱情观问题,每每令人不禁掩卷深思。

作者是主张“祇问人权,不问统独”的。其实主张在统一下的真正自治或许更为合理。中国人中间这样的主张或许更加普遍,而且跟达赖喇嘛中庸之道恰能若合符节。主张统一下的真正自治也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毕竟中国不止祇有汉藏两个民族,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他们都在不断成长,多民族杂居的情况也越来越交错,越来越互补。祇有超越民族的局限,秉持人权民主的理念,结束专制统治,建立民主法制,才能实现多民族的和谐共处和繁荣。

首发北京之春

盛 雪:记忆与背叛——纪念六四屠杀18周年

 

……
于是
我们四散奔逃
铺天盖地的悲恸
被亡命的脚步撕扯拉破
成条成块成褴褛成碎末
无数奔逃的影子
裹挟着化整为零的沉重
在异域散落

未及回眸
未及静默
未及舔吮相望的泪眼
未及拥吻奔离的仓措

必须在
漆黑的粘湿的阴冷的疲软的涌动的
血肉模糊的无边无际的
黑色
覆盖吞噬我们之前
亡命天涯
并回身
用心血与泪河
绝望地掩埋奔逃的路辙

流亡的命运是乡间村头的磨
用生存的冰冷和坚硬
将仓惶的你我做车成粉末
慢慢碾碎遍遍细磨
掺进流离的辛酸和现实的苦涩
隐入众生
嬉笑怒骂的从容与蹉跎

多少年的噩梦惊魂
多少年的引颈拼搏
多少年的迎风忍辱
多少年的孤灯寥落

我们终于相忘于江湖
相忘得
心安理得
相忘得
不容辩说

多少人的患失患得
多少人的峰回路阔
多少人的迎来送往
多少人的弹冠高歌 

背叛记忆
原本不是我们预谋的选择
面对面的尴尬
就让它不动声色的
错过

不必提起过去
不必面有难色
不必假意转身
不必用手遮额
我们都已是别人
早已不是当年的
你和我

(2006年12月)

--北京之春2007年7月号

秦 耕:戏说海峡两岸之“三党演义”(下篇)

 

进入2007年5月,国民党与民进党在台湾岛的蓝绿斗法,继续上演好戏,绿方刚在5月19日把台北市中心的中正纪念堂更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蓝方在5月22日就把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更名为“反腐败大道”;绿方出动教育部于19日把更名布幔挂到中正堂上,蓝方出动台北市文化局于22日又把布幔强行拆除;绿方24日把布幔重新挂起来,蓝方以涉嫌破坏古建筑给绿方开出巨额罚单……真可谓蓝天战绿地,针尖对麦芒。但马英九说过,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的矛盾再大,也大不过和共产党的矛盾。如果我根据马英九的这段话,为红蓝绿三方画一个三角形,那么蓝绿两方各自所占的那个角,一定大于45度而小于90度,而红方所在的那个角,一定小于45度。

现在就让我来为红蓝绿三方解这道三角试题。把抽象的平面几何还原为海峡两岸的政治现实,这个三角形的顶角,其实就是共产党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说”,而两个底角,一边是民进党的“台湾独立建国说”,一边是国民党的“50年不变但最终统一中国”说。红蓝绿三方各执一词,各站一个政治立场,那么谁的说法更有道理?谁的说法在未来更能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解开这道几何难题呢?

以我的愚见,“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是假统一,既然要中国统一,当然就要统一成一个中国。如果嘴上说统一了,其实制度不同、货币不同、市场不同、甚至军队也不同,那这能算是一个国家吗?这算什么统一?两个德国的统一,本质上是两种制度的统一,南北朝鲜也在说统一,但没听说将来制度还坚持搞成两样,美国从建国时的13州扩展到现在的50州,每次扩展均是用一个制度来代替其他制度的,如夏威夷岛的原始社会制度,被美国统一成现代民主制度,南方的奴隶制度也最终统一为人人平等的人权制度。林肯没有姑息南方说咱们为了避免分裂,就实行“一国两制”吧,你继续坚持你的奴隶制度好了。所以说,谁如果真的坚持要统一中国,其选择只有一个,就是一种制度下的统一,要么用大陆的制度吃掉台湾,把台湾的资产阶级民主彻底干净消灭,把祖国美丽的宝岛变成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让党的台湾省委书记对台湾的立法院、行政院和总统府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想统一但又没本事做到,那就只好接受人家来统一你,让人家用台湾五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统一大陆,把大陆演变成晴天白日满地红。如果一边高喊统一口号一边公然反对我的这个分析,那我就敢指控红方本质上还是想分裂中国,和民进党想的“台独”一样,但名字应该叫“陆独”。所以说,凡是高喊“一国两制”统一的,一定是假统一。

红方的“一国两制”是假统一,而绿方的“台湾独立建国”也是假独立。这里我放开其他一切政治理论,仅仅从现实来说,占据大陆的红方不同意且公开用500颗导弹瞄准你,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不支持,台湾岛内蓝绿意见分歧而且尖锐对立,这些问题如果没法解决,而且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只在嘴上喊台湾独立建国,不是骗人又什么?230年前北美13州能从强大的英国独立出来,和台湾今日的政治现实完全不同,北美13州内部在独立问题上意见一致,帕特里克.亨利律师在演讲鼓动北美独立时,外边无人高声反对,拖马斯.潘恩鼓动独立的《常识》出版时,北美几乎人手一册争相阅读,不存在内部的蓝绿分歧,当时外部世界是各自生活在分裂和隔离的地球上的国家,互相之间不需要管别人的事,甚至不知道别人有事,不存在处于同一国际关系体系的主要国家公开反对13州独立的情况,当时的英国虽然强大,但战争双方同在冷兵器的水平上进行,不存在一方拥有终极毁灭武器,交战双方力量对比上只有相对差距,没有绝对差距,实际交战中互有胜负……这些情况在230后已经完全变了,台湾今日如何模仿美国独立?如果红方喊统一是骗台湾人,最终目的还是大陆独立,那么绿方喊独立则是骗大陆人了,骗大陆人先从中华民国独立出去。

