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中共的洗脑运动，当然不是从四九年得鼎后才开始。可以说自从中共成立开始，该党便以洗脑为职志，以整风为藉口，整肃身体和灵魂上的不同异见者。随着其力量的膨胀，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层到下层，到处弥漫着一股“统一思想”、“改造自我”、“扼死灵魂”、“消灭肉体”的恐怖肃杀气氛。翻出这些恐怖肃杀的史料，也可以让我们仍旧生活在铁幕下的人骇得发抖。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过去的历史，并辅以当下我们为了争取民主自由生活，而常常遭遇的恐怖经历，你就会知道独裁统治为什么其来有自。此前我曾写过一篇《洗脑运动的方法与实例》（http://www1.tianyablog.com/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85021&PostID=7919983&idWriter=0&Key=0），大家可以与此文对读，或许能收到举一反三的功效。
我手上所购《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一书，是经过五十年代出版社1950年4月25日初版、5月27日再版、7月10日三版后，7月25日的四版本，这第四版的印数是从5001册到7000册，32开，132页。出版的版次越来越频密，可以反证洗脑运动亦即改造运动，进一步扩大到普通民众身上的进展，同时这些书籍的销量，也是对此问题的佐证。“编者的话”当然是高明的人写的，其理由如次。一来，一篇短短的“编者的话”，病句竟有多处，可以证明编写者的非知识份子身份。如“由于知识份子一般的本身都存在着这些缺点”。二来，“编者的话”里用逗号似乎是他的强项，很少使用句号、分号，如第一段，真是长得不同寻常，他们是不是在通过不会使用标点符号以证明自己的非知识份子身份呢？三来，这短短的文字里体现出的“政治正确”，其分寸捏拿简直好比高明的演员，可谓炉火纯青。说太平天国的所谓知识份子当然不会说石达开等人，因为他的“叛变”不合党的团结思想；说戊戍变法的知识份子当然不会说到康有为、梁启超，因为他们的改良不合革命暴力的胃口；说辛亥革命当然不会说到那些不够容共的老同盟会员；说五四运动当然不会说到陈独秀（这是党争）、胡适（这是战犯）等人，这便是他们的选择性“失忆”。五：只要为己所用，随便贴标签则是他们的强项。洪秀全、冯云山、李秀成等也是革命知识份子，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革命便革命，造反便造反，土匪便是土匪，却要硬套他们“知识份子”的标签，原来知识份子已贱到没有任何知识的地步，更不用说有什么思想了。九七年中央台飞快地播完《太平天国》，从此不再播放，大概是怕更多的老百姓学洪秀全这样的“革命知识份子”吧。得鼎之初，中共“叶公好农”——好用历代“农民起义”来证明自己得鼎的合法性，现在面对艰难的“三农问题”，他们好像终于清醒地意识到“农民起义”不适合做革命宣传了。洪秀全作为“革命知识份子”标签的历史使命，恐怕也就到此结束了。至于将来是否有人也会用洪秀全来作为自己造反的依据和学习榜样，我就不得而知了。虽然我坚守的理念，是反对暴力革命的。
中共洗脑运动中的知识份子，他们所写所说，我都是能理解的。在这种高压下，谁要想活命，必须如此交心、检讨不可。大家争相表现，积极上进，才能有一条小命留存下来。我再说一遍，我把这些历史展示出来，并不是为了出这些知识份子的“丑”，不是为了体现我们后来者的道德优越感，而是为了大家不忘中共羞辱知识份子的历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知识没有应有的尊重态度，每一个个体没有应得之尊严，这国家这民族，恐怕不能说是正常的吧。知识份子在洗脑运动的被迫是可以理解，但可怕的是，在这样的被迫里，进而“被迫上瘾”。即独裁者一有任何整肃的端倪，便去热情迎合，深文周纳地写出他们可以拿来当作范文的东西。我不能说四九年后所有知识份子都已经“被迫上瘾”（即患了迫害成瘾症），但观察许多知识份子在四九年后至八十代期间的所作所为，却不能不使我有一点这样的想法。如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这本书里就来了两篇，这可能有编者偏爱的缘故，当然也不排除冯先生比较积极的可能。再观冯先生在文革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所作所为，真可谓是“圣之时者也”的妙用。八十年代以后，冯先生的反思，尤其是新写的《中国哲学史简编》，我是欣赏的。但我不能不遗憾地说冯友兰先生的哲学研究，有不少时候太靠近“太阳”了，四九年前的“贞元六书”，四九年后的批林批孔，都不免有这样的嫌疑。当然，这不独是冯友兰先生的悲剧，这是我们所有中国知识份子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悲剧。
