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 蜀:停不下来的石头

 

年初去美国访问,一个很深的印象是,但凡有点历史的城市,看上去都像是五彩斑斓的建筑史博物馆。有基本上见不到新建筑的旧街区,整条街全是古色古香。也有新旧建筑杂陈的街区,旧楼紧邻新楼。甚至还有同一座楼,一半是旧的,一半是新的,新的那一半就从旧的那一半长出来。

跟中国的城市一样,美国的城市也总在变迁中,也在不断地发展。但跟中国的城市不一样的是,美国城市的变迁,美国城市的发展,并不是以新的跟旧的冲突为前提,以新的驱赶旧的,甚至新的吞噬旧的为代价。在美国城市的变迁过程中,新的与旧的不是对抗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各得其所,相得益彰,构成一个丰富的生态链。驱车美国街头,就仿佛身处万花筒之中,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各色建筑扑面而来,有个性,有灵气,令人目不暇接,也令人感慨万千。

用中国人的眼睛来看,美国是一个没有什么历史的国家。但正是这个或许没有什么历史的国家,对自己的历史反倒特别尊重。表现在城市建设上,就是先到为大,越是有历史的建筑,越是尊贵,越是难以撼动。建筑上的这种论资排辈很厉害,新建筑再“牛”,也必须为旧建筑让路,一般是集中到新城区自得其乐;实在想在旧城区呆下来,也往往要作为对旧建筑的补充,低眉顺眼地从旧建筑的丛林中生长出来,而不能颠覆旧建筑。

之所以能如此,我们想得到的原因,第一个当然是产权上的原因,即通常所说的“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公民的住宅权神圣不可侵犯。以政府的强权或者开发商的强权开路,秋风扫落叶般地成片成片地扫荡旧建筑,在美国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也就是说,美国的建筑是有根的,首先是产权上的根。而建筑不是纯粹物质的东西,它往往盛满了生命,盛满了温情,盛满了记忆。旧建筑的延续,因此往往是生命的延续,感情的延续,记忆的延续。私人产权的传承性,于是伴随着历史的传承性,文化的传承性。

无论什么样的风风雨雨,无论是革命,还是战争,无论政潮怎样更迭,时代怎样变动,旧建筑不变,旧建筑所支撑的文化传统、精神传统不变。经济上的公民主权,就这样牢牢地支撑着文化上的公民主权、精神上的公民主权。所以美国人是有根的。有产权上的根,更有文化上的根、精神上的根。这样一个有根的社会,当然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因为这种稳定,不仅把物质上的财富一代代地积累起来,而且把文化上的财富,精神上的财富,也一代代地积累起来。美国的财富就这样稳步增长,像滚雪球那样滚了几百年。

相形之下,我们应该感到惭愧。我们这个据说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恰恰最缺乏对于历史的敬畏,最缺乏面对历史的谦卑和自敛。就像上帝要有光就有了光一样,我们弹指一挥间就可以改天换地,要拆旧的就可以拆了旧的,要换新的就可以换了新的。以往是一代拆一代。现在,拆的频率更高了,几年就一拆、一任拆一任几乎成了规律。新官一上台,马上就会推出新的城市规划,实际上就是新的拆迁规划。谁都知道拆字里面出政绩,拆字里面出暴利。相对于政绩和暴利的冲动,旧房子的尊严算得了什么呢?

就这样地毯轰炸般轮番拆过去。这不,连已经划入文保区的、属于北京古民居精华的、建筑质量总体较高的东四八条胡同,很快也不保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简直没什么不能拆,没什么不敢拆,推土机纵横驰骋,不可阻挡。

拆旧房子,往往是拆我们的文化血脉。所以我们的建筑,往往只是无根的建筑;我们的城市,往往只是无根的城市。据说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要养成一个城市的现代文明乃至一个民族的现代文明,显然更需要艰苦而漫长的历史积累。但我们总是这样一代一代地拆,一任一任地拆,财富刚起步就被一风吹散,文明刚出头就被拦腰斩断,我们总是从头再来,从头再来,仿佛推着巨大的石头上山,总不能停下来。

薛 涌:政治家给穷人当实习生

 

James P. McGovern是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众议员,最近为了国会推动一个食物券救济法案,突然决定给这个法案要帮助的对象(即穷人)当一周的实习生。也就是说,在这一周里,他强迫自己靠食物券所容许的金额吃饭。

去年,美国一共有2600万的穷人从政府领食物券,这一项经费在联邦政府的开支是330亿美元。以全国平均水平而言,每个被救济者一个月能领到94.05美元,大约一天3美元。我几年前读书时,奖学金用完,小女出生,扶养无力,就领过一段时间的食物券。

作为众议院“饥饿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之一,James P. McGovern的目标是在食物券的开支上再追加40亿美元。这样,一个四口之家,一个月的食物券面值可以增加48美元。在他看来,既然是为穷人的利益而战,穷人就成了自己的“老板”,他必须给这个“老板”当一段实习生,才有资格给人家提供服务。于是,他决定和妻子一起,体验一下领食物券过日子的滋味。

具体的办法是,他们夫妇给自己这一周定下了42美元的饮食标准,看看能否熬过来。在实施食物券生活之前那天晚上,他们就好像是要面临一周的绝食一样,夫妇两人带着两个孩子,到餐馆好好吃了一顿。那顿饭全家四口的账单,是44美元,实在还算是相当便宜的晚餐了。James P. McGovern身高1.8米,体重88公斤,年龄47岁,是个壮年的大汉,胃口极好,一天3美元要吃饱,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为此,他真像当实习生一样,购物时给自己请了个监导人,那就是一个拖着三个孩子正领食物券的单身母亲。这位母亲告诉他一些基本的省钱技巧:首先,要进最便宜的超市购物,每个超市都有自己品牌的产品,一般是最便宜的。另外,买大包装的食品要比买小包装的食品便宜得多。

第一天,他进了超市先买了罐最便宜的咖啡,那是他每天早晨必喝的(毕竟议员的工作非常紧张,需要提神),只要3块钱,比过去喝的名牌便宜多了。不过,最后他不得不放弃这罐咖啡。这毕竟是一天的食物价格呀!在熟食部,他放弃了鸡胸肉,买了一大包奶酪,价格7.32美元,不过这可以供应夫妻俩一周,两片面包夹一片奶酪就是个三明治了。他放弃了自然的糙米,买了便宜但不健康的精米;他还跳过瘦牛肉,买了一块很肥的。由此,他大概懂得了为什么美国的肥胖症在穷人中最流行。

他早餐是一根香蕉一杯白开水。这还是比较容易对付的。到了午餐和晚餐就难办了。因为他毕竟是国会议员,午餐晚餐往往是一些政治活动,会面对满桌珍倄。他不得不在同事们享受美食之时,从兜里掏出妻子给他准备的夹着一片奶酪的圆饼或者上顿剩下的番茄汁拌通心粉来充饥。而他参加希拉里·克林顿的募捐晚餐时最难受。美国的募捐晚餐,价格奇高,食物特别丰盛考究。而他只好挺住不吃。

一周过去,夫妻俩核对食物开支:41.7美元,离42美元的标准只差3毛钱!算是实习生合格出徒了。不过他四天内掉了1.5公斤肉。James P. McGovern坦言,自己这样做,难免有“作秀”之嫌。毕竟,他这样的日子仅仅是一周,而且事前会好好吃一顿,事后自然也会好好犒劳自己一下。不过,这样一干,自己多少体验了穷人的生活,也引起媒体的注意,使社会提高了关注穷人生活之艰难的意识。