红方喊统,绿方喊独,统是假统,独是假独,但轮到蓝方发言时,桌上也只剩下一张牌了,那就是“保持现状50年不变”。表面看来,好牌已经让红绿双方先打完了,留给蓝方的是一张臭牌,也只有这一张臭牌了。但我认为,恰恰是蓝方的这张暂缓牌,表面看来,是一张应付差使的牌,其实它更接近海峡两岸的政治现实。既然统一是假,独立也是假,那不统不独,其结果不是维持现状又是什么?这就叫先来的跑龙套,后来的唱主角,喊在嘴上的是空话,吃进肚子的是实落。红绿双方抢先出牌,把假话说尽把应景的戏唱完,结果把唯一接近真实的牌留给蓝方。要我说,蓝方“50年不变但最终统一”其实也是假话,为什么?如果你今天就按照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你看他干不干?他肯定说那咱们今天晚上就统一。说他是假话,因为他说50年不变,是因为他现在没办法立即统一。 50年后再说,只是面对现实,是无可奈何,而不是内心的真实想法。即便你心里不这么想,恨不得今天晚上就跨越海峡,但那不现实,至少50年没戏。

把红蓝绿这个三角形画出来,其实也就看清了海峡两岸的政治迷雾。根据几何原理可知,如果蓝绿两方在台湾恶斗,这个三角形的底边就会拉长,蓝绿两方的距离就会变远,与顶角之间的相对距离就会缩短;蓝绿双方的夹角会缩小,而红方独自占领的夹角就会不断扩大。如果蓝绿合作,拉近双方的距离,则红方就会被动,其夹角就会缩小。海峡两岸的政治现实也正如几何演算一样准确,蓝绿斗法,红方得利,真可谓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螳螂捕食黄雀在后。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红方占据的中国大陆,其媒体对台湾的蓝绿斗法特别感兴趣,每天在其CCTV-4上开设专门节目上津津乐道,坐山观虎斗,甚至发生当蓝绿双方在立法院打破头时,红方的电视播音员还失态笑出声的情况。既然如此,蓝绿双方现在为什么还要继续恶斗?至少不能提供口实,让红方继续把台湾作为中国不应实行民主制度的例证,进而拒绝以民主制度统一中国。

正如马英九所言,蓝绿双方应该看清形势,分清距离远近,明白谁敌谁友。他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蓝绿联合而不是蓝绿斗法,是蓝绿同在一个小岛而不是把船打翻谁也别活。如果蓝绿两方认清形势,停止恶斗,握手言欢,一致“抗红”,才是真正的出路。以我之见,蓝方应该真心认同绿方的合法执政地位,尊重台湾人民用选票做出的选择,并学习绿方的民主理念;而绿方应主动放弃、搁置或淡化台湾独立的主张,把蓝方当作民主伙伴真诚相待而不是当作政治敌人杀伐,如果蓝绿共和,结成“抗红”同盟,则红方分化蓝绿、从中渔利的企图便无从实施,未来解决海峡两岸分裂分治的选项,也相对明确起来,这是因为,台湾的民主越快些成熟起来,未来用民主制度统一中国的机会便越大。

值得一说的是,蓝方至今无心与绿方结盟“抗红”,反而跑来大陆搞什么红蓝和谈,我的看法是,红蓝结盟不可能,蓝绿同盟再告吹,那倒有形成红绿隔海同盟的可能。如果红绿暗中结盟,那才是最坏的局面。因为一个假统一,一个假独立,表面看来势同水火,但二者骨子里的共性其实最大。君不见红方整天文攻武吓磨刀霍霍,其结果使台湾民众与大陆的同胞情谊越来越淡,心也越来越远,这不是帮忙完成台独又是在干什么?而绿方整天叫骂,一会正名一会制宪,难道不也是在帮助红方最终完成将大陆从中华民国彻底独立出去的大业吗?如此,海峡两岸的三党演义就演变为红绿两党互惠,没蓝方的什么事了。

 2007-5-25

首发民主中国

刘 水:黑砖窑事件是人治的惯性发作

 

但凡还有点人性的人,都会被山西、河南、河北的黑砖窑事件震动。人们一方面同情少年奴隶的悲惨遭遇,诅咒黑心窑主,更要拷问那些作为公权部门的公安局、劳动监察、村乡镇部门都去了哪里?在部门利益的驱赶下,金钱让这些人丧尽天良,跟禽兽无异。政府人员眼里的少年,连圈在笼子里的动物都不如,动辄遭受残害、虐打、活埋。地方政府服务于人民还是残害人民,其行为超越了民间社会的心理底线。
    
再联想到山西矿难频繁,地方官员参与投资分红,罔顾矿工生命,疯狂掠夺资源的灾变记录。这些都证明地方政府勾结矿主和窑主,成为合法化的敛财机构,地方政府普遍奉行的是“血酬定律”,也显示地方政权作为公共权力机构业已瘫痪,呈现黑社会特征。苛政蒙于虎。现在老百姓中间不缺任何角色,只差陈胜和吴广。

鲁迅先生在中国史书上读到的是“吃人”。我们在中共“三个代表”的当下“和谐社会”,见闻的却是活生生的人吃人惨象。 

关注系列黑砖窑事件,在于其暴虐程度打破了数个纪录。

一、10年累计的黑砖窑应在1000个以上,不全在山西洪洞县。
二、时间跨度达10年之久。
三、地域跨度达3个省份。
四、摧残工人(包括大量未成年人)数额巨大,达千人以上。其确切数量根本无法统计。
五、地方政府(公安、劳动、环保、土管、村乡、纪检、县市、工商)负责人涉嫌渎职和行政不作为犯罪,部分公职人员参与受贿、绑架儿童犯罪。特别是当地县市长、书记渎职行为,以及派出所负责人的行政不作为,尤为严重。
六、包工头和窑主涉嫌绑架、拘禁、伤害、雇佣童工、超时工作、行贿等多项犯罪。
七、部分当地新闻媒体间接参与了犯罪。现在尚未有证据表明,各级宣传部是否多年来下令媒体不准报道黑砖窑。
八、奴工从被绑架到解救,充满惨绝人寰的暴虐特征。

黑砖窑在北京的直接干预下,人们仅见山西洪洞县为解救出的工人补发工资和慰问金,并且派出工作组,分赴各地寻找受害人。这些后续努力是政府理应所为,不值得感激,更不该被蒙蔽视线。人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努力并不能掩藏、或者取代政府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那些违法的公职人员理应受到法律制裁。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应该在省级电视台公而告知发出寻人启事,寻找那些分布在中国某个角落的受害人。10年来的受害人数远在1000人以上。让这些受害人作为证人,指证黑窑主、包工头和打手,以及人贩子。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应该从400名未成年人受害者父亲的投诉信中,发现并追究不受理报案派出所所长的刑事责任,并调查他们是否受贿。当地村乡县各级政府负责人,不可能不知道存在如此普遍和长久的奴工现象,他们也应该承担连带刑事责任。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不应该存在中央督察下“好事变好事”的错误意识,更不应该试图用事后补偿替代渎职和行政不作为的违法事实。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在追捕黑窑主和黑包工头的同时,应该同步勒令当地公安、劳动、环保、土管、村乡等政府部门负责人,引咎辞职,进而搜集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

黑砖窑事件,只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弱势群体悲惨遭遇的一个缩影。经济发展并不能必然带来法治昌明,生命得到保证,基本人权受到尊重。透过这个极端事件,人们可以看到,地方政权仅仅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才是最真实而且最有威慑性的。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分布在当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难道没有听闻黑砖窑残害工人的事件?他们为什么不作声?

