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世间百万千万个瞬间转眼都成为了过去。但是生命似乎有一种永恒的力量，把我们每个人向着不可知的命运隧道中推去。可那条隧道对大多数人来说，非但不明亮、安全、气候宜人，而且正如我们大多数人遭遇的一样——其实际情况与我们所渴望的恰恰相反。
命中注定，那些出身优良、物质生活与精神层面双重丰裕的人只能是人群中的极少数，并且还在各自的环境中结合为一个个稳定的阶层与团体，而我们则不得不在阴暗、潮湿甚至窒息的环境中，继续我们短暂而又漫长的生命行程。但即便如此，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力量足够强大，他个人的精神就有可能凝聚为一种实体，化为挤压住狭窄隧道的力量，使窒息的空气像子弹一样被压迫，被巨大的力推动着，直至在人生的另一个出口呼啸而去，冲向属于全部人类的海洋。
这种精神可以简单地表述，它是人性，是普遍的真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依赖甚至生存必须的保证。
二
让我们把目光凝聚到1562年，也就是大明王朝嘉靖四十一年，在一个叫做宁国府（府治今安徽宣城）的地方，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和大明王朝历代的读书人一样，宁国府的书生们读着八股规定的经书，预备着未来的科考。但是宁国的治安可不是那么好，山下有民风粗暴、山上土匪横行。这让这些书生们读书也未必就能十分专心。可是一张通知在嘉靖四十一年映入他们的视野中。这张通知是由新到的知府大人罗汝芳发出，邀请他们会文讲学。在那个时代，和知府大人见见面，讨论文章的做法和交流学问的进境。不管是科考还是求学，这可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于是，书生们带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向这位名叫罗汝芳的人汇聚而去。
秀才们四面八方而来、终于济济一堂，等待着汝芳大人的训示。可是罗知府的做法总是那么出人意料——他待他们稍事交流，居然将他们带到公堂，在那里，罗大人要他们看看，一对兄弟正为了争夺家产，在公堂之上，也要斗个你死我活的模样。
现在，一场别开生面的司法诉讼案与最现场的讲坛在一个大多数人意料不及的情况下开席了。首先，罗汝芳布置了讲坛，请诸生落座。之后，他命令解去诉讼者身上的刑具。让他们在讲坛上跏跌静坐（注：结跏跌坐又称全跏坐、正跏坐，是各种佛像中最常见的一种坐法。佛教认为这种坐法最安稳，不容易疲劳，且身端心正，因此修行坐禅者经常采取这种坐法。相传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进入禅思，修悟证道，采用的就是这种坐姿。结跏跌坐的姿式是以左右两脚的脚背置于左右两股上，足心朝天。这种坐法又可细分为二种，先以右足押左股，再以左足押右股，双手的上下秩序也是以左上者，称之为降魔坐；反之则称为吉祥坐）。在沉静了现场的气氛与诉讼者的心情后，罗大人也许会请诉讼者陈述各自的苦处和理由。但是，这只是例行程序。真正的趣味在于，当程序完成后，罗汝芳居然请他们与在座的诸生一起敛目观心，思考自我诉讼的理由与是否与人世与学问中通行的道理符合。
毫无疑问，罗汝芳成功地为这个场景融入了几分宗教气氛。一个奇迹发生了，诉讼的兄弟各自承认自己的不对，并表示愿意撤回诉讼。而诸生们开始表露自我的看法，在引经据典中试图证明自我的判断才更为正确合理。一个公堂就这样成为罗汝芳集合讲学的试验室。而在此后的诉讼中，汝芳知府做出了更为大胆的行动，许多案件不仅结合诉讼者和诸生的意见判定，而且抛弃了刑具、迅速释放轻罪的罪犯，让罪囚也在讲坛旁听讲。甚至将官方的库藏银两拿出，馈赠给那些被释放的人们与离去的诉讼者。一时间，知府大人的“集诸生会文讲学。令讼者跏跌公庭，敛目观心，用库藏作馈遗”的做法，令犯罪的人们与山间的土匪“归者如市”。
