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

　　玛•阿特伍德说：“‘后现代’——这个词在上世纪70年代算是很前卫的——现在用的话，只用来形容小巧的手提包。”这是历史的必然，没有必要为“后现代”抱屈，它仍是一份可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欢迎人们引进它，评析它，但不欢迎“言必称希腊”，更不欢迎拿它当原子弹吓唬百姓。

　　二

　　漆匠说，油漆三变脸：由黑（哭）变红（笑），再变浅红（微笑）。千百年前古墓中出土的漆器，状如开匣明镜，熠熠生辉。那是古代匠人（他们认为“匠”高于“工”）层层上漆，层层打磨而成的。他们打磨抛光，不像现代漆匠那样用砂纸。第一道打磨是用头发蘸瓦灰，而瓦灰是用青瓦在石头上磨出的细灰。以后的打磨，是用绸缎。最后一道抛光，你猜用什么？手掌！漆匠就是用这种惊人的牺牲，创造他的杰作。慈禧老太婆的棺材，上了十三道漆。偌大一具丧器，曾磨破多少手掌！ 作家庆幸自己不是漆匠，没必要愚蠢地用手掌去打磨杰作。在电脑上，轻松地，自由地每月敲出一部长篇小说，一年就是十二部。若有人问：“壶之罄矣，如之何？如之何？”作家会胸有成竹地回答：“江水连天，沽之哉！沽之哉！”

　　三

　　竹子开花——神圣的死亡。竹子可以千百年地由笋延续，一旦天大旱或地质营养消失，竹子将全部死去。不过，它在死去之前，将最后一点营养贡献出来开花结籽，然后全部枯死。这像一部好小说，像一个伟大而悲壮的故事。

　　四

　　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的名句：“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使注家一头雾水。有人说山在阳光下的起伏姿态，即山舞银蛇。如此巨大的蛇在跳舞，地球将何以堪！其实这两句诗，来自《红楼梦》五十回“芦雪亭争联即景诗”，宝琴与湘云二人的联句：“伏象千峰凸，盘蛇一径遥。”显然《雪》里的蛇，系指山路。如在飞行的空中向下看，将山路寓为蛇就不难理解了。化前人的诗句于自己诗中，是允许的，但必须获得新意。如苏轼的名句：“春江水暖鸭先知”，来自杜甫的“天颜有喜近臣知”。他将皇帝的脸换成江水，将近臣换成了鸭子，虽然句式完全一样，但它跳出了窠臼。毛主席叫原有的象

　　五

　　张岱写杭州副使包涵所的穷奢极欲：置楼船，弦歌走马，金谷梅坞，储歌童歌女、名贵书画……结语是：“咄咄书空，则穷措大耳。”张岱在金碧辉煌中，看到了富人的穷酸。我们写富豪、情欲时，如一味描写感官之乐，读者会以为作家是对金钱与性的垂涎。

　　六

　　纳博科夫说：“一个优秀的读者，应该有想象力，有记性，有字典，还有一些艺术感。”我认为应该再加一条，要有仁爱之心。

　　七

　　契诃夫时代有教养的读者认为，否定一部好作品，文盲都能做到；赞美一部好作品，却需要专家了。捧家是业余杀手，不是专家；棒家是职业杀手，更不是专家。

　　八

　　廖村的农民盖上了小洋楼，燕子没有筑巢的地方。农民廖才国仍住着百年的旧农舍，每次燕子飞来，想筑巢时，廖氏夫妇便用竹竿将它们打了出去。有一次失手,竟打伤了一只公燕。我亲眼看见，打走燕子的农民，不止廖才国一家。他们不让燕子筑巢，说是嫌脏，其实有深层的意识，认为燕子只来穷人家，他们感到羞耻。农村如此，城市高楼的喧嚣和封闭，更没有它们筑巢的地方了，真是无处投奔。 多少年来，燕子在皇宫里筑巢，在潇湘馆里筑巢，在明亮祥和的农家筑巢。不和睦的家庭它还不去。“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燕子离去，引起了诗人的慨叹，为昔日富豪的衰败、不幸，唱起了挽歌。它是吉祥、和平、美和爱的象征，是诗人与普通百姓的宠物。“燕燕于飞”唱了几千年。今天，虽然它们仍在春风里呢喃，每天吞吃大量农业害虫，可是没有家可以生儿育女了。

　　九

　　有一个妙人儿，沿着三毛的足迹，到了撒哈拉沙漠和别的地方，访问了三毛丈夫的家人和朋友。写了一本书，对照三毛的文章，条分缕析，揭露三毛哪里说了谎，哪里在欺骗。可以向这位先生道一声辛苦。如果从研究三毛出发，说不定能写出些好文章，可惜他却是怀着恶意，历尽艰辛，在追踪报道一个“骗子”。该先生竟然不知道，三毛是在做诗，她所构建的世界，不是历史，彼三毛已不同于此三毛。纳博科夫甚至干脆地说：“诗产生于天真的欺骗和质朴而真诚的爱。”三毛的散文，感情是真诚的，爱是炙烈的，诗所需要的基本素质，不存在谎言，这就够了。至于荷西是潜水工程师还是潜水工，无损于那些文章一根毫毛。

