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诗人高军(散文)
◎ 炎 子
（高军，1983年在北京和海子一起创办《紫禁城》诗社，2007年4月22日，在邯郸坠楼自杀。）
高军骂人与打人
那天,我把想离婚的事说与了高军,认为他最多会表示沉默,这是我忽略了他的内心伦理尺度,他怒了。那天他在我快要走向破碎的家里喝酒，已经喝得不算少了。他呵斥我说：你混蛋，你说的全是屁话！样子像是在侮辱他。他愤怒起来，脸上全是赤色。少有的。
后来，他出了门。回来时买了饮料让我家里人喝，他想粘合我们。但是，没有结果。尽管如此，他还是说：你这个家伙做得不对，错误全是你的。
那天我不想说什么。离婚后，我请他喝酒，想让他帮我找个做事的行当，想挣钱。他把电话打给了一个朋友。不知为什么，我听到的是对方的冷笑。尽管如此，我非常感谢高军。他的真诚和努力令我感动。那天，我请他喝酒，他一直控制菜量，知道彼此都是穷弟兄。后来，我搬到一个废铁路边的平房内，我们就在这里喝酒，说到从前婚姻事，我说了一些观点，他不同意就大怒，伸手打人，那是我挨朋友打的第二次，第一次，我永远也没有原谅他，高军没有让我心存一点芥蒂，因为，他是哥哥的作派，他打我，应该。我看着他晃晃摇摇的可怜样子，知道不能还手，其实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我一拳能打倒他，可我不敢也不能，他是那种把别人的事当自己事的朋友，我太明白了。我就说：算了，今天什么也别说了，你走吧。他当然要走，他的自尊也是另类的，临走时抓挠着自己的胸。他是个瘦人，长得跟我一样矮，胸挠红了。
那天以后，我们很久没在一起喝酒。
几个月就过去了。
高军是朋友身边看不见的影子
冬天的一天，我在街头骑车乱走。家很冷，做饭都难伸手。高军见到我，说，你去哪儿？我说不知道。他说，跟我去吃饭吧，有人请我。
那天，主人把我们请到一家很上档次的地方，吃火锅。肉很嫩，我生吃。
那天喝了不少酒。当时他一句话也不说，事后才对我说：你吃什么生肉啊，让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人家会怎么看我的朋友？我说，生肉顶饥，我常挨饿。饥饿之下，人无廉耻。虽然我是作家。
后来，他又请我一次吃火锅，带着上初中的女儿，还有从北京打工回来的儿子。他人高马大的儿子说：叔，您多喝点，别让我爸多喝，他身体不行了。那天，那个可爱的小伙子照顾着我们吃喝，最后是朋友打工的儿子为我们付的帐，然后就走了。他没吃什么。高军的女儿很聪明，只是长得太瘦小了，可怜的，她也不让父亲多喝酒，但她根本不能左右这个当诗人的爹爹。她的抗议绵软无力，像她死去的妈妈（我没见过）。
高军的女儿高洋上学，下学，都常常需要醉醺醺的父亲惦记的，高军结发的妻子得绝症死后，对于女儿来说，这个父亲是她惟一可以依赖的人。
第二年春天，我又约到了高军，那天，沁河边的柳林染了一层如烟如澍的嫩绿，整个春天是篷勃的，我恋爱了，加上可能拆借亲友的钱，又有恋人支持，我想有个家了。他问，你有什么事？我说想买处便宜房。他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过办公室主任，所以说，半个月就给你一个准信，他说的那个价位让人不敢相信。我兴奋地想跳。
那天，我请他到一家火锅店喝酒，讲了许多自己的事。他并不以为然。之后，没有了消息，但是，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日子却多了。对于房子绝望的恋人在发怒，她不许我再喝酒了。那天，她一路追着我生气呕气发疯。我对高军说：我有事先走了，改天再见吧（我不敢惹发怒的女友，她是好人，她想要房子没有错啊）。从市里快到市郊，高军一路电话打来，要找我，而且一定要找我。最后到了一个古桥边上见到了我们，他要请我和恋人吃饭。我们虽然一再谢绝，但他执意不肯。在饭桌上他听了爱我的女子半天的叨唠。他是替我听的，一言不发，亲哥哥一样，把我应受的委屈替我受了。