让我们再次回到嘉靖四十一年，在大明的普天王土之下，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许多年人们也断定不会有的一幕就这样突然出现。在那样的时代，像罗汝芳这样的官吏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放诸四百余年后的今天，他的行为依然显得那样先锋与大胆。难怪后世的黄宗羲为此感叹，旧理学在走入死胡同后，其肤浅套括之气经此一洗，油然而现一种新气象。而明代的异端名儒李贽则写道：“七十年间，东西南北无虚地，雪夜花朝无虚日，贤愚老幼、贫病贵富无虚人。”不惜以盛赞来表彰罗汝芳的平等思想，以及他自度度人的功绩。
而这一故事，其实不过是在罗汝芳“赤子良心，不学不虑”的思想土壤中生发出的一朵鲜花。明了这一点后，现在我们可以离开这个特立独行的罗汝芳，纵放我们的视野，去看他同样特立独行的师长一辈——颜钧、徐樾、何心隐，那整整一个被名为“泰州学派”的思想者群体，以至于他更远的源头——在整个灿若星河的明朝思想界中的那颗北斗天枢：王艮。
三
越是明亮的星光，其背后的天幕往往越是黑暗。王艮的传奇人生，正不亚于当代通俗小说与TVB电视剧中那些白手起家的大亨故事。然而传奇人生的变幻中凝聚的，却是最为坚固的思想。这种思想坚硬、闪现着刀刃的光芒。
这抹刀刃要切开的是这样一张绳网——在明代中后期，混乱的思想状态与同样混乱的货币状况一样，生机勃勃却又乱象横现。但是，在一定的时代，思想界往往会形成一定的共识。所谓的“时代共名”在明代也同样隐形而又强势，知识界的人们深受大明共名的影响，并且常常无意识地规范着人们的自觉思考界限。而繁荣的市场与逐渐腐烂灰色的政治彼此错综交织，勾画出一个巨大臃肿的明帝国的外在形象。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似乎在逐渐失去自我力量的帝国，却一样隐伏着最具冲击力的潜流。比如与糟糕的中央财政相比，地方的贸易依然为帝国填充着发展的可能性，“16世纪中叶，大量白银持续不断地从日本流入中国市场，紧接着南美银块的输入进一步增加了白银的流入量。1567年在福建巡抚涂泽民关于将出入闽南月港的大规模海外贸易合法化的前提下，对除日本以外的海上贸易的解禁正好与16世纪60年代后期西班牙对菲律宾的占领和70年代波多西（在今玻利维亚）蕴藏丰富的银矿的开掘同时。”事实上，中国人可能依然是当时国际贸易的霸主。至少在大宗的出口商品中，纸、瓷器、生丝、茶制品与棉线等具有垄断地位的贸易出口，为中国源源不断地输入外界的如山金银。
这些金银让底层的中国力量强大，拥有足以匹敌任何一个外在强敌的实力。与此相应，社会行为却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神州华夏也不得不面临着西部贫穷与东部富裕之间差距的剧烈矛盾。腐朽的明政府虽然意图以铁腕政治来解决问题，但谁都看得出它正在缓慢地失去调节的能力。
这就是16世纪后半叶的中国，许多人肯定感觉到正在迎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极端的专制和数次肃清的萧煞气氛（朱元璋甚至要把孟子都要赶下圣贤的位置）之后，人们还没来得及迎接的大规模的思想解放，就已迎来了财富对于道德与人心的威胁。这个威胁甚至比皇帝对思想的警惕与封杀还要来得强烈——因为多姿多彩的生活，因为应接不暇的变化，因为一般人内心对财富和欲望的贪婪需求，因为随之而来的更多的人口、金钱和竞争使道德准则、正大人心都变得那样遥远、陌生，还充满了一股子假装正义的伪君子味道。正义的力量微弱而渺小，使猥琐的人和无知的人都敢于嘲弄正义、并以肮脏与肉欲来亵渎正义给他带来的原罪感，当然，还要借此宣泄专制政治给人心带来的不信任和深重压抑。
人们畏惧政府，却又厌恶接受那些假道学背后可能有的真道德。奸臣（象征恶劣的政治领袖与政治风气）与阉党的势力正渗透入朝廷的细小角落，东南经济的繁盛催生着具有现代意义的权钱勾结，这使得社会在强大的恶性政治中丧失了制度进步的可能性，而平民与商人仅仅为了维持自己尚过得去的生活，就不惜牺牲全体的正义，最终也将自尝恶果。帝国将会在贫苦流贼的攻掠中崩溃、神州终于落入胡虏之手，主体民族的意志遭受巨大压抑，而由此而来的民族整体奴性，也为未来遭受列强凌辱埋下了久远而悲哀的前因。但是谁也不能抱怨，因为正义人心的道德一面被无数人鄙视，一面却又在鄙视的同时，于内心深处渴望着能遇到以君子的标准真诚对待自己的朋友。
是的，无论是16世纪的明朝还是21世纪的中国，在外界强大的诱惑面前，我们都希望能够不择手段地去满足自己的欲望——金钱、威权、享受、女人。但是在内心的彼岸与此岸间，总有一股力量与之争斗，并将自我的审判森严摆开，使一切暗箱与潜规则只能是黑色的暗流，并且你我都明知，一些事即使瞒得过别人，却终究无法对自己也纵情欺瞒。