这里应该指出,在美国,那些领食物券的人,以及那些因最低工资线的提高而受益的阶层,不仅在人口中占极少数,而且基本上是不出来投票的。要是靠他们的选票,没有一个政治家能选上。但是,多少年来,总是有许多政治家及其背后的政治力量,在为这些穷人的利益而奋斗。这种非功利主义的人道精神,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基础。James P. McGovern并没有把自己变为穷人,但至少他知道要给穷人当实习生后才有资格给人家服务。这种真诚,也养育了为政者不可或缺的良知。

如今,我们的社会也在制定许多针对穷人的政策。我希望决定这些政策的人,要向James P. McGovern先生学一学,先当实习生再制定政策。比如,你要恢复收容制度,自己先被收容一个星期试试。你要让乞丐申请到乞讨证才能“上岗”,自己先要一星期的饭体验一下。大家要都这么认真,我们的社会岂不会美好许多?

方 科:县委书记的权力有多大?

 

好象是前年,我在某论坛看到一篇帖子,说的是县委书记一年究竟有多少收入,按照他的计算,一个县委书记一年应该有300万元收入。当然,他计算的是这个县委书记“正常”的灰色收入和“正常”的贪污受贿的罪恶收入。我们的县委书记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县委书记,显然不是。所以,看后,我只是一笑了之。

后来,又读到一则消息,说的是某县一个县委书记每天的收入是日进万元,老婆每天的工作就是给他存钱。这位县委书记是由县长的职务上升迁的。虽然县长与县委书记在级别上是一样的,而且也叫“一把手”,但在实际上还是县委书记的副手。看到每天平均日进万元的“兴旺”局面,这位县委书记笑在眉头喜在心,情不自禁地感叹:“当县委书记比当县长就是不一样。”

读了这则消息,再回想那篇文章,觉得那篇文章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看来,如果我们的县委书记只要稍稍放松一下自己,财源就一定滚滚而来。是什么能使县委书记如此财源茂盛?无非是县委书记手中的权力。

那么,县委书记的权力究竟有多大,除了能捞钱的权力外还有其他什么权力?如果过去我对这个问题还不甚了解的话,那么,这回山西省稷山县的县委书记李润山的表演,就给我大开了眼界。这就是:一个县,其实就是一个王国;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其实就是这个“王国”的国王。

首先,一个国家的政权机器在一个县都具有。军队,就是人民武装部。专政工具,就是公检法司,还加上政法委。但,似乎没有外交部。当然,明显的外交部的确没有,然而为县委书记或者说是为县里沟通关系、跑上跑下,跑来跑去的部门还少了吗?如,招商局,某某办。至于其他的与国家对应的机构,就不一一细述了。

其次,这些机构的职责也统统象国家的机构一样。一个国家的机构的职责应该是只对国家负责,那么,在一个王国里,一个国家的机构就是只对国王负责。虽然,在我们国家里,无论是党纪还是国法都对县里的这些机构有规定,如,公检法应该独立办案,只对共和国的法律负责,特别是在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依法治国是党的方针政策,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职责首先是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这才叫有党性。但,实际上呢,在稷山县无论是负责党的纪律检查的县纪委书记,还是负责侦破、起诉和审判的且都是中共党员的县公安局长、县检察院的检察长、县法院的院长,统统都是县委书记李稷山惟命是从的“臣子”。在“稷山文案”中,纪委领导为县委书记向杨秦玉、南回荣、薛志敬施压,公安局为县委书记抓人,还网络通缉;检察院为县委书记“公诉”,虽然“受害人”完全有起诉能力;法院给举报县委书记的人定了罪,并不考虑“举报”和“诽谤”之间的区别。可以说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是对党的方针政策负责的、是对共和国的法律负责的,统治只对县委书记李润山一人负责。与其说这些人是中共党员,还不如说是李润山的家奴。

是不是这些人都心甘情愿的甘当家奴呢?我看也不见得。然而,这些也不见得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为什么?无非是屈服于县委书记的权力。县委书记有什么权力呢?有对他们的官职是否留任、升迁的权力。对这些人,我虽然觉得不能对他们求全责备,但也觉得可鄙。为了一已私利,可以不要党性,不讲国法,俯首甘为巴儿狗,没有一点做人的起码的骨气。说他们是封建社会的官吏,其实他们比封建社会的正直官吏还不如。想南宋时期,高宗要杀岳飞。负责审判岳飞的官员周三畏知道这是冤案,不忍心为虎作伥,于是,辞官而逃。

最后,既然是一个王国,那么,王国应该具备的其他特征在一个县也都具备。比如,封建王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特征。那么,应用到县,就是这个县的资源也都是我县委书记的。所以,稷山县的县委书记的“红楼吃住、休闲、娱乐一条龙,李书记定居‘办公’706,总统套间日房费2980元,仅房费至今已达百万元之多。稷山‘皇帝’享受总统套间待遇,专职‘女秘书’殷勤侍陪”也就理所当然。

又比如,王国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冬夏与春秋”。也就是说,外面其他的事情如果不是国王要接受,也就不得接受或者不能够接受。在稷山县不也是如此吗?重庆市对“彭水诗案”的定性,媒体对“彭水诗案”及对“稷山文案”的抨击,由于“国王”还是李润山,所以,都丝毫改变不了稷山的现状。对“稷山文案”当事人该判的还是要判,该执行已判决的刑期的,还是要继续执行。稷山王国就是这样针插不进,水泼不出和天马行空,独来独往。

综上,县委书记有多大的权力呢?答曰:县委书记有一年能够捞取上百万元收入的财权,有对全县所有的人命运的指鹿为马权。总之,一个封建王国的国王应该具有的权力,在一个县委书记身上几乎都有。也可以说,县委书记要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权力。

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好不好呢?也许有的人认为好。但我认为不好,这种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权力是造成县委书记是腐败重灾区的主要原因。

看来,只有限制、约束、监督县委书记的权力,才能拯救县委书记,也才能拯救由象是封建王国国王那样的县委书记所管辖的人民。

林  达:一个人的故事

 

我们住的佐治亚州是个有名的南方乡下地方,哪怕它出了一个卡特总统,哪怕它的首府亚特兰大举办了一次奥运会,还是难改大家对它的印象。虽然佐治亚早就不是农业地区,称它乡下,也就是嫌它视野狭窄而落后。我们附近有个叫雅典的大学城,大学排名遥遥落后,被誉为“派对大学”,可雅典还是被称作是佐治亚的脑袋,也就是智慧所在的意思。

最近,渐渐知道,这里还真的藏龙卧虎,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人生活在这里,比如说,有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太太,她的一生就够精彩的。老太太叫蓓迪,人高马大,短短头发,架一副大大的眼镜,很精干的样子。再加上她的姓,沙金,英语听上去像是个军职,就给我有点厉害的印象。后来,看到她年轻时一头卷发的照片,才知当年也是一个金发美女。