　　十

　　“一个作家的工作，有一半是用来排除时髦的诱惑，用来寻找自己的道路自己的声音……”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努里西耶如此说。真正的艺术家，都强调独创性。而我们，常常视创造为毒药。时髦，成了我们的专制暴君，灵智和创造性，甘被扼杀，且欣喜地自诩为时代弄潮儿。其实，这不是我们现在的发明，究其渊源，来自古老的统治思想。礼记云：“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数千年前，老祖宗就反对创造，谁练就了超群的技艺，谁发明了新奇的器物，杀勿赦！这一道锁链，将我们的创造欲锁了几千年，虽有少数杰出人物，敢于逆流而动，可他们怎挡得住大潮流？执著者得付出血或生命的代价。这使得我们的灵魂惯于平庸，安于模仿，不敢冒险，不敢创造。俗语说：“不知水深浅，跟在人后头。”这是我们多么酷的画像。

　　十一

　　某道士欲骑鹤升天，不料压死仙鹤。状元陈沆（闻一多同乡）嘲以诗曰：“鸾腰鹤背无多力，传语麻姑借大鹏。”友人给陈沆出上联求对：“户羽石皮，陈沆先生摇破扇，”拆字，拼字，进而揶揄陈沆。陈沆以相同格式揶揄友人：“革圭不正，香闺女子靸歪鞋。”状元公既能幽默，也能滑稽。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同样可以创造出优秀的文化。

　　十二

　　当年，凡•高在最偏僻的角落，画最伟大的画。谁也不了解他，谁也不同情他，包括每月给他寄钱的胞弟。他的画卖不出去。他得不厌其烦地加以讲解，人们半信半疑地听着。他们认为凡•高不该画丑陋的、肮脏的普通人，他们责备他的色彩不像流行画家那样明亮、高雅。当然那种糟蹋天才的年代过去很久了，今天，我想对那些用天价购买凡•高绘画作品的女士先生提个问题：假如有一位还没被承认的当代凡•高站在你面前，你根本看不出他会是一只天鹅，你会不会像《丑小鸭》里的鸡和猫那样，硬逼他像母鸡那样生蛋？像小猫那样喵喵叫？

1927年夏，天津社会名流借助官府的政治势力，掀起了一场禁舞风波，引发了一场关于“跳舞与礼教”问题的讨论。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大公报》先后发表数十篇文章，对跳舞与禁舞、跳舞与社会风化、跳舞的性质、跳舞

　3月24日出版的香港《文汇报》报道称，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界关于改革进退的最大一次争论，在经历一年多的较量之后，一直延续到今年“两会”前后。近期决策层的坚决表态以及中央权威部门、中央权威媒体的鲜明发声，可谓对这场争论中否定改革思潮作了明确回答，那就是中国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

　　改革要不要继续下去，这其实是一个不难给出答案的问题。我相信，即便是那些质疑改革的人也不会否认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历史倒退。但我们需要问的是，为什么道理尽人皆知，还是有些人声嘶力竭的质疑改革事业？我们还需要问的是，为什么在1979年～1992年改革发轫之初质疑改革的声音没有像现在这般气势汹汹？——按说这段时间改革刚刚起步，利益关系千丝万缕，应该是质疑声音最响亮的时期啊。

　　显然，这就是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的基本分野。1979年～1992年，改革处于增量改革时期，在这个时期，除了少数持保守主义立场的极左派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反对改革之外，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是支持改革的，因为正是改革使他们由一个一穷二白的无产者变为一个“既得利益者”。而在1992年之后，随着改革由增量改革进入存量改革时期，似乎改革的形势就大为不同了，改革的“帕累托改进”功能严重弱化，公民在存量改革时期积累的财富不时与改革的要求发生碰撞，于是，质疑改革之声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

　　时下，我们正处于存量改革时期。存量改革就意味着改革不再是全社会都继续受益，而是只有少部分人或极少数人继续受益。而鉴于法律、制度、监管的严重滞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时期，少数权贵阶层更容易成为受益者，而且他们为了继续受益甚至不惜损害社会绝大部分人仅有那点财富——而这，显然是社会绝大部分人无法容忍的。近几年，教改、医改、房改等关涉国计民生的重大改革事业的一地鸡毛，更是让老百姓对改革的前途、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深深的忧虑。