后来，我几度搬出搬进出租房，他成了我家的常客，他开玩笑说：你是我的专厨。我的家，常带来朋友，都是他引来的。他们买酒带菜，还给我介绍了一个抄书的活，挣了三百元。我结婚后，他几乎不来了。他有他的自尊，他就是这么做。其实，他帮助我的地方还有许多，他做事的方法也比较特别。有时，朋友对他有了伤害，他背后从不说一句坏话，很健忘。我们像兄弟，也不是兄弟。有时他也狡猾，他比我会做事，朋友远比我多。
有一次，我在一个半官方的酒会赴宴，他打来电话，我说你过来吧。他不肯，约我出去在风沙扑面的街头喝啤酒，也没有什么菜。我去了，我又约来一位朋友，我们转到一家小酒馆。高哥哥买的单。
这样的时候太多了。他是我一生在一起同醉最多的人，我们一起丢过自行车。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是想在一起坐坐，一段日子不见，就不由不想。
高军心底里的大门
他当过兵，一步步升到营职。后来转业到冀南的一个古城，这是他的家乡县的主管城市。当年，他在北京与海子一起创办过紫禁城诗社，在北京和省会及外地的文化出版界都有许多朋友。他重情义，难能没有朋友。同时，他从不说从前的事。有次喝醉了，谈了我许多毛病，说：如果你不是毛病太多，早该成事了，以你的才华。在当下，我有点小才能成什么事？这一点，我比他明白。
他为我的生存处境发愁。可他从不说自己的忧愁。几年前，他恩深义重的结发妻子患绝症间，邯郸文友募过钱，那时，我在哪里，自己也不知道。
我比较封闭，生活困苦，听不到消息，也由于处境原因，文友也从没有打算找过我说事，没钱万事愁，谁人不知？后来，我与他交往多了，才陆续听别人说过关于他的许多事，都是令人不愉快的，总之，高军是个傻人。
他的女儿养的像长不大的小树，他的家像个没人管的鸡窝，他对朋友又是剖心剖肝相待的那种诗人性格。近几年间，在丢弃了一切职务的日子里，他交往的是我这类穷朋友，当然，还有一些在社会有点作为的朋友很善待他。我见到多的是诗人温王林、段立民，还有一个民营企业家王聚中，还有，我说不出名子，也是民营企业家，高军帮过他，后来，他帮过高军。
诗人李海根也是其一，他死的那一天，我在外地与诗人李海根来往短信至夜半，我知道他会流泪的。事实上，李海根是真把他当朋友的朋友，接济过他，虽然是绵软的接济。
二千零五年到零六年，可能是他人生最不愉快的时期，他再婚的那个女人没有工作，带着两个女儿与他和儿女组织了新家，他的一千几百元的工资，加上还贷住房，生活的窘迫是可见的，况且他的诗人人格，好友的敦厚，无言相诉的心底大门，让他陷入走不出的困域，无以倾诉的做人方式会把他带到哪里呢？
那些日子，他几乎天天不回那个新建的家，与女儿四处游荡。我还知道，他的后妻还找过两名男子打过他，他的鞋破，西服线开，身上有痰渍，脸上身上有莫名的伤痕（绝对有他自己的原因）。在此之前，十多年前，他方格的围巾，神秘的表情，视他为珍宝的结发妻，那些日子已成永远。
所以，这样的日子也该到头了。二千零七年四月间，我听说他离婚的消息后还曾为他庆幸过，没想到这是他最后的深深绝望，他把人生最后能给予的，都给了。
我与他打过电话，约他吃饭，问他现居何处。他发了怒。后来，我约请了诗人段立民，说了这些事。立民旋即请他和我一起吃饭。那天的情景犹去不远。
至死难忘。他是不许朋友过问自己苦楚的，他不善辩，不屑表达痛苦，在他风里雨里接送女儿的路上，我体会着一个相依为命父女的感受。好久以来，他的女儿住在他值班的小屋里，父女挤在一张床上（女儿夜里尿尿就在他的脸盆里）。一个年近五十岁的落拓男人怎么能照顾好已经渐成少女的女儿？他的女儿瘦小，衣服也不鲜净，洗澡都不会经常，这对正在成长的女孩子来说，不会幸福。高军的儿子是优秀的，懂事，克制，有分寸；女儿聪慧懂事，她跟我也着过急，我请他们父女吃饭的时候也不少，只要喝得多了，她就会冲我吵：你不要让我爸爸喝那么多。有一次我喝多了，很没分寸地教训她说：你不许跟我吵，毛孩子你懂个屁。就是这个女孩子，我心里其实很疼她，亲手给她洗过头，怕她着凉，洗完了就为她吹热风，至到把头发烘干。我说，她是我干女儿。