蓓迪并不是出生在我们这里,在偏北点的辛辛那提,却也算是南方。要强调“南方”,是因为美国的南方和北方一度有本质差别。北方没有种族隔离,南方却在南北战争后实行了将近一百年的种族隔离。在蓓迪小时候,她生活的小城里也有种族隔离,要是黑人去百货店,就不能像白人一样试戴手套和帽子。一般来说,不要说小孩子,大人也是喜欢有点优越感的。假如社会理所当然地给了一个阶层高贵的身份,而你又恰属其列,一般都是欣然笑纳,很少听说是要谦虚退让的。而蓓迪的父母身为白人却非常反感任何不平等的现象,结果蓓迪也就跳出了狭隘的南方视野。

一个地方若要向善处改变,要有两个前提。一是大家有个善的共识,所谓核心价值,比如说人道价值等等。大家都常常纳闷,说美国不是在一开始就在宪法里确立了人道原则吗?为什么在南北战争后,还容许南方种族隔离?猜想其可能的原因当然是区域自治,可区域自治也不能违宪吧?其实,主要原因是,南方那些存在种族主义思维方式的人们,找到了一条看上去并不“违反原则”的理由,那就是“分离且平等”。这句话的出典来自美国独立宣言,当年美国对英国宣布独立,曾强调美国可以和英国“分离且平等”地生活。这句话被南方人拿过来,就变成了种族隔离的依据,他们说,我们不是谁欺负谁,我们是“分离且平等”地生活。具体就是黑人不能使用白人的公共设施,白人也不准用黑人的公共设施。蓓迪有一次在新奥尔良转火车,去了黑人售票窗口,惊讶地发现,售票处居然依法不能卖票给她。这样的正理歪解,一时要击破它倒也不易。

这就牵出向善改变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容许讨论。假如没有向善的共识,假如大家认为不人道也无所谓,当然不指望会改变;而假如第一条是肯定的,却对某一种现象是否符合人道不让讨论,那么可以想象,改善也将是困难重重。因此,容许对任何话题的公开讨论就变得很关键。

蓓迪在南方非常保守的南卡罗莱那州读大学。1933年却参加了黑人神学家哈华德。图曼的系列讲座,他后来是著名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导师。他们讨论和研究的内容就是有关种族歧视。这种讨论在南方公开进行,黑人也拥有自己的报纸,最终,才通过司法途径和平结束南方的种族隔离历史。这种公开讨论是一种对内心障碍的消解。

蓓迪岂止是跳出南方局限,她还幸运地展开了自己的国际视野。她读的专业是国际关系和外国事务。在这段时间里,她还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1932年2月,蓓迪的教授把蓓迪带到洛杉矶,专程去听爱因斯坦对国际事务的演讲,主题是裁军。这个演讲恰在联合国前身的国联举行裁军会议之前,也在美国卷入二战的九年之前。当时爱因斯坦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区域和逐步裁军其实是没有根本意义的。真正的裁军必须是全球的全面裁军,否则只是表达良好意图的天真愿望。今天我们去看,与和平有关的议题,其实都是如此。

就在临近毕业之前,蓓迪参加了东京的日美大学生联合会议。这是日本在侵略中国满洲之后,在国际社会压力下,试图作出的一点示好姿态。回忆她的东京之行,蓓迪说,我第一次感受到“帝国权力”是怎么回事,欢迎的人群,会议的发言,一切都是在权力安排下的做戏,没有一点真实的东西。1936年,就在世界局势日益紧张的时候,蓓迪在日内瓦的国际关系学院得到一个工作,并且开始熟悉她一向感兴趣的国联。当时,适逢中国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下向国联求助。蓓迪亲眼看到,国联如何因缺乏实力而无法真正回应这样的呼救。虽然国联的建立旨在消除一次大战后的国际危机,却因无法应对二次大战前的新形势,最终一场世界规模的战争还是爆发了。在战争期间,蓓迪一直作为政府间的联络官和记者驻在欧洲。

战后蓓迪回到美国,后来搬到我们附近的小城雅典。她帮助建立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这个小城的分会,推动选举,推动建立黑人的妇女组织,参与了南方的彻底变革。今日之南方,已经和北方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之后,她在一个典型的南方杂志社工作,这样的杂志常常只讲些当地故事。在晚年,蓓迪却突然写了早年记忆中一个遥远的真实故事,发表在这样一个南方杂志上,那是属于她的故事:二战爆发前的1936年,一个年轻的犹太人,捷克记者,如何为了对国联警示希特勒的威胁,冲进国联会场,把自己打死在会场里。

我常常想,晚年的蓓迪为什么突然想写这样一个故事。凭她丰富的国际政治关系的知识,凭她多年在战争期间的工作经验,她一定能够敏感地感受到,在二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在今天的新形势下,也和当年的国联一样,在屡屡遭遇力不从心的制度性困扰。而世界要向善处走,困难大得多。因为今天的世界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共同的善的核心价值。

或许,蓓迪这个见多识广的老太太,是在写出自己的担忧吧。

高一飞:忍受这样的司法需要钢铁般的意志

 

在为所欲为的法官面前,张志祥的绝望、屈辱、气愤,奈何不了法官的无耻、贪婪。这样的老百姓,如果不是具备能够忍辱负重的钢铁一般的意志,早就会自杀;这样的法官,缺乏基本的人性,贪赃枉法,没有丝毫国家法纪观念,更遑论天理、人情,找这样的法官和法院为民作主,远远比不上去找大多数黑社会。

打开电脑浏览“农民为讨6万欠款请法官吃饭,奔波14年倒贴7万”的新闻,发现网友和媒体评论员的愤怒前所未有,看来此案挑战了中国民众的容忍底线,也让很多人对中国司法公正彻底绝望。

山西曲沃农民张志祥为了讨要一笔6万元的执行款,先后支付了5610元诉讼费、8000元律师费(由于时间长,一名律师病故,换了第二名律师)、1500元申请执行费、宴请法官的上百顿饭费2.9万元、为主管执行的法院副院长安国廉购买彩电的2500元、44趟寻找被执行人司万仓的路费1万元、几次前往河南寻找被执行人司万仓的债务人娄成山的费用数千元等,各项费用共计7万多元!

除了经济上的损失以外,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折磨:前后数十次到法院请求法官执行;44趟寻找被执行人,行程近万公里,花费近万元;债务以三角债的形式转移到被执行人的债务人后,他又多次到外省寻找;多次强作笑颜请法官吃饭,在一旁添水倒酒;为了让法官依法办案,便遵照法官安国廉的吩咐,为安家买烟、酒,还为安国廉的儿子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法院要求张志祥自己去找被执行人,1995年底,张志祥总算“抓”到了司万仓,满怀希望来到了翼城县人民法院,才发现6万多执行款早就被人分了。1996年的一个早晨,张志祥来到翼城法院门前,准备自杀。老伴闻讯赶来,告诉他“还是让我碰死算了”,一番争抢,夫妻俩在法院门前抱头痛哭。

案件到今日才见诸媒体,直到翼城县人民法院告申庭庭长、在张案中独任审判员的安国廉去年去世。张志祥说:“咱们的诚心,铁树都该开花了吧?”,这样的结局,也让任何有铁石心肠的人为之动容。

在为所欲为的法官面前,张志祥的绝望、屈辱、气愤,奈何不了法官的无耻、贪婪。这样的老百姓,如果不是具备能够忍辱负重的钢铁般的意志,早就会自杀;这样的法官,缺乏基本的人性,贪赃枉法,没有丝毫国家法纪观念,更遑论天理、良心,期待这样的法官和法院为民作主,远远比不上找大多数黑社会。