四 泥鳅与大丈夫
“道人闲行于市，偶见肆前育鳝一缸，覆压缠绕，奄奄然若死之状。忽见一鳅从中而出，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周流不息，变动不居，若神龙然。其鳝因鳅得以转身通气，而有生意。是转鳝之身，通鳝之气，存鳝之生者，皆鳅之功也。虽然，亦鳅之乐也，非专为悯此鳝而然，亦非为望此鳝之报而然，自率其性而已耳。于是道人有感，喟然叹曰：”吾与同类并育于天地之间，得非若鳅鳝之同育于此缸乎？吾闻大丈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几不在兹乎？‘遂思整车束装，慨然有周流四方之志。“同是借物写胸怀的文章，《鳅鳝赋》的写法并不特别，顶多可算得上写法生动，抒志明了。以文学角度看待，实在与韩愈诸八大家之文差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王艮存世不多的文学作业中，这篇《鳅鳝赋》选择的题材之低微与其志向理想的广大，竟不可以道里计。以泥鳅而喻大丈夫搅扰时代浪潮之动作，他的独具手眼，也可以说得上是千古一绝。而在鳅鳝之中翻腾出的新天地，正与他备尝艰难的个人奋斗生活紧紧联系。
在王艮五十八岁的人生中，早岁的艰难一定给他留下过深刻无比的印象。他的先世，原居苏州。朱明王朝建立之际，在残酷的国初群雄争霸战中，与朱元璋斗争规模最大的是陈友谅，而与朱元璋争斗最激烈、也是争斗到最后的则是张士诚。为了对张士诚的死战不降进行报复，明政府把苏州大批居民迁到淮南海滨劳动。王艮的先祖也在这报复性的大迁徙之列，其落户地点为泰州安丰场，以烧盐为生，成为世代相传的“灶户”（当时海滨居民分为“灶户”和“民户”）。
共和国建立后，一般社会民众，已被粗分为工农兵学商五个大类。各自类别之中，阶级阶层之说渐渐趋于抹平。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遇罗克的《出身论》，看见在大平等中重视出身而给人带来的血淋淋的伤害。不过，如 “蜑家”（注：又名蛋家、艇家、水上人等，是广东、广西和福建一带一种以船为家的渔民。属于汉族，但不属于汉族中的广府民系，而是一支特有的，濒临消失的民系。在早先深受陆地居民歧视，基本内部通婚）、“艇户”（又叫“柴蛋船”，在早期香港，约有十分之一的居民生活在水上，即“艇户”。岸上人视艇户为贱民，连那些居住在破棚烂舍里的升斗小民都瞧他们不起。但是出了个当代超级大富豪霍英东）之类的状况在过去的百年中俱各消灭。今日的我们已不能想见其饱受歧视的情形。但是彼此映照联系，对自我内部族群歧视概念模糊的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明时代的“灶户”其生活比一般民众远要悲惨。更重要的是，在明代，从法权的角度上说，盐场的居民，另编灶籍，被打入了另类，从法律上规定了比一般民众尚且低下的社会地位。这直接先天地规定了出身的不平等。“明会典载：嘉靖‘十三年，题准今后有司，但有灶户告理归民，务要查册审实，呈请抚按详允，不许擅自更张’。可见灶户若要改归一般民户，须经政府特殊批准，也反映了他们的社会地位的低贱。”（以上及下文明会典资料引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
又据明会典载：“正德十五年，令各府州县囚徒，情罪深重者，不论远近，俱发本省盐场缺人锅下，依照年分煎盐，抵办逃亡灶丁课额。”资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囚徒与盐场灶丁同列。身份相似，而灶丁的实际身份只是在劳改农场里的固定人口而已，还不似囚徒有个刑期；第二，盐场有团有灶，灶有户有丁，数皆额设，役为永充。灶丁煎办之苦，甚于耕凿之民，而宽恤之惠独无一分之及。他们既要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盐品，又要承担各种杂役，受着赋税和劳役的双重剥削。