　　忧虑来自于担心已有的东西会失去。对于老百姓来说，继续改革的诱人前景固然让人心向往之，但已有的财富千万不要失去才是头等大事。于是，尽管仍不知道社会进步的伟大尽头在哪里，但人们心里开始有了一个低调的摸得着的目标：一个健康而理性的改革，必须是一个不能轻易把我们已有的东西拿走的改革——而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就促使着我们必须终结“改革时代”的大刀阔斧，继之以“民权时代”的斤斤计较。

　　必须承认，20多年来，“改革”这个词似乎成为了一种形迹可疑的意识形态。它公开要求一种“牺牲”，即要求“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近几年，权贵阶层借改革之名更是把这种“牺牲”推上了顶峰。看看那些失去土地无家可归的农民、疲于奔命的下岗工人、被强制拆迁的孤苦无告者，你就必须承认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侵权”的代名词。

　　我们今天呼唤由“改革时代”进入“民权时代”，其实就是呼唤一种新型改革观：无补偿无改革，无谈判无改革。改革必须继续进行下去，但改革也必须尊重民权，即尊重公民的“既得利益”。任何人都不能打着改革的旗号行损害民权之实，即便是基于宏观的考虑而出现暂时的征用，也必须有合乎正义的补偿机制。否则，只有少部分受益的改革迟早会耗散尽改革以来所取得的全部成果。

 

坦率地说，作为卡森·麦卡勒斯的中文译者，我非常讨厌这个女人。

在拿到《心是孤独的猎手》之前，我并没有看过这位美国女作家的著名作品《伤心咖啡馆之歌》。她的名声我却略知一二，因为麦卡勒斯在中国享有一种神秘的宠爱，她的名字加上那个“伤心咖啡馆”，有点像普鲁斯特的“小玛德莱娜”点心，一下子勾起了对全部往事和青春的伤心回忆。她的名声恰到好处，既不像格特鲁德·斯泰因那么小众，也不像杜拉斯那么大众，因此麦卡勒斯的名字成了可以被悄然分享的高尚的秘密，还带着轻微的战栗。不幸的是，我不曾拥有这个秘密。

20年前，据不可靠的记载，《伤心咖啡馆之歌》被翻译成中文之后，没有经过任何宣传，麦卡勒斯就被中国的文学青年铭记在心，一刻都不会忘记，“麦迷”们散落在祖国各地，被绝世的孤独所滋养。直到20多年后，麦卡勒斯的两部长篇才首度被译成简体中文，“麦迷”们得以再一次跌落到她黑暗、阴郁、荒诞又无比真实的世界里。她是一个双性恋者一个感情吸血鬼

众所周知，麦卡勒斯的感情生活是一团乱麻。

1937年，刚满20岁的麦卡勒斯嫁给了同样一心想当大作家的利夫斯。1940年，23岁的麦卡勒斯凭借长篇处女作《心是孤独的猎手》一举登上美国文坛。她的母亲在麦卡勒斯很小的时候便坚信女儿与众不同，会成名成家，母亲的意志力在女儿身上发挥了作用。但是人性里的虚荣也被麦卡勒斯放大到极致，不管是爱与被爱，男人还是女人，都被虚荣的阴影映照得暧昧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很难明了。

他们的婚姻生活时好时坏，离婚、复婚、酗酒、无数的派对和恋爱，除了写作之外，过着标准的无所事事的文艺生活。夫妻两人都是半公开的双性恋者，他们曾经同时爱慕一个男人，三个人一起同居过一段时间。一段混乱的恋爱往往接着另一段混乱的恋爱，在感情上，麦卡勒斯贪得无厌。凡是她爱的人，她会想尽办法去索取爱的回报，直到把自己和他人弄得筋疲力尽，爱她的人最终会离她而去。她自私、贪婪、神经质，热衷于社交，希望世界围着她转，一切以她为中心。她是个吸血鬼，耗尽了朋友、丈夫、情人的心血。

关于她的同性之爱，有一个著名的八卦。她疯狂地爱上了1890年出生的凯瑟琳·安·波特。波特是美国著名的南方派女作家，活了90岁。

为了得到波特的爱，麦卡勒斯躺在波特的房间门口，苦苦哀求波特让她进门，让她有机会示爱。然而波特对她毫无兴趣，不给她任何机会。到了吃饭时间，波特打开房门，看都没看她一眼，从麦卡勒斯身上跨过去，径直走到餐厅吃起饭来。

和麦卡勒斯孤寂的作品对比，麦卡勒斯的现实生活充满了喧哗。不了解她生平的读者，常常会误以为麦卡勒斯在南方沉闷的小镇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仅此一点，足以令人惊奇。我想，若要解开麦卡勒斯之谜，需要从贯穿她一生的疾病和高个子入手。身体之痛大于心灵之痛，这点被很多人所忽视。