两年前，她跟她父亲到我家来，我专门出去给她买饮料，桔水之类。我请他们这对形同无家可归的父女吃饭，她父亲问她：你觉得这个叔叔怎么样？小姑娘早慧地说：他跟爸爸一样都是可怜人，我叔叔其实也是个可怜人。
那天，我家的灯是昏黄的，我的心是平静的，只是她一句话，让我的心隐然作痛。不是可怜自己，是可怜孩子这么早就窥视了人生的黑暗。
这样的话，高军是从不说的。
我结婚一年多，高军离婚了。他不许我问，见面也不能谈的。他无语，冷，默然，出世的神色犹在眼前。海子死了，高军无言地活着，他的诗没人可读。他的诗我写过评。我也不细读他的诗，他也不看我写的小说，但我们在匆匆翻阅彼此的文字的时候，知道彼此内心的一些东西，他最终走向未路的，不是诗害了他，是诗人的性格。善良，为人着想，坦诚，怜悯弱者，不谀强人，宁肯自己跳楼也不肯逼别人没钱花（他把最后的房子卖掉了），他不死，谁死？
欲哭无泪的我
我能为这个我相知的朋友做些什么呢？我出门在外时，知道了他的死讯。
那天，诗人李海根把高军的事告诉了我，后来，我打电话给聚中，看了大鸟的文章，对他的死，朋友既怜恤又愤恨，我也是。他凭什么死？对不起朋友，也对不起能喝到老的酒啊。可是，这是个多么理性的年代！谁是诗人谁死。自古都是诗，是用来晋身的，而不能谋身！我对另一个诗人朋友立民说过，我只比他现实一点，仅此一点，我救赎了自己。没想到，高军不能救赎自己。
朋友有骂高哥哥的，我懂。现实不相信眼泪。
能为诗人流泪的，就算有良心。我没有流泪，不知自己是不是还有良心？
我对在我家新居（终于有了自己的房）一条街的一位同样不太得意的朋友说：我想帮高军的女儿。那天，我们相聚，我谈了高军的事，谈了我想帮他的女儿，他的死是我不能排遣的心头之痛，这位从没有与高诗人见过面的朋友痛快地说：算我一份。
我信。
因为，我从不与狐狗一起喝酒。能与我这样又穷又不要脸的一起的喝酒的人，还得让我看得起。
那一天，我在等待。如果高洋的父系家族无力帮助这个女孩，就由我来。
我是心里默默想的。
想了一周。
其实。这个想法最早提出的是我的妻子（那个由高哥哥义务听她唠叨的青年女子）先说的，然后，我再想了一周。我明白，什么是一诺千金。所以，我郑重发短信与远方的朋友。想不通的事，是不说的。这是我与高诗人不一样的地方，也许，这样思维，拯救过我。
犹去不远。哥哥，那天，你水中捞出来一样到我家喝酒的情景还记得？
哥哥，你不吃我做的昂贵的羊白（羊蛋），我用尿泚它的情景你还记得？
哥哥，我们一起醉倒在自行车下的情景你还记得？我们寒夜裹衣而眠的一夜，忘了？
哥哥，你如兄长一般看着我走过人生泥淖的两年间，我们相醉无语的日日夜夜如果还记得，你为什么会走？你凭什么？你不是还有我这样的朋友？
尽管你可能看不上我，否则，你怎么会！
哥哥，五层楼，那凭空一跃，想过痛吗？不会，否则，你不敢。但我知道你摔碎了的是最爱你的人的心。与别人无干！
哥哥，你好狠！我是个不爱哭的人，你曾与我抱头痛哭过，现在你又让我流泪了！
《自由写作》首发
天塌(散文)
◎ 金 渝
一九七一年十月下旬，地处高寒的肃北县天气已经十分严寒，朔风呼啸，草木枯零。但是县上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深挖五一六运动”。各单位天天开会，不是检查交代，就是揭发批判。十月三十一日，我们开了一上午会，下午清查小组成员和骨干分子开碰头会，我们则奉命写检查。我写了两行，不爱写了，便上杨才铭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找报纸看。
