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孕妇为何要到香港生产？
香港一向被中共当局形容为“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在中国留下的一道伤痕”、“腐朽糜烂的资本主义的渊薮”，香港人也被北大人被蔑视为“没有爱国精神”、“甘当殖民者奴隶”的“劣等中国人”。如果说北大人是一位自负到了极点、又自卑到了极点的父亲，那么香港便如同一个被他人抱养之后又送回来的儿子，父亲怎么看这个“打上了他人烙印”的儿子都不顺眼。
然而，近年来内地产妇赴香港生产却成为一时之风气，表明内地人士的“崇港症”与日俱增。日前，北京《新京报》报道，据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的数字显示：前年只有三千六百名内地孕妇来港产子，增至今年上半年已有近一万两千人。香港私家医院联会称，二零零二年内地孕妇仅占产妇的百分之三，去年急升至百分之三十；圣保禄医院称，在每月三百名到该院分娩的孕妇中，其中七成来自内地。私家医院联会表示，目前大部分私家医院难以承担内地孕妇不断来港产子的压力，但又难以拒绝接收内地孕妇，正面对两难局面。在公立医院中，内地产妇的手术量同样直线上升，去年玛嘉烈医院便有近一千七百宗内地产妇分娩个案，接近总数的四成左右。
内地产妇为何要千里迢迢来到人生地不熟的香港生产呢？就医生的医术和医疗条件而言，内地的大城市与香港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了。显然，他们另有所图。原来，秘密在这里：内地居民在港所生婴儿，即具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香港没有法例禁止内地孕妇来港，因而吸引不少内地孕妇设法来港分娩，更有孕妇在临盆一刻才赶到医院。据报道，深圳有公司专门提供赴港产子一条龙服务，以“给宝宝一生最珍贵的礼物：香港永久身份证”作招徕，推出一万八千元人民币赴港产子的十天旅行团套餐，提供食住、办证、陪月服务。
香港回归“祖国大陆”已经很久了，香港的“一国两制”也逐渐被悬空和蚕食。但香港毕竟是一颗“东方之珠”，得益于殖民时代留下的宝贵遗产，它仍然是华人世界中最自由的地方。日前大陆著名的门户网站网易作了关于“来生是否愿意再做中国人”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七成以上的中国人不愿意再做中国人。此事招致官方震怒，下令将两名编辑解雇。但是，当权者们是否想过：老百姓不愿意做中国人，还不是你们造的孽——正是你们的专制、贪渎和残暴，正是天安门的坦克和机枪，正是“苛政猛于虎”的横征暴敛，才使得今日被你们强行“代表”的芸芸众生，如同昔日的先民一样，一边哀歌《硕鼠》，一边寻找适合居住的“乐土”。
“乐土”究竟在哪里呢？首先当然是欧美民主国家。然而，中国人想要取得欧美诸国的居民身份，在世界反恐形势严峻、各国紧缩移民政策的背景之下，殊为不易。美国驻华使领馆已成为全球拒签率最高的使领馆。于是，出现了社科院研究员、“儒学大师”郑家栋先后携带七名“妻子”赴美，以此方式替蛇头集团走私人口并谋取暴利的丑闻。大部分人不想犯法、不敢偷渡，遂退而求其次，让自己的孩子成为香港居民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香港人虽然还是“中国人”，在民众心目中却是“高等中国人”。中国公民没有选举权（包括香港人在内，亦不能选举“特首”），少数精明的内地的孕妇们选择背井离乡到香港生产——这俨然是另一种形式的选举（用“肚子”投票），亦是对胡温当局所标榜的“和谐社会”的最大讽刺。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日前，大陆一个由反贪局官员组成的“考察团”，在入境时被芬兰海关拒之于门外。芬兰方面在验证了有关的文件之后表示，很明显这是借“考察”之名行“旅游”之实。他们不欢迎这种可耻的公费旅游的方式，尽管这些挥金如土的游客会给当地带来丰厚的旅游收入，但是如果容忍这种变相的腐败行为，将会大大地损害当地的道德伦理基础。于是，这些本来打算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饱览异国风情的反贪局官员们，只好灰溜溜地打道回府了。
九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庞大的公费旅游群体席卷全世界。绝大多数时候，这些肥头大耳的官僚们都能在世界各地畅通无阻。此次芬兰事件只是一个例外而已。我曾在巴黎最著名的“老佛爷”百货商店里，听到一群官员给家里的夫人或情人打电话，他们旁若无人地在电话中大声询问说，需要买什么牌子的香水和衣服等等。我为这样的同胞感到羞辱。
这一次，反贪局的官僚们大大出丑了，此事件也表明反贪局本身已经沦为一个高度腐败的部门。如今，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不得不讲的“政治”。但是，腐败变得越反越猖獗。从昔日的陈希同到今日的陈良宇，京沪两地的最高官员先后落马，相映成趣。与敢于染指作为老百姓保命钱的数十亿社保基金的陈良宇相比，陈希同的那一点醇酒美人、相机别墅，不过是九牛一毫而已。两相对照，中共高官腐败能力的进化程度，简直比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还要快。