在制度不存在多党制衡、道德崩溃的国度,如果一厢情愿地用“冷漠”解读中国这个沉疴的社会,类似的黑砖窑事件还会相继出现。当地村民也对黑砖窑长年存在保持沉默,我宁可理解为是村民对政府部门极端不信任的结果。社会集体冷漠,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正义、公平价值极度贫乏,民间无法抗衡政府的无力感使然。有人赞同“乱世用重典”来监管官员,有个现象值得考量这一说法的不可行性:贪官遍地,前赴后继。中共反贪的决心和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什么贪官越反越多?中共反贪的惯例是由党内上级官员查处下级贪官,采取“双规”措施,其间有太多的人为因素,反贪制度本身先天不足。反贪亡党,不反贪亡国。专制制度永远不能解决自身的制度弊端。

现在的官员眼里只有权和钱,成为权贵和金钱的奴隶。当政府的征地、拆迁等非法行为,遭遇社会的抗拒时,动用军警暴力工具摆平,是他们的不二选择。这个时候,官员的眼里,再没有什么群众利益。政府作为为纳税人服务的仆人角色,早被官员抛到九霄云外,甚至直接参与了草菅人命的非法活动中。“地方政权暴政”是中国最贴近民间社会的独裁的注脚,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种致命景象,中央对地方政权出现失控苗头。

转型正义,是各个国家制度转型过程中遭遇的重大难题。后起的苏东、拉美、东亚的民主国家,都曾陷入这个梦靥中不能自拔。一元制度天然不能革除自身不断膨胀的毒瘤,需要借助民主的变革手段,监督、制衡权力的扩张。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人治”的恶果。人们宁可相信制度,但不能相信某个官员。民主制度是人类发展至今唯一有效的社会制度,即使社会最底层者都能望见正义的光芒。

值得警醒的是,山西洪洞县不应成为系列黑砖窑事件的“顶罪羊”。存在黑砖窑的每个地方,涉及的政府部门负责人、黑窑主、包工头都受到法律制裁;所有遭难工人都应得到抚慰和国家赔偿(包括精神赔偿);黑砖窑全部关闭。系列黑砖窑灾难才能称得上最后解决。

对此结果,没有乐观的理由。

2007年6月20日
首发人与人权

黄翔:瞬间永恒-中国诗歌书法的艺术和表现

红岩英雄惨死中共屠刀下

 

● 一九四九年囚於重庆白公馆的中共红岩志士周居正绣红旗迎接「解放」,后任马列主义教员,不幸反右中箭,劳教苦役中因摆门阵被人举报,成为涉及数百人的政治大血案罪首,一九六四年被枪杀,至今未被平反。


● 1968年4月5日黑龍江槍決八名犯人,其中兩人因寫大字報被定罪為反革命份子而遭殺害。

梓僮千载仰风高,壮士须死志未消;

墙外芙蓉墙内血,不废锦江浪滔滔。

拟於一九六四年四月难友周居正被杀於四川永川县新胜劳改茶场当日。周居正被杀害已整整四十三个年头了,值「反右斗争」五十周年的今天,我不能不想起他和怀念他。

白公馆脱险志士被打成右派

周居正,原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教员,大学文化程度,四川合川人,生於一九三○年。一九四五年在武胜县就读师专时即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当时还不足十六岁,后失去组织关系,仍矢志不移,孤军奋战於重庆.一九四八年参与和领导「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反蒋独裁运动和「组织民变武装」被捕,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狱,与《红岩》作者罗广斌、共产党员杜文博(仍健在,中共重庆市委机关离休干部)等同囚一室。一九四九年九月他们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时,立即撕下被面欢欣鼓舞地同罗广斌等人一起,在狱中绣制五星红旗。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决定血洗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他们又对监狱看守人员做策反工作。[对於这段历史,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委编写的《歌乐忠魂》和白公馆脱险革命志士傅伯雍等人所着《狱中斗争纪实》、《浩气长存》等,均有记述。]在这枪林弹雨,屠刀现红,命悬一丝的越狱脱险中,他不顾自已身体瘦弱,冒着生命危险,仍帮助难友郭德贤背出一个四岁男孩(此孩现已是总工程师在天津工作),表现非常英勇,品德十分高尚。郭德贤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也对周居正狱中事迹加以证实。

一九五七年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时年二十七岁的周居正已是中共重庆市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员,对空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他坚信不疑,执鞭课堂向中下层党的干部大讲特讲马列主义原理,视毛泽东为「伟大领袖」,相信他一切骗人的鬼话,什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所以在「大鸣大放」中向党捧诉心曲,结果被划成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四川省劳改局所属的「四一五」劳教筑路支队劳改。

闲聊龙门阵酿成杀头大祸

经过近五年漫长时间的饥饿劳累的折腾,终於一九六二年初摘掉了「右派帽子」解除了劳教,但仍不能被放回家与妻儿老小团聚,做正常的平民百姓。而是作为「三类人员」(即劳改、劳教、就业)强行安排到位於四川永川县的新胜茶场「就业」。他性格内向,喜欢写作。不但研究马列主义着作,还研究汉文字改革。在劳教期间曾写过数万字的「汉字改革方案」建议,寄给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若不是「阶级敌人」此书早已出版问世。

一九六二年一月,四川省劳教筑路支队留下几名解教人员在广(元)旺(苍)铁路沿线处理善后赔退工作,他是其中一人。他和魏昭等五人派到薛家桥维修筑路损坏的民房。中间休息,大家在一起烤火,抽烟,闲聊,各自摆谈了自己被错划为右派后的不幸遭遇,也谈了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以及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自然灾害」、饿死人等问题的看法。

谁知这些「吹壳子」的「龙门阵」后经人举报,竟成为「恶毒攻击党和毛主席三面红旗」的「罪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牵连的人越来越多,竟成为全省以致全国的惊天大案「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先后被捕数百人。冤案的发生地||四川省公安厅劳教筑路支队,当时一片「赤色恐怖」,队队戒严,人人过关,抓人逮人随处可见。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淫威压迫下,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立功受奖」的协迫诱导下,被关押的「右派」们人人自危,相互嘶咬,失去了做人的正常理性与思维,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六十九名难友送进了监狱,周居正也从新胜劳改茶场抓了进去,还罗织为首犯。筑路支队的狱官们不少人立功领赏.