贫困有时像是一层黑幕。这幕布里，有的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喟叹，也有兄弟反目、父子成仇的决绝。这些都尚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由此而生的愚昧，才是黑幕其所以为黑之所在。王艮家里就是这样一个世代煮盐的灶户，他父亲是直接的灶丁，他也并不能幸免于这一命运。但是命运不能阻止人们谋生存、求发展，不能也不会挡死前进者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王艮首先选择了生存。
后人在王艮的年谱中写道：他七岁“受书乡塾”，“十一岁，贫不能学，辞塾师就理家政。”考察明清的幼童启蒙教育，可知王艮幼年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而在他成年后的状况，则如有人问名儒邹元标时言，“泰州崛起田间，不事诗书，一布农何得闻斯道卓尔？”邹元标说：“惟不事诗书一布衣，此所只得闻斯道也。”可见其成年以后，也不以文字闻名。作为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师，在中国文化史上，如他这般少时文化教养不足的情况，实为罕见。
但是，对多少贫困中人来说，他们必须看到，一样的忍饥挨饿，一样的繁重劳动，一样的社会压迫，却依然能有不一样的人生。在这个十一岁其因贫辍学的奴隶般孩子眼中，在白花花的盐场与海滨的赤日下，磨其筋骨，饿其体肤，也不过如此。他要探索未来的生活之路，他自有属于他的另一番伟大前程。
五 私盐贩子的光明行
这个少年有那么一股子天授的聪明劲儿。在他所处的时代，他算得上是泰州的李嘉诚、安丰场的王永庆。
在门人张峰为他编辑的年谱中，写的清清楚楚。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他十九岁那年，“奉守庵公命，商游四方，客山东。”与“里人商贩东鲁”（见遗集卷四耿定向王心斋传）。这说明了他看到了只是做灶丁没前途没出路，要做做生意来贴补家里。但是这里有一个不重要的问题，即他到底是随“里人”也就是安丰场中人去做生意，还是和他的父亲王守庵一起去山东做生意。就一般情况说来，与父亲同去的可能性比较大，这就又关系到他们做的是什么生意的问题。
对贫困的灶丁来说，他们能作的生意不多，只能是“靠山吃山”型的生意。王艮一家身在盐场，自然以贩盐为本。可是，在盐铁专营的时代，这贩的“盐”说不得要带上一个“私”字。贩私盐无疑是有着利益回报的，但是应该也同样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年谱记其十九岁、二十三岁、二十五岁，三次或者更多次地“客山东”，也就是都在干贩私盐的事。（想到张士诚也是靠贩私盐起家，赖昌星靠走私青云直上，后人忍不住感慨，走私一项，还真可成事业啊。）像这样的勾当，应该是父亲带着比较放心。当然也可能是父亲与里人一起贩卖私盐，但这就是有一定群体的走私活动了。这里可以做一个小推论，即王守庵应较早就开始贩卖私盐，但是并不得志。所以王艮七岁时还可以上私塾，但到十一岁时就不能不辞学帮助家里了。
年轻的失学青年、私盐贩子王艮就这么映入我们眼中，不过他并没有在不得志中创作“底层诗歌”与“打工文学”。而是力图用自我的努力去积极地生存。他生机勃勃、有精神也有心计。他以贩私盐起家，善于经营。虽然史料记载不详，但观“措置得宜”四字，想来生意经也是大有一套。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展开联想——在现代的大都市中，我们不能想象有多少类似王艮一般的青年存在着。所以，朋友，当你看着那些一脸精明的小老板或者向你兜售盗版光盘的小贩时，你能不能想一想，这其中究竟有多少大野龙蛇潜伏其中呢？如果这样一想，也许自大的我们或者能改变一点骄傲的心态啊。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一段经商的经历，使他终生以“处士王心斋先生艮”的身份行走社会，而不能跻身士大夫阶层，他的经商生活使他再不便走科举这条路，他的处士身份事实上是被动的也是极其无可奈何的。举荐不成，科举无名，使王艮不能不置身民间，从底层的另类角度进入“大道”。而“在民间”正是他一生稳定的思想学术立场与他思想学术的生长点。就是从这个年轻商人的心中，王艮开始他“蒲轮辙环”修身讲道的历程，从而以“民间圣人”的面目兀自行走于当世。