她生活乱七八糟却写了伟大的小说

生活弄得乱七八糟，小说又是严谨的，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卡森·麦卡勒斯的才华是明摆着的，不容置疑。

《伤心咖啡馆之歌》的优点不必再多说了，它是一部接近于完美的中篇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有一个伟大的开头：“镇上有两个哑巴，他们总是在一起。”仅凭这个开头，这部小说就可以打90分。《心是孤独的猎手》从一个叫《哑巴》的短篇发展而来，涉及到情感的部分有非常动人和紧张的力量：哑巴的爱，咖啡馆老板对小女孩米克的爱，小女孩米克对哑巴的爱，米克弟弟对女孩贝贝的爱……如果抽除掉南方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单纯地描写感情或人与人的关系，它会是一部更好的作品。

从小说的诗意和结构上看，《婚礼的成员》比《心是孤独的猎手》出色得多。麦卡勒斯把一个本应写得非常难看的小说写得有点好看，这不太简单。她这次没有借助于残疾人（罗锅、哑巴……）来展开诗意的叙述，却获得了某种内在的诗意。它出人意料的方式又不是通过哥特式的夸张和变形，内容平淡，结构传统，效果可不一般。麦卡勒斯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呢？去看书吧。

夏可可

南北漂流的女青年夏可可喜欢把自己的小说粘贴在网上，无意间写下的文字竟然在网上得到广泛好评，并成为文学网站“榕树下”状元阁的“状元”。然而，也有不少文学专家对这类网络小说大行其道颇有微词。近日，出版夏可可小说的几家出版社在广东召开她的作品研讨会，会上，有各地来的文学权威人士认为，这类网络小说连起码的语法规则都没有遵守，纯粹是胡闹。夏可可对此进行了回应。     根本不值一读     有专家这样批评：网络小说过于单薄的描写，以对话为主的短句子让人看着很不舒服。这些小说无视社会现实，只是单纯陈列一些无关紧要的感觉，和千篇一律的故事情节，纯粹是幼稚的低龄文学，根本不值得一读。他们认为真正的文学是以那些发着光、带着魔力的文字来净化阅读者心灵的精神精髓。有些省级作家协会的专家干脆称这些小说根本不是文学。     冲击不容忽视     据介绍，夏可可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爱情》在网上有数百万的网民浏览过，出版后首印即达到10万册销售量的好成绩。当然单凭以上的事实并不能断言小说便拥有了所谓的“文学性”。那么是不是据此就可以认为那些为网络小说疯狂的青年读者都很幼稚？会上，也有评论家认为，虽然夏可可们掀起的热潮同几年前激情浪漫小说的大受欢迎的现象有所类似，但其中它还另外包含着更深层次的含义。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关注那些吸引了数十万读者的“夏可可之流”的小说，究竟在给我们的文坛带来怎样的影响。虽然通俗文学威胁正统文学的现象已不再鲜见，然而网络小说的出现如今已深深动摇了人们对文学的固定认识，以及对作家的定位和交流方式。这种文化冲击拥有改变文坛指向的巨大潜力，不容忽视。     倾听作者声音     面对这些批评，夏可可当场对这些说法进行了回击，她说，难道天下所有的文章都得像传统小说一样吗？我的小说就是真实生活的写照，是我将很多人的灵魂写进我的文字之中的载体。有专家认为，传统文学以及批评家们有必要仔细听来自他们的声音，因为“夏可可热”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化现象也可以看作是青年们向我们正在变质为“个别人文学”的文坛敲响的警钟。那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以及对那些昭示着我们文学未来的活泼的思考和创造力的扼杀，对拯救我们日渐消沉的文学界毫无帮助。

《偶像的黄昏》，傅国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２月版，１８．００元。

　　奥一网讯 傅国涌先生是位有积淀、有眼光、有情怀的学者。他经年致力于钩沉近现代史事和人物，发掘暌违已久的文化品格和精神传统，以之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并由此感怀时事、臧否人物。阅读他的文字，时时能够感受到一种怅惘、冷峻和忧思，催人警醒，令人低徊。

　　从《追寻失去的传统》到《１９４９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从《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到《偶像的黄昏》，短短两年多时间，傅国涌就有四本文集问世，其勤奋不难想见。与前三本书各自集中阐释一个命题不同，《偶像的黄昏》收入的文章比较多样，既有人物点评，也有世相杂谈，既有学术文章，也有读书杂感。正因为此，本书或许更能见出傅国涌先生的视野和关怀。