“立党为公、司法为民”、“三禁令”、“九卡死”、“红包公示”、“婚姻变动要报告”,这几年,我们出台了多少口号,在翼城县,那个农民张志祥信吗;看了张志祥的遭遇,中国的老百姓信吗?因为在这些口号的背后,还有潜规则将其抵消:中国自上到下的官员接受吃请和烟酒实际上不会被查的大背景下,针对法官的内部禁令又能起 何作用?除了社会假话成风、道德沦丧的大背景外,法院改革的方向更值得我们深思。

人民法院现已实行了两个五年改革纲要,第一个纲要七条措施,只有第六条为“加强制度建设,健全监督机制,保障司法公正廉洁”,第二个纲要共八条,只有第七条是“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内部监督与接受外部监督的制度”,都放在倒数第二的位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总结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司法权力地方化、审判活动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这三大问题中,前两者是认为法官难以独立,后者是认为法官业务素质不高。这种对于“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的评估,存在方向性错误,我认为,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司法不受制约。在任何法治国家,法官确实需要独立、中立,冷静、理性,但这都是首先解决了司法制约问题的前提下实施的。因为没有制约的司法独立,只会让独立成为腐败和徇私枉法的借口,在这种情况下,独立意味着拒绝监督;中立意味着拖延、推诿;理性意味着冷漠和良心缺失。同样,法官业务素质的提高几乎与道德素质和法律良知没有关系,高水平的博士法官的腐败前有原长沙市中院副院长,后有深圳法院副院长,这是不用论证的基本道理。

如何监督法官,实现司法制约?对此,法治国家已经有一套成功的经验:审判和执行分离,法院不承担执行职能;法官通过社区民意遴选;允许媒体旁听和评论;通过中立的民间监督机构对法官进行监督;法官时刻接受社区民间的考评,发现法官不良行为,法官必须被开除。而现在我国法院体制的现状是:法官由官方任命,媒体报道受到多种限制,民间考评机制不存在。更重要的是,民众反映的法官问题难以受到查处,在众多的上访案件中,很大一部分是针对法院裁判不公和法官不良行为的,但是法官被查处的很少,而民众被截访和打击报复的却很多。这些问题不解决,来谈什么独立和法官业务素质,岂不是舍本逐末?这样的司法改革,难道不应当进行方向上的调整?

司法受制之后才谈司法独立,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而在制约机制的问题上,少谈口号,加强事前制约和事后惩处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对法官进行“司法为民”、“三个代表”的教育,远远比不上对一个案件的严历查处。张志祥的一次“割肉午宴”设在翼城县委旁边的一家饭店里,赴宴法官除了“老朋友”安国廉,还有一位副院长及几位庭长,这些人也许有很多已经早已升迁了,如果有决心将他们全部清除出法官队伍,我们的法院和司法就开始有希望;也只有建立起严格的法官制约机制,司法公正才有希望;也只有司法公正了,象张志祥一样的老百姓才有生存的希望。

2007.5.22,湘潭大学。

张 鸣:大学里的马屁风是怎样兴盛的

 

对不拍马的容忍度在下降

官场从来不乏马屁精,但是也总有不拍马的人。什么时候不拍马的官员少了,少到一定程度,那么这个官场多半要出问题,成窝烂掉的可能性极大。

在古代,官员的任免,自家的顶头上司说了不全算,县太爷下面都是吏,六房书吏,世代在当地打杂的,一般不受县太爷的任免,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书吏却不流,待在衙门里送往迎来。再下面是衙役,属于贱民,供站班跑腿之用,也是衙门里现成的,县太爷一般也只是用,不操心他们的人事调动。至于县太爷,都是考试得售,或者捐班买得,由中央政府(吏部)统一派下来的,他们的上司,对下属,可以参劾,但不能任免,参劾,也得有确切的证据,加上上司和下属平常各驻各地,见面不多,纵然有心拍马,机会也不多,所以,官场马屁一时半会还上不了档次。

今日一个县委一把手,对县里所有干部的职业生涯而言,都具有生杀予夺的意义。即便是县长、副书记,如果跟一把手搞不好关系,上面一般都会给一把手面子,让他走人。一个县,吃官饭的,数以千计,这么多人的命运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说谁行,谁就行,不行也行,说谁不行,谁就不行,行也不行,想让一把手不喜欢拍马,难;想让大家不拍马,更难。但是,尽管如此,在任何地方,即便是官场风气特别差的地方,还是会存在若干不拍马,或者不太喜欢拍马的干部。

按道理,做官的人,喜欢马屁精的概率很高,能爬到某个高位,多半不是傻子,都知道拍马屁者往往动机不纯,甚至别有用心,一个把持不住,弄不好被对方忽悠了,也大有可能。不过,人之所以为人,都是有弱点的,最大的弱点,莫过于喜欢被奉承,换句话说,被拍的感觉,爽!尤其是在拍技日益提高,谀词日渐丰富的今天,拍和被拍的双方,实际上都达到了一种通体舒畅、毛孔尽张、酣畅淋漓的境界。一日没有小妞唱小曲、扭屁股就不能下饭的官员,同样也不能离开下属的马屁。所以,一位县委书记说过,用人,至少得用三分之一拍马屁的,否则,咱做官图什么?

但是,大权在握的一把手,在享受吹拍之余,还有政绩的压力。中国现阶段的现代化,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作为火车头拉动的现代化,政府除了管政府的事,更多地要参与经济活动,甚至主要长官都投身市场,做广告,推介本地产品。在各种政绩考核指标中,GDP的指标,具有核心价值的意义。因此,我们的政府,成了世界上最繁忙的政府,不仅有彼此间的公务私务的往来,文牍成灾,公文旅行,名目繁多的礼仪活动,还有大量实务性工作,虽然这种工作有些很不必要,属于对市场的不适当管理和干预,但就工作本身而言,却是真刀实枪,附带业绩指标的。政绩指标的背后,是上级,是决定一把手命运的上级机关或者上级领导。

既然有具体的业绩指标,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公司,多少要讲求一点效率,因此,就得有人给它干活。用不着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机关,都有少数几个能干的,这些能干的人,支撑了几乎整个机关的业务。但是,这些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或多或少都有点争议,在组织人事部门那里,属于不能重用,又不能不用的一类人。要问起来,组织部门可以有一大堆说法,比如骄傲自满、目无组织、不守纪律、不拘小节等等,总之毛病很多,比任何人都多,但实际上,他们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拍马屁,或者不习惯拍马屁。上级为了政绩,为了指标考核,不得不容忍他们,但是只能用他们干活,不能让他们掌权,所以,一般都是副职正用,小官大用,反正是活儿他们干,荣誉领导或者别人拿,还美其名曰,接受荣誉的考验。能干的人,多少有点才气,有点个性,不乐拍马,往往是个性和才气使然,对于领导重使用而不重用的做法,难免有牢骚,于是加重了领导的不悦。

