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抵抗
无论“民主”二字被加上什么样的限制，作为一个政治变动过程，它不可能存在帕累托最优，因此，一部分人或某个特定阶层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在损害的程度及政治交易的远期收益未得明晰的情况下，哪怕是最温和的体制内民主改革也会受到顽强的抵抗，在体制内开明人士提出（以“西山会议”为标志的）执政党现代化模式以来，再经谢韬公开提倡在中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治理模式，一种区别于完全自由主义政治的本土化宪政思潮呈现浩荡之势。
针对这一浩荡思潮，居于政治权力高端及经济资源控制便捷地位的所谓左派，在2007年5月里发动了“自卫反击”。先是以法治本土化特征为辞，指责废除《收容审查条例》是过度理想化的举措［2007年5月8日，“探索中国法制标准”，《瞭望周刊》］；而后，《人民日报》又以解答读者来信的形式，否定了民主社会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制度选项的可能［2007年5月10日，“如何看待民主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一、滥竽充数的“中国民主模式确立论”
与5月10日的明确表态及5月8日法治本土化诉求，几乎相配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冒滥成“中国的民主模式”，也成了对抗技术性民主改革（含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之设计）的一个战略举措。
作为“倒序观察”，我们也不难发现体制内有学者坚称在制度层面上中国已经实现了民主［2007年5月7日，刘熙瑞：“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人民论坛》］，其品质标志有二：一是，民主在中国当下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并配以制度构架与政治实现渠道；二是，理论探索仍在进行，政治上的落实在持续。
这种“确立论”应当说比5月10日的《人民日报》答问更开放一些，换言之，也可将《人民日报》的答问视作是对“确立论”的一种纠偏，即不允许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范畴外，时行所谓的探讨。而就“确立”本身而言，它的价值化实现仍在于要找一种“把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的机制”。
相较之下，这种相对温和的体制内民主思维虽远不及西山会议及谢韬文章提得更开放、更完整，但仍是一种寄希望精英反省，进而做出良好抉择的诉求。到目前的事实是，既利利益阶层的相当一部分以新左派面目出现，开始反击“民主社会主义”，试图堵死中国社会所有良性政治变革的可能。如此，被寄予希望的“良习精英”选择空间就会被大大压缩。
如果我们把“西山会议——民主社会主义”视为新洋务运动，即自1860年之后的器物模仿而制度模仿，或说“用学”无可救药而必以“体学”重建来承担中社会责任，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执政党的抉择仍然是：或选择古典型社会崩盘，或是选择理性的政党轮换政治。
之于古典崩盘，虽然是一个政治道德话语点，但是之于一个追求缺均衡的“党权——政府”的国家治理模式，它（古典崩盘）只能交给社会的随机概率。于是，新左派的思维也有了古典印证，即“宁与外邦，不予家奴”。
之于理性选择，首要的当然是既得利益阶层的远期收益判断，但它端赖于一小撮（甚至是一两个）道德精英的最后抉择。这仍是蒋经国或叶利钦的故事，而事实上，这样的希望是越来越小。
二、斯大林主义仍是任何民主的终极障碍
斯大林主义被西方经典的自由主义定性为左翼极权主义，是为法西斯主义的一种东方映像，或可将它与暴虐、冷酷等贬义词等同起来。而斯大林主义执政的组织管理精髓就是“党管干部”。