　　书名题作《偶像的黄昏》，乃是源于放在卷首的同名文章——《偶像的黄昏：从金庸到金庸酒——兼谈金庸与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难产》。对于至今仍然迷信金庸的人们来说，这篇文章实不失为一服清醒剂。在给金庸作过传的傅国涌看来，金庸仍然是个传统士大夫：崇拜至高权力，迷信好人政治；认定“报纸是老板的私器”，媒体要听从政府指挥；绝对仇视美国；始终贪恋财富。“他的权力观、新闻观、金钱观、宗教观以及他强烈的反美、仇美观点，都暴露出他性
格中懦弱、自私、贪婪、虚伪、狭隘的一面。一句话，在人格、思想、心理结构上他还没有走出古代。”傅氏对金庸的这一“定位”与胡一刀相似。胡在《金庸与韦小宝》（２００１）一文中说：“所可惜者，身为多寿多金的社会贤达，晚年的金庸未免凡心不定，思想未能精进，政见每多保守。”“金庸二字，金是文化上的，庸是政治上的。他不是令狐冲，倒近乎韦小宝了。”傅氏在分析了金庸的四个精神来源后还有此一叹：“金庸的选择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中国这块土地
上要成就现代人格是何等艰难。”

　　除了金庸，被傅氏颠覆的大牌偶像还有李敖和王朔。其中对于王朔的蹿红，傅氏指出“在一个犬儒主义盛行的民族里，王朔注定了要成为万众仰视的英雄、明星。这是一个人们什么也不信的时代，王朔的登场正好以他那些别开生面的胡侃神聊掩盖人们内心的恐惧、怯懦和无聊”；“王朔现象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民族灵魂深处的丑陋与卑怯”。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其写于１９７６年的一本描述勃烈日涅夫时代苏联社会犬儒主义的书中，曾引述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苏联异议人士的话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这种犬
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正如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王朔小说可以“上天入地”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与上述几篇文章相比，《打翻的五味瓶——中国人走近诺贝尔文学奖的历程》虽非一篇颠覆偶像的文章，但也可纠俗见之偏，从而使不倒的偶像更加真实。比如对于鲁迅拒绝诺贝尔奖提名，一般都认为是鲁迅自谦的结果，似乎不自谦就一定如何如何，但其实这自谦未尝不是基于冷静与理性的判断。鲁迅在１９２７年９月２７日写给台静农的信中说：“诺贝尔奖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对于鲁迅的小说创作成就，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有这样的评价：“《呐喊》集中最长的一篇当然是《阿Ｑ正传》，它也是现代中国小说中唯一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然而就它的艺术价值而论，这篇小说显然受到过誉：它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尽是插科打诨。”虽然夏的观点可以讨论，但至少可以使得人们冷静看待鲁迅的“实力”。

　　颠覆偶像之外，本书还树立了一些偶像——发掘了一批淹没无闻的奇伟人物。力倡“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出版家张元济、邀集一批当世大家撰稿的副刊编辑向继东、唯一敢为胡风申辩的吕荧、十年收留袁克定的张伯驹……众多人物无不让人领略到一种精神的力量和文化的底气。而在偶像的颠覆与树立之间贯穿的其实是一个相同的逻辑，那就是现代价值的建构和坚守。

销量急剧下滑创作后继无人

　　奥一网讯 《七剑下天山》正在央视热映，《神雕侠侣》也在浙江首播。由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和电视剧，已在中国大陆乃至海外掀起了一股热潮。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武侠小说发扬地香港，近年武侠小说的读者人数及作品销量却一直急剧下滑，风光不再。

 “金梁时代”，武侠小说风光一时

 　　武侠小说并非香港首创。在金庸、梁羽生之前，中国大陆早已有白羽、还珠楼主等武侠小说名家，作品也曾风行一时。但直至上世纪50年代，金、梁两大“武林高手”出现，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新派武侠小说”，武侠小说才墙外开花，另有一番看头。

　　据香港研究者说，当年梁羽生在《新晚报》上连载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之后，金庸开始写作《射雕英雄传》，简直是华山论剑，双峰对峙。前者以刻画人物性格取胜，后者强在故事精彩。两人在书写时，除了丹心侠骨、铁汉红颜之外，都流露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内涵，甚至还有历史、地理、人物、事件的真实感。

　　两者相比，金庸的文字和对白较为接近传统章回小说，但故事结构与叙事方法，都融入了不少好莱坞的电影手法和现代的心理描写，而主要人物的塑造，显然受到了西方近代文学作品的影响。梁羽生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在小说中经常加上对联回目和自撰诗词，但在文字上却较金庸更为西化，人物性格上同样能见到西方小说角色卡门、牛虻等的影子，人物对白也颇为白话。

　　一直追看梁羽生及金庸武侠小说的陈先生向记者回忆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市民生活水平不高，追看报章连载的武侠小说就成为不少青少年每天的一大娱乐。而金庸于1955年发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纸风行后，此后他陆续创作的《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等多部作品，更令香港武侠小说在社会上风靡一时。