数十人被重判死刑及有期徒刑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关押审讯,最后按照逼供信的原则结案,对供认的或是基本供认的定为「反革命」成员.其中周居正、杨应森(右派,原沪洲军区中尉教官,共产党员)两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分别杀害於永川和灌县;魏昭(南下干部,中共党员,曾任重庆市九龙区政府卫生科科长)、陈仲伟(右派,原重庆西南设备安装公司技术员)、廖廉康(右派,原简阳机制砖瓦厂医生。)三人,分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刑;彭恢荣(右派,原健为县粮食局会计)、杨全松(右派,南下干部,原重庆炮校参谋、教员)、朱文安(右派,原。四川什邡县,单位职务不详)冉茂涵(右派,长寿县小学教师)等四人,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彭福志(右派,地下党员,原铜梁县委农工部长)等十四名人经中共四川省政法党组批准,由省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分别判处十年二十年有期徒刑,另外四十六名「案犯」由各地公检法机关处理判决.此亘古奇冤大案,至今未获得「平反」。

我是「四一五」着名不认罪的反改造分子,当然涉入其中,所幸活了出来。一九六二年我外逃西北,后通缉归案。一九六三年初解押回蓉,作为重犯与周居正、杨应森、魏昭、冉茂涵等关押於四川省公安厅梓僮巷看守所,还先后和他们同关在一个牢房。在周、杨两人被判处死刑后,党为了「挽救和教育我」,还将我与杨应森囚入死牢整整两个多月。那日子真叫怵悚惊心,恐惧万分,成日脚镣叮噹,刺刀逼眼,夜来探照灯在头上晃来晃去,每隔一小时警卫便来查监,风声鹤唳,非文字所能表达.一天我们冒死仍唱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作马牛,人道的烽火已燃遍了整个欧州,我们的热血第伯尔河奔流」,当然引来一阵好打。

周被枪杀后两子受凌辱亦自杀

周居正被杀我不在现场,难友李才义(右派,原省财政厅干部,现在四川省建行退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一九六四年初,我们近千名被强制在永川劳改茶场「就业」的「摘帽右派」正在给茶树修枝,打药,施过冬肥。一个天低云暗、霜风凛冽的日子,西山四大队所有的「职工」、就业人员和女劳教在黄泥塘红茶车间的大坝子里开会,大家估计又是教导员做形势报告,讲「东风吹,战鼓擂」或「乌鸦的翅膀遮不住金色的太阳」那套老调.可是到了黄泥塘一看,两处制高点的山顶上架起了机关枪,环山坳的公路上也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岗,连平时穿便衣的管教干部们腰间也别了手枪,气氛非常紧张。特别是在场部「集训」过的人,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幸而各队的人准时赶到会场,九点半准时宣佈开会,原来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公判大会,一位法官首先宣读了一串名字,罪名是「反革命集团」罪,有的判十五年徒刑,有的判二十年,有的判死刑缓期执行。最后被武装押到前面的是个剃光了头,戴深度近视眼镜,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核对姓名、年龄、籍贯时,才知道这人就是周居正。紧接着法官宣读他的罪行,主要是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自任总书记;书写反革命组织纲领——〈新民主社会主义论〉等等。最后宣判周居正死刑,立即执行。宣读完毕就给周居正的背后插了死囚标签,然后被架走,不到十分钟光景,天空响起了清脆的枪声……

周居正个人的不幸,也给家庭亲属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长子周复生,次女周复苏因受株连被下放到边远山区当知青。周复生受不了政治上的歧视和生活上的煎熬,用镰刀抹喉身亡;文化大革命中周居正的妻子曾昭英(教师)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游街示众累遭批斗,留在身边伴她的小儿子周复兴,受不了精神上的凌辱和折磨,於一九六八年投嘉陵江自杀。几十年来的淒风苦雨,孤灯冷衾,凌辱折磨,曾昭英一直过着以泪洗脸的痛苦生活。现在年逾古稀的她在惟一的女儿周复苏的伴护下,靠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苟活,简直不敢去提想往事。

四川官员至今不为冤案平反

至今冤案未获平反,弱者的哀吟,地穴的声音,总能唤起人间没有泯灭的爱与同情, 原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共产党员、离休干部吴先生,出於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向魏昭和周居正亲属伸出同情之手,无偿地向她们提供法律援助,花了几年时间自费跑遍省里不少县市,走访健在的当事人,对全案进行多次复查,又以律师身份看阅了所有卷宗后,深有所感地说:所谓周居正反革命集团案完全是沿袭反右派扩大化错误,强加於周居正、杨应森、魏昭等人的莫须有罪名,此案不平,天理不容!原判认定周居正、魏昭等人的犯罪事实多属刑讯逼供、诱供和指明问供的供词.全案查获的惟一「铁证」,就是周居正笔记本上的那篇题为〈新民主社会主义论〉的文字,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冤案错案,应从根本上推翻。

曾参与复查过周居正案的部分法院审判员、副庭长、庭长,检察员,均认为此案不论原判认定周居正等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的事实是否成立,都不构成反革命罪。(按:所谓「政治纲领」不具有反革命目的,因此不构成反革命罪)。另外,周居正当年蹲国民党监狱的战友老党员孙钢、杜文博、刘德彬、郭德贤、傅伯雍等也联名给最高人民法院和胡锦涛主席写信,为之呼籲复查。但当年此案的获功者硬是顶着不办,坚持「维持原判,不予平反」。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毛泽东的阴魂不散,「反右斗争」 这个错误的政治运动没有彻底否定,所以此案就能成立。

苍天,皇天,你听见了吗?胡主席,温总理,你们看见了吗?伤口继续在流血,活人继续在流泪,冤魂继续在呻吟。违宪违法的「反右斗争」到底何时才能解决?!

