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中国舆论监督要起作用，第一个条件就是引起权力部门的重视，从而采用权力之手拨乱反正；第二个条件就是通过曝光后，对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比如商品卖不出去等等，迫使他不得不收敛；第三个条件就是当事人有愧疚之心，受到道德和良心的谴责，从而痛改前非。然而这几种条件在中国似乎都不大具备，权力之手难触及处处，甚至为虎作伥，狼狈为奸，而惨重代价也只是经济上的，被媒体曝光后许多企业虽然陷入困境，但是现在企业学聪明了，比如前一段时间的富士康就和媒体钻进了同一个被窝；至于第三个条件，也是中国最为缺乏的，指望良心发现那比登天还难啊。记得毛泽东当政时，有几句很特别的话，那就是“说我是专政，我就是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说我残酷，对待敌人就要残酷”。你看看，专政、残酷本来是世界上公认的落后愚昧无人性的东西，谁要被指责为专政、残酷，往往会羞愧得痛定思痛，可现在人家承认自己专政、残酷，还头头是道，理直气壮，国际抗议，人民反对，舆论谴责，甚至武装干涉，他都毫不在乎，象厕所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说我是流氓，我就是流氓，我是流氓我怕谁！你有什么办法？
毛离去已经30多年了，可是他的思想阴魂仍旧不散。这不，近年来当社会舆论对中国资本家原罪声讨的时候，一些官儿又冒出了这样的说法：对于资本家的原罪我们可以宽容。12月17日，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在“第六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上表示，民营企业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各级党委、政府要给予宽容。
这就是典型的“说我是流氓，我就是流氓”的翻版。原罪是什么？大家声讨的资本家原罪是什么？我想绝对不是守法经营，绝对不是勤劳致富，也绝对不是诚信经营，大家所说的原罪是投机倒把，是违法乱纪，是残酷剥削，是把相当一部分人弄得贫困境界的恶劣手段，就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从诞生起，它的毛孔就是血淋淋的。显然，资本的原罪是恶劣的风气，是一种肮脏的罪恶，怎么就不能声讨？怎么就不能绳之以法，以示社会之净化。但如今原罪反而变成了与生俱来的胎记，变成了生机勃勃的活力。这是什么狗屁胎记？这是什么狗屁活力？一个社会如果不讲诚信，不按规则办事，那要这样的资本家又有何用？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只能增加社会的负担，把社会弄得越来越糟糕，使得许多正当经营的商户失去了信心，好象如果按规则、按良心、按道德做事，就不能生存发展；要做事要发展，就要违背良心、不按规则，就要让自己的血管里淌着肮脏的原罪，这是什么逻辑？如此下去，又怎么能使得社会进一步好转起来！
当然，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什么会出现“原罪”问题，一方面可能是我们社会规范不适应企业的发展，制度落后、成就，官员的作威作福，制约了企业的活力，这就需要改变制度，还一个合理的规范；另一方面，就是一些企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获利很大，比如该缴费的，不缴费，该给员工办养老的，不办等等，这当然很有活力，也很有发展，但却违背了基本的道德观，实际上也侵犯了人权，这样发展起来的企业，是和现代文明相背离的。如果是第一种原因，就应该改变制度，给民营企业广泛的空间和法律制度保证；如果是第二种，就应该坚决制止，以人权、道德伦理作为最高衡量标准。但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对企业的“原罪”持宽容态度，让企业漠视法律、社会制度和道德伦理，这是起码的道理。现在这宽容的话竟然出自于一个政府官员之口，真不知道他到底懂不懂这个道理！
近些年来中国伦理文化严重失衡，没有什么衡量标准。舆论监督也很乏力，比如一个官员因为生活作风弄得老婆离婚，这在老百姓眼里应该是个大问题，大家议论纷纷，舆论汹涌，放到过去还不让唾沫星子淹死，自己羞死。可是一个更大的官儿出来说话了，男女关系只是个小问题嘛，食色，性也。一句话颠覆了几千年的道德传统，使舆论无能为力。就象这次声讨资本家的原罪，本来在老百姓的声讨之下，资本家胆战心惊，原来违规的不敢违规了，原来欺压员工的，现在也有所收敛了，过去让毛孔里流淌的肮脏血液，现在慢慢的干净了。可是偏偏又有这么一个家伙，说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宽容他的原罪么。言下之意是换了你也一样。一句话使得资本家的罪恶正大光明的招摇于市。如此宽容下去的结果，当然资本经营就会愈来愈不规范，原罪也就愈来愈多，社会也就愈来愈混乱。
这不是危言耸听！说我有罪，我就是有罪，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发嘛，不犯罪能发展吗，没有原罪能创造财富吗？洋洋得意，振振有词，毫无愧疚之心，面对这样的主儿，你确实没有一点办法？任你唾沫星子飞溅，也无济于事，索性不如咱有机会也来上一把“原罪”。这倒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