“党管干部”的原则不但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权力）内部的民主完全相左，而且与一贯主张国家机器论的列宁主义的关系也是不相称的。对于列宁，“党管干部”是革命时期的权宜之计；对于斯大林，是应对权力缺少合法性可能导致的危机的手段，是一种彻底将执政党“革命化”的选择。“党管干部”是苏联执政集团最终彻底与人民为敌的催化剂，也是庞大的合法暴力集团一夜之间烟消云散的伏笔。因为，“党管干部不仅”破坏了名义上存在的议会的基本作用，而且造就了党内极端特权阶层，并完全、彻底地破坏了党内民主，同时也是党政矛盾即行政效率低下的根源之所在。在组织程序上，“党管干部”就是任命制与委派制。应当说，在国家政治状态即社会冲突烈度较低的情况下，“党管干部”是成本经较节省的政治操作。但是，随着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状态的合法化，用选举制替代至少是更大程度地补充“党管干部”机制的先天缺失，是必然的选择。
之于中国的现实情况，执政党却丧失了大量的机会：（一）先是江泽民集团缺少起码的党内选举的合法性，不惜采取以腐败换团结的治术来维持短期均衡；（二）在宗教政策方面的巨大失误，导致了国际国内对抗情绪的升级，或言之，宗教压制导致了高烈度、多维度的政治抗争，致使中国社会陷入了1850至1860那个时代宗教抗争“蜂化”、“疫化”的前奏状态。
由于腐败的普遍化，反而倒逼执政党的权力核心更倾向于“党管干部”的传统复制，而少有政党政治现代化的诉求。正如体制内学者王长江所言：在中共的党建中，把党管干部原则同干部任命制与变相任命制等同起来的观念，仍旧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政党现代化论》P296，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王长江的这个论断固然是想为“党管干部”的合法性作辩护，即否定任命制与“党管干部”等同化，但是现实政治运行中两者是根本没什么区别的，换言之，执政党的政治资源管控模式仍是斯大林主义的。只要斯大林主义的政治资源管控模式存在一天，议会的作用就会被贬抑一天。从最近被全国所广为推崇的湖南异省交流干部模式，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党管干部”已经成了反腐败的利器。公开的报道说：“一是请求部分发达省市选派一批优秀年轻干部来湖南部分市、县两级政府班子任职，二是从湖南部分市县选派一批干部到发达省市挂职锻炼，其范围涉及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和四川。”［2007年4月30日至5月7日（周），席斯：“浙江官员‘西进’：发生在湖南系列腐败案后”，《经济观察报》］报道也表明这种实验已经开始，如一位来自浙江的镇委书记，出任了地级市常德的一个区的副区长，一职务升了半个格。公开信息只表明浙江西进湖南的干部年龄与学历的优势，丝毫没说明他们具有怎样的反腐败优势。而更深的背景则是“全国干部交流的一次深入探索和实验”。
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党管干部”模式的延续，本质上否定了社会监督与公民选举的意义。中央组织部还以传统的现场会的形式在湖南召开“监督一把手”的专题调研会。总的来看，这是一场冒险的实验，因为它基本上与合法议政体制的强化背道而驰。换言之，议会改造即选举体制改造的积极意义远在党控下的干部交流意义之上。
如果这次实验真正地全面归于失败，那么可以说中央的权力基础将受到否定。即便认可这个“实体大于程序”的操作模式，那么党内民主的进展速度与这个民主形式对社会民主的影响，仍然是难以判断的“未知数”。
三、街头官僚泛暴力化：社会多维度断裂的表征
按着体制民主思维的温和主张，即如刘熙瑞所说的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相和谐，至少需要一种力量来打通中国目前精英与平民的严重对峙状况。以下二者或为其一：（一）强化中央权力，以“仁政”方式获取平民对精英的认同与支持；（二）从中间社会寻求力量，以选择宗教认同或者宗教多元与宽容而致“互忍”状态为最佳。
就目前来看，执政党在两方面均有所努力，如财政方面的转移支付乃至于人人可看病、人人可看住房的“仿北欧”福利计划，又如意识形态几乎完全向文化安全地带退守乃至于实行官方公祭、支持文化经典新释，等等。不过，前者仍未能解决中国古典政治的中层梗阻之实质，充其量是在平民社会形成一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动态政治均衡；后者，实质上是在抑制宗教的社会调节作用，即便合法的宗教（如基督教的“三自”）也被限定在“思不出其位”的境地[2007年5月5日，谌彦辉：“什么是非邪教？”，《凤凰周刊》].