 

1989:目击者的广场日记

 

坦克进场的时候,大学生们正围坐在广场中央——广场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已经开始。11时许,首都的夜空依然明亮,远处不时响起枪声。人们席地而坐,平静,安静。广场民主大学首任校长严家祺在演讲,民主的历史,民主的现状,民主与法制,民主在中国……晚风吹送,严先生娓娓而谈。民主就是多数原则,并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民主是人民制约政府,而不是政府主宰人民。民主要依靠法治,反对人治。民主是中国人民努力奋斗整整70年不懈追求的好东西。

嗡嗡之声突然降临,像来自天际,有人站起来抬头张望。你坐着,感到大地开始颤栗,紧接着听到了你永远忘不了的声音,那是坦克的轰鸣声和高速奔驰的履带轧轧声。“路障!”有人大喊一声。人们一跃而起,一声声地呼喊着,向广场西侧那辆急驰的坦克车冲过去,仿佛路障就是自己。

这是1989年6月3日,11时10分,在人民的大会堂面前。

和平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

民主与坦克不期而遇,超出了许多人的期许。路障!路障!路障!大学生们喊着冲到广场西路和长安街上,追着那辆坦克——其实是辆轻型装甲运兵车,扔出了手里的汽水瓶、砖头瓦块,甚至,钢笔和书本。装甲车楞了片刻,突然掉头,沿着来路,向前门西大街方向,夺路而去。不用动员,没人指挥,一直没有设防的广场在恐惧之中做出了本能反应。隔离墩、铁栏杆、垃圾桶、乃至各种垃圾杂物,全被搬到路上,做成障碍物的样子。

4月15日以来,超过3000名大学生,为了自己的同胞和祖国真正站起来,为了反腐败,争民主,坚持了7天7夜的绝食斗争。他们的壮举感动了全世界,却感动不了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一些人越过全国人大,宣布戒严北京,用军队来对付学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可敬的首都人民,选择了见义勇为。极少数人滥用国家暴力,并激发了社会暴力,致使大学生们倡导的非暴力的和平改革遭到破坏,难以控制,对话不成,对抗不断升级,大学生和士兵们的年轻生命,正在成为政府错误的牺牲品。

坦克进场,预示着最后时刻的来临。大学生们围坐在纪念碑上,静静等候,他们反对暴力,也随时准备牺牲。一个半小时前,绝食团广播站一个沉静柔美的声音,已经说出了大家的共同意志。同学们,同学们,我们和平请愿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智,保持冷静,维护和平请愿的初衷,不要用暴力去对付暴力。两个月来,我们坚持的是非暴力的和平斗争,和平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

广场上的人熟悉这个声音,是柴玲——当时,在某种意义上,她是广场上另一个民主女神。

再见了,同志们!

广场重新平静下来的时候,周围的枪声再次响起。先是远处,像除夕夜的爆竹声,一阵紧似一阵。接着,博物馆,大会堂,曳光弹平射而来,点射夹着连发,烟花似地划空而过。

广播车放送着“民兵训练课本”,教导人们怎么打坦克:蒙眼,掏耳,剖腹,砍腿……来得还真够快的。正想着,坦克就来了。

12时30分,金水桥东侧传来坦克的轰鸣,一阵紧似一阵,广场上的人们向那里奔跑。与此同时,从惊慌奔跑的人群中,你听到坦克压死了女大学生的消息,有人说,是北师大的。

身旁的喇叭响起了刺耳的噪音,突然,“民兵训练课本”变成了高亢的《国际歌》声,紧接着,这辆由公共汽车临时改装的广播车轰地一声发动了。看着这辆公交车转弯,掉头,拖着地上的高音喇叭,你明白了它的意思——拦截坦克,同归于尽!你追着它跑,终于抓住了车门,车门却轰然一声关闭,从驾驶室传来了诀别的喊声:“再见了,同志们!”

后来,你在电视画面中多次见到这辆公交车时,前面离它仅几十米的坦克不见了。而公交车,已不在长安街上,并被人改变了使命,成为攻击建筑物而不是拦截坦克的一个“罪证”。

不许打人!

18年后,你终于明白:反抗暴政不等于睚眦相报;公民有反抗暴政的自由,也有不服从的权力。而公民不服从,更重要的是守住你自己。而在当时,你并不真正懂得这些道理。中国盛产革命文化和党文化,多年来,无论电影、电视、戏剧、文艺,还是报纸、杂志、文学、书籍,无不承载着一个政党的宣传诉求,充斥着革命暴力和奴化教育。革命暴力,祇能孕育暴政,以及反抗暴政的暴民。正所谓,仁政出仁民,出良民,出顺民;暴政下,祇有刁民,暴民,还有大量的愚民。

你追着广播车跑,手拿一根3尺长的竹竿,要去跟坦克拼命,不怯弱,很白痴。

广播车冲到长安街上,距那辆装甲车几十米,停了。因为装甲车已经被堆积起来的垃圾桶阻停,徒然轰鸣着,然后熄火了。霎时,003号装甲车成为人们围攻和宣泄的一件物品。砖头瓦块,棍棍棒棒敲打着这个铁乌龟,点燃的衣物、棉被,马上堆满了“龟背”。人们愤怒着,兴奋着,拥挤着,像围着一只巨大的烤红薯,祇等着分而食之。

提着竹竿,你摸到了铁乌龟发烫的后门,竹竿还没有敲下去,车门“嘭”地一声弹开,滚滚浓烟里冲出来二个当兵的。当兵的被车里的高温和浓烟熏得迷迷糊糊,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所以立刻被狂怒的人群打倒在地。人群里祇听到夯土似的沉闷声音,没有求饶声和呼救声。你拼命挤了进去,想打人,或许还想杀人。或者你什么都没想也用不着想,大家怎么做,跟着做就行。没有料到的是,你做了相反的事。18年来,每每回想起那一刻,你都要犯迷惑,失去思维。后来你越来越相信,那一刻出现了神迹,拯救了你。

你挤进装甲车左边的一个圈子,那当兵的伏在地上,已不动弹。有人在踢他的头,有人跳起来踩他的身,像演武打电影。他毫无反应。你听见自己在喊:不能打了不能打了人不行了!接着你拉起他的左手,甩上肩,弓身发力背起了他,向救护站挪动。

殴打没有停止。有人开始打你,一个踉跄差点倒地。没等你跪下去,右边一双手伸过来扶住你,接着,那双手架起士兵的右臂,使你挺直了身躯。“不许打人”!有人在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人们开始喊起来,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整齐。在这有节奏并富有当时的广场特色的呼喊声中,在十多双手臂的围拥保护下,你们奔跑着,把士兵送到了几百米外的博物馆急救站。

后来听说,那天广场上没有死一个当兵的,包括这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士兵,流了血,没有牺牲。这是大家的幸运。

他们都是孩子!

凌晨1时30分,枪声密集响起,预示着有事发生。果然,广场西路的人群潮水般地向南退去,其间不断有人倒地。当时无法判定,这是中枪还是摔倒。你迎着溃散的人群向北走,直到看到西长安街,密密麻麻,都是军人的身影。这些黑影中,至少有5、6支枪口在吐火,射击。这是文革武斗以来,你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看人开枪,没有向着天空,而是向着大地和人群,打得广场地砖火星直迸。迎着正在喷吐的枪火,走上去。广场西路已空无一人,在西长安街火光的映照下,你看到了那个令你终身难忘的场景:一个短发白衣的女人,一个人站在西长安街口的拐角处,前仰后合地比划着,你听她喊:“别开枪!别开枪!他们都是孩子!”