领导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政绩管理的目标体系发生变化,可以掺水造假而较少受到惩罚,那么领导的忍耐度就更加有限,不仅不能容许顶撞,当众发牢骚,而且连腹诽也能明察于秋毫。更进一步,他们已经越来越见不得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有人不拍马了。眼见得,各个系统,各个级别的领导们,就大趋势而言,对不拍马的容忍度在下降,越降越快。政绩管理体系造假度越高,领导对不拍马的现象的容忍度就越低,如果某些领域的所谓政绩管理体系,原本就是这个领域的领导们自己杜撰出来的,本身不含多少硬通货,那么,在这个领域,领导就更加容不得下属不拍马,现在的高等教育,就是这样一个领域。

马屁只是副产品而已

现在高校的排名竞争,主要看它们在教育部的考核体系中的位置,而这个位置,主要取决于你的核心期刊发表数量,课题数量、级别,博士点、硕士点数量,一级学科数量,重点学科数量,重点学科基地数量,进没进211,是否985高校等等,谁的数量多,谁就档次高。这些指标、发表量和课题数,似乎看起来有点“干货”,其实在知情人眼里,也是“水货”,因为这些课题和发表的论文,99%以上,不仅对学术知识增量没有任何贡献,对国计民生,也毫无用处。至于其他指标,不过是中国人编出来糊弄中国人的玩意,同样一个学科,你的就是一级,我就不是,你的是重点,我的就不是,学科凭什么有级?给学科分出级别,也只有官本位的中国人才能想出来,很像是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

本来,学生的培养,理应是高校的硬指标,学生出息与否,出路好坏,有无学术成就,原本可以作为衡量学校好坏高低的标准,但是,目前的中国,还没有走出文凭时代,人们对大学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虚的成分,加之学生毕业之后怎么样,存在相对的滞后期,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社会上还没有以学生这种“出产”,来衡量大学的好坏的意识,因此大学可以安稳地关起门来玩虚的,自娱自乐。目前高校权重最大的学生培养指标,是看一个学校有多少获得全国博士百优论文的数量,可是百优论文怎么评出来的呢?依旧是学术官僚们自己的事,跟所有类似的评审没有两样。所以,这样培养指标,也依旧是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

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原本最不应该有官气的大学,衙门化推进速度如此之快,官本位意识如此流行,在社会上似乎还有点名气的教授们,为了一个处长、副处长打得头破血流,各级学官们,官架子摆得十足,手里不仅权力大了,而且可以支配的资金也多了,先要求听话,继而接受拍马,不听话,不拍马,认真作学问,就什么都没有,迅速边缘化,再不就自己走人。教授在他们眼里,不仅成了下属,而且成了差役,到了这步天地,教授们自然无师自通,拍起来了。无论任何场合,开会只要座中有领导,教授们自然会让领导先说,无论领导懂还是不懂,领导说完了,教授们再说的时候,都会自觉重复领导讲话精神,言必称“正如某某领导所说”,领导听了,舒服,而且自得,时间一长,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教授都有专业知识,社会科学的教授,大多熟知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理论,按理性选择原则,拍马屁的投入小,收益高,不拍的反之,所以人们理应趋向拍才是。其实,官场中人,虽然不谙这样的洋理论,但操作起来,也没有不明白的,谁都知道以小博大的便宜,都知道在人屋檐下做人的道理,所以,大趋势,向着拍马的方向前进,早觉悟者,早得济。

虚假的政绩,不仅催生出虚伪的人际关系,而且催生出虚胖的学校,于是大学扩张再扩张,比师资扩张快的是建筑,比建筑更快的是各种“点”和基地,比谁都快的是“科研成果”的数量,这些数量,转化为新的政绩,再催生更高、更大、更快的高等教育。周而复始,循环升级,几年功夫,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就增加了十几个百分点,博士生的总量,超过了美国。在中国,谁敢说教育是个慢功细活?我们不仅有跃进的速度,更有跃进的气度和胆量。

当一个社会,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风气堕落得居然比官场还快的时候,是可怕的。当一个社会,官场上除了上级之外,没有任何人或者机制,可以制约一把手的权力的时候,更可怕。如果连上级的制约,都没有了硬指标可供操作,指标不过是可以相互哄骗的游戏时,尤其可怕。马屁,仅仅是个副产品而已。

刘晓波:北京操控的实与虚(《单刃毒剑》之中共管制香港的爱国主义)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五部分 中共管制香港的爱国主义

独裁爱国和铜臭爱国

 北京操控的实与虚

最近,有关香港政制改革的激烈争论,再次凸现了北京并没有真正汲取七一大游行的教训,仍然罔顾民意港情,其治港方式仍然积习难改:以强权推行其独裁意志,交替运用经济上收买和政治上打压。遂使“一国两制”下的港人治港,仅限于贯彻北京的独裁意志和维持香港的现行政制——在有自由而无民主的体制下,北京希望逐渐蚕食港人的自治和自由的空间,特别要维持现行的钦定特首制度的长期存在,而对港人的任何政制改革的诉求和行动,北京政权皆要强行干预。

北京本想靠23条立法一劳永逸,但去年的七一大游行,导致23条被搁置。之后,港人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一直持续,为了2007年实行特首普选、2008年全面直选立法局议员,加之台湾大选前夕“公投”问题的发酵,使北京政权既紧张又无奈。于是,北京只能基于现行制度架构,玩弄一实一虚的双管齐下,对香港民主派发动声势浩大的舆论围剿。

(一)实的是牢牢握住最终决策权

实的是牢牢握住最终决策权:在政制改革上,北京利用主权原则,一再强调“一国”优于“两制”,中央政府的管辖权优于港人自治权。最近北京又通过各种途径高调宣示:香港政制改革的最终决策权,在北京而不在港府港人。

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面对港人要求政治改革的强大压力,北京一改回归初期的不干预政策,而采取主动出击的做法,提出“不干预但有所为”新政策,实质上是以强硬态度干预香港的政制改革。北京利用主权原则,反复强调“一国”优于“两制”,中央政府的管辖权优于港人自治权,其治港逻辑是“一国在先而两制在后”,“爱国优先而爱港次之”,实际上是“爱党优先而其他次之”。

最近一段时间,北京通过各种途径高调宣示:香港政制改革的最终决策权在北京而不在港府港人,中央有权对香港的政改一管到底。比如,先是中共的四大护法专家对香港的民意和民主派发出严厉警告,继而北京在召见香港政务司长时明确表示:“香港政改要中央说了算”。现在,又通过媒体放出狠话:新华社和英文《中国日报》都发表署名文章,列举了民主派人士的“四宗罪”(反动组织、分裂、挾洋自重和阻扰23条);中共在港喉舌《文汇报》还点了民主党李柱铭、张文光,港支联司徒华,职工盟李卓人和前召集人刘慧卿……等人的名字;又有亲北京的香港议员提出要成立监察委员会,检查议员是否爱国。言外之意,如果发现某些议员违反了钦定的“爱国者”标准,中央有权取消其议员资格。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张同新甚至提出,中央不但有权解除某些议员的资格,也有权解散“对抗中央的立法会”。