不过，尽管日后功名略缺。但是在这一阶段，在“措置日宜”的善经营中，王艮无疑在渐渐发家。二十一岁那年他在家长居，多半是积累了一定资本后，就在家中定点经营。“措理财用，不袭常见，而家日裕，每推其余于邻里乡党。初多异之，寻皆以为不能及。”这清楚地说明，他擅长管理，会理财，懂经济，能想别人所不能想到的点子，能用许多别人不能用到的办法。很快就成为海滨地区颇有名气的富户，渐渐有乡党领袖的架势。这就为他日后脱离劳动、专心致志地从事学习和传道打下了经济基础。
与自我生存处境的改变同时，王艮与许多小富即安的人不同之处开始呈现。他试图学习一些实用的知识来提升自己。在弘治十八年（1505年）他再次“客山东”，结果“先生有疾，从医家受倒仓法。既愈，乃究心医道。”在山东病了一场，因此开始他对医术的学习。这对他后来的讲学颇有影响。他在海滨讲学，说道：“华扁金鍼，开聋抉瞽。……因病授药，成德达材。”（遗集卷四）以华伦、扁鹊，金针授药，比拟讲学之发聋振瞶，开悟人心，当为双关之语，可见王艮讲学，同时亦以医术治病。不过他学到的倒不见得是多么高明的医术。所谓“倒仓法”，不过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的创见，即用通畅大便来消除肠内留毒，以去病延年。估计他学到的只能是初步的泻药去火清毒之术。而又因病授药，则他当时这套医术与为人的方式，应与走江湖的术士医师没什么大的区别。后来的明以及清当权者及主流学术界视泰州学派为“黄巾五斗”，除了泰州学派的宗教色彩外，还有他们一脉相传地好以低级医术来争取群众，易于形成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相关。因此，这在思想史来说，也决非偶然的现象，实在是从王艮这个祖师爷的青年时代就开始的。
虽然有如此的商业成功和杂学医技，可是王艮注定要迎来他生命中相当重要的时刻。在他传奇般的一生中，从起始的“以圣人自任”，到最终的“明大圣人出处之义”，强烈的成圣欲望贯穿了心斋先生的一生。但是他一生既未出仕为官，又读书不多，就其身份而言，他不具备任何成圣的条件，而他偏偏要成圣，这可算是典型的狂者举动，正是出位之思何人皆有，用现代语言讲便是非分之想。虽然，他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的人生愿望，可如果我们要知道这样的非分之想来自何处，就不能不去看看大明正德二年（1507年），那个年方二十五岁的私盐贩子王艮，在山东曲阜孔庙——那个无数旧时代读书人膜拜圣地的光明之行。
六 他是不是通天教主
我们已很难想象旧时代的书生与行旅在中国精神的几个凝聚地参拜的感受，比如黄陵，比如孔庙。但是如果我们想到秦末时节，当破落贵族项羽与地方流氓刘邦远观秦始皇的赫赫威势时，一起顿生的大丈夫当如是之感，与二人都生出的效法之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在明代乃至整个元明清三朝，对孔子的尊崇都极为隆重，称得上是“千古一人”的待遇。而1507年的王艮，恰恰有这么一个机会——“客山东过阙里谒孔圣及思、孟诸庙，瞻拜感激，奋然有任道之志。”这个小小的私盐贩子恐怕面对这“千古一人”的“素王”，面对阙里孔庙那古柏参天、方碑林立的肃穆环境，面对一群群拜谒者的虔诚态度与书生们的信仰，不由得对孔子千古不朽的声名与文、言产生了羡慕之情，并如刘项对秦皇一般由此而生效法之志。其弟子徐樾记载道“既冠，商于山东，特谒孔庙，即叹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归即奋然怀尚友之志。“他把夫子与自我并列，可谓狂生。但是在这种并列中，显示出孔子的太上三不朽对他人生选择路向的巨大冲击。是的，大家都是人，孔子能作的，你我又何尝不能做啊。
对王艮来说，在孔庙的震撼与感慨，令他在奋然中找寻到自我前进的道路。而不是如许多人一般，在瞬间的感受后，就任由此种感受流失。在一番大震动后，王艮的反应是“旦夕寤寐，耿耿不能自已”，在从昼至夜的思考中，王艮也许想到人与人的不同，人与人何以不同，伟大的人其伟大在于何处等众多问题。但当所有的思考渐渐集中，情感的雷电终于汇聚到一个终极的指向——那千百年来人们前仆后继追寻的、说不清道不明的“道”。这个“道”，在王艮回家之后，即“默坐”意欲体会，但却“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务期于有得，自是有必为圣人之志。”在那段时间里，他没有找寻到希望的“道”的答案，但是他渐渐明白这条道路的远大与力量，这个先富起来的“贱民”，就要去看看圣人到底是怎么做到圣人，甚至自己还想也做一把圣人呢。