　　其后，港台陆续出现了一大批武侠小说作家，其中香港方面的“后起之秀”，当以倪匡为首。他虽未如台湾的古龙般红得发紫，但产量之多，犹有过之。在武侠小说如《六指琴魔》、《玉女英魂》等之外，倪匡又为张彻等导演写了大量的武侠电影剧本。此外，还创作了“女黑侠木兰花”系列，可说是时装的武侠小说。

近来，武侠小说作家、作品和读者都锐减

    梁羽生早已不再写武侠小说。

　　
　　然而奇怪的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恰好是金庸写压轴之作《鹿鼎记》的时间），武侠小说突然出现急剧下滑的趋势，武侠小说作家、作品和读者都出现锐减，风光不再。香港武侠文坛中较耀眼的新星难得一见。

　　直至前几年，香港的武侠小说才出现“小复兴”。凭“玄幻武侠小说”成名的黄易，在香港掀起了新的武侠小说热潮。但在受欢迎程度上，黄易比之前提到的几位，无疑仍然有着较大的差距。

　　在观塘开店租借武侠小说的邓先生对这种变迁别有一番体会。他说，该店自上世纪90年代开张以来，店内有接近5000本武侠小说，最受欢迎的往往仅限于金庸与梁羽生的作品。

　　但现在，前来租借武侠小说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令该店的生意大不如以前。

 武侠创作陷入低谷

    黄日华和翁美玲塑造的经典武侠人物形象：金庸《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和黄蓉。

　　对此，香港不少学者都认为，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是导致长篇小说（绝大部分武侠小说都是长篇）的黄金时代不再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产品在香港的普及，也令日本动画《机器猫》、《IQ博士》、《龙珠》等取代武侠小说，成为香港青少年的至爱。

　　不过，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钟华却认为，新秀作家的水准明显下降，才是近年武侠小说热潮减退的最主要原因。他指出，由于金庸、梁羽生等的武侠小说创作成就已达巅峰，无论情节构思、创作技巧和写作风格，后人都难以超越，最多只能表面和简单地模仿。所以，在金、梁退出江湖后，武侠小说就一直陷入低谷。“因此，我们这些传统武侠小说迷，可说是翘首企盼，把希望寄托在武侠剧身上。这是造成金庸的作品翻拍又翻拍，掀起一浪又一浪的武侠电影及电视剧热潮的原因。”

　　事实上，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数字显示，去年香港所有公共图书馆总共借出6100万本书，在前20本出借率最高的中文小说中，金庸的武侠小说就占了6本，除了位列榜首的《射雕英雄传》被借阅9777次外，《鹿鼎记》、《天龙八部》及《倚天屠龙记》也进入前四，可见香港仍有一大批武侠小说迷。康文署助理署长李玉文指出，金庸小说称冠多年，其作品不但深受年长读者欢迎，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因此才能一直成为最多人借阅的书籍。钟教授感叹道：“虽然一些武侠小说经典仍然热卖，但任何人都看得出后继无人，武侠小说在未来不可能再出现‘金梁时代’的热潮了。”

日本著名小说家村上春树将被授予2006年弗朗茨·卡夫卡文学奖，颁奖仪式将于今年10月28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

57岁的村上春树是这一文学奖的第六位得主。他将获得一尊弗朗茨·卡夫卡的雕像和1万美元奖金。弗朗茨·卡夫卡文学奖设立于2001年，以德语文学巨匠弗朗茨·卡夫卡的名字命名，每年评选一次。位于布拉格的弗朗茨·卡夫卡协会每年把这一奖项授予对促进民族文化作出贡献的作家。

在过去两年中，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和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分别获得弗朗茨·卡夫卡文学奖，而这两人在获奖后的数月又分别获得了2004年和200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原本只属于两人的笔伐论战，如今却因为旁人的一纸诉状搅得博客江湖波澜四起。继陆天明和陆川父子投奔“白军”大营之后，高晓松又于上周将一份长达三页的律师函公布于众，文中称韩寒未经其许可，在《三重门》中引用了自己享有著作权的歌曲《青春无悔》的歌词内容，并表示要提请法院没收韩寒的非法所得，并给予民事制裁。此举让原本趋于平静的“韩白之争”再度硝烟四起。日前，高晓松又有了第二项强势行动———他在博客上“预告”，不日将有《少年韩霸路记》的新帖亮相，以此应对韩寒。同为两人好友的徐静蕾有些想不通了：“男生怎么那么爱打架？”
　　随着解玺璋、李敬泽纷纷撰文“批韩挺白”，3月10日，韩寒在博客上宣布“结束论战”，而另一位当事人白烨也悄然“隐退”。眼瞧着这场笔伐之战欲鸣金收兵，不料三天之后，陆天明在其博客上又大批“韩白之争”，称文学争论发展到这一步太不像话，也太不应该。紧随其后的陆川也在博客上撰文声援父亲陆天明。
　　迎头而上的韩寒接连抛出了《文学群殴，学术造假》和《上阵父子兵，伙同亲友团》两篇“檄文”予以反击，以戏谑甚至粗鲁的用语将所有当事人嘲讽了一番，文中的一串“胡说八道，指鹿为马，拿钱说话，迂腐愚昧，停滞不前，倚老卖老，道貌岸然，阳奉阴违，装x扯蛋，强奸文学”等词更是令人瞠目。
　　与此同时，韩寒的“粉丝团”开始疯狂地在陆天明和陆川的博客上“狂轰滥炸”，数以万计的点击率只升不降，早已平息的“韩白之争”由此引发了一场群雄乱战。