另外，我比较同意用余英时先生的“知识人”代替“知识份子”的称呼，但这里是谈论既定的“知识份子”问题，姑一仍其旧。将来我写《汉语的灾难》的系列文章，会最进一步地讨论“份子”一词，请大家继续垂注。
编者的话
在中国历史发展和革命运动的过程中，知识份子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革命的知识份子成为民主思想的代表者和发扬者，他们反对满清政府及帝国主义的英勇事迹，替中国历史写下光辉的一页，例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的洪秀全、冯云山、李秀成等，戊戍政变中的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等，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孙中山等，五四运动中的李大钊、鲁迅、吴虞等，都是革命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十年土地革命，八年抗日战争，以及三年解放战争，更有千百个先进的知识份子献身革命，有的甚至遭到迫害，如李公朴、闻一多等。
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份子一般的本身都存在着一些缺点，所以需要认真改造，尤其是在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劳动群众，都整年受着统治阶级超经经济的剥削，最低水准生活已感难于维持，当然谈不上入学读书，因而决定了知识份子的出身大多数属于小资产阶级，及地主资产阶级，这样的成份便是知识份子一般都带有动摇性的根源，又因为很多把读书当作升官发财显祖耀宗的敲门砖，于是造成了知识份子轻视体力劳动和生活上无组织的个人主义的习惯。
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历史性的胜利后，许多知识份子都要求重新学习，决心抛掉腐旧一套，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生观，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知识份子的优点之一便是容易和真理接近。但仍有些不参加思想领域内的解放战争，没有真正把思想搞通，我们为了帮助这些人的学习，特地搜集这几篇具有典型价值的思想总结，其中包括中外知名的科学家、政治家、艺术家、大学教授、新闻记者、及学生等。我们认为这些人从旧到新的蜕变过程，便是这一时代思想意识的忠实反映，因此，本书不仅是现阶段人们学习的最好借镜，而且将是最可珍贵的史料；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经过学习的科学工作者们如何辩证地解释了地质学、古生物学、及史前考古学等一系列问题，如何用新的观点批判了旧哲学的歪曲真理，艺术家、政治家、新闻记者、及大学教授等又如何以“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检讨了过去“自以为是”的生活态度和“超阶级”观点，希望读者在研究本书时，能够重视它的学术性和思想性。
最后，我们特别声明：本书作者目前都散居各地，因此，出版之前，没有给作者重新修订的机会，这是我们深感抱歉的，只好等再版时，来填补这个缺陷了。
一九五0年三月二十六日
《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目次
编者的话……………………………………………………………（一）
我学习了什么………………………………………………………裴文中（一）
怎样改造……………………………………………………………张治中（一四）
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吴晗（三三）
一年学习的总结……………………………………………………冯友兰（四四）
几点反省……………………………………………………………王芸生（五0）
自我批判……………………………………………………………叶浅予（五六）
我这一年……………………………………………………………费孝通（七一）
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罗常培（七八）
试论买办文化………………………………………………………萧乾（八三）
一个知识份子改造的自述…………………………………………李子英（九三）
我的思想总结………………………………………………………刘逢我（一一0）
我参加了革命………………………………………………………冯友兰（一二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