推门而入，却见老杨坐在床沿上发怔。他脸色苍白，我便问：“你不舒服么？”他转过头直勾勾地瞪我一眼，随即起身奔过去把门关死，慌慌张张地劈头问我:“出大事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了！你听说了么？”我莫名其妙，见他那紧张的样子，我不禁也紧张起来，连忙问：“啥事？啥大事？”他俩眼直僵僵地盯着我，又像是盯着我身后很远的地方，如同梦呓似的幽幽地说：“事情太可怕了！太严重了！简直不可思议，我不敢给你说，不敢说……”我好生奇怪，一再追问，他却死也不肯再吐一个字，只是眼睛发直，喃喃自语：“太可怕了……”见他如此卖关子，我心急火燎，恨不得扳开他的嘴把那重大事情掏出来；同时我脑子里飞旋：能发生什么事情让老杨如此大惊小怪？
杨才铭是我们这一帮年轻同事的老大哥，他忠厚稳重，同我们相处融洽。不过他有点小世故，过于谨小慎微——此乃在多次阶级斗争运动中备受惊吓的人所共有的性格。他是从不开玩笑捉弄人的，何况在运动中间，他照例把嘴巴闭得很紧很紧。今天竟然如此发问，实在反常。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呢？“是不是谁家女人偷了汉？或是哪个野男人勾引了人家的黄花闺女？”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套他说话。在这个人口仅有一千多，半个月才能看上一回电影的荒僻小城，最能耸动人耳目、令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男女艳闻了；如果是县上哪个头头搞女人东窗事发，那可是爆炸性新闻。那知老杨头摇得拨浪鼓一般，明显地对我的猜测显出鄙夷之色：“不是不是，比那大得多了，天塌下来了！”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杀人放火男盗女娼更有轰动效应，就央求、恳求他告诉我，是不是发生了杀人案件？谁杀了谁？是不是谁放了火？是不是谁扒了灰？可他就是死活不肯说，只是嘟囔：“不敢说，不敢说，如果这事是假的，那说了这话的人就没命了……”急惊风遇上慢郎中，他越不肯说，我越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我越是迫不及待想知道，他越是面露恐惧守口如瓶。我使尽浑身解数，始终未能从杨才铭口中掏出那如天塌下来的大事究竟是什么，我心里实在痒得难受，最后我悻悻地说，你不说我去问别人；老杨急忙带着哭腔说：“不要问，千万不要问！要问，千万不要提我给你说什么了啊！”他说什么了？什么也没说么。 真是！看他那惶惶然的样子，我觉得事情真蹊跷。我急不可耐，一心想满足好奇心，边往外走边回头说：“放心，不会出卖你。”
出了门我直奔王树田的宿舍。我和他一向友善，他消息灵通，他若知道什么，肯定会告诉我。王树田正在埋头写检查，已经写了厚厚的一沓，足见他的五一六问题不少。我问他听到发生什么重大新闻了没有？他抬起头一脸的茫然。我告诉他，听说发生了天大的事，非常可怕，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王树田想了又想，想不出能发生什么天大的事，就说可能人家在开玩笑。我就说，是杨才铭说的，不可能是开玩笑。王树田开始重视我的话了。我们分析，能有什么重要新闻把老实大哥杨才铭唬成那样呢？近两年小道消息少得多了。像基辛格访华那样的特大新闻，乃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前预告有重要消息在某时刻发布，请听众按时收听；同时县上也接到省上电报指示，要求各单位组织群众收听某时刻的新闻节目，于是我们奉命列队坐在县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大喇叭下收听的，由保卫部的民兵在四周巡视，他们当然是在观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乍一听见美帝的大头子要来中国，人人目瞪口呆，以为自己耳朵出毛病了，一连几天精神恍惚，不过谁也没有说一个字的评论。