这种以爱国划线的蛮横,很有点“反右”或“文革”的肃杀之气。

更有甚者,据香港媒体报道,北京有关部门早于2003年3月,已启动机制物色2007年的第三届特首人选的工作,其人选的定案最迟要在明年确定。北京如此急不可待,当然是希望经过党中央的长期的观察和考验,找到一个既听话又有能力的新特首。显然,公开申明中央拥有最终决策权,列举香港民主人士的四宗罪,发出在必要时解散立法会的威胁,提前物色下届特首人选……凡此种种,只有一个核心:决不能让香港的多数民意和民主派主导政制改革。因为,如果香港的民主进程在2007年走到直选特首这一步,对于内地的一党专制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所以,北京希望通过这一连串的严辞恫吓和舆论围剿,使民主派人物在今年九月立法会选举中落败,最好是全部落选,而让所有亲北京的左派控制立法会,最好是全部当选,最终达到“党奴”治港的圆满。换言之,北京不遗余力地吓阻港人争民主的自发运动,其背后的最大利益驱动,绝非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而是为了维护一党独裁政权的稳定。

因为,无论是争民主,的街头政治还是普选特首的立法会,皆是自由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非但不是动乱的苗头,反而恰是尊重民意和良性秩序的标志。君不见,民众经常举行示威游行的西方自由国家,由于公民权利得到制度化保障,恰恰是最能达致长治久安的目标。

(二)虚的是高唱爱国主义

虚的是高唱爱国主义:北京拿出惯用的偷换概念、转移视线的手法,把政制之争偷换爱国与不爱国之争,打出模糊而蛮横的爱国主义旗帜,强调“一国”是“两制”的绝对前提,“爱国者”治港不容商量。

六四后,“爱国”已经成为中共现政权的绝对政治正确,只要声言爱国,似乎就正义凛然,哪怕爱到连“人权和尊严”、“民主和法治”都成为政治禁区的程度,哪怕爱到公开实施歧视的程度:用是否爱国为标准来划分“治人者”和“被治者”。凡是涉及到民主与专制之争的问题,北京定要拿出惯用的偷换概念、转移视线的手法,把政制之争偷换爱国与不爱国之争。现在,打出。在香港的政治改革问题上,北京再次祭出模糊而蛮横的爱国主义旗帜,强调“一国”是“两制”的绝对前提,“爱国者治港”不容商量。

自2月10日政务司长曾荫权率政制发展专责小组访京后,北京便发动舆论攻势,故意挑起何谓“爱国爱港”之争。港府中的多位问责高官争先发表自己的爱国论,包括被视为有力问鼎第三届特首大热人选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及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接着,亲北京的香港名流纷纷也为“爱国优先”背书,高调指责李柱铭、司徒华、张文光、刘慧卿等民主派“不爱国”,政治花瓶曾宪梓甚至将“反23条”等同于“不爱国”。越来越糊涂的另一政治花瓶徐四民就更过分,不仅指责“成天讲六四”的司徒华不爱国,指责民主派发动七。一大游行是不爱国,甚至骂街般地把李柱铭和刘慧卿指控为“秦桧”。

如果不忘六四、争取民主和反23条是不爱国,是汉奸,那么,什么叫爱国?什么人是爱国者?难道六四大屠杀是爱国?屠戮青年学生的刽子手是爱国者?难道独裁政权将其专断意志强加于自由港人是爱国?难道唯独裁意志是从的董特首和御用富豪才是爱国者?谁都知道,围绕着23条立法,北京及其港府与港人民意之间的冲突,表层是傀儡港府与自主自治的冲突,说到底是独裁意志与自由意志的较量。

(三)对邓小平遗训的歪曲解释

“一国两制”来自邓小平,邓当然就是解释“一国两制”的权威。当年,“一国两制”之所以勉强被港人和英国政府接受,就在于这一制度设计的重点在于“两制”和“高度自治”:能否在政制选择上尊重多数港人的意愿,乃是考验“两制”能否落到实处的关键。民主派全力推动政治民主化,就是希望以港人治港的实绩来落实“两制。”民主派指出:北京及其亲共的香港名流们,动不动就挥舞“不爱国”的大棒,是不讲基本法而只讲强权的蛮横,甚至有违于邓小平在1984年留下的遗训:“1997年以后,……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因为共产党是骂不倒的。……我们相信他们都是中国人,会站在我们民族一边,维护我们的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

然而,仍然独裁的北京害怕政制改革,必然对香港政改进行不遗余力地打压。但现政权的爱国说辞显然缺乏权威性,根本无法说服大多数港人。所以,为了回应香港民主派对邓遗训中的“两制”的强调,北京也就只能抬出邓的亡灵并对邓遗训做出单方面的解释:强调邓遗训中的“一国”原则。于是,重新发表邓关于“爱国者治港”的讲话,并通过大陆和香港的御用媒体对何谓“爱国者”作出蛮横的解释:一切听命于北京的港人就是爱国者,也就具有治港的资格和权力;而所有在政制改革上与北京有分歧的港人就被污蔑为“不爱国”,也就丧失了治港的资格和权力。于是,那些为了香港人的民主权利和作人尊严、也为了香港社会的长治久安的“民主爱国者”们,统统被北京划入“不爱国”的行列,甚至给扣上“卖国者”和“港奸”的大帽子。

邓小平已经死了7年,江泽民之后的胡温体制也已经掌权一年,然而,对中共政权来说,只要其政制不便,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政治强人的遗产,仍然具有道统的合法性及其实用价值。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被邓小平废了,但毛钦定的独裁传统仍然强大。邓小平生前,不仅在权力交接的人事安排上,可以废除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钦定第三代江泽民和第四代胡锦涛,而且在治国指导思想上,可以把“邓理论”自我钦定为“一百年不动摇”的道统。

现在,在政制改革的问题上,当港人的主流民意及民主派与北京及傀儡港府之间的冲突表面化之后,现政权又祭出邓的亡灵,为治理香港钦定大政方针:爱国者才有治港的资格和权力,爱国者的标准就是对北京俯首帖耳。北京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张同新接受香港有线电视访问时表示:中共官方传媒近期提出的爱国爱港标准,代表了中央对香港问题的政治底线。

杨恒均:你的同情心还剩下多少?

 

我先来描述一下去年十月初在广州天河区电脑城门口的所见所闻。

我刚刚从天河电脑城一栋高楼里出来,眼睛还没有适应外面的阳光,耳朵里就飘进一段熟悉的二胡乐曲,是《二泉映月》,我小时候学习二胡时最喜欢的二胡曲。我揉了揉眼睛,转头向身后飘出各种流行乐曲的电脑商店看了一眼,没有找到传出《二泉映月》的商店。我眯着眼睛向面前的广场扫去,结果就看到了令我一生——不对,让我过去几个月都无法忘怀的情景:一个至少有七八十岁的老妪,背已经驼得象一张弓,头上系一条破毛巾,脚穿一双露出脚跟的破球鞋——一看就知道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左手举着一根树根模样的拐棍,右手吃力的举着一个讨零钱的破饭碗……她正艰难地一步一步在广场上移动——那《二泉映月》就是从她身后传出的——

她的身后——我看到她的背后,那里有一条绳子系在老妪的腰间,绳子的另一头连着一个人,二胡曲就是从那个人身上飘出来的。再看拉二胡那人,浑身的衣服脏兮兮,大概也有四五十岁了,他把一只二胡放在腰间的一个隔板上,跟着老妪一边慢慢移动,一边拉出凄婉的《二泉映月》。我定睛一看,那男子眼窝深陷,原来是一位盲人……

我当时就愣在那里,不知道如何反应。这里是广州比较高尚的地区,又是华南最大的电脑零售中心,广场上来来往往的都是刚刚买了电脑喜气洋洋的红男绿女,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位老妪用一条麻绳牵引着失明的儿子,一边卖唱一边讨几个硬币作为饭钱。