执政党在极力强化中央权力的目标流下，试图培育一套新的公共价值。这套公共价值揉和了原教旨中的部分马克思主义（如对人的尊重）与传统文化中的“仁政”思想，但是，它毕竟不能左右街头官僚（如城管、警察等执法人员）的具体行为。街头官僚的普遍暴力行为成为打碎以上企图的最底层力量，而街头官僚作为平民社会的一部分，意识形态的混乱与自身的利益冲动，使他们成为“一部分平民反对另一部分平民”的巨大战斗力。
平民对平民发动持久的压榨性战争，已经成了中共治下的一个政治特色。甚至说，这一政治特色即便是在经典的封建主义社会（如明清）都不那么明显，而在今天却成为社会多维度分裂的一个标志。虽然现在没有充分的证据来预测中国社会的古典化崩盘必将由街头官僚的暴力行为所导致，但是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引爆点往往是街头官僚的不理智行为。不唯街头官僚形成了一个新的法西斯阶层，而且这个法西斯阶层的暴力倾向也促使他们在内部产生了互相的敌视情绪。这个境况可称为“平民法西斯的内斗”，或是亚文革状态。仅看以平民社会之间的“特权冲突”，就能印证以上论断：（一）2005年7月份，贵州贵阳市17辆司法警车因缴费分歧，一字排开，全面对堵贵黄公路贵阳出口，致使该公路瘫痪4小时，数千司乘人员及旅客滞留在公路上；（二）2005年10月份，甘肃平凉法院执行法警与六盘山收费站收费人员发生冲突，法警铐走收费站长；（三）2007年4月份，山西太原检察院警车与榆太路许西收费站人员发生冲突，召来另5辆警车，堵塞交通。
以上的三例，并不是十分经典的街头官僚的暴力行为（如城管殴打小贩以及农民被殴死在派出所），而旨在说明平民社会中的特权阶层已经不止在伤害平民，而且在对抗国家制度。这必然是社会非常危急状态下诱发大规模社会骚乱的一个因素。街头官僚在展开一场“平民对平民”的战争中毫无道德反省意识，也造成了平民社会被压迫者的极端化反抗。以下三个例子虽然是非对称性原因诱发的反抗，但也足以说明底层社会对街头官僚的仇恨情绪：（一）2006年7月份，四川德阳一名派出所副所长在执行公务时，遭5名平民殴打并扣留；（二）2006年12月份，江苏苏州民警在搜查一个所谓涉黄窝点时，遭到数十名手持菜刀与棍棒的“暴徒”的围攻；（三）2006年12月份，广东东莞民警在调查一宗勒索案件时，遭到6名男子袭击，两名警员被砍成重伤。
在党政体系对社会“一元化领导，双元化控制”基本不起作用的同时，整体社会基本处于“无信仰”状态，尤其中共体系大量中下层官僚信仰处于名存实亡状态，国家又没有胆略实现宗教自由化，结果是爆发自底层的社会危机已经完全随机化。
结语：没有意义的抵抗
新左派不惜以社会崩溃为代价低抗民主进程，突显出中国社会对民主认同的危机。这种认同危机背后就是社会的整体解构，对付这种解构的困难仍然在于：由一个什么样的力量、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来向持守反民主观念的既得利益阶层说明国家民主化对他们的远期利益收获；中国不走民主化道路，不仅是对执政党来说是“死路一条”，而且对中国整个社会来说也是“死路一条”，所以任何抵抗都变得毫无意义。
在“一元化领导，双元化控制”的党政再度高合一状态下，确实能够短期有效地解决一些现实社会弊病，但是，不可能有益于中国社会内部高危机惯性的消失。因为，没有人能够明确地预见在“胡温新政”结束后即中共18大开启时，中国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是出一个新斯大林，或一个中国版的穆沙拉夫？
只有高认同度的民主模式能够增加未来的确定性。可惜的是，即便连并不完全民主化的“民主社会主义”都遭到了如此严重的阻击，中国未来的可怕前景只有凭每一个人的想象来“独立确定”了！
2007年5月18日至20日，写于绵逸书房
首发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