其实，大陆并不缺少反腐机构，监察局、反贪局、检察院、政法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等等，叠床架屋，比之大明朝的锦衣卫、东厂、西厂来，更称得上机构庞大、人才济济。尤其是中纪委，堪称身负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可以对调查对象实施凌驾于宪法之上的“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待问题）。这是一种不经过正常司法程序的逮捕，让各级官员均谈虎色变。近日，中央同时掉换京津沪三个最重要的直辖市的纪委书记，既是敲山震虎、打击日益抬头的地方主义，也说明这三个最富庶的地区腐败情势已经是病入膏肓、非得由“空降部队”接手整肃不可。
但是，为什么如此多的机构，仍然不能防微杜渐，将腐败控制在一个民众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内呢？中共又不是不知道腐败会造成“亡党亡国”的可怕结果。最近，中共当局还精心制作了一部关于苏联老大哥亡党亡国的历史的记录片，专门供各级官员内部学习，也是意在警钟长鸣。
有人建议说，大陆不妨引进香港的廉政公署制度，也许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香港的廉政公署并非茫茫海洋中的一个“孤岛”，它根植于香港的民主政治，依托于香港的公民社会。廉政公署虽然独立于其他任何政府部门，拥有巨大的权力，可以对高级官员展开独立调查，却仍然受到法律的制约和舆论的监督。没有严密的法治，有新闻自由，何来廉政公署？可以说，廉署之于香港，乃是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而廉署体制一旦移植到大陆，则立即会水土不服、半途而废。
中共的宣传机构声嘶力竭地号称中央有反腐败的决心，事实却是越反越腐败。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始终坚持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此制度一日不改，反腐败便一日师老无功。即便像变魔术般地变出一百个廉政公署来，也无法遏制腐败如干柴烈火般的蔓延之势。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九日，台湾台北、高雄市长选举揭晓，国民党籍候选人郝龙斌当选台北市长，民进党籍候选人陈菊当选高雄市长。对于高雄的选举结果，仅仅相差一千多票的国民党籍候选人黄俊英表示不予认同，并宣布启动相关法律调查程序，但估计难以更改此结果。此次台湾南北两个最大城市的选举，可以看作下届台湾总统大选前夕的最大的一次演练，从中亦可疏理出来台湾未来政局走向的基本脉络。
北高两市，国民党和民进党各下一城，再次印证了台湾“北方蓝色、南方绿色”的政治生态。作为执政党的民进党，在第一家庭陷入腐败丑闻的困扰下，再度发挥其善于操作选战的优势，既巩固了深绿选民，也安抚了数量更多的浅绿选民。陈菊作为昔日美丽岛事件的受刑人，享有民主先行者的道义力量，民众从她身上看到了二十年来民进党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功勋。这就有力地抵消了陈水扁腐败案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民进党并未一蹶不振。
而国民党作为百年老店，迁台后两蒋长期的独裁统治，伤害台湾本土民众良多，党内派系众多、暮气沉沉，其历史包袱相当沉重。虽然马英九出任党主席已经一年多，但党内改革仍然举步维艰，因此难以获得更多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支持。国民党要想趁第一家庭弊案重挫民进党，进而恢复一党独大的格局，似乎并不可能。
因此，台湾未来政治格局，将是民进党和国民党两党之间的对决。而亲民党、台联党、新党等小党的边缘化乃至泡沫化，则是不可挽回的趋势。两党制在现代民主实践中被验证是一种比较优良的政党制度，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大国，均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两个政党或两个政党联盟互相竞争、互相监督、互相制衡的态势。台湾的两党政治若能逐渐稳定，也就能成为民主制度得以巩固的关键。
此次大选也体现出台湾民众优秀的公民素质，大选基本上达成了“优胜劣败”的结果。即便没有最完美和最出色的候选人，至少大家也能够从几个不太好的苹果中挑选相对好一点的那个来。换言之，大多数人都会从常识出发，不会选择那些已经烂透了的苹果。
宋楚瑜和李敖的遭遇便是如此。就政治手腕和从政经验而言，宋楚瑜在几名候选人中无出其右者。如果处在独裁政治之下，宋楚瑜很可能通过种种幕后运作，合纵连横，成为一代枭雄。可惜他生错了时代，当他可以放手一搏的时候，民主已经降临台湾，他的这些优势非但不能发挥正面作用，反倒成为负面遗产。宋楚瑜赴大陆参拜中共，企图在两岸对峙中玩弄杠杆为自己得分，却弄巧成拙，尽失台湾民心。此次选举，宋楚瑜得票仅五万多张，比起郝龙斌的六十九万张和谢长廷的五十二万张来，不足十分之一。厚黑英雄，终于到了谢幕的那一刻。