　　高晓松：起诉只是为朋友撑腰

　　3月23日，高晓松的一封“致韩寒的律师函”出现在其博客上，将原本小打小闹的文学争论搬至公堂。与文坛本无太多瓜葛的高晓松在此时加入混战，此举着实令人费解，而高晓松本人的解释却是：“我就是要为哥儿们撑腰！”
　　高晓松在博客中说：“我没权力和资格教育你（韩寒）什么，也不关心什么‘文坛之争’……但你和你的追随者们疯狂骂了我哥儿们陆川和他父亲陆天明……我想，以你一直标榜的强悍作风，有人这么对你哥儿们你也会开上你的赛车冲上去———我没你那么强悍，我的知音们也没你的追随者那么凶猛，但我义不容辞，一定要来捅捅这个马蜂窝，大不了陪哥儿们父子一起挨骂呗，反正这已经斯文扫地，个人尽自己的操守吧！”

　　韩寒：调侃“高晓松维权”

　　面对高晓松的义愤填膺，韩寒的反应却有些出人意料。高晓松的律师函公布在网上还不满两小时，韩寒就在自己的博客上做出回应：“我支持高晓松一路凯歌”，并建议“最好组团起诉”，同时还嘲讽高晓松“歌手就爱唱凯歌，维权也要走陈凯歌路线”，并拉来自己在其他作品中引用过歌词的音乐人罗大佑和许巍，“建议你们也起诉我吧！”文中充满了调侃和谑嘲，显然对高晓松的一纸诉状不屑一顾。
　　不过，让高晓松始料不及的是，正当他揪住韩寒的小辫子之时，“寒流”组织也指出“高晓松就是第二个花儿乐队”，并大量列举了“抄袭”证据。高晓松11年前的作品《恋恋风尘》成为众矢之的，因为该作品的尾曲部分采用了世界名曲《最后的华尔兹》的旋律。不少网友表示，如果韩寒在小说中引用他人的歌词属于侵权，那么高晓松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他人的旋律同样属于违法行为。
　　昨日凌晨，高晓松撰文澄清自己并未“抄袭”，称此曲是吉他手曹钧所作，如果起诉的话也只能找他，不过高晓松表示会出钱替曹钧请律师。
　　一小时后，韩寒做出回应，希望这场全明星真人秀“息事宁人”。韩寒在文中称，愿意按照千字千元的最高稿酬支付给高晓松200元，并允许高晓松发新闻通稿时以《韩寒恳求认错，高晓松心软撤诉》为标题。同时为方便高晓松寄送律师函，韩寒还附上了自己的通讯地址，并表示“如果给了台阶不往下跳，坚持要爬得高点往下跳，我也没办法”。

　　徐静蕾：别打了，大家都是朋友

　　照理说，老徐和这场“群架”沾不上边，但深陷“博客绯闻”的她这次也难以脱身，一边是自己的“暧昧”男友，一边是自己的“红颜知己”（高晓松在博客链接中称老徐为“北部红知，长得好看”），老徐的一言一行都被高度“监视”。
　　前日，老徐终于在博客中发话：“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表态？好难啊……反正总觉得息事宁人是最好，要打架？还有完啊……”老徐表示，两人都是自己的好朋友，无论说什么都不合适。不过在写到两人的官司时，老徐颇有经验地落笔道：“打这样的官司，那二位，谁，都不算是伤筋动骨。倒是弄不好又让人说是‘炒作’。”