你迎着她走上前去,边走边想,开枪的,不也是孩子吗?

西长安街,全是军队组成的步兵方阵,望不到头,看不见尾。方阵上空响着口号,十分整齐。“动乱不平,决不收兵!”“如若阻拦,坚决还击!”“打倒动乱,严惩暴徒!”等等。

突然一声哨音,部队就地坐下,现出一片整齐的钢管森林。这是建筑工地常用的2米钢管,现在靠在士兵的肩头上,伸向广场的夜空,展示着比步兵武器更直接的一种暴力。

你想,国庆游行,如果把士兵手里的步枪,换成大刀长矛或者钢管铁棍,可能更威风,更有震摄力。暴力,来自原始;越直接越原始,越能摧毁文明。在这接近原始暴力的步兵方阵中,在钢管树阵之间,突然响起了“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一类的军营歌声。这是各个连队之间在拉歌,鼓舞士气,作战斗前的精神准备。

那个女人已经到了军队的散兵线前面,连比带划地诉说着。你情知不妙,趋身上前,还没走拢,就见她被几个士兵挥起枪托,打倒在地。你把她扶起来,才看清楚,这是一位年约40岁的中年妇女,胖胖的圆脸上满是血迹。他们打我。我看见了。别理他们,我们走。

广场方向,有照相机的闪光闪过。接着,跑来几个大学生,还没跑到散兵警戒线,就被冲过来的士兵打倒了,至少有两个照相机被当场砸碎。几个大学生被士兵扭着骼膊架走。其中一个学生,匆忙往你手里塞了一把东西——一张名片和一个红布条。名片上是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后来丢失了。红布条,你至今留着。

跟丫的死磕!

15天前。你冲着那个越过全国人大的违反宪法的《戒严令》,来到北京,准备在这里抛洒你的一腔热血。5月21日,初到北京,你在广场上游荡了一天。傍晚,在一个叫“京前餐馆”的小店吃了第一顿饭。餐馆老板20多岁,一口京片子。他见你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记着笔记,便上前问,是记者吧?接着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动而不乱的北京,和令他敬佩万分的大学生。正是在他嘴里,你第一次听到北京“小偷罢工”的消息。

邻座五个大汉正在吃饭,老板说是“雷子”,却没有压低声音的意思。接着,他拎出两瓶啤酒,要请客。见你谢绝,他说,请老师写几个字,写“北京市民死磕队”。说着拿出半截白床单铺开。不懂北京方言,不知道“死磕”的意思,急得老板连比带划,才搞清楚,死磕,就是“拼了”。你想,“拼命队”,大概就是敢死队的意思吧。

没有毛笔,就手抓抹布蘸着墨写,一气呵成。未了,老板要加上一句:跟丫的死磕,写上去。“跟丫的”是什么意思,更难解释了。你想,管它呢,喝了人家的酒就得办事。再次手抓抹布,蘸墨,写了。半截床单变成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北京市民死磕队——跟丫的死磕!人民必胜!旗帜展开,包括那五个大汉,齐声叫好,小店里响起一片掌声。

后来,在广场上,在帐篷村,你多次见到这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旗帜”下,是一辆免费送饭的平板车:“旗帜”旁边,是这位年青老板——当时叫个体户——的幸福的笑脸。

15天后,6月5日,你见到了另外一条白布标语。标语下面,是一位15岁的北京女孩的脑浆和鲜血,血泊中泡着一只白色女鞋。离地1.5米的墻上和报亭,密集分布着38个弹孔,背对着复外大街。人们说,当兵的追进胡同,从里面往外面打,女孩躲在报亭后面的死角里,被削去半个脑袋。这是一条居民小巷的巷口,复外大街22#楼西侧,巷口悬挂的白布横幅写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坚守,还是撤离?

躺在广场地砖上面,你摆出一个“大”字,双目紧闭,休息。广场北面传来骚动和响声,站立了5天的民主女神轰然倒地,预示着一个结束正在开始。那天黄昏的晚霞特别壮观,你满心感激着这最后一天的美丽,于是给广播站送去纸条,要求播放《让世界充满爱》。不久,广播里传出寻找歌曲磁带的呼声。你想像,歌声响起的时候血肉横飞的场景,以及,嬉皮士给警察的枪口上插满鲜花的那种美丽。

凌晨4时在再次广播了《紧急通告》后,广场上的灯光全部熄灭。恐惧随着黑暗降临。纪念碑东侧,有人点燃了垃圾。像战士牺牲前,总要先砸烂武器,有人把收集起来的棍棍棒棒扔进火堆,烧了。围坐着3—4000名大学生的纪念碑底座上静得可怕,大家在等那最后时刻的来临。《国际歌》声响起,“这是最后的斗争……”大会堂前,聚光灯开亮,照着门前的步兵方阵。方阵闪开之处,一只小分队,弓着腰,端着枪,直插纪念碑而来。瞬间,散兵线包围了纪念碑。有人喊话:市民都出去,离开这里!枪声同时响起。士兵们开始动手,把不像学生的人从队伍里拉出来,推出去。不一会,就有人拎着衣领,把你推到了包围圈外面。被拉出来的市民并不走开,他们站在包围圈外面,声声高喊:学生无罪!学生无罪!

有人对着纪念碑碑体射击,打得火星直迸。很快,大喇叭被打哑了。然而坐在底座台阶上的大学生们,一阵骚动之后,仍然坐着,沉默不语。你佩服这些孩子们,他们已经战胜了恐惧。这时有人在纪念碑上喊话,建议以喊声大小来表决,决定留守还是撤离。

其实这类的广场表决早在“戒严”第一天就预演过了。5月22日,“广场将遭到空降袭击”的传言不胫而走,动摇着大学生们坚守广场的决心。这时,绝食团广播站在广播里举行了公开辩论。正在“坚守派”和“撤离派”难分胜负之际,广场西南角悄悄出现了一支队伍,打着横幅,挽起袖子,在深夜的寒风中默默地站立。人们走近一看,好家伙,全是新闻媒体的国家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北京日报社……掌声响起!大学生们热泪飞迸!北京市民组成的摩托队,插着旗,编著队,绕场巡行,给大学生壮胆打气。那时起你开始相信,中国的光明未来,要靠知识份子。

那时的知识份子,确实可以感天动地,就是不能感动政府。你没料到的是,知识份子也可以被集体收买并集体作弊,成为组织起来的少数人和高度组织的极少数人,欺负没有组织的多数人的帮凶和工具。短短十多年,中国很大一部分知识份子就摆脱了千年传统,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型:从此没有善恶是非对错,祇有贫富强弱输赢,以发财致富为最高理想,以最大利益为终极价值。首先坏起来,才能富起来,不能富起来,也要坏起来。