自那以后，还能再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猜测也许是中苏边界上出了问题，或者与台湾有关。或许什么也没有，是杨才铭神经不对劲了。我满腹狐疑，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前事皆忘，去到小学会议室，继续参加中小学老师揭批五一六的会。众老师各就各位，我也坐我的老位置，摆出沉痛反省状，心里盘算，教员同仁中本地的五一六问题行将检查完毕，我暂不开口，俟检查外地五一六问题的同仁谈过三五位后，我再狗尾续貂不迟。忽然我身旁的柴国金凑过头来，我心里一动，忙把耳朵伸过去。只听他悄声说：“发生重大事情了，听说了没有？”柴国金是民兵排长，年纪比我轻，可比我老练，现在刚一开会就和我耳语，必定有重大消息。我忙接上他的话茬：“听说有重大事情，究竟是啥事？”柴国金缩回头，极神秘地前后左右观察一番，才又凑过来用手捂着他的嘴和我的耳朵，用极低的声音一字一字地说：“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叛国投敌……”我惊得倒抽一口冷气，脑子嗡地一下，似遭大棒抡击，天旋地转，一阵眩晕。我瞪大眼睛，顿觉失明又失聪，眼前仿佛有巨大的蘑菇云冲天升起！我觉得我要失声惊呼。我直勾勾地盯着柴国金，仿佛他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
我被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反过去又把柴国金吓得脸色苍白。停了片刻，他又凑过头来，我木然地把耳朵对过去。他的话似乎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说：“飞机越境时被打下来了……只差几秒钟……”我感到心慌，脑胀。太可怕了，太严重了，我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只是直眉瞪眼地看他。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凑过去头颤抖着问他：“消息可靠吗？”他把嗓子压得低低的说：“政治部康学谦说的，昨天党员开大会，已经传达了……”啊，康学谦，那是一位能言善辩的北京人，是本县小道消息的最高权威人士，我有点相信此消息的真实性了。可是这究竟为什么？
一个月前的国庆节期间，我从石包城回县上，路过玉门镇，在小镇电影院的宣传栏里有一张照片吸引我走过去驻足观看，我看了老半天。那是一张一尺大的肖像照，秃顶的林彪聚精会神、全神贯注地学习毛选。这是我唯一见到的林彪免冠像。我屏息凝神地注视他的秃顶，不知为什么，我越看越怕，可越怕越要看，有一种怪怪的异样的感觉。陆陆续续又有人走过来看林彪秃头照，人人一言不发，连大气也不出一声，只管默默地专注地看。后来我知道那是江青的杰作，我哪里能晓得，林彪此时已经死于非命了……
我痴呆了半天，定定神，偷眼环顾会场，感觉果然有人神色异常：杨才铭泥菩萨似的，还在发怔，就像昨天在他房子里一样；何秀两眼呆滞，大口大口地吞烟，按说烟瘾再大也不至于如此一口接一口地毫不停歇；张涛紧锁眉头，好像有无限的大苦恼……；还有的人如遭电击，脸色僵硬，如灵魂已然出窍。他们都是消息灵通人士，肯定知道了。显然是这个不敢使人相信的天大消息在折磨着向来关心国家大事、以政治通自居的人的神经。我回忆以往，绝没有见到过如许神情稀奇古怪的人。不过大部分人还是通常的精神状态，正襟危坐，诚惶诚恐，脑子里大概是如何交待五一六问题，并进行辩解。这些自知有罪的人脸上是运动进入第二阶段所特有的紧张、自卑、凄凉、苦闷和束手待毙的表情。