　　网友：当局者清，旁观者不迷

　　尽管这场乱战招徕了不少网友的“誓死加盟”，不过看热闹的总是比凑热闹的多。俗话说娱乐圈内的事，向来是当局者清，旁观者迷，但如今的“观众”却不可小觑，一双“火眼金睛”似乎把这乱局看得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
　　争风吃醋说不少网友表示，从平日的情形来看，老徐、韩寒、高晓松这三人平日关系本就不一般，如今闹成如此僵局，而老徐的表态又显暧昧，似乎有难言之隐。韩寒的“粉丝”倒是捅破了这层纸：高晓松争风吃醋，嫉妒老徐和韩寒的绯闻恋情。
　　为偶像报复说另有网友分析，高晓松和郭敬明的关系非同一般。经常能在郭敬明的博客上看到其大段大段的留言，曾经还为郭敬明遭受老作家对80后作家的批评鸣不平，还用了“喜欢你文字的节奏，以及后半拍流露的辽阔”这样直接抒情的语句赞美郭敬明，并用“我喜欢的人比喜欢我的人还少”来形容郭敬明在其心中的偶像地位。网友认为，高晓松这次攻击韩寒，显然是对人不对事。郭敬明和韩寒有矛盾在先，高晓松这次挑战韩寒，不免令人怀疑其动机。
　　作秀说记者发现，“韩白之争”起初双方的支持者可谓是势均力敌，但当“韩白之争”发展到“韩高之战”时，明显支持韩寒和持中立意见的网友占据了绝大多数。一些网友表示，原本只是一个娱乐事件，如今抬升到法律层面，未免有些小题大做，况且高晓松的揭竿而起本来就显得非常突兀。高晓松起诉韩寒应该是一场作秀大于实质的演出。

    以大胆揭密日本皇室恋情的《无尽的卡农》三步曲而走近中国读者的日本著名作家岛田雅彦，是一位在日本文坛颇具“另类”风格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与情爱观上亦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本报特约记者日前在上海对他进行了专访。

  
    说到岛田雅彦的“另类”，其实早在他将俄语作为自己的大学专攻科目就已初见端倪。当时绝大多数日本人都以美国马首是瞻，拼命学英语，而岛田雅彦偏偏选择了“具有叛逆性”的俄语，他说这样做只是为了求得内心的平衡。

    在当今日本文坛，岛田雅彦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另类”。他的特立独行使他得罪了一大批人，所以始终与文学大奖无缘。岛田雅彦坦言，自己早期的作品革命性比较明显，但在游历了50多个国家之后，便转而将自己对社会、政治的观察融入到日常生活。“原来我跟大江健三郎的关系非常不错，后来我与日本左翼作家的关系开始恶化，与大江健三郎也因意见不一而绝交。在日本文坛，我是个被孤立的人。”

    正是由于岛田雅彦的这种“另类”气质，驱使他完成了在日本作家圈中无人敢为的涉嫌影射皇太子妃婚前恋情的《无尽的卡农》三步曲。要知道，在日本描写皇室成员的情爱绝对是艺术创作中的禁区，以致其作品被封存3年才得以问世，他本人也险些成为日本右翼组织攻击的对象。

    岛田雅彦说：“人有时会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这是一种刺激的冒险，就和爬喜马拉雅山一样。世界上没有哪种动物会像人那样爬得那么高，在如此稀薄的空气中感觉到极度的兴奋。”他总想尝试别人没有体验过的创作快感，比如《自由死刑》写的就是一个人内心具有强烈的死的欲望，但始终没有死成。在探讨了“如果只能活最后一个星期，我会做什么”这一话题之后，《自由死刑》实际上成了企图自杀者挽救自己生命的“教科书”，而岛田雅彦也着实玩味了一把“濒死的快感”。“如果马上就要死了，你最想吃的是什么？”晚餐时，岛田雅彦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谈到情感方面，岛田雅彦自有其“另类”主张。他说真正的爱情是命中注定的，是一种潜意识里的东西，你的基因会指令你去找到所爱的人。当记者告诉他在中国有“七年之痒”一说时，他会心地笑了，并称自己婚后第4年就“痒”了。在经历了夫妻争吵、冷战、孩子出生等诸多事情后，岛田雅彦越来越感觉到“恨”也是夫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于时下吹遍日本文坛的“纯爱风”，岛田雅彦认为,日本每隔12年就会掀起一个纯爱高潮，而这又与经济景气状况有关，经济不景气，人们就会向往纯爱；经济状况一旦好转，人们又会热中于婚外恋。渡边淳一的作品在中国如此受欢迎，或许就跟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无关联。作为文学研究者，岛田雅彦读过许多中国明清时期的艳情小说。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最新作品《颓废姐妹》写的是东京两个姐妹沦为妓女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些小说的影响。

    当被问及村上春树、渡边淳一的作品能否代表当代的日本文学时，岛田雅彦笑着说，这就如同在问《哈利·波特》能否代表英国文学、斯皮尔伯格能否代表美国电影。村上春树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像万金油一样畅销世界各国，是因为他在创作中刻意不流露出民族意识，写完后还会反复检查，抹去所有的民族色彩，这样他的小说就变得“全球化”了。

    针对目前中日两国文坛作家日趋年轻化的现象，岛田雅彦认为，没有丰富的人生历练，过早地投入写作或许并不是件好事，作家应该是人生的最后一个职业。