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宝安区公路局花费近3000万元改建办公楼，这一事件的最初版本曾在网上广泛流传，引起过极大震动。再后来，报纸等传统媒体介入进来，在修正小部分事实的同时，更以确实的报道详细还原了真相。近日，这场完全由媒体发动的“社会征伐”有了新的进展：涉事的公路局局长和党委书记被双双免职，政纪处分虽否认了“3000万元造大门”的这一主要传闻，但它也不得不承认兴建豪华办公楼的诸多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中央正严申要查处各地政府部门违规修建豪华办公楼行为，而当初“豪华门”被披露舆论沸腾之时，局长曾接受记者访谈，其间既含糊又明确地将事件的起因归于内部权力斗争。从这一点看，不能排除该局长因披露官僚运作的内幕，冲撞了潜规则而顺势受到革职。不过，媒体在此事件中依旧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发现并应承了舆论的愤怒，以专业作为厘清事态的脉络，从而将声讨的浪潮引致清晰的行政问责上来。
然而，相较于更高行政架构上的丛生积弊，以及更深层社会层面的困局，媒体在区公路局上取得的进展只能代表微小的胜利，无法证明更多。例如，太湖蓝藻引发水危机，危机初期的报道已含蓄指出导致灾难的利益链，可媒体的环保忧虑仅能止于纸上。类似地，厦门的PX项目抗议活动也提出过许多严肃的思考，比如地方重大项目的决策置民意于何地。但正像现实所发生的那样，行政力量在应对媒体的介入上，采用了比社会对话更复杂的干预方式，舆论被局限于私密的坊间。而在举国震怒的山西奴工事件中，媒体揭开了人性沉沦及文明悲剧的冰山一角。但在推动地方政权扫除阴霾、重塑民众的信心等方面，媒体面临着不可把握、无法预测的前景。
媒体的无力感由大量的社会乱象慢慢累积，并在更多的社会处境中表现出来。这样一种局面实则上体现了媒体与行政部门关系的总体状况，而这一状况很难被称之为正常。舆论之所以在深圳宝安公路局的“大门”上快速生成，仅仅是依赖于对特殊部门条件反射般的不满与愤懑，而这最终被证实不是流言蜚语。媒体从始至终要表达的，并非什么高深的理论，只是一次次地宣介常识，比如特权部门的限权问题、公共决策不该排斥民众参与、克服行政官僚架构的密闭性等等，诸如此类。可结果是什么呢？在一些最应该受到尊重的领域，媒体仍被干扰及遏制。媒体与行政部门本应有光明磊落的政治交流，可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间的正当角力被扭曲，媒体甚至被不可思议地渲染为威胁。
深圳“豪华门事件”作为最新案例，尽管胜利的策动者动机不明，并仍有可能隐匿在行政背景后面，但它提供了一个解读的窗口。作为“棋子”的局长和书记为息民怨而被解职，继续保全行政结构的原生态。这从反面证明，媒体对行政部门的监督不仅面临固执的反作用力，还要突破权术的功利性筹划。显然，官僚内部也存在利益的不同布局，它们之间的动态变化，也有可能造成暂时性开放，向媒体显露有限度的宽容。但遗憾的是，对媒体来说，这是价值无法被长久巩固的“窗口期”，它倏忽而来，急于消逝，可遇不可求。
自然地，媒体不可能依靠行政机构的“赏赐”去监测社会，更不可能在临时性的开放中确立自尊。若要营建理想中的尊严，实践现实中的强大功能，挽救社会悲情引发的无力感，媒体必须有力量拓展其自由度，摆脱在政治协商过程中屡被牵制的命运。如今，山西奴工案的惩治性审判已经开始，厦门PX项目的存废仍旧一团迷雾，中央预算屡被侵犯的窘境似无疗救的希望……类似的景况或许还会发生，假如期待这些社会图景能被正确处置，那就离不开一个大前提，亦即公众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正常媒体渠道而继续施加压力。也只有这样，才可防止深刻的社会伤痛被敷衍了事，避免被纳入官僚内部讨价还价，进而消散于无形。
这也是常识：媒体有尊严的社会才是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而一个合法的行政架构必会推动媒体尊严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