王树田在翻动他的发言稿，这是他预备发言的习惯性动作。我连忙向他使眼色，摆手制止他。我的直觉是，既然发生如此惊天动地的事，清查五一六恐怕要拉倒了吧。王树田看见我的手势，有点不知所措，但是终于把发言稿折迭起来压在语录本下面。景兆年校长的长篇发言开始了，他平时讲话慢条斯理，很有吸引力，还有幽默感，他很受我们的尊敬。从五八年起他就被视为右倾，幸而阶级成分是贫农，所以才没有怎样挨整，不过由县委宣传部长改任中学校长，在当时无疑是大贬黜。此次清查运动，有人要把他打成肃北县“砸烧武装部大门五一六事件”的“幕后摇鹅毛扇子的黑高参”，责令他讲清楚。他发言有水平，可是今天的发言，只有只言词组跳进我的耳朵。
我头疼，我心慌，我发懵。林彪出事了，那么如何解释文化大革命呢？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实现反修防修、保证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的崇高而神圣的目标而进行的，胜利成果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林彪被确认为毛的接班人和副统帅，这已经加载庄严的党章，还要写进宪法，谁能把文化大革命同林彪分得开呢？他已然是神，神为何转眼叛国投敌了呢？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我想得头脑发胀，我觉得我忽而发高烧，忽而打寒颤。我不由自主又反过来怀疑自己的耳朵，进而怀疑柴国金。我斜眼偷瞥柴的脸，莫非他受谁的指示，故意对我讲反革命话，引诱我随声附和，然后倒打一耙，置我于死地？我的腿哆嗦起来，背上冷汗淋漓。可是杨才铭呢？难道他俩串通起来把我做成“现行”么？不会吧？杨是我始终认定的憨厚者，如果他也有害人之心，这个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人可以相信了……。这个晴天霹雳的小道消息紧紧攫住我的神经，我惊异不定，我胡思乱想，我如患了病似的呻吟，挣扎，我渴望获得最确实的答案。
散会后，我魂不守舍，王树田使眼色叫我去他的宿舍，自然是因为我制止他发言令他摸不着头脑。从祁连雪山刮来的风正猛，我跟着王树田趑趄而行。进了他的房子。一进门我就按奈不住地问他：“重大事情你还没听说？”王树田瞪着眼摇头：“没有啊，究竟发生什么了？”我追问：“你真的不知道？”他回答说昨天他写发言稿直到半夜两点多，哪里也没有去过。我摘下帽子，说：“林副主席——”给他比划了一个飞机倒栽葱的样子，他更胡涂了，眼睛瞪得更大。我这才如此这般把柴国金的话说一遍，“飞机越境时被高射炮打下来了，都死了。他的女儿林豆豆在上飞机前给毛主席发了电报，当时毛主席在上海……”后面的话也是柴国金在景校长发言时断断续续说给我的。
王树田的眼睛越瞪越大，终于瞪成一双牛眼睛；他的嘴巴也越张越大。好半天才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不可能！这可能吗？真叫人不能理解……”他语无伦次，脸色由吃惊变为恐惧。我说，“是呀，做梦也想不到……”我又害怕了，“如果是造谣，那可……”，王树田马上斩钉截铁地说：“那可就是不可饶恕的现行反革命了，非掉脑袋不可。”忽然有人推门而入，我和王树田吓得同时跳起来，以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部的人抓我们来了。进来的原来是女老师康炳钦，她和王树田是校友，又都是数学老师。她心地善良，平时我和王树田议论政治，并不防她。可是此事非同小可，我们面面相觑，紧闭起嘴巴。看着我们呆若木鸡的样子，康炳钦深以为怪，她问：“你们在说啥呢？”王树田缄口不言，后来还是我沉不住气，脱口而出：“林彪垮台了！”一言既出，吓得康炳钦转过身赶快把门关上，回头带着哭腔颤声说，“你胡说八道啥？哪里听来的谣言？