没有敌人和仇恨

大学生“留下”坚守的选择刺激了“清场”的士兵,黑暗中,他们开始对纪念碑体密集的点射,来增加压力。你仿佛看见,纪念碑浮雕上的五四青年,正圆睁着困惑的双眼。因此你穿过散兵警戒线,又一次回到了纪念碑——要死,要和大家一起死。

选择重新回到包围圈里,主动去承担危险,说不上有什么英勇,但很有意义。当时一大批中国知识份子的精英,都毫不犹豫地跳进大火,净化了自己的灵魂,把自己还原为人。6月2日,当广场的坚守已十分困难,当局的镇压意图已十分明显的时候,专门从美国赶回来的文学博士刘晓波,与侯德建,周舵、高忻发起了新一轮的绝食抗议。“广场四君子”的《绝食宣言》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起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祇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89年那一代知识份子,不仅急公好义,具有舍身饲虎的勇气,而且思想深刻,目光远大,完全能够担当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使命。

射向纪念碑体的跳弹,不时制造着新的伤员。不一会,4个人抬着一个脖子上喷血的学生,从纪念碑顶层跑下来。出于医生的本能,你跑到前面开路,带着他们去博物馆急救站。到了那里,你傻眼了:长期停在那里的几辆救护车,不见了!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你们拼命呼喊着,寻找着。

那天晚上,广场上最忙碌的地方,就是博物馆前面的临时救护中心。一整夜,警铃声声,车轮滚滚,不停地转送着广场伤员和来自周边路口的伤员。而现在,它们竟然悄悄消失了。你向广场北面望去,没有看到救护车,却看到了坦克车和装甲车。在初现的天光辉映中,一字排开着大约四十辆装甲车,像一群蹲伏着的怪兽。突然,怪兽们一声嘶吼,发动机喷吐的浓烟,顿时遮暗了初现鱼肚白的天空。

九个太阳

你紧盯着200米外的装甲车,下意识地数着,刚数到第28辆的时候,它们轰鸣着,隆隆向前开进了。这时你想到了帐篷村,和熟睡的孩子们。广场熄灯前,你又一次走进帐篷村。因为你知道,外地高校的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坐在纪念碑底座上,而是呆在帐篷里休息。狭窄的过道里,你听到从帐篷里传来的鼾声,还有轻轻的谈话声。你来到一所天津高校的帐篷前,听到传来交谈声:你什么时候回去?天亮就走。回家吗?回学校。

几天前,这个帐篷里传出来的是早期的摇滚乐声。当时六个大学生拍打着脸盆、背包,唱着《九个太阳》。

你没有看到有谁在检查帐篷。当你还在想“帐篷里还没有人”的时候,装甲车已经到了面前,并且快速越过你,推进到纪念碑正面的旗杆前面,随着加大马力的轰鸣声,把碗口粗的铁旗杆推到了。中间几辆车,把帐篷顶起来,蒙在头上前进。这时纪念碑上,还有超过2000名大学生,周围,还有不少学生和市民并没离去。而你,站在广场东路,博物馆前面,眼见装甲车队越过你,一直前进。车队开过,后面的帐篷村矮了一半。此时纪念碑上再次响起密集的枪声。

杀死李鹏!

有秩序的广场撤离开始了。说有秩序,是在坦克的大炮直指鼻子,重兵重重围困,东南角留下唯一通道的情况下,你唯一的生路是走人。所以最后一刻的确和平,有序。

士兵们采取了紧逼战术。大学生退出一层,士兵们占领一层,不多时,纪念碑上已全是士兵。为了搞清状况,你甚至爬上了一辆装甲车,看到大学生撤退的头队,已到了前门大街,扫尾的刚出了包围圈。人数估计有1000多人。时间是6月4日凌晨,5时10分。

你跳下装甲车去追队伍。早起的市民向广场拥来,他们表情沉重,却鼓着掌,夹道欢送——不,是悲送你们。你追上队伍问,后面还有人吗?有同学答,还有人在纪念碑上,他们坚决不走!这时,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女生冲出队伍,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两三个女生去拉她,她却抱住道旁的小树,死不起身!两个男生又过来劝,也拉不起来。几个人蹲在地上,地上一片哭声!

这时你听见了你喊的却不属于你的嘶吼声:杀死李鹏!杀死李鹏!杀死李鹏!大学生们跟着,喊了三声。队伍继续向前门行进。

这时你相信,此刻如果有个代表李鹏的东西站在面前,无论它是一个士兵还是一辆坦克,你都会毫不犹豫地撕碎它。

有一天,我也要拿起枪!

前门大街一支部队正在向东奔跑,这是去“堵口子”的队伍,填补学生们退出后的广场东路。市民们追打着他们,扔着砖头瓦块,他们毫不理会祇顾跑。一些士兵身上血迹斑斑。还有两个掉队的士兵,抬着箱子,喘着粗气,一瘸一拐地被人围打,逼上了街沿,躲进了居民院。

天色已经大亮,大学生的队伍正在远去。你落在后面,慢慢走着,脚步沉重,心中茫然,万念俱灰。在石碑胡同南口,一群人截住了你。早起的市民围住你,询问浴血的广场之夜——你双手血污,满身血迹,似乎成了血战的证明。在你平静地讲述中,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不停地抹着眼泪,然后突然说:请相信,有一天我也会拿起枪的。他掏出了自己的证件:某某某,武警中校。你哭了。10个小时以来,你第一次哭出声来。

前门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不一会儿,有人扶着一位头上流血的蓝衫老太太奔过来。武警中校和女大学生招呼住一辆环卫工的平板三轮,帮助你把老太太扶了上去。

北大的精神气质

按照事前约定,打散以后,到北大某楼某室会合。你拖着双腿向北大方向走去。手里高举着,你在急救中心门厅里匆匆写就的标语:今晨7点,军队还在前门屠杀市民!严惩杀人凶手李鹏!讨还血债!一些路人,讶异地看着,有人在拍摄你。

此刻的你,早已没有了思想。在精神上,你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暴民。你心里反复叨念着,是金斯堡的名句:我披头红发升起,我吃人如呼吸空气。双手举着牌,一路来到宣武门。几个上班的工人拦下你,问清去哪里后,争着用自行车驮你,把你送到了学院路。

终于你来到了“革命圣地”——北大三角地。你感到欣慰的是,三角地对暴行作出的反应,一夜之间,这里贴满了公开声明:退党,退团,女的剃光头,男的留胡须……虽然第一次见面,虽然第一次来这里,你却感到,北京大学,像家一样,亲切熟悉。

风声越来越紧。有人说,军队要来清校,所以不准收留外地人。深夜,你被转移到北大招待所,那里是外地同学的大本营,因为害怕被抓而来不及说出真相,所以你当着一大群人,对着两个录音机,又一次陈述了你所看见的事实,并坦言,对这一切言论,承担责任……

走,咱们别理他们!