我得承认我当时被眼前的景象弄得呆呆地站在那里,没有任何反应了。过了好一会,我才回过神来,我伸手在口袋里抓了几下,发现除了几个硬币就是一百元一张的,我正在犹豫,那把眼睛几乎碰着地面的老妪已经牵引着瞎子儿子走远了。值得欣慰的是,我看到路边的时髦男女十有八九都停下来,很多纷纷掏钱……

那天回到家里,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到了晚上,竟然为此辗转反侧,一闭上眼睛,眼前就出现了在广州豪华的高楼大厦下面那个用麻绳牵着瞎眼儿子的老妪,耳边就响起了有些走调的二泉映月。

这样的情景持续了两天,第三天我决定再到那里去一次,我想,要想让我良心平安,让我能够睡好觉的方法就是捐点钱给她们母子两人,哪怕只几块也可以,或者我给他们照一张相,放在我的博客上,只有那样,我的潜意识里才会放心的把那个让我无法入睡的影像删除。

可惜,接下来,我连续去了两天,都再也没有见到那位老妪和她的儿子。当我决定放弃时,我心里很难受,不光是为了那对苦难的母子,也为我自己,因为就我敏感的性格,我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也许一生都无法忘记那个震撼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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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当今的中国,同情心并不是一个好东西。我几年前刚刚回国时就因为同情心惹了一些麻烦。例如在广州开车,在等候红绿灯时,突然有一个脏乎乎的小小的脸蛋出现在车窗外,祈求的眼睛,随后是同样脏乎乎的小手。其中大多孩子比我儿子铁蛋还小,我能怎么样?我立即摇下车窗,塞出几块钱……接下来的事,如果是司机的大概就都知道了,突然之间从各个马路边上涌出几个甚至十几个小孩子,把两边车窗都围住——

有时甚至无法移动车子,最后也没有那么多零钱,不但前后左右的司机都用喇叭向我表示愤怒,就是那些没有拿到零钱的孩子也向我投来不服气的目光。

后来看报纸才知道,我给那些在红绿灯路口讨钱的孩子零钱,不但没有表达我的同情,不但阻碍了交通,影响了其他司机的正常行驶,而且,也很可能害了这些孩子。他们的经营人(有些是亲生父母)看到他们能够要到钱,会更加逼迫他们,而且很多乞丐会纷纷效仿,更加多地把儿童赶到马路上来要钱。这些十岁左右的孩子在马路上穿梭非常危险,经常有出车祸的报道。政府对这件事也很重视,加大了力度治理,而司机们也都心照不宣,不再打开车窗表现自己的同情心。

这样说来,我的同情心是干了坏事,至少没有象我想象的那样干了好事。后来,在广州路边再次见到各式各样的以可怜相博取同情心的乞丐时,我都会Give a second thought (三思而后动),特别是后来又多次看到报道,报道那些以可怜相来乞讨的人大多并不是最需要帮助的人,而最需要帮助的穷人却往往抹不开面子,宁肯饿死也不出外乞讨等等。

于是几年下来,我已经可以心安理得地对路边形形色色的乞讨人熟视无睹,当然我心里有时也盘算,计划等自己有了两个钱的时候,一定要做点什么事情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穷人。我想如果这不是一种借口,也是一种自我安慰。至于真正有了钱,我会不会也成为守财奴,连我自己心里都没有底。

既然对于扮可怜相乞讨的各色乞丐抱持了这样的态度,这些年下来,倒也相安无事,至少良心上再也没有什么大得让我无法入睡的愧疚。只是除了两次。第一次是几年前我从香港过到深圳,当年凡是从香港过来的,不管你是搬运工还是货车司机,深圳的乞丐都会把你当财神看。我是一概不理的。但那一次对我震撼太大了,我看到一个妇人抱了一个大概一岁不到的孩子坐在路边,我走过时,她伸出手,说自己很饿。我自然没有理,急步走过。就在她伸手之前的短短十分钟里,已经三四个深圳的乞儿向我伸过手了。我谁也不给。

当时如果不是我突然想起身上没有钱,要走回头几步到香格里拉酒店旁边的工商行取钱的话,我就不会看到那一幕:那个刚刚被我拒绝的妇人正翻倒一个垃圾桶,把垃圾桶里一个破饭盒里的米饭一把把抓起来塞进嘴里,在嘴里过滤一阵后,又吐在手上,然后把她认为已经干净的白米饭送进怀里一岁儿子的口中……

当时我也一下子愣住了,呆呆地站在那里足足有十分钟,却没有勇气走近,也没有勇气掉头就走……

那个对我这个大男人来说近似残忍的情景后来一直没有从我脑海里消失,严重折磨我几乎长达一年,直到一年后我在创作小说《致命武器》,把这个情景原封不动地放进了小说里时,我的良心才稍感好受一些。

第二次就是那天在天河电脑城门前见到的那一幕,我想不到又重演了,如果我当时不发呆,而及时走上去放一些钱进那个老妪的破碗里,或者如果我当时及时拍下照片,然后在博客上“发泄”出来,我的良心都会好受很多。可是,我偏偏再次犹豫,又一次发呆,最后悄悄地离开,等到后来回去时,再也找不到他们了。

这次我如何消除良心上的不安?写一篇文章,可是我找不到主题,也就是小学作文时老师告诉我们的中心思想。于是,我一拖再拖,良心也就一直隐隐觉得不安,耳边还有二泉映月的余音,有时闭上眼睛,那凄惨的一幕就又晃晃荡荡出现……

四月二十九日,我和朋友John Kenndy 相约在天河购书城见面,我早到了几分钟,在等待时,我突然听到了二胡声,虽然不是二泉映月,但同样幽怨和颤抖。我顺着二胡声音,转过一个施工(门前正在施工)栏板,一下子呆住了:一个弯腰驼背的妇女,腰上一条麻绳,麻绳后面牵引着一个慢慢行走的拉二胡的男人,那男人戴着一个墨镜,看样子是瞎子。我再看那妇女,虽然年纪不大,但满脸沧桑,他们两人走在刚刚从购书中心出来的年轻男女中,竟然别有一番韵味。就在我还没有辨别出二胡曲目的时候,他们已经走远了,显然他们比我几个月前见到的老妪腿脚要灵便多了。

我眼巴巴看着他们走远,看到有些路人偶尔丢几个硬币到前面那弯腰驼背的女人手中的破碗,还是没有反应,二胡的声音已经模糊了——就在这时,我身后竟然又响起了二胡的声音,这次我不用细听也能分辨了,是“洪湖水浪打浪”,伴随二胡声音的是一个女人的伴唱。

我回过头,这次更加震惊,因为他们已经站在我背后,近在咫尺。一个女人,大概也就四十来岁,左手一个讨钱的破碗,右手拿着一个麦克风,边走边唱“洪湖水浪打浪”,从她裤腰带的地方伸出一条麻绳,牵引着后面一个眼睛上不清不楚的瞎子,那瞎子慢慢的走着,使劲地拉扯着搁在腰间的二胡……

这次由于站得近,我一眼看出这两人身上都化了装,故意把自己打扮得可怜,甚至连那个瞎眼男人,我也一眼看出了破绽,在我发呆没有来得及让开的时候,那个走到我身边的“瞎眼”男人没有把二胡弓子拉满就缩回去了——这个动作没有逃过也会拉二胡的我的近视眼,我估计他那弄得乱七八糟的眼睛的视力不比我的差……

他们走过去了,在短短的五十米人行道上(天河路人行道),两个一模一样的造型的乞讨组合,如果不是在搞游行,也肯定是在搞某个搞笑比赛。但我这次却呆站得更久。

晚上回家后,我给远在湖北正接受脑瘤放疗治疗的父亲打了个电话,说到我的奇遇,以及我的怀疑——我怀疑在天河电脑城门前见到的、那对折磨我良心达N个月之久的苦难的母子配也是经过创意高手化妆后推出的第一例(中国人喜欢盗版,后来就都开始仿效了),父亲听后哈哈大笑,之后就显得不屑一顾。父亲告诉我,解放前有段时间,我们家乡县城的路边到处都是那一情景,父亲说,现在又出现在广州了吗?