你不想活了？”王树田打断康炳钦的叫嚷，说方才他心里一分析，觉得这消息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他头脑向来冷静，分析各方面的情况：柴国金的消息来源比较可靠；昨天杨才铭虽然只露了口风，可绝对是同一消息；今早的开会，气氛是有点异常；党员忽然开大会的事他恍惚听说过——康炳钦忽然插嘴说，早上她刚一出门就碰上古怪事：已经有半年多时间不和她说话的邻居，竟鬼鬼祟祟走过来问她，昨晚去开会了没有？把她问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因为邻居知道她并非党员，却如此发问，当时她想这邻居没睡醒，发神经病，就漫不经心地回答，不知道开会的事。现在想来，邻居岂不是在拐弯抹角试探她听到什么没有。
王树田忽然奔到桌子边翻报纸，最后翻出一篇最新的两报一刊社论，他在字里行间搜寻，终于如发现新大陆似的，指着一行字让我们看：“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声讨叛徒卖国贼的滔天罪行……”“叛徒卖国贼”是前所未有的新名词。但是仅此而已，报上既没有点明“叛卖”是何人，也没有点明“叛卖”的具体事实，不过这足以同我们听到的消息互相印证了。种种迹象显示，林彪垮台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康老师这才惊魂甫定。我们三人大眼瞪小眼感受着“叛徒卖国贼”新名词的强烈刺激，我们小声议论，这事件太重大太可怕了，它越是真的，就越令人惊怖，肯定会吓疯很多人。王树田说我阻止他发言是对了，出此大事，人心惶惶，还清查什么五一六呢！忽然有紧急通知，晚上开全县大会。
十一月一日晚，在电影院内召开全县干部职工大会，传达中央文件。风声已经传开，来开会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电影院座无虚席。晚来一步的人便在门厅站立。人们表情严肃紧张，个别人悄声和熟人打招呼，大部分人只是意味深长地交换眼色，没有人打听要传达的档的内容。担任县革委会主任的张凤翔政委小心翼翼宣读中央文件，档是逐级传达，这是他第四次宣读。张政委本来是一位脾气平和的军人，往常传达档，总要解释一些词句或重复某些段落，可这一次的传达，他只是逐字逐句、平铺直叙地照本宣科。
他一开口，全场立刻鸦雀无声，座无虚席的电影院，静得掉下一根针都可以听见。听众无不竖起双耳屏息凝声谛听。于是文件上的措辞清清楚楚地入耳而来：“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仓皇出逃，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尽管张政委得知此消息全县数他最早，但显然他还没有从最初的极度震惊中恢复正常。他的嗓音发颤，手也颤着，那红头文件似是烫手的山芋。我猜想他惟恐多说一个字或是流露一丝个人倾向会承担严重责任。档很长，除了张政委的声音，电影院内静如旷野，寂如坟场。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东张西望，数百名与会者个个如同僵尸，如同泥塑，这是县城史无前例的一次无声的大会。然而在这静寂中，与会者的脑海里，狂涛巨浪在呼啸，万钧雷霆在轰响。九月十三号，我默默地心算，那林彪摔死已经四十九天了，可是我们都蒙在鼓里……
文件宣读完毕就散会，人们默不作声地离开，个个神情异常，尽量避免和别人对视，咳嗽的人也格外捏着喉咙。天很冷，黑夜里，我们几个老师拱肩缩背，高一脚低一脚回学校，半天没有人吱声，临近校门时，我忍不住冒了一句：“我觉得林彪垮台比刘少奇垮台还叫人高兴。”王树田和杨才铭装作没有听见我说话，柴国金、张涛、闫尚雄、何秀连忙往旁边一躲，何秀还冷冷丢过来一句话：“说话注意点！”再无人接话茬，都好像身上没有带耳朵。何秀是个直脾气人，他如是说其实包含着好意，因为我的这句话很可能会被左派分析成刘少奇倒台我不高兴，那我就死定了。