李敖在戒严时代曾是台湾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确实也为台湾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作出过不可忽视的贡献。但是，九十年代以来，李敖一步步迷失在台湾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他本该谦虚地学习如何在新的时代格局下发挥公共知识分子的监督作用，却仍然以顽童的心态嬉笑怒骂，在嬉笑怒骂之余，还不忘向彼岸的中共独裁政权抛去媚眼，从而彻底暴露出他骨子里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一面。几年前，他参加台湾总统大选惨败，如今在台北市长的选举中仅仅得票七千多张，可见他虽然自诩才高八斗，但普通民众对他的“文人无行”均洞若观火。
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好处。即便放在全球背景下透视，台湾的民主化道路也堪称一个惊人的奇迹。短短二十年间，台湾便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不是大陆的专制者和蒙昧者所能抹黑得了的。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日前，中共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说谎从来都是“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的刘建超，举办中外记者会，介绍《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的有关情况。
根据该《规定》中的条款，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不再必须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赴地方采访，无需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还可以通过被授权的外事服务公司聘用中国公民协助采访报道。许多外国记者欢迎此《规定》的出台，认为这“体现了中国政府的自信”。然而，肥头大耳的刘建超却明确指出，港澳台记者不适用《规定》。
这是典型的“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思路。由此可见，共产党的天下与满清的天下并无根本区别，都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对本国国民，则是“奴隶畜之”。长期以来，中共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对于养活他们的十多亿民众，从来没有丝毫的感恩之心，反倒恬不知耻地宣称说，是他们用最少的耕地养活了最多的人民，是他们给予了老百姓“吃饭权”（即“猪权”）。
奥运前夕，中共在申奥时宣称的改善人权状况的诺言仍是水月镜花，中共的监狱里关押了全球数量最多的良心犯和言论犯，大陆新闻自由的空间日渐局促。港澳台记者来大陆采访，越来越如履薄冰。此《规定》似乎开了一个小小的门缝，但就连这点自由港澳台记者亦无福享受。与金发碧眼的西方记者相比，港澳台记者仅仅是“二等公民”而已。中共煽动“反帝”仇恨，常用的一个典故是：昔日上海滩的公园中，立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如今，中共自己却高高竖起了一个更丑陋的牌子——“大陆记者和港澳台记者不得入内”。
港澳台三地风景迥异。澳门在回归之前便已实现舆论一律，《澳门日报》宛如《人民日报》之翻版。由蓝营势力控制的台湾主流媒体，惟中共马首是瞻、闻风而丧胆，北京的新闻办公室居然可以直接对他们下令说：不准刊登《讨伐中宣部》的作者焦国标的任何文章。惟有香港的部分媒体，不甘于“温水煮青蛙”的悲惨结局，诸多热爱自由、秉持良知的新闻记者不屈服地作“牛犊顶橡树”式的抗争。
即便如此，近年来香港的新闻自由度排名仍然渐次下降。《文汇》、《大公》两报长期重金豢养，凤凰电视自称“代表”香港舆论，林和立出走《南华早报》，黄毓民遭电台封咪，《信报》为李氏家族收购，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向中共争宠者甚多，然得宠者寥寥无几。就连善于察言观色、配合中共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大肆刊登反美和反西方言论的《亚洲周刊》，也不准游客带入大陆，更煌论在大陆公开发行，可谓“想做奴隶而不得”也。
一个只给你家奴地位的国家，你如何去爱它呢？正如老舍在《茶馆》中所说：你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中共的文宣机构，常常口诛笔伐那些要求直选特首的香港人和那些要求免于战争恐惧的台湾人“不爱国”。然而，沉冤难雪的程翔案，再次证明了中共当局强加的“爱国有罪”的逻辑：即便你想“爱国”，也必须“奉旨爱国”，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爱国”，否则程翔便是前车之鉴。在此背景下，香港人宁作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居民，而不愿作共产中国的家奴，难道有错吗？
──《观察》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