读书的生活开始了，这时的王艮是有钱买书的王艮。他“归则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置其书袖中，逢人质义。”想到五年前他已经结了亲，且儿子出生。有妻有子的王艮这时在做一蒙学幼童，还是要一点勇气的。他对学习的热情如新发之硎，一发不可收拾。泰州乡下的俗语是：“王心斋讲《大学》——日停三刻”。关于他读书的故事，泰州更有不少传说。他在自家屋后筑一斗室，日夜读书至眼睛读成了红眼，但仍手不释卷。有一次，他老先生边走路边看书，竟跌落河中。爬上岸后，路人都很惊讶。他却说：“好几天没有工夫洗澡，今日下河，一可打打浴，二可清醒一下头脑，乃为乐事。”不过，王心斋读儒学经典，并不是读死书，而是书置手中，广采众家之长，又不拘泥于传统，往往结合百姓日常生活理解其道理。有一天，见路旁二人打架，他就对其中一人说，你如有良心，严于责己，架不就打不起来了吗？他自作的《乐学歌》云：“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心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于乎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这真是才学才学，才来自学，学问学问，学来自问。王艮就这么学学问问，沉浸自学中，居然硬是给他开辟出一点门道。
比如正德三年（1508年），他二十六岁。那一年他的年谱中记载了一件家事：“冬十一月，守庵公早起，以户役急赴官，取冷水盥面。先生见之痛苦，曰：”有子而亲劳若是，安用人子为？‘遂请出代亲役。自是，晨省夜问，如古礼。“前文已说，他家是低贱的灶丁，赋税与徭役都是不少的，他父亲王守庵之前必也出过不少劳役的差任，何以这一次王艮见之会痛苦莫名呢？这里就见得出年谱做传者的功夫了。这种痛苦是一种在儒家伦理道义中经教育而来的痛苦。尤其是25岁王艮刚刚立志悟道。读的书中又有《孝经》、《论语》，这里就见得出体悟的工夫。又一层也可能是王艮年纪见长，见父亲由壮年而老年，依然要早期以冷水洗面，深感身为人子不能为家中分担。这种感情，十分自然。不要说是读过圣贤书的，只要是一般有良知的百姓，何尝不如是。
但是王艮毕竟是王艮，在这些朴朴实实的故事背后，另有一股神秘的体验加诸在他的身上。让他摇身一变，不再是那个泰州盐场的乡下读书人，而成了神通广大，承载救世使命的通天教主。
这一回可是很夸张的体验。以今人的我们看来，实在荒诞可笑。“先生一夕梦天坠压身，万人奔号求救。先生独奋臂托天而起，见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万人欢舞拜谢。醒则汗溢如雨，顿觉心体洞彻，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益真切不容已。自此行住坐语默，皆在觉中。题记壁间。先生梦后书‘正德六年间居仁三月半’于座右。时三月望夕即先生悟入之始。”侯外庐对此直接说：“这是一种宗教性的悟道神话，完全是以教主身分自居。”可谓是真切的评论。
不过，我们依然可以理解，明中叶的巫乩之术在民间依然流传甚广。为了增加自我的说服力，读书已经读到“以经证悟，以悟释经”地步的王艮，也许目的并不是以他身具的神秘性质来“惑众”。其真实的想法可能还是要给自我一个解脱。所谓“悟入之始”正表示他立定了人生的志向，但并未真正认识到自我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去实现自我的人生追求。所以他在迷茫中需要一点自我的支持。在王艮的内心世界里，人生路途的艰辛、社会黑暗的无所不在，使得他充满了种种对社会危机的不安与焦虑，他在无意识中“看到”旧有的存在于社会下层之上的“天”——官僚体制、统治术和社会秩序等外在权威动摇、坍塌了，因此他要奋起拯救陷于社会动荡中的黎民百姓。当然，这也许更与他没有介入官僚的行列，未被限制在各种规定的礼仪制度中，因此拥有大胆的想象力与强烈的自我膨胀意识紧密相关。这让我们难免发出疑问，这个自学成才、独自悟道的王艮，他所选择的道路，到底是通向疯子、宗教迷信还是真正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