6月5日雨过天晴。一觉醒来,人们的惊慌还没有消退。传闻,北大今天要军管。你不愿束手就擒,所以一大早就匆匆离开了。一夜休整之后,体力基本恢复,沿着海淀路向北而行,不知不觉已到甘家口。日上三竿,又饿又渴,买了几只蕃茄,坐在路边,吃。四个人围住了你,干嘛呢?吃饭。哪儿来的。成都。干嘛来了。旅游。“站起来!”一声大喝!你慢慢站起来,干嘛?问你呢?说着就动上了手,要搜身。你拼命抗拒,双手已被扭到背后。干嘛干嘛!跑过来几个行人,和这几个人推搡起来。一个国字脸的大汉围护着你突出重围。走,咱们别理他们。“咱们”拉着你快步离开“他们”,其它行人奋力拦住了那几个便衣。

你得把衣服换了,他说。低头一看,可不,满身血迹,凶手似的,走不多远就会被抓。这位工人大哥把你带到甘家口百货商店,给你买了一件肉色的衬衣,16元。正掏钱,被你止住了。我还没谢你呢,咋能让你买。你说。后来的经历,证明这位工人大哥至少救了你两次命。上午在甘家口,把你从便衣手里救出来。下午在西单路口,如果你穿着那身血衣,定会被当场打死。

可惜,你没有记下这位救命恩人的名字。但你知道,北京工人和北京市民,是世界最好的人。

在军博,你跳上6月4日下午毁损的装甲车队,焚烧的浓烟还没散去,而70余辆装甲车突然被毁损的原因,至今未明。在木樨地,一个小小的地铁窗,密布着20多处弹孔,靠在旁边的一辆自行车的钢管上,洞穿两处。在燕京饭店,五楼至六楼之间的墻上,60多处弹孔历历在目。看来,以地下到天上,无处不遭射击。

“战况”的惨烈在复兴医院得到了你亲眼的证实。这是距木樨地最近的一家街道小医院,没有胸科和脑科,祇有普通外科。一位护士说,当晚至少有100多个颅脑外伤和胸腹贯通伤伤员。在此作了简单的包扎或止血处理后,被立即转送出去。即使这样,这里当晚就停放了40多具尸体,绝大多数送来时,已经断气。有些家属害怕受到清查,连夜就把尸体领走了。现在临时改作太平间的大教室里,并排躺着的尸体,是38具。这仅仅是在一个路口一夜之间发生的情况。北京,究竟有多少个这样的路口呢?

人啊“人”

下午5点在六部口,首都电影院前面,你见到一辆烧毁的大轿车横在路上,还冒着烟。你转到轿车的东面,看到了一个悲惨万分的场景:一具焦碳似的尸体,伸开两腿坐在地上,靠着轿车的车轮,远看,像一个人在休息。然而,这个曾经的人,昨天的士兵,已经难以辨认。“他”的皮肤像大火烧过的树皮,低垂的光头上盖着军帽,胸前堆着,自己体内流出来的肠子……,你受到震憾,立在那里,足足站了十多分钟。

这个造型如此熟悉,使你想到了成都画家苟乐嘉的一幅名画《人》。《人》的创作年代是文革后期,反映的是文革中,造反派头头宋立本被对立派的中学女红卫兵抓住后,练刺刀,挖膝盖,点天灯的惨景。被虐尸后的“宋立本”,靠坐在那里,尸体摆成一个“人”字型,无声地控诉着另一种“人”。

眼前这位士兵——后来知道是“共和国十烈士”之一的刘国庚,在文革整整20年后,坐在西长安街上,用自己凝固的躯体,又一次发出了声音:为什么啊,人?

两天前,就在这里六部口,你和大学生们站在一起抗击着暴力。6月3日凌晨,一辆载着武器的大轿车在六部口被截停。为了防止武器丢失,大学生们上了车,坚守了20多个小时,直到一车军火被安全转移。面对汹涌而至的人浪,大学生们手挽手围在大轿车前,你也挽起了大学生的骼膊,守护着大轿车,守护着八九民运的底线:非暴力。事后查明,大轿车上,装载着机枪×挺,手枪××支,冲锋枪×××支,子弹×万发,电台×部……这些军火如果流入市民手中,不可能帮他们“打赢战争”,却很可能造成市民和士兵的更大牺牲。

段麒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47名殉难者当中,有青年学生。据说当时并不在北京的段麒瑞知道自己的手下开枪打杀了大学生和市民,在地上长跪不起,磕头谢罪。段后来很快退出政坛,在天津当了寓公,并从此终生吃素,不沾晕腥。

感谢北京

枪声再次响起。从复兴门换防回来的装甲车队,远远地已经发现了你。你缓步跨过大街,在西单路口一棵大树前面坐下,等它。当兵的没有放过你。5、6个士兵围上来,刚问两句,就枪托横劈,把你打倒在地。捣蒜式的打击落在背上,开始并不感到疼痛,甚至还有些舒服,不多久,你就喘不上气,意识也有些迷糊了。迷糊中一闪念,幸亏,换下了那件血衣……

难忘的是,当你倒在地上,承受连续不断的打击之时,西单路口探出几颗头来,对着士兵的枪口,向你招手,要你爬过去。这时你开始感到剧痛传来,已经动不了了。士兵们刚一转身,两位市民就沿着墻根爬过来,从地上架起你一路飞跑,一辆板车早等在那里,他们七手八脚把你甩上去,大喊着“闪开,闪开”,把你送到了人民医院急诊室。

6月10日在回家的列车上,你拿出了笔记本。上面记着,5月21日来到北京的第一天,你在纪念碑上抄下的一首小诗《对话》。八九民运,从对话的初衷走向对抗的结局,固然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可以反思。然而《对话》的精神,却永远是那么美丽!

所以在西去的列车上,你给大家读了这首小诗,表达了对一个时代的最后美丽的深深感激。

对话

孩子:妈妈,这些小阿姨,小叔叔为什么不吃饭妈妈:他们想要得到一件礼物。

什么礼物自由。

谁送给他们这件美丽的礼物自己。

妈妈,广场上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人这是一个节日。

什么节日亮灯的节日。

灯在哪儿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妈妈妈妈,救护车里是谁英雄。

英雄为什么要躺下呢好让后排的孩子看见。

看见什么七种颜色的花。

(2007年5月22日 )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