看看，无产阶级专政造成了怎样的社会？很久以后，我忽然想起“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怎么没有像“粉碎刘少奇”那样，举行庆祝游行，谁也没有想到要庆祝，那时候谁都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没人轻易议论林彪问题，不断地开会，不停地念声讨“叛徒卖国贼”的报刊文章，大家一边义愤填膺地口诛笔伐，一边偷偷地观察别人的脸色，谁也不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的。
文件传达之后，如同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一波接一波地汹涌而来。人们在震惊和恐惧中纷纷奉旨销毁林彪的题词和照片，原先铺天盖地的到处都有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最好的学生和忠实的接班人林彪的合影，一夜之间统统消失；单位奉命督促和监视职工销毁私人物品中的林彪图像和题词。我的大学毕业证有林彪的“四个伟大”和“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名言，一撕一扯，毕业证残缺不堪，索性扔掉。几个笔记本，有很多毛、林合影的插页，我看着林彪的像，心里仍是莫名其妙的恐惧，我忍不住冒险留了几张他们在一起的照片。
林彪仓皇出逃，使追查五一六的运动就此夭折，我们死里逃生。为证明林彪是叛徒卖国贼而向内部传达的林彪罪证《五七一工程纪要》，随后发给各单位，人们以批判的名义争相传看，掩饰不住对《纪要》中称毛是“当代秦始皇”、阶级斗争是“绞肉机”、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等等用语的浓厚兴趣，似乎享受着这些词语所产生的感官快乐，大家反复掂量它们的分量，再三咀嚼其中的含义，我私下认为林彪说的是大实话。不过人们决不交换看法，在批判会上大家都异口同声说林彪反动透顶、恶毒污蔑、死有余辜。
最高领袖的威望动摇了，人们不再相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论，什么反修防修继续革命！不过是刘邦朱元璋诛灭开国元勋的历史重演罢了！文革的龌龊虚伪开始被一般老百姓感觉到。红色恐怖失去了它得心应手的威慑力。这时候广播开始经常播放“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曲，听上去给人理屈词穷、蛮不讲理、撒泼耍赖的感觉，和高喊“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万岁”完全一样。逼着老百姓喊这样的口号，是毛泽东专制极权主义以暴力与欺骗合二为一统治愚民的惯用伎俩。回想文革之初，红卫兵高唱“拿起笔来做刀枪！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胆敢反对党，马上叫他见阎王！杀！嗨！”这杀气腾腾的歌，配上凶神恶煞的动作，是当时最革命最造反的精神的表现。两相比较，此时的“就是好！就是好！”，色厉内荏、虚张声势而已，文革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附言：
这是三十五年前林彪事件发生后笔者所做的纪录，不久前翻出来，做了些文字修改，加了若干评论感想，以纪念文革爆发四十周年。
《自由写作》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