我说,是的。

父亲叹了口气,说,那你的小说都是怎么写成的?就凭你那点想象力,连讨饭的乞丐都不如,怎么想着去写小说?儿子,不是我说你,我觉得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开个小店,卖点吃呀、穿的,实用的东西……

谢 泳:公私分明又一例

 

国家公职人员,如果没有明确的公私观念,以后想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而降低行政成本是很难的,在这方面,据我个人观察,近年来的社会风气是最坏的。

新思想旧习惯

我平时看书,见到公私分明的故事,都很留意。在这方面我倒是没有偏见,不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老共产党员,无论左右,在个人私德方面,凡能做到公私分明者,我以为都很令人尊敬。

我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时代,可能把中国传统中的公私界线搞乱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公私观念极不清晰。现在有了物权法,不知道以后是不是会好一些,但现在中国一般公职人员中,确实是没有公私观念。在政府人员方面,现在从高到低,招待方面的费用居高不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私不分。凡来人请客,不问公私,都是公家花钱,私人用车,更是公私一体,而且先私后公。公家的财富,在公职人员的眼中,其实不是财富,能花则花。社会上层,我不清楚,但省级以下的情况,我多少知道一点。比如现在县级公务员的收入较低,如果按制度化的收入评价,他们的生活水准是很低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中国的公务员层级过多,一般公职人员,一生中正常的升迁,很难超过两次。这两次,如果起点在中央,至少是厅级:到省至少是处级?鸦在县至少是科级。而且其升迁的难易程度,上下恰好是反比例关系,越往上越易,越往下越难。在中央工作退休的人员,很少不享受厅级待遇的,在省工作的基本没有不享受处级待遇,而在县级工作的,能享受到科级待遇者很少。因为这个现实很难依靠个人努力改变,所以公私不分就成为一种现状,越往下越明显,现在县一级工作的公务人员,基本是在一种完全没有公私界线的生活中,除了住房一项尚有界线外,其他早已公私一体了。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极高,当然主要是制度原因,但也有些是个人道德造成的,因为凡老实人吃亏,基本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铁律,凡公家的便宜,一定要占尽。这种现象计划经济时代有之,但于今为烈。

抗战时期,胡适做中国驻美大使,1942年秋天离任。胡适回国前,收到当时行政院长孔祥熙一信,信中说:“有何需助,务请随时见告”。那个年代,社会清流对孔宋两家印象都不好,胡适也不例外,他曾在一封给陈布雷的信中直接表示过。但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有一件事对孔祥熙印象极好,就是因为当时向美国借款,主要靠的是银行家陈光甫,而孔祥熙非常配合陈光甫。胡适收到孔祥熙信后,回信说:“承问需助否,至感。弟到任之日,即将公费与俸给完全分开,公费由馆员二人负责开支。四年来每有不足,均实报请部补发。弟俸给所余,足敷个人生活及次儿学费。归国川资已请部照发,乞释念。前经管之宣传费下,亦尚有余款,俟将未了各项结束后,当详报。”《中华民国史料资料丛稿。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三辑,中华书局,1978年)

一般人都明白衣食足而知廉耻的道理,但过了这个阶段,为什么很多人还没有树立公私观念呢?特别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如果没有明确的公私观念,以后想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而降低行政成本是很难的,在这方面,据我个人观察,近年来的社会风气是最坏的。

附:谢泳:公私分明

在前几年的《读书》杂志上,看过费孝通先生一篇回忆曾昭抡的文章,印象中有这么一个意思:费先生说,他感觉到他这一代人和他前一代的知识分子还是有不同的,什么不同呢?费先生说到了面子问题。他认为,他前一代的那些读书人,都很要面子,这个面子不是虚荣意义上的那个“面子”,而就是要脸。所以他们做人做事,考虑最多的是是非,而不是利害。这个传统,越到后来越没有延续。

每个时代总有一些好习惯,我们过去要否定一个时代,总是把它的什么东西都否定掉,特别是在道德方面,总想另来一套,以为新就是好,其实事情远不那么简单,就说公与私的问题。现在最头痛的就是许多人分不清楚这二者,特别是一些官员,在他们那里,从来就没有公私这一回事。这几年情况稍好一些,但公私不分的现象还遍地都是。比如中国的公车制度,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改革的办法,这与制度有关,但也与道德有关。

许多人认为中国人没有私的观念,主要是因为产权不明晰。不过这话看是说什么时候的事,在计划经济时代,或许多少还有一点道理,要是说中国人从来都是这样,就不对了。据我所知,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把公私分得很清楚的,是后来搞了计划经济,把什么都包下来,才让人把公私混为一谈。

中山大学的梁钊韬先生,是中国人类学界知名的教授,梁先生出身非常富有,从小养成了对公益事业的热心。她妻子邓泽民说过一件事:有一天,保姆把他们的小女孩带到了梁钊韬的办公室,据说,当这个三岁的孩子要一张画画的纸时,梁钊韬回答说:“不行,这不是我们家的!”当他到其他城市出差时,从不让自己的妻子随行,因为这样做不对。他一年要去北京三次,但他的妻子却从未去过北京。

陈寅恪1966年给中山大学卫生保健室主任梁绮诚写过一封信,说自己得的是慢性病,一时不能痊愈,而一时又不能就死,积年累月政府负担太多,心中极为不安,所以他请求,从今以后,一切经常所需要的药品由他全部自费,一些自己买不到的药品,则请保健室供给,但要求全部自费。

这就是老知识分子的道德,或者说是他们已养成的道德习惯,到了以后这些好品德为别的东西取代了,谭其骧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办公室用邮票都是公家的信和自己的信分开的,就这,到了“三反五反”的时候,还有人要找麻烦。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感,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夏衍生前多次说过,在中国所有的人中,知识分子是最爱国的。张申府在抗战胜利后也说过,抗战期间最不计个人利害、最体恤国家的就是知识分子。

计划经济实在是个不好的东西,它把人们本来早已养成的好习惯都扔掉了。上世纪50年代初,许多知识分子听说看病要公家花钱,第一个反应是自己看病为什么要公家花钱?不是他们不懂社会保险之类的知识,而是在他们的概念里,公私始终是有界线的,我们现在才意识到要重新培养这种风气,但一两代人恐怕是难以养成习惯了。中国国民性本来是极自私的,可有一段时间,偏偏选择了公有制,特别是中国农村,搞了人民公社,历史真是会捉弄中国人。

首发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